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在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已显示出它们有把城市转变成为国家的力量。所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怎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联邦，而这种理想是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所经常考虑的，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时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斗争中，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强大的联盟。西斯蒙第（见《意大利共和国史》第二卷第174页）的意见认为：在伦巴第同盟最后武装起来反抗红胡子弗里德利希一世的时候，意大利就有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但是那些更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典型特征，使任何这种计划不能实行。它们在商业交往上，不惜采取一切极端的措施来破坏它们的竞争者；它们使它们的较弱的邻邦处于无助的从属地位——总而言之每一个国家都幻想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而不需要其余国家的帮助，这样就给未来的篡夺铺平了道路。当贵族和人民之间和贵族各党派之间的长期冲突使人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当党派领袖们这时发现一般征募来的市民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转而代之以那些准备和愿意把他们的帮助卖给出价最高的收买者的雇佣兵队伍，篡夺者就出现了。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被驱逐，但并不彻底而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能够卷土重来，因为内部条件对于他们有利，而反对他们的势力已经筋疲力尽。

在那些保持它们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在变动中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三个世纪以来参加这个变动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的记录；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在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城市。我们不能想象出有一种能够比这两个城市所给我们的更鲜明的对照，而前此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的任何一个相比。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承认它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产物——一种高出于人类天才的力量的成果。这个城市的庄严的奠基是一个圣徒故事的主题。在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从帕多瓦来的移民在利亚尔图地方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人的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认为它的建立者已经预感到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伟大。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的高贵而流畅的六音步的诗篇里边，歌颂了这件事情，并使主持那个供献礼的僧侣向天高呼：“在我们今后要完成伟大事业的时候，愿赐给我们成功！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在十五世纪末，这个岛城是世界的珍宝箱。它是被同一个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屋、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的哼哼声中进行；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百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店铺和批发栈。他描写了远在桥那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边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货栈前边有他们的船舶并排地停泊在运河内，再往上一点是载满了油酒的全部船队，和它平行着，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而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则有很多客栈和香料店。作者就这样带领读者一个市区一个市区地巡礼直至最后来到了属于公共福利机关的两座医院。威尼斯公用事业机关之多，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在平时和战时对于人民的照顾是这个政府的特点，而它对于伤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敌人的伤员在内，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赞赏。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范；对于退休的公务人员实行着规定的年金制度，包括对于孤寡的照顾在内。宫庶、政情安定和熟悉外国情况，使它对于这类问题的考虑臻于成熟。这些苗条的金发白脸的人们，走路安详而谨慎，说话不慌不忙，在穿的衣服和举止上没有多大分别；装饰品，特别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用。在那个时代里，它尽管从土耳其人那里受到了些损失，然而仍保有令人眼花撩乱的一般的兴盛繁荣的景象；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潜力和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很久以后能够经得起到印度去的海道的发现、在埃及的马穆卢克人的灭亡以及坎姆布雷同盟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

萨伯利科出生于蒂沃利附近，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肆言无忌的习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些惊异地说，那些青年贵族们有一天早晨来听他的讲演，但他不能说服他们，使他们进入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在意大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运动怎么想，说些什么和期待着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尽管这个国家有严密的检查制度，但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们仍然可以从贵族中的更堕落的分子那里得到不少的情报。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有叛徒；那些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为政府服役的二等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雇用的情报员，有时还给他们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十人会议发现为了慎重，不得不把重要的政治消息对大议会隐秘起来，甚至于认为洛德维科·摩尔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目的选票。对于个别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和给告发者以高额的赏金——例如给告发犯罪者六十个金币的终身年金——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这种弊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贵族的贫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在1492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国家应该每年用七万金币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这件事情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它很可能获得多数，但十人会议及时地干预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放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约在这个时候，一个索伦佐家族的人因窃取圣物而被绞死（虽然不是在威尼斯本城），而康达利尼家族也有一个人因夜盗罪而被拘系；另一个同一家族的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诉苦，说他很多年来没有官职，他有九个孩子但每年只有十六个金币的收人，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六十个金币，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最近已经流落街头。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殷实的贵族们有时建造整列的房子供他们贫苦的同伙们居住。这一类工作有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在遗嘱中提出。

但是，威尼斯的敌人如果把希望认真地建筑在这一类的弊端上，他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人们或者会这样想，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动能够使最贫贱的人得到丰富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在地中海东岸的殖民地，这些将使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再注意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尽管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不也是变动最激烈的么？威尼斯稳定的原因毋宁是由于它具有其他地方所无的许多情况的结合。它处于不容易被攻击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能够对外交问题作周密而冷静的考虑，使意大利其余各地陷于分裂的党派之争，它几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它可以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并对于它认为值得缔结的那些联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的基调是一种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感到遭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加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种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和殖民地还是在本土上的领地进行交易时，被一种最有力量的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本土领地贸易中，迫使直到贝尔加莫为止的所有各城镇的居民们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建立在这种人为的手段上的强国，只能靠内部的谐和一致和团结来维持下去，而这种信念如此广泛地流传在市民中间，从而使阴谋者找不到几个他们可以煽动的分子。即有不满之徒，也由于贵族和市民有所区别而被远远地隔离开，使得他们不容易有一种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旅行、经商和不断对土耳其人作战，使贵族内部的富贵人家和危险人物消除了进行阴谋的有效根源，即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受到统率军队的将领宽纵，往往到了犯罪的程度；威尼斯的一个象加图那样的人曾经预言，如果那些贵族们仍然为了害怕“互相给予痛苦”而不惜损害正义，这个城市就要灭亡。虽然这样，但这种光天化日下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作为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妒忌和野心要求得到满足时，就出现了一个官方的牺牲者，而合法的手段和权力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少年来在全体威尼斯人面前所受的精神折磨，就是一个只有在贵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的例子。“十人会议”可以干涉一切事情，有处理生死问题和处理财政事务和军事任命的最后权限；在它的成员当中包括审判官在内；它推翻了福斯卡里，象它以前曾经推翻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这个会议是每年从整个的统治机构，大议会中新选出来的，因而它就最直接地代表着它的意志。在这些选举中发生严重的密谋事件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它的任期很短，而所负的责任又很大，所以并不是人们极想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会议和其他政权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激烈和令人难测的，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宁肯求得它们的审判而不加以逃避；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力量无远弗届，在抓不到他的时候可能惩罚他的家属，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根据合理的动机行事而不是要杀人流血。的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它对它的国内外属民行使过更大的道德权威。如果在元老院中发现叛徒也有一种相当的补救办法，因为每一个在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他的政府的天然的侦探。威尼斯在罗马的枢机主教把枢机主教秘密会议的活动消息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曾在罗马附近把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摩尔的文件截留下来，转送到威尼斯；当时他的正在遭受严重控诉的父亲在大议会面前，换一句话说，在全世界面前，自以为由于他儿子的这个贡献使他于国家有功。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对于它雇用的雇佣兵队长的领导。惟一能够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忠诚的保证就在于他们数目的众多，因而他们的叛变非常困难，而叛变的发现却非常容易。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不能不惊讶，如此种种不同的军队编制怎么有可能采取任何共同的行动。在1495年之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骑兵，分成许多小队。只是曼图亚的贡查加就有一千二百名，而乔佛里多·波几亚有七百四十名；然后还有六个分遣队长，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十二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个左右的分遣队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个各有八十名，六个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这些军队一部分是由旧的威尼斯军队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或者乡间贵族所领导的老战士组成的；不过，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这些军队之外还有两万四千名步兵——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招募和指挥的——和另外的大概属于特殊任务的三千三百名附属军队。在和平时期，本土的各城市完全不设防或由很少的军队驻守。威尼斯即使不是完全依靠它的人民的忠诚，也是依靠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如所周知，它解除了他们的忠顺的誓言，让他们把外国占领的滋味和他们所已习惯了的温和政治做一比较。他们背弃了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因而也就不必害怕惩罚，所以他们极其迫切地回到了他们旧主人的身边。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这个战争是一个世纪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叫嚷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犯了那些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不合理和轻率的举动。他们为这种也许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弱点，即乐观主义所迷惑，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甚至也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整顿军备，直至最后受到意外的打击。坎姆布雷同盟，就它显然与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不相合的情况而言，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对这个胜利的城市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在这个教皇的心里，使他看不到外国人干涉的弊害；至于法国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含有愚蠢的敌意而早应充分警戒。其他成员参加这个同盟是由于妒忌，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卑鄙的感情。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并不是没有受到永久性的损失。

一个强国，它的基础是如此地复杂，它的活动和利益的范围是如此地广泛，我们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对于全局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一种对于资产和负债、利润和损失的常规的估计。威尼斯可以很恰当地说，或者和佛罗伦萨一起说，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为其他比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模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的权利和财产的编目外，不知其它；它把生产的数量看作是固定的，实际上只有涉及土地生产方面，才大体上是那样的。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的生产完全依靠着工商业，所以这些城镇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定把生产看作是变化很大的了。但是，即使是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的时代，它们所有的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的借贷对照表。舰队、军队、政治力量和影响都记入一个商业总帐的借贷两方。在意大利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长期的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等等合在一起就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弗里德利希二世在南意大利所组织的君主专制国家，其惟一的目的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获得集中的权力。而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则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继承下来的利益的增加、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新的商业途径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们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422年达到十九万；意大利人也许是首先不按照炉灶、或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或能够走路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因而能为进一步的计算得到最恰当的根据。约在这时，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来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他们当时遭到拒绝；威尼斯站在可靠的商业利润的立场上认为：威尼斯和米兰战争，就是卖主和买主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大公仅仅增加他的军队，米兰人也将由于他们必须缴纳较重的捐税，而要成为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吃个败仗，这样，他们习惯于自由城市的生活，就要象卢卡人在他们的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丝织和毛织产品来和我们妥协。”莫森尼哥总督临死时（1423年）对召集到他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包括着威尼斯整个财政来源的统计数字的主要项目。我不能说这个混乱的文件是不是或者在哪里还有详细的说明；作为举例，我们可以引用下列的事实。在偿还了四百万金币战债之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六百万金币；商业往来达到（大概是这样）一千万，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它可以获利四百万。三千只“小船”，三百只大船，和四十五只战舰的各自人员配备是一万七千，八千乃至一万一千名海员（每一只战舰有二百多人）。于此之外，还有一万六千名造船工。威尼斯的房屋估价为七百万，可以收租五十万。有一千名贵族的收入从七十到四千金币。另外一段记载着这个国家在同一年的常规收入为一百一十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商业上的不稳定，它在这一个世纪的中叶降低到八十万金币。

威尼斯虽然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及其实际应用，首先圆满地表现了近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意大利当时所最珍视的文化方面，却并没有站在前列。对文学活动的推动总的说来，在这里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尤其缺乏。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在哲学和修辞学上才能的显著本来不减于他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但这种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象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费莱佛不是被国家召请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的，并且他不久就发现他的期待落了空；特列比松的乔治在1459年曾经把柏拉图的《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并被任命为年薪一百五十金币的语言学教授，最后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事实上，文学艺术在威尼斯，象其余的东西一样，大都带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于其名著后边的威尼斯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在十四世纪里，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律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在十五世纪里，直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以前，对于如此一个重要城市来说，人文主义的文化是表现得很少的。同样，象其他地方那种搜集书籍和手稿的十分热情的反映也比较少见，而构成佩脱拉克一部分遗著的重要的原稿也保存得很不好以至于不久就全部散失了。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国家的藏书（1468年）也几乎遭到散失和破坏。帕多瓦大学自然是提倡学术的，然而在那里，医学家和法学家——后者被看作是提出合法意见的人——还是得到了远为优厚的待遇。在意大利的诗的创作上，威尼斯很久以来就微不足道，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也是从外部输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的，十五世纪末，她才在这个领域里开始以独创的自由精神和力量来活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知识落后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如此全面控制着教士，把一切重要教职的任命权保留在它自己的手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向罗马教廷挑战，但却表现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在希腊被土耳其征服以后，它不惜以最大的代价来购买从那里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并由总督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一件无缝的僧饱，曾决定（1455年）出价一万金币，但终于没有得到手。这些措施并不是由于什么群众情绪激昂而采取的，而是出于政府首脑们的冷静决定，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批评；在同样的情形下佛罗伦萨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举动。我们将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并吞教会达到其他地方未之前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组成上确实有着某种宗教的成分；这个国家的代表，总督，出现在十二次重大的半宗教性质的游行仪式（andate）上。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在辉煌壮丽上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个，有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日举行的。

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们所勤奋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象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对古代罗马的憧憬和对于它的主要作家的熟悉是有很大影响的。乔万尼·维兰尼承认他的巨著的最早的动力是他在罗马的一千三百年纪念节日上得到的，回来之后就立刻开始了它的写作。可是那一年二十万参拜圣地的人们中间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样的才能和向往啊，然而还是没有写出他们本城的历史来！因为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种思想来鼓舞自己：“罗马在衰落，我出生的城市正在兴起，并准备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我要叙述它的过去历史并希望继续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它的历史家们除了证明它的过去的历史外，还得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即声名洋溢，为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写这座著名的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对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做一些说明。

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党派之争也不象此地这样激烈和起源之早、持续之久。关于这些党争的叙述固为时较晚，但很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的一个最大牺牲者，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阿利基里·但丁，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以坚定的诗句表露了他对于故乡政治上的不断的变化和实验的轻蔑；这些诗句只要有同样的政治事件反复出现，就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说他对于帝国所怀抱的热情不过是一种幻影，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象他那种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梦并不是没有诗的华美壮观的。他以作为首先走这条道路的人而骄傲，这自然是沿着亚理士多德的足迹。但却有他自己的独立方式。他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于上帝，是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罗马世界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而上帝对这个帝国是嘉许的，因为在它的统治之下，他降生为人，诞生时服从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调查，绝命时甘受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我们可能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这一类的理由，可是但丁的热情总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书信中，他以最早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并且也许是用这种形式发表政治短论的第一个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的被放逐时起，以后许多年公开发表的言论也都是给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的。在这些书信和在他的著作《俗语论》中，经常索回着一种极端的痛苦所换来的感情，使这个被放逐者想起他只可以在他的故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根据地，不能再从他那里夺走的根据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要详述。

我们得之于维兰尼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在新颖的实际观察以及佛罗伦萨统计的基本材料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评论等方面比在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为多。这里工商业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所促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准确的关于财政情况的报告。阿维尼翁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死时达到二千五百万金币，如果根据不足，殊难使人相信。只有在佛罗伦萨，我们才能看到象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借到的那样巨额的款项；这两个家族在英格兰国王身上损失了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币（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的合伙人的钱——但是他们还是从这次损失中恢复过来了。关于佛罗伦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里记载有许多极重要的事实：国家的收入（在三十万金币以上）和支出；这个城市的人口数目（这里仅仅按照面包的消费量，按照每人的口粮作大概的估计定为九万人）和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目；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人到六千人中间，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三百到五百人；在学的儿童数八千到一万人学习诵读，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在六个学校里学算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六百个学生在四个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其次有教会和修道院的统计；医院的统计，那里有一千多个床位；毛织工业的统计，附有最有价值的详细材料；还有关于铸币，城市粮食供应，公务人员等等的统计。附带着我们知道了许多稀奇的事情；例如在1353年，当第一次确定发行公债（“monte”）时，圣芳济会士怎样在教坛上赞成这个措施，多密尼克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怎样反对它。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象这个城市这样对于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做过观察和叙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能够把当时的情况记载下来：人们怎样期待着人口减少会使各种物价低廉；这种想法不但没有能实现，而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反而涨了一倍；普通的人民怎样在最初完全不愿意做工作而只耽溺于享乐；在这个城市里边必须出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怎样只耕种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的土地荒废，在发生瘟疫的当时赠给穷人的巨大遗产怎样在以后看来毫无用处，因为穷人不是已经死掉就是不再穷了。最后，人们利用一个没有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里边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的巨大遗赠的机会，曾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以后在佛罗伦萨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它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能够一般地看到它与更高的历史形势、艺术和一般文化的联系。在这个同一部著作中，一篇1422年的清单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七十二个交换所；铸币流通的数量（二百万金币）；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而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则致力于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的工作；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述约于同年开始的威尼斯的统计肯定证明了它有更大的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派出第一批舰队（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久已称霸海上。但每一个读者都会承认：佛罗伦萨的记载有更高的水平。这些以及同样的统计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都是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列表，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也只能看到偶然的介绍。我们能够对于占首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营业做出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干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金币，只是柯西莫一个人负担的就有四十多万，而“豪华者”洛伦佐却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钱财。我们又在1472年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工商业的最重要的和比较是完全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归入美术品项下——象那些关于锦缎和金银刺绣，关于木雕和镶嵌，关于在大理石和沙石上雕刻蔓藤花纹，关于腊像，和关于珠宝和金制品等等工商业。佛罗伦萨人把外部生活系统化的天赋才能表现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然是优于十五世纪期间的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决定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非常正确的，虽然要想从它们里边得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还要做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是不难认识这个城市的，因为在这里，父母弥留之际往往在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不务正业就罚款一千金币。

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象瓦尔奇描写佛罗伦萨那样的辉煌的著作。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消逝以前，在叙述性的统计学上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典范。

不过，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性的估计都夹杂着上述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所依以存在的政体，较之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于它们还发生了远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和阶级对于一个变化不定的整体的关系。象弗鲁瓦沙尔所描画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和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发展上，没有一部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贵族的统治、暴君专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叙，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最后，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判断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不是歪曲了历史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象他所写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图画——那样，不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可能从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啊！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故事啊，这里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性事件，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溃。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对于有的人也许象是一堆瑰宝藏珍，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的覆灭的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象一个最后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的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对于象比萨那样的曾经一度是强大而现在被它征服了的对手的统治，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及时把托斯卡纳变作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这自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也是除了萨沃那罗拉外，没有人能够说服佛罗伦萨采用的办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后一个阶段，这种在当时无非是梦想过去的计划曾经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架（1548年）。由于这个祸端并由于佛罗伦萨不幸的圭尔夫派同情外国君主，造成不断对它进行干涉，终于产生以后的一切灾难。虽然它的整个过去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它的令人尊敬的传教师却在人民中间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了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人民谁能不敬服呢？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溶合为一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似乎是一闪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却在令人难忘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那些对佛罗伦萨发动这一袭击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当他宣称聪明的人民必将逃脱这个危险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佛罗伦萨应该沉默地和不光荣地在敌人手里投降。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一般是意大利人和近代欧洲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时，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是马基雅维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艺术家，他们想要用一种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权的方法，用一种最复杂的间接选举的方法，用设立名义职务的方法来建立事物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和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地予以满足或欺骗。他们天真地模仿古代并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而不以为怪。从那时起人们就听惯了这种叫法，并给它们以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党派名称则纯属于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张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增加或减少一个政治主张的色彩是多么有关系！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误，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于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词句外完全缺乏热情，虽然佛罗伦萨人自己最后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上教皇列奥十世的陈情书中提出来的；这篇陈情书是在乌尔比诺大公，小洛伦佐·美第奇（死于1519年）死后写成的；他曾经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大公。那时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中，而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但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第奇家族之续。我们不能想象出一个对教皇及其许多依附者和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做出让步的比这更巧妙的计划；我们也许以为是在看一个钟表的装置。在他的著作《史论集》中，原则、评论、对照、政治预测等等，比比皆是，其中闪耀着惊人的识见。例如，他承认共和制度的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地但却是不断地发展的规律，并要求一种可以通融变化的宪法以作为避免流血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防止私人暴力和外来干涉——“一切自由的死亡”——他希望看到采取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对待被憎恨的市民，过去佛罗伦萨在这方面，除了审理诬陷罪的法庭外是一无所有的。他巧妙地描述了迟延判决和无意判决，这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危急时期将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错，他曾经一度被他的想象和形势的压力所迷惑，不适当地称赞人民，说人民能够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选择他们的官吏并且可以用“善意的劝告”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关于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他相信应该属于他出生的城市，并在一篇特别“论文”中主张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哀叹阿雷佐在1502年叛变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总的认为，应允许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自由扩展和开疆拓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和免于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和比萨、卢卡和锡耶纳成为死敌，而皮斯托亚则因为“被待如手足”自动悦服于它。

将十五世纪仍然存在的少数其他共和国同这个意大利的、而且确实也属于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发源地的独一无二的城市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本身弊端重重，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技艺上和在生产上比较繁荣，而有所迷惑。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出生的市镇向往地望着“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因为在那里没有使生活变得痛苦的土地和货物的没收、专横的官吏和政治党派。热那亚几乎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以前，它几乎没有参加文艺复兴。的确，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是以轻视一切较高的文化著称的。党派之争在这里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性质，并且如此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使我们难于理解：热那亚人在这么多的内部革命和对外侵略之后，怎么总能想出办法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步。它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参加政务的人同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积极经营商业的人。热那亚的例子显著地证明了财富和巨大的商业与不安全感，在远方拥有殖民地与内部骚乱，是可以相容并处的。

卢卡在十五世纪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