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传记

在诗歌的领域之外，对历史人物按照他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加以准确的描写，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也是一切欧洲民族中最先表现出有一切卓越的才能和爱好的一个民族。

诚然，在中世纪里，人们在这方面是做过相当努力的。教会的圣徒故事，作为一种经常的传记工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描写的兴趣和才能传了下来。我们在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年鉴中，可以看到许多圣职人员，如帕德博恩的美因渥克、基尔德希姆的高德哈德等人的生动的形象；并且还有以含有美妙的特写的仿古代作家——特别是苏多尼乌斯——的作品对几个德意志皇帝的描写，它们和其他世俗“传记”确实是恰好不断地与神圣的圣徒故事相配合。不过，无论是爱因哈德或拉德维库斯的作品都不能和儒安维尔对于圣王路易的描写相比，这部传记无疑地几乎是对近代欧洲性格唯一无二的第一部完整的精神描绘。象圣王路易那样的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少有的，而他的性格所遭逢的难得的幸运是：一个真诚朴素的旁观者抓住了他一生当中的一切事件和活动的精神，并卓越地表现出来。要想知道弗里德利希二世或美男子菲利普的内在性格，我们就只有从很少的材料上去猜测。直到中世纪末，许多被认为是传记的作品，真正说来不过是当代的历史，对于传记文学中的所谓个性没有任何认识。

与此相反，在意大利人中间，探索非凡人物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普遍的趋向。这一点就是他们与其他西方民族的不同之处，在这些民族中间也有同样的事情，但很少而且都是例外。这种对于个性的敏锐的观察力，只能为那些从这个民族的半觉醒的生活中冒出来、并且自己已具有个性的人们所有。

在流行的声誉概念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种比较传记的写作艺术。这种艺术不再认为有必要象阿纳斯塔修斯和阿涅卢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或者象那些威尼斯总督的传记作者那样，坚守王朝体系或教士的传承。这类写作可以自由地描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同一般或是因为这个人很出众就可以写。它采取苏多尼乌斯、纳波斯（名人传）和普鲁塔克（就他的已为人所知和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来说）等人的作品作为模范。至于文学史上的小传则似乎以我们所知道的苏多尼乌斯的作品“附录”中的文法学家、修辞学家和诗人们的传记，以及人们广泛阅读的多那图斯的维吉尔传记作为典型。

我们已经说过：传记作品——写男女名流一生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十四世纪里。那时他们不写同时代人，自然就要依靠较早的故事。第一部伟大独创的著作就是薄伽丘所写的《但丁的生平》。尽管这部作品写得轻松，词藻美丽，以及事实上充满了主观的臆测，但它还是使人对于但丁性格的突出的特征有了强烈的感受。其次，在十四世纪末，有菲利波·维兰尼所写的佛罗伦萨的名人《列传》。他们是从事于各种职业的人：诗人、法学家、医生、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和军人，其中有一些人当时尚在世。佛罗伦萨在书中被看作是一个有才能的家族，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了注意，而这个家族的精神就在这些成员身上有力地表现了出来。这些描写是简短的，但对于典型的东西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观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描写里边包括了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从那时以后，托斯卡纳人就一直认为描写人物是他们所特别擅长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最有价值的肖像也应归功他们。乔万尼·卡瓦尔康提在他于1450年以前写成的《佛罗伦萨史》的附录中，收集了所有表现在佛罗伦萨人身上的德行昭著和克己牺牲的范例、政见高迈和武勇过人的范例。庇护二世在他的《杂录》中绘了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有名的同时代人的珍贵的肖像；不久以前，还重印了他早年的一部单行本的著作，似乎是这些肖像的初稿，但都描写得非常富有特色。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伏尔泰拉的亚科伯对于教廷人员做了尖刻的刻画。我们曾经常常提到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作为历史权威，应该给予他很高的地位；但在描写人物性格的才能上他却不能和马基雅维里、尼科洛·瓦洛利、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弗兰切斯科·维托利等人相比，在这方面欧洲历史受到他们的影响大致和受自古人的影响相同。必须不要忘记：这些作家的有些作品不久就由于译成拉丁文而流传到北方国家里。要是没有阿利佐的乔治奥·瓦萨利和他的非常重要的著作，或许我们到今天还完全没有北方艺术史或近代欧洲艺术史。

在十五世纪北意大利的传记作家中，斯佩西亚的巴尔托洛缪·法奇奥占有很高的地位。生在克雷莫纳地方的普拉提那在他的《保罗二世的生平》中给我们提供了漫画式传记的范例。比埃坎第多·德琴布里奥对于维斯康提家族末主的描写——苏多尼乌斯作品的扩大模仿——是特别重要的。西斯蒙第对于它的小题大做表示遗憾，然而这位作家如要处理更大的人物就有不能胜任之感，但他却完全有能力来描写菲利波·马利亚的复杂性格，并在这种性格里和通过这种性格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暴君专政的情况、形式和后果。如果没有这部唯一无二的、描写特性细腻入微的传记，十五世纪的图画会是不完全的。米兰以后出了一位卓越的人物描写者即史学家柯利奥，在他以后有科摩的保罗·乔维奥，他的长篇的传记和短篇的“颂词”获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并且成为各国未来作家的典范。看了他的著作的很多章节，我们很容易证实他是何等肤浅乃至何等不诚实；我们也不能从象他那样一个人的身上期待有任何崇高而严肃的目的。但他的书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呼吸，他的列奥，他的阿尔方索，他的庞培·科伦纳完全生动真实地活动在我们的眼前，似乎已经使得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在那不勒斯的作家当中，就我们所能判定的来说，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无可争辩地在这方面占首位，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专写传记。在他摆在我们眼前的那些人物身上，罪恶和命运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是一种不自觉的悲剧作家，这种当时在舞台上找不到地位的真正悲剧在宫廷里，在街道上，在广场上风靡一时。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的《大阿尔方索言行录》是在这个国王的生前写成的，因而表现了更多的阿谀气息，而不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作为一部最早的奇闻轶事和妙语箴言的总集来说，它却是非凡的。

欧洲的其余地方在这方面模仿意大利的榜样，但很迟缓，虽然伟大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已打破了许多束缚，并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去认识新的精神生活。意大利人，无论是学者或是外交家，整个说来，仍不失为关于全欧洲重要人物的性格的最可靠的见闻提供者。大家都知道，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威尼斯驻外使节的报告，近来怎样被迅速一致地承认为是关于个人描述的第一流的权威著作。即使是自传。在意大利各处也表现了一种大胆而有力的飞跃，把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复杂事件一起明显地揭示在我们面前。在其他国家中间，即使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也只是涉及到外部生活，而其内在精神则要我们从它的叙述语调上来加以猜测。看来好象是但丁的《新生》以它的贯穿全书的不可动摇的真实感给意大利人民指出了道路。

自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家族历史；这些家族史据说在佛罗伦萨图书馆的手抄本中是常见的。它们是为个人或其家族而写的真实的历史，如博纳科尔索·彼蒂家史就是如此。

在庇护二世所写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深刻的自我分析。我们这里对他作为一个人所了解的，初看起来似乎主要限于他对于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所做的叙述。但是，进一步的反复考虑将使我们得出关于这部优秀著作的不同的结论。有些人生来就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一面镜子。不停地追问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内心斗争、他们的内心战果和成就是不恰当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完全生活在对切身事物的兴趣上，不以生命问题和它的矛盾来自扰。他的正统天主教的信仰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无论如何，在他参加了每一种使他那个时代感到兴趣的文化运动，并显著地推动了其中一些运动以后，他还保持他的性格，在他的尘世生活将告结束时足以发动一次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并在它终归失败时抑郁至死。

本文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在内省方面并不比庇护二世的自传为多。但它却以惊人的真实和详尽的手法描写了整个的人——虽未必出于自愿。本文努托的最重要的雕刻作品都在半完成的情况下毁掉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只是在一些特制的装饰品上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但在其他方面，根据他的流传下来的作品来判断，他的同时代的许多更伟大的艺术家都超过了他；而作为一个人，他能永远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读者时常发现他在自夸或者说谎时，那也并不破坏他给人的印象；那坚强有力的得到充分发展的性格的特征依然保存着。和他相比，我们北方的自传作家们，虽然有更高的旨趣和道德品质，但看来却不象是完整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做和敢于做一切事情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无论我们喜欢他或不喜欢他，他依然如故地作为一个近代精神的重要典型而活下去。

关于自传，还另有一个值得简单一提的人——一个象本文努托一样不能作为诚实的模范的人，即米兰的吉洛拉谟·卡尔达诺。他的一本小书《个人小传》将使他名垂久远，并盖过了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声誉，正象本文努托的传记使他的作品减色一样，虽然它的价值是属于另外的一种。卡尔达诺是一个感觉到自己脉搏的医生，并能对他自己身体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特质以及赖以发展的一切条件一起加以叙述，而这种叙述，他是真诚地忠实地以最大的努力来做的。他明言他用作范例的作品是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忏悔录》，但因为他不受禁欲主义的障碍，所以他在这一点上能够超越它。他既不想宽纵自己也不想宽纵别人，他以他的母亲曾试图堕胎而未果的事情来开始他一生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他一生的事情和他的智力才能只是归因于照临他出生的那些星象，而不是归因于他的道德品质；他坦白承认说（第10章）：按照星象的预兆他不能活到四十岁或五十岁，这种说法对于他的青年时代为害甚大。这里没有必要从这部人们如此熟悉和容易得到的一本书里引用原文；无论谁打开它不读完都不会释手。卡尔达诺承认他在游戏中欺骗过人、承认他复仇心强、不知悔恨、他出言故意刻毒。他坦白承认这些并不觉得厚颜无耻，也没有虚假的悔恨，甚至并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注意的人物；他是以指导他做科学研究的那种重视事实的纯朴真诚的精神来承认这些的。尤其使我们感到最难理解的是：这个老人在有过可怕的经历和对于他的同胞失去了一切信任之后，到头来还会感到相当快乐和幸福。他仍然保有一个孙子和丰富的学识、出名的著作，以及金钱、地位、信用、声势显赫的朋友和对于许多隐私的了解，而最可贵的是对于上帝的信仰。之后，他还数了数他口里的牙齿并发现他还有十五个。

当卡尔达诺写这本自传时，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和西班牙人已经在意大利忙于阻止这类性质作品的产生，或者当它们出现时，用种种方法来加以销毁。这部书和阿尔菲埃利的自传之间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

如果结束对这一系列的自传作家的介绍而不听一听一个道德高尚生活幸福的人说些什么那将是不公平的。这个人就是那知名的处世哲学家，卢吉·科尔纳罗。他在帕多瓦的住宅既是一所古典建筑，同时也是所有诗人之家。他在他的有名的论文《有节制的生活》里叙述他青年时代体弱多病，以后由于严格实行养生法，因而能够健康地活到当时已经八十三岁的高龄。他接着回答那些在六十五岁以后就厌弃人生认为自己虽生犹死的人，向他们表明他自己的生活就完全不是那样没有生气。“让他们来看一看，并对我的健康感到惊讶，看看我不用人扶就可以上马，我跑上楼和上山，我是多么快活、高兴和知足，无忧无虑。我永远是安静快乐的……我的朋友都是些聪明、有学问和地位优越的著名人物，当他们不和我在一起时，我就读书写作，力图用这些象用一切其他方法一样为别人服务。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定时，并且是从容不迫地在我的住宅里边做的；这所住宅是美丽的，位在帕多瓦最好的地方，有一切夏季和冬季的建筑设备，还在流水旁边修有一所花园。在春天和秋天，我暂时住在优根尼山最美丽地方的小山上，那里我有泉水和花园，还有一处舒适的住所；我在那里以适合于我的年龄的轻松愉快的打猎为消遣。平常时候，我到平原上的别墅去住；那里一切道路都通向一个露天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一所美丽的礼拜堂；布伦塔河的一条支流流过大农场中间——那里过去曾是适合于毒蛇盘据而不适合于人们居住的空气污浊的沼泽区，而现在已经成为物产丰饶、开发得很好的和住满了居民的土地。当时是我排除了地里的水；于是空气变得洁净，人们定居在那里并繁殖起来，而土地也象现在这样得到了开垦，所以我可以正确地说：‘在这个地方，我献给了上帝一个祭坛，一所礼拜堂和一些崇拜他的人民。’无论什么时候我来到这里，这都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在春天和秋天，我也访问邻近的城镇，看望我的朋友们并和他们谈话，通过他们我认识了其他有名的人物，建筑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土地开垦者。我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新的事情，重新看看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并学习很多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参观宫殿、花园、古迹、公共场所、礼拜堂和堡垒。但是，在我旅行时，最使我感到喜悦的是那些乡村和城市之美，它们有的在平地上，有的在山坡上，或者在河流溪水的两旁，周围环绕着花园和别墅。这些享受并没有由于我眼花耳聋而减少；我的一切官能（感谢上帝：），包括味觉在内都很健康；因为我从现在所用的简单的有节制的饮食里所得到的享受，比我从在生活没有规律时所吃的美味里所得到的为更多。”

在提到他为共和国所做的排干沼泽的工作和他经常主张的保存礁湖的计划以后，他这样结束：“这些是一个老翁的真正的消遣，上帝惠允其健康，而他又摆脱了那许多青年人和许多老病的人受折磨的身心痛苦。如果允许我于正经大事以外再说一件好玩的小事情，那我可以说：我的有节制的生活的结果是在我八十三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最有趣的充满了无可非难的机智的喜剧。写这类作品一般说来是青年人的事情，就象写悲剧是老年人的事情一样。如果那个有名的希腊人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了一部悲剧来足以称誉，那么，我比他大十岁而能写出部喜剧来不是比他更快活更健康么？为了使我这万事皆足的晚年不缺少一种安慰，我在眼前我的儿孙们身上看到了身躯的永存不灭。在我回到家里时，我眼前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十一个孙子、孙女，从两岁到十八岁，都是同一父母所生，都很健康，并且就现在已经能够看出的来说，都具有获得高深学问和美好生活的天赋才能和倾向。较小的一个，我把他当作玩耍的小伙伴，因为从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们天生来顽皮好闹；较大的孩子们我把他们当作朋友，因为他们都有美妙的歌喉，所以我喜欢听他们歌唱并演奏不同的乐器。我自己也歌唱，并发现我的声音比从前更好听、更清晰和更响亮。这些就是我晚年的快乐。所以我的生活是生气勃勃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我是不愿意以我的老年来换取那种恣情纵欲的青春的。”

卡尔达诺在很久以后，在他九十五岁时所写的《告诫书》里边，把他的论文得到了很多的信徒这件事算作他的快乐因素中的一项。他于1565年死于帕多瓦，享寿在百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