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教皇政府和它所遭到的危险

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此以前，在确定意大利国家的一般性质时，只是偶然地提到过它们。对于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其他国家极感兴趣，在罗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精神权力可以经常掩盖或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开头，当教皇被诱到阿维尼翁囚禁起来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多么猛烈的火的考验啊！最初，一切都陷于混乱中；但教皇有钱，有军队还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军事将领，即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重新使这个教皇国完全服从领导。在教会分裂时期，最后瓦解的危险更甚于前，当时无论罗马教皇或法国教皇都没有充分财力恢复新丢掉的国家；但这在教会恢复了统一之后，在马丁五世时，终于做到了，而在重新遭到这种危险时，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时代做到了，但这个教皇国在意大利的各国当中一直是一个完全不同一般的国家；在罗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政府遭到科伦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蔑视；在翁布里亚，在边境地带，在罗马尼阿，那些市民共和国所表现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教皇政府多大的感激，这些共和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它们的地位已经为一群君主专制的大小王朝所代替，而它们所表示的忠诚和服从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依靠自力而独立自主的国家，各自关心自身的利害，我们已经根据这一观点对它们之中最重要的王朝做过讨论。

然而对于教皇政府做一些一般的评述仍然是需要的。在十五世纪的过程中，它遭遇到新的意外的危险和考验，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支配了它，并且把它吸引进它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些危险从人民或者从外国来的很少；而来自教皇本身性格的却最为严重。

在阿尔卑斯山彼麓的那些国家姑置不论；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危险时，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在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或者从苦于玫瑰战争的英格兰，或者从当时秩序紊乱的西班牙王国，或者从不久前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得到微小的帮助。在意大利本身，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和没受教育的人有民族虚荣心，他们因为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骄傲；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就系于它具有和保持这种性质；而广大的人民仍然相信教皇赐福和授任圣职的能力；其中象维特洛佐·维特利那样的有名的犯罪者，他在教皇的儿子命令把他杀了的时候还在祈求亚历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恶。但是，所有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把教皇政府从它的敌人手中保全下来，如果后者真正认真起来，并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话。

正当从外部得到援助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时，在教皇政府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征象。象它此时这样地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它就不能不象它们那样有着同样阴暗的经历，但是，它自己的异常的性质给了这些暗影以一种特殊的色彩。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论，关于它的内部骚动是不必重视的。有许多教皇在被人民的暴动驱逐以后又回到了罗马，罗马人民对于教皇的驻在罗马也感到有极大的好处。但是，罗马有时候不仅表现了一种特别的反教皇的急进主义，而且在当时所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当中，证明有来自外部的秘密干涉在起着作用。斯蒂法诺·波尔卡罗反对尼古拉五世的阴谋就是如此。正是这位对于这个城市的繁荣贡献很大的教皇，由于使枢机主教们致富和把罗马变为教皇的堡垒而引起人民的不满。波尔卡罗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的同谋者中颇多有名人物；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一定是可以在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国家政府里找得到的。就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的有名的反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的演讲词的结论是希望教皇属邦迅速世俗化的。

教皇庇护二世不能不与之做斗争的卡提里那式的阴谋集团（1460年）以同样的坦率声言，他们决心推翻僧侣政府；他们的领袖，提伯吉奥，把责任推到了占卜者身上，他们认为那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愿望。几个罗马的主要人物，塔伦特王子、亚科波·皮奇尼诺雇佣兵队长，都是提伯吉奥的同谋和支持者。的确，当我们想到在富有的高级教士的官室里积聚起来的财物——阴谋者特别注意的是阿奎莱雅枢机主教——在一个几乎没有防守的城市里，这样的窥伺夺取的事竟没有更多地发生和获得更多的成功，真使我们惊讶。庇护二世宁肯住在任何地方也不愿住在罗马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保罗二世也由于一些被撤职的高级教廷官员所进行的阴谋而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些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挥下，曾经把梵蒂冈包围了二十天。如果教皇政权不是根除了那些贵族集团，它早晚必成为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些贵族集团的保护之下，这些匪帮们才出头肇事的。

这一任务由厉害的西克塔斯四世担负起来了。他是第一个把罗马和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击败了科伦纳家族以后，因此无论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和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敢于以旁若无人的蔑视态度来行事，并无视从欧洲各地发出来的不平之鸣，和要召集一个宗教会议的威胁。他用买卖圣职的办法来供应他自己必需的用款，这种买卖突然增加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并且从枢机主教的任命一直到最小的恩惠的赐与无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才得到了教皇的地位的。

如此普遍的腐败风气早晚会给教皇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不过，这还是未可知的将来的事。可是产生“族阀主义”就不然了，它曾一度有完全毁灭教皇政权的危险。在所有的“亲族”中，枢机主教彼埃得罗·利阿里奥首先最受西克塔斯的宠爱，几乎是专宠。他不久就引起了全意大利对他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的使人难以相信的奢侈的生活，部分是由于当时流传的关于他轻视宗教和他的政治谋略的传说。他和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约定（1473年），使后者成为伦巴第国王，然后由后者用金钱和军队帮助他回到罗马即教皇位；西克塔斯似乎要自愿地让位给他。这个计划要使教皇的职位成为世袭的，结果必将使教皇国家世俗化，但它因为彼埃得罗的突然死亡而失败。第二个“亲族”，吉罗拉谟·利阿里奥，终其生为世俗中人，未尝觊觎教皇职位。从这时起，这些“亲族”们，由于他们力图为自己建立公国，就成了意大利混乱的一个新祸源。曾发生过教皇们试图支持他们的亲族在那不勒斯提出封建权益要求作为报偿之事；但是，白卡利克塔斯三世失败以后，这样的计划不再是实际可行的了；而吉罗拉谟·利阿里奥，在企图征服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失败以后，也不得不在教皇领土的范围以内建立一个国家来聊以自慰。在罗马尼阿的贵族以及城市暴君们威胁着要完全摆脱教皇的无上权力，而罗马出面阻挠，有在短期内被斯福查或威尼斯人侵夺之虞的时候，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但是，在象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亲族”及其后人一旦变成为君主和教皇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们对于教皇能够继续服从呢。就是在教皇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永远认为自己的子侄是可靠的，驱逐前任教皇的“亲族”而用自己的一个“亲族”来代替他的诱惑是强烈的。整个制度对于教皇政权本身的影响，性质极为严重；人们为了最可疑的目的而毫无顾忌地使用着无论是宗教的或者是世俗的一切强制手段；教皇的其他一切目标对于这些目的来说都被看作是次要的。当这些目的以革命和放逐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达到以后，一个纯以毁灭教皇政权为其最大利益的朝代就建立起来了。

在西克塔斯死的时候，吉罗拉谟仅仅能够靠他自己的竭尽全力和斯福查家族的帮助维持住他篡夺来的弗尔利和伊摩拉的君位。他在1488年被谋杀了。在西克塔斯死后的教皇选举会议上（1484年）

——英诺森八世当选的那一次会议——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似乎给教皇政权提供了一个新的外部的保障。两个枢机主教—一他们同是统治家族的王子——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拉贡的乔万尼，和摩尔的兄弟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极端厚颜无耻地出售了他们的选票；所以，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由于维持教皇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使他们能参加分赃，无论如何也感到兴趣了。在下次教皇选举会议上，当所有的枢机主教除了五个人之外都出卖了他们自己的选票时，阿斯卡尼奥又一次地获得了巨大数目的贿赂，并期望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成为有希望的候选人。

“豪华者”洛伦佐，则惟恐美第奇家族空手而归。他把他的女儿玛达丽娜嫁给新教皇——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女的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克托·奇博，不仅希望他自己的儿子（即枢机主教乔万尼，亦即以后的列奥十世）得到种种好处，而且希望他的女婿得到很快的升迁。但关于后者，他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英诺森八世在位时，那种曾经被用来建立许多国家的无耻的族阀主义已无机可趁了，因为弗兰切斯克托自己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他象他的教皇父亲一样，寻求权力仅仅是为了取得和积累财富这个最卑贱的目的。然而，他们父子从事这种勾当的行径早晚必招致最后的灾祸，即教皇国家的解体。如果说西克塔斯是用支配宗教上的高官显位和恩典的办法来充实他的财库，那么英诺森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出卖世俗恩典的官署，在那里可用大量金钱买到对谋杀罪和屠杀罪的赦免。每一笔罚款中有一百五十个金币归入教皇的国库，其余多出来的归弗兰切斯克托所有。这位教皇在位的后半期，罗马充满了有执照的和没有执照的刺客；西克塔斯曾经开始平服的一些集团又和以前一样地活跃起来了；在梵蒂冈里受到警卫森严的保卫的教皇，以时时设立一个陷阱，偶然捕获一个富有的犯罪者为乐事。对于弗兰切斯克托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教皇死后他能够用什么方法携带着装得满满的财宝箱逃跑。他终于在听到他父亲死亡的一个假报告时（1490年），不自觉地暴露出了本心；企图把教皇金库里所有的金钱都带走，而当这事显然不可能时，他坚持无论如何那个土耳其的王子迪姆必须和他一起走，把他作为一个活的资本，以备有利地出卖，也许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推测遥远的过去时期的政治可能性是困难的，但我们不禁要自问，经过这样的两三任教皇之后，罗马是否还能残存下去。就是对于欧洲信仰宗教的国家来说，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是非常轻率的。当时不仅旅客和朝圣者，就是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人员也都在罗马的邻近被剥得只剩下了衬衫，而使节们经常地还没有涉足城内就被迫转回去了。

这样的情况是与有才能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关于权力的概念和对权力的喜爱不相容的，所以他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公共秩序——至少是暂时恢复——和如期支付一切薪金。

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意大利的文化的状况，既然波几亚家族和在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样都不是意大利人，所以这一任教皇可以略过去不谈。亚历山大当众和凯撒·波几亚说西班牙语；露克瑞佳在进入费拉拉时身着西班牙服装并受到西班牙优伶们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象在1500年战争中凯撒的最不名誉的一连军队一样是西班牙人；甚至他的绞刑吏，唐·米切莱托和他的毒杀者，塞瓦斯蒂安·平松也似乎是西班牙籍。凯撒的成就之一，是他曾以地道的西班牙方式，在一个圈起来的场子里边，按照斗牛技术的规矩杀死了六条野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似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罗马式的腐化堕落，早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

人们常常详尽地叙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和做了些什么样的事。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完全征服教皇国，事实上，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所有那些小暴君们都被驱逐或者毁灭了，他们大部分或多或少地是教会的不听话的臣属。在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派奥尔西尼和所谓的吉伯林派科伦纳这两个大集团被消灭了。但是，所用的手段是如此可怕，如果不是父亲和儿子同时中毒这件事突然发生，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貌，这些手段最终必将使教皇政权遭到毁灭。基督教世界的义愤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自然不是巨大的危险的根源；在国内，他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们恐惧和服从，外国的统治者已被争取到他那一边来了，而路易十二甚至于以全力来支持他。整个欧洲的广大人民几乎难以设想在中部意大利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惟一真正充满了危险的时刻是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时候，但却意外幸运地度过去了，而且就是在那时候，也不是教皇政权有什么危除，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可尊敬的教皇所代替的危险。教皇政权的最大的、经常存在和日益增长的危险来自亚历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的儿子凯撒·波几亚身上。

那个父亲的天性，是奢望、贪心和肉欲与坚强而有才华的品质相结合。从他开始任教皇的第一天起，就尽情沉湎于权力和奢侈的享受。在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上，他是肆无忌惮的，人们立刻知道了他将为他选举时所遭受的金钱牺牲取得更多的补偿，而他出卖圣职的罪要远远超过他购买圣职的罪。必须记住，亚历山大以前担任过的副财政大臣和其他职务使他对于各种收入来源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员都知道得更清楚，更能实际地加以利用。早在1494年，人们发现一个曾经在罗马讲道攻击买卖圣职的白袍僧，热那亚的亚当，被杀死在床上，受伤二十处。几乎没有一个枢机主教不是付出大量款项而被任命的。

但是，这个教皇逐渐受到儿子凯撒·波几亚的影响，这时他的暴烈的措施就具有一种穷凶极恶的不道德性质，这必然反映在他所追求的目的上。在同罗马贵族和罗马尼阿暴君的斗争中，他的所作所为，其不信不义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世所熟知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措施；而他那种欺诈的天才也较高。凯撒用来孤立父亲，谋杀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的方式至足惊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教皇对他们的庞幸或者他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于他不利时，他就这样干。亚历山大曾被迫默许刺杀他最爱的儿子甘底亚大公，因为他自己也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凯撒的恐怖中。

凯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甚至于在他的暴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和实际上已成为教皇国的主人时（1503年），他的左右给人以谦虚的回答是：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罗马尼阿的君主身分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以后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伦纳两大家族，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感激。但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谈话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来保护时，他所说的话就超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将设法使教皇政府将来有一天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

”凯撒当然也附加一句说，没有威尼斯的同意，谁也不能做教皇，为了这个目的，威尼斯的枢机主教们不能不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究竟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们不能说；无论如何，他父亲的话就足以证明他对于教皇宝座的垂涎。此外，我们还从露克瑞佳·波几亚那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间接证据；这是就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篇中的某些段很可能反映了她作为费拉拉的女大公可以自由使用的语言而言。其中也主要谈到了凯撒对于教皇宝座的期望，但是有时也暗示他对全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的属望，而最后使我们了解到的是：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凯撒有最远大的计划，为了这些计划，他以前才放弃了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事实上是：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凯撒是否被选为教皇，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家，而在他犯了种种重大罪行之后，即使他作为教皇也不能永远这样占有下去却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有任何人能够使教皇属邦世俗化，则他正是此人，而为了保持住这些属邦，他必将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深受欺骗，那么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对于这个重大的罪犯抱有隐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凯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从伤口里抽出刀来”，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希望消灭这个教皇政权，这是一切外国干涉和所有使意大利分裂的根源。那些想揣测凯撒的目的的阴谋家们，当对凯撒提出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似乎就被轻蔑地斥退了。

但是，从凯撒所具有的前提中得出来的一切必然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这并不是由于他有莫名其妙的天才，事实上他所赋有的天才之少，和弗里德兰大公正相同，而是由于他所用的手段与他的任何巨大而前后一贯的行动方针不相符合。的确，即使没有结束他的统治的意外事件，也许在他的极端不道德中存在着教皇政权得救的希望。

即使我们认为他在教皇国中消灭那些小暴君使他得到的完全是同情，即使我们认为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所组成、有列奥那多·达·芬奇作总机械设计师，在1503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的远大计划的证明，可是其他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的性质，因而我们的判断和当时的观察家们的判断同样地完全不能解释它们。这类事实之一就是凯撒对于新得到的国家虽仍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教皇在位的最后几年的罗马和教廷的情况。无论他们父子曾否开列出一个要处死的人们的正式名单来，或者是那些谋杀是一个一个地决定的，任一情形都说明波几亚父子一心要秘密消灭那些妨碍他们、或遗产为他们所垂涎的人。现金和动产只是这笔遗产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尤为巨大的收益来源是：对那些被处死的教会高级僧侣停发薪俸，在职位虚悬期间，该项薪俸归教皇所有，而且当有人接替这些被害者的职位时，教皇还可以得到一笔代价。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俱遭公爵（凯撒）毒手。

”他自己也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市内蹓跶，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象提贝留那样害怕在白天显露出他此时已经成为可憎的面目，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的疯狂的杀人喋血的嗜好，他甚至于也许把不认识的人给杀掉。

早在1499年，失望就已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卫士们都受到伏击和杀戮。而那些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人，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毒杀。有时需要注意一定程度的慎重，他们便使用了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生效，而是缓慢地逐渐地致人于死，并且可以搀到任何菜肴或酒类里边而不被发现。迪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以前，曾经在一杯甜酒中吃了一些，而在他们一生事业的末期，波几亚父子由于偶然地吃了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科尔内多的阿德里安——准备的蜜饯，自毙于这种毒药。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刮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被亚历山大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凯撒准备自己下毒手的乔万尼·波几亚——当时富有的高级教士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很少。甚至退居到某些地方市镇的安静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稳秘的恐怖似乎笼罩在教皇的周围；最初，宫墙之内，卧房之中，时常遭到霹雳风暴的侵袭使他受到惊吓；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时，人们就认为那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传说似乎最后通过有1500年大赦年纪念盛典而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去，不必谈别的，单是那不名誉的赦罪券交易也就很足以引起全欧洲对罗马的注意了。除了参拜圣地归来的人以外，还有奇怪的白衣忏悔者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伪装的从教皇国逃出的亡命者，而他们是不会缄口不言的。在基督教界的这种愤慨和恼怒变成亚历山大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根源以前，还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它们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潘维尼奥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要是他不是在为儿子进行巨大谋划的中途死亡的话，他必将除掉其他一切有钱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并夺取其财产。

”如果凯撒在他父亲死时不是卧病在床，有什么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当时没有法国军队在旁边，而他拥有一切手段，可以勒令被他毒杀而适当地减少了人数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选举会呢！在做这样一种假定时，情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替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选举会议，而在他很快逝世之后，就是选举优里乌斯二世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一种普遍反动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的私人道德怎么样，但在一切主要方面他是教皇政权的救星。他熟悉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事变过程，这使得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他自己的政策建筑在这上边，并以他的不可动摇的气魄全力地和热情地乘专心从事。他登上教皇宝座，并没有用贿买圣职的办法，而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总之，教会最高职位的公开买卖是随着他而终止了。优里乌斯有他的亲信，其中也有几个是不足取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没有受到“族阀主义”的诱惑。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的丈夫，女继承人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的继承人。凡是优里乌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使用外交手段得到的，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赠给他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已濒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士，把它遗留给他的后任，并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会版图并不是他的过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藏的七十万金币将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一切枢机主教的，实际也是一切死在罗马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用的是最专制的手段，但他并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人。当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处在不为刀俎则为鱼肉的时代，当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利更有力量的时代，他必须率军亲征一事对他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自然是只有好处。如果说他曾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

”但他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帮助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基础，那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或者甚至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一心策划亵渎神圣反对教会的时代里，教会呢？虽然这样，能够希望从谁的身上比从西班牙更快地得到真诚的和持久的尊敬但他那种喜怒好恶不隐藏的强有力的独特性格，整个给人一个对于他的地位最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问心无愧地敢于在罗马召集一个宗教会议，以蔑视全欧洲反对他的人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喧嚷。一个这种性格的统治者需要伟大的外部征象来表现他的概念，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这个征象。它的设计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表现的，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统一权力的最伟大的表现。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方面，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当时的拉丁文诗篇里对于优里乌斯也表现了一种迥不同于对其前任的热情，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在他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所描写的波洛尼亚入城式有其辉煌壮丽之处，而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中曾要求这位教皇发扬他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拉特兰会议的一篇谕令中。优里乌斯痛斥教皇选举中的贿买圣职之非。在他1513年死后，那些爱财的枢机主教们企图逃避这个禁令，他们建议，候选人被选后，其以前所拥有的收入和职位应该在他们中间平分，在这种主张下，他们将选举那产权最多而没有才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主要由于选举团的少壮分子起而反对，他们首先要选举出一位宽宏豁达的教皇，因而使得这个卑鄙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乔万尼·德·美第奇——有名的列奥十世当选了。

我们在讨论到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时将常常谈到这位教皇，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他任教皇时期，教皇政权再度遭到很大的内外危险的威胁。在这些危险当中，我们并没有把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的阴谋算在内。这些阴谋最多也不过引起人事的变化，而列奥以前所未闻的任命三十九个新枢机主教的真正对策予以对付。这个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奖赏真正有功者的附带优点。

但是，在他任职期间的头两年，列奥所走的某些道路达到了最危险的程度。他认真地想要用谈判的方法为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为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包括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在内。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在各方面被包围起来，必将成为仅仅是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属国，事实上也就没有再进一步把它世俗化的必要了。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遇到了一个难于排除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就死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要从乌尔比诺赶走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里所得到的只是仇恨和贫困。当洛伦佐在1519年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得之不易的征服地交给了教会。他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谈不到是优点；倘要是他自愿地这样做，他必将得到不朽的荣誉。一部分靠他自己的力量，一部分通过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交替谈判，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实际上只达到攻击少数的小暴君与雇佣兵队长们，这肯定地说都不是那种能够抬高他的身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好发生在西方国家君主年复一年愈来愈多地习惯于以意大利这一省或那一省作为赌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赌博的时候。最后几十年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既已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不扩展到教皇属邦里来呢，列奥亲眼看到了在1527年实现的那些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有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似乎是他们自己作主干的，目的是强制教皇捐献，但被教皇的武力赶回去了。公众反对腐败的教士政治的情绪也在最近几年内很快地达于极点，象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地要求改革，同时，路德也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出现。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时期，在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面前所实行的少数胆怯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前此所发生的事态，如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抢劫掠夺，放荡堕落等，除宣示其厌恶心情外，殆一无所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决不是最大的；威尼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对于一个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本城的恐惧。

克莱门七世时代，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烟雾迷漫，好象非洲热风阴郁地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上空，使得每年夏末月份窒人欲死一样。教皇在国内外道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隐忧，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科伦纳集团以挑战的姿态重新抬头；那个不屈不挠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仅仅他的存在就是教皇政府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他在1526年冒险突袭罗马，希望靠查理五世的帮助在克莱门被杀或被俘虏后，立刻成为那里的教皇。后者得以逃到圣安吉洛城堡里边，并非罗马之福，而他为他自己保留的命运也可以说比死亡还坏。

克莱门由于一系列的谎话——这些谎话只有强者敢于冒险一试，必给弱者带来灭亡——招来了在波旁王室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肯定地说，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并且在事前也不能估计出它的不领薪饷的大群劫掠者的热狂会把这个惩罚实行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征的目标是罗马，要想在德意志招募军队而不给以饷金是办不到的。给与波旁的书面命令可能有一天被发现，也很可能证明它们的措词是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是不能被它引入迷途的。只是由于这个奉教国王和皇帝的幸运，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才没被他的军队杀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世界上的任何诡辩也不能解脱他这次犯罪的责任。无数普通人民被屠杀，其余的人们被抢劫，以及一切酷刑拷打，并买卖人身的恐怖很清楚地证明了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查理似乎想要在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勒索一大笔钱财之后，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而克莱门的逃到奥尔维多一定是在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究竟这个皇帝是否曾经认真地想要把教皇属邦世俗化（对此每个人都完全做好了准备），和他是否真正由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劝阻而没有这样做，大概是永远弄不清的。

但是，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也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因为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和国家的新精神。人们立即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伯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

事实上，这个生死关头的一年，1527年，到底是有收获的。正直严肃的人们的声音重新得到了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罗三世时代，也没有再回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堕落中去。

教皇政府也在它遭到如此巨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引起了一种半宗教的和半政治的同情。那些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之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利霸占在自己手里，因而缔结了（1527年8月18日）亚眠条约，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营救克莱门。因此，他们不管怎样也要利用帝国军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反感。同时，那个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见他的面就提出最迫切的劝告。当计划着要成立一个僧俗人等全体服丧的总代表团时，查理恐怕它会象几年以前平息下去的叛乱一样产生麻烦，因而禁止了这个计划。他不仅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说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得不和他曾经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采取了讲和的态度。因为那肯定是与他相背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格，在他看来象一般的德意志的事情一样，是不能作为一项政策的基础的。如同一个威尼斯人所说的，还有一个可能是：罗马劫掠的记忆使他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他因而急于赎罪；他使佛罗伦萨人永久屈服于美第奇家族就是这种赎罪的表现，教皇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之一。教皇的“亲族”，新继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和这个皇帝的私生女结了婚。

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宗教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它又压迫它。从教皇政府内部、从教皇们本身及其“亲族们”产生的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即世俗化，由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延迟了许多世纪。正象这个运动本身曾经使出征罗马（1527年）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它也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蹶起，并从而领导这个改革运动的一切反对者在。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它只是在反对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变得十分稳固，虽然它必须在西班牙的永久保护之下；在它的属国消灭时，它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的正统世系，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的手中去了。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考虑一下这些政治情况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响。

显然，十四和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一般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当时的优秀人物一种出于爱国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佩脱拉克在当时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的所有儿女们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这仅仅是少数受过高度教养的人们的热情，和广大人民无关。但是，就是在德意志也是这样，虽然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并承认皇帝为最高元首。如果我们把“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除外，则德意志文学的最早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里，这些作品读起来象意大利种种演说、辩论的回响，或者象对意大利批评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的回答。不过，事实上自罗马时代以来，德意志就比意大利更早地是一个具有较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的意识是从和英吉利人的冲突中得来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的问题上，始终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的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室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望消除。所以，在十五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地提出来时，它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会引起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的烦恼的。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也即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的年代，对于爱国主义的复活是不利的；文学艺术乐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以及对于自我发展的无上兴趣破坏了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直到后来，那时统一的时机已成为过去，这个国家里充满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后来德意志的军队又征服了罗马，人们才又听到了对于民族感情的十分严肃、十分悲哀的呼吁。这种感情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所代替，虽然这种感情是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