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会》The Garden Party

作者简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eld，1888—1923），新西兰现代短篇小说作家、诗人。原名凯思琳•曼斯菲尔德•博洽姆（Kathleen Manseld Beauchamp）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她的祖父能将拜伦的诗断断续续“背诵一个半小时”她的父亲是新西兰的银行家。曼斯菲尔德天资聪颖，年仅9岁的她就发表小说：1903年，15岁的曼斯菲尔德就读于伦敦女王学院，并开始为学院文学刊物撰写随笔散记之类小品；3年后，她回到新西兰学习大提琴。

1908年20岁的曼斯菲尔德终于说服家人，只身来到伦敦生活和写作。在她到达伦敦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创作收效甚微。从1910起她开始在《新时代》上发表讽刺性短篇小说：第二年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在德国公寓》（In a German Pension，191 1）问世评论界对这部作品反应较好。

1912年曼斯菲尔德与编辑、评论家约翰•默里相恋并结成伴侣。在此期间，曼斯菲尔德常在默里主编的杂志上发表小说同时也为《威斯敏斯特报》写文学评论。她与S.S.柯特连斯基（Koteliansky）合作翻译的契诃夫书信选最初就是在《文学俱乐部》上连载的。她的第二部小说集是《我不会讲法语》（Je Ne Parle Pas Francais，1918）。而接下来的两部小说集《幸福》（Bliss and Otherstories，1920）和《园会》（The GardenPar and Otherstories，1922），则奠定了她作为新西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地位。

小说集《园会》是曼斯菲尔德创作后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集收录了作家最优秀的一批小说，如《园会》、《已故上校的女儿们》、《帕克大妈的一生》、《布里尔小姐》、《航行》《第一次舞会》等。其中作为书名的《园会》一篇也许是曼斯菲尔德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脍炙人口的名作。《园会》集刚出版就在美国连续再版7次，可见作品受读者喜爱的程度。

可惜正当曼斯菲尔德的才华日益成熟之际，她的健康状态却趋于恶化，1923年1月9日，她因患肺结核逝世于法国枫丹白露，年仅35岁。

曼斯菲尔德逝世后，默里怀着对亡妻的哀思，整理、编辑出版了她的遗稿、书信和日记。小说集有《鸽巢》（The Dove’s Nest，1923）、《小女孩》（Something Childish andOtherstories，1924）还有《诗歌集》（Poems，1923）、《曼斯菲尔德日记选》（The 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eld，1927），文评集《小说和小说家》（Novels and Novelist，1930）、笔记选《剪贴薄》（Thescrapbook of Katherine Manseld，1939）、《书信集》（The Lettersof Katherine Manseld，1922）中篇单行本小说《芦荟》（The Aloe，1930），另有一些她与柯特连斯基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

代表作品

《园会》以谢立丹家要开花园茶会为背景小说故事线条十分简单时间跨度只在一天之内。讲述了少女劳拉在准备一次花园茶会时，偶然得知邻居因车祸丧生而产生的惶惑不安的心情。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观察成年人世界，但在充满稚气的叙述背后作者深入探讨了社会各阶级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人生与死亡之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富有的谢立丹家举办园会，谢立丹太太将一切布置工作都交给了孩子们。早餐还没用完搭帐篷的工人就来了。梅格和乔丝都推荐妹妹劳拉出面操办园会的准备工作，因为她富有艺术眼光。

小劳拉第一次作为家庭的代表进入社会。她走进搭帐篷的工人中“企图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儿童纯真的心灵又使她本能地讨厌装腔作势她“脸上泛起了红晕”。工人们随和的微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态度使劳拉很快恢复了小女孩的本性，她心里说：“那些工人多可爱。”

有宴会真是件美好的事！劳拉高兴极了整个房子都充满了生气。花店送来大盆大盆的百合花，糕点店也送来宴会必备的15种奶油松饼。

但是就在劳拉以自己的目光审视纯朴、自然的美与家庭地位、偏见而重获新知时生活以它惯有的步伐向前迈进。糕点店的伙计带来了可怕的消息住在谢立丹家不远处贫民区的一个车夫当天早上从马上摔下来死了，留下他可怜的老婆和5个孩子。

劳拉决定立刻取消花园茶会她认为那可怜的女人若知道有人在开宴会该多伤心。姐姐和母亲对她的想法觉得又惊讶又好笑，因为那些人住在大路对面的胡同里，那里肮脏贫困的景象令人厌恶，停止园会也不能解决问题。劳拉对于这种冷酷感到震惊、愤怒和茫然，更对固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

下午，花园茶会圆满成功，谢立丹太太为安抚劳拉并向她表明什么是真正的慷慨便让劳拉把园会吃剩的食品给死者家属送去。于是劳拉孤身一人从快乐、幸福的园会走进阴暗的胡同恍如进入另一个世界看到另一种人生。

此时，一种神秘的气氛突然将她团团围住。是恐惧？是哀伤？是超脱？是升华？劳拉不得而知。可是劳拉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对劲她的脑袋给园会塞得满满的，那些亲吻、笑语、杯盘丁当的声音，她很肯定这次园会是成功的。可现在，胡同里烟薰火燎又黑又暗她的衣服多耀眼还有那漂亮的帽子她觉得似乎不该来可她已来不及后退。

一个年青人躺在屋里，正在酣睡——睡得这样熟这样深，这样遥远这样宁静仿佛在梦乡里。园会、糕点、花边衣服一切似乎都与他没有关系。劳拉莫名地哭了。

回家路上，她含着泪结结巴巴地对哥哥说：“人生难道……”可究竟是什么，她无法用语言表达。她似乎明白许多，却又很不确定，这正是曼斯菲尔德期望的结局。说结局，其实没有结局，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在《园会》中曼斯菲尔德充分展示她独树一帜的小说叙述艺术。她除了运用内心独白、表现视角转移等创新技术以外，还将小说内容拆散打碎，在平淡的叙述中自见深意。作品一开始，一切都那么美好，可是“一个工人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那结着一串串黄色果实的卡拉卡树就要被帐篷挡住了。乔丝为园会试唱歌曲，却选择了一首关于希望破灭的抒情歌预示着悲剧就发生在身边。在描写园会的盛况时曼斯菲尔德写道：

“一会儿，客人川流不息地来了。……到处可以看到双双对对的人在漫步俯身赏玩花朵，互相问候走过草坪。他们像是欢乐的鸟儿，半路上飞到谢家花园来栖息一个下午它们本是要飞到——飞到哪里呢？”

究竟飞到哪里？不用说，自然是飞到宇宙间生灵共同栖息身心的地方。曼斯菲尔德在有限的场景里极自然地推出生活“最深刻的真实”。就这样，不惊不乍、不偏不倚，毫无故弄玄虚和矫揉造作之态，却极自然的孕育出创作主题。作者似乎将记忆中的素材信手拈来读者却可以感受到震撼心灵的力量。这恰恰反映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已由“极炼”到达“如不炼”的境界。清朝学者刘熙载在《词曲概》中说：“描头画角是词之低品。”那就是精品如天然劣品露斧凿。以《园会》为代表的曼斯菲尔德晚期作品，展示了作家创作已历经锤炼而臻于极至。作品尽去雕饰朴素无华犹如浑然天成一般。

《园会》创作后曼斯菲尔德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就是我在《园会》中竭力表现的：生活的多样化我们如何试图适应这一切，包括死亡。劳拉觉得事情应该分别发生。先一件事然后再一件事，但是生活并不如此我们没有井然有序的生活。劳拉说：‘但是所有这些事不要同时发生。‘而生活回答：‘为什么不呢？怎么把它们分开呢？而且各类事确实同时发生了，这是必然的这必然中包含着美。”（1922年3月13日致威廉•格哈的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园会本身象征着人生——生与死之间短促的快乐时光。在面对死亡的瞬间劳拉从以园会为代表的绅士阶级梦一般的生活中醒来。她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原来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不完美的“不该发生”的事一起发生了。乐与悲，美与丑生与死常同存于生活之中。

文学影响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新西兰现代短篇小说作家、诗人。她在短短的35年中创作了88篇短篇小说、大量的文学评论、日记、书信、传记和一些别具风格的诗。她生前与同时代的作家D. 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交往甚密，代表作之一《序曲》（Prelude，1918）的初版，也是由伍尔夫夫妇的霍加斯出版公司所印制。在新西兰文学史上她被喻为“最璀璨的一颗明星”。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具有她独特的个人风格：在题材上，她抛弃了英国传统短篇小说讲故事说教的传统，通过刻画内心揭示现代世界在艺术手法上她发展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洋溢着诗意的散文风格与印象派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与同时代的约瑟夫•康拉德、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大师一起，为小说新潮推波助澜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正如伊恩.A.戈顿所评价：“曼斯菲尔德对短篇小说的影响，犹如乔伊斯对长篇小说的影响。在乔伊斯和曼斯菲尔德之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再也不能保持原样了。他们开拓了一条通向更高境界的道路，为其他人展示出更广阔的道路。”

曼斯菲尔德的88篇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欧洲小说和新西兰小说。她早期写了许多以德国、英国和法国等为背景的作品简称欧洲小说。其中小说集《在德国公寓》以德国为背景故事以作家在巴伐利亚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此外，《帕克大妈的一生》、《没脾气的男人》、《我不会说法语》、《小保姆》、《幸福》等都不失为精品。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没有爱和温暖的世界中，正是作家本人10余年孤身漂泊欧洲的真实写照。

总体来说曼斯菲尔德的欧洲小说较她后来的新西兰小说稍有逊色。在她的作品中，共有60多部小说以故乡新西兰为背景这些“新西兰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撑起女作家声誉的坚实支柱。

从以欧洲小说为主的前期创作到以新西兰小说为主的后期创作的转折点在1915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曼斯菲尔德的弟弟莱斯利在军队的训练中身亡。弟弟的死一方面使她陷入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姐弟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父母、亲友、邻居，故乡的山山水水。她渐渐明白，离弃的故国正是自己的真正归属。另一方面弟弟的死又促使她深刻地思考人生。当时她已身染重病健康每况愈下，死亡对于她已是很现实的问题。她感到人生的短暂。于是，弟弟的死亡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战争带来的灾难象征着作家本人面对死亡时对人生获得的新知也象征着新西兰的呼唤。她在日记中写下：“我要把我对祖国的回忆写下来。对，我要写自己的国家，直到储存在我心中的记忆完全枯竭。这不仅是因为我和弟弟都出生在那里，而且还因为那是我梦牵魂萦的地方。我渴望用我的笔，赋予它新的生命。”

（王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