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的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对于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里，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能再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贬黜。虽然他们仍然是诗人、历史家和讲演家的模范，但就个人来说，则谁也不同意自己被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指责他们的主要两点，一是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条，那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大肆喧嚷给他们加上的轻视宗教的罪名。

或许有人问，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为什么早没有听到呢，事实上，在很早的一个时期以前，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非常依赖那些学者来获得他们的古代知识——那些学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们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没有他们也行，人们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使优者和劣者都同样蒙受损害的变化。

首先进行这些攻击的自然是人文主义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个阶层的人们当中，他们是最没有共同利益感，并且也是最不尊重关于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看到了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人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文学问题的讨论可以突然使人惊讶地转为最凶恶的和最没有理由的谩骂。他们不甘于遭人家反驳，于是就想要消灭对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须归之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是怎样为热中于光荣、热中于讽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们不能不为之继续进行斗争的一项。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文章、说话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单是彼吉奥的作品里就含有足以使人们对于全体人文主义者抱成见的脏东西——而这些“波吉奥的作品”却正是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都同样最常刊行的著作。当我们在这些人中间遇到一个样子看来是纯洁的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兴得过早；进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种肮脏的指责的危险，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会使那幅图画为之减色。大批在流传中的拉丁猥亵诗，以及在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多尼乌斯》中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话那样的一些东西，使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丢尽了脸。十六世纪不仅很熟悉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并且也对人文主义者这一类型人物的越来越厌倦。这些人不能不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和前此落在他们头上的过分的荣誉而付出代价。他们的恶运要求那个国家的最伟大的诗人以一种冷静的和极度轻蔑的声调来描绘他们。

在所有凑起来引起偌大怨恨的谴责当中，有许多是十二万分有理由的。尽管如此，但许多有学问之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明显而无误的要求严格的趋向，如果对整个阶层都予以谴责，那只证明人们对于那个时期知之不多。不过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声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够说明并或许能减轻他们的罪恶的有三个事实：红运当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和得到了过分的幸运；前途难料，未来的苦乐是以保护人的喜爱或敌人的憎恶的转移的；最后，是引人误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最后一项破坏了他们的道德，但又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作为代替；在宗教问题上，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接受对于古代诸神的积极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怀疑的一面对他们发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它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样一个极度热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时代，其存在并不是一些个人的过错。它是历史天命的产物，它所继承的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未来各时代的文化就奠基于它是这样的情况，奠基于当时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边的这个事实上。

人文主义者的生涯照例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就是只有最坚强的性格才能度过一生而不受伤害。在有些情况下，第一个危险系来自父母，他们想要把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为一个神童。以便在当时的最高阶层中取得他将来的地位。但是，天才儿童很少能够超出某种水平；或者，即使他们能超过，他们也将被迫从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代价来取得他们更大的前进和发展。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在他看来似乎他也“由于生来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于那些生活当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种激动兴奋、盛衰浮沉的生活当中去，以勤苦的攻读起，教徒授业、出仕为官，执掌密印、主持讲席、据宫廷中的高位、树死敌于多方，荣华变落泪，历尽沧桑，升降无常，宠辱交乘；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真才实学常为厚颜无耻的浮夸虚饰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处不能相容，因为他不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流离四方，就是个人的心情受影响永远不能再长期安居一地。他对人们发生厌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敌意当中过平静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却要求某些新的东西。许多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如费洛斯特拉图斯所描写的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学家，不过那些诡辩学家所处的地位较好一些。他们常常是有钱的，即使没钱也能比人文主义者过得容易些，并且他们作为修辞学的职业教师，反而比作为学者的生活还更自由和更简单些。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不能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善于抵御职业和处境常常变迁靡定的力量。此外，还有极端的放荡不羁的感觉不到的后果——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上边想——和完全漠视别人所承认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种极端的骄傲感，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如果他们要想不至于覆没，他们就需要这种骄傲感，而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时而是称赞时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们坚信应该骄傲。他们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最鲜明的例子和牺牲者。

如我们所说过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和讽刺的描绘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对于一切极端突出的个性，对于每一种特征都能找到一种符合于全国口味的嘲笑的纠正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人文主义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惊人的材料，讽刺家不过把它们拿来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象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地展开了。除阿里奥斯托之外，他们自己的历史家吉拉尔德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他在列奥十世时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经过了修订。我们看到古今学者的道德堕落和卑劣无行的生活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惊，同时还有正式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最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这篇描述最后以提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来结束，在那时世上根本就没有学问这一类东西存在。在这些攻击当中，异端一项不久就成为最危险的行为，而吉拉尔德自己，当他重新发表一篇完全无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时，也被迫在费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护下避难，因为那些认为与其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不如用之于读基督教著作的人们这时占了上风。他为他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认为正相反，因为神话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质的题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几乎是唯一无害的研究项目。

如果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寻求人类同情能够使道德裁判趋于缓和的证据，他将看到没有一种权威的著作能够在价值上和我们时常引用的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的作品，《论学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罗马大劫所留下的惨淡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这次大劫在这位作者看来不仅是学者们所遭遇的难以言传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来就尾随在他们后边的一种恶运的应验。彼埃利奥在书中贯穿的是一种简单的并且在大体上是公正的感情。他并没有介绍某种使天才之士因才致祸的特别力量，他不过是说明一些事实，不幸的遭遇常常带有宿命的特点。他并不想写一个悲剧，或者把一些事件归之于较高的力量的冲突，他满足于把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在困难的时候，首先失去了他们的收入，其次失掉了他们的地位，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试图要身兼两职，结果一无所得；看到一些不爱交际的守财奴，把金钱缝在他们的衣服里带在身边，一旦被人抢走就疯癫而死；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却因为渴望他们已失去了的自由而抑郁寡欢。我们也读到了有些人由于瘟疫或热病而青年早亡，他们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和他们的衣裳衾枕一起被焚化；另外一些人生活在同僚谋杀威胁的恐怖中；一个人为一个贪婪的仆人所杀死，和另外一个人在旅行中为盗贼所绑架，因为不能缴纳赎金而在地牢中憔悴以殁。许多人由于遭到耻辱和被骗去了奖赏而死于难言的悲哀之中。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威尼斯人的逝世是因为他少年奇才的儿子的夭折；接着作母亲的和弟兄们也相继以殁，好象那个死了的孩子把他们都带走了一样。许多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以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死于暴君的秘密审判。究竟谁是快乐的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快乐呢？是让对于这种苦难的所有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吗？在彼埃利奥发表他的论点的那篇对话文章里，一个发言者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做出回答——那个有名的加斯巴罗·康达利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转而期待至少听到一些当时关于这一类问题时最真实而最深刻的想法。他提到了贝鲁诺的乌尔巴诺·瓦雷里亚诺修士作为快乐的学者的典型，此人在威尼斯任希腊语教师多年，到过希腊和东方，晚年时游历全国，却从来没有骑过马。他始终一文不名，拒绝一切荣誉和殊遇，在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晚年以后，活到八十四岁才寿终；除去他曾从梯子上掉下过一次而外，他从来没患过一小时的病。这样一个人和人文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后者有超过自己能够汲汲于寻求快乐的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性。这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住在修道院里的托钵僧人，寝食必循规蹈矩，因之不再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有所勉强。由于这种习惯的力量，在一切外部的艰苦生活中，过着一种内心平静的生活，这比他的说教更能感动他的听众的。听众看到他的形象，就能够相信，究竟能否克服不幸或者屈服于它就在于自己了。“在贫乏劳苦之中而不改其乐，因为这是他所欲求的，因为他没有染上恶习，所以他不任性使气，反复无常，或漫无节制，而永远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听康达利尼自己所说的，则宗教动机无疑地在他的论点中会占有地位，但是，那个穿皮带鞋的实用哲学家却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他是一个性格相似，但处境不同的人物，是希波克拉蒂的注释者，拉温那的法比奥·卡尔沃。他在罗马活到很老，而“象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样，所吃的只是豆类，所住的小屋也比狄奥金尼斯所住的桶强不了多少。教皇利奥所给他的年金，他只花一点足以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把其余的都放弃了。他不象乌尔巴诺修士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见得象他那样含着微笑而死去。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在罗马大劫中，被希望得到一笔赎金的西班牙人掳走，饿死在一个医院中。但是，他的名字已在不朽者之列，因为拉斐尔爱这个老人象个父亲，尊敬他象个老师，并且诸事必向他请教。他们所谈的也许主要是关于重建古代罗马城的计划问题（参阅第192页），也许是更加高深的问题。谁能说出法比奥在“雅典学派”那幅名画的构思上和在这位大师的其他伟大作品上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呢？

我们将很高兴地以某一个可喜可爱的人物的描绘来结束我们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将简单地谈一谈彭波尼乌斯·拉图斯。我们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萨伯利科的一封信来了解他的，那封信有意地给他的性格涂上了一层古代的色彩。但他的许多特征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是萨勒尔诺君主的那不勒斯的桑斯维里诺家族的私生子，但他却永远不肯承认他们；在回答他们邀请他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写了那封有名的信：“彭波尼乌斯·拉图斯祝诸位亲戚故旧安好，你们所要求的那件事情不能实现，再见。”他个子矮小，生着一对小而敏锐的眼睛，穿着古怪的服装，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作为罗马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住在埃斯宝林山上的一个花园里他的农舍里，或者是住在圭利那尔山上的葡萄园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养有鸭子和野禽，另一个地方根据加图、瓦罗和科隆梅拉的最严格的指示来从事耕种。他在康帕尼亚以网鱼捕鸟，或者在多荫的泉水旁边或台伯河岸上以举行野宴来消磨他的假日。他轻现财富，厌弃豪华。他自己不嫉妒，不讲无情的话，也不能容忍别人这样做。只是在反对教士政治上，他才肆言无忌，并且直到晚年，他才被认为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嘲讽者。他也受到教皇保罗二世发动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并被威尼斯人送到教皇处；但是没有方法能够从他的嘴里逼出可耻的口供来。他在后来受到教皇、主教们的照顾和支持；当他的家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的骚动里被劫时，为他收集的东西比他所失掉的还多。没有一个教师比他更为正大光明。天未拂晓，人们就看到他打着灯笼从埃斯圭林山上下来，而在他到达他的课堂时，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学生，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座位半夜里就已经跑来了。一种口吃病使他说话时不能不注意；但是他的发言是平稳而有力的。他的少数作品证明他写作时是很用心的。没有一个学者比他更严肃认真地和更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家的原作。他为他周围的罗马古迹感动得如此之深，竟致站在它们的前边好象失了神，或者在看到它们的时候突然为之泪下。他为了帮助别人随时可以把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敬爱并且有许多朋友；在他逝世时，甚至亚历山大六世都派遣廷臣前来送葬，由他的最有名的学生抬着他的尸体。四十个主教和全体外国使节参加了他在阿拉塞利的葬礼。

介绍和指导古代戏剧，主要是普劳图斯的戏剧在罗马的演出的是拉图斯。他每年都用一个庆典来祝贺创建罗马城的周年纪念；他的朋友和学生在那个庆典上发表演说和举行诗歌朗诵。这就是取得和长期保持“罗马学会”这个名义的那种集会的起源，它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自由结合，并且与任何固定的机构都没有联系。除在上述的节日上集会以外，它也在一个赞助者的约请下，或者在纪念象普拉提那那样的一个已故的成员时举行集会。在这样的时候，将首先由一个属于学会的主教举行弥撒；然后由彭波尼乌斯登上教坛发表一篇演说；随后由另一人接着朗诵挽歌。这种庆典，无论是欢乐的或是严肃的，照例以带有演说和朗诵的宴会结束，而学会的会员，特别是普拉提那本人，很早就取得了贪吃者的名誉。在平常的时候，客人们演出古老的亚特拉风格的闹剧。作为一个拥有各种不同成员的自由组织，这个学会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到罗马大劫时，它的客人中包括有安吉路斯·科洛奇乌斯、约翰·科里奇乌斯等人。作为人们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因素，它的真正价值和同类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一样，是难以估计的；但象萨多莱托那样的一个人还把它列入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最宝贵的记忆之中。很多的其他学会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里出现和消失，这是以它们中间的人文主义者的人数和重要性以及大人物和富豪们给予它们的赞助为转移的。这些学会中我们不妨一提那不勒斯的学会，它以维诺·庞达诺为中心，并且曾派出一部分人去到莱切地方组成分会。还有波尔登讷的学会，它组成了佣兵队长阿尔维亚诺的宫廷。鲁德维科·摩尔的集团和它对于那个君主的特别重要性已经在前文里说过了。

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些学会似乎经过了一个全面的变化。人文主义者从他们指挥一切的地位被赶入其他领域，遭到了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的侧目而视，失去了对于这些学会的控制，而在这里，象在别的地方一样，拉丁文诗歌已为意大利文诗歌所代替。不久，最不重要的城市也有了它的学会，起有希奇古怪的名字并且有它自己的财产和捐款。除了诗歌朗诵外，这些新的组织从他们以前的学会继承了按时举行宴会和上演戏剧的习惯．这些戏剧有时由会员本人，有时在他们指导之下由青年业余爱好者上演，有时也由雇来的演员上演。意大利戏剧和以后的歌剧的命运很长一个时期被掌握在这些学会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