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阶级的平等化

形成一个完整一致的整体的各个文明时期不仅在政治生活上，在宗教、艺术和科学上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社交生活上留下它特有的印记。因此，中世纪既有在欧洲各国之间区别不大的宫廷的和贵族的礼貌和仪节，也有中等阶级的特殊生活方式。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在这些方面同中世纪形成最鲜明的对比。它们立足的基础也完全不同。当时最高级最完美的社交形式不问一切等级差别，并且只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受教育的阶级存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家世和出身不再发生影响，除非它们和有闲及有继承来的财产联系在一起。不过也不要在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意义上来了解这种说法，因为只要把中世纪的阶级差别作为同欧洲不太进步国家的装腔作势的贵族维持平等关系的手段，那么这种差别就有时仍然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人感觉出来。但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还是稳步走向在近代意义上的阶级融合的。

无疑地，从十二世纪以来，贵族和市民就在许多城市里杂居这一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阶级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得到了统一，而封建主也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而不是从他的山上城堡的观点来看社会。在意大利，教会也从来没有象在北方国家里那样，甘心作为为贵族家庭长子以外的子弟提供生计的手段。虽然常常以最不足道的理由而授予某些人主教、修道院长、大教堂住持等职位，但还不是按照候补人的门第来任命的。虽然意大利的主教更多、更穷和照例没有任何主权，但他们还是住在有他们的教堂的城市里，并且和他们的全体僧侣一起，形成为当地有教养的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继之而起的暴君专制的时代里，大部分城市里的贵族们都有理由和有时间来过一种摆脱政治危险的和充满了优雅快乐的享受的私人生活，但是同时它也就和富有的市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但丁的时代以后，当时新的诗歌和文学著作已为全意大利所有，于此之外还有古典文化的复兴和对于人作为人的一种新的兴趣，成功的雇佣兵队长变成君主，而不仅是高贵的世系，连合法的世系也不再是继承君位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似乎已看到：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对于贵族的信仰永远消失了。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如果要从古代典籍找根据，只就亚里士多德一个人来说，贵族的观念就既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例如，但丁把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贵族之为贵族在于美德及其所继承的财富。”改为他自己的说法，“贵族之为贵族在于个人或祖先的美德。”但在另外的地方，他不以这个结论为满足。他谴责他自己，因为甚至在“天堂”里，当他和他的始祖卡却圭达谈话，提到了他的血统的高贵时，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外套，时间不断剪掉它的一些东西，除非我们自己每天增加一些新的和它相称的东西上去。他在《宴会》中把“贵族”和“贵族身分’同门第条件分开，并把这个概念和道德方面和智力方面的卓越情况等同起来，特别强调高度文化教养，因而把“贵族身分”称为“哲学”的姊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文主义对于意大利的思想影响越大，那种认为门第无关于一个人的好坏的信念就越牢固和越普遍。在十五世纪中，这是盛行一时的看法。波吉奥在他的《论贵族》的对话中，同意他的对话人——尼科洛·尼科利和洛伦佐·美第奇，（大柯西莫的兄弟）的意见，认为除了个人美德之外别无其他高贵身分。他的最尖锐的嘲笑是针对着世俗成见认为贵族生活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一个人的祖先从事于强盗职业的时间越长，他也就离开真正的贵族身分越远。对于飞鹰走犬的嗜好不见得比铺满了松香的鸟巢兽穴更有贵族的味道。古代人的躬耕陇亩将比现在这种无意义的出没于深山密林更高贵一些，这种游荡使他们自己更象野兽而不是象有理性的动物。作为一种临时的消遣，它是很有益的，但不能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据他看来，英国和法国的骑士在乡间或者在密林中的城寨里的生活是十分不体面的，尤其坏的是德意志的那些强盗骑士的行为。洛伦佐在这里开始袒护贵族，但不是——这是一个特点——由于对贵族的天生有任何好感，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五卷里承认贵族的存在，并把贵族之为贵族解释为在于美德和继承的财富。对于这一点，尼科利提出反驳，认为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念，而是出自于一般人的印象；在真正能够代表他的思想的《伦理学》里，他把那追求真正美好的人叫作贵族。洛伦佐徒然强调高贵的身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高贵的家世，尼科利认为罗马的“高贵族身分”（nobilis）（即卓越者）这个字比较好，因为它使一个人成为贵族主要依据他的行为。和这些议论一起，我们还看到了一种对意大利各地贵族生活情况的描写。在那不勒斯，他们不肯工作，既不肯经管他们自己的财产也不肯从事工商业，他们认为做这些事情是丢脸的；他们不是在家里鬼混就是骑马闲荡。罗马的贵族也轻视工商业，但却种他们自己的田地；这种土地的耕种甚至于还得到了一种称号；“那是一种可尊敬的但却是乡下的贵族。”在伦巴第，贵族们依靠他们继承来的产业的租金生活；高贵的出身和不从事任何正规的职业就构成了贵族身分。在威尼斯，“贵族”，即那个统治阶级，都是商人。同样地在热那亚，贵族和非贵族都是商人和水手，只是他们的家世不同；的确有少数贵族仍然作为强盗潜伏在他们的山上城堡里边。在佛罗伦萨，一部分旧贵族已经投身于贸易；另外一些，自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权利，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在鹰犬追逐中消磨掉他们的时间。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几乎在意大利各地，甚至那些动辄以家世自豪的人也不能凭借这种理由来抵抗教育和金钱的力量，而他们在政治上和在宫廷上所享受的那一类特权是不足以激起任何强烈的封建等级感情的。威尼斯只不过是这一条规律的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在那里，“贵族们”和他们的同胞过着同样的生活，所不同的不过是有少数名誉上的特权而已。在那不勒斯，情形自然是不同的，贵族们的严格隔离开的生活和炫耀浮华是把他们排除在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以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中世纪的伦巴第和诺曼底的传统，以及继之而来的法兰西的贵族影响，都有这种趋向；十五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阿拉贡的政权完成了这一工作，并在那不勒斯实现了一百年以后在意大利其余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按照西班牙的理想改变社会，这些理想的主要特点就是轻现劳动和热中于高贵的头衔。在1500年以前，这种新的影响所产生的效果甚至于在较小的城镇里边都是显著的。我们从拉卡瓦那里听到了不满的声音：这个地方的富庶曾是人所共知的，那时那里到处都有泥瓦匠和纺织工；而现在，替代了纺织机和泥瓦刀的，除了马刺、马镫和镀金腰带外就没有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法律博士或医学博士、公证人、官员或骑士，所以到处都是最难忍受的贫穷。在佛罗伦萨，在第一个大公柯西莫的时代，似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他对于选定那些轻视工商业的青年人作为获有他的圣斯蒂芬勋章的武士一事负有责任。这是直接违反佛罗伦萨的良好的老习惯的，按照那个习惯，父亲遗给儿女财产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有某一种职业。但是，一种追求爵位的奇怪而可笑的狂热，特别是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有时竟超过和阻碍了和它不相上下的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这就是对于骑士身分的热中；在一个尊严本身已经失去了一切微小的意义的时代，这实在是当时的一件最荒唐的事情。

将近十四世纪末，弗朗哥·萨克蒂写道：“几年前，每一个人都看到：所有劳动人民直到面包师傅，所有梳羊毛工人、高利贷者、银钱兑换商和各种各样的恶棍怎样变成了骑士。当一个官员去管理一个地方的小市镇时，他为什么需要一种骑士身分呢？这个头衔和任何一般混饭吃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呢？不幸的尊严你何其衰颓啊！那长长的一系列的骑士职责，我们的这些骑士们尽到了哪一项呢？我所以要说这些事情为的是使读者看到：骑士身分已经死了。如果竟至于把荣誉赠给死人，那么为什么不赠给木石，不赔给一条牛呢？”萨克蒂用例证来说明的那些故事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我们读到：贝尔那波·维斯康提给在一场喝醉了酒的吵架中获得胜利的人以骑士的称号，和后来又嘲笑地以同样的称号给了那个失败者；德意志的骑士们及其头盔和器械受到了嘲笑，以及更多的这一类的故事。后来，波吉奥嘲笑过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没有马的和没经过战斗训练的骑士。那些想要维护他们的骑士勋位的特权，持着长枪佩带徽章骑马出现于佛罗伦萨的人将发现：他们可能遇到政府的干涉和许多嘲笑者。

再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这种过了时的、同贵族家世没有关系的骑士制度，虽然一部分是疯狂地追求头衔的结果，但仍有它较好的另一面。比武的习惯还没有废除，不是骑士就不能参加。比武场中的决斗，特别是困难而危险的长枪刺戮提供了一个表现力气、技巧和胆量的良好机会；这些在一个如此重视个人长处的时代里是谁也不愿意忽视的，无论他是什么出身。

从佩脱拉克时代以来，比武就被抨击为是一件危险而荒唐的事情，但这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因为这个诗人的感伤呼吁而相信他的话：“在哪本书上我们看到过这样的记载，说西庇阿和凯撒是马上比枪的能手呢？”这种习惯在佛罗伦萨越来越普遍了。每一个正派的公民都把他的比武——无疑地，这时不象以前那样危险了——看作是一种时髦的游戏。弗朗哥·萨克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这样的节日骑士——一个七十岁的公证人——的一幅可笑的图画。他骑在一匹从一个染匠那里赁来的瘦马的背上，到佩雷托拉参加那里廉价的比武。某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根荆棘绑在这匹战马的尾巴下边，马一受惊，就跑开了，把这个戴着头盔的骑手一直带回城里，弄得他遍体伤痕，饱尝惊恐。这个故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妻子对于他丈夫的这种极端荒唐的冒险大为震怒，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

在结束时还可以提到：美第奇家族对于这种比赛也感到极大的兴趣，好象是要表明——虽然他们是平民，血管里边没有贵族的血液——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在任何方面都不逊于一个宫廷。即使在柯西莫的时代（1459年）和以后的大彼埃特罗的时代，在佛罗伦萨都举行过辉煌的比武。小彼埃特罗为了这种消遣而忽视了政务，并且不穿上甲胄不肯让人给他画像。同样的习惯也盛行在亚历山大六世的宫廷里；当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问土耳其的王子迪姆，是不是喜欢这种场面，那个蛮族人很慎重地回答说：在他的国家里边，这种战斗只是在奴隶中间举行，因为这样，如遇意外，也就不在乎了。这个东方人在指责中世纪的这种习俗上，无意间和古代罗马人相合了。

除了骑土道的特殊的支持者以外，我们在意大利各处，例如在费拉拉，还可以看到宫廷服务团，它的成员是有权利获得这个头衔的。

但是，尽管贵族和骑士们的个人抱负与虚荣心很大，可是意大利贵族在社交生活的中心占有一席地位但不是非常高的地位，仍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它惯于和其他阶级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并在文化和学术上寻求它的天然的同盟者。诚然，对于一个廷臣，某种贵族身分还是需要的，但是人们明确宣称，这种要求是由于公众心目中的根深蒂固的成见——“由于一种普遍的意见”——形成的；它从来没有被认为含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没有贵族血统，他的个人价值就会有任何程度的降低，也从来不能从这一条规定就推论说，君主所交往的只限于贵族。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完人——真正的廷臣——应该不缺少任何设想得到的有利条件，所以也就不能缺少这一项。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他之所以必须特别维持一种尊严的有节制的风度，理由并不在于他血管里流着的血液，而在于要求他做到的一种完美的风度。我们在这里已看到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