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

——民间“狂欢”习俗与《水浒传》的流传

《水浒传》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提到古典，人们通常会觉得，它的内容应该是严肃的，风格应当是崇高的，并且试图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作品的人物、结构和主题，要求作品在主题、结构及细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我们拿这种要求来看待《水浒传》时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它的主题，除开历史上那些对《水浒传》深恶痛绝者的攻击性议论不说，即使在喜爱《水浒传》的读者中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的主题是彰显水浒英雄的忠义之心，有的说它写的是梁山英雄的侠义之举，到后来，人们又说它写的是一群农民起义的英雄……“忠义说”也罢，“侠义说”也罢，“起义说”也罢，都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都不能比较完整地概括《水浒传》的全部内容。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在我们看来，对于《水浒传》的理解，必须适度地借助于对民间娱乐方式的了解。因为它并非由某一个文人独创的作品，而是在几百年民间传说和市井说书艺人创作、元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杂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它的成书及流传本身也是民俗的产物。

要理解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曾经是宋元明清几代人借以娱情的工具。人们在书场里听说书艺人说梁山好汉，或者阅读好汉的事迹，都是以娱情为日的。可是在传统社会的观点里，梁山好汉不是正经八百的英雄，他们既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他们身上散发着强大的野性的力量……这种野性的、“犯上作乱”的人物，怎样又转化成了人们欣赏的对象？人们又是怎样来欣赏这种野性力量的？回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借助民间的“狂欢”习俗。

我们在许多民族中看到“狂欢节”的习俗。到了狂欢节的时候，人们似乎变得格外放纵糜烂，整个民族进人一种迷狂的状态，好像道德规约一下子全都坍塌了。仅凭直觉，可以说中国没有狂欢节，如果留心民间的生活，我们会看到许多类似狂欢节的风俗。盛大的节日当中，重要的典礼之上，有许多“粗俗”的节目。在不少地方，比如在华北、西北一些地区，盛行元宵节闹社火的活动，不同村镇的人表演对歌，他们常常在上半夜唱一些“正经”的民歌民谣，到了下半夜，就该唱一些“不正经”的、“下流”的歌谣了。又如，在不少地方都有闹洞房的习俗，哪家娶了新媳妇，周围的人都可以跟她开一些看起来比较粗俗的玩笑，还有一种说法，叫“新媳妇过门，三天不论大小”。在这些情形之下，人们似乎只是为了娱乐，一般的道德禁忌与利害考虑都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很有一些“狂欢节”的意味。这些民间娱乐、典礼中相当“粗俗”的甚至“不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固然可以用“礼不下庶人”来解释。可是光这一点还不够，我们不妨说，这是因为文明的力量并不能约束住全部的野性力量。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历史上一样有着狂欢习俗。

就拿水浒故事的时代来说，宋代的元宵节简直就是一个狂欢节，人们狂歌醉舞，通宵达旦，种种“败德”的事情都可以在元宵灯火里发生。到了阳春三月，倾城出游，又是一个狂欢的时刻。《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记载了当时为皇帝演出的盛况，从中不难看出那种狂欢的意味。

百戏即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杂耍、戏曲在内的各种技艺，而“诸军”是指朝廷供养的艺人。在宝津楼下，众技艺人给皇帝表演百戏，热闹非凡。先是排列十几位鼓手，一位鼓手上前致词后，演出开始。有“扑旗子”头裹红巾舞弄着大旗，“跳跃旋风而舞”。有狮豹入场表演进退坐起的动作。有杂技艺人表演爬竿、翻筋斗。后来的表演滑稽意味很强：有两人出阵对舞，表演“击刺”之状，一人表演奋力搏击，一人表演僵仆之状。忽然之间，烟火大作，有艺人戴着假面，披头散发，口里装上狼牙，喷着烟火，像鬼神一样登场。又一声巨响过后，脸上涂青，戴着火眼金睛面具，身上披着豹皮锦绣的“硬鬼”登场了。他们有的手执刀斧，有的手执杵棒。再一声巨响过后，身着绿袍，穿着靴子，手执简版的钟馗出来表演捉鬼。接下来，有两三个瘦得像鬼，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像髑髅一样的人踉踉跄跄走上台，举止像杂剧中的滑稽人物。以后还有幻术表演。烟火之中，上来七个人，披发文身，拿着真刀，表演破面剖心，这一技艺叫“七圣刀”。宋代高超的烟火技术在这样的狂欢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又一阵烟火之后，几十人戴着假面，穿着奇异的服装，像庙里的神鬼塑像一般，登场表演，过后又有百余人脸上涂着黄粉白粉，表演夺刀击刺。接下来，还有一个村夫模样的人上场，他念叨几句之后，村妇找来了，各拿杆棒，互相殴打，最后村夫将打倒的村妇背着下场……

在神圣的大宋皇帝前表演的这些技艺，内容多是装神弄鬼、打架斗殴，风格多半滑稽风趣，细考起来，这里面的确没有什么道德蕴含，跟治国理身之道没有什么关联。这就是一种狂欢。我们把这些表演内容跟《水浒传》的描写放在一块看，简直可以产生这样的联想：《水浒传》的许多场面描写，就像是复现当时这种狂欢的景象。就说梁山好汉的相貌吧，青面兽啊，赤发鬼啊，还有紫髯伯啊，金毛犬啊，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别的好汉，也大多写得跟庙里的鬼神差不多。书里描写的场面，也多半是拿着杆棒、朴刀相击刺。这些描写，让人看着有趣，可是并不一定有什么道德的内蕴。

我们说《水浒传》浮现狂欢景象可能有些夸张，不过，说狂欢的因素渗透在小说中却不会出错。我们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狂欢节，那不等于中国人没有狂欢的性格，我们的狂欢节分散到社会上各种活动中去了，看起来不那么集中，合起来，还是够狂欢的。

我们试从宋代的说书风俗说起。小说是怎样起源的？小说里常常提供一些非常有趣的答案。中国通俗小说的起源很早，但是真正对于后来白话小说起到直接影响的却是宋元时代的说书，当时叫做“说话”。说书常常跟杂剧表演合在一块儿，而且说书本身带着表演的成分。《水浒传》不少地方写到宋代说书表演的情形。比如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一回。这里，作场说书的是一个女人白秀英，“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戏舞，或有吹弹，或有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端的是个好粉头”。虽然这一回里白秀英说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故事，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但是表演开始之前，戏台上照例先来一段“笑乐院本”——正戏之前的玩笑趣剧。小说写白秀英表演时，“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从观众反应推想，她将这一段“风流蕴藉”的故事处理得带着风趣成分。

其他地方，小说里直接写到宋元艺人说书情形的，还有第九十回李逵在桑家瓦子听说关云长刮骨疗毒故事一段。《水浒传》里还写到“书会先生”进行创作的情形。第四十六回，石秀杀死裴如海和海阇黎，哄动街坊，“后来蓟州城里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破戒沙门情最恶，终朝女色昏迷。头陀做作亦跷蹊。睡来同衾枕，死去不分离。小和尚片时狂性起，大和尚魄丧魂飞。……”“书会”是宋时说书人的行会，“书会们”就是演出和创作的说书艺人。我们看这一段《临江仙》，语言风趣，而且即使称不上下流，也够得上“粗俗”。这正是书会先生的特点。宋代话本《简帖和尚》写一个和尚拐骗女人，最终被正法的事情，小说在和尚被正法一段，这样写道：“当日推得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沿路众人听，犹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语言风格和《水浒传》第四十六回“书会们”的一样风趣。

宋元时代的说书艺人，他们在城市勾栏里或者到乡村流动演出，称为“作场”。他们根据擅长讲述的题材分为几个支派，有讲史的，有讲“小说”的，他们所说的“小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短篇白话小说，一般取材于他们的当代生活。讲述开始前，往往先讲一段“人话”，几首诗或一段与正文相似或相反的故事，又称为“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不仅“笑耍头回”里包含“笑耍”内容，而且他们的故事一般都讲究风趣滑稽，话本《快嘴李翠莲》开头“人话”里说：“出口成章不可轻，开言作对动人情；虽无子路才能智，单取人前一笑声。”可以视为书会先生的夫子自道。

说书一行，还跟历代宫庭里的“俳优滑稽”之人有联系。历代宫廷里都有一些能扮演滑稽故事的人物，他们讲起话来也格外风趣。《国语·晋语二》记载有当时一个俳优施的话：“我优也，无过邮。”无过邮，即无过。俳优之人，以风趣滑稽的语言讲故事，讲道理，即使讲得不合人意，一般也不会取罪于人。宋元时代干脆称杂剧为“无过虫”。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技》：“杂剧中，……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帮从便跳露，谓之无过虫。”当时说书艺人常与杂剧艺人同台演出，其风格互相影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说书艺人要的是有人听，说什么内容，他们倒不太在意。南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其四）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清末《七侠五义》头回写道：“小说原无青史笔，闲谈聊慰白头人。”都是说小说有娱情作用，其内容则不必当真。

《水浒传》一书，本来是由宋元“小说”缀辑改编而成的，其中当然带有深厚的说书人特色。明代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中指出李贽对《水浒传》的评点“玩世之词十七”，其实《水浒传》本身也有很多玩世之词，很多务为滑稽的地方。

何心《水浒研究》中有两段文字，涉及这部小说的风格问题：

第五回叙鲁智深殴打周通一节云：“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声：‘做甚么便打老公？”，……“做甚么便打老公”一句虽极滑稽，论情理却讲不通。我想《水浒传》乃是由话本蜕化而来。这种滑稽穿插，在说话人口中说出，只是博人一笑，但是写入小说中就成为恶札。

第五十三回戴宗往蓟州寻公孙胜，为何要带李逵同行？第六十一回吴用往大名府赚卢俊义，何以又要带李逵同行？这都是毫无理由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据我推想，当《水浒传》还在话本的时代，说话人开讲这两个故事，都把梁山上惟一的趣人李逵插入，藉以增加兴趣，至于是否合理，却不暇计及。小说是把话本联缀而成，因此这两个故事中就不能不有李逵参加了。

不仅如此，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水浒传》整部小说的主题都有“玩世”的成分，是一部不可拘泥的作品。梁山好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身上具有“离经叛道”的成分，拿他们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表现的是民间文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隔离，更严重一些说，是与一般的文明、教养的隔离，显示出民间娱乐的原始性特质。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京剧，我们现在拿京戏当“国粹”，可是它初兴之时，也带着深厚的民间文化的色彩。受过现代教育的作家张爱玲就看不惯这种戏剧，觉得它不“严肃”，因此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水浒传》也是一部带有“孩子气”和“原始性”的小说。

说到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读者就会想起他们的特殊出身：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降生尘寰。好奇的读者会问：这天罡星、地煞星有什么来历？总起来说，三十六天罡星也罢，七十二地煞星也罢，都是民间艺人在世俗道教启发下的“创造”。

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梁山好汉在忠义堂上做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到了第七日夜三更时分，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似的，西北乾方天门上出现“天门开”的奇景。天门里卷出一团火来，直滚到宋江等所在的虚皇坛前，钻入正南方地底。宋江叫人挖开泥土，不到三尺，挖出一个石碣来。道士何玄通认出石碣上的“天文”：“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宋江于是据此石碣天文分派人手，安排座次，并歃血盟誓。这就是梁山泊大聚义。

这样一来，梁山好汉个个有了来历：他们乃是上界的星辰下降尘寰。关于这些星辰的“来历”，有些辞书解释说：道教认为北斗七星丛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小说家附会为梁山好汉，并将他们与这一百零八颗星一一对应。这种解释大成问题。因为小说中明明白白地交代，这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是出于杜撰。

就在第七十一回，小说写完了“天门开”的奇景之后，又来了这么一首诗：蕊笈琼书定有无，天门开阖亦胡涂。滑稽谁造丰亨论？至理昭昭敢厚诬。

诗的第一句是说天书事在有无之间，第二句说石碣事的描写也不可靠。天书和石碣，在一部《水浒传》里具有关键性作用，想必读者都很清楚，这里先不谈它。第三句是说梁山好汉的大对头蔡京。宋微宗少年继位，也曾励精图治，说到他后来朝政日非，蔡京要负的责任比小说中以踢球得幸的高俅大得多。《清波杂志》卷二记载，一次，徽宗拿出一摞玉盏、玉卮给大臣们看，说他想在大宴时使用这些器皿，又怕别人说他奢华。蔡京则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他引经据典，胡诌《易经》上有丰、亨、豫、大之说，指的是君王在太平盛世应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也不必顾恤别人的议论。这首诗将石碣、天书事与蔡京造丰亨豫大之说相提并论，暗示都属对昭昭至理的“厚诬”。这就指明了小说所写的天书、石碣的虚构性质。

三十六与七十二两个数字容易理解，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神秘而有趣的两个数字，广泛应用于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这两个数字作为好汉人数，使得好汉来历显得神秘。早期水浒故事中只提到三十六天罡，后来水浒故事不断丰富，好汉人数增加了，干脆就再加上“七十二地煞”。一般而言，三十六本为虚数，极言其多，七十二可以表示更多，如后来的《西游记》写猪八戒有三十六“天罡数”的变化，孙悟空则有七十二变化。

要考证出三十六天7-与七十二地煞的来历则不容易。天罡星，指的本是北斗七星。可是在典籍里找不到“三十六天罡星”。清代人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注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时，感到困惑：

《隋书·天文志》引《京房集·星章》所载妖星三十六，与此三十六名互异。其地煞星无考。不知耐庵特欲异其文耶，抑别有所本也。

《宋史·天文志》“妖星”也记载有三十六妖星：“妖星，五行乖戾之气也。五星之精，散而为妖星，形状不一，为殃则一。各以其所见日期、分野、形色，占为兵、饥、水旱、乱、亡。……妖星长大则期远而殃深，短小则期近而殃浅。”妖星的名称，有天枪、天阴、天荆、真若、天辕、天楼、天垣，天阴、晋若、官张、天惑、天雀、赤若、蚩尤、天上、天伐、从星、天枢、天翟、天沸、荆彗等。

《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星与这里的三十六妖星，名称完全不同，这说明它们是杜撰出来的。从小说中所列梁山好汉与天罡星的对应关系来看，不难推测，所谓天罡星（也包括地煞星）的名称，可能是作家根据人物的性格、地位等而命名的。如天魁星与宋江，天机星与吴用，天闲星与公孙胜，天贵星与柴进，天英星与花荣，天杀星与李逵，都是如此。

作者为什么要杜撰出三十六天罡星的名称呢？说起来跟民间盛行的星辰崇拜有关。古人往往将天象与人间的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所以《史记》的天文志即称为“天官书”。在古人看来，天上的星辰就是神仙的宫殿，有的神仙主凶，有的神仙主吉，连带着，有的星辰主吉，有的主凶，星辰的变化预示着人间的变化。在民间，人们还常常将人间的出众不凡的人物，大英雄也罢，穷凶极恶之徒也罢，都说成是星宿下凡或者神仙下凡。

《水浒传》一开始就写了神仙和星宿下凡的事情。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上界霹雳大仙降世，出世的时候，“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断”。后来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建立大宋。宋仁宗是上界赤脚大仙。他登基以后，把天下治理得万民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辅佐他的，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是文曲星降世，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是武曲星降世。这些神仙、星辰，可不是《水浒传》的杜撰，而是原有的民间信仰。

举小说里提到的文曲星作个例子。文曲星也称文昌星，是斗魁上六星的总称，旧时传说是主持文运的星宿。旧时府县、书院皆立文昌宫或文昌祠，供奉文昌神，受到学子、士人的礼拜。另外，梓潼帝君也是道教中主管功名利禄的神，二神逐渐合一，梓潼帝君也成了“文昌星”。文曲星崇拜在一般民众中间也极为普遍。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十四卷“外郡行祠”条中谈到：“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远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著）第三回写穷秀才范进向老丈人胡屠户借钱赶考，被胡屠户一顿臭骂：“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按：指中举）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等到范进中举后喜极发狂，众邻居出主意让胡屠户给范进狠狠地来上一巴掌，让他醒过来，这时胡屠户又不敢了：“他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打了天上的星宿就会罚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被邻居撺掇不过，斗胆打了一掌，就觉得手都肿起来了，心里懊恼：“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小说里写到的另一位神祇，九天玄女，也是民间原有的神祇。九天玄女也称玄女、九天娘娘，《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说，黄帝与蚩尤作战不利，得玄女相助，才制服对手。在道教神祇谱系中，九天玄女是仅次于女娲、王母的女神。旧时习俗，妇女常到玄女庙烧香，求娘娘赐子或者保佑孩子平安。玄女在《水浒传》中所作的事情，一是让宋江改邪归正，一是帮助宋江对付辽兵。

这些在民间本来被崇奉的神仙、星辰，小说作者不能随意编排，不能让他们化身成人间的打家劫舍的好汉。梁山好汉本来不是正统社会所认可的英雄，硬指某星某神化为某好汉，不是有损天上神仙、星辰的威严吗？不是要得罪天神吗？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小说里所说的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不见于固有的民间信仰，不属于原有的道教神祇，而是作者的杜撰。

三十六天罡星既然出于作者杜撰，自然不妨让他们化身为一群强人，称呼上有时也可以不客气。小说第十五回写到阮氏三兄弟感到委屈，决心跟着晁盖去劫取生辰纲时，有一句诗：“只为奸邪屈有才，天教恶耀下凡来。”“恶曜”跟“妖星”意思差不多。如果我们猜测得不错，小说里的“三十六天罡星”可能就是从“三十六妖星”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

作者这样杜撰总该有点含义在里面。把好汉写成上界星辰降世，就让好汉显得不平凡，说明他们可不是什么凡夫俗子，而是世间的奇人。可是，这种奇人，不是宋太祖、宋仁宗、包拯、狄青这类人间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所以不能写成民间崇拜的哪种星官或者神仙降世；另一方面，也不能真的就把他们写成妖星降世，因为《水浒传》还是赞扬这群好汉的。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良将、圣明天子，也不是妖星转世的大奸大恶之徒，干脆就重新杜撰一个名目：三十六天罡星。一方面，它暗示出人物的英雄不凡；另一方面，它又提醒读者去思考小说开头误走妖魔的故事：这毕竟是一群犯上作乱的家伙。弄不明白这一点，对于小说的主旨及情感指向就可能作出错误的理解。比如，一些读者这样以为：小说写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降尘寰，不就是把他们当成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吗？

既然是附会，那么为什么会取名为“天罡”与“地煞”呢？《水浒传》说到一百单八个好汉的来历，“天罡”与“地煞”不过是分而言之，合起来说就是“天地聚罡煞之精”，即是说明他们之所以造成“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的局面，是物理定数，天地之意，至于说到“罡”与“煞”字，我们认为，这两个字也是用来暗示《水浒传》里所写的好汉，他们并非一般的英雄好汉，而是具有特殊气质品性的人物。

罡，有刚劲之意。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罡’。”水浒好汉大多性气刚猛，以“罡”名之，似乎意在于此。至于“煞”字，乃“杀”字异名，凶神也。天罡地煞，合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性气刚猛以至于杀气腾腾的人物。他们看似聚天地之精，却是一种“恶曜”。用好汉自己的话说，是“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第六十三回）

小说的整个设计，都表现出民间社会对梁山泊这一群江湖人物既羡慕又恐惧的复杂心理。可以说，《水浒传》几乎没有始终如一地赞扬过那个好汉。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描写好汉大快人心的举动时经常用一些皮里阳秋的话暗暗地刺他们一下，主要还表现在所有的好汉都被定位为既是“天上星辰”又是地狱“妖魔”的人物。《水浒传》经常以说书人的口气对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作一点“自我批评”，他不时地告诉读者，我这里讲的事情不一定真实，所讲的道理不一定正确，整部小说带有强烈的玩世色彩。

《水浒传》流传开来以后，有人模仿梁山泊“忠义堂”，自己也结成一个小小的帮会，效仿梁山好汉行径；有人学习他们先造反后招安的办法，如明末李青山“诸贼”，几乎照搬了《水浒传》中的描写，“啸聚梁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士之口实”。还有的农民起义领袖把梁山攻城拔寨之术用于战阵之上，如“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击咸效之”。

可是，《水浒传》最显著最深入民间的影响却不在此。明末张岱《陶庵梦忆》卷七“及时雨”条记载：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娖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玠。……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相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

用梁山好汉祈雨，可谓奇思妙想。想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是看透了《水浒传》的闹剧性质，用好汉祈雨，将一场祈雨变成了狂欢：他们祈雨时，寻来了三十六天罡，七长八短，相貌怪异，要到僻远乡村甚至邻近州县才能找齐这些人。这促使我们回头看《水浒传》：原来小说就是这样写好汉的，小说原本就有这种闹剧意味。

这种祈雨毕竟还没成为流传广泛的活动，《水浒传》对民间生活影响最显著的，是梁山好汉成了“叶子戏”纸牌上面的人物。我们猝然说到“叶子戏”，可能需要交代一下。叶子戏类似于后代的“麻雀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麻将牌。明清以来的叶子牌上，画有宋江等人图像，据《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记载，明代著名画家陈老莲也曾画过“水浒牌”，也就是叶子牌。

叶子戏，据说起源于唐代。宋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载：“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清赵翼《陔余丛考》考证：唐国昌公主会韦氏族人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又引马令《南唐书》云：李后主妃周氏又编“金叶子格”，谓叶子“即今之纸牌也”。赵氏明确指出：“则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但这种“叶子格”到底如何玩法，后世已经不能弄清楚了。明清的人多半将叶子戏的近源追溯到明代昆山。明人潘之恒《叶子谱》记载：“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抵戏耳。”明人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叶子格久已失传，而叶子戏却能风靡全国，演变为麻将，成为一种“国粹”，其中跟梁山好汉的形象上了纸牌不无关系。纸牌的玩法，现在已经不太清楚，只能根据麻将的玩法略加推想。大概说，纸牌也分为三门，万子，索子（条子），钱门（饼子）；玩时四人一起才能成局，据说叶子戏后来就是因此才称为“马吊”。四个人玩，“如马吊脚”，缺一不可。说到纸牌的形制，据介绍是这样：

纸牌一般寸许阔，三寸长，用裱好的几层厚硬纸印成。背面黑色或绛红满花，都是“方胜”、“万字”等细碎花纹，自然都是一样的。同现在的扑克牌背面大体一样。正面是不同花纹的牌面：分“索子”，从“一索”到“九索”，花纹是黑色边框，中心部分画两头大中间细像绕线板形状的图案。几索便是几个。“万子”，即“万贯”，从一到九，几个便是“几万贯”。三是“十万贯”，廿万贯，卅万贯……直到百万、千万、万万贯，画人像，即《水浒》人物，画的自然较粗，后来印出来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大概是正宗李龙眠的笔意，线条古拙有力，但那毕竟是名画，而非纸牌了。四是“文钱”，图案是边框中画圆形的“钱”，而一圈圈地，像指纹一样，俗名叫“饼”。……文钱也是由一到九，但另有“空汤”、“枝花”二枚最大。

纸牌万贯、十万贯都是《水浒》头像，中间像，上人名，下贯数。再加“索子”，“文钱”，共四十张一副。又名“马吊”，又名“叶子”。四人大局，人各八页。昔时有《马吊谱》、《叶谱》，专讲此道。打时丢下牌来，听不见声音，所谓“无声落叶”。自然后来演变成为“马将牌”，数目翻了近四倍，竹子、骨头制作，一玩“稀里哗啦”乱响，那就不是“无声落叶”了。

叶子戏演变为麻将牌之后，也还有一种麻雀牌形制上接近原来的叶子牌。从玩法上看，麻雀牌与麻将极相似，一样有“碰”、“吃”等玩法。

纸牌万字门用水浒人物头像，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清人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二认为来源于宋代张叔夜招安梁山泊的榜文，多少万贯这些数目来源于榜文上所定的赏钱。此说明显不可靠，因为仅拿获宋江一人的万万贯赏钱，就能把国库掏空。明人钱希言《戏瑕》中提供了一种说法：“或云是厌胜之术，恐梁山泊三十六人复生世间者”。所谓“厌胜之术”，是一种类似巫术的办法，将宋江三十六人“钉死”在纸牌之上，他们就不会再次降生人间，扰动社稷了。上文所引《菽园杂记》也提供了两种说法，一说赌博本来是以力胜人的游戏，纸牌画上宋江等强悍有力的人物，可以激发赌兴；一说赌博本来是类于盗贼的行为，上面画上盗贼图像，用以警示赌博的人。相比之下，明人徐复柞《三家村老委谈》中讲得要实在一些：

又问：“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亦有说欤？”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

《三国演义》里所写英雄，不少人后来都由凡人而成为民间崇拜的神祇。《水浒传》里所写的好汉，却没有这样荣幸，只有一个时迁，据《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看来他得到了后世一些小偷的崇奉。其他的人物，跑到纸牌里了。看来，宋江等人固然是好汉，却不是正统社会所崇拜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人们喜闻乐道，却从不把他们看得多么神圣。人们大可以狎弄他们。民间的习俗，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对于江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