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fe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Margaret Eleanor Atwood，1939—）当代加拿大最负盛名的女诗人和小说家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皇”。1939年11月18日阿特伍德生于加拿大渥太华，由于她的父亲是位昆虫学家，阿特伍德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加拿大荒野之间。她的父亲每年有8个月的时间在森林进行昆虫研究那一阵子阿特伍德就和家人住在只有一个火炉和几盏煤灯的林间小屋中。由于没有现代文明和科技的便利阿特伍德多半读书自娱。童年时她最爱的童话书之一是《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

在童年阅读时光中阿特伍德开始写作。6岁时她开始写诗、漫画和关于蚂蚁的小说。16岁时她就决心成为一名作家。1957年她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师从女诗人杰伊•麦克弗森和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1961年18岁的阿特伍德取得学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深造，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撰写关于哥特式小说的博士论文，论文最终没完成，但哥特式小说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印痕。

阿特伍德的双亲都反对她从事写作的工作而是希望她能做个植物学家，但阿特伍德不愿放弃写作。她先后做过市场调研员和编辑并在加拿大多所大学执教，同时发表了许多诗作，开始在加拿大文坛崭露头角。这段时期，她嫁给同样写作的格瑞姆•吉布森她认为只有写作的人才了解他们的怪异想法。婚后，他们共育有3子定居多伦多。

阿特伍德22岁时便以《双面普西芬尼》（Double Persephone，1961）一诗，获得了普拉特奖，30岁之前，便已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诗人。她共发表了10多部诗集，包括《循环游戏》（The Circle Game，1966）、《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1971）、《你是快乐的》（You Are Happy，1974）、《真实的故事》（Truestories，1981）、《诗选I、II》（SelectedPoems I、II，1986—1987）和《火宅的早晨》（Morning in the Burned House，1995）。她的诗歌以其特有的细腻及敏锐，显示了对人类深刻的洞察能力，意境开阔而又睿智，语言凝重、语感犀利体现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并对20世纪加拿大诗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大多以妇女生活为题材。她善于捕捉女人的心理真实深刻地反映她们成长的烦恼、不同的命运和生活。她的主人公大多为的职业女性，其中不少人受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她创作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Tale，1985）、《猫眼》（Cat’s Eye，1988）、《阿丽雅斯•葛雷丝》（Alias Grace，1996）曾三次入围英国文学界最具声誉的奖项——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并最终凭借她创作的第10部小说《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获得这一荣誉。

阿特伍德还发表5部小说集包括《跳舞的女孩》（Dancing Girls，1977）、《黑暗中的谋杀》（Murder in the Dark，1983）、《残酷丈夫的蛋》（Bluebeard’s Egg，1984）、《荒野指南》（lderness Tips，1991）和《好骨头》（Good Bones，1992）。这些短篇小说反映了作者一贯的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命的价值的独特思考。她的短篇小说因袭了她一贯的行文风格简洁但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有时她的短篇跨越了传统的体裁，介于短篇小说和诗歌之间被称为散文诗。

《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 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1972）是阿特伍德文学评论中的代表作它通过分析70年代前最为人们熟悉的20世纪加拿大作家和作品，勾勒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并指出：代表加拿大文学象征的是它的求存精神：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令人压抑的精神环境的夹缝中勉强地活着。因此阿特伍德主张：摆脱英美文化的影响发展加拿大自己的文学。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争议，这些不同的评价和随后相关的讨论客观上使该书成为一部影响远超出它本身价值的文学评论专著对促进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代表作品

《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85年。小说预想22世纪末美国东北部发生政变，原来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公元2195年在努纳维特市迪尼大学举行了一次“基列问题”研讨会会议主席是该校白种人类学系主任玛安•纽蒙教授主要发言人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20—21世纪档案馆”主任詹姆斯•达西•毕埃旭托。22世纪已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已从边缘进入中心的种族多元的世界，白种大男子主义咄咄逼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毕埃旭托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发现与确认“使女的故事”录音盒带的报告。他说，“使女的故事”是他与一位同事在过去叫缅因州的一个城市里发掘到的，而缅因是基列时代“妇女逃亡地下铁路”的中转站之一。他们发现了30盘录音盒带，为了把录音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们请一位仿古制作专家特地重做了一架旧式放音机。录音带里是同一位女子的声音从她叙述的内容可以推断，她是基列政权用来繁衍人口的“生育机器”——“使女”。

教授接着说众所周知20世纪末的“基列共和国”曾经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依靠军事政变建立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中充斥着化学污染物和放射线，水里肆溢着有毒成分核电站在地震中发生泄漏事故：一部分妇女抵制核工业拒绝生育；性病、艾滋病泛滥；妇女运动抗议强奸、虐待儿童、色情出版物等却在无形中使人们轻信了右翼鼓吹的性控制、焚书等行为；男权统治者虽然竭尽全力仍旧无法扭转人口出生率剧减的局面……为了改变局面基列共和国当权者对《圣经》（Bible）顶礼膜拜，推行一夫多妻制亦步亦趋地效法模仿《圣经》里描述的古代以色列人以妾代妻生子的习俗。

“基列共和国”当局宣布，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关系皆属通奸行为，把女人们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分别给没有子裔的高级官员作“使女”。如果三个月后“使女”未能怀孕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轮了三次仍未能怀孕这位“使女”便会被送到“隔离营”去清理核废料她的下场是很快死去或是送去妓院，作为男性统治者的泄欲工具。

据查证，基列政权中有一个姓渥特福特的，是当时“温和派”领袖之一，情况与录音中描述的“大主教”有点相似。女主人公则是已无从查考，但从录音内容可以推测她是在与人串连即将被发现时，由“大主教”的司机救走的。这个司机很可能是一个双重间谍既是政府的“眼目”，又是地下救亡组织“五月日”的成员。至于女主人公后来逃跑成功还是重新被捕给送到隔离营还是进了妓院，都无法查考了。报告人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发言。

文学评论界有人将《使女的故事》看作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说，更多的评论家将它归入反乌托邦小说的传统：而阿特伍德本人则认为，这是一部思辨型小说，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阿特伍德把小说看作是促使读者与作家共同思考的途径利用虚构的反面乌托邦国家作为与读者交流的中介，以期唤起世人的忧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女的故事》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小说所虚构的故事以美国为背景然而影射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阿特伍德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对立、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独裁极权政治、极端宗教势力等当前各种隐患的关注和防范。可以说这部小说既承袭了赫胥黎的《美妙的世界》（Brave New World）奥威尔的《1984》（1984）等文学作品所载负的反面乌托邦传统描写阴森恐怖的未来社会图景；同时又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主题：把当前存在的两性关系的隐患加以夸张和放大表现出两性生存的困境。由于小说具备强有力的暗寓现实的功能因而被评论界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不论在题材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十分后现代”的作品颠倒的句法、夸张的语言、令人费解的比喻和自相矛盾而又支离破碎的叙述，制造出噩梦般的气氛，使整个作品微妙复杂、新颖离奇。同时，作者对《圣经》中的典故与语句进行了大量的援引，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的狂热信仰和荒诞行为，也恰当地烘托出小说中的那个政教合一的极权社会令人压抑的氛围。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经问世，便一连获得“加拿大总督奖”、“洛杉矶时报最佳小说奖”、“布克图书奖”提名、“阿瑟.C.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尽管她声称这不是一本科幻小说）、里茨一巴黎一海明威奖等数项奖项；直到1987年7月，即小说出版后的第三年，《使女的故事》才从《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中渐渐隐退，而它已经在榜上雄踞了23周。

文学影响

阿特伍德是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迄今已发表了30多部作品。无论是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文学评论阿特伍德的作品都表现出三大侧重点，那就是女权倾向、民族主义和生态环保意识。这三个侧重点又被同一重要主题——“幸存”统一起来作者十分关注女性作为个人如何在男权传统观念主导的社会幸存；加拿大作为主权国家如何在曾为法、英殖民地的历史阴影中和超级大国邻居——美国文化入侵的现实威胁下幸存以及作为全人类生存的家园——大自然如何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入侵和破坏下幸存。

阿特伍德不仅是一位涉及面较广、对社会、国家和人类都怀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她曾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两所北美极有名望的高等学府攻读过学位并在多所大学执教，因此她一直密切关注、吸纳层出不穷的文学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特别注意借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批评理论和创作手法，并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阿特伍德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不可靠叙述者、不确定的开放性结局、反讽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并试验了多种叙事手法和写作技巧力求使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不仅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突出了主题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阿特伍德的诗作是她探讨人类意识的记录，表现了现代人在忧虑、恐慌、孤独、异化感等种种痛苦中摸索、思考，寻找真正的自我。在艺术手法上，她采用一种冷静的、几乎不带任何激情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的阅读期待将一种崭新的感知方式呈现给读者。她的诗行长短不齐，一反传统的诗歌形式并以出人意料的意象、精练的语言和含蓄的风格著称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阿特伍德先后获10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包括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奖（1966、1986）、英联邦文学奖（1987、1994）、小说类布克奖（2000）等在内的无数国内外奖项和荣誉。她曾担任过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1981—1982）和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1984—1986）并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评论应邀在美、英、德、俄、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演讲和朗诵，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在过去的30年中她对加拿大民族文化事业所表现出的热忱和所做的贡献使她成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言人，并吸引了国际文学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建立了一个国际“阿特伍德研究会”、多个关于阿特伍德的因特网网站，还发行专门学术刊物一一“阿特伍德研究”：经常有国际性的“阿特伍德专题学术研讨会”举行；她的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