第二章 生活的外表的美化

随着出身显贵愈来愈不再给人以任何特权，个人就愈不得不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而社会也就愈不得不力求表现其本身的优点和具有吸引力。个人风度和一切较高形式的社交成了人们有意识和抱有风雅目的来追求的目标。

即使在男女外貌和日常生活习惯上，他们也比欧洲其他民族更为完善优美和高雅。上层阶级的住宅毋宁是属于艺术史的范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宫城和城市宅第如何在舒适、整洁和谐调上远远超过了北方贵族的住所。服装的式样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不可能和其他国家的式样作完全的对比，尤其是因为十五世纪末以来模仿其他国家样式之事，屡见不鲜。那时的装束，如意大利画家们所表现的，是当时在欧洲所能看到的最舒适方便和最悦目的服装；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它们是不是代表流行的式样，或者是不是被艺术家忠实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没有一个地方象意大利这样重视服装。意大利人民过去是，现在也是爱虚荣的；甚至他们之中的严肃认真的人也把漂亮适体的服装看作个人完美的一项因素。的确，在佛罗伦萨，有一个短短的时期，服装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式样，一直到十六世纪很久，还有些特别的人仍旧有勇气这样做；而多数人无论如何也表现出了他们能够按照他们个人的体裁来改变服装式样。乔万尼·德拉·卡萨，警告他的读者不要显得奇特或者离开现行的式样，那是一个衰落的征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无论如何在男人们的服装上，把统一看作为最高的原则，因之它实际放弃的远比它意识到要放弃的多得多，但是它却为自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而这一点，按照我们的事务观念来衡量，是远超过一切不利之点的。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规定男人服装和限制女人奢侈的规章和条款。在服装式样不太自由的地方，象在那不勒斯，那些道学家们遗憾地承认：在贵族和市民之间看不出区别来。他们进一步哀叹式样的迅速改变和——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对于从法兰西来的无论什么东西都盲目崇拜，虽然在许多情形下从法兰西接受回来的服装式样原来都是意大利的。我们不预备更多地去谈论，这些时常发生的变化和对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式样的采用究竟对于这个民族喜爱外露的感情起多少作用。但是我们在它们身上看到了在1500年前后几十年里，意大利的生活情况迅速变动的另外的例证。意大利各地的被外国人占领不仅使当地的居民们采用外国式样，而且也往往使他们放弃一切服装上的奢侈。兰第曾记载了米兰的这样一种公众感情的变化。但是，他告诉我们装束上的区别继续存在，那不勒斯以华美著名，而佛罗伦萨在作者看来则以荒唐可笑著称。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女人们用一切化妆所能提供的方法来改变她们的姿容的努力。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象这时候的意大利一样，如此不厌其烦地来修饰面貌、肤色和改变头发的生长情况。所有的人都不惜以最显著和最明白的虚饰手段来追求流行的式样。一般的服装在十四世纪时颜色上有高度的变化并且带有很多的装饰品，而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采取了一种更谐调的富丽的性质。抛开这个不谈，我们这里特别谈一谈比较狭义的化妆。

装饰品中使用最多的是假发。它往往是用白色的或黄色的蚕丝做成的。斥责和禁止它的法律是无效的，直到某一个劝人忏悔的讲道者感化了戴假发的人们的浮世思想，情况才有所改变。那时，人们在广场的中心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柴堆上，除了琵琶、骰子盒、面具、妖符、歌本和其他浮华的东西以外，还堆积有大批的假发，这些在一把净火之下立即就化为灰烬。人们所要求的理想的头发的颜色，不论天然的和人工的都是金黄色。因为人们认为太阳光能把头发变成这种颜色，所以许多女人们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都会整天在露天中度过。染料和其他混合药品也随便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除了这一切，我们还看到名目繁多的涂抹面部每一个部分——甚至涂抹牙齿和眼睑——的美颜水、油膏和脂粉，而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诗人的嘲笑、说教者的愤斥和这些化妆品对于皮肤发生有害影响的经验，都没有力量阻止妇女们把她们的脸涂抹成一种不自然的形状和颜色。有几百人勾脸和戴面具登台的壮丽的奇迹剧的不断上演，可能助长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弊习。可以肯定，它是流行得很广泛的，而乡间妇女也在这方面和城市姊妹们争妍。劝戒她们说这种装饰是高等妓女的标志是没有用的；最可尊敬的主妇们终年不施脂粉，但在假日当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时还是照样地用它。但是，无论我们把这种坏习惯看成是和生番纹身一样的野蛮的残余，或者是如艺术和复杂的化妆术引导我们所想的那样，把它看成是在面貌上和肤色上希望达到一种圆满的青春美的结果——随便哪一种看法都少不了男人方面的多方鼓励。

香水的使用也超过了一切合理的限度。它们被使用在每一件和人类接触的东西上。在节日，甚至骡子也被涂以香水和油膏，皮埃特罗·阿雷提诺曾为收到一卷洒了香水的钱而感谢柯西莫一世。

当时意大利人相信他们比其他民族更为清洁。事实上，人们有一般理由来支持而不是反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现代的完美的社交观念来说，清洁是不可忽视的，而这在意大利比其他地方都发展得较早。意大利人在当时所有民族中最为富裕，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假定。赞成或者反对这些主张的证据当然决不会是现成的；如果问题是在对清洁作出决定上谁先谁后的话，那么中世纪的骑士诗或者比意大利所能提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在前。不过，文艺复兴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格外的整齐清洁，尤其是在他们用餐时的举止上，受到特别的注意，而“日耳曼人”在意大利则成了一切肮脏东西的同义语。乔维奥记载了马西米利亚诺·斯福查在德意志受教育过程中所染上的不洁习惯，和他回到意大利后这些习惯所引起的注意。同时很奇怪的是：至少在十五世纪，旅馆和饭店都主要由日耳曼人来经营，但是，他们大概主要是从旅行到罗马参拜圣地的人们身上赚钱。不过这方面所谈的可能多少指的是乡间地区。因为人所共知的是：在大城市里边，意大利饭店占首要地位。在乡间缺少清洁的旅馆也可以用生活和财产的一般不安全来解释。

生于佛罗伦萨的乔万尼·卡萨，发表的一本叫做《加拉提奥》的社交礼节手册，是十六世纪前半期的著作。书中以道学家们辨识最高道德真理的那种可靠的机智规定了严格意义的清浩，而且也规定了应丢弃的一切我们认为不合适的恶癖和坏习惯。在其他国家的著作里边，使人生厌的描写的间接影响给了人们以同样的教训，虽然不是那样有系统。

在其他方面，《加拉提奥》也是关于礼貌的一个优美而聪明的指导——关于机智圆通和审慎的一种训练。即使现在各阶层的人们阅读它也还是受益非浅，而欧洲各民族的礼貌观念也不见得会超过它的格言的范围。就机智圆通是一种心灵方面的事情来说，某些人从文明的黎明期就有这种天赋，另外一些人是用意志力来取得的；但是意大利人首先承认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义务和一种有教养和受教育的标志。意大利本身在两世纪的进程中有很多的变化。在这两个世纪末我们感觉到，朋友和相识者之间的实际玩笑的时代——“开玩笑和恶作剧”的时代在上流社会中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民已经脱出了城市的城墙，学会了一种世界性的礼貌和尊敬。我们以后将在较狭窄的意义上来谈一谈社会交际。

的确，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外表生活的美化和提高是世界其他民族中间所没有的。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合在一起构成那种我们所谓的舒适，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在意大利城市中间的平坦的道路上驱车而过是普遍的，而在欧洲其他地方，习惯上是步行或者骑马，并且无论如何也没有人以驱车为消遣。我们还在小说家的著作中读到柔软而有弹力的床、名贵的地毯和卧房家具，这些都是我们在其他国家里边没听说过的。我们还常听到亚麻布制品的丰富和美丽。这些东西很多都被纳入艺术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艺术使生活更为豪华的许许多多的方式，不胜赞羡；它不仅以名贵的花瓶来装饰巨大的餐具架和轻巧的灯架，以华丽动人的挂毡来装饰墙壁，并在梳妆台上摆满了无数优美的小摆设，而且把各个部门的工匠——特别是木工——都吸收到了它的领域里。在中世纪末，整个西欧，只要它的财力许可它这样做，它就立刻向这同一个方向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是产生了一些幼稚的异想天开的不实用的东西，就是受着狭隘的纯哥特式艺术枷锁的束缚，而文艺复兴却在自由地发展着，它深入到它所从事的每一种事业的精神里，它得到了远比北方艺术家更多的保护人和赞赏者。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装饰艺术所以能迅速超过北方，一部分就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一部分也是由于更广泛的和更一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