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读者欲知意大利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必须参看有关这一题目的一些专论，其中惟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李伯利那部肤浅的价值不大的著作。关于某些特殊发现是谁领先的争论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民族中间，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人，他开始时虽然基础很薄，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由于他的天赋才能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以精通当时那几个部门科学的全部知识，是他们热心从事的精神的一种自然结果。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仍淡然漠视的时候，这整个民族却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也就是说，当一个发现者既没有受到威胁也不是完全受忽视，而是能够指望从志趣相投的人那里得到亲切支持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疑问，在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形。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但丁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关于他是否在某些发现或论证上占先的问题，我们必须留待科学家来判断；但是，单是他在描写和对比中所表现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的知识，每一个外行的人看了也都不能不为之感动。他是从自然界的现实取得知识，或是从人类生活的现实取得知识，然后运用这些知识，绝不是仅仅用来做点缀，而是要使读者对他的意义有最充分和最恰切的理解。在这方面他比任何近代诗人都做得更多。他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以学者专家的面貌出现，但我们必须不要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有许多天文学上的引喻，我们现在看来虽显得学究气，但在当时对于一般读者一定是可以理解的。除专门学识外，但丁还谈到关于天空的通俗知识；由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无异于古人。历法和钟表已经使星座升降的知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成为多余的了，而人们一度对于天文学所感到的任何兴趣也都随之而消逝。现在，我们有学校和教本，每一个儿童都知道——也是但丁所不知道的——地球围着太阳旋转；但是，过去一度对于这一门学问本身所感到的兴趣，除天文学专家外，已经完完全全地淡簿下来了。

和星象也发生关系的假科学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缺少推理的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为一种要洞察未来的热烈愿望所妨碍甚或为它所压倒而已。在我们谈到意大利人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特征时，我们将回过来讲占星学这一个题目。

教会对待这一门和其他各门假科学几乎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真科学，只要有人告发它是异端或搞巫术时，却显出真正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情况的确是屡见不鲜的。引起人们有兴趣来做出判断的一点是：意大利多密尼克会（圣芳济会也一样）的异端裁判所法官是否知道并在什么情形下知道指控是诬告，但或者由于答应了狱囚的敌人的要求，或者由于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于试验的憎恨，而仍然对被告判罪。后一种情形无疑地发生过，但却不容易加以证实。有助于在北方国家里造成这种迫害的，即为人们所公认并得到官方赞许的烦琐哲学的自然观体系支持者对于革新者的冲突，在意大利是不太重要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在十四世纪初，大家都知道，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是由于另一个医学家的嫉妒，在异端裁判所被控以异端和幻术罪而受害；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与他同时代的一个帕多瓦人，乔万尼诺·桑圭纳奇身上，因为桑圭纳奇是一个有名的医术革新者。但他却以被流放而幸免于难。我们也别忘记：多密尼克会士在意大利行使宗教审判的权力不象在北方国家里那样一律无变化。在十四世纪，暴君和自由城邦有时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对自然科学上许多极端违反宗教的问题置之不问。到了十五世纪，当古代研究成为在意大利的主要力量时，世俗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利用了它在旧制度上所造成的缺口。不过，人文主义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吸收到了它那方面去，因此，无疑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推理的研究。而宗教审判突然又在各处盛行起来，并把医生们当作亵渎神明的人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发现什么是这种判罪后面的真正动机。不管怎样，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诸人，所以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据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

在早期对于收集动植物和加以比较研究所表现的热情，是意大利人对于博物学具有广泛兴趣的重要证明。意大利自认为是植物园的最早的创建者，虽然这些植物园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这种最早的说法本身是可以商榷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们和富翁们在设计他们游玩的花园时，自然一定会尽可能最多地收集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的加里吉别墅的壮丽庭园，从我们所有的关于它的描写看来，几乎是一个有无数不同的花草树木的标本的植物园。十六世纪初，在通往蒂沃利的罗马·康帕尼亚地方的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也是属于同一类的；它有由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圈成的篱笆，有各种不同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尤为惊人——有二十种不同种类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然与在西欧任何宫城或修道院里所能找到的二十种或四十种常见的药用植物是很不同的。和细心培植供食用的果树一起，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一种其本身仅足以供观赏用的植物的兴趣。我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这种收集植物的热情的消失和让位于所谓具有生动如画的风格的造园法已经是在很晚的一个时期了。

外国动物的收集同样不仅为满足好奇心，而且也是为了较高的观察目的。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口岸运输的方便，和意大利气候的温和，使意大利常能购买南方的最大的动物，或从苏丹们那里接受它们作为礼物。那些城市国家和君主们特别渴望养有活狮子，即使狮子并不象在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一般是象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的宫城里边或附近；在罗马它是在加比托尔山坡上。这些野兽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无疑地，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它还在人民心中保持着某种恐怖。它们的健康情况也被认为是吉祥或厄运的预兆。特别是它们的多产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繁荣的象征，就是乔万尼·维兰尼也认为他参观一个母狮的分娩是值得记载的。小狮子常常被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送给雇佣兵队长作为对他们的勇敢的一种奖赏。除狮子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派专门的饲养员来养豹子。费拉拉的博尔索常常使他的狮子和牛、熊以及野猪争斗。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许多君主都保有真正的动物园，它们当时被认为是宫廷的应有设施的一部分。马达拉佐说：“养马、养狗、养骡子、养鹰和其他鸟类以及蓄有宫廷弄臣、歌手和外国动物是适合于大人物的身分的。”在费兰特等人执政的时代，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好象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不仅拥有价值五百金币或一千金币的马和贵重的英国狗，而且还有从东方各地弄来的一些豹；他为他从北欧国家收集来的猎鸟所付出的每个月的开支达到三千个金币。我们从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中读到：“克雷莫纳人说，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把普雷斯特·约翰从印度送给他的一只大象弄到他们的城内”；佩脱拉克记载过大象在意大利的日趋消亡。当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列奥十世一只大象和一条犀牛时，他很知道他是在做些什么活动。当时科学的动植物学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动物学研究的一个实际成果就是育马场的建立，而在弗兰切斯科·贡查加时代的曼图亚的育马场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对于不同的马的品种的兴趣和关于它的知识无疑地和骑术本身是同样古老的，而欧洲种和亚洲种的杂交一定是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成为平常的事情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各大城镇所举行的有奖赛马对于改良马种是一个特别的诱因。在曼图亚的马厩中，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些比赛中必然获胜的良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最适合于作为礼品送给大人物的雄伟的骏马。贡查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西里西亚各地方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从西里西亚获得马匹，他曾和土耳其苏丹缔交。为了培育最好的良马，在这里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试验。

甚至也不乏人类的动物园。有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奈穆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的奇怪的宫廷里养有一队野蛮人，他们说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而且都是他们那些种族的典型的标本。其中有具有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举世无双的走钢丝的人，有鞑靼人的射手，有黑人摔跤家，有印度潜水者和土耳其人，他们一般都陪伴着那位枢机主教出外打猎。当他于1535年早逝时，这个穿着杂色衣服的队伍肩舁着他的遗体从伊特利走到罗马，以他们混杂的语言和强烈的手势和大家一起对这个慷慨的枢机主教表示哀悼。

这些关于意大利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丰富多彩的自然产物的兴趣的零散介绍，仅仅是一个伟大主题的片段。作者比任何人都深知自己关于这一方面知识的不足。很多关于这一主题有充分研究的专著，作者甚至连其书名也知道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