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拉丁文的书信和讲演词

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

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而一个人的家庭或出身如何是无关重要的。1427到1465年间，四位充任佛罗伦萨有名的秘书官中，有三个人是属于阿利佐这个附庸城市的；他们的名字是利奥那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比尼）和本尼德多·阿科尔蒂；波吉奥是泰拉·努瓦人，也在佛罗伦萨的领土以内。的确，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许多最高级官员在原则上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利奥那多、波吉奥和吉安诺佐、曼内蒂曾经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私人秘书，而卡洛·阿雷提诺也会担任过这个职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伦佐·瓦拉（虽经种种曲折）最后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越来越多地不断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十五世纪最后几个教皇的任期内也仍是这种情况，虽然他们并不大重视文学。在普拉提那的《教皇史》中，保罗二世的传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作的一篇引人入胜的对教皇有所报复的文章，因为这位教皇不懂得怎样对待他的秘书厅——那个“给与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说家的集团”。当某些席次之争发生时，例如，当“御前会议的辩护人”要求和秘书官们具有平等或高于他们的地位时，看看这些高傲而富有的缙绅先生们（他们和教皇本人同样地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掠夺外国人）的愤怒是有趣的事情。得到过“天上秘密”启示的使徒约翰、曾经被穆修斯·塞伏拉误认为国王的波尔森那的秘书、给奥古斯都做过私人秘书的玛森那斯、在德意志被称为秘书官的大主教们都依次地被提到，来证明他们的地位。“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

并不是所有的秘书厅都能写出同样优美的文章来。用最不纯正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拙劣的官样文章是常见的事。在柯利奥所保存的米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文章和少数君主家族的成员所写出来的信件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紧要的时刻写出来的。它们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除了这些官员，各种私人学者自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书信。写信的目的很少象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采用这种书信形式的佩脱拉克恢复了旧日尺牍体的形式，用古典的“汝”来代替中世纪拉丁文中的“你”。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炼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

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十五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大量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象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的和十六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

和这些书信一起，在十六世纪中出现了意大利文书信的古典文体，它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仍是本波。它的形式完全是近代的，并且有意识地不受拉丁文的影响，而它的精神则完全渗透和弥漫着古代的理想。这些书信，虽然一部分是属于机密性质的，但大多数都在写作时抱着将来可能发表的想法，并且始终认为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体是会有发表价值的。在153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印本的书信集，它们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或者是单人作家的作品；以写拉丁文通信声誉卓著的本波，在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信上也获得了同样高的地位。

但是，在一个人民以“倾听”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而每一个想象力都充满了对于古罗马元老院和它的伟大演说家的回忆的时代，演讲家比书信作家占有更光辉得多的地位。雄辩术摆脱了它在中世纪期间向之取得庇护的教会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成了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装饰品。现时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讲演；而巴尔托洛缪·法奇奥还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演说家和古代的比起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古代演说家可以做三种讲演，而他那个时代却只剩下一种，因为法庭上的讲演已经让给了法律家，而在政府会议上的演说又必须使用意大利语言。

演讲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是无关重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诣深湛的人文主义的才能。在费拉拉的博尔索宫廷上，大公的医生，耶罗莫·达·卡斯特洛被选在弗里德利希三世和教皇庇护二世访问的时候致祝词。已婚俗人在任何庆祝或追悼的仪式上，甚至在圣徒的节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坛。米兰大主教竞召来当时还没有被授圣职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圣阿姆布洛吉乌斯的节日上做公开说教，这件事使巴塞尔宗教会议的非意大利成员认为是怪事而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还是不顾那些神学家们的啧有烦言而容忍了它，并以最大的好奇心听了他的讲话。

我们可以暂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见的和最重要的公开讲演的场合。

首先，那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的使节们并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讲家的称号的。无论他通过秘密交涉完成什么事情，那个使节从来也不会错过在极其隆重仪式和典礼上公开出现，并发表公开讲演。虽然使节很多，照例总是由一个人代表全体讲话；但对于庇护二世，因为他是一个鉴赏家，人人都愿意在他面前发言，所以他就被迫坐在那里听整个代表团，一个挨着一个地发表演说。有演讲天才的学问渊博的君主们自己喜欢用拉丁或意大利语言讲演。斯福查家族的子女们都受过这种训练。加利佐·马利亚还是个孩子时，于1455年在威尼斯的大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流利的讲演，他的妹妹伊波丽塔在曼图亚的宗教会议上用一篇优美的演辞向教皇庇护二世致敬。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

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自然，这只能在这个君主被认为是或者希望被认为是一个辩才的爱好者，而且有一个有辩才的演说家在场的时候才能举行，不管这个演说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官员、教士、医生或宫廷学者。

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抓住每一个政治机会来做讲演，而文化人群集来听讲的人数多少则以讲演者的名望大小为定。在国家官吏的每年更动，甚至在新主教的圣职授任典礼上，也必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出场并且有时以他的六音步诗和莎弗式的诗句来向他的听众讲话。一个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本人也往往必须做一篇多少与他的本部门有关，例如论司法的讲演；如果他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运。在佛罗伦萨，甚至佣兵队长们，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或受过什么教育，也必须来做一篇讲演以适应群众的要求，并在接受他们的职务的任命时，由最有学识的秘书官，在群集的民众面前向他做一番大声疾呼的讲演。大约在市政厅左前面的兰齐大厅——即政府官员时常在那里庄严地出现在民众面前的门廊——的下边或者附近有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讲坛。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逝世的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来举行的。即使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个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光荣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结婚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宫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发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尔方索的订婚典礼上，费莱佛在米兰的宫城里所做的演说就是如此。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地也雇用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请求盖利诺派出他的随便那一个学生来参加这些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学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一种讲演的性质。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战斗之前或者在战斗之后，用意大利语言所做的战地演说，这是一种特别演说。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被认为是这种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他们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十五世纪的军事史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在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实上可能是出于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说过的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对佛罗伦萨民兵作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的；这些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一般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的讲演，是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披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来讲的。

最后，教坛演说在十五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它的明显的特征。许多教士参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望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那的伯尔纳丁，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并不以向有名的盖利诺学习修辞学为耻，虽然他不得不只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的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为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从教坛讲道中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那些在必要时刻偶尔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已说过的，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圣徒们的节日上、在婚葬典礼上，或者在一个主教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甚至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的介绍演说或者在某些修会的节日上的讲演，都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十五世纪的教廷里所举行的任何庆典上，说教师无论如何一般还都是僧侣。在西克塔斯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有次序地列举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这一门艺术的法则对他们做了鉴定。费德拉·英吉拉米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的优秀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十六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做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兰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他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有效地畅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他们固有的关系做了论述。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是一种最受重视的才能。对于西塞罗的讲演词和他的理论著作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于昆提里安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新的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一般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尽管如此，但这种特征仍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些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雄辩的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吉安诺佐·曼内蒂的讲演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和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他作为一个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总督与大议会面前的伟大晋见演说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相反地，许多演说家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并且在他们的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塞满古董糟粕。人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听这种长达二、三小时的讲演，只有在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都感到浓厚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还极为稀少和有许多缺点时才能够了解。这一类的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佩脱拉克的许多书信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费莱佛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的，再添些陈词烂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他所要恭维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的欢迎会上所做的演说，从优里乌斯·凯撒说起，然后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演讲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搀合在一起，并以一些给这位君主提的极端轻率的劝告作结束。幸而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个君主了事。费莱佛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始：“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布普利乌斯·科尔纳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于听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十五世纪末，公众的口味突然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的影响，于是引经据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古来对于君主和一般人们的赞颂之词，可以一检即得。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前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那个手搞就作为以后发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着他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切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讲演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于鲁德维科·摩尔的颂词就是以手稿交给他的。事实上，正象书信可以作为练习，作为范文，乃至作为争论的工具而写给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样，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而写出来的模范讲演词供君主、主教等显贵们在招待会上使用。

对于讲演家对于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列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的遭劫（1527年）标志着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描写了这个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之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戏剧，这时都被摈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秀的演说家不再象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和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着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说时，行政人员不必再花一百个金币的代价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是花一点点钱去雇用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号叫，那个死了的人也并不因此而聪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使人有利可图了。各级的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好象是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可能很容易地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