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意大利的国家和个人

无论是共和制或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人的早期发展的原因，这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他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

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欧洲北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未能以同样方式表现出来。卢特普兰德曾经为我们描写过十世纪的一群大胆的犯罪者，其中有一些是格雷戈里七世的同时代人，有少数是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代的反对者，他们就显示出这种性格。但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单只提它们还处在种族诅咒下这一理由就足以说明。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堂堂的诗人，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驱。不过这个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对于丰富多采的人类天性的揭示——这个多方面的描述和批判——我们将以独立的章节来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将只涉及那个心理状态的事实本身。这个事实是以最明确的和最不易弄错的形式出现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暴君专制不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养了暴君或雇佣兵队长本人的个性，而且也培养了他所保护的或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的个性。这些人不能不认识他们自己天性中转瞬即逝的或永久存在的内在才能；而他们的生活享受，由于想认可能是很短时期的握有威权和势力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加强和集中了。

甚至他们所统治的臣民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冲动。撇开那些在密谋反抗和阴谋中丧失了他们生命的人不谈，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满足于一种严格的私人身份的，象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居民那样的多数人。无疑地，一个维斯康提暴君治下的属民要想维持他们个人的和家族的尊严往往是困难的，而由于遭受奴役，道德品质一定丧失了很多。但是，在个性方面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并不阻碍私生活的不同旨趣和不同表现的生气勃勃和丰富多采。财富和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没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有一个和拜占廷或回教世界不同的、不是政教合一的教会——所有这些条件无疑地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党派斗争的停止也给这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闲暇时间。对政治漠不关心，一边忙于他自己的正当事业，一边对于文学艺术有极大的兴趣，这样的私人，似乎已经在十四世纪的这些暴君专制制度下初次完整地形成了。自然，我们还不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要求书面的证据。我们可能从之得到材料的小说家们为我们描写了很多的怪癖，但是这种描写只是从一个观点出发，并且仅限于故事的所需要的范围以内。它们的场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国的城市里边。

在共和国城市里边，情况也是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有利的，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当权的党派更换的次数越多，个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力。特别是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那些政治家和民众领袖们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使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中也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们相比拟的人物，即使是个别例外的也没有，就是亚科伯·冯·阿特费尔德也不行。

在另一方面，失败了的党派的成员所处的地位常常和暴君专制国家的臣民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经享受过的自由或权力以及在有些情形下要想恢复它们的希望，给他们的个性增添一种更高的活力。在这些被迫闲居的人们当中，我们发现，例如，有个阿尼约洛·潘多尔菲尼（死于1446年），他的关于家政的著作是一种得到发展的私生活的第一部完整的纲领。他把个人责任和社会生活所冒的危险和所得的忘恩负义做了比较；他的评论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

放逐也尤其有这样的结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顿以终，或者是使他身上原来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得到发展。乔维诺·庞达诺说：“在我们所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边，我们看到成群的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了家乡：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具有他的美德。”事实上；他们不仅限于真正被流放的人，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自愿离开他们故土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家乡的政治或者经济情况。在费拉拉的佛罗伦萨移民和在威尼斯的卢卡人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故乡，但是，在他所说的“我的国家是全世界”这句话里边，他甚至于超过了这个限度。当人们提出以屈辱他的条件把他召回佛罗伦萨时，他写信回去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艺术家们也以同样的挑战态度为他们不受固定居处限制的自由而高兴。吉贝尔蒂说：“只有那个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一个被放逐的人文主义者以同样的口气写道：“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