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著作

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这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当然也远比它传留下来的一切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的文学情况经常有人们阐述；这里不过试图指出这幅图景的少数比较不为人们所知的面貌而已。

虽然古代作家对于十四世纪和以前的意大利精神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很多新东西的发现，不如说是由于早就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的广泛传播。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诗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有一些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时代的幸运的人们从这个宝库里得到了他们的灵感。如人们所熟知的，佩脱拉克拥有并以有如宗教的虔诚态度小心地保存着一部自己不能读的希腊文荷马诗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全部拉丁译文，在佩脱拉克的建议和薄伽丘的帮助下，由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里昂吉奥·被拉多完成了，虽然译得并不好。但是，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

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几个收集家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来从事搜求的热情，我们一定只能拥有我们手中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希腊人的文学作品。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作为教皇他实现了他所说的话。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之广，遍及于半个世界。佩罗托由于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得到五百个金币；盖利诺由于译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一千个金币，如果不是这个教皇死了，他必能多得五百个金币。费莱佛本应因以韵文译荷马的作品得到一万个金币，但由于教皇的逝世，他没能从米兰到罗马来。尼古拉遗留下五千册，或者接照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九千册图书供罗马教廷的人员使用，这些图书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它们被当作最高贵的装饰品保存在宫廷里边，象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费拉德尔法斯的藏书一样。当1450年的瘟疫把他和他的教廷人员驱赶到法布利亚诺时，因为当时从那里，象现在一样，可以得到最好的文献，所以他带着他的翻译和编辑人员一起去以免错过机会。

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是老柯西莫·美第奇左右一群有才学的朋友当中的一员。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消耗在买书上，最后，当他一文不名时，美第奇家族答应供给他为了这个目的而需用的任何款项。我们能有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全集、西塞罗的《论讲演术》全集、仍然是最有根据的卢克莱修著作的原本和其他著作，不能不感谢他。他说服柯西莫从卢贝克的修道院里买来普林尼的最好手抄本。他以崇高的信任心情把他的书借给那些请求借阅的人，允许一切来客在他自己家里阅读，并随时准备和研究者讨论他们所读过的一切。他所收藏的八百册图书，价值六千金币，在他死后，经过柯西莫的手交给了圣马可修道院，条件是必须使大家都能去看，现在这项图书成了洛伦佐图书馆的珍藏之一。

盖利诺和波吉奥是两个有名的书籍搜求者，后者借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机会，捎带作为尼科利的代理人，孜孜不倦地在南德意志的大寺院中进行搜求。他在那里发现了西塞罗的六篇讲演词和现在放在苏黎世的圣加尔寺院的第一部昆提里安的全集。据说他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他对于西里乌斯·意达利库斯、马尼利乌斯、卢克莱修、瓦勒利乌斯、弗拉库斯、阿斯康纽·培底亚努斯、科隆梅拉切尔撒斯、奥路斯·吉利乌斯、斯达提乌斯等人的作品都做了重要的增补；并在列奥那多·阿雷提诺的帮助下，发掘出普劳图斯的最后十二部喜剧，以及西塞罗的反对维兰家族的演说，《布鲁图斯》和《论讲演术》。

有名的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利昂，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很大一笔代价（三万个金币）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接着他就四处寻求一个储藏所，以便把这些手稿安全地收藏起来，直到他的不幸的祖国一旦恢复自由时能够收回她这业已失去的文学宝藏。威尼斯政府宣布它准备为这些手稿修造一所适当的建筑；直到今天圣马可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这些贵重手稿的一部分。

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藏书有它自己的一部历史，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毫华者”洛伦佐的主要收集人是约翰·拉斯卡利斯。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1494年遭劫以后，它所收藏的图书不能不由乔万尼美第奇枢机主教，即以后的教皇列奥十世，来零零碎碎地加以恢复。

乌尔比诺的藏书，现在放在梵蒂冈，完全是伟大的蒙特费尔特罗的菲德利哥的功绩。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收集图书，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各地经常雇用三、四十名“写本人员”，在这项收集上花费了不下三万金币。这一藏书主要是靠维斯帕西雅诺的帮助，得到有计划的扩充和完善的；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文库的理想的描绘。在乌尔比诺有梵蒂冈的藏书目录、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的藏书目录、帕维亚的维斯康提家的藏书目录乃至牛津的藏书目录。他自豪地指出：在图书的丰富和完备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乌尔比诺相匹敌。关于神学和中世纪的著作的收集它大概是最完备的。那里有托马斯·阿奎那、大阿尔伯图斯和博那文图拉的全集。但这个收藏是多方面的，包括当时所有的每一种医学著作。在“近代作家”方面，十四世纪的伟大作家——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占首要地位。其次有二十五名人文主义作家的选集，一律包括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以及所有的翻译作品。在希腊文的手稿中，教父手稿远比其他人的手稿为多；但在古典作品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福克利斯、平达尔和米南德尔的全部作品。米南德尔的作品一定是很快地就从乌尔比诺消失了，不然那些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久就会把它刊行的。但是，在这个收集书籍的时代里，也有人对于这种狂热劲提出了警告。这些人并不是学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他们担心这种已经成为狂热的追求会产生弊害。佩脱拉克本人就反对这种无益地堆积大批书籍的愚蠢时尚；而在同一个世纪里，乔万尼·曼志尼嘲笑了一个来自布雷西亚的七十多岁的老者安德列奥罗·德奥奇斯，因为他准备牺牲他的房产、土地、妻子和他自己以增加他的藏书。

此外，关于手稿和藏书的增加方式，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见闻。买到一部古代的手稿，里边包括一个古代作家的稀有的或惟一完整的或惟一存在的原本自然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多说。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特别被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而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很高。其余的人仅仅被叫作“抄书手”，他们一部分是以这种职业为生的办事员，一部分是学校教师和贫苦的读书人，希望增加一些收入，一部分是修士，乃至是修女，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是上帝所嘉许的。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这种职业抄书者很少而且是不可靠的，佩脱拉克就曾经对他们工作上的无知和拖沓提出过激烈的指责。在十五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也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他们职业上的知识，但在工作的精确性上，他们始终没有达到过老修士们那种谨严认真的程度。他们似乎是以一种不愉快的敷衍塞责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少在抄本下面署名，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有高兴的心情或自豪感，而在同一时期的法文和德文的手抄本中却具有这种精神，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奇。更奇怪的是：在尼古拉五世时代，在罗马的抄书手大多数是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说的“野蛮人”，大概也就是那些在教廷寻求照顾并借此以维持生活的人。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于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他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抄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谈而美丽的花体字。如果抄写工作是由大人物或富有者的命令进行的，用来抄写的材料总是羊皮纸，而无论是在梵蒂冈或在乌尔比诺，都一律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的搭扣。因为人们十分注意用书籍外观的美丽来表示对于它的内容的重视，所以印本书籍的突然出现最初不受欢迎就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了。当贝萨利昂枢机主教的使者们第一次在康士坦丁·拉斯卡利斯的家里看到一本印本书时，他们曾经对于“在某一德国城市的野蛮人中间的”发现加以讪笑，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也“一定会以有一本印本书为耻辱。”

但是，那些疲倦的抄写者——不是指那些以这一行业为生的人，而是指许多为了得到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抄写它的人——对于德国人的这一发明却很欢迎，“尽管诗人们对于书法给以称赞和鼓励。”它不久就在意大利被用来首先增印拉丁作家的然后是希腊作家的著作。但很长一个时期，除意大利外，它没有在其他地方传开，而在意大利它也完全没有以人们对于这些著作的普遍热情所能期待的速度传播开。过些时以后，作家和出版者的近代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而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当时已不再能象柯西莫那么容易使费莱佛答应毁掉一部书，就出现了查禁的检查制度。

伴随着语言和古典文化研究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版本的批判校勘，与本书内容和一般的学术史都同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不是意大利人的学术问题，而是在文学和生活上古典文化的再生。不过关于学术研究本身再说上几句仍然是允许的。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初。它始终也没有象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这种憎恨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学对于意大利人具有吸引力而被完全抵消。

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止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北方人象阿格利科拉、吕契林、伊拉斯玛斯、斯蒂芬家族和博达斯等能够及时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个语言的大师。那个侨居地最初是由曼纽尔·克里索洛拉和他的亲属约翰以及特列比松的乔治开辟的。接着约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以后的时代里，是约翰·阿吉罗普洛斯、西奥多·加扎、德米特里奥斯·哈尔孔季拉斯（他曾把他两个儿子西奥菲洛斯和巴西利奥斯培养成为卓越的希腊语学家）、安德罗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马科斯·莫萨罗斯和拉斯卡利斯家族等等不必细举。但是，在希腊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学者研究的继承仅仅是由流亡者的子弟维持着，或者某处由某一个干地亚或塞浦路斯的流亡者维持着。希腊文化研究的衰落约开始于教皇列奥十世逝世的时候，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界态度的普遍改变和当时已经感到古典文化影响的有些过多；但它恰好与希腊流亡者的死亡同时发生并不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以1500年为准，意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希腊文。那时候的青年人学习说这种语言，而在半世纪以后，象教皇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到晚年时还能说希腊语。但学习到如此娴熟，估计必定曾和道地的希腊人有来往。

除佛罗伦萨外，罗马和帕多瓦几乎一直聘请有希腊文教师，而维罗纳、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和其他城市则聘有临时教师。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威尼斯的阿尔多·曼纽奇印刷所得到了极其可贵的帮助，在那里，第一次以原文印行最重要的著有多卷著作的作家们的作品。阿尔多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这项事业中；像他这样的编辑兼出版家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对于东方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对于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假定他懂得这种文字。从十五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以能够怀有敬意地说这种语言为满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彻底研究中。但是对于这种语言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由于宗教上的考虑，或受到推动或受到阻挠。当波吉奥从君士坦丁宗教会议的辛勤工作之后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和在巴登从一个领过洗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描写是“象大多数改宗了的犹太人一样，愚蠢、暴躁而无知”；但他却不能不为他自己学习希伯来文的行为辩护，反驳利奥那多·布鲁尼，因为布鲁尼试图向他证明希伯来文是无用的乃至是有害的。伟大的佛罗伦萨政治家兼学者，吉安诺佐·曼内蒂（死于1459年）反对犹太人的论辩文章提供了当时已有人完全精通犹太语言学术的最早的例证。他的儿子阿尼约洛从童年时代起就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命令之下，曼内蒂翻译了旧约中的诗篇，但不能不在一部致阿尔方索的著作中来为他的翻译的原则进行辩护。教皇曾经为寻求发现福音作者的希伯来文原本悬赏五千金币，在他的委任之下，曼内蒂收集了现在仍然保存在梵蒂冈的希伯来文手抄本，并开始写一部反对犹太人的伟大的护教著作。希伯来文的学习就是这样列入了教会事务中。加马多莱斯僧团的修士阿姆布罗吉奥·特拉维尔萨利学习了这种语言，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他修盖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建筑，并把他自己广泛搜购的书籍加入到图书馆的藏书之内）所雇用的“写本人员”（图书馆员）既有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也有懂希伯来文的。这种语言的学习当时变得更普遍了；人们收集希伯来文手抄本，而且在有些图书馆里，象乌尔比诺图书馆，它们成为那里所收藏的丰富而珍贵的书籍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希伯来文书籍的印刷开始于1475年，因而使意大利人自己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这种语文都更加容易了，这些国家很多年来就靠意大利供给它们书籍。不久，凡是比较大的城镇就都有个别的精通希伯来语言的人，而且有许多人渴望学习它；1488年在波洛尼亚设立了希伯来文讲座，1514年，在罗马设立了另一个讲座。对于希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文还更受欢迎。

所有那些在十五世纪里忙于学习希伯来文的人们当中，没有谁比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更为重要的了。他并不以得到希伯来文文法和圣经的知识为满足，而是要深入研究犹太神秘哲学，甚至要熟悉犹太教法典经籍。这种研究，虽然也许还没有升堂入室，但他之所以可能做到，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犹太教师。事实上绝大部分希伯来文教学都是由犹太人担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很受尊敬的作家。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一般必须先皈依基督教。

在东方语言中，阿拉伯文也和希伯来文一样有人学习。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著作的较旧的拉丁文译本不再能使医药科学感到满足，因而要经常求助于原本；威尼斯在东方的许多领事馆提供了易于接触这些原本的机会，因为在它们那里经常有意大利医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学术仅仅是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时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文明世界所起影响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反应——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和它相抵触的，并且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放弃了它长期地强有力地维持着的地位。一个威尼斯医生希罗尼莫·拉穆西奥，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维森那的大部分著作并于1486年死在大马士革。贝卢诺的安德烈·蒙加约，是阿维森那的门徒，在大马士革居住很久，他学习了阿拉伯文并发展了他的老师的学术。威尼斯政府后来任命他为在帕多瓦大学的这一门学科的教授。其他政府也学习了威尼斯的先例。君主和富翁们竞相收集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第一个阿拉伯文印刷所是于教皇优里乌斯二世时代在法诺开始的，并于1514年在列奥十世时代被确定为一个圣职事业。

在开始叙述人文主义的一般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对于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略加论述。他是惟一大声疾呼并强有力地保卫一切时代的真理和科学，反对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不但知道怎样尊重阿维洛斯和那些犹太的研究家，而且也知道怎样按照著作的内容来尊重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作家。他似乎听见他们在说：“我们将永生不朽，但不是在那些空喊口号的学派中而是在那些智慧的人群里，在那里人们所谈的不是安德洛玛琪的母亲或尼奥比的儿子而是天上人间事物的较深奥的原因；观察细密的人将看到：即使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智慧（mercurium），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内心里。”他本人能写强劲有力的优美的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叙事条理清晰的大家；他轻视那些空谈家的舞文弄墨和当时流行的过于重视形式的模仿，特别是如常见的那样，当它们失之于偏颇，对于事物本身的广阔真理淡然漠然的时候。看到皮科，我们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破坏了意大利人民的更高尚的精神生活，意大利哲学必将有极高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