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般文化的拉丁化

我们不能试图去追寻人文主义在专门科学方面的影响。每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研究者，主要由于他们重新发现了古代文化所达到的成果，而在这些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随着这个新时代，有关科学就以多少不等的特殊性开始了它的近代阶段。关于哲学，我们也必须请读者去参考这方面的专门历史著作。古代哲学家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有时看来是巨大的，有时是轻微的；当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主要是从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引伸出来的学说，——二者在早期都传播得很广——竟成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的共同财产，以及整个的抽象思维的方法怎样受他支配时，它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当我们记起古代哲学乃至那热心的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对于一般人民的精神上的教义影响是如何不足道时，它就是轻微的。那些看来象是这种影响的东西，大抵不过是一般新文化的以及意大利思想的特殊成长和发展的一种结果。当我们谈到宗教时，我们将在这个题目上多作论述。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所必须涉及的不是人民的一般文化而是个人或学术界的表现；而这里也必须在对古代学说的真正吸收和时髦的装模作样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古不过是一种时尚，甚至在很有学问的人们中间也在所难免。

但是，所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象是矫揉造作的事情在当时并不一定真正是如此。例如，给子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就比现在从小说故事里取名，特别是取女人的名字的习惯，更好、更文雅些。当人们对古代世界的热情大于对圣徒的热情时，贵族家庭把他们的儿子叫作阿伽门农、提德斯、阿奇里斯，和一个画家把他的儿子叫作阿伯勒斯，把他的女儿叫作米诺尔娃就是一件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选择一个好听的古代名字来代替人们常常愿意摆脱掉的一个家族的名字，看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为当地全体居民所共有而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家族的名字的地方名字，人们是愿意放弃它的，特别是当它给人们以宗教联想，使人们认为它不合适的时候。菲利波·达·圣吉米尼亚诺就把自己叫作卡利马库斯。那个为他的家族所误解和侮辱，而在异乡城市里以学者成名的人，即使原是一个桑斯维利诺地方的人，也能够把他的名字改为优里乌斯·彭波尼乌斯·拉图斯。就是简单地把一个名字译成拉丁文或希腊文，象在德意志几乎成了普遍的习惯那样，对于一个说和写都用拉丁文的时代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有语尾变化的而且也需要便于在韵文和散文中使用的名字。可恼而又可笑的是改变礼名或族名的一半以便产生古典的声音和新的意义。于是乔万尼就了乔维亚努斯或亚努斯，彼埃特罗变成了彼特利乌斯或彼埃利乌斯，安托尼奥就了奥尼乌斯，桑纳扎罗成了桑塞路斯，卢卡·格拉梭成了卢西乌斯·克拉苏斯。对于这一切嘲笑得如此厉害的阿里奥斯托，活着就看到了儿童们以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命名。

我们也不必过分严厉地批判这一时代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把许多社会生活习惯，如官吏、礼节的名称和类似的东西等等拉丁化。只要人们满足于简单而流畅的拉丁文风格，如从佩脱拉克到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大多数作家们的作品那样，这种习惯就不是那么常见和显眼的了。它是在人们要求一种完美的西塞罗体拉丁文时才成为不可避免的。近代的名称和事物与这种文体不复谐调，除非先对它们加以人为的改变。腐儒们喜欢把市参议员叫作“元老院元老”，把修女叫作“维斯特处女”，把每个圣徒叫作“神明”或“神”，但象保罗·乔维奥那样重风雅的人则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而正因为乔维奥做得很自然，并且不特别突出强调，所以在他那有旋律的语言里，即使枢机主教变成为“元老”，主教长变成“元老院长”，开除教籍变成为“诅咒”和狂欢节变为“牧神节”，我们也不感到刺耳。只是这个作家的这个例子就足以警告我们，不要从这些风格的特点上草率地得出关于作家的整个思想方法的结论。

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是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的。在整整两个世纪里边，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就象是说，拉丁文是，而且必须一直是惟一值得用来写作的语言。波吉奥惋惜但丁用意大利文写他的伟大诗篇；而但丁，如大家所熟知的，也确曾试图用拉丁文来写作，《地狱》的开头部分最初就是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整个意大利诗歌就由于他没有继续采用这种同样的体裁而得到发展，但就连佩脱拉克，重视他自己的拉丁文诗也比重视他的十四行诗和“短歌”为多；而有些人也曾希望阿里奥斯托用拉丁文写他的诗篇。在文学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更为强大的压力；但诗歌却大部分摆脱了它，并且又可以不冒过分乐观的危险来这样说：好在意大利诗歌有两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在两种文字的写作上都完成了一些伟大而典型的东西，而在每一种写作上我们都能看到它为什么选择了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理由。关于散文大概也可以同样这样说。意大利文化在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就靠着某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样一个事实——“遍及全世界”——同时那些为了不用拉丁文写作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意大利文的散文。

从十四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决不是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的选词造句，和文章风格有公正评价，而更恰当的说，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于这位书信作家的亲切的态度、这位讲演家的焕发的才华和这位哲学思想家的透彻的解释。就是佩脱拉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西塞罗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虽然他非常尊敬他，但对于这些弱点并不感到高兴。在佩脱拉克的时代以后，书信体完全模仿西塞罗，除了记叙文体裁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粮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罗主义，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出现，那时洛伦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经并始对整个意大利发生影响，而罗马的文学史家的主张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较。自那以后，古代作家风格上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越来越受到细致的研究，直到最后得出使人感到安慰的结论，那就是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西塞罗的著作中，或者——如果包括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在内——只有求之于那“不朽的和依然神圣的西塞罗时代”。象彼埃特罗·本波和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这样的人这时都把他们的全付精力用在这一个目标上。就是那些长时期反对这种倾向，并从早期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古代体裁的人最后也屈服了，并且加入了对于西塞罗的崇拜。隆哥利乌斯在本波的劝告之了决定用五年长的时间来专读西塞罗的作品，并最后发誓不用这个作家未用过的字。这种偏激最后爆发成为文人学者中间以伊拉斯玛斯和斯卡利吉尔二人为首的一场大论战。

一切西塞罗的崇拜者决没有片面到认为他就是语言的唯一源泉。在十五世纪里。波利齐亚诺和伊尔莫劳·巴巴罗曾经自觉地和有意地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风格，自然是在他们的“渊博的”学识的基础上，虽然他们未能唤起他们的学生具有同样的独树一帜的愿望；而告诉我们这件事实的保罗·乔维奥也曾追求过同样的目的。他虽做得未必成功，却用力甚勤，并力求典雅，首先试图用拉丁文来重新表现近代的特别是美学的思想。他用拉丁文描写当时的伟大画家和雕刻家的性格时所做的最聪明的解释和最笨拙的说明交织在一起。列奥十世虽曾引以为荣。“使得我们的拉丁语文于我在任斯间实际称得起（比过去）更有所提高。”但就是他也倾向于自由的而不是过于偏狭的拉丁语法，而这的确是和他那好游乐的性格相调和的。当他读到和听到的拉丁语是生动优美而又合于习惯语法的时候，他是欣然满意的。此外，西塞罗并没有给拉丁语会话提供典范，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不于他之外另觅泰斗。这种需要从在罗马内外的经常上演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喜剧中得到了满足，它对于演员来说是把拉丁语当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一种最好的练习。研究古老的拉丁喜剧和对它们做近代的模仿，其动力是由于在《乌尔希尼亚修道院的古抄本》里发现普劳图斯的戏剧而来的；这些剧本在1428年或1429年被送到了罗马。几年以后，在保罗二世任教皇期内，提诺的博学多闻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皮斯托亚的尼科洛·福尔泰圭拉）以擅长这一门学问的鉴定工作著称。他从普劳图斯的最不完整的甚至连登场人物表都没有的剧本上开始工作，并仔细研究这个作家的全部残留下来的作品，主要着眼于他所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他首先促成了这些剧本的公演。以后，彭波尼乌斯·拉图斯也从事于这同一问题的研究，并于普劳图斯的剧本在高级圣职人员的家里上演时担任导演。乔维奥提到这些戏剧的上演在1520年以后次数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由于雄辩术的衰落。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提到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和建筑家们在艺术领域内对于维特鲁维乌斯的建筑艺术的复兴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条在文艺复兴史的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律在这里也是同样有效的，即每一种艺术运动都有一种当时一般文化上相应的运动为其先导。至于建筑艺术，如果我们从科尔内多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维特鲁维乌斯派自居的建筑家们为止，这个间隔期间并不多于二十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