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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
1.82 《钟罩》The Bell Jar

《钟罩》The Bell Jar

作者简介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是美国女性文学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小说家。她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贫苦家庭父母都是德国后裔。受父亲的影响,普拉斯自小就喜欢文学但在她8岁时父亲不幸去世这给幼小的普拉斯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伤。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在她以后的成名作品中,不时地出现父亲的意象。

普拉斯自小就充分显示了写作天赋在中学时就开始不断发表诗和短篇小说。1950年她考入史密斯学院,学业优异,并一度成为《小姐》杂志的特邀编辑与其他20位特邀编辑在纽约见习一个月。但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周围人进行充分地交流她感到十分孤立、绝望和彷徨,无法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共鸣想一死了之。1953年夏天她曾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后被人及时救起并送到精神病院进行短期治疗。

普拉斯出院后即返回学院继续认真学习,并在1955年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在剑桥她结识了英国诗人泰德•休斯,二人志同道合,随即坠入情网,并于次年结婚。婚后她基本上住在英国婚姻初期两人生活颇为和睦。1956年夏普拉斯参加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诗歌研讨班,被其《生命研究》(Lifestudies)中的自白体深深打动,随即进行了模仿和练习。不久,普拉斯生了一双儿女并于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巨人》(The Colossus)。这期间,丈夫休斯却偷偷与人私奔,抛弃了她和两个孩子。

1961年初,普拉斯开始写自传体小说《钟罩》(The Bell Jar),普拉斯为创作《钟罩》酝酿很久,在她进入大学后不久,就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越来越敏感,对作为诗人、妻子和母亲的复合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她曾写到“令人惊奇的是在钟罩内稀薄的空气里,我是如何度过我的大半生的”,在她的诗中也曾多次暗示她难以同时承担诗人、贤妻和良母这三重身份。小说署名是普拉斯的笔名“维多利亚•卢卡斯”,并于1963年6月自杀前一个月发表。

普拉斯死后休斯把她的遗作收集整理并出版,包括诗集《爱丽尔》(Ael,1956)、《涉水(Crossing the Water,1971)、《冬树winter Trees,1972)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Collected Poems,1981)。其中《爱丽尔》再版七次并获美国普利策诗歌奖,深受评论界的重视。对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过早离世,人们深表惋惜,但并不感到十分意外。

普拉斯的杰出成就主要是她的诗作,作为美国文学界“自白派”的代表之一,普拉斯选择了与美国诗歌传统截然相反的殊途,以艺术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努力使生命和艺术自然地融为一体。她的诗歌强调自我剖白,直率坦诚敢于直面丑恶的灵魂和疯狂的世界,借助诗篇抒发她对人世的不满和厌倦。爱情和家庭的破碎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人生的荒诞、苦涩社会的凄冷无情在深切体会她的诗篇后我们会更多地感受到一个现代灵魂的孤独与飘零。

虽然普拉斯也有女性的柔情和豁达,也会在《冬树》中褒扬新生命以美丽的心情和女性的柔情赞美大自然但是,如此的灿烂只是沧海一粟,人生展现给她的更多地是伤痕、裸体、奸污、哀号、妓女、野蛮、废墟。出于她的宗教信仰她认为死亡可以使人在精神上获得净化、升华乃至重生死亡就是体验生存的最高境界。她曾留下了不朽的诗句“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她作品的魅力恰恰体现在对死亡的坦然和眷恋以平静的心情幻想和欣赏死亡的美丽境界。她在诗中不时地渲染死亡的主题正是她对自我亵渎的写照和自我解脱的宣泄她的黑色精神深深影响着当代美国诗篇。

代表作品

普拉斯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自传性她的生平有利于我们理解她的创作特别是她的成名小说《钟罩》涵盖了她大部分诗的主题。小说描述了一位女学生埃丝特•格林伍德6个月的生活片段。埃丝特才华横溢,事业心和自尊心极强她的门门功课都是A特别是在参加一次写作竞赛中获奖,有幸获得去纽约为《女士一天》杂志做特邀编辑见习一个月。但在纽约的花花世界里,她虽力求完美却常常受挫虽故作世故却常沦为笑柄这使她失望和迷惘,对传统的强加于妇女的婚姻习俗和道德标准深表厌恶。

埃丝特长相一般也从未把自己看作美人,但她像其他追求时髦的姑娘一样沉湎于对流行的盲目追求。她爱穿名牌,把化妆品当作时髦的最基本物质加以滥用。纽约的花花世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她尽管她一向对此深感厌恶。为此她时常感到羞愧并诅咒自己却又不自觉地一味追求时髦,千方百计吸引异性因为她知道受异性欢迎,远远高于她作为好学生的价值。有一次埃丝特被男友邀请参加耶鲁大学的舞会她突然发现令同伴们侧目的并不是她平时的优异成绩而是她的表面形象。在纽约的舞会上,当一个陌生男人走向她和女伴时,他选择的是她的女友多利而不是她,埃丝特自尊受到严重伤害对她的追求产生了怀疑。

埃丝特从小接受传统教育,长大后很重视贞操,直至19岁还是个处女。母亲写信给她,要她保护贞操这使她大惑不解。她遇到的男人似乎都把女人分成贞洁型和淫荡型。她大学里的一位男朋友埃里克把所爱的姑娘视为贞洁型,而另一个女性憎恨者马克却把她看作荡妇,威胁说要强奸她:而埃丝特的反应是,当她发现多利轻浮放荡的行为时就赶回旅馆洗个热水澡来荡涤污浊。

一天埃丝特和一个典型的无知女孩贝特茜参加了《女士一天》的促销宴会并品尝由家庭主妇烹制的美味佳肴结果全体中毒被及时发现后脱险,这使埃丝特对贝特茜做家庭主妇的愿望产生了怀疑。另有一天受男友巴迪的邀请,埃丝特在他的医学院分娩室看到了一个个钟形玻璃瓶内装着的死胎,和一个在诅咒和呻吟中被麻醉的分娩的母亲,觉得女人只是受男人控制而从事生产的机器。

后来,埃丝特到巴迪家时发现,威拉德太太花了几个星期用她丈夫的旧毛衣织成的地毯只是作为厨房门口的擦脚垫,威拉德太太只是从早到晚忙碌不停的无聊的家庭主妇而已。作为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厌恶和报复,她蔑视并拒绝了巴迪的求婚。社会的双重道德标准使她和巴迪的关系日趋复杂,当她获知巴迪与女招待有过性行为后十分恼火感到自己受了欺骗,从此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完全破碎了。为了获得心理平衡她决心挑战传统的道德标准——失去贞操。回校以后她在图书馆的台阶上随便引诱了一个年轻教授欧文事后血流不止痛苦不堪。

在离开纽约前埃丝特从旅馆高楼的窗口把所有的时髦服饰全部抛弃作为对时髦女性形象的鄙视对世俗的唾弃和对社会标准的排斥。纽约的种种虚荣和不道德使她反感但她家乡小镇传统的女性道德标准又无法使她认同。她的邻居康威太太虽然婚姻美满,儿女成群,在她看来却只是简单的动物成就,她害怕自己也会在小镇上像自己母亲和康威太太一样,一辈子生活在婚姻的监狱里。

当埃丝特获悉没有被录取参加一个暑期工作班时,便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于是试图自杀获救后她的观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此时她已被彻底毁容,但她感到非常满足。回校以后她由于精神崩溃又多次自杀未遂,最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在医院里她遇见了医生罗兰,发现她才是完美女性的代表因为她既温柔内敛又刚毅果敢,事业得意,感情美满。在罗兰治疗和开导下埃丝特回校继续学习,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学影响

《钟罩》的语言看似随意简单其实含义深刻。在《钟罩》中普拉斯对女性婚姻和家庭的观点,正如她的诗一样极端,但表现的主题却是她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在父权社会的历史规范中女性作为“第二性”应该是男性的需求物应该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应该只是人种的附件而已。这种女性规范深深扎根于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意识的土壤中,并长期左右妇女生活,使她们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跨进现代文明。在《钟罩》中普拉斯采用荒诞的艺术手法,借用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来表现妇女生活中的荒诞现实把对女性困境的思考上升到更理性的高度,说明随着精神世界的崩溃和道德观念的败坏,人生变得更为荒诞,妇女也随之陷入更深的苦难。由于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辛辣的批判意味和反抗意识,常被视为一部优秀的成长小说。

小说名为《钟罩》,象征着扼杀思想和禁锢创造力的社会黑色、白色和血色始终在传达绝望、苦闷、死亡的情绪,监狱的意象则始终笼罩着全文反映了埃丝特艰难的成长历程。也许是由于普拉斯在创作《钟罩》时已处于非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小说的自传性极强显得更集中、真实、感人;虽然她极力渲染的主题颇为极端使读者和评论家都持有保留意见但小说的社会政治意义不可忽视。虽然普拉斯从未声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作品却被视为女权文学的一块试金石。

在《钟罩》中普拉斯借用埃丝特来选择自杀和非理性以逃避现实的难以理喻的丑恶世界批判传统规范的价值。埃丝特的孤独、愤懑乃至自杀实质上是要求解放、发展自我的心理反抗是对男性强权社会的否定虽然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普拉斯在审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困境,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性格上的缺陷后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女性灵魂深处传统观念的枷锁使小说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内涵。埃丝特的悲剧是由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和双重角色的重压以及男权意识一手造成的,具有典型的意义。

和许多女作家一样,普拉斯为女性的解放作了不懈的思索和奋斗,旨在打破性别的对立歧视。但她始终认为男女两性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永远无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的两性世界。由于过多偏重表现女性在社会、家庭、婚姻和事业中所受的不幸待遇和痛苦压抑的内心世界过多强调摆脱男性甚至与男性完全隔绝单枪匹马地开拓女性解放之路,这必然会走向失败的不归路。埃丝特的精神崩溃和毁容自杀及普拉斯的遭遇都充分说明女性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扩大自己的生活更多地投身社会乐观的重塑自我让两性和平共处互帮互助这已成为当代主流文学作家的共识。

(王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