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头把交椅”与“排座次”

——江湖人物的结盟习俗

在传统社会里，江湖人物中流行着一种结盟习俗，结拜异姓兄弟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一种特色。《水浒传》里，“结义”或“结拜”，通常指两三人之间结为异姓兄弟；“聚义”则常常指众多好汉设誓结为异姓兄弟，同心一意反抗官府。小说提到的数次“聚义”，可以看作是梁山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标记。从“结义”到“聚义”，反映出江湖人物结盟习俗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目的。

许多史籍都载有宋时江湖人物结义或结社的情形，如《宋史·石公弼传》载，徽宗时，扬州境内，“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宋史·管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判夺囚，无不如志。”还有叫“没命社”的，此社中人“或不如意，则推一人死斗，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郑克《晰狱龟鉴》）。《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载有两宋之际著名“盗贼”李全的早年事迹，说道：“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贩牛马来青州。……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可见，结义、聚义在宋时的江湖人物中，是一种常见的作法。只是这些史料过于简略，让我们无法看到他们结义的具体情形。这方面的不足，正好由《水浒传》来弥补。

《水浒传》里写到两种“结义”，一种是两个好汉拜为异姓兄弟，一种是众多好汉一起结拜为兄弟。梁山泊的几次“聚义”，属于后面一种。后一种，因为小说写得比较隆重，引起读者的注意要多一些；前面一种在小说里写得不细，一般读者也较少注意到。其实，单就写到或提到的次数来看，这一种在小说里也很多，而且，这一种也同样表现江湖人物的行事作风。我们先从这一种说起。

《水浒传》第一次写到两个好汉结为异姓兄弟，是在小说第七回。鲁智深沦落在东京大相国寺看管菜园子，那天和几个泼皮吃了酒，乘兴演武，将一条禅杖使得飕飕生风。路过此地的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忍不住喝彩，两人就此相识。

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两个就槐树下相见了，一同坐地。林教头便问道：“师兄何处人氏？法讳唤做甚么？”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林冲大喜，就当结义智深为兄。

两人一见如故，加上鲁智深与林冲之父还有过一些交情，两人就结义为异姓兄弟。结义怎样进行的，有什么仪式，小说一概没写。他们所在的地方，既无神可拜，也无法祭祖；而且紧接着就发生了林冲娘子在岳庙被人调戏的事，林冲匆忙赶往事发地点。就他们结拜的地点、时间看，这种结拜的程序应该相当简略。不过，兄弟之情并不因此而淡薄，林冲含冤受屈时，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一路将他护送到沧州，不愧是当兄长的。

接着，小说又几次侧面写到好汉之间结为异姓兄弟的事。第十七回，鲁智深跟杨志说起自己大闹野猪林后的行踪，提到他路过十字坡时，曾与张青结义为兄弟。第十八回，宋江得知晁盖事发，想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他打马前往东溪村，通知晁盖逃走。事后，晁盖向吴用等人介绍：“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弟兄。……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可见他们曾结义为兄弟。

小说写结义比较细致的，在武松传里。第二十三回，武松在柴进庄上遇到宋江，得到宋江器重，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后来，武松要回乡探视兄长，宋江十里相送。武松感念宋江的义气，临别之际，主动提出要拜宋江为兄：

三个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带里。

这次结义，发生在官道边一个小酒店里，小说里也没有写到别的仪式。第二十八回，武松流配孟州，在十字坡与张青夫妇相识，彼此情投意合，一同说些江湖上的勾当，如鱼得水：

次日，武松要行，张青哪里肯放，一连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厚意，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结拜张青为兄。

同回，武松来到孟州牢城营，受到施恩的礼遇。原来施恩与蒋门神争地盘，吃了亏，想结交武松这个英雄人物来报仇。武松感念知己之情，遂与施恩定交，结为兄弟。小说是这样写的：

老管营（施恩之父）亲自与武松把盏，说道：“……义士不弃愚男，满饮此杯，受愚男四拜，拜为长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年幼无学，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当下饮过酒，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答礼，结为弟兄。

把这些地方合起来看，不难发现，江湖人物之间结拜异姓兄弟，仪式相当简单，只要双方交情不错，一方提议，另一方没有异议，就可以结拜了。结拜时，年纪大的为兄，年纪小的一方向年纪大的一方拜上四拜，年纪大的一方回拜完，两人之间异姓兄弟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一般人们讲到结义，都讲“八拜”，《水浒传》里却写成“四拜”，这可靠吗？

首先一点，《水浒传》描写宋代礼仪是相当准确的。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小说里提到的“唱喏”。这是一个颇具特点的礼节，一面拱手作揖，一面口中念些颂词。这一礼节既用于市井，也用于正规场合。第二回，王进参见高俅，小说写这里的礼节是：“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第三回，鲁智深去找郑屠算账，郑屠“慌忙出柜身来唱喏”。当时还有“唱肥喏”、“唱大喏”的说法，指行此礼时，躬身特别弯曲、声音特别响亮。小说第二十三回，西门庆看着潘金莲，“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又笑着，大大地唱了一个肥喏”，形象地写出了“肥喏”是怎么回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但还没形成风俗。他又提到宋时朝仪的一些变化，“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然绍兴中，予造朝，已不复喏矣。”这说明作为朝仪之一的“喏”，存在的时间很短，政和、宣和时期，正是小说里所写的宋江等人活动的时期。宋代以后，拱揖之礼虽说有时仍叫“唱喏”，其实是只行礼，不发声音了。看来，《水浒传》对这一风俗的反映很准确。再有一个例子是“叉手”。后世多以垂手而立表示恭敬，宋时却以“叉手”表示恭敬，行礼时，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小说第二回，高俅“叉手跪复”端王的问话，第十六回，杨志向梁中书进言，“叉手向前禀道”，这是用在上下级之间的情况。市井和江湖上也有这个礼节：第二十五回，何九叔对西门庆行“叉手”礼；第二十六回，武松请邻居跟他到县衙作证，“那四家邻舍叉手拱立”，表示听命；第二十七回，武松路过十字坡，孙二娘冒犯了他，张青出面求情，他的动作是“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这一描写准确地写出了宋代的礼仪。从《水浒传》对宋代礼仪描写的准确来看，它不会在“四拜”与“八拜”上出错。

“八拜”本来是古代世交子弟见长辈的礼节，在宋代，还有这种礼节，不过已经不太流行。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九“父执之礼”记载，北宋名臣韩琦镇守北京时，李稷以国子博士的身份担任漕官，对韩琦颇为轻慢。韩琦不与他计较，仍对他加以礼遇。后来，文彦博代替韩琦留守北京，还未到任，他即扬言：“李稷的父亲李绚，出自我的门下。听说李稷竟敢轻慢魏公（韩琦封为魏国公），这必是因为李绚过世以后，李稷没有家教所致。我对待李稷，就好比自己的子侄一辈，他若是不悔改，我将像他父亲一样教训他。”文彦博到北京后，李稷谒见，等了很久，文彦博才穿着道服出见，对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门客，你要以见父执之礼行礼，需八拜。”稷不得已，只好如数下拜。此事在北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中也有记载，“八拜”在当时既然被认为是“父执之礼”，水浒好汉结拜为异姓兄弟，则不当八拜。

结义兄弟时的四拜，是狭义的“拜”，指跪拜，跪下磕头。这种礼比一般的揖、唱喏来得要重，中间所代表的情意也比揖来得深厚。小说多次写到，江湖上的弟兄们初次见到宋江，“纳头便拜”的情形，纳头，就是低头，——跪下磕头。李逵在江州遇上及时雨宋江时，“扑翻身躯便拜”，也是写的跪拜磕头。好汉结义为什么要拜四拜，这是因为，在水浒好汉的时代，普通民众中兄弟之间的大礼即是拜四拜。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年幼者向年长者拜上四拜，这是正式确认双方“兄弟”关系的必要仪式。

根据《水浒传》里的描写，宋代下级参见上级，所行的大礼也是拜四拜。王进作为下级参见高俅，是拜了四拜；《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回，东京开封府里的排军王庆参见府尹，也是“磕了四个头”。在传统社会里，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平等亲密之外，也还有另一面，兄长对于弟弟有支配的权力。好汉间结义异姓弟兄，年龄小的向年龄大的磕上四个头，等于也承认了“义兄”的支配权。宋江在江湖上行走，处处逢凶化吉，处处有人下拜，第三十六回李俊带着童威、童猛兄弟到揭阳岭崔立开的酒店迎接流配江州的宋江，先是李俊、崔立下拜，接着，童威、童猛“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如此拜法，等于承认了宋江在江湖中的领导地位。

《水浒传》有一处写到“八拜”。第八十一回，燕青到东京找李师师活动招安一事，谁想李师师却看上了风流俊俏的燕青，燕青怕误大事，提议拜李师师为姐姐，“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那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好干大事。”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珙的道白即如此说：“有一人姓杜，名確，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各代礼俗不同，《水浒传》的成书历经宋元明三代，在礼仪的描写上难免有些矛盾之处，不过从大体上看，对于江湖人物结拜异姓兄弟的情况，还是作了如实的反映。

好汉们说到的“结义”，有时指举行一定的仪式，“誓有灾厄，各相援救”，在结拜的规模上比两个人的结义要大，形式要更加庄重。这种形式的结义，小说里有另一种称呼：“聚义”。

“聚义”仪式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下毒誓。《水浒传》里写到多种发誓方法。第五回，小霸王周通到桃花庄抢亲，被鲁智深一顿痛打，事后，经李忠从中介绍，大家都是好汉，也就成了朋友。鲁智深劝周通不要再到刘太公家滋扰。周通答应之后，鲁智深又说：“大丈夫做事，休要翻悔。”周通即折箭为誓，意思说，假如违背誓言，下场就如这断箭。第十五回，吴用到石褐村劝三阮入伙打劫生辰纲，阮小二慨然立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有半点儿假。……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这里是以残酒为誓。第八十二回，燕青与戴宗同往东京活动招安，戴宗怕燕青跟李师师打交道时心猿意马，拴缚不住，燕青即道：“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道：“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好汉们说誓，包含两个内容，先要是说出自己的承诺，接下来说如果违背承诺将遭遇横事。

好汉们聚义盟誓，和上面的说誓用义相同，不过因为发誓的内容与好汉们的安危关系更大，所以在仪式上更加郑重。《水浒传》第二回第一次提到了这种聚义。少华山的三头领陈达被史进抓获，另外两名寨主朱武和杨春前来求情，他们用了苦肉计，表示要履行结义时“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言，请史进将他们一起解往官府请赏。他们的义气果然感动了史进。

从朱武的话看，他们结义之时，应当有一个相当郑重的仪式，三个人共同发誓，比上文讲到的结拜异姓兄弟时只拜四拜要复杂得多。这一形式受到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的影响。刘、关、张三人结义，在中国民间社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主要是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引起的。朱武提到的“桃园结义”，《三国演义》是这样写的：汉末“黄巾倡乱”，刘备、张飞、关羽三人都“有志欲破贼安民”，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

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正史里并没有明确写到、刘、关张三人“结义”之举。《三国志·关羽传》提到三人之间“恩若兄弟”，关羽被曹操所俘时，曹操曾派张辽探听关羽的去留意向，关羽这样回答：“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按：指刘备）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所以他在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后，即封印而去，回到刘备的身边。正史简约，“誓以共死”究竟是当初他们共同发过这样的誓愿，还是关羽在内心立下这样的誓愿，无从得知。《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情形，可能是按照宋元时代江湖人物结义的场面写的，或许，朱武三人的结义仪式就是如此吧。小说第十五回，晁盖等六人聚义，小说写道：

晁盖大喜，便叫庄客宰杀猪羊，安排烧纸。……次日天晓，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三阮见晁盖如此志诚，排列香花灯烛面前，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纸钱。

他们将聚义地点选在后堂，那里很可能就是佛堂一类祭祀神灵的地方。宋江家里即有一个佛堂，下面挖有地窨子，作为紧急时藏身之地。晁盖作为乡里大户，按宋时风俗，有个佛堂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次聚义的仪式，包括以猪羊、香花祭祀神明，在神明之前发下誓言等过程，比小说写到的两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的仪式要郑重得多。小说里称这次聚义为“七星聚义”（实际上公孙胜在他们聚义以后才参加进来），盟誓的目的，是保证在打劫生辰纲过程中没有人反水、告密，毕竟这件事极为凶险，犯下的是弥天大罪。好汉们所称的聚义，不同于一般的结拜异姓兄弟之处就在于，它含有鲜明的排斥异己力量、团体的意味。

《水浒传》写到各处山寨都有聚义厅，这意味着，即使小股的队伍，也有这种盟誓的活动。梁山泊是个大山头，经常有各地的江湖人物投奔入伙，新来的好汉加入，也要举行盟誓，这就是“重新聚义”。小说里一共写到六七次大规模的聚义。通常，聚义与山寨里的领导地位的调整结合在一起，重新聚义意味着重新排定座次。不过形式都差不多。如第二次：“林冲等一行人请晁盖上了轿马，都投大寨里来。到得聚义厅前，下了马，都上厅来。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间焚起一炉香来。……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第四次，首先也是新旧伙伴设誓结义：“列两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汉。中间焚起一炉香来，各设了誓。当日大吹大擂，杀牛宰马筵席。一面叫新到伙伴，厅下参拜了，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最郑重的一次是第七十一回写到的“大聚义”：

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鉴，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血誓盟，尽醉方散。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

这次盟誓的内容，同样主要是表明“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心迹，并且表明如果违背誓言，情愿遭受严厉的惩罚。从仪式上说，这一次聚义特别郑重。首先表现在盟誓的时间，特意选择了吉日良时，而以往的几次聚义，都没有这一程序；盟誓的礼仪也比以往几次要庄重，先用祭物敬谢上苍，一人主持，众好汉拈香跪拜，并且这里还增加了“歃血”仪式。歃血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盟誓仪式。古时会盟，双方口含牲畜之血或以血涂口旁，称为歃血。春秋大国结盟，常常是割牛耳取血，主盟的人拿着盘让会盟的人分尝。《淮南子·齐俗》：“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即是说，盟誓形式虽因各地风俗之异而有所不同，但都旨在表明将信守誓约。后世民间社会常有饮鸡血酒的习俗，是这种风俗的变异。结盟时，取鸡血滴入碗中，结盟的人立誓以后，饮下此酒。还有一种结盟方式与此相似，参与结盟的人都割破手指，将指血滴入碗中，与其他人的血融在一起，然后分而饮之。饮完此酒，异姓兄弟从此就成了亲兄弟，这种形式明显带着“交感巫术”的痕迹，在江湖人物中很流行。《水浒传》多次写到好汉聚义盟誓，以“大聚义”的仪式对后世江湖社会影响最大。

盟誓的作用在于表明心迹，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水浒传》一再写到结拜、结义，真实地反映出民间社会，尤其是非主流社会中的普遍风气。这种风气的盛行，一方面，是江湖人物“义”的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在社会的敌视环境下，他们通过盟誓，获得了必要的安全感、认同感，这才有小说里所赞的梁山泊式的好处。

《水浒传》里写到梁山泊的不少地名，比如金沙滩。朱贵在南山开设酒店，专一打听往来消息，接应江湖上的好汉人伙；一旦有好汉人伙，一支响箭射到对岸芦丛中，自然有小喽啰摇了船过来迎接，新入伙的好汉坐上船，一会儿就到了对岸的金沙滩。若无人接应，任是你再大本事，也到不了山寨。像这些地方，我们既然把《水浒传》当小说来读，自然不会当真，认为历史上的宋江真的结寨于梁山，梁山真的有所谓的金沙滩等。不过，小说里写到梁山泊的另外两个地名，意味却颇为深长。林冲初到山寨，小说借他眼里看到的景象来交代山寨的险要，最后有两句：“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这里提到的“断金亭”和“聚义厅”，后来在小说里屡次出现。“聚义厅”不说，“断金亭”的名字稍显怪异，其实，这个名称也是为了烘托好汉间的兄弟手足之情。《易经·系辞上》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人因用“金兰之交”比喻交友相投合。梁山寨中“断金亭”名称正出于此，要是不了解这个典故，还会觉得这个名称颇含杀气呢。因为这个名称可以烘托出好汉间的兄弟手足之情，所以，别的山寨也会把一些建筑取名为“断金”。比如，小说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到饮马川，寨主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酒至半酣，移去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好汉大聚义时，在宋江的主持下，将“聚义厅”的匾额换成“忠义堂”，忠义堂后建雁台一座。“雁台”一称，也和“断金亭”一样，用以表明好汉间的兄弟情谊。《礼记·王制》云：“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言兄弟出行，弟在兄后，如同飞雁的行列次序，后人因此用“雁行”、“雁序”作为兄弟之称。这一层意思，在小说第九十回写得很清楚。这回写到燕青学箭，宋江正为公孙胜离队而感怀，因此责备燕青：“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

看起来，江湖组织习惯于极力渲染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强调彼此之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实际上，江湖组织内部是特别讲究尊卑有序的。我们从小说对各处山寨里聚义厅的描写可以看出来。

山寨里的小、小头目只能立于阶下，他们没有资格进入聚义厅。能进入聚义厅坐上一把交椅的好汉，他们也有尊卑之分，这反映在他们座次上。按照《水浒传》里的描写，交椅摆放于聚义厅上，第一把交椅摆放在聚义厅的中间。在头把交椅的两边，放着两排交椅，左边交椅为尊，右边位次较低。比如，第十一回写道：“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中间交椅上坐着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杜迁，右边交椅上坐着宋万。”即表示此时梁山泊三位好汉中，王伦为尊，次为杜迁，第三为宋万。如果不是兄弟们排座次，而是在聚义厅宴客，那么左首为主席，右手为客。比如第十二回，林冲抢得杨志的一担行李，算是交上了“投名状”，可是王伦仍未打算将他视为兄弟，聚义厅上的座次就暗示出这一点：“来到寨中聚义厅上。左边一带四把交椅，却是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首杨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伦叫杀羊置酒，安排筵席管待杨志，不在话下。”表示王伦并未接受林冲入伙，而且透露出他欲借杨志压服林冲的意图。第十九回，晁盖一行投奔王伦，王伦以主客之礼排下座次，不提结义之事，吴用据此看出王伦无心收留他们。

交椅的次序，就是梁山好汉们的“座次”。好汉们排座次有什么规矩呢？在梁山三任寨主里，王伦的方针，是论资排辈，先到为主，后到是客，林冲的本领明显比杜迁、宋万要高，可是他只让林冲坐第四把交椅。晁盖、宋江不同，他们主要是看好汉的江湖威望、本领及功劳大小。最明显的是第二十回，火并王伦之后重排座次，林冲坐定第四位后，晁盖请杜迁、宋万坐第五位：

那杜迁、宋万见杀了王伦，寻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们？不如做个人情。”苦苦地请刘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迁坐了第九位，宋万坐了第十位，朱贵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厅前参拜了，分立在两下。

在这之外，入山的早晚和个人的年龄都不是决定座次的主要因素。但是，因为山寨里的地位与交椅的地位一致，而一旦好汉个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就必须予以考虑。比如，第三十五回，花荣、秦明等好汉入伙，梁山泊重新议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荣，因为花荣是大舅，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再如，论功劳，阮小七不亚于阮小二、阮小五，但他们三人的排名，只能是小二、阮小五，最后才是阮小七。这是因为，排名在后的，必须执兄长之礼见排名在前的，如果在排名时不考虑到这一层，就会使山寨里的排名违背长幼尊卑之序。

聚义厅上并非无大无小，兄弟关系并非完全平等无差，争功争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大聚义时，宋江开言：“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各休争执”说明发生过争执。第四十二回，李逵“见他两个（欧鹏、陶宗旺）赶来，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第四十四回，“戴宗要见他功劳，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都暗示了争功争位问题。

《水浒传》里写了大约六七次“聚义”，也就是进行了六七次排座次活动，也就是在组织内部进行了六七次的人事调整。聚义与排座次，即以设誓的形式将好汉间的尊卑上下关系固定下来。它和结义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是扩大了规模的结拜。不同之处在于，两人之间结拜兄弟，只是以年龄大小确定相互关系；而聚义、排座次则依据更为复杂的关系，用盟誓的办法将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物结为兄弟，以兄弟之情来巩固坐头把交椅者的地位。一般社会上，兄长对于弟弟有一定的支配权；在江湖组织内部，大头领的这种支配权更大，对于兄弟们往往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结拜、聚义这些江湖习俗，宋元以后，经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煽动，在明清时代的江湖人物、帮会组织中极为流行，构成了帮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后世的帮会组织，对于《水浒传》故事中所描写的结义、聚义风俗，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

明清以来，在帮会组织及一般社会中，结义、结拜的仪式比起前代更加复杂。但其基本组织形式还是采取了梁山泊“聚义”的一套；而在名目上更倾向于采用“忠义堂”一类字眼，这是学习宋江的做法。宋江在大聚义以后，把梁山的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因为，“聚义”所强调的，主要限于好汉间亲密如手足的关系，而好汉和朝廷的关系，即使不能说是对立的话，至少也是不和谐的；“忠义堂”则不同，保留了一个“义”字，留有强调好汉间兄弟手足之情的含义，同时加上一个“忠”字，突出了对于朝廷的义务，表明好汉们不与朝廷作对，而最多只是“替天行道”，替朝廷惩治贪官污吏，替朝廷扶植良善。后世江湖帮会采用“忠义堂”名号，原因在于，这种名称可以使其活动不与朝廷产生显著的对立。

试以天地会等帮会为例来说一说梁山好汉的结义习俗是如何影响到后代的帮会生活的。“天地会会众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这是连皇帝都曾过问的事情。据传下来的图片资料，可以看出天地会忠义堂的一些布置。堂上中央有“忠义堂”匾额，两旁悬“忠心义气，共同和合”，再两边悬有“忠义堂前无大小，是友无情且莫交”对联。洪门中有“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的诗句。《中国秘密社会》所引《天地会盟书誓词》中云：“今夜插（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姓名开列于左。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犯（难）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

旧时各帮会内部往往有其自身起源的传说故事，加上一些内部通行的语言及帮规、仪式，合起来称为“海底”。据《中国秘密结社丛书》所引《海底》第二编《组织·三把半香诗》：“水泊梁山三把香，有仁有义是宋江。高俅奸贼朝纲管，因此聚集在山岗。高扯替天行道旗一面，一百八将招了安。乃是上天诸神降，天罡地煞结拜香。”他们在焚香结拜时，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以梁山好汉为榜样的。据《洪门志》记载，新帮众入伙仪式中有如下内容。大哥传唤“新官人”，“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堂会门口）前，把守人阻止，然后是一番问答：

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问：“投奔梁山做什么？”答：“结仁结义。”

在洪门中，有这样的歌诀：“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将，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冈；么满好比时迁将，功苦勤劳在山冈。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这一歌诀，用以教育或者督促帮会的会众行为符合“帮规家法”。

帮会组织的特点，主要是以兄弟之情作为团结会众的手段，在组织内部，采取一种家庭式的管理方式，使会众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家庭成员的关系；另一方面，会众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按照家庭模式进行。无论是讲“共同和合”还是“尊卑有序”，他们所依据的常常都是家庭观念。

后世的江湖帮会，有的沿用梁山泊大寨的做法，会众都是同辈，只是座次分明，有大小、级别高低之分；有的帮会则在大小、级别高低之分以外，有引进了“辈分”。比如青帮，其辈分排列有“清净悟觉，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明”等，辈分高的帮众有权支配辈分低的帮众。不管是哪一种江湖组织，都用严酷的“家法”惩戒“以下犯上”的行为，以维护头领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