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十八般武艺”

——江湖人物尚武习俗

侠有各种品类、各种称呼，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最熟悉的无疑是“武侠”一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侠与武紧密相联，并且在他们的印象中，不仅是侠客，一般江湖人物也具有尚武的性格。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去不远。《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各有一身武艺，即是对江湖人物习武尚武之风的写照。这里，我们拟从历代小说野史中对于侠的武功的描写，考察豪侠形象的演变与侠在历史上的变迁，并且结合着《水浒传》对于武艺的描写，了解宋元时代的武术情况。

一　从豪侠到武侠

最早提出“侠”这一概念的韩非将侠的特征概括为“以武犯禁”。这只是说，侠倾向于以勇力解决问题，而并非说侠一定有非常高强的武艺。这里面的区别，我们可以在早期记载豪侠的文献中看到。

我们先以《史记》中所记载的后世公认的豪侠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刺客列传》记载了两个报知遇之恩的大侠聂政和豫让。聂政能在众多侍卫之前刺杀韩相侠累，可见他有相当的功夫；而豫让屡次行刺赵襄子都未成功，武功未见出奇。荆轲可称为古今最著名的侠客，而《史记》突出的是他的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精神。他在秦廷上追得秦工魂飞魄散，可见也是有一定功夫的，不过他并非一流高手，尤其不是后世武侠小说中那种能够杀人于无形的侠客。《史记》记载，荆轲虽然爱好击剑之术，但是他以剑术求见卫元君，却不被卫元君所重；他曾与一个名叫盖聂的人论剑法，也不被盖聂看好；他行刺失败以后，一个名叫鲁勾践的武者曾叹息说：“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显然，荆轲的武功与他的侠名远不能相提并论。聂盖、鲁勾践的武功很高，但他们不是侠；荆轲武功不高，却是侠的表率——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侠与武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或许正因为荆轲剑术平凡，反而增加了他作为一名侠客的人格魅力。尽管武功可能不济，但他仍然唱响了那首《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前途无比凶险，他仍以一往无前的勇气赴难。这种侠骨豪情，让千载以来的人们对他钦佩有加，甚至后来晋代的隐士陶渊明也在《咏荆轲》诗里慨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昔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与荆轲同传的燕国处士田光也是侠，他向燕太子丹推荐荆轲行刺秦王，为表明他决不会泄露秘密，举剑自杀。他的信条是：“夫为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这位节侠也不长于武功。《魏公子列传》中记载的两位侠客：朱亥以铁椎击杀大将晋鄙，为信陵君夺得兵权；侯赢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并以自杀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这两个一个有武功，一个没有武功，而同被后世称为侠客。

《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汉代侠客，也未强调他们的功夫。他重点介绍的两个侠客，一个是汉高祖同时代的朱家，并未说明他有武功；另一个是郭解，只说他少年时为人阴狠，打打杀杀闹个不休，又喜欢替人报仇，杀死的人很多，也未明示他的功夫多么高超。在诸多侠客之中，司马迁只是明确提到楚地田仲“以侠闻，喜剑”。

司马迁说，汉代的豪侠“时扦当世之文罔”，指他们常常干犯国家的法度。这些行为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攻杀剽掠，有些自称任侠之辈，简直就是“盗跖之居民间者”（《史记·游侠列传》）。称为民间的盗跖，他们“以武犯禁”的情形可想而知。不过应当注意，正如那些刑事犯不一定身具武功一样，“以武犯禁”也不能说明侠的武功多么高超。

把侠的武功写到极处的是唐人的传奇小说。小说不同于史传，它大可以驰骋想象，将无作有，于是唐人传奇中的侠客形象迥异于史传中的侠客。在唐人传奇中，侠客往往武功奇高，剑术入神，飞行绝迹，已近于剑仙之流。唐人传奇喜欢将侠客的剑术描写得出神入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学传统的影响。剑被古人誉为百兵之祖，古代有许多名目瑰奇的名剑，流传着许多关于剑的神奇传说。剑在古代文人那里，始终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能够表达豪情壮怀的意象。《兰陵老人》写隐居于兰陵的一位侠士的剑术：“紫衣朱囊，盛长剑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掍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歘火。”这些描写，与杜甫描写唐代剑术名家公孙大娘舞剑器的诗作一样带着诗意：“（火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唐人传奇还喜欢写侠客的轻功。《车中女子》的重点是写京都侠女“状如飞鸟”的轻功。“忽见一物，如飞鸟下，觉至身，乃人也。……耸然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昆仑奴》写磨勒的轻功：“磨勒乃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红线》中的主人公红线，能用三个时辰，往返七百余里。《聂隐娘》里的聂隐娘，能够“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而同篇中的另一个侠客妙手空空儿比聂隐娘更厉害，“能从空虚之人冥，善无形而灭影”，高明到连影子也没了。总体上说，唐人传奇写侠客的武功，决不写到市井的打打杀杀场面，而是超妙难测，富有诗意，特别具有想象中的观赏性。这种关于侠的想象方式，反映的是唐代文人的风流劲儿，浪漫劲儿。

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通过武侠小说中一些夸张的武功描写形成固定印象之后，反过来会把那些武功不怎么高明的侠排除在侠的行列之外。明代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第四卷《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写到一个剑术超绝的女剑侠韦十一娘，并虚构了她和一位商人程元玉的对话。程元玉向她请教：“闻得剑术起在唐时，到宋时绝了，故自胡元到国朝，竟不闻有此事，夫人在何处学来的？”十一娘回答：“此术非起于唐，亦不绝于宋。自黄帝受兵符于九天玄女，便有此术。其臣风后习之，所以破得蚩尤。帝以此术神奇，恐人妄用，且上帝立戒甚严，不敢宣扬，但拣一二诚笃之人，口传心授，故此术不曾绝传，也不曾广传。”程元玉再问：司马迁为荆轲作传，说他剑术生疏，那么荆轲以前的专诸、聂政诸人，应该是有剑术的了？十一娘道：“史迁非也。秦诚无道，亦是天命真主，纵有剑术，岂可轻施？至于专诸、聂政诸人，不过义气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汉，原非有术。若这等都叫做剑术，世间拼死杀人、自身不保的，尽是术了？”她认为，高明的剑术，就是聂隐娘、红线一流人物的功夫：“鬼神莫窥，针孔可度，皮肤可藏，倏忽千里，往来无迹。”韦十一娘虽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从她的话里可以见出后世人们对侠的理解。韦十一娘以唐人传奇中剑侠的“武功”作为标准来衡量荆轲、聂政、专诸一类人物，认为他们的武功不高，够不上剑侠的标准，只能称为“有血性好汉”。在我们看来，她的这番议论正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侠的想象与历史记载之间有了很大距离。现代读者觉得《水浒传》所写的好汉中没有侠客，一定程度上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原因。

侠被塑造成具有高超的武艺，能够倏来倏去，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学技术上的求新追奇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间对于市井豪侠的不满，希望将侠与一般的市井豪侠区分开来，因为一般的市井豪侠，他们的负面行为同样令人生厌；而那些武艺超绝，倏来倏去的“武侠”，可以办到更多的事情，而不给社会增加麻烦。于是人们将生活中豪侠的正面行为剥离出来，赋予他们理想中的侠客，让这些理想中的侠客居身世外，武功超绝，可以完成现实生活中的豪侠无法完成的侠义壮举。似乎可以这样说，把侠的武功写得越高，就把侠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越远；当侠的武功超过世间物理的可能之后，侠实际上也就脱离了现实生活。清末武侠小说《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的一段议论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民间意识：

这班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迹，吃饱了自己的饭，专替别人家干事：或代人报仇，或劫富济贫，或诛奸除暴，或锄恶扶良。别人并不去请他，他却自来迁就；当真要去求他，却又无处可寻。若讲他们的本领，非同小可，有神出鬼没的手段，飞檐走壁的能为，口吐宝剑，来去如风。此等剑侠，世代不乏其人，只是他们韬形敛迹，不肯与世人往来罢了。

他们不肯与世人往来，世人也就不会受到他们的负面行为的滋扰了。

二　从“江湖”到“武林”

《水浒传》里只提到“江湖”与“绿林”这样的字眼，后世的武侠小说中却提出了另一个字眼：武林。

江湖是一个由从主流社会游离出来的人群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武林”则是由小说作家在江湖、绿林等人群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一个生活圈。按多数武侠小说的说法，武林是由尚武习武之人所组成的一个社会阶层。豪侠变为武侠，他们的生活圈子也由江湖变为了“武林”。

武侠小说营造的“武林”，其中有这么几件：武功及其招式、武林门派、武林规矩。我们拿这些跟《水浒传》作对比，说明它们都是怎么来的。

武侠小说描写侠客的武功，主要有以下几类：使用神兵利器，主要是剑术，也使用其他器械，比如暗器等；徒手搏击之术，主要包括拳术、点穴；轻功，指侠客倏来倏去的功夫；软硬气功，据说练功要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气功过硬，就好比读书人说的“内充实而外光大”，拳脚功夫和运用器械格斗的功夫自然会大大增长，甚至不用武器，亦可伤敌于无形。这些“功夫”是怎么来的呢？是随着武术的兴盛和关于武术记载的丰富，作家想象力不断受到刺激的产物。

《水浒传》写好汉武功了得，常说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第二回写道：“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是哪十八般武艺呢，小说也作了交代：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这种说法，恐怕不十分准确。因为其中铳、链、牌三样东西都有问题。铳，本来指的是斧头上装柄的洞眼，后人把铳作为火器的名字，可是兵器中却从未听说过有叫做铳的。链，即鍊字。《六书故》云：“今人以锒铛之类相连属者为链。”链也不能算为兵器。梁山泊中虽然有一个使链的火眼狻猊邓飞，可是其他书上却从未见过。牌，大约便是藤牌，这是用作防御的器具，也不是兵器。

清初褚人获《坚瓠集》云：“明嘉靖间，边庭多事，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师，应募为第一。其武艺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饿，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头，十七、绵绳索套，十八、白打。”又有人谓十八般武艺乃九长九短：九长为枪、戟、棍、诚、叉、镋、钩、槊、环；九短为刀、剑、拐、斧、鞭、锏、鎚、棒、杵。这两种说法，均与《水浒传》不同，大概“十八般武艺”就如同“三十六计”等说法一样，并不一定有确切的名目。但无论如何，“十八般武艺”都着重运用兵器的能力。

《水浒传》里好汉所使用的兵器色色俱有，唯独不见有好汉使用剑。公孙胜背着一把“松纹古铜剑”，那是用来作法的。《水浒传》的写法是老实的。剑作为一种战斗武器，因为不够实用，在东汉后期已经被环柄刀所取代。可是在唐人的剑侠传奇里，它却大放异彩，几乎成了侠客的标志。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中，侠客一般也是仗剑行侠。这种写法继承的正是唐代剑侠传奇的路子，不过其中又略有不同：一部分小说里，侠客的剑术被写得过于神奇，并且具有类似于“法宝”的功能，这类侠客被称为“剑仙”；另一类，虽然剑术神奇，但是明显不同于神魔小说的路数，这一类侠客被称为“剑侠”。后来，因为科学的普及，人们对于神魔写法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剑仙”（或者叫“仙侠”）一类的形象也从小说中淡出了。

《水浒传》没有写到“轻功”，神行太保戴宗的功夫属于小说中的神魔成分，与武功无关；描写时迁盗甲，也只突出他作为小偷的谨慎狡猾。武侠小说对于轻功的描写，是受到唐人传奇影响的明显标记。唐人作传奇，特别重视意想与文采，“轻功”就是他们为了意想与文采而想象出来的一种功夫。在唐传奇的作者看来，“轻功”瞬息千里，具有神奇意味，轻灵曼妙，具有一种舞蹈美，用于描写女侠或风流潇洒的男性，真是相得益彰。这些武功描写，追求的是文学上的美感，而不是准确反映生活中侠的武技。

《水浒传》中极少提到好汉所用武功的招数，只在武松醉打蒋门神一节里提到“玉环步，鸳鸯脚”，燕青打擂时提到“鹁鸽旋”，而且都是当时相扑中的招数名称。假如宋时“武林”中已经盛行给每个武打动作起一个名目的话，《水浒传》是不会不加以反映的。小说写高手相搏，一般用比喻来说明他们的动作，小说第二回，史进与陈达较量：“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有如深水戏珠龙；一上一下，却似半岩争食虎。”第九回，林冲与洪教头交手：“山东大擂，河北夹枪。大擂棒是鳅鱼穴内喷来，夹枪棒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擂棒似连根拔怪树，夹枪棒如遍地卷枯藤。”后世武侠小说中所写的招数名称，也多半带有比喻成分。粗俗一点，上打雪花盖顶，中打黑虎掏心，下打枯树盘根，这还停留在描写动作上；精致一点，有所谓“降龙十八掌”（见《射雕英雄传》）、“百花错拳”（见《书剑恩仇录》），这已经是上升到烘托人物性格这一层次上了。

《水浒传》中提到了家传武艺，豹子头林冲的枪棒、没面目焦挺的相扑，都是家传的武艺；也提到了开馆授徒，相扑高手任原“教着三二百个上足徒弟”。但还没有提到武林门派。后世武侠小说则写到林林总总的武林门派。这种门派之分的想象资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武术世家，这为武侠小说描写各门派的武功提供了想象资源；另一方面，明清以来江湖帮会大量涌现，关于江湖帮会的记载越来越丰富，又为武侠小说描写各门派的组织形式提供了便利。

明代戚继光在讲练兵之道的《纪效新书》中提到：“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又提到当时的武功，出名的有吕红八下、锦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等等名目。这些都是后世侠义小说虚构武功及武林门派的资料。

明代以后，涌现了不少关于“武林门派”的记载。武侠小说中常写到的武当、少林两派，关于它们的记载，也是在这时涌现出来的。《与波府志》记载，一个叫边澄的人的学艺经过，其中说到：

（边澄）闻少林寺僧以搏名天下，托身居炊下者三年，遂妙悟搏法。一日，辞主僧归，主僧念其劳，欲教之，对日：“澄已粗得其略。”试之，果出诸学者右。后游行江湖间，莫有敌者。……市人不识者，或侮之，多不校，若无技能人，人以是多之。

其记载明代中后期武当派的张松溪事迹，则说：“张松溪善搏，师孙十三老，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由三峰而后，至嘉靖时，其法遂传于四明，而松溪为最著。”“时少林僧以拳勇名天下”，这些少林僧执意向张松溪挑战，张松溪轻松取胜。（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将张松溪写成元末人、张三峰的亲传弟子。这是一种虚构。）

《松溪拳术》则更明确地将拳搏之术分为内外两家，分别以武当、少林作为代表：

盖拳勇之术有二，一为外家，一为内家。外家则少林为盛，其法主于搏人而跳踉奋跃，或失之疏，故往往得为人所乘。内家则（张）松溪之传为正，其法主于御敌，非遇困厄则不发，发则所当必靡，无隙可乘，故内家之术为尤善。其搏人必以其穴。有晕穴，有哑穴，有死穴，其敌人，相其穴而轻重击之，或死或晕或哑，无毫发爽者。其尤秘者，则有“敬紧径勤切”五字诀，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盖此五字，不以为用而所以神其用，犹兵家之仁信智勇严云。

有了这样的记载，后世的武侠小说不免踵事增华，虚构出更多的门派，并且大量写到门派之争，把“武林”写得热闹非凡。

武侠小说描写武林门派，还从明清以来十分繁盛的江湖帮派得到想象资源。武林门派的名称，有“派”、“帮”、“会”、“舵”、“堂”等；门派之内有掌门、会众，师父、弟子，师兄、师弟等尊卑关系，并有各自的门规、家法。这些主要是从江湖帮会那里移植来的。

武林中还有武林规矩，按照武林规矩行事的是所谓“白道”，否则就是“黑道”，或者叫江湖败类。按照武林道义，人们可以群起而攻之。实际上，“武林规矩”常常就是江湖帮会规矩的折射。黑道与白道，将它们的颜色混合起来，我们就看到了江湖社会较为完整的真相。不管武侠小说将“武林”写得多么光怪陆离，其实质，还是江湖社会。

三　朴刀与杆棒

军士将官和江湖好汉都有功夫，人们习惯在两种功夫之间作一些区分。宋代说书人有不同的路数，讲金戈铁马的征战之事，讲战场上的英雄，就突出他们弓马娴熟，长兵无敌，说江湖人物，则突出步战功夫，突出短兵与拳脚功夫。这就隐隐约约地形成一种区分方法：长枪大马，是军士的功夫；朴刀杆棒，是江湖人物的功夫。像“说三分”一类，讲三国故事，多讲长枪大马功夫；“朴刀杆棒”一类的故事，多讲五代之际的英雄人物发迹之前游侠江湖的故事。后代小说基本继承了这种分类方法。

《水浒传》所写好汉的十八般武艺，包括两套功夫，一套是战阵之上的弓马功夫，一套是江湖之上的拳脚器械功夫。之所以有两种功夫，是因为小说既写到好汉单独行走江湖的故事，也写到好汉聚义与官军对抗和征辽国、征方腊的故事，后者涉及战阵，不能不写到好汉的战阵功夫。

我们先说说战阵之上的功夫。这套功夫，小说里写得最突出的是“枪”。梁山好汉们个个都爱“刺枪使棒”，枪法出众者极多，这与宋代长兵以枪为主、名色繁多的事实非常吻合。其中，林冲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他的枪上功夫在好汉中可列为第一。小说常常将他的武器称为“蛇矛”。明程宗猷《耕余剩技·长枪说》中指出：“器名枪者，即古之丈八矛也。”林冲绰号叫“豹子头”，这是《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张飞的形象“豹头环眼”的翻版。他用的武器叫做“蛇矛”也让人想起张飞的“丈八蛇矛”。第四十八回，两打祝家庄时，林冲勇擒扈三娘，用的就是“蛇矛”，他出场时，有词为赞：“丈八蛇矛紧挺，霜花骏马频嘶。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很显然，梁山五虎上将中，林冲是以张飞为原型的。将林冲写得像张飞，无疑替林冲生色不少。梁山五虎将之中，关胜是依照《三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来加工的，他所使用的长兵是“青龙偃月刀”。所谓“青龙”，是指刀上的装饰刻纹，“偃月”指的是刀身曲如弯月。《三才图会》谓：“关王偃月刀，刀势既大，其三十六刀法，兵仗遇之，无不屈者。刀类中以此为第一。”然而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论刀时，说：“刀见于武经者惟八种，今所用惟四种。曰偃月刀，以之操习示雄，实不可施于战阵也……”，是说偃月刀用于平日演习，显得威武，可是它太过沉重，不便于战阵。骑射之技是军人最要紧的功夫。历代武举，都以骑射为能。梁山好汉中，以射技出名的，有小李广花荣。花荣射技入神，号为“小李广”，人又称他“神臂将军”，梁山射雁，小试身手，“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至于燕青，他的射弩之技在梁山好汉中要数第一，后来也学会了射箭，使他这个“浪子”带上了更多的英武色彩。

好汉们战阵之上的功夫，据刘唐自己说过：“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听他的口气，俨然如同《三国演义》里张飞、关羽一流人物，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般容易。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欣赏好汉们战阵之上的功夫，因为小说在这方面模仿的痕迹太浓厚了，真正别开生面的还是小说中对好汉单打独斗的描写。

《水浒传》对江湖好汉武功的描写，迥别于唐人剑侠传奇小说和近代侠义小说，显示出其独特的面目和江湖人物武功的真实情况。

唐人剑侠传奇和近代武侠小说中，侠客最常用的武器是剑，而梁山好汉不用剑。“剑”是文人作品中用来表达豪情的意象，用滥之后，已经失去其生猛泼辣的气质，《水浒传》让好汉们用另外的武器。这些武器，让他们像是真的干着杀人放火的勾当而不像文人拿一把剑只是表示侠气而已。这是水浒好汉生猛泼辣的地方，也是《水浒传》对江湖好汉武功描写中写实风格的反映。

小说写到好汉使用最多的武器是棒。喜欢使棒，准确反映出宋时江湖人物的一些特点。小说一开始就提起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后世有关宋太祖的小说《飞龙全传》等，也都把他的拿手功夫写成了棒法。这的确有历史依据。《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携从二物，以备不虞。其一玉拳，一则铁棒也。……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恭惟神武，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文中“太上”指宋徽宗，“艺祖”指宋太祖。徽宗表示要讲武，拿出祖宗传下的铁棒，铁棒上“爪痕宛然”，可见赵匡胤在铁棒上用功之深。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引用昆山李南禾太守《沙手谱叙》云：“自宋艺祖皇帝，留棍法三十六路于少室山少林寺，遂为棒法开山，知棒法始赵太祖也。”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托名附会，有宋一代，器械中以枪棒为主，则肯定无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开国之君的长技，对于江湖人物可能有种特别的吸引力吧。

江湖好汉之所以多用棒，还跟棒法的重要性有关。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提出“诸艺宗于棍”的说法。棍与棒实为一物，《武备志》卷九十一《教艺八》：“一名曰棍，南方语也；一名曰白棒，北方语也。”程宗猷在《耕余剩技·少林棍法阐宗》中说得非常清楚：“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如枪之中平，拳之四平，即棍之四平势也；剑之骑马分鬃，拳之探马，即棍之跨剑式也；藤牌之斜行，拳之跃步，即棍之骑马式也；拳之右撤步，长倭刀之看刀，即棍之顺步劈山势也；……此类难尽述，惟同志者，引伸触类，则魁首之说不虚矣。”抗倭名将俞大猷本人，精通棍术，他所写的《剑经》，讲的也全是棍法。《水浒传》多处写到好汉习艺由棒法开始，逐渐成为看家本领，也顺理成章。

棒，与“诸兵之王”的枪并称，如“枪棒教头”，“刺枪使棒”，说明它应用的广泛，也跟它容易置备有关。通常的棒是木质的，《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景阳冈打虎用的“梢棒”即是木质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

反过来，朴刀或其他武器就不会出现打折的情况，因而也不会像景阳冈打虎那样激动人心。

《水浒传》写好汉们的功夫时，即使在细节上也非常严谨。小说写到市坊之间发生的打斗，使用的武器多半是用棒。比如，第四回，赵员外带了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要来打鲁智深；第三十二回，孔明找武松的麻烦，“手里拿着条梢棒，背后十数个人跟着，都拿木杷自棍”。水浒好汉行走江湖，手里提的也多半是棒。第三回，鲁智深打死镇关西，“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武松返乡看望兄长，“提了梢棒，便走上路”。棒既为木制，随身带着也不犯官府之禁，所以棒法流行在江湖好汉中间，是可以想象的。市坊之中的打斗，以棍棒作为武器，也轻易不会闹出人命。水浒好汉练习武艺、以武会友时，多使用棍棒，也因为可以避免一些事故。比如，第二回里写到史进和王进较量，第九回林冲与洪教头较量，用的都是棍棒，输掉的一方只是倒在地上挣扎不起而已。

江湖不是与一般社会隔绝的另一块地方，江湖人物也不是在另一块土地上活动，他们活动于偏远的乡村，也活跃于热闹的市坊，因此，他们不能不受到官府的限制，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就证明了这一点。《水浒传》写好汉们以棒作为主要武器，是比较忠实地按照现实生活来写江湖人物。但是，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极少有写到侠客用棒来行侠的，这些小说倾向于把江湖写成与世隔绝的另外一个世界，侠客可以随意舞刀弄剑。从这一件事即能看出一般武侠小说的虚构程度。

好汉们使用较多的武器还有朴刀。朴刀与杆棒是宋元小说话本里经常提到的两种武器。朴（音泼）刀为一种窄长有短把的刀，刀法凶悍泼辣。《水浒传》不怎么写用朴刀上阵的情形，可见，这种刀主要用于步战和单打独斗。李逵沂岭杀四虎，用的正是朴刀。

（李逵）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放下朴刀，胯边掣出腰刀……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那大虫朝李逵势猛一扑，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领下。

军官和公人，他们可以公开佩刀行走，一般江湖人物佩刀行走则属于违禁之举。所以，小说写到哪位好汉们携带朴刀时，一般暗示他已经落草或者是一个凶徒。

水浒好汉的拳脚功夫怎样，见于描写的，突出的有几处：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斗杀西门庆，燕青智取任原。鲁智深的拳脚功夫，见于怒打镇关西，只是一个“阔绰”，三拳两拳解决战斗，并无什么招法；他倒拔垂杨柳，是一股神力，也无招法；无非是写他性格的厚实阔大。武松讲究招法，除了景阳冈打虎和抛石墩的神力以外，在醉打蒋门神时有招有式：

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地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蒋门神小腹上，双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脸上便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

总起来说，《水浒传》描写梁山好汉的武功，基本反映的是江湖上打打杀杀的场面，与市井中打架斗殴以及绿林中打斗的原始状况很接近，只是好汉们的气力更大一点，作风更泼辣、生猛一些罢了。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招法，却体现出一种原始的力量，生命的力量。这才是梁山好汉的真功夫。现代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招式新奇得多，反映的是武侠小说对侠的塑造越来越脱离生活真面目的趋势。这些招式，是艺术的想象和创造。实际上，豪侠、好汉，他们的武功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水浒传》的描写更为可靠。

四　宋时的相扑

《水浒传》里写梁山好汉的功夫，最具时代特色的还是相扑。按照《水浒传》里的说法，十八般武艺指的是十八般兵器，相扑不在其中。按照另外的一些说法，徒手相搏称为“白打”，居于十八般武艺之末，而相扑自然是“白打”之一种。

《水浒传》中写了不少擅长相扑的人物。第一个出场的反派人物高俅，热衷于“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相扑正是他作为帮闲子弟的本钱之一。被武松乘醉痛打的蒋门神，打擂输给燕青的任原，也都是相扑高手。在梁山好汉中，以相扑著名的有两人：一是没面目焦挺，一是浪子燕青。梁山泊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冲州撞府，勇猛非凡，很少碰到敌手，但他平生却服这两人。第七十三回是这样写的：“为何李逵怕燕青？原来燕青小厮扑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随他，燕青小厮扑，手到一交。李逵多曾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顺随。”

提到相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相扑，殊不知，在中国宋代就曾经盛行过相扑之戏，尽管在形式内容上可能与日本的相扑有所不同。

相扑在中国有很久的渊源。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角牴》条云：“角牴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角牴或写作角觗等，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指古代的一种互相角力的技艺，大致类似今天的摔跤和相扑。传说起源于战国，旧题南朝任昉《述异记》上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觗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觗。汉造角觗戏，盖其遗制也。”“角觗”到秦汉时代已经相当成熟。可能因为它十分盛行，后来成为百戏的总称。《史记·李斯传》载：“二世在甘泉，方作角觗俳优之戏。”《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觗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这里所说的“角觗”指的是百戏，包括各种技艺。

不过，相扑一词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出现似较晚。《太平御览》七五五引晋王隐《晋书》：“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笃曰：‘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这则材料虽然很短，却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官方态度与民间爱好形成尖锐的对立。

宋元笔记中对于相扑的记载极为丰富，透露出相扑在当时盛行的程度。

《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生日》条记载，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六月二十四日，神保观庙前一大早就开始上演“百戏”，其中既有“相扑”，也有“乔相扑”，这可以视为民间的相扑表演。卷五《京瓦技艺》条还提到“小儿相扑”的技艺。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徽宗寿辰，在集英殿上饮宴，并表演各种节目，第九盏御酒之后，所呈的节目即是“左右军相扑”。这或许是最热闹的一个表演，是一个压轴戏，表演完毕，宴会就结束了。

《梦粱录》卷二十“角牴”条，对宋时相扑作的介绍更加全面。根据吴自牧的介绍，官方在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行酒至第九盏，按常例要用左右军相扑。这些相扑手称为“内等子”，隶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由殿步诸军中选出的膂力高强者充任，号为虎贲郎将。每遇拜郊、明堂大礼等活动，他们随皇帝车驾出行，在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即是。他们要经过三年一次的考核淘汰，入选者能获得赏赐。另一种即瓦市相扑者，乃是“路歧人”即行走江湖卖艺为生的人，他们聚集起来以表演相扑而获取生活资料。他们往往选择庙会等人多的场合进行表演，往往有官府或私人提供丰厚的赏赐。表演时，先以数对“女飐”打“套子”，即表演几套相扑之术，吸引人们观睹，然后才是膂力强健者争交。在南宋末期，杭州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最盛，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的相扑高手，才有希望夺得赏赐。头等的赏赐，有旗帐、银杯、彩段、锦袄、马匹等，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被授以军佐之职。那时杭城的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撞、杨长脚等，及女飐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所谓“女飐”，是指其招数变幻难测，或身法疾速如风之意，从一些女艺人名字或绰号上可以看出，相扑要求身法疾快，姿态优美。至于“乔相扑”，是相扑表演的新节目，乔，假装之意，即以滑稽的幽默的形式模仿相扑的动作，给观众以轻松的快感。

《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记载当时相扑的艺人有：王侥大、撞倒山、刘子路、铁板踏、宋金刚、倒提山、赛板踏、金重旺、曹铁凛。“乔相扑”的艺人有鼋鱼儿、鹤儿头、鸳鸯头、一条黑、斗门桥、白条儿。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技艺人”关于“角抵”提供的名单更长，有四十多人：王侥大、张关索、撞倒山、刘子路、卢大郎、铁板沓、赛先生、金重旺、赛板沓、曹铁凛、赛侥大、赛关索、周黑大、张侥大、刘春哥、曹铁拳、王急快、严关索、韩铜柱、韩铁僧、王赛哥、一拔条、温州子、韩归僧、黑八郎、郑排、昌化子、小住哥、周僧儿、广大头、金寿哥、严铁条、武当山、盖来住、董急快、董侥大、周板沓、郑三住、周重旺、小关索、小黑大、阮舍哥、傅卖鲜、郑白大。关于“乔相扑”，周密提供了如下名单：元鱼儿、鹤儿头、鸳鸯头、一条黑、一条白、斗门乔、白玉贵、何白鱼、夜明珠。“女飐”则有：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侥六娘、后辈侥、女急快。

这些名字多半是诨号，我们从这些诨号中可以分析出相扑行当的一些情况。相扑高手诨号中带“大”字、“山”字的不少，看来他们的体型一般都高大魁梧；号称“铁板”、“铁条”、“铁僧”、“铜柱”，表明他们身子板格外结实。这两类诨号突出的是“狠稳”的制胜之道。诨号中带有“急快”二字的也特别多，看来，急快也是重要的制胜之道。我们将这些材料与《水浒传》里的描写作一对比，可以看出小说里的描写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相扑的风俗。我们看燕青打擂一节：

当时，燕青做一块儿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燕青则不动掸。初时，献台上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任原见燕青不动掸，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任原看看逼将入来，虚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任原却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胁下穿将过去。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胁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是不便，三换换得脚步乱了。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五旋旋到献台边，叫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着“鹁鸽旋”。数万香官看了，齐声喝彩。（第七十四回）

我们从这则战例来看，任原“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就像记载中的撞倒山、韩铜柱一类高手，他的取胜之道主要是发挥身高力大的优势；燕青身材瘦小，大概像王急快、董急快一样，主要靠“急快”的身法取胜。上台以后，燕青专看任原的下三路，在任原左右肋下，穿来闪去，三合之后，任原步伐已乱，燕青“抢将入去”，乘机下手。小说用一“抢”字，深得“急快”神髓。作为相扑高手中的高手，燕青曾对宋江说：“不怕他长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斗智。’非是燕青敢说口，临机应变，看景生情，不到的输与他那呆汉。”他取胜的法门之一就是“借力”，借他力为己力，将任原四五旋，撺下台去。由于《水浒传》对于燕青“借力”本领的渲染，后世一些讲究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武术套路即名为燕青十八跌。

从《水浒传》写到的几个战例来看，宋时相扑与现代的摔跤的确有所不同，也与日本的相扑有所差别。从其手法来看，它主要采用摔跤的手法，但可以采用某些散打动作，主要采用“踢、拿、跌、打”四种技法。第六十七回，焦挺制服李逵，先“手起一拳，打个搭墩”，李逵正想跳起来，焦挺“肋罗里又只一脚，踢了一跤”。这时使用了“打”与“踢”。燕青制服任原，则使用“拿”与“跌”。“打”这一手法，在现代摔跤和日本相扑中都不使用。打擂前，任原立下一面粉牌，上写：“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与燕青交手中，他只想到用脚将燕青踢下擂台，倒没见他出拳。宋人记载的相扑高手中，只有一个人诨号叫做曹铁拳，看样子，在那时的相扑中，这一手法使用频率也不太高。

关于宋代相扑的妆式，日本相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遗迹，大抵是裸体或半裸体，女子也不例外，借以显示人体的健美。燕青与任原比赛前都将上衣脱下，燕青露出一身“花绣急健身材”时，任原吃了一惊，就是明证。至于女子相扑，似乎也有些裸露，司马光为此还向皇帝上过一道奏折，要求禁止。

五　好汉习武之风与用武之道

习武之风在梁山好汉中极为普遍，第一位出场的史进，他的亮相动作就是拿着一条棒在使。小说反复交代：“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史进又不肯务家，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梁山泊的几个头领也都是尚武之人：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平昔只顾打熬气力”。可见梁山好汉习武之风是多么普遍。“打熬”二字下得极精彩，可见他们习武之痴迷以及习武之艰辛。

梁山好汉习武，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家传的武艺，一些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好汉，如林冲、花荣等就是如此；另一种则是请来师傅指点，像史进起手的师父是打虎将李忠，可能因为李忠自身本事不高，史进所学的，在行家看来，只是“花棒”，上阵并不管用。宋江也曾当过白虎山孔明、孔亮兄弟的师父。看来学武艺，求师是常见的做法。还有一些好汉的武艺是从平时打打杀杀中练出来的，无师自通。

为了磨练武艺，好汉们讲究“以武会友”。比如史进，“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家生”是宋元时代口语，就是今天口语“家伙”之意，好汉口里的“家生”就是武器。好汉相见，喜欢谈一谈习武的体会。小说第三回，鲁智深、史进、李忠三人到潘楼酒店饮酒，“较量些枪法”。鲁智深与赵员外相识之后，也“较量些枪法”。这种“较量”，是拿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别人的体会加以印证，倒不是操起武器真的较量。有的较量则是真刀实枪地打上一场，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就属于这一种。这一次，洪教头心地褊狭，自讨没趣。但是一般地说，江湖同道之间，以武会友，讲究的是点到为止，不随意伤人，也不为较艺而伤了和气。

好汉们这样热衷于习武，反映了江湖社会与主流观念的重大差异。据史进的老父亲说：“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史进一心习武，他母亲为什么那么反对呢，这跟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关。在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以前二者为高，耕读传家，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史进出身于庄户人家，他的本业即是务农。如果他本分一些，就该专心务农，把家业整治好，过正经人的日子。如果他想要有出息，最好的出路是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下功夫读书，成为士人中的一员，取得功名，这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光宗耀祖的事情。

可可是，好汉们却无意于按照主流社会的要求读书上进，他们对文士也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混江龙李俊在第六十一回高唱“生来不会读诗书，且就梁山泊里居”，可算梁山泊大部分好汉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好汉们尚武成风，却不情愿从军。史进烧掉自己的庄园之后，曾拒绝了少华山朱武等人的挽留，不肯落草，表示要到延安府寻得师父，“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宋江也曾对被刺配的武松说过：“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他们这样说时，仅仅是在从军和“落草”之间所做的选择，如果还有更好的出路，他们并不希望从军。

宋代是个重文轻武的社会，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尚武、当兵是没有出息的事，就像后世常说的那样：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的一则记载很能说明当时的这种观念。

张芸臾过魏文贞公旧庄，居者犹魏氏也。为赋诗云：“破屋居人少，柴门春草长。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此犹未失为农。神宗夜读《宋璟传》，贤其人，诏访其后，得于河朔，有裔孙曰宋立，遗像、谱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军矣。欲与一武官，而其人不愿，乃赐田十顷，免徭役杂赋云。其微又过于魏氏，言之可为流涕。魏征（封郑国公，谥文贞）和宋璟都是唐代的名臣，到宋代，两家的后人都没落了。然而魏氏后人尚能聚族而居，“耕稼郑公庄”，虽然没落，“犹未失为农也”。宋璟的后人宋立却只能从军，在时人看来，这比起魏家后人更加没落，所以“言之可为流涕”。宋神宗欲授予他一武官，他却宁愿当一个农民，可见当兵不是当时主流社会所向往的事情。即使由士兵出身，最后当上了朝廷重臣，有时也不免受人歧视。《水浒传》开头提到的那个武曲星狄青，功勋卓著，可是他总受文臣文彦博等人的气，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不就是比他们少了一个进士出身吗？”士兵地位地下，受人轻贱，好汉们尚武习武，决不是为了从军当兵。

好汉们如此热衷于练习武艺，都用来干什么呢？

说到底，一般习武尚武的好汉，他们个性中还有一种优越意识，自认为不同凡俗，期望得到异于常人的地位和待遇，屈己于人可不是他们的理想。苏轼《东坡志林》卷五《论游士失职之祸》中谈到上自谈天雕龙之流，下至鸡鸣狗盗之徒的各类“游士”时，明确指出：“夫智、勇、辩、力，此四者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梁山好汉即是苏轼所说的“勇”者，学好一身武艺，目的在于以威立名，干出常人所不能干的事情，成为英雄好汉，得到人们的敬畏或敬重。

江湖人物尚勇、尚武，他们将显示自己的勇武当作证明自己的途径。他们习惯于以勇力服人。武松曾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打不明道德的人，人们没有异议；说打天下硬汉，就显出江湖人物的偏执作风了。习武之人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相见之后，定要决个高下，甚至要决出生死。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三《权智》一条生动地表现了宋时江湖人物较艺的习惯：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惟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

如果不从江湖人物嗜武成性的角度看问题，人们就很难想象，一个小偷居然不怕官军，而且主动向官军中武艺高强者挑战。

《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写到燕青打擂，也起因于江湖人物这种尚武好勇的个性。客商说起任原口出大言，自夸“相扑世间无对手，争跤天下我为魁”，并且又贴出文告，向天下相扑高手搦战。燕青听后，马上就忍不住了。他主动向宋江请战：“若是输了攧死，永无怨言；倘或赢时，也与哥哥添些光彩。”“这利物倒不打紧，只要攧翻他，教众人取笑，图一声喝采。”他上台打擂的动机，并不是想取得那些利物，而是要取得荣名。打擂时，交手的两人要立下生死状。这种比武不论生死的江湖规矩，反映出江湖人物尚武风气的炽烈，以至于到了这一回诗里所讲“轻生捐命等寻常”的程度。

《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所记之事，更能看出江湖人物的尚武之风和他们的特殊作法：山东淄州人李全，本是牛马贩子出身，后来习得枪法，为众人推服，号称李铁枪。在南北宋之交，山东又处于宋金接触地带，他就带领一帮兄弟干起占山为王的勾当，四处攻掠。

淄、青境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

以两人比武，决定双方几万人的前途，反映出江湖人物对于武勇的崇拜。对照这则材料，看后来小说中写到的江湖人物比武，以至于比武招亲等描写，还真不能算是无中生有。

江湖人物中，真正的豪侠之士并不随意滥用武功，他们的武功是用来行侠仗义的。历史上一些有名的侠客，十分讲究“武德”，并不因为一技在身而恃强凌弱或者随意滋事。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在与别人冲突时始终保持克制的姿态。明末拟话本《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借剑侠韦十一娘之口提到剑侠用武之戒：“不得妄传人，妄杀人；不得替恶人出力害善人！”“就是报仇，也论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术报得的。”“仇有几等，皆非私仇。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凡此之辈，杀之之道非一。”《蜩笑偶言》中说：“晋灵公刺客不杀赵宣子，汉阳琳刺客不杀蔡中郎，晋刘裕刺客不杀司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杀于志宁，淮南张显刺客不杀严可求，西夏刺客不杀韩魏公，苗刘刺客不杀张魏公。孰谓盗贼无义士乎？”这些说法，大致概括了江湖人物中豪侠的“武德”。但是，严格遵守“武德”的江湖人物，从比例上说，还是不太多的。

通常的江湖人物，他们练习武艺，本意决非为了进入绿林丛中与官军对抗，他们多数喜欢在市坊乡曲之间活动，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威望。史进一身武艺，结果四乡敬服，众人喝彩：“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附近少华山的贼人也不敢前来骚扰，并且还要跟他交往。小说交代梁山头领晁盖的履历也颇有几分意味：晁盖的威望，主要是通过东溪村和西溪村的一次争斗建立起来的，是他以神力慑服西溪村村民，避免了一场“械斗”。

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小说这里用了一个“霸”字，可见他一举成名之后，成为乡里人人敬畏的人物，凡事由他决断。第三十七回，李俊向宋江介绍他们当地的英雄人物：“我这里有三霸……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指穆春、穆弘兄弟）一霸；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以此谓之三霸。”揭阳镇上的穆氏兄弟，他们可以不让薛永在那里卖艺；可以不让别人为薛永出赏钱；可以不让揭阳镇上的客店收容宋江等人；甚至可以将人随便捉来丢到江里。前人对于这些市坊间的“好汉”有一个称呼，叫做“闾里轻侠”。这种人的行为早已为人所恶，《汉书·何并传》提到：“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富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纵横郡中。”而《汉书·赵广汉传》中更以“郡中强盗，闾里轻侠”并称。这也就是司马迁为那些不争气的“侠”所下的定义：盗跖之居民间者耳。凭借一身武艺，来“立气势，作威福”，他们的行为，实在不值得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