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王朝

在讨论到意大利的主要王朝时，由于阿拉贡王朝的特殊性质，把它从其余各王朝分开来谈较为方便。从诺曼人时代起以地方贵族占优势的形式残存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同时在意大利其他各地，只除了教皇属邦的南部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盛行着土地直接使用权，而继承权则不为法律所承认。从1435年以后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是一个不同于其真正的或假托的后代子孙的人。他有着光辉的一生，不怕和人民接触，对敌人温和宽大，与人交往时庄重和蔼，虽系王室嫡系却十分谦虚，即晚年对于雷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不是受到非难的。不过，他有一种奢侈浪费的坏品质，因而给他带来了必然的后果。无所顾忌的财政官们长期在宫廷里边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直至国王破产没收了他们的赃款为止；他鼓吹来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借以向教士们征税，犹太人则被迫以馈送礼物和交纳正规税款来使自己免遭改变信仰和其他压迫性措施的厄运。当阿布鲁齐地方发生大地震时，活下来的人们被迫代替死者完税。另一方面，阿尔方索却废除了如赌博税等不合理的捐税，以便比较穷苦的小民能从捐税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阿尔方索靠这些方法能够以无比的豪华的排场来招待显贵的客人；甚至招待敌人时他也喜欢挥霍无度，至于对文学作品的奖励更是没有分寸。波吉奥因为翻译了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币。

人们认为继承他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庶子，但他很可能是瓦伦西亚地方一个杂种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不是由于他的血统还是由于贵族们阴谋要害他的生命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总之，他的残暴凶狠是当时任何君主所不能比拟的。他不断施展威风，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事淫佚，集中全力（其中包括深谋远虑的伪善和一种不可调合的复仇精神）来毁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一个君主所能受到的种种攻击的伤害，因为那些贵族领袖们虽然和他有婚姻关系，然而却成了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他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和贵族进行斗争以及对外战争所需的金钱是沿用弗里德利希二世曾经采用过的伊斯兰教国方式聚敛来的，即：油酒归政府专卖；他把国家的全部商业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整个统制了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的亏欠则用强迫贷款、强制让渡和没收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人民的一切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他还有两种消遣：他喜欢将敌人置于靠近自己的地方，即或者把他们活活地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或者待他们死后做成木乃伊，叫他们穿上他们生前所穿的衣服。他和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声来，并且一点也不隐讳他的木乃伊博物馆。他的被害者大多是被骗就擒的人，有的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的行径简直很可怕，佩特路奇由于为他效劳而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遭不测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但由于参加贵族们最后一次叛变的嫌疑而被捕并被处极刑。和他一起同遭不测的还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这些事情的全部记载使人读了为之毛发悚然。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国王晚年时曾和他共掌国政。他是一个粗野残暴的荡子——被科米斯描写成为“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只是在坦率这一点上比费兰特略胜一筹。他公开承认他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专制统治的较好的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时代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不过是为了享乐和炫耀而已。即使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看来也几乎总是要在意大利堕落下去；不过这个杂种王室（1494－1503）的结局清楚地证明了缺乏一种良好的血统。费兰特死于思虑过度和忧患。阿尔方索的弟弟菲德利哥是这个家族里边唯一诚实的人，但阿尔方索却控以叛国罪名并以最卑鄙的方式对他进行侮辱。虽然阿尔方索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干材的将军之一，但最后他慌张地逃到了西西里，留下他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乱者的俘虏。象一个曾经这样统治过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也必须和敌人作一番拼死的斗争。不过，正如科米斯在这里片面地然而大体上却是正确地说的那样：“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

米兰大公的专制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绝对君主的专制；它表现了十五世纪的真正的意大利性格。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幸而关于他有一些美妙的描写留给我们。恐惧的心情会使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可以得到最确切最充分的说明。国家的全部力量都用于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这一目的，虽然幸而他的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酷嗜杀人流血的地步。他住在米兰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林荫路和草地。他多少年来从不涉足城内，只在他几处豪华宫殿所在的乡间盘桓。用骏马牵引，使他可以沿着特筑的运河到各宫殿去游览的船队布置得体，适于最庄严的宫廷议节。无论谁进入城堡都要受到最严密的监视；甚至被禁止在窗前站立，以免向外边的人传递暗号。所有被录用的君主侍从都必须受到一系列的严格检查；一经录用随即委以最高级的外交职衔和最卑微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廷里都是光荣的显职。就是这个人，他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惯常处理头等重要政治事务和经常派遣全权使节到意大利各处去。他的安全就在于：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雇佣兵队长受到间谍的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特意培养起来的妒忌之情，特别是由于把好人和坏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伤，互相排挤。他的内心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之上；他盲目相信命运，相信星宿对人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嗜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嗜该法国骑士小说。他从来不准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二字，他命令将濒死的宠臣送出宫廷，以免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就是这同一个人物故意封盖其伤口，拒绝放血，自促死期，终致不失其尊严，从容不迫地死去。

他的继子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年，见第42页）可能是十五世纪一切意大利人中最为他们那个时代所爱戴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象他那样光辉地表现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不肯承认他的优点的人至少也不能不为他是一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异。米兰人公开声称受治于这样一个卓越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拥挤着的群众不给他下马的机会就在马背上把他拥到大教堂里去了。我们可以听一听对他一生的评价；据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一类事情上的公平的评判者）对他的估价是：“在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到曼图亚参加会议时，他已经是六十岁了（实际是五十八岁）。他骑在马背上看起来很象一位青年，体态雄伟，容貌严肃，和人谈话安详而和蔼，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盖世无双，转战沙场，未尝败北——这就是那个自己从卑微的地位上升到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淑，他的子女有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他的一切主要愿望，无不悉偿。但他也并不是没有不幸。他的妻子由于妒忌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舍弃了他而投向阿尔方索国王；另外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由于谋反使他不得不处以绞刑；他不能不忍受他的弟弟，阿利桑德罗勾引法国人来攻击他的苦恼；他的一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而被监势；他在战争中赢得的‘安科纳边境地区’又在战争中失去。象他这样享受完满无缺的幸运，无须和逆境作斗争的人是没有的。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在从反面给幸福下过定义之后就和读者告别了。如果他能看到将来，如果他愿意停留一下来讨论不受拘束的暴君专制的后果，他必将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对于未来缺乏保障。那些子女们虽然美如天使，受到过完美细致的教育，但在长大成人之后，却堕落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只崇尚虚荣，他以有美丽的双手、以他所付出的高额的薪俸、以他在财政上所享有的信用、和他所储藏的二百万金币、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知名之士和他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欢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谈吐也确实不坏，在他有机会侮辱威尼斯大使时，他可能说得非常流畅。他常常任性而为，例如他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子画满了图画；更坏的是他常常发作发疯般的淫乱和对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肆行残暴。以乔万尼·安德烈·第·兰普尼亚诺为首的一群热心家们认为这个暴君太坏，不应该让他再活下去；于是谋杀了他，并把国家交由他的弟兄们管理。他的弟兄之一，洛德维科·摩尔把侄子关进了监狱，而掌握了政权。从这次篡夺之后，就引来了法国的干涉和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这个摩尔是当时暴君的最完整的典型，并且作为一种生就的人来看，他几乎解除了我们道德判断的武装。尽管他所用的手段非常不道德，但他使用它们的时候却非常坦率。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目的上而且在选择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任时，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感到惊异的了；他一定还会认为他曾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过于任意地使用死刑的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对他的政治天才所表现的几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尊敬。在1496年，他曾吹牛说，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也泰然自若地来考虑一切可能的逃避方法，并在最后光荣地决定把一切信托给人类善良的天性。他拒绝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希望留在米兰城堡里边的请求，理由是以前他们发生过争吵：“主教，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相信你，虽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委任了一个一贯受他恩遇的人来守卫宫城，“作为他将来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仍然背叛了他，摩尔对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而且直到最后，他还想倚仗他在米兰和在科莫的人望。在前些年里（1496年以后）他过分地耗费了国家资源并曾在克雷莫纳地方完全为了权宜之计而命令把一个出言反对新税的可敬的公民秘密地绞死。从那时以后，他在接见宾客的时候，就用一个栅栏把来访者和他自己远远地隔开，因而那些人和他讲话时，必须提高嗓门。他的宫廷是勃艮第王朝消灭以来欧洲最显赫的一个，然而在那里却充满了最不道德的事情：父亲出卖女儿，丈夫出卖妻子，弟兄出卖姊妹。他本人无时或息地在活动，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样靠个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学者、诗人、艺术家、音乐家，都建立联系。他所创造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际和效劳。可以肯定，他对布拉曼特的待遇最初是微薄的；另一方面，列奥那多·达·芬奇则到1496年为止一定得到了适当的报酬——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还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这个宫廷里呢，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列奥那多有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洛德维科·摩尔的性格里边的较高贵的成分缺少证明，那么它这位令人莫测的大师在他的宫廷中的长期停留就是个证明。列奥那多以后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劳，大概是由于他对于这两个人的不寻常的和动人的性格感兴趣。

摩尔垮台之后——他于1500年逃亡德意志归来后为法兰西人所俘——他的儿子们是在外国人中间受到粗劣的教养长大的，因之没有能力来实现他的政治遗嘱。长子马西米利亚诺一点也不象他，次子弗兰切斯科无论如何还有那么一点精神。在那些年代里，米兰屡易其主，并且在每一次易主时都遭到难言的灾难，因此就力求确保自己的安全，使不遭反复易手的荼毒。1512年，法兰西人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力压迫面前撤退时，被劝导做了一项声明，声明米兰人并没有参加驱逐他们，没有叛变之罪，因而他们可以向一个新的征服者投降。一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很容易象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级贵族）的掠夺品。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十五世纪后半期许多家族中间是整齐严肃，人才辈出的。贡查加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家族；很长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没有听说过谋杀事件，他们的死者的遗体可以公诸于众，而无所顾虑。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尽管行为有些不检，然而却是一对团结一致的好夫妻；他们在他们疆土虽小而却地位重要的国家不断面临危机的时候，把他们的儿子们教养成为非凡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是作为一个军人，竟会采取一种特别真诚的政策，这是皇帝、威尼斯或法兰西国王未能想到或希望的；但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一个军人的荣誉而论，他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是与一个意大利爱国者相符合的，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给了他的妻子。对于每一项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保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于她的评价并不需要根据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厚报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的保护所做的歌颂，她自己的书信就告诉了我们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妇女，富有仁爱和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这个宫廷里来，虽然它很小而又没有势力，并且他们知道它的国库是空虚的。自乌尔比诺旧宫廷解体（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过比这个更光辉更可喜的宫廷，并且在某一方面，即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不如曼图亚宫廷。在艺术问题上，伊莎贝拉具有精确的知识，任何一个美术爱好者看了她那为数无多，但经过精选的艺术品的目录都不能不为之叹羡。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乌尔比诺所拥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辉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在成为君主之后，以这种身分为国王和教皇服务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风云人物们同样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他的狭小的领土的统治者，他采取了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的计划，并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使很多人就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宫廷也是一件结构完美的艺术品，而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为他服务，宫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样完善，但没有任何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顾着和管理着。宫廷里边没有不道德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它是一个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与他的荣誉有关的。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使不是一个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宝藏和有名的藏书都放在那里。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护从；当时的君主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和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边简单用食。他使人为他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期间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听人们做关于某些经典问题的讲演，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论究某些宗教上的问题。在晚间他往往在以景色壮丽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官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注意使一切技艺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访问那在工场里为他工作的工匠时，在时常接见来客并注意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时，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

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有才气，虽然遭到各种病魔和不幸的侵袭，但能在最后（1508年）把国家交给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来掌握。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领土免于被任何外国人的永久占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和当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效果的抵抗中牺牲得越少，恢复旧业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忘记了存在有许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誉为讲究修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论》的对话的地点就假设是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各地的统治表现了暴行和拢络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宫城之内永远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一个公爵夫人因为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砍了头（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国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外部的阴谋不断产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于企图从合法的继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里抢夺君位。据说后者在以后（1493年）曾经毒死他的妻子，因为发现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煽动要毒死他自己。这一系列的悲剧的最后一件是两个私生子阴谋反对他们的弟兄，掌握政权的大公阿尔方索一世利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地发现了并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

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它这样面临危险并经常需要武备和防守的。统治者们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够跟得上赋税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经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实际达到的繁荣的尺度，那么在1497年，尽管首都作了惊人的扩大而仍没有房子出租就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统治者的命令之下，兴建了许多建筑完善的规模宏大的市区。这里，由于官吏阶级的集中和对商业的积极奖励，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逃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们的宅第。但无论如何，间接税一定是已经高到只能勉强负担的地步。不错，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暴君所采取过的减轻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在荒年的时候曾从远地运来谷物，井似乎是无偿分配给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实行垄断捞回损失，即使不是垄断谷物，也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鱼、咸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墙及其附近精心种植的。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的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知道得更为确切。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的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他们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官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都包括在内。在用高价得到官职，“坏得比魔鬼还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间，曾提到蒂托·斯特罗齐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诗人。大约就在每年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习惯于每年在费拉拉去作所谓“不时的巡视”，总而言之是在访问中间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产品。

费拉拉大公引为骄傲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们都能够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饷和薪金；军人从来也不敢任意压迫市民和农民；这个城市难于攻下；在城堡中储藏有大量的金币。设立两套帐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为止）和阿尔方索一世（到1534年为止）所建造的建筑物很多，但规模不大：它们说明了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来都是绵绣被体，珠宝满身——但并没有任意挥霍。阿尔方索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等待着他那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别墅的命运，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达那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君主们经常易遇危险，所以在他们身上都发展了一种过人的能力。在如此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十分灵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个想超群出众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个人才能来实现他的愿望，并证明他自己与他所寻求的君主地位相称。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全都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性。当时欧洲的哪一个君主曾经象例如阿尔方索一世那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旅行都是为了研究的目的，用这种办法，他得到了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责备他在闲暇的时候从事干似乎和他善于铸炮有关的鏇工工作和责备他毫无成见地让擅长各种技艺的人环绕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不象他们同时代的北方君主那样依靠贵族社会的人士，这些人士认为只有它自己那个阶级值得尊重，并把这种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在意大利，一个君主是被允许并且也不能不去结识和任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的；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殊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只有依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做更详尽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恐惧和真正意大利人善于权衡利害的意识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个人的崇拜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责任感。费拉拉城于1451年给他们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个骑马的铜像；博尔索（1454年）也毫不迟疑地在紧靠市场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铜像，不过是一种坐式的；此外，这个城市还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大理石凯旋纪念柱”。当他死了下葬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样。从威尼斯到外国去的一个市民曾经公开说过博尔索的坏话，归国后被告发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资财；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在审判那个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这个触犯者也以绳索系颈走到大公处求彻底宽恕。政府用了很多侦探，并严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由大公本人亲自审查。博尔索希望每一个著名的客人都无不受其礼遇而去。所以在他统治的时候，这种规定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而设；赫克里斯第一却仅仅用它作为一种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亚，乔万尼二世·本蒂伐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就是每一个过往旅客从一个城门进来必须领取一纸证明以便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立即撤办压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项确实受到欢迎的措施。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赫克里斯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了鞭炮，响起了钟声，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斯对于他的一个部下却是宽容得过分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个警察长官，或者我们随便愿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他是一个和这种职务不相称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儿子和弟兄们也不免在这个人面前战战兢兢；他所判处的罚金高达几百几千金币，甚至案件未加审理即施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大公的命令来赦免他。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赫克里斯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使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饲养的鸽子，没有射手和勇士们的保护，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时候到了；1490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犹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了的马驰过城内，高呼“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赶者来得太迟了，发现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自然由于这件事就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谣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据这种制度的精神对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德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法庭、城内的市场和大学的讲堂都一律关闭，一切人都必须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大公本人要亲自到场。事实上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一个人民的葬仪”，他穿着丧服，步行在棺材后边，哭泣着，在他后边是卡塞拉的亲属，每一个人由一个廷臣扶持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被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确，这是在意大利国家中间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对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这种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种人类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间，但这种感情的流露，特别是在诗人的笔下，它的真挚性则大抵可疑。在阿里奥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的挽诗中，除了散见于一切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铭词藻以外，还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这个死亡给予费拉拉一个多年难忘的打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天上的保护人，因为地上已经不值得她居住；的确，死亡的天使并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象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地来到她那里，而只是赏心悦目地带着消除一切恐惧的和善面容。”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们保护人的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恋爱故事告诉了我们，这种写法在后人看来会是极端的轻率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赞颂。抒情的诗人甚至歌颂他们已经正式结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豪华者”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来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我们所说的这后一篇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贡的统治者的丑恶的性格；在这些事情上，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难；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还得为他们保护人的情妇绘画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以别人的称赞为满足；它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廷里边，博尔索使人绘画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则以足以和耶稣圣体节相比拟的游行仪式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象礼拜天一样商店都要关门；在队伍的中心行列定着君主家族身着绣服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只能来自他一人，这久已表现在金马刺勋章上——这种勋章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赫克里斯一世于马制之外加上一把宝剑、一件绣金斗篷和一笔赏金。无疑地，给了这些是要求受勋的人规规矩矩地服务的。

这个宫廷以保护提倡文学艺术事业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来体现，并通过赏赐官职于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人来实行的，因之并不需要另外一笔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宫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宫廷存在了，不久以后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家中取得一席地位为满足，一直到阿尔方索将他引为己用的时候。以后托尔夸托·塔索就与此不同了，人们争相争取他在宫廷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