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暴君专制的反对者

面对这种集权政治，一切在国境以内的合法反对行动都徒劳无益。恢复一个共和国所需要的种种因素已被永远毁弃，而所准备下的是一个暴力和专制的场所。贵族们，即使他们仍然保有封建产业，但却没有政洽权利；他们可以随意地称自己为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填充起来的长简袜和羽毛高冠或者他们所喜欢的别的形式来装饰他们的勇士，可是象马基雅维里那样有头脑的人却很了解，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腐败”到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地步。一些奇怪的批判落到了这两个所谓政党的头上，它们现在仅仅是被用来给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争端以正式支持的团体了。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经劝告一个意大利的君主把它们压服下去，而这个君主的回答是，他们的争论可以使他每年收入共计一万二千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摩尔归国后的短暂时期里，托尔托纳地方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一切反对者，曾经把一部分比邻的法兰西军队召引到城内来，法国人开始时自然是掠夺和破坏了吉伯林党人，但最后对于他们的主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完全成为废墟为止。在罗马尼阿这个种种可怕的过激行动的温床，这两个党派的名字很久就失去了一切政治意义。它代表着人民的一种政治上的错觉，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圭尔夫派是法兰西人的自然同盟者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者。我们看不出来那些想利用这种错误认识的人能得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她的一切干涉之后，最终仍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至于西班牙，在她破坏了意大利之后怎么样，已为每一个读者所熟知。

但是，应该转回来谈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了，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也许会争辩说：既然一切权能来自上帝，如果这些君主们得到全体臣民忠诚的拥护，那么，他们自己早晚一定会有所改进，从而消除他们以暴力起家的一切痕迹。但是我们不能期待那些感情激动雄心勃勃而又富于幻想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象庸医一样。想用消除表面征象的办法来治疗疾病。他们幻想如果杀死暴君，自由就自然会随之而来，或者就连这些也没想到，而只是为群众泄愤或为一个不幸的家庭或为一个被伤害的个人复仇。因为统治是绝对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它的反对者也就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它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地宣称：“我将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而把他当作我的国君来忠诚地服从么？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力、阴谋、密探、埋伏和欺骗等等手段来反对他；这样做是一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最嘉纳的。”我们不必在个别的例子上多费时间；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史论集》的有名的一章中曾经谈到从希腊潜主时代以来的许多古今谋叛事件，并按照它们的不同的计划和结果而冷静地加以分类。我们只需要提到两种：首先是在教堂里实行的谋杀，其次是古代谋杀的影响。暴君得到严密的保卫，除了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上而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对他下手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族集合在一起。因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当中听唱到作为暗号的信经中“圣神降孕”那句话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1435年）。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大公是在圣格达多教堂的入口处被刺死的（1412年），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是在圣斯蒂芬教堂被刺死的（1476年），而洛德维科·摩尔因为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时，不是进的人们指望他进的那个门口才得幸免于大公的孀妇波娜的党徒的利刃（1484年）。这种行为并不是有意地亵渎神明；加利佐的刺杀者们在谋杀之前还曾经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地静听了第一台弥撒。但是帕齐家族对于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美第奇弟兄的谋叛（1478年）却遭到了部分的失败，原因是那个约好在一个宴会上进行谋杀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礼拜堂里动手。某一个“熟悉那个神圣地方因而无所畏惧”的教士被劝诱替他干了那件事。

对于古代谋杀的仿效（我们将常常提到它对于道德，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留下了榜样，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概念上和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都明言以古代罗马帝国为他们的模范。他们的反对者，当有意地用一种理论来开始活动时，就同样地以古代的诛戮暴君作为典型。要在主要问题上——在这种决定的本身上——证明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先例也许是困难的；但向古代求助却决不是仅仅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最明显的例证。虽然这三个人全都有他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冒险的事业部分可以归之于一个更为普通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文主义者修辞学教授柯拉·德·蒙泰尼在米兰的青年贵族中间已经唤起了一种对于光荣和爱国行为的模糊的感情，并且曾经对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谈到了他拯救米兰的愿望。不久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疑心；他被驱逐出这个城市，他的学生遂被卷入他所煽起的热狂中。约在举事的十天之前，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聚会并庄严宣誓。奥尔加提说：“那时我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仰视着守护圣徒的画像为我们自己和为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他们祈求这个城市在天上的保护者保佑他们的举事，然后又向举事教堂的本名圣者圣斯蒂芬祈求，这时他们的许多同志们都知道了这个计划，每夜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集会，并用他们的剑鞘来练习杀人。这个袭击成功了，但兰普尼亚诺被大公的随从当场杀死，其他的人被逮捕。维斯康提忏悔了；但奥尔加提在各种酷刑拷打中始终认为这个举动是上帝所嘉许的，并在行刑者折断他的肋骨时，高呼：“拿出勇气来，吉罗拉谟！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荣是永存的。”

这种阴谋叛变的目的和意图虽似理想主义的，但进行这些谋叛所采取的方式却透露出有最坏的阴谋叛变者卡提利那的影响；卡提利那这个人的思想中毫无自由精神之可言。锡耶纳的年代记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谋叛者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而这一事实亦为奥尔加提的自白所间接证实。在其他地方，我们也遇到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开他所追求的目的而外，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比他更有吸引力的典型的谋叛人物。

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每当他们驱逐或者试图驱逐美第奇家族时，他们普通同意采取的办法就是诛戮暴君的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走之后，从他们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取出了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即朱迪思和被杀死的霍洛芬斯的铜像——并把它们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竖立米开朗琪罗所作“大卫”雕像的地方；并刻上“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的字样。最受欢迎的是小布鲁图斯的榜样。他在但丁的《神曲》中和卡西乌斯以及卖主的犹大一起处在地狱的最下层，因为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的阴谋中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热情崇拜者，为了学他的榜样，专门等待着寻找一个卡西乌斯。他在阿古斯丁诺·卡伯尼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当时的一种宗教感情的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为了要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要排除那些对于古代的幻想是如何的困难。一个朋友和听忏悔的神甫都不得不向他断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不同意那些叛变者；但这个听忏悔的神甫以后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对于叛变者是做了区别的，阴谋反抗那些违反人民意志强行压在他们头上的暴君是被准许的。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大公（1537年）逃走之后，出现了一篇对于这一行为的辩解，大概是他自己的手笔，肯定也是替他说话的。在这篇辩解词中，他称赞诛戮暴君为一种崇高的行为；假定阿利桑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嫡系因而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属也好，那么他就勇敢地把自己比作为国家而杀死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其他的人，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米开朗琪罗自己虽然已到晚年，但从乌菲齐美术馆里他雕刻的布鲁图斯的半身像上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理想是并不反对的。象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完成它；但如雕像下边的诗句所表明的，这自然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这件事和他的感情有什么抵触。

近代时期反对君主专制中出现的那种人民激进主义的形式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专制国家里边是找不到的。每一个个人在内心里边都反对暴君专制，但都打算去和它做可以容忍的或有利的妥协而不去联合别人来消灭它。事情必须象在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那样的坏，然后民众才能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那个统治的家族。他们在大多数情形下知道得很清楚，这样做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肯定地说，共和国的气数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