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声誉的近代概念

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上各阶级分开生活，每一个阶级各有本阶级的中世纪等级荣誉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级所特有的。但在意大利，在暴君政治或民主政治的时期以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平等。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一般社会的早期痕迹，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详加叙述的，它在拉丁和意大利文学上具有共同的基础；而这样一个基础是这个新的生活因素生长所需要的。此外，还必须加上：那些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当时都被人们热情地研究着，尤其西塞罗是所有作者中受人研读最多和最受赞扬的一个；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和渗透了荣誉的概念，而他们的主题本身——罗马大帝国——在意大利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恒的理想。从那时起，人民的一切愿望和成就都被一个道德上的要求支配着，而它是欧洲其他地方还没有了解的。

这里，象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一样，第一个召唤来的证人又是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也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但是，就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他也谈到了关于声誉的麻烦；他知道和有名人物的私人交往怎样常常使人失望，并说明这一部分是由于人们天真的幻想，一部分是由于嫉妒，而一部分也是由于那个英雄人物的本身的缺点。在他的伟大的诗篇里，他坚决认为声誉是空虚的，虽然从口气中仍可看出他内心里并没有摆脱掉对于声誉的渴望。在“天堂”里边，“水星天”是那些善人们的居处，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为荣誉而努力，因而射在他们身上的“真爱之光”也就暗淡了。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地狱”里边堕落的灵魂恳求但丁在现世上使人们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并保住他们的声誉；而那些在“炼狱”里边的人却只是恳求他和别人为解救他们而祈祷。在有名的一段中，渴求荣誉的热情——“想坐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受到了谴责，它的理由是：智力的荣誉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时代为转移的，并且可以为更伟大的后继者所超越和盖过。

在但丁以后不久崛起的新的诗人学者很快地就使他们自己成了这种新趋势的主人。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是意大利一致公认的名人，同时作为诗人和历史家，他们有意识地来评定别人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一个表面象征就是对诗人的加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但丁的一个同时代人，阿尔伯蒂·莫莎图，在帕多瓦被主教和教区长加冕为诗人；他所享受的荣誉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每一个圣诞节日，大学的两个学院的博士和学生们排着庄严的队伍、吹着喇叭并且好象是持着点燃起来的蜡烛、来到他的住宅前向他致敬并馈送礼品。他的盛名一直继续到1318年他失宠于卡拉拉家族的当权的暴君时为止。

这种新的崇拜过去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这时却大量地给与了佩脱拉克；他自己在晚年时确信这不过是一种愚蠢而讨厌的事情。他的《致后人书》是一个不得不满足群众好奇心的名高望重的老人的自白。他承认他宁愿名传后世而不愿声闻当时。在他的关于幸与不幸的对话中，那个主张光荣为无谓的对话人得到了胜利。但是，在这同时，佩脱拉克却以拜占廷的君主能够象查理四世一样地从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高兴。事实上，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声誉已经远及于意大利以外。当有一次他访问故乡阿利佐（1350年），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并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时，他的感情为之激动是很自然的。在从前，某些伟大圣者的住处都是这样受到妥善保存和尊敬的，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在那不勒斯的多密尼克修道院的住室和阿西西附近的圣芳济的小屋都是这样；有一两个法律学家也享受到了半神话式的称誉而得到了这种光荣。十四世纪末，佛罗伦萨附近的巴尼约洛的人把一个古老的建筑叫作亚克索（约生于1150年）的书斋；但后来又坐视它被毁掉。可能是某些法学家作为谘询律师所得到的巨大收入和政治势力，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除了对于有名人物出生地的崇拜外，还有对于墓地的崇拜，而对于佩脱拉克，还有对他逝世地点的崇拜。为了纪念他，阿尔夸成了帕多瓦人喜爱的游览胜地，那里点缀着许多美丽的小别墅。这时在北欧没有“圣地”，人们只瞻仰肖像和遗物。各个城市都以拥有它们自己的和外国名人的骨骸为光荣；最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四世纪，远在圣十字教堂建筑之前，佛罗伦萨人就何等郑重其事地使他们的教堂变成一个伟人祠。佛罗伦萨为阿克索、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和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修筑了壮丽的坟墓。在十五世纪后期，“豪华者”洛伦佐亲自到斯波莱托人那里，请求他们把画家菲利波·李比修士的遗体赠给这个教堂，他所得的回答是他们这个城市并没有多少纪念物，特别是属于有名人物这一类的，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恳求他把这个遗体留给他们；因此事实上他就不能不以建立一个纪念碑为满足。甚至但丁，尽管薄伽丘极其严厉地敦促佛罗伦萨人提出归还遗骨的请求，但他仍然在拉文纳安静地长眠在圣芳济教堂旁。他被葬在“古代帝王陵墓和圣者墓穴之间，啊！家乡！和您所能提供给他的更光荣的伴侣为伍了。”甚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有一次有一个人从上面立着十字架的祭坛上取走了烛灯，并把它们放在但丁的墓前说：“收下吧！你比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们！”而这个人并没有受到惩罚。

这时，意大利城市又开始记起他们的古代公民和居住者了。也许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忘掉过它的维吉尔的坟墓，因为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一种神话式的荣光，而留在这个城市里边的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恢复了对于这个名字的纪念。

甚至在十六世纪时，帕多瓦人坚决相信他们不仅拥有他们的创造者安特诺尔的而且还有历史家李维的真正遗骨。薄伽丘说：“苏尔莫纳以奥维德在流放中远葬异地而叹息悲伤；帕尔马以卡西乌斯能够长眠在它的城垣之内而欢欣鼓舞。”曼图亚人在十四世纪年铸造了一种上面刻有维吉尔半身像的纪念章并建立起了他的雕像。年青的责查加的保护人，卡洛·马拉泰斯达在1392年有一次犯了贵族的骄纵脾气，把它毁掉了，而在以后．当他发现这位老诗人过于名高望重时，他不得不又重新把它树立起来。甚至以后，一个离城二三里远的小山洞，传说维吉尔曾经在那里沉思构想过，也和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学校”一样，给外来的客人们参观。科摩认为两个普林尼都是属于它自己的，并且在十五世纪末，在大教堂正面华美的天盖下建立雕像以对他们表示尊敬。

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在同一时期，北方的历史家只是在列举教皇、皇帝、地震、彗星时，偶然插入一点说明，提到在这个时期有这个或那个有名人物“活跃”过。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表明，怎样主要在荣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一种优秀的传记文学。这里，我们只谈谈那些地志学家们的地方爱国主义，他们记载那些他们的出生地城市有名的人物。

在中世纪里，很多城市都以它们的圣徒和它们教堂里的遗骨和遗物而骄傲。1440年帕多瓦的颂词作者，米凯尔·萨沃那罗拉就以这些来开始他一系列的圣贤颂，并从这些谈到“那些名人，他们并非圣徒，但由于他们的大智大勇（德行）应该列入（adne－cti）圣徒之列。——正象古典时代卓越的人物和英雄相近似一样。更详细的列举最能代表这个时代。首先是普里亚姆的兄弟安特诺尔，他带着一群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达尔达奴斯国王，他在尤干尼亚山战败了阿蒂拉，于是跟踪追赶，并在里米尼用棋盘将他打死；皇帝亨利四世，他建造了大教堂；一个叫做马尔库斯的国王，他的头被保存在蒙塞立斯山（燧寨山）上；其次还有两三个枢机主教和主教，他们是学院、教堂等等的创建人；著名的奥古斯丁会神学家弗拉·阿尔伯托；自保罗·维纳托和有名的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以下一系列的哲学家；法学家保罗·帕多万诺；其次还有李维和诗人佩脱拉克、莫莎图、洛瓦托。如果说这个名单里边缺少任何有名的军事家，那么诗人引以自慰的是他所提出来的博学之士的众多和学术上的光辉成就更能够名垂不朽，而军人的荣誉则是名随身灭，或者，即使传诸永久，也只是赖学者之笔以彰。虽然如此，但外国的名将自愿葬在这里对于这个城市依然是一种光荣，如帕尔马的彼埃特罗·德·罗西、皮亚琴察的菲利波·阿尔切利，特别是纳尔尼的加达美拉达（死于1442年），他的骑马铜像“象一个凯旋的凯撒”早已矗立在圣图教堂的旁边。这个作者然后又提出来一群法学家和医学家的名字，医学家中有佩脱拉克的两个朋友，约翰·阿布·霍罗洛吉奥和亚科伯·德·唐底斯，他们是贵族，“象许多其他贵族一样，不仅得到了而且应该得到骑士的光荣。”然后接着是一系列有名的工程家、画家和音乐家，最后是一个剑术家，米凯尔·罗索的名字，因为他是他那一行里边最卓越的人物，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他的画像。

在这些由神话、圣徒故事、民间颂赞、文学传说共同砌成的地方荣誉殿堂的旁边，诗人学者们又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万神殿。他们往往直接模仿科尔尼里乌斯·尼波斯、伪托的苏多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普鲁塔克（《妇女的美德》）、哲罗姆（《名人传》）等人的作品荟萃了很多男女名流。或者，他们象佩脱拉克在他的《荣誉的凯旋》里，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中那样，写想象中的凯旋式和奥林帕斯的群神大聚会，有上百人的名字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属于古代的，其余的是属于中世纪的。这种新的和比较近代的成分逐渐地得到更大的重视，历史家们开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写，从而产生了如菲利波·维兰尼、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巴尔托洛缪·法奇奥、保罗·科尔蒂斯以及保罗·乔维奥等人所写的很多当代名人传记。

在北欧，直到意大利对它的作家们发生影响以前，——如特利特米乌斯就曾受到影响，他是第一个写名人传记的德国人——它所有的只是关于圣徒的传说或者关于君王和圣职人员的描写，具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使人看不出荣誉的观念的痕迹，也就是由于个人努力而获得的声誉。诗人的荣誉仍然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才能获得；而这时北方艺术家们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作为某些行会或社团的成员而提及时才为我们所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意大利的诗人学者最充分地意识到：他能使人获得荣誉和名垂不朽，或者（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也可以随意使人没世无闻，名随身灭。尽管佩脱拉克对于劳拉的爱情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仍透露着这种感情，那就是他的十四行待能使他的所爱和他自己一样地传堵不朽。薄伽丘曾经对一个美丽的女人表示不满，他曾经对她表示敬意，而她却一直是无动于中，目的是为了使他继续称赞她以使她名噪一时，但薄伽丘却暗示她，他将要试一试对她略作微词，看有什么效果。桑纳札罗以他的两篇辉煌的十四行诗，使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有遭永世遗忘的危险，因为他曾经在查理八世的面前怯懦地逃走。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严肃地劝告（1491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要及时地想到关于他在非洲新发现的不朽事业并把材料送到佛罗伦萨，由他加以整理（细加调色）；不然，他将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由于得不到学者文人的襄助，他们的事业“被埋没在人类的无常之中”。那个国王，或是他的人文主义的大臣，同意这个意见，并答应至少要把关于非洲事情的葡萄牙文记录译成意大利文，送到佛罗伦萨写成拉丁文著作。究竟这个诺言是否实现了不得而知。这些主张决不象它们初看来那样毫无根据；因为使一些事件，即使是最伟大的事件，传播于当代和流传后世的方式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以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拉丁风格，很早以来就完全掌握欧洲的读者，直到上一个世纪，意大利诗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都更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和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地球上的一个新发现的地区之所以以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由于他有一部游记——自然这是在把它译成拉丁文的德意志人，马丁·瓦尔德斯莫勒尔（希拉科米鲁斯）的提议之下作出的；保罗·乔维奥虽然充满肤浅之见和美丽的空想，但他自认为有希望成为不朽的人物，他的期待并没有完全落空。

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彰明较著的事迹，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的序言中，非难他的前辈列奥那多·阿富提诺和波吉奥，认为他们关于那个城市的党派问题过于慎重和沉默：“他们错误很大，并表明他们对于人们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那些作家们并没有想到：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严肃的作家们把不止一件惊人而可怕的事情的动机归之于一种要完成一些伟大而令人难忘的事情的迫切的欲望。这种动机不仅是一般极端的虚荣心，而是有些近乎着了魔，包括着意志的屈服，使用任何残暴手段乃至对成败本身的在所不计。例如，马基雅维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蒂法诺·波尔卡罗的性格的；关于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的谋杀者，历史记载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况；而佛罗伦萨的阿利桑德罗大公的被刺（1537年），瓦尔奇本人也认为凶手洛伦奇诺·美第奇是因为受到了渴求声名的折磨。保罗·乔奥维更强调了这一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洛伦奇诺因为毁坏了一些罗马的古代雕像，曾经受到莫尔扎的一本小册子的嘲笑，因此他考虑做一件新奇的事情以使他的羞耻为人所忘，结果就产生了对于他的亲属和君主的谋杀。这些就是这个在感情和力量上极度紧张和绝望的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且使我们想起了在马其顿的菲力普时代焚烧埃菲萨斯的狄亚娜神庙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