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对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策略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从篡夺产生的这一个事实，对于他们的内外政策同样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风云际会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同样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究竟能否保持异乎，未必可以尽由暴君抉择。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象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逐渐地取得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国际公法的地位。它对于国际事务做纯客观的处理，既不受成见的影响也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它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伟大之处的，但整个说来，它却给予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特别是威尼斯很久以来成了众怨之的，认为它想要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它的力量以便——加以并吞。但更仔细地观察起来，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怨言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宫廷和统治阶级；它们通常为它们的人民所厌弃，而威尼斯的温和统治却为自己取得了普遍的信任。就是佛罗伦萨，尽管有它的难以驾驭的从属城市，也发现它自己和威尼斯处于一种虚与委蛇的地位，更不用说对它的一切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尼阿的发展了。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真正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来支持的国家一个严重的打击。

其他的国家也被一种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来互相对待。洛德维科·摩尔、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国王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更不必说那些较小的国家——使意大利一直处于一种经常的危险的骚乱状况之中。如果这种残暴的逐鹿仅限于意大利境内还好一些；但由于这种逐鹿的性质最后势必导致向外国——特别是向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要求援助和干涉。

一般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兰西一边的。佛罗伦萨一直以惊人的天真承认它对于法兰西人有着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亲幸阿尔卑斯山以南时，全意大利以一种国王本人及其从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诚欢迎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是活着的，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幻想破灭了；但在很久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样歪曲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带着如何卑劣的动机。那些意大利君主们，则试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英法战争告一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在各方面撒下他的外交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从事于他的愚蠢的冒险时，意大利的各国政府准备各方面应付他们。很清楚的是：即使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米兰根本没有提什么要求，它的干涉也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过去对于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就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事实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已经等待着它的到来。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查理的同盟者又是路易的同盟者，结果他就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这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书信里边。“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四个主要意大利国家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快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之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继续往最好处想。当他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但愿法兰西的国王们永远不打算对此国土动用武力；如果他们要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的君主来说，法兰西国王被他们交替用来作为恐吓自家和敌人的妖怪，每当他们看到没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唤进来。至于教皇们那一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不致对他们自己有任何危险，英诺森八世也曾想象他可以不愉快地撤退到北方，但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胜利地回到意大利。

的确，有头脑的人远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就预见到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一个人都看清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灾难接踵而至，法兰西和西班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国家，他们已不再以口头上的服从为满足，而要拚死地在意大利争夺势力和土地，关于这些已经了解得太迟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类似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实在也就是抄袭它们，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抄袭。吞并或者以领土做交易的计划一时接连不断。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的，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并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后盾，使教廷长期沦为其附庸。如同其它属国一样。哲学家们悲伤的感叹只能告诉他们，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这同时，还毫无顾忌或毫无掩饰地和土耳其人结成了联盟；人们认为这样做法也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权宜之计更坏。西方基督教界应该团结起来的那种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动摇，而弗里德利希二世大概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民族的新的兴起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覆亡又在整个西欧恢复了这种旧日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不过，意大利却显然是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虽然意大利各国对于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真正危险感到极大的恐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即使有时没有这样做，人们也认为它们这样做了；并且这样做也并不比派遣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放毒更坏，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国王的继承者们就曾因此而受到指控。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我们不能期待他会做出比召唤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曾在其他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威尼斯的煽动下，一度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君主们手里夺去了奥特朗托，这些君主们后来也嗾使苏丹巴雅泽特二世来反对威尼斯人。洛德维科·摩尔也受到过同样的责难。国史家说：“被杀害者的鲜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惨遭遇，都在呼吁上帝为其复仇。”在政府能够获得种种消息的威尼斯，人们获悉摩尔的表兄弟，佩札罗的统治者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在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十五世纪最受尊敬的两位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扩展感到深切悲痛而死，而后者确实是在准备率领十字军御驾东征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为这一目的而送来的捐输，并把为回报各国而颁发的赦罪券化为私人的商业投机。英诺森八世为了得到逃亡的迪姆王子的弟兄巴雅泽特二世所付出的一笔报酬，同意囚禁迪姆王子，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德维科·摩尔在君士坦丁堡所采取的促成土耳其对威尼斯的袭击的步骤（1498年），因此威尼斯威胁他要召开宗教会议。很显然，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的臭名远扬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全体居民认为归顺土耳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这种想法即使仅仅是作为对于专制政府的一种威胁而提出的，但至少也足以证明具有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已经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亚德里亚海岸的居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情，而安科那尤其盼望这件事。当罗马尼阿遭到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一个拉文纳的代表公开地对罗马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可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会接受我们，因为怕和教皇引起争端；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了腊古扎，我们将投向他们。”

这时意大利已开始受到西班牙人的奴役，这是一种可怜的而却并非毫无理由的慰藉，因为这个地区至少得以免于因受土耳其统治而命定要堕入的野蛮状态。象意大利那样四分五裂，靠它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

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策略虽然具有这一切缺点，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并不受恐惧、激动或恶意的影响。这里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为的各种权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来在君主心里培育中世纪的荣誉感，和随之而来的奇奇怪怪的后果；有的只是君主们和参议官们按着特殊情形的需要和他们所怀抱的目的所采取的一致的行动。对待可引为己用的人和不论来自何方的同盟者都不使人感到盛气凌人，因为这种态度可能疏远了一个支持者；在雇佣兵队长这一个阶级里边，出身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样的人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最后，开明的专制君主所掌握的政府，对本国和邻邦的确切了解，远非当时北方诸国所可比拟，而对于友邦和敌国的经济能力和道义精神也有最精密的估计。那些统治者尽管有严重错误，但生来都是统计科学的能手。和这些人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只要把实际理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并改变主张的。当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得监禁他的人确信；安茹朝在那不勒斯代替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大概是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肯定没有一个人具有类似维斯康提君主过去所有的道德观念。对于利己主义的力量的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无信的费兰特所作的有名访问中，这使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惊愕；费兰特当时很有可能被人怂恿把他囚禁起来，并且这样做完全不算是过分认真。但是因为拘捕一个有力量的君主，在勒令他签字并用其他方法加以侮辱之后再予释放，如大胆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之所为（1468年），在意大利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卤莽的事情；所以人们认为洛伦佐不是载誉归来就是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政治说服的艺术已经被提高——特别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北方国家是第一次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这种概念，而正式的演说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观念。这些演说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而已。在外交往来上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语言。象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可怜的样子出现的。他所得到的指示很有限，装备很寒酸，被人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永远没有失掉他的不受拘束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对于生动逼真的描叙的爱好。从那时起，意大利就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指示”和政治“报告”的国土。无疑地，其他国家也具有丰富的外交才能，但只有意大利，在这样早的时代里就保存了与之有关的大量记载。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晚年时（1494年1月17日），由庞达诺写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内阁的一封很长的公函，使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政治文件有最高的评价，虽然它不过是许多文件中偶然被引用的一个文件。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外交来往中，有多少同样重要和同样写得生动有力的其他文件，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没有予以编辑出版啊！

本书将有一个专编来研究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这种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的外部生活情况的研究齐头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