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丧魄亡精与妇人”

——江湖人物的性观念与性禁忌

粗粗一看，梁山好汉是一个不亲女色的团体，哪一个好汉要是贪恋女色，他就不配称为真男子，真好汉。然而也不尽然。梁山好汉固然多半不解风情，但也有一些在女人丛中如鱼得水；固然多半不娶妻室，娶了妻室也不放在心上，但也有一些抢夺妇女作押寨夫人……一部《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江湖人物的性观念与性禁忌的生动例证。

元代人留下的“任侠十三戒”，第七条是“色戒”：“色不亲二，酒不染面，于道路不许视人之妻女，无嗣然后告天地父母娶妾。”对于侠者戒色作了相当严格的规定，这些似乎与《水浒传》中豪侠型好汉不近女色的描写极为吻合。

但是，从历代史料中看，“侠不近色”还不能全面地概括侠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前人对侠进行分类，有“轻侠”一称。所谓“轻”，是指他们举止轻桃、行为放荡，其中也包括侵扰妇女。《汉书·何并传》提到当时的“轻侠”赵季、李款等人的行为，列举有“奸人妇女”一条。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里记载曹操、袁绍少时“任侠”，合伙劫持一位新娘子。虽然这件事未必有史实依据，却反映出在六朝人的观念中，“侠”并不与女色隔绝。五代后周的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唐时长安侠少的举动：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而饮。

阳春时节，仕女出游，侠少们选择这种时机逞弄他们的风流潇洒，目的之一即是猎艳。至于侠少们会集于平康坊，更为侠与色的亲密关系留下一幅剪影。

前人所说的“轻侠”，其中一部分类似后世所说的光棍地痞和花花公子，有时史料上称之为“恶少年”。这种人物在宋时仍然为数不少。《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回仪卫》条记载宋徽宗时东京情况：阳春三月，京师妓女、少年押客一类人物就公然在通衢广陌上亮相。还有“恶少年”，招摇过市。而《水浒传》中关于花花公子殷天锡的描写，也跟《开元天宝遗事》中的记载相近：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撺行的马，将引闲汉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

高衙内也是如此：“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趁着阳春之际，各家妇女都到五岳庙烧香之时，在外面伺机渔色。

像这种类型的“侠”，后世一般都斥之为“伪侠”，将他们排除在侠的行列之外。“轻侠”中还有一部分人，只是举止放荡，还不至于像高衙内、殷天锡那样作恶多端，而且他们也的确做了行侠仗义的事情。《水浒传》所写的梁山好汉中，史进和燕青就具有这类“轻侠”的某些特点。

燕青号为“浪子”，而浪子就是生活随便，放浪形骸，流连青楼，以狎邪为乐的人。他一出场，小说就介绍他：“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卢俊义出门前还要交代一句：“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燕青的这一长技后来在梁山泊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宋江曾带着柴进、燕青到东京找李师师帮忙活动招安。酒席之上，“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他的这套风流本事打动了李师师，李师师肯帮助梁山泊活动，多半跟这有关。但是燕青的浪子习气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好汉的身份，他出生入死勇救卢俊义，足以看出他的好汉本色。他与李师师和哄取笑，也并没有沉溺于酒色之中，第八十一回，他曾对戴宗说：“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小说在这一回还议论说：“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燕青之所以还能称为好男子，是因为他并未淫人妻女，没有忘记男人之间的交情。

《水浒传》对史进的描写很有意思。史进的英雄壮举中，最感动人的一次，就是行刺华州贺太守。贺太守看上了画师王义的女儿，要娶她为妾。王义不答应，贺太守将王义刺配远恶军州，强夺了他女儿玉娇姿为妾。史进遇上此事，将押送王义的两个公人杀掉，并且前往官府刺杀贺太守，结果失手被擒（第五十八回）。以他这种行侠仗义的作风，他绝对不可能干奸占妇女的事情。但是他并非不近女色。第六十九回，宋江攻打东平府，史进主动请缨，要混到城中做内应：“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染，唤做李瑞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里应外合，可成大事。”没想到被李瑞兰出首，陷入牢中。两次陷入牢中，两次都与女人有关。第一次，人们觉得他可敬，而第二次，人们觉得他有些不值得。不少读者以为，史进与妓女有染，颇不合于侠者风度。如果单从人物形象的塑造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可是要从侠者的生活情况来考察，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问题。

古代文人的游侠诗常常写到游侠眠宿于娼家的情形。如唐初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中描写长安游侠，分别有这样的句子：“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这两首诗，向来被认为具有写实风格，而它们都写到游侠与娼妓的交往。豪侠生活方式中，最具特点的一项就是与世俗礼法对立。文人们出于对豪放气质的欣赏，常常把一些放纵怪异的事情当作美谈。游侠少年宿眠娼家，诗人从中看到的是游侠豪迈超逸、不拘礼法、纵情任性的人格，因而为之倾倒。小说与诗不同，在诗里显得很美好的事物，有时禁不起小说的写实。《水浒传》对于史进的描写，透露出侠与妓女的关系中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对于侠来说，与妓女交往，是不带有感情的；对于娼妓来说，则是出于金钱上的需要。史进到了李瑞兰那里，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后，李瑞兰马上担心自己会被连累，她主动和李妈妈商议，引发了一场争论：要不要到官府出首？只有李公一个男人家不太情愿，他提出的两点意见也跟感情无关，第一点，惹恼了梁山泊不是好玩的；第二点，既然史进花了钱，好像应该替他担一些干系。最后李妈妈发话了：“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于是史进被出首，抓到牢里。

从燕青、史进这样的好汉身上可以看到，“侠不近色”并不能完全概括侠的生活状况。他们属于“轻侠”，他们保留着生活放荡的习气，但是他们与妓女交往，在传统社会里，只是生活放荡，与淫人妻女的恶行有相当的距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算在侠的行列中。这一类型的侠，《水浒传》里仅写到他们两个人而已，这说明他们不能代表豪侠的典型作风。

英雄救美，是豪侠故事中的一种俗套，然而这种故事没有演变成为豪侠与美人的爱情故事。当代学者刘若愚在论唐代侠义小说《昆仑奴》时说：“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别人的爱人，事实上，中国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

《水浒传》也写到不少江湖豪侠解救处于困境中的女子的故事，然而没有一件是起因于豪侠对于被解救者的钦慕，他们解救女子，并非因为被解救者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是受难者。贯穿于英雄救美故事中的不是爱情主题，而是扶危济困的主题。豪侠们一方面喜欢解救陷于困境的女子，同时自己却不关心女人、不谈恋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梁山好汉漠视女色，这可以从他们的婚姻状况中看得很清楚。一百零八条好汉中，除了那些投奔或者投降梁山泊的军官中有家室的比例稍高之外，其余的好汉极少结婚。小说写军官投降或投奔梁山，一般都交代一句，梁山泊派人到某处取他们的家小；而写到其他的江湖人物，极少这样的交代。单以三十六天罡而论，军官之外，有家室的只有宋江、卢俊义、杨雄、阮小二等有限的几个人。在这几个人中间，只有阮小二一人还算有个正常的婚姻，宋江、卢俊义、杨雄三人因为不亲女色，妻子跟人有了私情，他们不得不手刃“淫妇”。这样一来，不亲女色的作风在梁山泊头领身上表现得就非常突出。在小说中大放异彩的鲁智深、武松、石秀、李逵诸人，更不知情爱为何物。

小说家固然常借小说人物对女色的态度来反映其人格的崇高或卑下，不能排除小说描写好汉时夸张他们不亲女色的成分，但是，小说有意将“不亲女色”限制在江湖人物身上，而没有移植到林冲、关胜、花荣等军官出身的人物身上，这显示出对于女性的漠视的确可以视为豪侠型好汉的特点之一。

这种漠视，应该说主要表现为对于男女之情的漠视，而不一定是完全禁绝男女之事。我们可以再对那些后世公认的大侠做一个考察。《刺客列传》中记载，燕国太子丹为了结交荆轲，不仅在饮食起居等方面提供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并且“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而在豫让的传记里则写道，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决心刺杀赵襄子。他漆身吞炭，以毁容的方式改变面貌隐蔽形迹，以便接近赵襄子。他在做这些事情时，根本没有考虑他的妻子：“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这一细节生动地反映出他对于家室、对于“儿女之情”的轻视。我们把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体会出，与其说侠不近色，不如说侠对于男女之间感情生活非常漠视。《吴越春秋》记载刺客要离为吴王刺杀庆忌一事，要离为了取信于庆忌，请求吴王把他的妻子儿女杀掉，然后他以此为由投奔吴王的政敌庆忌，取得信任，最终伺机刺杀了庆忌。我们从这个近乎残忍的案例中看到侠在情感方面的特点。《游侠人格》一书将这种特点概括为游侠交往的“性别界限”。

一般游侠之结交，都毫无例外地在单性间进行。这种结交既有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但大多还是以情感相号召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侠客这种同性间的情感纽带，被强调为人们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并被形象地赋予了某种血缘般的然而是天然平等的特征，它一般化为兄弟义气，成为中国平民社会特有的组织原则。

荀悦《汉纪》中批评游侠，说他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概而言之，是指责他们缺乏必要的家庭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于组成家庭必不可少的夫妇关系的漠视。

《水浒传》“石秀杀嫂”故事很生动地反映出江湖人物这种交游的倾向。这一故事中，动手杀死“淫妇”潘巧云的是杨雄，而人们仍习惯称这段故事为“石秀杀嫂”，原因在于，石秀是杨雄杀妻的主要推动者。杨雄欣赏石秀的义气，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又让石秀和他的丈人潘公一起经营肉坊，信任有加，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因此，石秀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兄长一样对待杨雄。在石秀看来，一个英雄豪杰，妻子与人通奸，真是莫大的耻辱，作为杨雄忠心耿耿的兄弟，不能坐视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奸情，他反复鼓动杨雄杀妻，这无疑是一种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石秀的性格里，有一种对女性的天然的排斥。石秀一次从外县买猪回来，看见肉铺关了，心里怀疑：“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哥哥自出外去当宫，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一定背后有说话；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石秀毫无理由地怀疑到潘巧云身上，后来弄清是自己多疑之后，也没有自悔的念头。他能看破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奸情，与他对潘巧云的这种不信任大有关系。而潘巧云则认为，石秀并不是杨雄的亲兄弟，因此并不理会石秀的敌意，她曾对裴如海说：“这个睬他则甚，又不是亲骨肉。”这话让石秀听到，显然会引起他的杀机。因为好汉把男人之间的兄弟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潘巧云还诬称石秀曾经调戏过她，离间了石秀与杨雄的兄弟之情。这就更加触动了石秀的杀机。果然，杨雄杀妻之前说出的两个理由是：“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说潘巧云久后必害杨雄性命，这是无人相信的理由，即使有这种可能，休掉她也就罢了，何至于持刀杀人呢？在我们看来，杨雄杀妻，石秀杀嫂，都是为了一件事：女人坏了男人间的情分。现代作家施蛰存仿佛是和石秀开玩笑，写了一篇题为《石秀》的小说，有意作《水浒传》的翻案文章，把石秀写成一个内心充满情欲的人物，对于潘巧云有种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想法。按照这种解释，石秀还不够顶天立地，他之所以力主杀掉潘巧云，像是惧怕女色对他的诱惑，杀掉潘巧云，方可“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如果一定要从心理的角度分析，我们不妨认为，石秀对于潘巧云非杀不可，并不为斩断欲望，而是因为，潘巧云的存在，影响到男子汉之间的兄弟之情，这也许是一种不合情理的妒忌，却是那些不要家庭者可能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

明代冯梦龙编《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五代之际郭威、史肇弘二人发迹变泰的故事。小说写他们早先穷困之际，在闾里任侠，这时一位富有的妓女要跟史肇弘成亲。史肇弘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她家财由吾使；第二，我入门后，不许再着人客；第，我有一个结拜的哥哥，并南来北往的好汉，若来寻我，由我留他饮食宿卧。如依得这三件事，可以成亲。”第三个条件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好汉”的心理。小说最后有这样一首诗：“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表达了包括豪侠在内的江湖人物结交的原则：他们漠视女人而重视男人之间的交情。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用来表达豪侠型江湖人物的感情倾向也很合适。

豪侠的这种行为方式与传统社会重视家庭伦理的观念相去很远，至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漠视男女之情，甚至不娶妻室，于孝道上就说不过去。出于对这种豪侠的不满，也出于对以前侠义小说中侠客形象的不满，清代后期的文康（署燕北闲人）在其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英雄之情要与儿女之情结合起来。在缘起首回里，他借帝释天尊之口说道：“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用气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并用了一首词来表述这个观点：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他一反以前小说惯例，要将儿女之情与英雄之情结合起来，结果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十三妹变成了男人的保护者，而大男人安公子处处离不开女子的保护。不管这种结合显得多么不协调，侠义小说中，豪侠与女子的情缘总算被建立起来了，这以后的侠义小说里，英雄美人成为一种常见的模式，而侠客形象也由不解风情而转化为侠骨柔情兼具了。就艺术形象看，这一种侠也许要可爱一些，而从反映历史上侠的面目的角度看，那种与女性无缘的侠客可能要更真实一些。

以漠然的态度对待女色，这是《水浒传》中大多数豪侠型好汉的共性。小说第三十八回的一个片断，以其浓郁的喜剧意味给读者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李逵、张顺、宋江、戴宗“四人饮酒中间，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百二十回本在这里来了一句：“怜香惜玉无情绪，焚琴煮鹤惹是非。”金圣叹评本在这里不忘来上一句调侃：“饶他三个指头，已算怜香惜玉矣。”李逵也自认还算手下留情，所以事后戴宗埋怨他惹事时，他辩解说：“只指头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说得众人都笑起来。这一情节提示读者，“豪杰事务”与“怜香惜玉”难以共存，二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调。

江湖好汉对“怜香惜玉”的隔膜是合乎逻辑的。梁山好汉推崇阳刚之美，他们性格粗豪，甚至粗野、凶悍，他们心目中的“豪杰事务”，是刺枪使棒，是江湖上“杀人放火”的事情，是男人的事务。这些与主流社会的核心代表——文人——讲究温文尔雅的人格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江湖好汉不喜欢文人，讨厌大头巾，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样，好汉的这种个性，也使他们很难喜欢女人，也很难被女性接纳。

在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中，宋江其实可以说是败给了张文远。“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宋公明是个勇烈大丈夫，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这阎婆惜被那张三（张文远）小意儿百依百随，轻怜重惜，卖俏迎奸，引乱这婆娘的心，如何肯恋宋江？”张文远何许人也？

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作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弹丝，无有不会。这婆惜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第十九回）

小说这里的描写富有生活气息。讲到社会地位与财产，宋江都比张文远要好。阎婆为了让女儿有个好靠山，自己的养老送终问题有着落，她想方设法让宋江和阎婆惜亲热一些，她反复劝导宋江：“押司，你不合是个男子汉，只得装些温柔，说些风话儿耍。”她看出了宋江败给张文远的关键：宋江不会表示温柔，不会“百依百随”，不会讲“风话”。他的个性使他无法与女性正常相处，他的感情也花费在江湖好汉身上，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一个善于过日子的人。

与此相近的是卢俊义。卢俊义的妻子“年方二十五岁，姓贾，嫁与卢俊义才方五载，琴瑟谐和”（第六十一回）。卢俊义要到梁山泊捉拿贼人，贾氏劝他：“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先生的胡说，撇了海阔一个家业，担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但是卢俊义听不进去。卢俊义在梁山泊耽误多时，回到北京时，燕青说：“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这一交代极合乎情理。李固的身份地位，与卢俊义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然而，贾氏却选择了李固，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卢俊义身上的江湖气息过于浓厚。小说里没有多着笔描写，但他的作为，实际也跟宋江、晁盖相近。

《水浒传》将阎婆惜和贾氏写成“淫妇”，是站在江湖好汉的立场上说话。这些女人疏远好汉，而亲近那种不粗豪、不卤莽、惯于怜香惜玉的男子，当然不能被好汉接纳。一百单八个好汉中确有几位女性，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她们与其他好汉一样粗豪，与其说她们是女性，不如放弃性别界定，称之为好汉较为恰当。她们的粗豪，倒使得她们与江湖好汉容易产生亲和力。

在豪侠型好汉的眼里，“怜香惜玉”会使他们丧失身上的雄性气质，他们宁愿与同性交往，在同性身上找到自己的感情寄托。另一方面，他们对女色的漠视也与他们的性禁忌有关。《水浒传》在介绍好汉时，常常将好汉“不娶妻室”、“于女色上不打紧”和“最爱刺枪使棒”、“终日打熬气力”放在一起介绍，反映出江湖人物中盛行的性禁忌。在他们看来，女色对于武功修炼有极大的妨害。

古人将红颜视为祸水，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皇帝到重臣，沉溺于女色会误了军国大事；一种情况是，性对于一个人的精力有损坏作用，上自皇帝下到庶人，无不受其损伤。隋代《素女经》一书说得很明白，“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夫女之胜男，犹水之灭火。”与这种“女祸”观念相联系，中国古代小说写到女色时，向来有两个主题，一种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贪恋女色要亡国败政，最早记载梁山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开头就列举了一连串因女色亡国的故事；另一种则是纵欲伤身以至亡身，根据《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改编的《金瓶梅》一书，即是西门庆因纵欲而亡身的故事。前一种侧重于对大人物提出警诫，后一种侧重于对庶人提出警诫。

好汉把贪恋女色的毛病称之为“溜骨髓”，这一称呼可以看出江湖好汉对于性的禁忌。第三十二回写到清风山的王英抢了刘高的妻子到房里“求欢”，宋江评论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他劝说王英放人：“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溜骨髓”的意思，第四十四回潘巧云出场诗里说得明白：“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原来女色能让人“骨髓枯”，而且是在“暗里”，让人不知不觉，所以叫“溜骨髓”。

骨髓在古人那里，被认为是人的精气所在，骨髓“溜”掉，“枯”掉，人的精力也就消耗殆尽。传统上还有一种说法，“人有三宝精气神”，这里的“精”虚实兼指，从实指的意义上说，它是“气”与“神”的基础。想要身强力健，就得葆养“精”“神”。第四十八回。宋江二打祝家庄，好色的王英，看到扈三娘是个女将，立刻拍马出战，指望将她擒下受用，谁知不过十几回合，倒被对手活捉，丢在地上，众庄客横拖倒拽去了。小说写到这里，来了一个“有诗为证”：色胆能拼不顾身，肯将性命值微尘。销金帐里无强将，丧魄亡精与妇人。这一回，王英是在战场上被人捉去，当了败军之将，而不是在“销金帐”里没当成“强将”，可能是小说写到这里，作者想起了王英乃是一个好色之徒，顺便讽刺他一下。“丧魄亡精与妇人”云云，和“暗里教君骨髓枯”是一个意思，不过是说性对于身体有“摧残”作用罢了。

认为人的身体会“伤于阴阳交接之道”，一方面产生了“房中术”这种奇特的学问，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上对性的避忌态度。房中术的一个重要法门是教人如何不“丧魄亡精”，甚至能行“阴阳采补”之道，利用女性的身体作为“鼎炉”来“炼丹”。这种做法，社会上通常认为极为邪恶，尤为正派人士所不齿。武侠小说里有时也写到这种功夫，都被当作武林中的黑道和败类才用的邪功。

江湖好汉一般采取的是禁欲的态度。好汉们以禁欲苦行的方式勤习武功，这种做法既有一些经验上的依据，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圈子中一种特殊的道德信念在起作用。“色者，武之大戒。”上文谈到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剑术过人的韦十一娘也谈到求剑术有两大忌讳：饮酒及淫色。近代以来，武侠小说所描写的各种功夫中，有一种所谓的“童子功”，指那些要从小练起，而且只能由“童子”练习的功夫。一旦不再是童子，这种功夫就练不成了，或者练成的功夫威力要大打折扣。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人体机能来说，性生活不会对武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过，即使在当代武家中，也有人练这种“童子功”，他们坚信练这种功夫应该斩断情欲。

梁山好汉中，林冲是一个不具江湖习染而被“逼上梁山”的人物。他对妻子深爱有加，而功夫在梁山泊可能要属最好。这同样说明，禁欲与江湖人物的特殊气质有很大关系。

《水浒传》写江湖好汉，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江湖人物都不好色，不过这只是小说家的障眼法。

小说里，着重描写的是豪侠型的江湖好汉，他们的确漠视色欲，不但自己不侵犯妇女，而且还将解救被人侵害的妇女当作自己行侠仗义的一部分。那么，豪侠们是从谁手里将这些女子解救出来的呢？通常情况下，是从豪强恶霸和绿林盗匪手里救出来的。前者，小说里写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史进行刺贺太守等事；后者，小说写到鲁智深在桃花庄痛打小霸王周通，宋江在清风山救下刘高之妻等事。小说在写这些故事时，读者的注意力被鲁智深、宋江这些江湖好汉的行为所吸引，有时就忘记了周通、王英也是“江湖好汉”。而且，鲁智深痛打的小霸王周通，小说里后来很少出场；王矮虎出场机会虽然多一点，他好色、劫夺妇女的行为多次出现，但因为他是一个喜剧型人物，本是可恨的事情，就显得可笑了。这样，他们的行为没有对梁山好汉的总体形象构成严重的损坏。

《水浒传》写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其重点是豪侠，他们身上的光彩有时掩盖了其他江湖人物身上的阴暗面。其实，就梁山好汉来说，出场时就已经落草为盗的绿林人物，除了讲义气之外，人品多半不足取，好色的周通、王英就属于这种人物。另外，梁山泊好汉惩罚的江湖上好色之徒，如鲁智深、史进在瓦罐寺杀掉的生铁佛、飞天夜叉，（第六回）武松在蜈蚣岭杀掉的飞天蜈蚣王道人，（第三十一回）李逵、燕青在牛头山杀掉的王江、董海，他们基本属于“绿林中的草贼”。

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江湖人物并非个个都漠视女色，其中绿林人物最容易干出奸占妇女的事情。绿林好汉，史书中通常称为盗贼，对他们的记载中，“奸淫掳掠”是不绝于书的字眼。尽管有些夸张，但绝不会与史实相差太远。《水浒传》以他们反衬豪侠时，也保留了绿林好汉对于女色的态度。

绿林好汉劫夺妇女上山供自己享用，抢来的妇女，有一个名目，叫“押寨夫人”。还有别的写法，如“扎寨夫人”、“压寨夫人”，意思都相同，是说山大王们下山时，有人看家。这不过是将市井间的“屋里人”、“内人”等词语带上绿林好汉的色彩罢了。绿林人物劫夺妇女，不一定都将她们劫持到自己的巢穴里，这时就不是抢“押寨夫人”了。从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中“盗贼类”记载的清代盗匪事迹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活动中，劫色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色徒劫夺妇女，在江湖上有个称呼，“谓之采花”（《清稗类钞·义侠类·夫妇皆剑侠》）。近代侠义小说中常常将劫色匪类称为“采花贼”，这一称谓就来自明清时的江湖隐语。

绿林中人物固然有侵夺妇女的作法，然而这种作法也受到绿林中一些“规矩”的制约。宋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写到，苗忠、焦吉、陶铁僧三人杀人劫财之后，好色的苗忠将万秀娘留下，分财物时，他说：“物事都分了，万秀娘却是我要，待把来做个扎寨夫人。”他平日里所干的都是抢金劫银的勾当，却被万秀娘哄动，交出自己的底细：“我是襄阳府上一个好汉，不认得时，我说与你，……我便唤做十条龙苗忠。”他的同伙焦吉听他说出底细，就催促他杀掉万秀娘：“哥哥，你只好推了这牛子休。”苗忠舍不得下手，焦吉说：“异日却为这妇女变做个利害，却又不坏了我。”于是他想亲自下手，被苗忠拦下。后来，万秀娘设计传出消息，官府出动兵马，将苗忠、焦吉捉拿归案。故事中的焦吉不满于苗忠的好色，主要原因在于他出于安全考虑，存在对于女色的警戒之心，因为身边留着抢夺来的女人，容易泄露他们的行踪和罪行，受到官府的惩罚。宋元话本《错斩崔宁》（《醒世恒言》题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后来被改编为著名的昆曲《十五贯》）写到一个自号静山大王的强盗，强掳了女人，他认为女人对他不错，就将他从前做过的事情说给她听。正好他所杀的人，是那女人的前夫，女人到官府出首，静山大王被斩首。梁山头领宋江被逼上梁山，也是因为他跟江湖上杀人放火的弟兄们往来书信被阎婆惜发现，只好挥刀杀人。宋江这时还不是绿林好汉，但身边的女人也成了他的“祸胎”。绿林人物身处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不能不有所收敛，与妇女隔绝，以求安全。后世江湖匪人中有许多行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例如，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东北“胡子”（匪徒）有“上马不嫖”的规矩。因为他们攻击妇女之时，也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绿林人物对于色戒的遵守，还跟他们对于团体的依赖感有关。一个团体和一般社会的对立越严重，它内部的团结就显得越重要。山寨里藏有妇人，可能会引起争风吃醋等问题，导致团体的瓦解。同时，在绿林人物中，固然有穷凶极恶之徒，但很多人还是为生活所逼，不得已而落草。落草对他们来说，只是求得一个温饱罢了，他们对那些奸淫妇女的行为并不赞成，因而绿林人物中如果有部分人好色不已，同样要引起他们的反感，导致分裂。《清尊录》中记载，南宋建炎年间“剧盗”张遇部下有一位副将马吉认为：“为盗脱饥寒耳，得食则已。”因此反对张遇的烧杀奸淫。《水浒传》虽然将好汉们说成“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一寸心死生可同”的关系，但是正如书里所描写的那样，在对于妇女问题上，豪侠型好汉与“贪财好色最强梁”的王英之流决不可能和平相处。

梁山泊，即使在晁盖和宋江手里，也和周通的桃花山、王英的清风山一样，属于所谓“绿林好汉”打家劫舍的所在，但是，由于规模不同，由于主持者不同，梁山泊对于“色戒”的重要性看得严重得多。山寨规模越大，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主持者来说，就越需要思考出路问题。打家劫舍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要么招安，要么“图王称霸”，这两种出路，都需要山寨有一个较好的名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百行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对于淫行历来深恶痛绝。尤其宋时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一般百姓中有极深的影响，如果一个江湖上好汉淫辱一个妇女，那个妇女可能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人们对于淫行就更加痛恨。历来绿林中人，总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口号相号召，如果干出淫人妻女的事情，对于山寨的名声显然不利。梁山泊大聚义时，好汉们发誓：“自今而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山寨还订立了各项制度，由铁面孔目裴宣掌管定功赏罚。虽然没有写出都有哪些规定，但是想来不淫人妻女一定在其中。第七十三回，李逵途经刘太公庄上，听说宋江抢去了刘太公的女儿，实则是附近牛头山上一群强盗冒充。李逵也不调查研究，气冲冲回到山寨，睁圆怪眼，拔出大斧，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得粉碎，接着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把他一劈两段。被众人拦住后，还在堂前大骂：“当初敬你是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个酒色之徒。”“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这一情节说明，好色贪淫与“替天行道”格格不入。

绿林人物固然可以无法无天地放纵自己的情欲，但是安全考虑、策略考虑和道义观念的制约，对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梁山泊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抢押寨夫人的只有两个，或许是对这种情形的暗示。

梁山泊是好汉们啸聚的地方，而《水浒传》把它写得类似于后世的江湖帮会。江湖帮会大量兴起是清代的事情，它不像梁山泊，它是一种半非法的组织，因此，它的一些帮规和行动准则就更不能与主流社会观念相背离。一般的江湖帮会，如清代的天地会、青帮、红帮、哥老会，都有不准淫人妻女的戒条。天地会《二十一则》中的第二则规定，“奸淫兄弟之妻室，及与其子女私通者，处死刑，决不宽贷。”据《清经谱》上记载，青帮有十大帮规，其中三、四条都涉及对于女性的态度：“三不准扒灰捣拢”，“四不准奸盗淫邪”。哥老会里有“红十条”、“黑十条”的家法，“红十条”是从正面劝诫：“第一要把父母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要分大和小，手足和睦第四条，叔嫂面前莫说笑，拜兄在座莫放刁……”“黑十条”则是讲犯戒后要遭受的处罚：“忤逆不孝挖坑跳，红面视兄犯律条，弟淫兄嫂遭惨报，勾引敌人罪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