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拉丁文的论文和历史

以下我们将从人文主义者的讲演和书信作品转而谈到他们的其他创作，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是古代文化的模仿。

在这些创作里边必须列入常常采取对话形式的论文。在这方面，它是直接模仿西塞罗的作品的。为了力求公平地对待这一类著作——为了不是一见到就把它当作一种使人讨厌的东西丢弃在一边——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情。摆脱了中世纪影响的那个世纪，感到在许多道德和哲学问题上需要某些东西在它自己和古代之间进行调和，而这种需要就从论文和对话体著作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满足。他们著作中许多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平常的东西，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则是一种古人绝未言及的、不容易得到的对于事物的新观点。在这种形式的著作里，所用的语言，无论是意大利文或拉丁文，比在历史叙事、书信或讲演词里的语言更为流畅而多变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为人们所特别喜爱的原因。有几篇这一类的意大利文作品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范文地位。很多这类作品因其内容有的已被提到、有的将要提到；以下我们将把它们当作一个类别来加以论述。从佩脱拉克的书信和论文问世的时代起直到将近十五世纪末，大多数的此类作家象演说家一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堆砌渊博的引证。在这之后，整个文体，特别是意大利文的，突然变得明晰起来，遂至在本波的《阿苏拉尼》和卢吉·科尔纳罗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达到了古典的完美高度。这里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在当时，每一种古代事物开始被收集在百科全书（时已印刷出版）里边，而不再成为论文家前进的障碍了。

人文主义的精神支配着历史的写作也是势所必然的。把这一时代的历史和较早的年代记，特别是象维兰尼那些生气洋溢、色彩丰富、光辉灿烂的著作，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将使我们对于这种变化不禁喟然兴叹。和他们比较起来，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在佛罗伦萨历史家中最有名的直接继承者，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显得如何枯燥无味和墨守成规啊！法奇奥、萨伯利科、弗莱达、塞纳雷加、普拉提那在曼图亚的编年史里、本波在威尼斯的年代记里，乃至乔维奥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边都有些古典的词句，当读者意识到在这些古典的词句中间，最好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色以及对于事件真实性的完全忠实的兴趣已经丧失时，他们的欣赏就不断地遭到了破坏。当我们听到李维，这一派作家学习的典范，正好在他最不值得模仿的地方被抄袭时——理由是“他把一个干燥无味的传说变成了美妙而内容丰富的故事”——就更增加了我们的不信任。同样地我们也听到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说法，那就是：历史家的任务正和一个诗人一样，是刺激、迷惑和感动读者。我们还必须记住，许多人文主义历史家对于他们自己范围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而就所知道的这一点点他们还往往被迫用来迎合他们的保护人和雇主的兴趣。最后我们就要自问，这些人文主义者有时公开承认的对于近世事物的轻蔑是否不一定必然对他们处理这些事物发生一种不幸的影响。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对于象波洛尼亚和费拉拉的那些忠实于旧体裁、不尚虚饰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编年史作者寄予更大的兴趣和信赖，并且会对于那些用意大利文写作的最好的真正年代记作家——即对于马利诺·萨努多、柯利奥和茵菲苏拉等人怀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在十六世纪初，这些人受到一群新兴的优秀的以本国语言写作的伟大民族历史家的仿效。

当代的历史用当时的语言来写无疑地是远比勉强用拉丁文来写为好。意大利语言是不是更适合于记载过去很久的事件或更适合于做历史研究，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不一致的。在那时，拉丁语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共同语”，不仅在国际的意义上，作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的一种交往工具是如此，而且在各地之间交往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伦巴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写作风格，虽然很久以来就以托斯卡纳语为典范，而且只带有极轻微的方言痕迹，但仍不为佛罗伦萨人所承认。这不是由于写当地当时的历史的结果，因为在写历史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读者的，但在写过去的历史时，由于希望有更多读者就不同了。在这些著作中，人们的地方兴趣不能不为学者的普遍兴趣所打消。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那样一个人，如果用罗马尼阿的方言写他那不朽的学术巨著，他的影响所及会有多远呢？无疑地，这些著作只是由于佛罗伦萨人的轻视就将堕入无声无臭之中，而用拉丁文来写，它们就会对整个欧洲学术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罗伦萨人自己在十五世纪也写拉丁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读者。

最后，在同时代的历史中还存在有某些拉丁文论文，它们和这一类的最好的意大利文著作具有同样的水平。当模仿李维风格——它对于如此众多的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普洛克鲁斯特斯的床——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叙述被抛弃时，有了惊人的变化。同一的普拉提那和乔维奥（他们所写的巨大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不得已时才去读它）当时一变而成了传记体裁的能手。我们已经提到过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的著作，提到过法奇奥的传记著作和萨伯利科的威尼斯地志学，其他著作下文还要提到。历史写作和书信讲演一样不久就有了它的理论。这个理论效法西塞罗的先例，骄傲地提出历史的价值和尊严，大胆地承认摩西和四大福音书作者是质朴的历史家，最后还提出要绝对公正和热爱真理的真诚的劝告。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使我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是马提奥·帕尔米利的编年史（449－1449年），它是从普罗斯柏尔·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它的体裁无疑地是保罗·科尔蒂斯那样的后世批评家所不满意的。打开弗尔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于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的研究，而整个前三百张对开页中所讲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为止的早期中世纪史。而这时在北方国家里边，对这类著作所要求的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材料，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只是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使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乃是那对于古代的研究，这样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于历史做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必须说明：中世纪这时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因为他们已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他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意大利人的内心里具有和古代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而且说得更正确一些，是在诗歌道路上使人们成为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精神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更有天才的人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十五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地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见，而与此同时和很久以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纪为止。

地方史和光荣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在叙述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见第一编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象佛罗伦萨人的一次讲演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个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随后派来一个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够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的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十五世纪里，在和乔万尼·马利亚·费莱佛等入谈判失败之后，出现了萨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纪里出现了彼埃特罗·本波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十六世纪初期的伟大佛罗伦萨历史家是和拉丁语学家本波与乔维奥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物。他们用意大利文写作，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和语言学家的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他们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具体到马基雅维里，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对于过去的观察的结果——并且象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和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也因为他们所最希望的是：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即使他们只是为少数友人而写作，象弗兰切斯科·维托利那样，他们也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见证、解释和辩护他们参加那些事件的理由。

可是，尽管他们有他们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而没有这种影响，他们一定是难于想象的。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但他们是从人文主义的学校里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比在李维的大多数的模仿者的身上有着更多的古代历史家的精神。象古代人一样，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