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　章清官与赃官

——江湖人物的政治理念

在把《水浒传》当作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的时期，人们对于梁山好汉的政治理念作过相当深入的分析。一般认为，梁山好汉从“聚义”到“招安”，标志着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农民本身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他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他们中间，主张坚决与宋王朝斗争的好汉在内部失去了主导地位，被妥协倾向严重的宋江等人把持了领导权；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限制了他们采取更坚决的行动……

现在我们把梁山好汉视为一群江湖人物，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他们的“聚义”、“招安”、“替天行道”等，可能会有另一种看法。

谈到江湖人物的政治理念，首先应该关注宋江，作为梁山好汉的领袖，他的政治理念具有标本性质。

宋江自认是忠义之人，觉得自己一生行事，最讲究的就是“忠义”二字，他对于朝廷没有半点负心。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会落草为盗，甚至成了这群好汉的领袖呢？我们指出这样矛盾的事实，并不是想说宋江的忠义只是用以欺人的口号，而是想借此分析他的“忠义”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水浒传》给宋江确定的社会身份是吏。这是耐人寻味的。在中唐以来的传统主流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文官阶层——他们基本上是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少部分是举人出身，大部分是进士出身。这一阶层，其标准的称呼是“官”。主流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是吏——他们不是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而是替官处理公务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也许非常精明强干，但因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不太可能进入文官阶层即权力中心。所以，吏是主流社会中处于边缘的一群。

《水浒传》推崇宋江“吏道纯熟”，并在第二十一回为吏打抱不平说：

原来宋时，为官最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

扬吏而抑官，这与多数读书人的看法迥异。比如蒲松龄对胥吏一向深恶痛绝。《聊斋志异》卷五《伍秋月》里写王鼎屡杀公役，蒲松龄眉飞色舞地为之叫好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未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为虐。”《聊斋文集》卷十《循良政要》有“制衙役”条：“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官害民之志。”又有“禁衙役下乡”条：“往往有甚不相干之事，衙役一到，势如虎狼，罗织乡村，肆行贪虐，因之挨户攒钱，迄无宁晷。”蒲松龄的话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态度。即使在一般的社会上，人们对于吏的态度也不客气，《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引用了这样一句俗语：“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一般百姓，他们日常所接触的多半是吏而不是官，他们受到的一些盘剥和欺压，一定程度上是吏违背法纪的结果。可见，吏虽跻身于主流社会，却是主流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一群。

宋江是吏的代表。主流社会是他谋生之地，他尽管因其被边缘化而对社会的主导力量（文人）满怀敌意，但他依然不打算与之彻底决裂，这具体表现为他不想触犯国家的“法度”；非主流社会是他寻求精神寄托之处，他的心心相印的朋友大都是“江湖好汉”，但“江湖好汉”不稳定的生活和挨饿受冻的艰辛是他所不愿接受的，因此，他始终不愿正式成为非主流社会的一员。后来迫不得已成了其中的一员，又想方设法回到主流社会。对他来说，他仍然是要栖身于主流社会的。主流社会的核心伦理原则是“忠”、“孝”，非主流社会的核心伦理原则是“义”，宋江在言谈中常常置“忠”、“孝”于“义”之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杀阎婆惜使宋江失去了在主流社会继续生活下去的资格。杀惜之后，宋江只想暂时流亡避难，丝毫没有去梁山投奔晁盖的念头；以武装与朝廷对抗，就等于放弃了在主流社会的立足之地，这样的事宋江当然不愿意干。宋江上梁山的过程一波三折，异常曲折，从中我们感觉到，宋江的确不愿落草为盗，这说明他的“忠”不是虚假的。

宋江尽管上了梁山，甚至成了梁山的领袖，但他依然渴望在主流社会建功立业。他经由怎样的途径才能回到主流社会？他怎样才能在回到主流社会时保持较高的身价？宋江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在和官军对垒时充分显示梁山的实力，使朝廷不敢小看，另一方面，在得胜后向被俘的朝廷官员剖白心迹，以示愿意接受招安。宋江运用这一策略非常熟练老到。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大聚义时，宋江也郑重地申明他的两大心愿：“一则祈保众兄弟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他后来接受招安可谓如愿以偿。

宋江曾竭力想摆脱落草为寇的命运，落草为寇后又想方设法回到主流社会来。纵观宋江的人生历程，我们发现：宋江迷恋主流社会的成功，功名和家庭，这是他关注的两大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江的确抱着忠心。

问题出在宋江的“义”上。宋江的“义”，绝不是主流社会要求的义。在传统社会，“行而宜之之谓义”，“义”是指合乎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儒家伦理强调“舍生取义”。而宋江所服膺的“义”则主要是江湖义气，是对江湖上朋友讲兄弟之情。

传统社会的吏，一方面因为办理具体事务的缘故，常与非主流社会发生交往，另一方面，即使在感情上，他们也易于和非主流社会产生共鸣——他们同样怀有对“官”的不满。宋江时常感到愤愤不平的便是出身于科举考试的“官”对他的挤压。他渴望远大前程，然而传统的主流社会结构却决定了他只能屈居下位，几乎没有“发迹”的可能。一个雄心勃勃、以才具自负的人，当他对主流社会极度失望时，向非主流社会寻求寄托便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宋江对非主流社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江湖上好汉，在传统社会中是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负有守土之责的官员，有必要密切注意其动向，并对其活动范围加以限制。与这种态度形成对照，宋江却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衣食和其它生活资料。他在江湖上的领袖威望正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他后来在浔阳楼题反诗，满腹仇怨，直指主流社会。《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写他题反诗前的心理活动云：“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他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人生经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但是这些还没能成为他在主流社会成功的政治资本。宋江不仅“吏道纯熟”，非常能干，而且长袖善舞，精通与人结交的门道，有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能够跻身于“官”的行列，不愁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但是，他出身于“吏”，这一点无情地限制了他。

宋江对于“义”的执着，原因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在江湖好汉中，他才能如鱼得水，不但没有不平和压抑，还能得到极大的崇敬，带给他成功的感受。当他出于发自内心的同情心干出违背法纪的事情，如放走犯下“弥天大罪”的晁盖时，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忠”的要求。不但如此，他甚至期望他以“义气”结交的人物，能成为他在主流社会成功的一个资本，而且，对于他来说，如果能在主流社会跻身于更高的阶层，他将依然用“义气”作为与人结交的手段。

宋江自认“忠义”双全，而这两者在传统社会里是不相容的。他竭力作到“忠义”两全，其实质就是将江湖义气带入主流社会。

这里我们用“清官”指代遵纪守法的官员，用“贪官”指代违法乱纪的贪官污吏。侠义小说中一个常见情节就是侠客惩治贪官污吏。《七剑十三侠》第一回中，将贪官污吏列为剑侠必须出手惩罚的“三等极恶之人”中的第一等：

第一等是贪官污吏。他朝里有奸臣照应，上司不敢参他，下属谁敢倔强，由他颠倒黑白，苛剥小民。任你残黩的官员，凶恶的莠民，只要银子结交，他就升迁你，亲近你；由你两袖清风，光明正直，只要心里不对劲，他就参劾你，处治你。把政事弄得大坏，连皇帝都吃他大亏，你道厉害不厉害？

描写江湖好汉的小说，也常常把惩治贪官污吏当作小说中的重要事件来写。《水浒传》中也写到了不少这样的场面。小说第十九回，阮氏兄弟对付济州府巡检何涛（不过从小说里还看不出他是一个赃官）时，用歌声表达他们杀尽贪官污吏的雄心：“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联系小说中其他地方的描写，许多人以为，梁山好汉之所以受招安，就是因为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在我们看来，好汉们固然不反皇帝，说他们反贪官，也未必就符合事实。

《水浒传》的作者是很懂得读者心理的，他在讲述好汉故事之前，首先写高俅发迹，这样就突出了“乱自上作”的意思——社会的混乱是上层统治者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不这样写，就难以使江湖好汉的行动赢得喝彩。在开始写江湖好汉时，作者又选取了鲁智深、林冲两人作为重点加以描写。林冲之所以落草，是受贪官所逼，他是“逼上梁山”的典型。鲁智深之所以落草，自始至终都与行侠仗义有关。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落草的行为都可以原谅。我们不能说他们在人品上有哪些不足称道的地方。给读者形成这样的印象之后，小说陆续写到很多好汉，他们中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洁身自好的呢？恐怕不多。我们在一百零八条好汉里，只能找到一个不出名的裴宣：“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极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称他铁面孔目。……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从我这里经过，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第四十四回）

小说里写了不少好汉与贪官斗争的故事，但是在另一方面，读者也不能不注意到，好汉判别清官、贪官往往是以江湖“义气”作为标准。

好汉中间的吏胥，我们姑且把他们当作“官”来看。小说中第一个上场的吏是朱全。他带领士兵巡查盗贼，在东溪村捉到刘唐，带往晁盖庄中。晁盖“便叫庄客里面点起灯烛，请都头到里面酌杯”。听刘唐说有一套富贵要送给他，晁盖就假称刘唐是他多年没见面的外甥，请雷横放掉。放掉后，“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士兵”。刘唐脱身以后，想到“雷横那厮平白骗了晁保正十两银子”，气愤不过，拿了朴刀找雷横讨回，口里骂他：“你那诈害百姓的腌臜泼才。”这可以作为雷横的定评。然而，在好汉眼里，雷横又是一个“仗义”的人。得了别人的好处，当然也要给予回报，他在捉拿晁盖时，就有意放人。宋江身为办案人员，却私放晁盖，这显然有亏职守，后来怕事情败露，又杀掉阎婆惜。无论阎婆惜出于何种目的告发宋江，这都是她的权利，而宋江的杀人，于情于理，都是无可逃避的罪行。但是，由于宋江与朱全、雷横关系亲密，两人竞相“出脱”他，向“苦主”施加压力，让阎婆放弃告状。江州节级戴宗，向人讨取“常例钱”，言语粗鲁，作风凶恶，但是宋江跟他一见如故，他在好汉们眼里依然是“仗义疏财”的神行太保。梁山头领宋江与人结交，不问三教九流，不问人品好坏，只要重义气，就可以交朋友。他眼中的“坏”吏是赵能、赵得：宋江回到庄上，赵能、赵得前来抓捕，宋江对父亲说：“赵家那厮是个刁徒，如今暴得做个都头，知道甚么义理！他又和孩儿没人情，空自求他。”宋江说他们不懂义理，关键是跟宋江没有交情，不买宋江的面子。除此之外，他和宋江、雷横、朱仝都是同路人。

好汉眼中的好官，第一好的要属郓城知县时文彬。宋江杀人出逃后，“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最后判了唐牛儿一个“故纵凶身在逃”，刺配五百里外，而对宋江，明知没有逃远，却装糊涂放掉他。宋江大闹清风寨后，回到家中，再次被捉，知县又一次网开一面，从轻量刑。解到州里，“本州府吏亦有认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所以他的“断杖”之刑，又是走了个过场。好汉眼里的好官，军官里一定要排上花荣，花荣明知宋江身犯重罪，还是当做自己的兄长一般看待。好汉们认可的官员中还有朝廷重臣宿元景，撇开他以后对于招安的支持不说，单就他在第五十九回中的表现而论，真是朝廷之耻。宿元景奉旨到西岳进香，路遇宋江等人向他“借”御香仪从、金铃吊挂，以便“赚”取华州。宿元景的表现是，对宋江等一声声称为“义士”，华州的事情他不管，他只想到：“明日事露，须连累下官。”所以这一回开头小说站在主流社会立场上，用了两句诗说他：“可怜天使真尸位，坐阅危亡不自羞。”还有投降梁山泊的关胜，在好汉看来，他是被“江湖大义”感动，实际上，正如单廷圭骂他时所说，是“忘恩背主，负义匹夫”！

梁山好汉最痛恨的官是让宋江差点丢掉性命的黄文炳。宋江智取无为军后，杀掉黄文炳全家，放火烧掉他的家业，并残忍地将其剜心炙肉。宋江指责黄文炳：“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交结权势之人，浸润长官，欺压良善。”即使他的指责属实，这种官到处都有，而且梁山好汉中，包括宋江本人也难保没有这种行为，何至于“独恶黄文炳”呢？还是宋江大骂他的话透露出其中的真实原因：“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宋江想不通的是：他和黄文炳既然没有个人的仇怨，黄文炳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显然，他是从江湖义气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他没想到，在正常的社会中，还需要以法律作为处理问题的准则。

黄文炳之所以要置宋江于死地，首先是因为宋江本有取死之道。他醉后题下反诗，已够得上杀头之罪，何况街市上还有“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童谣呢。据书中所写，因有这等童谣，官府已密切加以注意，对与童谣相应的人，要“随即体察剿除”，黄文炳也不为多事，甚至可以说，他所作的正是一个忠心王室的人分内之事。宋江大骂黄文炳，说他既是读圣贤之书的人，就不该那样对待他宋江。殊不知，宋江所想的，所干的，恰恰就是圣贤所口诛笔伐的。黄文炳忠于朝廷，他不像那些给了宋江好处的官员一样，也在内心受到江湖义气的熏染，他只是站在他本该站立的立场上而已。

江湖好汉能超越法律，却依然不能超越情理。如果自身有了不义的行为，而依然要求他人用“义”来对待自己，那种要求是过分的。宋江所恨的，不过是黄文炳的认真，而那正是圣贤所要求的。《水浒传》里的一些官员，在好汉中似乎很得好评，实际上，他们比不上黄文炳。官员执法，不能用“义”来衡量。官员的好坏，也不能用会不会做人情来衡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的评论很对。“黄文炳也是个聪明汉子，国家有用之人。渠既见反诗，如何不要着紧？宋公明也怪他不得。江州劫法场，只为要救二人性命，不得不如此。若是无为军，竟可省事，胡又做这一场？大不是，大不是。”

对于社会上的官吏，梁山好汉判断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常常以是否讲义气作为尺度；对于他们的同伴是好是坏，他们同样以这种尺度来评判。许多好汉，人品本不足取，但是他们从义气上着眼，也将他视为同道。宋江行走江湖，很少看到他批评过江湖同道，唯一的一次，是在清风山批评王英好色，但是后来却将抢来的一丈青嫁给了他。梁山好汉也讲“规矩”，但是他们的规矩敌不过义气。三打祝家庄，李逵砍得手顺，跑到已经归顺了梁山泊的扈家庄，“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对于如此严重的过错，宋江也只是喝斥几句、抵销一点“军功”而已。小说里多次写到这样的话：“我手下许多军马，都似你这般无礼，不乱了法度！且看众兄弟之面，寄下你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梁山泊虽然设有“掌管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由裴宣充任，但因为这是一个由江湖义气联结成的组织，这些措施不免形同虚设。

好汉们的确干了不少惩治贪官污吏的事情，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他们“替天行道”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我们从江湖人物的本性出发，看不出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将反贪官的正义立场贯彻到底。不仅如此，我们几乎可以相信，如果由这一群江湖人物当政，很难指望他们个个奉公守法，很难指望他们中有人不犯官官相护的毛病。

《水浒传》把赞美给了江湖人物中的豪侠，而对于一般的江湖人物，特别是绿林人物，则把他们藏在豪侠的光环之下，很少将他们作为主要人物加以表现。小说作者也习惯于表现好汉的个人行动，因为一旦豪侠汇入一般的江湖人物之中，他们的豪侠作风将被江湖这个小圈子的整体力量制约。

小说第四十四回，戴宗对流落在蓟州以卖柴为生的石秀说：“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勾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石秀谨记此话，翠屏山杀掉潘巧云之后，他果然带着杨雄和时迁投奔梁山泊，挺身江湖去了。

追求现世幸福，追求物质享受，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生境遇，这是《水浒传》中多数江湖人物的想法。如果说向往功名富贵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想法的话，主流社会的人倾向于从内心深处对这种想法加以节制，他们很少会想到以劫、盗等方式去谋求富贵，更不会赤裸裸地将这种想法宣诸于口。江湖人物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隐藏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要快活，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一点也不含蓄地说出来，让读者既感到新鲜刺激又感到不安和恐慌。同时，由于他们对于主流思想采取疏离的态度，他们节制这种欲望的能力较弱。智取生辰纲前后的文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次行动的发起者是刘唐。他久走江湖，消息灵通，听说梁中书要往东京送生辰纲，意识到这是一次取得富贵的机会。他主动找到素不相识的晁盖，共谋大事。他直言不讳地对晁盖说起：“小人姓刘名唐，……特地送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晁盖有意取此一套富贵，邀来吴用一起入伙举事，他对吴用也说：“此人姓刘名唐，……因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吴用劝三阮入伙，来到东溪村，那里聚齐了六位好汉，正商量其间，公孙胜也来了，他一见面就说：“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否？”他并且劝晁盖：“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有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表现出高度的计谋，历来为读者所称道，但是他们劫生辰纲的动机是什么呢，不必讳言，为的是富贵。“一套富贵”四字，竟成了这次行动的关键词，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

为了一套富贵，好汉们不惜违反朝廷的法度，这时，支撑他们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

人们常说到“强盗逻辑”一词，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种逻辑的典型表达恐怕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在《水浒传》所描写的一群江湖人物中间，尽管在传统的观点中，他们是一群强盗，这种逻辑却不大盛行。从江湖人物讲义气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应该表达为：你的是你的，我的也不妨当成你的。只要你肯把我当成朋友，我肯为你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这条命也是你的。当他们“聚义”，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时，他们借以对抗朝廷的理由或者说逻辑是：以盗治贪，“天理知之，也不为罪”。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犯的是世上的王法，但他们并不害怕犯这王法，他们在神灵前设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财，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

阮小二说起当时社会，满腹不平：“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他甚至不恨让他们无法到梁山泊打渔的王伦这伙“强人”，却恨那些捕盗的官兵。“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人”指的主要就是朝中的大奸臣、地方上各级贪官污吏，江湖人物本来就与正统思想疏离，与所谓的政教疏离，现在有了这种贪官污吏得志的情形，就更容易刺激他们的义愤：你们能贪，难道我们不能盗吗？

我们承认阮小二说的都是实事，也承认他的满腹不平中包含着相当的“义愤”成分，但是决不能由此认为，打劫生辰纲就是一次完全正义的举动。晁盖等六人在神灵面前发誓，说自己没有“私意”，他们的意思可能造成误解，以为他们真的没有私意，准备把打劫来的财物都分给那些被贪官污吏诈害的穷苦百姓。他们所说的没有“私意”仅仅指六个人在打劫过程中同心一意，谁也不反水，而不是别的。

《韩非子·解老篇》这样说：“大奸作则小盗随，大奸唱则小盗和。”历史与现实政治反复证明，当权者的贪婪往往成为犯法作乱者的借口，因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的确可能诱导出变乱来。就江湖人物而言，之所以说这是“借口”，是因为以大多数江湖人物的操守，他们所痛恨的，可能仅仅是别人能贪，而他自己却没份。

梁山好汉后来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一旗号，在江湖社会影响极大。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写明代嘉靖年间苏州侠盗“懒龙”的故事。这个“懒龙”，本领有些像《水浒传》里的时迁，穿墙入户，“变幻不测如神龙”。他自己表白行窃的目的：“吾虽无父母妻子可养，借这些世间余财，聊救贫人。正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天道当然，非关吾好义也。”他认为劫富济贫合乎“天道”，专向那些为富不仁之辈下手。

可是《水浒传》并没有把梁山泊的“替天行道”美化成“劫富济贫”。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有一段概述：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这是小说中关于绿林人物行动的最高赞美。从这里看，梁山好汉所作的主要有两类事情，一类是惩罚贪官污吏，一类是抢劫为富不仁欺压良善之辈。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法，就是抢。抢来的钱物，基本只是在山寨内部均分了，劫富而没有济贫。

晁盖入主以后的梁山泊，采取了几次大的军事行动：闹江州、打高唐州、攻大名府，是为了救江湖上的兄弟，表现的是好汉的“义气”；打祝家庄、打曾头市，就其最初的原因而言，都属于江湖人物负气斗狠的行为。《水浒传》在这方面，反映的是江湖习气的集团化表现。小说没有写到梁山泊为了惩治贪官、“劫富济贫”而主动采取大规模行动。

小说惟一写到梁山泊“济贫”一事，是三打祝家庄。而小说对这一行动的描写，颇具几分讽刺意味。打下祝家庄后，“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从江湖义气的角度提醒他们，当初村里有个锺离老人对他们有指路之功，宋江这才叫来锺离老人，对他说：“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进而又大发善心：“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宋江班师之日，“村坊乡民扶老携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

收获最大的还是梁山泊。“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此外，祝家庄的金银财贿、牛羊骡马都运回山寨。所以，小说在列举这些收获之后，特意交代：“宋江大喜。”我们不妨再对三打祝家庄一事稍作回顾。事情的最初起因，是时迁在祝家庄偷鸡吃，“小忿原来为攘鸡，便教兵燹及黔黎”，祝家庄可以说是受到无妄之灾。晁盖粗鲁，他决意兴师“讨伐”祝家庄，是觉得时迁等人虽然不才，可是祝家庄也太不给面子：“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吴用精明，他主张兴师，是因为“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因而正好去拿那厮”。宋江最后帮着拿定主意，列出兴师的四条理由，前两条基本是关于梁山面子问题，第三条是抢粮，第四条是逼李应上山。梁山泊在商议出军一事时，根本没有提到“为民除害”一条。再看打破祝家庄是否如宋江所说的“为村中除害”。据第四十七回介绍，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祝家固然是大地主，在当地百姓看来，祝家与梁山泊，到底哪个更可怕呢？

小说中还在别的地方几次写到梁山兵马过处，村坊百姓香花跪送的情景，不过都没有写他们是受了梁山的恩惠表示感谢，他们感恩戴德，是因为梁山泊“秋毫无犯”，个中含义留待读者自己体会。总的看来，江湖好汉“替天行道”，首先还是拿回自己该取得的东西，甚至要加倍地讨还他们失去的东西。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他们自己得到公平，在江湖社会这个小圈子中实现公平。嵩裕原《＜水浒画谱＞自序》说：“一旦如宋江之妖魔小丑，啸聚绿林，竟至不可收拾。极其纵横河朔，掠至十郡，杀官劫库，开仓运储，仍以其余市恩济贫，反得闾阎香花跪送，且有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等辞。盗贼横行，朝廷聋瞆，颠倒如是，大宋焉得尚能立国乎？”在批评朝廷昏瞆的同时，很客观地指出，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只是以其“余”来市恩济民。《水浒传》以写实的风格，展示了绿林人物的行为方式。它无意于美化绿林人物的行为，即使在赞扬他们的时候，也是相当有节制的。这可能很让一些把梁山泊聚义看作农民起义的读者失望。

自古以来，都是盗起而民愈贫，从来没有因为盗贼蜂起而使百姓生活变好的。这个责任主要不应该由起而为盗的人承担，而应该由逼迫他们起事的人承担。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过多赞扬“替天行道”的正面意义。

把梁山好汉视为农民起义军的人认为，宋江领导一群兄弟们“招安”，标志着起义的失败。可是梁山好汉们却不这么认为，招安成功以后，他们“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香花拂道”，“鼓乐喧天”，这是何等的庄严肃穆，何等的兴高采烈。节日一般的气氛，比起大聚义时还要浓烈。这意味着，“招安”不但不是失败，而且还是他们这群好汉的夙愿。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结果是受朝廷招安，《水浒传》的描写不能违背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水浒传》描写梁山泊好汉接受招安一事，其依据决不只是宋江招安这个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包含着对江湖人物的政治理念的洞察与把握。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资料少得可怜，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资料看出他为什么起义。早期讲述梁山好汉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就将宋江上梁山归因于杀阎婆惜，不得不上山避难，假如这段故事还有点历史依据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宋江招安一事：因为他本来就无意于造反，他之所以上梁山，不是为了成就王霸雄图，而是权且逃避法网。元人记载中的宋江，“勇悍狂侠”，不是一个深沉的谋略家，假如这点记载有些历史依据的话，也不难理解招安。

《水浒传》描写的江湖人物中，不止宋江一人赞成招安，也不是他首先提出招安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招安”字眼是在第三十二回，是由武松首先提出来的，他对宋江说自己打算投奔二龙山，并且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在孔太公庄上住了十余日，两人告别时，宋江才跟武松提起此事：“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梁山好汉中，看似宋江对于招安一事最热心，真心反对的好汉却找不出几个，即或反对，也多半是从策略上考虑，要招安得有气度一些，用吴用的话说：不杀得朝廷大军人亡马倒，梦里也怕，“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

好汉中，李逵有很多豪言壮语：“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不少人就根据李逵的一些豪言壮语得出结论说，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李逵却是一个最坚定的革命派，他提出了最彻底的革命纲领：要推翻宋王朝，建立新王朝。可是同样是这个李逵，他也讲“发迹”，第五十四回劝汤隆入伙梁山时说：“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个头领。”不过他还不像戴宗那样能明确指出发迹的途径是招安。第四十四回，戴宗向石秀介绍梁山泊的好处：“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大官。”当戴宗说这话时，宋江初到梁山，还从未在梁山泊讲过招安的话，可见招安并不是宋江一个人的心思。李逵曾大闹菊花宴，喝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可是，他说不出反对招安的理由。

《水浒传》的作者很聪明，一百单八个梁山好汉，他独独选中李逵这个喜剧型人物来发表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有意让李逵的话里充满不合情理的内容，显得可笑，这就消解了其中正经八百的成分。化解了严肃的政治意味之后，李逵的豪言壮语，并不表达真正的政治雄心，而只表明梁山好汉的一种生活态度。不明白此点，对于《水浒传》中李逵的理解就是雾里看花而已。

既然讲发迹，招安就是一条很好的路。在一般的朝代，先造反、后招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在宋代，恰好就有这样一条行得通的路。南北两宋在对外军事方面，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战果，他们对外敌一向采取卑逊的政策。对内乱，也只能在尽力镇压的同时大量采取招抚的办法。宋太宗曾悬赏招募“啸聚数百人”活动于京兆一带的焦四等，“各赐以锦袍、银带、衣服、缗钱，并擢为龙猛军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嗣后的统治者仿效祖宗成法，招抚时所给的优厚条件更多，“由是乡党子弟，诡为盗以免税，卒伍有过，窜名为贼中，皆得欲”。（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九注引）与宋江大约同时的起义军首领，如两河、山东一带的贾进、张万仙等人，走的就是由造反而招安，最后做官之路。北宋灭亡前后，朝廷无力抵抗金兵人侵，于是民众自发组织义军，而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也乘时而起，拉起队伍，号称义军，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面对这种情况，政府仍然以招抚为主，据庄绰《鸡肋编》卷中“建炎后俚语”条记载，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零四也记载当时民谣说：“要高官，受招安；欲待富，须胡做。”

水浒好汉中，一些人本来是被逼上梁山，“失身为盗”的，招安一途，使他们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所以招安也不能完全否定。至于好汉中那些本来就指望以打家劫舍求富贵的，招安给了他们以合法手段求富贵的机会，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水浒传》在七十回以后描写好汉招安时，基本不再提及好汉以招安求富贵的动机，转而突出好汉“忠义”之心，力图让读者觉得，好汉们之所以接受招安，为的是“以忠心求进步”。真真假假，读者自有判断。

《水浒传》反复突出一点，“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这与小说中方腊起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方腊起义的原委，在《水浒传》里交代得极为简略：方腊之所以起义，是因为有人说他有天子福分；起义之后，“方腊自为国主，仍设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啸聚山林之辈”，“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这一切都是一种真正造反的架势。

宋人方勺《青溪寇轨》中提供了方腊起义的详细材料。据载，方腊起事的直接原因在于无法忍受盘剥，恰逢“花石纲”侵扰东南，民众怨声载道，他利用这种时机，策划起义。在鼓动起义的演说中，他首先指出朝廷的种种失德，“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接着列举百姓生活中的种种困苦，使百姓纷纷起来表示愿意跟随他造反。他策划起事之时，对于将来的打算已经成竹在胸：一方起事，必然四方闻风而起，十日之内，可聚集上万军队；地方官员听闻此事，必然先行招抚并上报朝廷，拖延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以一举攻下；朝廷得报后，从商议对策到最后发兵、征集粮草，诸事完备，又得半年时间，这时已经可以将大局稳定下来；义军占据江南，西夏和辽国也会乘机而动，中原必生内乱，灭亡是必然之势；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十年以内，就可以混一天下。于是他借诛朱勔（以运送花石纲得宠的奸臣）为名，发动起义。起义之所以很快失败，一个原因是，当时北宋正跟女真（后来的金国）约定夹攻辽国，童贯已经将军队集结完备，待命出征，所以得到奏闻，很快移师南下，义军的计划都来不及实施。

跟方腊起义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梁山泊式的“聚义”跟造反有很大的区别。梁山泊“聚义”，是一群江湖人物以非法的方式营造了一块江湖好汉的乐土，好汉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平等、自由的生活状态，但没有政权方面的野心。

不少读者觉得好汉受招安以后的结局太悲惨，忍不住凭空设想：假如好汉们照李逵所说，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岂不甚好？李逵所不知道的，读者不能不知道。历史上不少帝王，在起家之前也是有一些“平等”、“自由”的，汉高祖刘邦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史载，他打败项羽后，“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想让自己的朝廷上有点生气，不像秦王朝那样仪式繁多，但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又感到不自在了。儒生叔孙通借此劝说刘邦采用儒家礼仪。汉七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都去朝贺。朝廷盛设礼乐，规模甚大，规矩甚严。庭上设有御史负责执法，谁的举动不合“礼法”，就把他驱逐出去。这样一来，昔日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莫不振恐肃敬”，再无人敢纵酒狂欢了。宴会结束，刘邦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弟子因此说：“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一旦重定乾坤，就应当尽快恢复各种秩序，这是“要务”。李逵所期望的“快活”，在任何一个王朝里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倒不是说，假如宋江夺了“鸟位”，就一定要对昔日的兄弟们大开杀戒，而是说，江湖好汉衷心向往的生活，常常是不受世俗法律和礼仪的约束，江湖习气是不能存在于金銮殿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