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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
1.69 《共桌天使》An Angel at MY Table

《共桌天使》An Angel at MY Table

作者简介

珍尼特•弗莱姆(Janet Frame,1924 —),1924年8月28日出生于新西兰的港口城市达尼丁,她的父亲乔治•弗莱姆是一名铁路工人,全家因此频繁迁徙。弗莱姆的母亲洛蒂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前曾在新西兰著名作家和诗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家做佣人。作家家庭的文学氛围对她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写出了许多诗作,文学评论家发现在弗莱姆的作品中,留有她母亲的深刻影响。

弗莱姆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流离中度过,在重重的债务、疾病和灾难中,母亲坚定的信仰成为家庭强有力的支撑。弗莱姆很早就沉迷于文字,嗜书成癖,最难能可贵的是全家分享着这同样的兴趣爱好并且,贫困和家庭漂泊都无法动摇这个家庭的亲情纽带。

弗莱姆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进入大学》(University Entrance)于1946年发表但在第二年她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医院。在随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她接受了200多次的电击治疗这段经历被写进了她的第二部小说《水中的脸》(Faces in the Water)。

住院期间,弗莱姆一直没有中断短篇小说的创作其中20多篇小说后结集出版并以主要作品《泻湖》(The Lagoon)命名为《泻湖故事》(The Lagoonstories,1951)。从风格上看这些故事颇类似曼斯菲尔德的一些童年生活片段的描述,但已显现了作者早期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一种内在和外在世界的不相兼容引向无法规避的二元对立(珍品与废品、光与暗、怪异与正常、真与假、幻想与现实等)。她的许多故事都从孩童或是畸态人群(精神病人、弱智者等)的角度着笔,带领读者走进循规蹈矩的成人无法触及的幻想世界。

1954年,弗莱姆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并开始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猫头鹰的哀鸣》(Owls Do Cry,1957)。1956年,弗莱姆得到国家文学基金的准许出国旅行,首先访问了伊比沙岛和安道尔,然后前往伦敦期间,经精神病专家小组会诊正式排除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居住在伦敦及近郊的7年时间是弗莱姆创作上的多产时期:相继发表的《猫头鹰的哀鸣》、《水中的脸》(Faces in the Water,1961)和《字母表边缘》(The Edge of the Alphabet,1962),这被有些评论家看作是松散的三部曲。《盲人香苑》(Scented Gardens for the Blind)发表于1963年被改编成电影后深受好评。同年还出版了故事集《蓄水池:小说与梗概》(The Reservoir:Stories andsketches)和不甚成功的《雪人,雪人:寓言和幻想》(Snowman,Snowman:Fables and Fantasies)很显然,后者的标题表明作者已开始有意识地从先前的现实内容向寓言转变。

弗莱姆1963年底回到新西兰,先后完成了《适应者》(The Adaptable Man,1965)、《雨信鸟》(The Rainbirds,1968)和《围城》(Astate of siege,1966)。这些小说与先前的4部作品有着细微但却重要的差别:弗莱姆继续利用并修正她所特有的隐喻手法,但重心已从内心的理想主义倾向朝着探究社会现状方面转化。

随后几年弗莱姆数度长留美国并定期回到达尼丁。她唯一的诗集《袖珍镜子》(The Pocket Mirror,1967)为她赢得1969年文学基金成就奖而她唯一的儿童读本《小小莫娜和阳光的味道》(Mona Minim and thesmell of thesun)也于同年出版:然后是《重症护理》(Intensive Care,1970)和《小母牛》(Daughter Buffalo,1972),这两部小说语言较轻快,大量的叙述技巧和隐喻、讽喻的运用,更突出了写作本身。

1972年弗莱姆迁居至奥克兰以北的万加帕拉半岛。1974年,她获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奖。并在7年沉寂后,发表了作品《生活在玛尼托》(Living in theManiototo,1 979),其后就是自传体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你正进入人心》(You Are NowEntering the Human Heart,1983)。

弗莱姆后期的自传三部曲包括:《前往真实之地》(To the Island,1982)、《共桌天使》(An Angel at My Table,1984)以及《镜城来使》(Envoy from Mirror City,1985)。自传被拍成电影后,在第47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以忠实传达了原著“极富同情心地描摹人性”的精神而荣获“评委会特别大奖”说明了弗莱姆作品的深刻内涵和强烈的感染力。

代表作品

弗莱姆的代表作《共桌天使》最能体现其创作思想。故事开始于战前的新西兰——一个芳草如茵、景色秀美的国度。

珍尼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珍尼特在贫困和颠沛中享受着天伦之乐。她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孩但却富有诗人的幻想。父亲送给她作生日礼物的诗集对她影响很大,她写作诗歌时对自己的遣词用句非常自信谁也无法劝服她稍作删改。

珍尼特慢慢长大,没有约会,也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在学校里只和那些孤僻不群的人交往,同时却也免不了对那些受欢迎的女孩以及他们的男朋友心生妒忌。在大学里,她同样是一名孤独、羞怯、自闭的女孩,把一切想法都倾诉到日记中去。

大学毕业后珍尼特开始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成为一名教师。可是由于不知如何与同事交谈,她只能避开他们单独进餐。一天督导员来课堂巡视,吓得珍尼特紧张僵硬地说不出话来因此丢掉了她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珍尼特只是患有恐慌而已可是一个非官方的愚蠢诊断却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开始了8年无法言表的恐怖历程。在那里她被施以数百次电击治疗甚至在未查明实际症状之前就要施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该手术一旦施行,珍尼特将永远失去思维和自由。她的书使她保住了自己的大脑,也为她赢来了自由。她那被所谓医学权威吓怕了的父亲发誓再也不会让她回到精神病院去。

珍尼特在30岁以后终于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尽管她仍是那么弱小孤僻,而且束缚在自我私密的藩篱中,却逐步开始了自如惬意的生活。

弗莱姆的这部自传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通往真实之地》讲述了作者的早年生活。她把母亲描述成为记忆力极佳而健谈的人仅仅因为违背家人意愿的婚姻,而被家庭所不容;她的父亲则是过于循规蹈矩甚至都吝于幻想回忆;而家中的5个子女包括她自己在内,都被寄予同样的理解和同情其中唯一的男孩患有严重的癫痫给家庭蒙上的阴影。由于家中的两个姐妹相继在游泳时淹死这给她的心灵刻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也让她愈加亲近幸存的妹妹。弗莱姆虽然学业成绩出色并屡屡获奖但性情却十分孤僻,她一直将自己视作孤寂的忍者在沉默中独自承受。弗莱姆的文笔非常细腻且富个性,令读者很容易沉浸到作品中去,仿佛成为其家庭中的一员。

第二部《共桌天使》主要叙述了在达尼丁教师进修学院的经历以及后来所经受的精神和身体折磨。在大学里弗莱姆感到无比孤独因而进一步退缩到自己的文学世界。成为教师以后也未能在性格上有什么改变,终于永远地离开了教师讲台。经历了一次自杀未遂弗莱姆先后住进了西克利夫精神病院和另一家病院,她了解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那里是她了解精神错乱与恐怖的课堂。如果不是她的一部作品赢取一项声望颇高的大奖,她或许早已被送去接受可怕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永远生活在混沌之中。获准暂时出院以后,她的散文和诗歌被刊行,她也获准出国旅行。在这部自传中作者细腻的笔触再次将读者完全俘获一起去感慨那段难堪回首的往事感慨造化的弄人。

第三部《镜城来使》具有相当神秘的色彩主要叙述了她在英国、西班牙以及后来回到新西兰的作家生活。她将镜城描写成一个拯救作家的世界,一个可以给人自由思想和幻想的空间。在她的精神分裂症被确认为误诊以后凭借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和明智的精神治疗,作家记述了真实震撼的生活。

文学影响

珍尼特•弗莱姆是当代新西兰最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她的诸多荣誉和头衔毫无争议地确立了她在新西兰及世界文坛的地位: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新西兰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外籍会员、新西兰文学奖、三度荣获雅度(Yaddo)基金的奖、特诺斯基杰出文学成就奖、渥塔哥大学的伯恩思奖等等。

在她最初10年的小说创作中,二元关注手法非常明显。弗莱姆的浪漫梦幻者包括疯子、癫痫患者和其他怪人,他们承受着庸俗刻板的社会压抑不断在社会正统和自我之间挣扎。由于她的作品中充斥着死亡、自杀和疯狂,读者往往批评其对于这些负面阴暗因素理想化的倾向。小说的语言是典型的现代主义,需要关照其中的双重意义。

“后现代主义”一词常被用来评论弗莱姆的后期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中确实使用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手法,作者已不再将自身描述成为无法与人交流的孤独者,而是能够处于各种情境、善于进入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世界。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曾将弗莱姆誉为当代新西兰“最重要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刻画社会下层普通人和病态的“边缘”人群的生活,并能准确地描摹他们在贫困与痛苦之中,凭借坚强的信念苦苦挣扎以求幸福的故事尤其是她的自传体代表作《共桌天使》改变了新西兰文学界对自传文学这一体裁的认识。许多评论者将这部自传与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相提并论认为其中包含的光怪陆离的童话与幻想、浪漫与现实的完满结合使得它成为文学自传体裁中的一个经典范例。

除了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手法在她小说中的使用弗莱姆对语言的把握和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以幽默、轻快的语言叙述童年生活,以愤怒、绝望的口吻控诉在精神病院的非人间生活。最后,又转而以活泼欢快、怡然自得而不乏深沉的笔调描绘欧洲大陆诸国及返回新西兰乡间蛰居写作的宁静生活,文笔流畅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感受。

“我的写作拯救了我”,在步出精神病院的那一刹,弗莱姆感慨万千,她感慨的是她幸运地选择了文学创作来战胜生活中的困难,这是她的幸运,或者可以说更是当代新西兰文学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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