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九纹龙·花和尚

——江湖人物的好勇习气

水浒英雄，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诨号：高的叫“云里金刚”（宋万），矮的叫“矮脚虎”（王英）；俊逸不凡的叫“美髯公”，凶恶难看的叫“青面兽”；行动时火杂杂的带着掀天动地气概的叫“黑旋风”，小心谨慎、行动无声的叫“鼓上蚤”……还有叫“花和尚”、“九纹龙”的好汉，则得名于他们身上的“花绣”，也即是刺青。水浒好汉为了显示他们过人之处，不惜以刺青来显示他们不怕苦痛，是真正的好汉。以勇立名，以名立威，江湖人物的这种习气在《水浒传》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看起来很相似，都是描写英雄好汉的作品。不过《水浒传》所描写的是江湖好汉，《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是历史英雄。二者的不同，仅从人物称谓的习俗也能看出一二。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这样介绍他们：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关羽“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三国演义》里，几乎每一个人物出场，都要介绍他的姓名和表字。《水浒传》里，一个人物出场，介绍姓名之后，就是介绍他的“号”，江湖上的诨号，甚至把诨号放在姓名之前介绍。比如，效仿刘、关、张三人结义的少华山好汉，书里介绍他们是：“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国演义》里较少写到人物的号，诸葛亮、庞统，人称卧龙、凤雏，誉之为“得一人可以安天下”，这在《三国演义》中是例外；而《水浒传》极少介绍好汉的表字，交代宋江字“公明”，在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是例外。

按古人的习惯，男子有名有字。在日常生活中，字比名还重要。《白虎通·姓名》谓：“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名者，幼小卑贱之称。”字则不同。古代男子二十岁要行“加冠礼”，表示成人了。行冠礼之后，据本名涵义而另立别名，这就是字。因为“字”能够表达取名之义，故俗称字为表字。《仪礼·士冠礼》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礼·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占人注疏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至宋时，冠礼虽然早不流行，但是一般仕宦人家子弟，必是有名有字。按旧时礼俗，同辈之间、朋友之间以字相称呼，直称别人的名是很不礼貌的事情。长辈对于晚辈，上级对于下级，可以呼名，如果用字称呼，那就表示高看一眼。历代史书记载文臣武将，也要交代他们的字。《三国演义》记叙的是一群乱世之中上演历史壮剧的文臣武将，他们的圈子内，以字相称极为常见，如果小说不在人物出场时交代他们的字，读者将会感到疑惑，以为所写的是另外的人物。《水浒传》写的是一群江湖好汉，从他们的出身、教养来看，他们本身有没有字是一个疑问。好汉之间，常常是“一般儿哥弟称呼”，大哥、小弟地乱叫一气，实在没有必要交代人物的字。反过来，取一个响亮的诨号，显示他们不同凡响，正反映出好汉们尚勇立名的个性；以诨号相称，是江湖人物中最流行的习俗之一。

诨号，也称诨名，也写作混号、混名或诨号、诨名，实际是一种绰号。从《后汉书·朱隽列传》等记载中可以看出，绿林豪杰起诨名的现象从汉末绿林起义时便有不少，后来一直兴盛不衰。在水浒故事的时代，江湖人物取诨名的习俗相当流行。宋元话本《错斩崔宁》中写到一个绿林强人，一出场就喝道：“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静山大王”一称，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能唬住来往客商。另一篇《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写到两个强贼，一个人称作“大字焦吉”，另一个自称“十条龙苗忠”。小说家的描写，折射出当时绿林人物与江湖人物起诨号的习俗。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记载了南北两宋之交“大盗”李全的事迹：起初，他“结群盗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来，他得到一杆铁枪，“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枪”。占山为王的人物有响亮的诨号，在市井中称霸的人物也不例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记载当时市井顽徒，“如‘拦街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此风在行走江湖卖艺，尤其是以卖武为生的人中也相当流行。如相扑高手名为“张关索”、“撞倒山”、“赛关索”、“王急快”、“韩铜柱”、“韩铁僧”、“武当山”、“严铁条”，这些名字，一看即知为诨号。《水浒传》中写江湖人物各有诨号，真实地反映了宋元时代江湖人物的习尚。

《水浒传》中写到的江湖人物，包括市井豪强，不论成才不成才，大都有一个诨名。不成才的，市井中的恶霸，如渭州城里有个财主号称“镇关西”。（第三回）东京城里跟杨志撒泼的破落户泼皮牛二，叫做没毛大虫。（第十二回）蓟州城的泼皮张保号称“踢杀羊”。（第四十四回）又如被杨志火并的邓龙号为金眼虎；被林冲火并的王伦号白衣秀士。好汉中间，不少人还不止一个诨号，如宋江被称为及时雨，又被称为呼保义；李逵既称黑旋风，又称铁牛。《水浒传》的读者，往往对梁山好汉的诨名有很深的印象，他们很难忘记及时雨、托塔天王、花和尚、黑旋风、青面兽……这些诨号，成功地渲染出好汉们的江湖气息。

明代，包括绿林人物在内的江湖人物仍然爱取诨号。清初查继佐《罪惟录》中说，施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成，引起数次大祸。第三次大祸即明末崇祯年间“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义军首领，“亦辄如传中各立诨号”，像《水浒传》中的好汉一样取一个响亮的诨号，“其为数十倍于天罡地煞不止”。将崇祯朝的“流贼”之祸归罪于《水浒传》，这也太抬举了这部小说，其实这部小说只是让那些落草为“盗”的好汉取诨名更方便而已：心仪宋江为人的，取名宋江；心仪柴进为人的，取名柴进。当时农民起义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人物，都有一些响亮的诨号：如混天飞、独行狼、混江龙、险道神、托天王、关索、满天星、一丈青、上天猴（见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三）。起义头领张汝金诨名燕青、许得住诨名雷横、王中孝诨名宋江，另有取名为柴进、焦赞（本为杨家将故事中的人物）的（俱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有些人，在文献中只保留了他们的诨名，朝廷自始至终都没弄清楚这些人的本名是什么。从这些记载看，明末起义首领们取诨号时的确受到《水浒传》影响，把许多水浒好汉的诨号拿来用了，但是，即使没有这部小说，他们仍然会取一些响亮的名号，因为这本来就是江湖人物的秉性。此风一直未绝，直到清末民初，还有燕子李三、大刀王五等家喻户晓的绿林诨名。

我们可以从《水浒传》的描写发现江湖人物的诨号是怎么来的。江湖诨号，一种是好汉自己取的，这种诨号一般带有自夸自赞的成分。比如“镇三山”黄信，原是青州兵马都监，因为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恶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都是好汉们“聚义”的所在，他自夸要捉尽三山人马，因此唤做镇三山。其实他的功夫比起桃花山的周通、清风山的王矮虎固然要高，但比起二龙山的鲁智深、杨志还差一截。一种是江湖朋友或者民众“送”给他们的，这种诨号有表达赞美之情的，也有表达厌恶之感的。宋江号为“及时雨”，是江湖上朋友把他仗义疏财的行为，看得好比天上的及时雨一样。这是极大的赞美。解珍号为两头蛇，解宝号为双尾蝎，古人传说，见过两头蛇的人就会死掉；双尾蝎，《水浒传注略》引《墨憨斋笑录》说，徐州、下邳一带多蝎，蝎尾有双钩，左钩鳌人全身痛，右钩鳌人半身痛。当地谣谚说：徐州不打春，邳州不开门；若还打春与开门，两尾蝎子咬杀人。这样的诨号就说不上有赞美之意。第匹十九回写解珍、解宝兄弟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颇能说明他们绰号的含义和由来：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从这一番对答不难看出，两人的诨号给人的印象是，解家兄弟属于陷害良善之辈。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诨号，反映的是一般百姓和其他江湖人物的警惕甚至厌恶的情绪。

无论是哪一种诨号，只要它叫得响亮，好汉们也就心安理得地居之，并且时或引以为傲。实际上，在江湖之上，人们往往将好汉的特长、身份、品格或生理特征概括为诨号，好汉们的名声经常要靠着诨号来传播。名声越响亮，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越高。如果一个人有响亮的诨号，在朋友相见时，一定要拿出来亮一亮，显示自己并非无名之辈。宋江流落江湖时，各处的好汉与他相见，通常这样自报家门：“小人姓吕名方……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小人姓郭名盛，……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小人姓石名勇……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唤做石将军。”“小弟姓李名俊……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小人姓薛名永……江湖上但唤小人病大虫薛永。”向别人介绍好汉，也常常将他的诨号带出来。李俊向宋江介绍他的同伴：“这个卖酒的……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这两个兄弟……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叫做翻江蜃童猛。”朱贵向梁山泊好汉介绍李云和朱富：“此人……姓李名云，绰号青眼虎。”“这是舍弟朱富，绰号笑面虎。”从《水浒传》的描写看，江湖好汉的诨号即使不那么好听，他们仍引以为傲，比如，笑面虎，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个不好听的名字，但是他的哥哥朱贵仍然高兴地说出来；朱贵本人号为旱地忽律，听起来很凶恶。但他们仍乐于采用。这是江湖好汉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水浒传＞趣谈与索解》中对梁山好汉的诨号有这样一段论述，颇可以见出这一习俗与江湖文化的深入联系：

这些诨名一旦叫开，便作为其人格精神、个体形象的具体化象征，表明这个人与绿林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认同的结构关系，一种身份标识。它一旦产生，便会在其深层人格精神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诨名与其所代表的绿林文化系统是无法分开的，与其他江湖习俗相比，取诨名有更深刻的意味，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它的内涵所表达的则是整个绿林文化，也就是江湖那个特殊社会范畴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综合。

第十七回，杨志在酒店耍赖，不给酒饭钱，前来讨钱的操刀鬼曹正请教他的尊姓大名，杨志拍着胸脯说：“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亮出“青面兽”的诨号，目的在于镇住曹正，让他不敢动手。人的名，树的影，江湖上少不得一个响亮的名号。

谈梁山好汉的诨名，我们不妨先挑出“病尉迟”、“病关索”和“病大虫”三个诨号。“病关索”是杨雄的诨号，其中“关索”是宋元时代民间艺术家虚构出来的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关羽的儿子，而“病”字又作何解释呢？小说第四十四回写道：“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出场诗里也说：“微黄面色细浓眉，人称病关索。”“病尉迟”是好汉孙立的诨号，“尉迟”是唐代名将尉迟恭，至于“病”字的含义，小说第四十九回写孙立“淡黄面皮，……绰号病尉迟”，出场诗里，也用了“脸阔似妆金”一句来描写他的黄脸皮。看来，两处都是用面色微黄、带有病容解释“病”字。其实“病”字的意思是“让人难过”、“跟人为难”，“病关索”就是“赛关索”，“病尉迟”就是“赛尉迟”，这才是这两个诨号的真实含义。小说里没有解释薛永诨号“病大虫”的来历，因为不好解释——“面皮淡黄”的老虎是什么回事？实际上，薛永这个诨号跟李忠的诨号“打虎将”异曲同工。小说这样解释几个人物的诨号，说明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诨号，小说作者顺手拈来写进小说里，有时把它们的意思理解错了。

江湖诨号的由来，一般是取其特长或特点，尤其突出好汉的神威之力和非同凡响的本领。因此，江湖诨号喜欢以凶猛有力之物为喻，以龙虎豹为号的好汉很多。龙是灵异之物，在人间则是天子的象征，好汉们不怕触犯天子的权威，照样用龙为喻：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混江龙李俊、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都是与龙有关的诨号。虎为兽中之王，好汉以虎为诨号的有十几位：锦毛虎燕顺、跳涧虎陈达、插翅虎雷横、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矮脚虎王英、青眼虎李云、笑面虎朱富、金眼彪施恩等，直接以虎为号；打虎将李忠、病大虫薛永的诨号则以打虎英雄自居；甚至在女好汉中，还有母大虫顾大嫂。以豹为号的有豹子头林冲、金钱豹子汤隆、锦豹子杨林等。其他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好汉们兴之所至，也拿来当自己的诨号。扑天雕李应、摩云金翅欧鹏，以天上飞的猛雕为号；火眼狻猊邓飞，以地上走的异兽“狻猊”为号；旱地忽律朱贵，是以水里游的凶猛的鳄鱼为号，“忽律”就是鳄鱼。好汉们还拿以往的好汉为诨号：花荣号为小李广，孙立号为病尉迟，周通号为小霸王（项羽），杨雄号为病关索，孙新号为小尉迟，吕方号为小温侯（吕布），郭亮号为赛仁贵（薛仁贵）。好汉们还以各种鬼神命名：刘唐号为赤发鬼，阮小二号为立地太岁，阮小五号为短命二郎，阮小七号为活阎罗，孙二娘号为母夜叉，王定六号为活闪婆，李立号为催命判官。

一些诨号在突出好汉的神威之力时，也显出他们刚狠的气质，如青面兽、赤发鬼、旱地忽律、催命判官等。特别是阮氏三兄弟的诨号，“立地太岁”、“短命二郎”、“活阎罗”，更让人有毛骨悚然之感。明末清初的评点家金圣叹解释这三个诨号，说：“合弟兄三人诨名，可发一叹。盖太岁，生方也；阎罗，死王也；生死相续，中间又是短命，则安得又不著书自娱，以消永日也。”金圣叹以为太岁神管生，阎罗王管死，中间是个短命二郎，三个诨号合起来说明人生苦短。从几个充满江湖意味的诨号中读出人生苦短的理趣，他是借题发挥，实则三个人的诨号表明他们性格刚狠、手段毒辣。阮小二一脸凶相，“臂膊有千百斤气力，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阮小五，“面皮上常带些笑容，心窝里深藏着鸩毒。……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阮小七，“休言岳庙恶司神，果是人间刚直汉。村中唤作活阎罗，世上降生真五道”。用“混世魔王”、“行瘟使者”和“真五道”（一种恶神）来比喻三个人物，表现了这几个人物的刚狠气质，与几个诨号同趣。

江湖诨号的由来，清楚地说明江湖人物崇尚勇力、不守规矩的性格，这与主流社会士人作风大异其趣。

传统社会里，不少文人雅士在名、字之外又给自己取一“别号”，如晋代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唐代李白号青莲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都是极显著的例子。这种号往往表现出人物的情趣与追求，带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因此又被称为“雅号”。江湖好汉的诨号，是没有雅趣的。明人《猥谈》记载，江西一县令审讯盗贼，盗贼忽然说了一句：“守愚不敢。”县令感到惊奇，左右胥吏说：“‘守愚’是他的别号。”此书议论说：“乃知今日，贼亦有别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这里所说的别号，当然是指文人雅士的雅号，江湖人物取雅号，并没有成为风气。“守愚”是个雅号，可是这个盗贼说“守愚不敢”，是把自己的号拿来当名使用了，看来，他连最基本的礼仪常识都不懂，还是雅不起来。

从主流观点看，江湖诨号中犯忌讳的字眼特别多。据清人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明末天启年间，阉党为了陷害东林党人，弄出一本《东林点将录》的小册子交给明熹宗御览。上面将东林党中著名人物李三才、顾大章等人配上梁山好汉的诨名，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好汉的诨名带有犯忌讳的字眼，可以引起皇帝的杀机。清末侠义小说《七侠五义》中有一段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小说中“五义”里，卢方的诨号是钻天鼠，蒋平的诨号是翻江鼠。第四十八回，包拯领着卢方、蒋平到宋仁宗前献艺时，却称钻天鼠为“盘桅鼠”，“翻江鼠”为“混江鼠”，小说写道：“包公为何说盘桅鼠、混江鼠呢？包公为此筹划已久，恐说出‘钻天’、‘翻江’有犯圣讳，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

弄清这一点以后，我们能够更深入地领会《水浒传》中与江湖诨号有关的问题。可以想象，梁山泊好汉的诨名还不能全面反映江湖好汉的诨名的情况。小说写到梁山好汉最后归顺朝廷，成了忠义之士，因此，梁山好汉的诨名，一般没有特别触犯忌讳的字眼。前面讲过南宋初年的大盗李全，他一号“李三统辖”，这是自封了一个官职；又号“铁枪王”，“王”字也透露出妄自尊大的成分。话本小说《错斩崔宁》中一个不成气候的剪径贼，也敢于自号“静山大王”。可是梁山好汉中却没有这样的诨号。只有晁盖的诨号是“托塔天王”，显示出不逊服的态度，而梁山好汉中只有他没赶上招安就死了。《水浒全传》在大聚义一回中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说是他死得早，没有把梁山泊带到方腊那样的道路上。《水浒传》的作者觉得，那些诨号中带有无法无天气息的江湖人物，到底是没法成为朝廷的忠义之士的。为了把梁山好汉写成一群忠义之士，而不是要图王霸之业的起义军，《水浒传》中省略了江湖中特别触犯忌讳的诨号，因而反映这一风俗不够全面。

《水浒传》写到宋江诨号的变化，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宋江有几个诨号，孝义黑三郎、及时雨，这些都好理解。大聚义以后，他又突然多了个新诨号：“呼保义”，并且取代了以前的诨号。忠义堂前两面红旗，一面上写着“山东呼保义”，一面上写着“河北玉麒麟”；分定职守时，“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以下分明写着：呼保义宋江、河北玉麒麟。这个诨号是什么意思呢？

一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一回这样解释：“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把“呼保义”的意思解释为“呼群保义”，指带领一群好汉行忠义之事。早期水浒故事（如《大宋宣和遗事》）中所记宋江的诨号本来就是“呼保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引龚胜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在“呼保义宋江”之下，这样写道：“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据此，“呼保义”的意思似乎指宋江自称“保义郎”。

“保义”是宋代一种低级武官的名称。保义校尉是武官正八品，保义副尉是武官从八品，一些权臣门下的奴仆也能弄个“保义郎”当当。宋时人们还用“保义郎”来称呼那些实际并没有官职的人，就像把人称为“员外”一样。南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徽宗微行估人呼为保义”条记载：金兵南侵之时，宋徽宗匆忙让位给宋钦宗，自己带着幸臣蔡攸和几个近侍，微服乘花石纲船逃到泗上。在那里，他和蔡攸徒步到集市上买鱼，和鱼贩子讨价还价，争论中，贩子称他为“保义”。徽宗回头对蔡攸说：“这汉毒也！”一个太上皇，被人呼作“保义”，难怪他说那汉子“毒”了。从这条记载不难看出，人们当时确实把“保义”当作一种通称。宋室南渡之后，一些北方豪杰率领义军抵抗金兵，为了表示效忠宋室，也自呼为“保义郎”。照此看来，宋江称为“呼保义”，应该是说他自称保义郎，表示无意于僭称王号、公然造反才对。

无论是哪种解释，都可以看出一点，这个诨号没有僭王称尊的意味。在七十一回以前，宋江号为“及时雨”，重在他对江湖朋友的爱惜；七十一回以后，宋江的身份由一个江湖豪杰变成一个力求回到主流社会的忠义之士，这个时候，更改他的诨号，或许是一种策略吧。

小说中对好汉的诨号一般都作了解释，但是仍有一些小说没有解释或者虽然解释了而意思仍不清楚的诨号。比如，宋江的弟弟宋清号为铁扇子，宋江在自虎山的两个徒弟孔明、孔亮号为毛头星、独火星，都很难理解。

真正的江湖好汉，不仅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还特别重视自己的名声。

重视名声，可以说是侠客的本性之一。最早提出“侠”这一概念的《韩非子·五蠹》将“游侠”与“带剑者”并称，而后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那么侠的好名是可想而知的。《史记·游侠列传》称，“闾里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在这篇传记最后，他感慨说，大侠郭解，相貌还比不过中等人，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可取的，可是谈侠的都要借他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再美好的相貌也会衰老；而以美名作为自己的相貌，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会衰老。在这篇传记里，司马迁也写到了郭解有意造作来提高声誉的做法，但他还是对于侠者好名之习作了肯定。李白在《侠客行》诗里，满怀崇敬之情地追忆前代侠士侯赢和朱亥，说他们“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对侠客来说，能留下侠名，死而无憾。

《水浒传》着力描写的是豪侠型江湖人物，武松是这群人物中的一个典型。正是在对武松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豪侠重名的作风。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作为顶天立地英雄的第一幅特写，缺少了这一特写，武松就不是读者所认识的武松。武松打虎，的确是英雄身份的一次光彩亮相。可是我们还应该关心一下武松是怎么跟老虎遭遇的。

武松打虎之前，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连饮了十几碗好酒，他与店家的交涉，已经足以让一个争强好胜、爱面子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店家提醒他，景阳冈上有老虎，让他先在冈下住一晚，武松听了，反把店家嘲笑一番：“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他还怀疑店家用心不良：“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走到冈上，看到盖着官府印信的榜文，他才相信真的有虎，想回去，却又想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想了一回，下定决心：“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怯归怯，名声不能不要。武松的这一段心理活动，让人觉得又是可敬又是可笑。金圣叹评论说：“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怕别人说他不好汉，连命都不顾了，难道不够奇异？武松因怕被人说成“不好汉”而不愿意回去，反倒打死老虎，赢得打虎英雄的名声。这一名声，他至为得意，也至为珍惜，时刻不忘加以维护。替兄长报仇之后，他被发配牢城营，好心的牢友提醒他，那一百杀威棒煞是厉害，武松却偏要在杀威棒下显其好汉风采：“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抡。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

说到“好名”作风，古人有“烈士徇名”的说法。所谓“烈士”，指的是有节操、有抱负的人士，他们把默默无闻地死去看作是人生的失败，甘愿为获取美好的名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有中丞某，自称平生不好名。余戏之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好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大圣人尚重名如此，后世人不好名而别有所好，则鄙夫事君，无所不至矣。”屈悔翁云：“才子多贪色，神仙不好名。”不如司空表圣曰：“名能不朽轻仙骨，理到忘机近佛心。”高东井赠方子云：“从来贫士贪留客，未有庸人解好名。”

的确，一个平庸的人是不会懂得建立名声、珍惜名声的。豪侠之所以异于庸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甘于平庸，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渴望获得美好的名声。

豪侠获取声名的方式有其特殊之处。在传统社会里，获取不朽的名声，一种做法是修身立德，这是古人所谓“三不朽”中最高境界；而富于才干的人，往往把建功立业获取名声当作不朽的途径之一，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破阵子》说得明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比较起来，豪侠赢得名声的方式与这种正统方式有很大差异。荀悦《汉纪》指出侠者求名的习性，并将他们求名的方式概括为“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显然，荀悦所说的“修身之道”是指主流社会的修身之道，也是一般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修身之道；而豪侠有他们自己的修身之道。在武松打虎这一情节中，我们看到的是豪侠的对于“勇”这一品质的偏执追求。他出手醉打蒋门神之后，“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尽管武松自己说：“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但是，他的行为并非出于对是非的客观判断，而是出于对“报恩”观念的偏执。豪侠行为方式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负气任性，他们求得名声的方式，也常常显得格外激烈：为了名声，家产可以舍弃，性命可以不要。

一般的江湖好汉都期望自己的行为符合江湖道义，他们把不违背“江湖道义”作为获取名声的途径。《水浒传》中第一个出场的好汉史进就是一例。史进俘虏了少华山的陈达，他看陈达等人很讲义气，想道：“我若拿他们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当下放还陈达不说，又与这三人结为朋友。后来他们在史进庄上饮酒时受到官府的围攻，朱武表示情愿出去领死，以免连累史进。史进认为：“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耻笑。若是死时，我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为救三位好汉，他一把火烧掉自己的庄园。

进入江湖、啸聚绿林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他们往往并不是社会上生活困苦或最困苦的人，如果他们甘于平庸、甘于贫贱，他们可以不选择这条道路。史进可以当一个土财主，宋江可以当一个收人不错的小吏，即使最贫穷的李逵，他的兄长李达不也能做一个良民吗？他们选择好汉生涯常常是因为他们不甘于默默无闻，不甘于为庸夫驱策，一言以蔽之，在他们心底，有一种英雄意识。

江湖人物好名还表现在他们有意与官府对立，显示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江湖上许多人物的名号带有挑战官府权威的意味，甚至有意挑动官府对自己的重视或敌视。宋时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一个有名贼偷宋四公，在偷盗了张员外的财物之后，在墙壁上写了四句诗：“宋国逍遥汉，四海尽留名；曾上太平鼎，到处有名声。”藏头是“宋四曾到”四字。《水浒传》里的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早期水浒故事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后，在墙上题下四句诗：“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这些故事表明，江湖好汉有时以挑战官府权威的方式显扬自己的好汉名声。

梁山好汉“好名”，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以行侠仗义的方式获取名声，以自我牺牲换取名声。而从消极的方面讲，江湖人物，尤其是其中的绿林人物，他们在意名声，珍视名声，这种好名之心，使他们的行为趋于合乎人情。像菜园子张青这种人物，在梁山好汉中算是不怎么可取的，他开着黑店，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但他也爱惜江湖好汉的名声，他的“三不政策”规定有三种人不可残害，其中之一是江湖上行院妓女，因为如果结果了她们，她们会到江湖上相传，“去戏台上说我得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武松路过十字坡，拒绝了张青“做翻”两个公人的建议，因为武松“只要打天下硬汉”，并不滥杀，这也是好名的一种反映。“好名”对梁山好汉的行为的确有所约束。

名声是一种财富。江湖上的名声，要靠江湖同道传扬，第三十六回，宋江在揭阳镇上看到薛永处境窘迫，就出手赏他五两银子，薛永大为感动：难得这位恩官，自身还是一个流配囚犯，却如此仗义。于是他请教宋江大名：“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晁盖、宋江、柴进等人在江湖上名声大振，跟他们常常资助江湖人物很有关系。所谓的扬名立万，是江湖好汉的梦想之一，有了名声，他们就会得到回报。宋江发配途中，一路有惊无险，都是江湖上“及时雨”的大名救了他。不要以为江湖上的名声只是江湖内部通行的支票，这种名声甚至可以将其影响扩展到上层社会和一般社会民众之中。宋江杀了阎婆惜，上自知县，下到满县百姓，都想帮他“出脱”。这是好名声带来的好处，有时江湖上那些不太好听的名声也能带来好处，《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写到李鬼假冒李逵之名剪径，让李逵很生气：“叵耐这厮，坏了老爷的名目。”李鬼为什么要假冒李逵呢，原来借着黑旋风的大名，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李逵）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恕孩儿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那汉道：“小人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汉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奔走了去，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只在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这厮无礼，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却坏我的名目，学我使两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

李逵已经落草为寇了，却气愤别的剪径贼败坏他的“名目”，阅之固然可发一笑，但也提示读者，江湖人物还真讲究名声。

梁山泊一百单八条好汉，谁最早在小说中出场？一般读者都能脱口而出：九纹龙史进。这要归功于作家善于写作，人物一出场，就构成了独特的视觉印象，将江湖好汉的气质、做派透露出来。

史进出场的情景，是通过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眼睛写出的。王进路过史家庄，治好了母亲的心疼病，要收拾行李出发：

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

这一下峰回路转，引出扰扰攘攘的江湖好汉，先是史进，接着是少华山陈达等人，再接着是鲁智深、林冲、梁山泊……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好汉，史进拿着一条杆棒亮相，显示出江湖人物尚武的气质；而银盘也似的面皮衬着一身青龙的花绣，也格外引人注目。接下来，史进和王进比武输了，这才由他父亲交代这一身青龙的来历：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

原来这一身青龙也是尚武的表现。说起梁山好汉的装束，一般读者可能很难通过小说的描写形成具体的印象，可是说到梁山好汉纹身的习惯，读者的印象可就太深了，谁也忘不了“银盘也似一个面皮”与“青龙”之间强烈的视觉对比。

小说里所说的“花绣”，也叫“刺青”、“雕青”，还有“札青”、“劄劄青”、“锦体”等名称，都是指在身体上刺上花纹图案。《水浒传》着力描写的第一条好汉鲁智深也有刺青。这在第四回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顺笔交代了出来：

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

第十七回又写到鲁智深的一身花绣：杨志失了生辰纲，准备夺邓龙的二龙山，吃了亏，想到林子里歇歇，次日再作计较，“转入林子里来，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两人不相识，斗了四五十合，各自道出出身来历，原来却是同乡。鲁智深向杨志自我介绍时说：“洒家……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原来鲁智深的绰号“花和尚”即源于脊背上的花绣，只是小说没有交代他刺的是什么图案。

在梁山好汉中，《水浒传》明写有刺青的，还有阮小五、杨雄、解宝、龚旺、燕青。早期的水浒故事《大宋宣和遗事》中，连梁山泊头领晁盖也有一身刺青，他的形象是，“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

“花绣”一称，容易让人误解为这种纹身是彩色的，实际上，图案的颜色多是青黑色，“刺青”、“劄青”的说法即由这种颜色而来。第十五回，阮小五出场时，“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第四十四回，杨雄出场时，小说介绍说：“那人生得好表人材，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青郁郁”、“蓝靛般”都写出了纹身的颜色。

在七个刺青的水浒好汉中，燕青、史进刺在胸膛和肩背上，鲁智深刺在脊背上，阮小五、杨雄刺在胸膛上，解宝刺在腿上，龚旺则是“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斑烂锦体兽吞头，龚旺名为花项虎”。在颈项上刺青，所以号为“花项虎”。小说中还有“花胳膊”一词，第二十四回，西门庆提到一个在县前卖熟食的“花胳膊陆小乙”，第七十四回，与燕青打擂的任原坐在轿上，轿前轿后，前遮后拥的，是“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在胳膊上刺青，所以称为“花胳膊”。

中国传统的纹身方法是针刺法。元代到过大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行纪·金齿州下》中记载有当时一种刺青之法：

男子刺黑线于臂腿下。刺之法，结五针为一束，刺肉出血，然后用一种黑色颜料擦其上，既擦，永不磨灭。

一般刺纹时，在受纹的身体部位上绘画纹图，用竹刺作纹针，按所画纹图一针一针地拍刺，然后将纹水（用颜料制成，一般呈浓黑色即青色）渗入肌肤中，使刺纹终生保留下来。刺纹时一阵阵剧痛，十分难受，要经过数次，才能完成刺纹之事。有时刺青还会引起出血和感染，严重的还会闹出人命。

既然如此，梁山好汉们为什十么喜爱纹身呢？或者关于梁山好汉纹身的描写只是作家的想象而并无事实依据？我们不妨先从纹身的历史谈起，渐次说到宋代的纹身习俗。

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相信没有人愿意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大致而言，纹身者借纹身所实现的是“区别与认同”的文化意义。古代许多部落中都有纹身的习俗，至今仍有不少民族保留着这一习俗。同一氏族的成员采用相同的纹身图案，其主要的用意在于同族之间的认同，并与其他氏族区别开来。比如，海南黎族妇女黥身纹脸的历史悠久，直到半个世纪多以前还比较流行。其主要原因在于黥身纹脸是氏族的标记。从她们黥身纹脸的图案分析，黎族不同的支系，居住的地域不同，黥身纹脸的图案也有所区别，它作为部族的标记是甚为明显的。此外，纹身也可能具有某种巫术的功能，纹身者相信身体纹上一些图案之后，这些图案所表现的事物可以对他们起到保护作用，降福辟邪。《庄子·逍遥游》中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礼记·王制》中也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唐人孔颖达疏谓：“文身者，谓以丹青纹饰其身。……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淮南子》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说越人在身上绘有水草等图案后，入水可以避免受到侵害。

纹身在古代可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汉族而言，历史上未必没有过风行纹身的时期，可是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当时的文献都把文身当作是“四夷”，尤其是东越一带的独特风俗，证明中原一带这种风俗并不常见了。春秋时的人们认为，他们和周围其他族类相区别的，主要就是“衣冠文物”。同时，儒家经典《孝经》里，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孝道观念逐渐成为汉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剃掉罪犯的头发就成为一种惩罚，叫做“髡刑”。只要想想清兵入关以后，汉族人士反抗“剃发”令的激烈程度，就不难理解这种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程度。既然如此，在传统的汉族社会，纹身肯定是一种非主流的、不守规矩的行为。

而“侠”的秉性之一，恰恰就是不守规矩，传统社会里，纹身习俗就主要流行在游侠少年以及跟游侠少年气质相近的兵士之中。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生动地记载了唐代“街市恶少”和兵士中刺青的情况：

军士中，蜀地有个名叫韦少卿的小将，“少不喜书，（嗜好劄）劄青”。他叔父曾让他解开衣服，观赏他的纹身，只见胸上刺着一株树，树梢上落着数十只鸟，树下又悬着一面镜子，有人在旁边牵着悬镜的绳子。叔父看后，大惑不解，他回答说：“叔父没曾读过张燕公的诗吗？这图案就是描绘他那句‘挽镜寒鸦集’啊。”张燕公即唐代名臣张说，人称“大手笔”。不过韦少卿“少不喜书”，让人刻下的图案未免太坐实了些。有个叫崔承宠的军官，少年时曾在全身刺上一条大蛇。段成式自己门下一个叫路神通的军健，每次军中角力，他可以顶着六百斤重的石头走上台阶。他的背上刺有天王图像，自称每次与人争力，都得到天王神助，力量源源不绝。每到朔望日，解衣袒背坐下，焚起香烛，让妻儿供养天王。

至于长安的“街市恶少”，在天子脚下，也敢于刺青。所谓“街市恶少”，一种是所谓的风流浪子，还有那种生活在间里之间，自以为有侠气的少年。他们以争勇斗狠为能事，时常滋扰百姓生活，偶尔才作出些真正的侠义举动。这些街市恶少，“率髡而肤劄”，都剃了光头，并在身上刺青，“备众物形状”。因为他们骚扰市坊，引起京兆尹薛元赏的痛恨，到任之后，抓了三十多人，一齐杖杀，弃尸于市。一些刺青者因而毁掉所刺图案，也有人敢于顶风而上。有个叫张干的大力士，在左胳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刺上“死不畏阎罗王”。还有个叫王力奴的人，出了五千钱召来刺青艺人，在他胸腹刺上山峰、庭院、草木、鸟兽等图案。

外地的街市少年也有刺青者。成都街市上有个叫赵高的人，喜欢跟人相斗，常常被告到官府。他满背都刺着毗沙门天王的图像，官吏要杖责他，看到这种图案后，不敢下手，就把他放了。他出去之后，照样“为坊市患害”。元和末年，李夷简在蜀地任职，遇到这种情况，让人拿大棒专门朝他背上的天王像处痛打。过了十余天，赵高养好伤，又跑到官府外大呼小叫，索要修理天王像的“功德钱”。荆州市坊少年葛清，“勇不肤挠”，在身上遍刺白居易的诗，一共刺了三十余首，“体无完肤”，并且根据诗意配有图画，当时有人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之职）。

可以看出，嗜好刺青者，大都是具有勇力并且以勇力自负的少年，他们首先借刺青的行为表现勇悍之气，将自己归于勇者、武者之类，显出“侠”的气质。“勇不肤挠”，即是说对于肌体的疼痛做到行若无事，决不呻吟出声，甚至不屑于显出苦痛之状，颇有些关羽刮骨疗毒般的勇气。

刺青者选择的图案各有不同。有的刺青者选择了风雅的图案，刻上诗句、山水风景，但这些人也多是不喜读书之人，绝不能和一般的文人雅士相比。更多的人刻上显示勇武的图案，上面两次提到“天王”（毗沙门天王）图案就属于这一类。“天王”形象勇武凶猛，是唐代军中供奉之神，宋代也受到供奉。《水浒传》写到牢城营中的天王堂，供奉的即是这位天王，晁盖诨号为“托塔天王”，也指的是这位天王。选择这种图案，与原始信仰有一定的联系。游侠少年潜意识中希望通过将某种事物图案画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具有某种事物所具有的神力，文化学上称之为“交感巫术”。

看来，游侠少年的纹身，与古代许多部落的纹身没有特别的差异。他们一样是借助这种行为标明自己与其他社会团体的不同。在与一般社会民众相区别的同时，也与他们的同类形成一种沟通，一种互相的认同。

游侠少年刺青这一习俗，从五代到宋朝，一直延续下来。《宋稗类钞》卷一《符命》记载：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少年微贱之时，和冯晖在同一里巷居住，关系亲密。“椎埋无赖，靡所不至。”后来都当了兵士。一天，有个以刺青为业的道士经过，郭威、冯晖二人就让他刺青。道士在郭威的脖子右边刺上雀，左边刺上谷粒，在冯晖肚脐处刺了几只雁。告诫他们：“你们要爱护脖子、肚脐上的刺青。以后脖子上刺的雀会衔到谷粒，肚脐中刺的雁会移到肚脐外面，这是亨通显达的征兆。”后来郭威掌握兵权，雀和谷粒渐渐接近，等他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时，雀果然衔到谷粒了。冯晖肚脐中的雁移到外面时，他果然出镇一方。这里所说的郭祖，说起来与宋朝还是大有渊源的。他废后汉建立后周，传于其养子柴荣，柴荣死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这里的记载带有神奇色彩，除开这一点，其他还是可信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载：郭威少时贫贱，脖子上刺有飞雀，世人称为郭雀儿。这则笔记说郭威、冯晖少时“椎埋无赖，靡所不至”。“椎埋”者，一说是杀人而埋之，一说意为盗掘坟墓。不管怎么说，这一词表明他们属于所谓“恶少年”。郭威、冯晖先在闾里任侠，后来又加人军中，他们刺青一事表明，五代时，游侠少年和兵士中刺青之习仍然比较流行。

人们往往觉得唐代和宋代的社会风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他们印象里，唐代是一个崇尚自由、人物举止风流放纵的时代，而宋代则是道学气息浓厚、人们规行矩步的时代。唐五代时的刺青之风，到宋代时还存在吗？

历史上，唐宋时代民俗的区别决没有这么明显；宋代理学风气对于民间的影响也远没有那么巨大。其中一个原因即是“礼不下庶人”，民间社会对于思想精英所提倡的东西，接受起来并不那么立竿见影，也并非心悦诚服。《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北宋末期，实际上是一个放纵的时代。

《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回仪卫》条记载，宋徽宗时东京情况：阳春三月，徽宗驾幸池苑，御驾回宫之时，花光满目，御香拂路，此时，京师妓女、少年狎客一类人物就公然在通衢广陌上亮相。还有“恶少年”招摇过市：

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腿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

这里也把“文身”者称为“恶少年”，看来，宋时“恶少年”的习气之一也是刺青，《水浒传》的描写是相当准确的。

南宋庄绰《鸡肋编》卷下“铜脸铁脸”条的记载也能显出宋时纹身之风：宋室南渡之后，韩世忠、刘锜等中兴名将率军在外作战，只有张俊一支军队驻扎在杭州。张俊选择那些年轻力壮、身材高大的兵士，从臀部到脚部都刺上图案，称之为“花腿”。这条记载补充说，“花腿”这一习俗，“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刺花之习，向来是汴梁城内“浮浪辈”用以夸耀于人的一种习气。张俊这样作，目的就是有意效仿旧日东京浮浪子弟，夸耀军队的气派；同时，用“花腿”做记号，可以防止这些士兵跑到别的军队里。因为刺花很痛苦，费用又大，人们都怨恨他的这种做法绍兴四年夏天，韩世忠率军自镇江到杭州朝见，所率军队戴着铜面具。军队中传出这样的戏语：“韩太尉的军队铜脸，张太尉的军队铁脸。”铁脸是当时骂人的话，不要脸的人被称为“铁脸”，为什么说他们是“铁脸”呢，原因之一是刺花本为“浮浪辈”的行为，而“浮浪辈”在民间的口碑并不好。

宋时盛行钱塘观潮之俗，每年八月浙江一带都有“善泅之徒，竞作弄潮之戏”。其中就有刺青纹身者的身影。《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一记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也能见出当时刺青者之众。

一些上层人物也刺青，但多是年少时的孟浪举动。宋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年轻气盛，心血来潮，在自己身上刺上花纹。照说这事有失官员体统，好在徽宗身上也有点浮浪弟子的门风，不但没惩罚，还赐以好听的名号“锦体谪仙”。《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六记载官员韩之纯事迹，说他轻薄不顾士行，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游娼家，“又刺淫戏于身肤，酒酣则示人。人以为羞，而不自羞也”。可能因为社会上刺青之风较盛，宋代政府特别规定，严禁宗室子弟“雕青”。

史料中常将刺青者称为“恶少年”和“浮浪辈”、“浪子”。后两种称呼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指的只是像《水浒传》里张文远那种人：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一身风流俊俏，每日里三瓦两舍飘荡。实则还指那些爱刺枪使棒的人物，比如小说里出现的第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除了三瓦两舍飘荡，吹弹歌舞以外，也还“刺枪使棒，相扑顽耍”，“只好刺枪使棒”。梁山好汉燕青号为“浪子”，包括“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人”和“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两个侧面。和唐五代一样，宋时刺青之俗仍然主要流行于游侠少年之中。

小说里写燕青，多次写到与刺青有关的细节。他要到泰山打擂，出发前，“打扮得村村朴朴，将一身花绣，把衲袄包得不见，扮作山东货郎”，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般的规矩生意人并不刺青，包起花绣，就不会露出破绽。另外，刺花本来常常是勇武有力者的爱好，包起花绣，就不会暴露相扑的实力。所以，一旦走上擂台，脱下布衫，吐个架子，“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心里倒有五分怯他”。这一身花绣让任原害怕，因为花绣显示出勇者的习气。对于这样的细节，如果不了解当时刺青风俗，就不能深入地领会小说的用意。小说第二十四回写到西门庆想勾引潘金莲，先向王婆打听她是谁的妻子，西门庆曾猜测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王婆说：“若是他的时，又是好一对儿。大官人再猜一猜。”等到王婆说出潘金莲是武大郎的妻子，西门庆就叫苦：“好块羊肉，怎地落在狗口里？”这陆小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小说里没写，不过就他在胳膊上刺花这件事看，该是闾巷之间玩得转、兜得住的人物，配得上潘金莲不说，西门庆如果要打他老婆的主意，还得掂量掂量，决不会像对武大郎那样肆无忌惮。

刺青的七个梁山好汉，多半刺带有勇武狰狞意味的图案，有“青郁郁的豹子”（阮小五），有“飞天夜叉”（解宝），有“九条龙”（史进），有“斑烂虎头”（龚旺）等。与其他好汉不同，燕青身上的图案则显得风流俊俏。第七十四回开头有古风一首说道：中有一人名燕青，花绣遍身光闪烁。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一团俊俏真堪夸，万种风流谁可学。锦体社内夺头筹，东岳庙里相赛博。

这种风流俊俏图案可以用来为梁山泊事业效力。第八十一回，燕青到东京通过李师师活动招安的事情，没想到李师师却看上了他，拿言语来撩拨：

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文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

燕青急忙之中，想出拜李师师为义姐的办法才把这事了结。李师师提到的“锦体社”，是宋代城市中刺青少年的会社。《都城纪胜》“社会”条记有“锦体社”，《梦粱录》十九卷“社会”条亦记有“锦体社”，可见北宋时已有此名目，南宋亦有此名目。“锦体”是刺青的另一称呼，刺青者组织“锦体社”，相互展示，交流刺青花纹。但如果只是如此，他们的活动也太过贫乏，想来在当时，他们会在一些大型的集会中集体出游，裸身露体，夸耀自己的锦体，显示自己的风流或勇武。李师师说，“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说的恐怕就是这件事。正派人士看了，未免要疾首蹙额。在一般百姓看来，这也未免过于张狂，所以称他们为“浮浪子弟”。

在宋元以后的中国社会里，刺青之俗一般只在非主流社会中流行，如江湖帮会、流氓团伙中。在日本，刺青者常常是黑社会的人物，所以一旦有人刺青，他即使不是黑社会人物，也会给人以不正派的感觉。在西方，也只有一些特别的团体才刺青。

了解刺青之俗的原委，我们再看《水浒传》的描写，就能对其艺术匠心有更深入的体会：史进出场时手持杆棒的架式，银盘也似面皮衬托下的一身刺青，都在暗示读者，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不守法度、以粗犷慓悍为美的非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