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作者简介

如果说欧美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掀起西方妇女们轰轰烈烈的争取选举权及其他参政权的运动，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已提出了更为强硬的“妇女解放”的主张她们要求改变制造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对种种男权代表物展开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攻击。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凯特•米利特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1951年米利特考入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之后又辗转于牛津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学习。1961年米利特移居日本。1965年她与一个同性雕刻家结婚，70年代两人分手。这段时间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性政治》的写作上生活十分窘迫。

1966年凯特•米利特加入了由贝蒂•弗里丹等领导的“全国妇女组织”（NOW）。1970年，她出版了博士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该书的出版几乎是在一夜间给米利特带来了金钱和声誉。《时代周刊》说她“简直是女权运动的领袖”，可见她当时名声之盛。而实际上米利特无心充当领袖，对于声誉带来的副作用，她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再加上此时的米利特又出现了个人感情危机，渐渐地她患上了狂躁型精神抑郁症。她不再愿意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后来米利特果真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

但米利特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1973年她出版了《堕落文集》（The ProstitutionPapers）。1974年，出版了《飞翔》（Flying），这是她在38岁时回首往事的一本自传。1977年她又出版了自传体作品《西塔》（Sita）书中描写的是她和她的同性恋爱人西塔非一般的爱情故事。西塔比米利特大整整10岁属于那种阅历丰富的女性。她在各个方面都把米利特迷得不能自拔，然后两人同居。但是，西塔用情不专，常常跟男人私奔，两人最终分手。之后，米利特尝试过自杀，精神抑郁症也更加严重。

1979年，米利特前往伊朗谋求妇女权利，后遭到当局的驱逐。1990年她出版了《疯子之旅》（The Loony Bin Trip），主要描写她自己的精神抑郁症。1994年，她完成了另一部力作《残忍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ruelty）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先前的《性政治》。

米利特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太太，晚景有点孤独和凄凉。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博士，为女权奋斗了一生的她如今竟为找工作四处奔波跑到街区办的补习班应聘都不能成功。这也许就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个悲剧也是对美国人权至上的一个讽刺吧。

代表作品

《性政治》分成三部。第一部名为“性政治”是该书的理论主体，包括“性政治例证”和“性政治理论”两章，是“对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男权制作出的一个系统的概述”。第二部名为“历史背景”包括“性革命”和“反革命”两章是对历史的回顾，“概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论述了随后出现的反动年代的情况”。第三部名为“性在文学中的反映”，“着重分析了作者认为代表反动时期思潮的三位作家的作品评述了他们带着反动情绪对这一变动所作的反抗”。

在《性政治》中，作者首次提出了男女两性关系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并运用社会发展的观点从阶级、经济、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并从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种角度对文学中“性”这一复杂敏感的问题进行分析特别对劳伦斯、诺曼•梅勒等作家作品中男权意识以及对性的处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评。

米利特首先列举了足够的例证来说明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性行为时强权和支配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她又在论述中声明，书中所引用的“政治”这一术语，已不是一个只包括“会议、主席、政党”之类事物的狭义定义而是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的广义概念。现行的人类政治由于并非以和谐、合理的原则为基础，故而处于一种非理想的状况当然，性政治也同样不尽人意。

接着，米利特用犀利的语言对禁锢人类思想的“男权制”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轰炸。尽管米利特并不是最先使用“男权制”这一术语的人，但她是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人也是她使该词成为后来女权主义作品的标准术语。男权制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利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作者敏锐地指出，我们的社会同历史上其他文明社会一样也是男权制社会。社会上的一切权利手段无不掌握在男人手中。即使在现代社会，在女性可以享有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今天，男权制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男权制不再要求女性公开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而是通过严格划分“性别角色”的方式规定女性接受它。因为在关于两性角色的不成文法中男性一般代表着智慧、力量、主动和效率，而女性则被视为其反面或弱一些。

此外，男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女人的位置是在家庭中”这一观念，就是因为人们给女人所下的定义就是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这一定义直接与她们的性别有关：而对于男人人们则无须根据他的性别来定义而是根据他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担任什么职位来定义。因此，米利特认为，性别角色的影响是现代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更何况西方文化要求女性具有柔情、服从、快乐、善良、友好和富有同情心等品质就是在蓄意塑造温顺的妇女心理，使她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男权制的统治。

米利特还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妇女生活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生活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男人统治着女人，男人对女人的普遍统治为男权制这一术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事实依据。她纵览人类文化长河历数有史以来男女两性之间发生的集团冲突，并将男权制施加于女性的种种约束一一加以揭露。在她对男权制的批判过程中我们惊诧地发现我们已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桎梏，看到了男权制社会中，作为一个劣势阶级的女性的真实情况。她们在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可以用来衡量人类处境的重要方面，无不为各种约定俗成的重重势力所压迫，并被诸如“美德、品行”之类观念所鼓励，身不由己地顺从甚至助长着这种压迫。这种逐渐形成的男权制统治是如此强大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便觉醒了的女性发动革命运动，随之而来的反革命又会迅速重构男权制的统治体系吞噬革命的成果。“二战”以后，大量美国妇女纷纷回归家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文学影响

“二战”结束后，大量美国妇女回归家庭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但她们并没有产生社会所宣扬的女性价值自我实现的喜悦，相反只是感到家庭生活的烦琐和悲哀。贝蒂•弗里丹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反思和对社会各阶层妇女的广泛调查，愤而写出了《女性的奥秘》一书书中用事实批判了“女性奥秘论”。该书启发了美国妇女对男权社会意识的质疑成为第二阶段女权运动的开端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里程碑。

也许正是由于独特的论证视角凯特•米利特才得以凭借《性政治》这份博士论文，在早已门派林立的女权论坛中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不过，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性政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将性与政治相提并论并非只是米利特标新立异，或独出心裁的一种做法，而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针对人类两性关系得出的合理结论。

作者通过探讨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两性关系对人类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在男权主义者看来，所谓“男权制”难免危言耸听，男性已经对女性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例如“骑士精神”、“女士优先”等等：而女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可能无情地毁灭家庭和“母道”。米利特在书中对这种“骑士精神”给予了辛辣的批驳：“骑士精神一方面缓解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不公正，但也是对这一不公正进行伪装的一种伎俩……骑士举止只是主人集团将依附对象抬到偶像地位加以崇拜的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米利特在全书的总结阶段颇为得意地推出了所谓的“一个怪物、杂种”的下半部分：与文化批评分量相等的文学批评。她从当代作家中挑选了D 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等进行分析指出他们在其所处的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受到的影响。米利特认为贯穿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强权与支配意识”的影响。她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著名的作家D . H.劳伦斯、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认为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男权主义者们对自身危机的认识、对腐朽的男权制度的顽强维护以及将女性作为敌对的阶级进行对抗的垂死挣扎。

总之米利特用此书为性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性政治》一书对人类文化进行的毕竟是一次良性轰炸因为除了为女性呼吁自由与平等之外，它也将为男性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正如《二十世纪主要作家》一书所言：“如果男人们能不抱偏见地阅读这本书……他们就会明白，他们从书中获得的解放并不少于妇女们。”

作者在剖析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早已实体化和制度化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女性只有通过不懈地、自主地反抗和普遍地自强自立才能实现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并最终磨平两性关系上的不合理印记。最后作者肯定且乐观地指出，变革的时期已经成熟“新的妇女运动将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黑人和学生逐渐实现彻底的联合，妇女必将成为一种足以影响整个民族情绪的、以实现有意义变革的关键因素。”作为我们社会中异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同时也由于她们的众多的人数、巨大的激情、漫长的受压迫的历史，以及广泛的革命基础妇女很可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前所未闻的领导作用。这正是《性政治》给现代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的振聋发聩的启示。

凯特•米勒满怀信心地说：“或许，性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能够最终实现其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从千百年的屈从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的人极大地接近仁慈、博爱。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使性彻底脱离严酷的政治现实但是，这一切的实现有待与我们在目前所居住的这片沙漠中创造出一个适宜于我们生活的宇宙。”

（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