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英国）

William Golding，1911——

1983年获奖作家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思考有三个级别；到了后来，我把思考作为我的业余爱好，渐渐地我便得出一个更加奇怪的结论—那就是，我根本不会思考。

小时候我一定是个叫成年人头疼，让他们觉得很不满意的孩子。我记得起先成年人对于我来说显得多么不可理解，不过，当然，我对于他们并非如此。最初把思考这个题目放到我面前的，是我的文法学校校长—虽然用的不是他本来打算采用的方式，产生的结果也不是他所希望的。他的书房里，在他书桌后面的一只高橱上，放着几个小的雕塑。一个是一位女士，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只披着一条浴巾；她的身子那么僵着，似乎永远在那儿害怕身上的浴巾会滑落得更低；又因为她没有手臂，所以处于无法把浴巾重新拉上去的悲惨境地。在她旁边的，是一只蜷曲着身子的豹，准备扑向一个文件柜有着“A—AH”标记的最上层一只抽屉；我天真地把这个标记理解为豹子捕获对象最后的绝望的叫喊。在豹子的另一边，是一位赤身裸体、肌肉发达的男士；他坐在那儿，低着脑袋，一只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看上去痛苦极了。

后来，我对这些雕塑有了一些了解。校长把它们放在会跟做了错事的孩子们面对面的位置上，因为对于他来说，它们象征着整个生活。没穿衣服的女士是《米洛的维纳斯》。她是爱神。她并不是在担心浴巾会滑落。她正忙于将美显示给人看呢。那头豹是自然，它正体现出自然。那赤身裸体、肌肉发达的男士并不痛苦。他是罗丹的《思想者》，是纯粹思想的化身。买几个小石膏模型来表达你认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很容易。

我最好说明一下，我是校长书房里的常客—不是因为最近我干了某件事情，就是因为最近我没有干某件事情。如同我们现在所说，我不是完善的。我是—一定要说我是什么的话—不完善的；另外，我感到困惑。成年人从来就是那么莫名其妙。每当我站在校长的书桌前等待着受处罚的时候，对着那些在我头顶上方呈灰白色的小雕塑，我总是低着脑袋，两手在身后十指交叉地紧握着，一只鞋在另一只鞋上来回地蹭。

校长透过闪亮的眼镜片看着我，那目光是什么含义我捉摸不透。

“我们拿你怎么办呢？”

哎，是呀，不知道他们会拿我怎么办。我把鞋子蹭得更加厉害，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磨破了的地毯。

“抬起头来，小子！你不能把头抬起来吗？”

于是我会抬起头来看着那高橱顶上：那没有穿衣服的女士心里害怕，身子僵着，那肌肉发达的男士无比忧郁地凝视着豹子的臀部和后腿。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校长说。他的眼镜反射着光线，弄得我无法看见这副眼镜后面有任何人情味和同情心。根本就不存在互相沟通的可能性。

“你从来都不思考吗？”

不，我不思考，我没有在思考，我无法思考—我只是痛苦地等待着这场会面早些结束。

“那么你最好学一学—你没有学过怎样思考吗？”

有一次校长从椅子里跳起来，走上几步，把罗丹的杰作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就是当一个人真正在思考时的样子。”

我仔细审视这位男士，但是既没有产生兴趣，也没有弄懂什么名堂。

“回到你的班里去。”

显而易见，我这个人身上缺点儿什么。大自然赐予人类一个第六感觉，唯独把我遗漏了。情况一定是这样，在回班里去的路上我这样想，因为，当我打碎一块窗玻璃的时候，或者没能记住玻意耳定律的时候，或者上学迟到的时候，我的老师们总是这样给我提供一个成年人的答案：“为什么你不会思考？”

根据我的看法，我之所以打碎窗玻璃是因为我用一只板球扔杰克·阿奈，但没有击中他；我没能记住玻意耳定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费心去记它；我上学迟到则是因为我喜欢站在桥头观赏河面上的景象。真的，我是邪恶的。也许，我的老师们如此优秀以至于无法理解我的罪孽之深重？莫非他们这些清白无罪、不受良心谴责的人能够用思考这一神秘的把戏来指导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整个事情真是不可理解。在较早的那几年里，甚至《思想者》那个小雕像也使我十分困惑。我不相信我的任何一位老师会赤身裸体，怎么会呢？像一个生下来就耳聋，但是坚定不移地要想弄明白声音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我留心观察我的老师们，想弄明白思考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位霍顿先生，他老是对我说要思考。他带着几分满足告诉我，他本人是作一点儿思考的。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喝酒呢？莫非喝酒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喝酒其实有损于健康—霍顿先生的健康已经被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什么他老是谈什么要过正派的生活，老是大谈新鲜空气的益处？他常常把双臂张开，那动作就好像他是一个习惯于把时间用于沿着山脊大踏步行走的人。

“户外的空气对我有好处，孩子们—这我知道！”

有的时候，他因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说而得意非凡，便从书桌后面跳上前来，把我们统统赶出屋子，赶进该死的大风里。

“现在，孩子们！大家做深呼吸！把它深深地吸进你们体内—上帝的丰沛的新鲜空气！”

在这种时候，他站在我们面前为自己身体强健而高兴，俨然一个爱好野外生活的人。他两手叉腰，使劲做了一次深呼吸。你能听见大风被捕捉进他的胸腔，与所有那些不正常的障碍物搏斗。他的身子因这样一次打击而摇摇晃晃；他那走了形的面孔因这次不寻常的苦难而变得煞白。这时候他就踉踉跄跄地走回他的书桌旁，瘫倒在那儿，这一上午余下的时间里他便一点儿事情都不能干了。

霍顿先生喜欢就美好的生活发表超凡脱俗的长篇大论—没有性、充满责任的美好生活。然而，当他在滔滔不绝地演讲时，倘若有一位姑娘打窗外经过，一双样子好看的小脚踏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演讲就会中断，他的脖子就会自行转动，他就会目送姑娘前行，直到看不见她为止。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支配他的似乎并不是思想，而是他颈背一根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弹簧。

对于我来说，他的脖子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他的脖子显露在衣领之上的部位微微鼓出。霍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战斗过，后来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了—谁知道这是根据哪一条荒唐的逻辑—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要是这两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碰巧成了时事热点，那么，无论怎样有说服力的论据都不能使霍顿先生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看法。他会把桌子敲得砰砰响，脖子会鼓出得更厉害并且发红。“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会高声喊道，“但是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

霍顿先生是用他的脖子来思考的。

有一位帕森斯小姐，她再三要我们相信，她最深切的愿望是我们能得到幸福，但是，凭借孩童那神秘的洞察力我当时就知道她最想得到的是她一直没能得到的丈夫。还有汉兹先生，等等。

以上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详地谈及我的老师们，是因为通过我与他们之间的那些事情我初次接触到通常人们称之为思想的这么一个东西的本质。这些老师使我发现，思想里常常充满着并未意识到的偏见、无知和虚伪。思想会论述公正无私的纯洁，同时它的脖子却不知自责地扭向一条裙子。严格按照字面来解释，思想差不多跟大多数生意人的高尔夫一样熟练，跟大多数政治家的意图一样诚实，或者—用一个和我自己主要关心的事情比较接近的说法—跟大多数已经写就的书一样条理清楚、前后一致。这样的思想，是我后来称之为第三级思考的东西，虽然，更恰当地说，那是感觉，不是思想。

确实，在各种偏见里常常包含着某种单纯幼稚，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以不容异说的态度蔑视第三级思考的，并且鲁莽地嘲笑它。我高兴地以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敌人这么一个命题去和一位憎恨德国人的虔诚的夫人当面辩论。她教给了我一个伟大的真理，使我懂得应该怎样对待第三级思考者；跟她接触过以后，我便不再轻率地摈弃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把它当作最便捷的思考程序加以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共同一致是十分了不起的。一群第三级思考者—全体一致喊着共同的口号，人人都烤着他们那偏见之火使双手得以暖和—是不会因为你指出他们的看法有矛盾之处而感谢你的。人是群居动物，乐于相互一致，好比牛群一同在山坡上吃草，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第二级思考是发现矛盾。当我使那位可怜的虔诚的夫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达到了第二级。第二级思考者不会很容易就冲动起来，虽然他们常常犯另外一种错误，常常落在后面。第二级思考是向后退缩的，思考者的眼睛睁着，耳朵竖着。它成为我的业余爱好，把满足和孤独同时带给了我。因为第二级思考只管摧毁而没有力量去创造。它使我在观看人群向国王陛下欢呼致意的同时问我自己，他们那样大呼小叫的有什么意义，但是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正面的东西去替代那种鲁莽的爱国主义。然而报偿也不是没有。去听一听吧，人们为自己那种猎狐以及把狐狸撕成碎片的习惯辩护时声称狐狸喜欢这样。去听一听吧，我们的首相说什么把尼赫鲁和甘地这样的人投入监狱，我们就使印度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去听一听吧，美国的政治家们刚刚说过要和平，马上又表示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是啊，也有一些快乐的时刻。

不过，我已经到达青春期年龄，我得承认，霍顿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脖子上有不可抗拒的弹簧的人。我本人也感觉到了自然那只有强制力的手，并且开始发现，指出别人的矛盾之处可以给我带来乐趣，同时也会使我付出很大的代价。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露丝的姑娘，庄重而有魅力。那时候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第二级思考对于宗教具有危害性，它把宗教派别一概击倒。我以第三级思考者的那种虚伪把自己放在等待她改变我信仰的位置上。她是个基督教循道宗信徒—或者，至少她父母是，她不能不跟着也信循道宗。可是，天哪，露丝不是依靠圣灵来改变我的信仰，却愚蠢地张开她那漂亮的嘴巴来跟我辩论。她声称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是逐字逐句受到神灵启示的。我反驳说，天主教教徒相信圣杰罗姆根据希腊、希伯来等原文所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是逐字逐句受到神灵启示的，这两本《圣经》是有差别的。辩论变得索然无味。

最后，她说，有许多基督教循道宗信徒，他们是不可能错的，不是吗—数以百万计的人难道都错了吗？这真是太容易回答了，我焦躁不安地说（因为你越是靠近露丝，她就越显得可爱，使你更想靠近她），因为，不管怎么说，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数目比基督教循道宗信徒多；他们是不可能错的，不是吗一数以千万计的人难道都错了吗？她的眼睛里闪现出糟糕透顶的一丝怀疑。我慢慢地慢慢地伸过一条手臂去搂住她的腰，喘着粗气喃喃说，要是我们计算人数的话，佛教徒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露丝确确实实是为了我好，因为我是那么惹人喜欢。她躲开了我。我的手臂和那些多得数不清的佛教徒加在一块儿，使她觉得无法承受。

那天晚上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见了面，离去时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天。第三级思考使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幸运的是我们两人都只有十四岁。我失去了露丝，得到了一个我不该得到的名声：潜在的浪荡子。

由此可见，第二级思考会有危险性。我记得，在十五岁的时候，正是有了第二级思考的水平，我从第二级的高度对第三级思考的局限性作了一次评论。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布置学校会堂，为一个聚会做准备。校长书房的门开着。我走了进去。校长已经停止把罗丹的《思想者》作为年轻人的榜样，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的那种做法。也许他没能找到更多的受教育对象；但是那些呈灰白色的小雕塑还在那儿，在那高橱顶上，正被蒙上越来越多的灰尘。我站到一张椅子上，将它们重新排列。我把披着浴巾的维纳斯放在那文件柜上，这样一来，最上层那只有“A—AH”标记的抽屉这会儿就是在“啊一啊！”地喘着粗气，因为它的性欲受到了刺激。那自命不凡的“思想者”被我放到了高橱的边上，让他低头看着那浴巾，等待它滑落下来。

第二级思考虽然使生活充满刺激和乐趣，却并不促成它富有实质内容。找出我们的长者的缺点使年轻的自我受到鼓舞，但并不导致他对自身具有完全的把握。我发现第二级思考不仅仅是一种指出矛盾的力量。它将游泳者放到与岸相隔一段距离的过深的水中，把他丢在那儿。我认定彼拉多是一个典型的第二级思考者。“什么是真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第二级想法，不过总是用作辩论的结尾而不是作为开头。还有更高一级的想法；这种想法说“什么是真理”，并且着手寻找真理。

但是这些第一级思考者数量很少。他们本人并不到我的文法学校来访问，虽然他们在那儿，在书本里。我渴望达到他们的水平，部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部分是因为现在我认为要是我的业余爱好不进一步发展的话，它就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要是你动身爬山了，不管你爬到怎样的高度，如果你不能到达山顶，你就没有获得成功。

在牛津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真遇见过一位确凿无疑的第一级思考者。当时我是在马格达仑鹿公园，正在一座小桥上俯视河面。一个留着八字须、戴着帽子的小个子走过来站在我身旁。他是一个德国人，刚刚逃离纳粹的统治到牛津来暂时避难。他姓爱因斯坦。

但是那时候爱因斯坦教授不懂英语，我只认识两个德文字。我对他满脸堆笑，无言地试图用我的举止神态向他表达英国人对他的全部爱慕和尊敬。有可能当时—我不能不承认—我觉得这是两个第一级思考者并肩站在一起；不过我猜想，除了怪模怪样的敬畏之外，我的脸上没有任何别的表情。要是办得到的话，我会把我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一大块英文去交换足够的德文来和爱因斯坦教授交谈。可是我们两人被互相隔绝；他就跟我的文法学校校长一样不可理解。有大约五分钟之久我们两人一起站在桥上—一个确凿无疑的第一级思考者和一个无比激动的崇拜者。爱因斯坦教授以真正伟人的品格认识到，有接触—不管是什么样的接触—总比没有接触好。他指着在中流游动的一条鲑鱼。

他说：“Fisch.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站在这个地方，和伟人在一起，却像一个十足的第三级思考者一样无能为力。我拼命地想找到某个方式，借以表达我也尊崇纯粹理性。我使劲地对他连连点头。蓦地我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一下子用去我一半德语词汇量。“Fisch.Ja.Ja.”

我们并肩站在一起又过了约摸五分钟时间。随后爱因斯坦教授缓缓离去，直至走出我的视线之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整个身影始终让我感受到他的善意及和蔼可亲。

我，也要成为一个第一级思考者。我这个人是不虔诚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政治和宗教的各种制度、社会习俗、形形色色的忠诚以及各种传统—所有这些都一一坍塌，犹如这么多烂苹果从树上跌落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用它替代板球是很切合实际的，因为你可以一年到头做这样的游戏。最后我达到了这么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一定会永远证明第一级思考是完全正当的，它是第一级思考的标志、印记和凭照。我为生活发明了一种紧凑的、协调的体系。那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道德体系。当然，正如我很乐意承认的，要把这世界转变到我的思想方法上来也许是困难的，因为我的体系是不把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包含在内的，诸如大生意、中央集权的政府、军队以及婚姻。

又是跟露丝一模一样的情形。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过去和我站在一道，现在依然如此。但是我熟识的人不见了，把姑娘们一起带走了。年轻的女人们似乎很满意于目前状况下的世界，这真是很奇怪。她们十分看重有一只戒指的毫无意义的仪式。年轻的男人们虽然很乐意承认婚姻有那种束缚人的肮脏之处，但是却又迟疑不决，拿不准是否应该丢弃那些他们希望会给予他们远大前程的各种组织。作为一个刚刚踏上英国皇家海军这个阶梯的第一级的年轻人，我在十分高兴地摈弃大生意和婚姻的同时向天下人推荐一个没有军舰的世界，这时候我跟霍顿先生一样，脖子红了起来。

这游戏是不是太离谱了？它还是不是一个游戏？在战前的那些日子里，为了一个业余爱好我失去了许多，我经受了这样的损失。

现在你在指望我描写我如何意识到我的思考方式是多么愚蠢并回到温暖的安乐窝来—在这安乐窝里，偏见如此经常地被称为忠诚；毫无意义的行为由于不断重复而受到尊崇，成为风俗习惯；而当我们只不过是在感觉的时候，我们却满足地说我们是在思考。

可是，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我丢弃了我的业余爱好，我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

倘若我再回到文法学校校长的书房，并且发现那些盖满灰尘的小雕塑还在那儿，我就会重新调整它们的位置。我会掸去维纳斯身上的灰尘把她搁到旁边，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喜爱她，真正认识到她原来是如此美好的一件东西。不过我要把深深陷入沉思的“思想者”放在他面前有阴影的地方—而在他的身后，我放上那只豹；它蜷曲着身子，准备向前扑去。

郑大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