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好汉”与“关菩萨”

——江湖人物的义气观念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有一段专道梁山泊好处的骈语，其中说：“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诨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人人戮力，个个同心。”“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从这些地方不难看出，讲义气，讲交情，仗义疏财，在江湖好汉那里是如何地深入人心。可以说，讲“义气”、“仗义疏财”是将梁山泊好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念。

“侠”与“义”很难截然分开。众多江湖人物可能本来就无意于区分这两种观念。他们所讲的“义气”，也部分地包含了“侠义精神”。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把“侠义”观念主要定义为“损己益人”的行为，将这种观念视为豪侠的主要观念，它的核心是将无私的援助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而“义气”则主要是江湖人物处理自身内部人际关系的准则，这里尽管有某些“侠义”的成分，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小圈子的道德观念，具有更多的狭隘性和负面影响。

旧时社会上各行各业都供奉行业神，江湖人物出身各别，算不上一个行业，可是他们也有自己崇拜的对象。梁山好汉当作“行业神”一样崇拜的人物，乃是三国名将关羽。

《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宋江兵围大名府，朝廷束手无策，丑郡马宣赞推荐大刀关胜领军讨伐梁山：“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第六十四回，梁山神行太保戴宗探得关胜引军讨伐的消息，回来报告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

这里说的“义勇武安王”和“关菩萨”都指关羽。按说关羽不过是三国时代一个万人敌的名将，根据武艺和功劳排列，这类名将在三国时已经大有人在，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但是说到在后世民间的影响，却无人能与关羽匹敌。在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关羽不仅受到民间的崇拜，而且还受到朝廷的封赠。在北宋末他被追封为“忠惠公”，继又加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配祀于武成王姜太公。关羽被梁山好汉称为“关王”，因为宋时关羽的最高封号是“王”，还不像后世那样被封为“帝”。

宋代以后，关羽仍然神运大昌。元代，关羽被加封为“显灵侯武安英济王”。元末出现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书中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等，把关羽描绘成一个集忠义、勇武于一身的侠骨忠心的英雄，更使关羽声名远扬，成为民间所景仰的偶像。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此始相沿有关帝之称，妻、子皆得厚封，并辅以丞相二人。清顺治元年定祭关帝之礼，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光绪年间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称号达二十六字，并在国家祀典中与孔子并肩而为武圣。关羽神运大昌，连佛道两家也罗致关羽为本门神灵。大约在隋朝时，佛教以关羽为护法伽蓝，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护法神。道教则编造了种种神迹，最后使关羽成为护教伏魔圣君。《水浒传》中“关菩萨”一称，即来自关羽被佛教神化的事实。关羽受到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百姓的普遍祭祀，享受的香火非常旺盛。大至都城，小至村镇里落，全国各地多建有大小不等的关帝庙，民间诸神还没有哪一个能享此殊荣。

关胜奉朝廷之命来征讨梁山，宋江却希望将他收服：“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宋江的话，反映出江湖好汉极其崇拜关羽，爱屋及乌，对大刀关胜也产生了好感。宋江说他情愿让位，自然有些夸大其辞，但是，江湖人物崇拜关羽，如果他的子孙能上梁山，无疑可以提高梁山在江湖上的威望。关胜在大聚义时排名第五，仅次于宋江、卢俊义、吴用和公孙胜，位在林冲、秦明之前，这一排序，显然是沾了他祖先关羽的光。

小说里的关胜，历史上实有其人，至于说他是关羽的后代，却只能当作小说家言。如果仅仅根据这一情节，说水浒时代关羽受到江湖人物的崇拜，当然会引起疑虑。好在小说提供了其他资料。

《水浒传》第九十回写到燕青、李逵于东京“桑家瓦子”听勾栏艺人演说《三国志》：

（燕青、李逵）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中，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佗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佗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正说到这里，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这个正是好男子！”众人失惊，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拦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勾栏瓦舍，如何使的大惊小怪这等叫！”李逵道：“说到这里，不由人不喝彩。”

小说写到的桑家瓦子，实有其地，是北宋汴梁一处著名的勾栏。《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说到：这桑家瓦子位于皇城东南角的一条十字大街上，附近“最是铺席耍闹”，街北有著名的潘楼酒店，街南就有这里写到的桑家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可见是一处娱乐中心。这段“书中书”——刮骨疗毒一段，最早见于《二国志·蜀书·关羽传》：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谈笑自若。

《水浒传》所记的演说故事，比史传来得生动鲜明，但比后世的《三国演义》第十五卷“关云长刮骨疗毒”来得古拙，正是宋元时代说书人的风格，据此，我们想，桑家瓦子说书的这些描写能够反映宋代说书的情景。

三国故事在宋代流传极广，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条记载，在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汴京城瓦肆中有艺人专讲三国故事，“不以风雨寒暑，亦许人观看。”“说《三分》”成为一个专门的说书门类，可见极受听众欢迎。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一则记载：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从这些街市中小孩子的反应看，当时二国故事流传极广，并且讲述三国故事时，刘备一方被当作正义的力量。设想起来，作为刘备大将之一的关羽，一定也被小说家描写成威风八面的人物，深入到市井人们的心灵之中。《水浒传》第四回，鲁智深要打一条一百斤重的禅杖，铁匠劝他：“便是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八十一斤，正是三国故事里关羽青龙偃月刀的重量，由这一细节不难看出三国故事在民间影响之深。由于三国故事的流行，至迟，在北宋末期关羽就已经在江湖人物中发生影响。

梁山好汉杨雄的绰号叫“病关索”，这个绰号更能反映出宋时民间社会对于关羽的崇拜。关索其人，不见于史传，是宋代说书艺人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关索的故事在《花关索传》中得到保留，艺人们说，关索是关羽的儿子，自小与父亲隔绝。后来刘、关、张死于吴蜀之争，关索替父报仇，夺回荆州，活捉吕蒙、陆逊，将他们千刀万剐，祭祀父辈。在宋代，以“关索”为号的，从各种文献上可以找到十几人之多，不仅有男，而且有女，由此可见在宋代必然盛传着关索的事迹。《武林旧事》卷六“诸色技艺人”记载行走江湖卖艺为生的相扑高手中，以关索为号的更多：张关索、严关索、赛关索、小关索，《梦粱录》卷二十“角牴”条记载杭州城里有绰号为“赛关索”的相扑女高手。很显然，关索其人能在民间文学的产床上诞生，和民间对关羽的崇敬与同情是分不开的。关索事迹如此流传，可以想见，关羽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至此，我们可以推断，《水浒传》中写水浒时代的江湖人物崇拜关羽，是对于江湖风俗的可靠反映。

关羽之所以受人敬祀，主要在于他的忠义神勇、坚贞不屈、为国捐躯的精神，集中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某些伦理道德。然而在江湖人物那里，他们对于关羽的崇拜另有其取向，他们最心仪关羽的“义”和“勇”。

李逵对于关羽，忍不住要赞他“好男子”，乃是佩服他的勇力，从不畏皮肉之痛到死生不惧，在江湖好汉看来，都是“好男子”、“大丈夫”的作为。《水浒传》第二回，少华山的三头领陈达被史进抓获，另外两名寨主朱武和杨春前来求情，他们施苦肉计，用义气感动史进：

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两个双双跪下，擎着两眼泪。史进下马来喝道：“你两个跪下如何说？”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望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并无怨心。”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好汉们佩服的是刘、关、张的“义气”。刘备和关羽、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在江湖好汉那里被理解成了异姓结义兄弟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关、张的顺序，在两位江湖人物口里变成了关、张、刘备的顺序，关羽排在了第一。暗示出一点，论义气，关羽要排在第一；在江湖人物当中，关羽受欢迎的程度也排在第一。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有很多相似之处。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三国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他对《三国演义》的看法是相当准确的：《三国演义》一书中，确实存在着把君臣关系处理成兄弟关系的倾向，因而和《水浒传》中“萑苻啸聚”的江湖人物的行为方式相近。可他把两书的前后关系弄颠倒了，《三国演义》成书在前，《水浒传》成书在后，《三国演义》把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写成了江湖人物“结义”式的关系，并不是模仿《水浒传》的结果。两部小说的相似，有以下几个缘故：首先，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都经历过在民间说书人那里演绎的过程，这使小说带有很强的民间色彩，突出正面人物讲义气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无论《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它们作为市民阶层的文学作品，突出小说人物“讲义气”的品质，都是以市民社会的观念来评判历史人物。这种观念与传统主流社会的观念有一定的差距，而与江湖社会的观念倒有某种亲缘关系。第二，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江湖人物本身受到三国故事的影响，模仿三国英雄关羽。《水浒传》成书的时代，三国故事流传更加广泛，在江湖社会中的影响更加显著，这样，小说作者无论取材于历史（宋代）还是当代（元末明初）的江湖社会，都会使《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相似。

在主流社会看来，把关羽的品质概括为“讲义气”，简直是侮辱了这位英雄。比如，《水浒传》写到关胜被梁山所俘，“看了一般头领义气深重”，“愿在帐下为一小卒”，后来的不少评论者为此感到极不舒服，清人王望如评论说：“呜呼！云长先生有降曹之子孙耶？吾不信，吾不信。”清人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即《荡寇志》），认为梁山诸人都是朝廷罪人，“笔下不问首从，尽杀《水浒传》一百单八人”。他认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岂能有关姓的子孙啸聚梁山，于是把关胜改为“冠胜”。但是江湖人物不管这些，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崇拜关羽。到了明清时代，关羽成了江湖人物的“行业保护神”。江湖人物结义、结盟，江湖帮会开山收徒、执行“家法”等仪式，常常要在关羽神像前举行。

“义”是个包容很广的概念，大之可以指人伦的基本原则，《淮南子·齐俗》云：“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小之可以指人际交往原则中的某些侧面，好汉们所讲的“义”和“义气”，即专指好汉所认可的交友之道。

主流社会的交友之道，既重视朋友间的忠诚，同时也对朋友的义务作了其他规定，合格的朋友应该是“诤友”，他的责任之一是“劝善规过”，不让朋友陷于不义、落进法网。在主流社会看来，当一个人的朋友陷入法网以后，这个人即使不惜犯法亡身地去救他的朋友，他也不值得肯定。但是，好汉们认同的朋友之“义”，与主流社会观点相去甚远。

说到江湖人物的“义气”观念，不能不说一说朱全这个人物。第二十三回，朱仝私放宋江，小说用一首诗称他为一腔忠义的侠士：“为恋烟花起祸端，阎婆口状去经官。若非侠士行仁爱，定使圜扉锁凤鸾。四海英雄思慷慨，一腔忠义动衣冠。九原难忘朱仝德，千古高名逼斗寒。”实际上，因为《水浒传》里经常出现一些皮里阳秋的话，这首诗到底是称赞他还是讽刺他，还不能断定。不管怎么说，用“侠士”来称呼朱仝都显得不合适，他的所作所为，体现的主要是江湖人物讲究义气的品质，而不是豪侠行侠仗义的品质。

第十三回朱仝出场时，小说介绍，他“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接下来用一首词赞他的“气象”：

义胆忠肝豪杰，胸中武艺精通。超群出众果英雄。……面如重枣色通红。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

朱仝“面如重枣”，又号“美髯公”，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之间的关系。

三国故事和《三国演义》在塑造历史人物关羽时，突出他的忠义品质。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将关羽的品格用两句话概括出来：“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这是“忠”；华容道上，不顾立下的军令状，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放过曾对他有恩义的曹操，这是“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义释华容这一情节，正史本无记载，是由小说作者（市井说书艺人）所加的装饰性材料，目的在于突出关羽的“义气”，反映出民间对“义气”的欣赏。从主流观念看，对一个忠勇的将领来说，这种“义气”并不重要；毛宗岗的评点“义释华容”，也侧重指出“义释华容”这一情节中所反映出的关羽的报答知遇之恩的一面。就《三国演义》的情节来说，关羽私放曹操，只有联系到他对刘备的无比忠贞，才能将其视为一种超越利害关系和个人得失的充满人情味的壮举。

《水浒传》中的美髯公朱全不仅长相与关羽相似，他的几番作为也与关羽有几分相似，他曾三次表演“义释”的情节：第一次是私放晁盖；第二次是私放宋江；第三次是私放雷横。因为这三人与他是好友，有兄弟一样的情分，他的做法是属于“义”。而按照他捕盗官的身份，他应该将这三人绳之以法，他的“仗义”显然违背了作为捕盗官的职守，不能算是“忠”。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对刘备耿耿忠心，但他的“义”已经与“忠”出现了裂痕，在朱仝的行为里，忠与义则完全分道扬镳。说朱仝“一腔忠义动衣冠”，是很不准确的，他的行为，只符合江湖人物的“义”，而完全背离了主流社会所要求的“忠”。

我们再看宋江的行为。宋江有孝义黑三郎之称，也有“忠义宋公明”之称，但是他的“忠”只停留在不愿公开地与朝廷决裂、落草为盗的层次上；他的“义”则是热心地甚至不遗余力地为江湖朋友提供帮助。

晁盖一行打劫生辰纲事发，成为官府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宋江听到这件事后，马上想到：“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他稳住何涛，马不停蹄地奔向晁盖所在的西溪村，通知他们赶快逃走。小说在这里用了一首诗来赞扬宋江的行动：“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事后，晁盖跟吴用等人说起宋江：“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弟兄。……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从为朋友的份上看，宋江不愧一个讲义气的名声。百二十回本第十八回则在此写道：

当时有一个学究，为此事作诗一首，也说得是。诗曰：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

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主流社会的观点，晁盖身为保正，不担负起在乡里维护治安的责任，反倒与久走江湖的刘唐等人勾结，打劫生辰纲；宋江身为押司，他的责任是捕盗，却走漏消息，将晁盖一行放走。宋江等人的“义气”是与他们的“守法”职责相对立的。由此可见，江湖人物的“义气”观念，强调的是朋友之间像兄弟一样情义深重，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同生共死。好汉结义，往往即以此类的语言起誓。江湖人物所敬重的也是这类忠于誓言，和兄弟们同生共死的人物。对朋友的义，大于对于国家的忠，这是江湖人物“义气”的特点。

小说第二回，史进抓住了少华山的三头领陈达，他的结义兄弟朱武、杨春前来求情，表示要和陈达死在一起。史进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我放陈达还你如何？”史进放他们，那全是看在“义气”的分上。不但如此，当他与三位寨主打得火热成为朋友之后，他也以江湖义气作为处理事情的标准。史进与朱武等人中秋赏月之际，县里的捕头带人来捉拿他们。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可把索来绑缚了我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史进道：“如何使得！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于是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庄院，杀掉泄露秘密的王四和到官府告密的李吉。在他看来，不如此就不够“义气”，就算不上“好汉”。

江湖义气，就它的产生而言，是与江湖人物特殊的生存处境紧密相联的。江湖人物，由于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敌视和轻视，从而形成了异于常人的群体认同感，特别强调同一个圈子内部的团结，强调朋友之间同生共死，而且讲究同情江湖同道。将江湖同道之间的互助视为他们的义务。比如，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就认为，三种人不能下手：云游僧道、江湖上行院妓女、各处流配的犯人。究其实，这三者中江湖人物比例不小，不对他们下手，是因为对他们有同病相怜之感。武松流配经过十字坡，与张青打得火热，结为兄弟，就是明显的例子。江湖人物重视“义气”，还讲究这样一条规矩，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对于朋友的朋友要像自己的朋友一样看待，否则就是对不起朋友。小说中许多化敌为友的事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宋江在揭阳镇上、浔阳江上，曾先后遭穆春、穆弘兄弟和张横的追逼，差点丢掉性命，但是通过李俊的介绍，双方认识以后，也就成了朋友。在一般社会上，也存在讲究江湖义气的人物，像宋江、朱仝，他们落草以前，就属于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以兄弟之情作为维系感情的纽带，结成一个个小团伙，谋求共同的利益。

江湖义气，不仅与正常的社会法制构成了对立，也和江湖豪侠的“侠气”形成了矛盾，限制和削弱了豪侠行侠仗义的行为。鲁智深路过桃花山刘家庄，将前来抢亲的小霸王痛打一顿，并且跟刘太公说：“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们只顾缚了，解去官司请赏。”准备把桃花山的强人抓住，除恶务尽。但是，经过先前认识的打虎将李忠从中周旋，鲁智深的立场也就软化了。他只劝住周通，逼他发下不再骚扰刘太公一家的毒誓，就放过了他。

宋江被江湖朋友称为“义士”，他的义气，在江湖人物中有口皆碑。但正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江湖人物的义气到底是什么。第三十二回，宋江在清风山做客，山寨的三寨主王英抢来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夫人，关在房里，向她求欢。宋江不满王矮虎的作为，但是他决意救出被掳的妇人，却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后来弄清那妇人是花荣同僚刘高之妻后，宋江又寻思：“他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于是他向王英说情：“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不肯爽快答应，宋江便跪一跪道：“贤弟若要压寨夫人时，日后宋江拣一个停当好的，在下纳财进礼，娶一个伏侍贤弟。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得人情，放了他则个。”可见，宋江救刘高之妻，多半是出于朋友之情的考虑。他虽然说到“江湖大义”几字，却不肯因为这个“江湖大义”而得罪王矮虎，他反复表示：“宋江日后好歹要与兄弟完娶一个，教你欢喜便了。小人并不失信。”后来，三打祝家庄，宋江果然将被俘的扈三娘嫁与王英。宋江救刘高之妻，过多地出于朋友之情的考虑，而并非“大义”。他们的“义”局限为一种小圈子的狭隘道德。

最让人们对江湖义气产生不满的是，他们的江湖义气，甚至损害到平民百姓的利益。唐牛儿代宋江顶缸即是一例。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阎婆一心想为女儿伸冤，她将宋江骗到县衙前，抓住宋江要他偿命。“原来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里没一个不让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此时，平时受宋江恩惠，此时又不明真相的唐牛儿上前揪住阎婆撕打，宋江趁机走脱。“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不担搁。众人向前，……拿住唐牛儿，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后语言一般。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且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这是一般的“讲义气”，换到江湖之上，在一群无法无天的江湖好汉那里，因为讲义气而做出的某些事情，比这要可怕得多。

因为江湖义气本质上是一种小圈子中的道德，它重在亲疏之分，而不重在是非之分。有时，一个好汉想讲义气也有困难。比如，梁山好汉孙立在宋江三打祝家庄时，到祝家庄充当内应。庄内的好汉栾廷玉介绍他和孙立的关系时，这样说：“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并且一直对他信任有加，但正是这个孙立，为了对梁山好汉讲义气，最后出卖了栾廷玉。孙立在早期水浒故事名列三十六天罡，可是到了《水浒传》中，却被列到了七十二地煞之中，恐怕原因之一就是他干过“卖友”的勾当。再如那个“一腔忠义动衣冠”的朱全，他为了义气，放走犯下死罪的朋友雷横，自己被配往沧州牢城。沧州知府很欣赏他，一点也不把他当成犯人看待，放心地把小公子交给他看管。宋江、雷横等梁山好汉想到朱全讲义气私放过他们，于是他们也讲义气，要把朱全接到梁山，就派李逵把知府年仅四岁的孩子杀死。朱仝要对知府讲义气，一时之间，一定要杀了李逵。待到上了梁山，宋江劝他要以“大义”为重：“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只顾同心协助，共兴大义，休教外人耻笑。”这样一说，朱仝也就放下报仇的想头：讲了这一边的义气，就没法顾上那一边的义气。以只讲亲疏、不讲是非的江湖义气作为处理事情的标准，难免遇到这一类尴尬局面。

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交友之道，贵乎忠诚。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平居无事，大家亲亲热热，像是知心朋友，生死可托；可是一旦临小利害，即反眼若不相识，不引手救人，反倒从而落井下石。我们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比照那些落井下石的行为来看，江湖义气并非一无是处。主流社会的文人，以及市井中的小民，他们对于梁山好汉“义气”的称赏，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一百单八条好汉排座次，回前来了一首诗：

光耀飞离土窟间，天罡地煞降尘寰。

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风透胆寒。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下梁山。

堂堂一卷天文字，付与诸公仔细看。

在小说中，这首诗要算写得漂亮的，有些大气磅礴的意味，跟书里的好汉们具有一样的脾性。这里要说的是“仗义疏财归水泊”一句，据这句诗看，江湖好汉们之所以汇聚到梁山，最要紧的就是他们都能“仗义疏财”。“仗义”是笼统的说法，就是要讲义气。“疏财”是仗义的一种表现，拿它跟“仗义”并列，可见能不能“疏财”，关系甚大。

江湖好汉们仗义疏财，一种是拿钱财帮助那些困苦的人，鲁智深和史进拿出银两资助金老汉父女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拿钱财资助江湖同道，《水浒传》里写的最多的还是这一种。小说里写到的好汉有两种。一种是李忠一类的行走江湖卖艺或干着其他营生的好汉，他们自己经常有衣食之忧，照说他们本身就是别人资助的对象，可是行走江湖的艰辛生涯也让他们培养出仗义疏财的品格。毕竟与人方便，就是方便自己，人在江湖，总会有个三灾六难，哪一天自己遇到难处，也需要别人仗义疏财。李忠在救助金翠莲的行动中，从怀里摸出二两银子，被鲁智深瞧不上眼：“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可是我们不能用鲁智深的眼光看问题，以李忠的微薄收入，拿出二两银子，说不定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还有一种是像宋江、柴进等人，他们落草以前还不算典型的江湖人物，不过，他们受到江湖习染的影响，也把“仗义疏财”当作好汉的标准。

朋友有通财之义，所以主流社会也看不起那些吝啬鬼。不过，江湖好汉的仗义疏财自有其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特点。想要对好汉们的仗义疏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最好从戴宗入手。

宋江发配江州时，路过梁山泊，被山上好汉留住，宋江抵死不肯落草。吴用为了报答宋江，就向他介绍：“兄长听禀：吴用有个至爱相识，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姓戴名宗，本处人称为戴院长。……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弟知道。”

宋江拿着书信到了江州，却没有去拜见戴宗，倒先在牢城营里上下打点：

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拨到单身房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管营处又自加倍送银两并人事；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人不欢喜宋江。……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自落的结识他们。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

宋江的“仗义疏财”果然又一次收到了奇效。戴宗许久不见宋江送上“常例钱”，来到点视厅大发雷霆。差拨来通风报信，宋江因为带有吴用的书信，倒也不慌不忙。

（宋江）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矮黑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计利害，也不到的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戴宗被吴用称为“仗义疏财”，但还是败在宋江手里，他让手下打宋江，而这些手下早被比他更“仗义疏财”的宋江笼络得服服帖帖，听说要打宋江，就来个一哄而散。真是一种喜剧性的场面。当然，宋江只是和戴宗开个玩笑而已。下面，戴宗得知自己要打的人是宋江时，“起身望着宋江便拜”。他对宋江解释说：“小弟只听说得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来。往常时，但是发来的配军，常例送银五两，今日是个闲暇日头，因此下来讨取。不想却是仁兄。恰才在营内，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万望恕罪。”宋江早知戴宗会因“讨人情”下来找他，所以才不急着去他那里交上吴用的书信。身为公人，宋江对这种事情，是非常熟悉的。他虽然说了戴宗“好小哉相”，但对这种事情并不介意，依然把戴宗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

戴宗向人讨取常例，言语粗鲁，足见其人品不高。他在好汉中却享有仗义疏财的名声，这就很耐人寻味。

从戴宗再说到其他好汉，我们发现，戴宗一类的人物并不少。比如梁山头领宋江，他的钱财来历就值得怀疑。《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刘唐从梁山泊带来的一封书信被阎婆惜发现，她借此要挟宋江，让他拿出一百两黄金。宋江只说，他并没有收下刘唐送的黄金，如果硬要他拿出黄金，他可以变卖家私。阎婆惜不信，她说：“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的人，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阎婆惜是个自取其死的刁蛮婆娘，她的话当然并不完全可信，不过也能暗示出一些真实的情况。至少，就一般公人来说，他们捞取钱财的机会颇多。纯是小人的董超、薛霸固然是为了钱财不惜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第三十回写到的两个公人，一个康节级，与施恩要好，施恩为救武松，送了他一百两银子，他“再三推辞，方才收了”；另一个公人叶孔目，书里说“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施恩又托了和叶孔目知心的人，送给他一百两银子：

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

胥吏出身的好汉也不例外。宋江私放晁盖，晁盖送他百两黄金，尽管他没收下，也证明他有捞取钱财的门道。雷横在东溪村抓到刘唐，晁盖谎称刘唐是他的外甥。雷横放了刘唐之后，晁盖送给他十两银子。书里既然这样写，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对于这些公人来说，捞不捞钱不是关键的区别，区别只在于是受礼还是索贿。这看起来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但在《水浒传》所描写的世界里，却决定了一个公人是否算得“仗义”。

好汉们要疏财，首先得有相当的收入。这种收人是否取之有道，看来江湖好汉们是不太计较的。不管是收受贿赂得来的，还是打家劫舍得来的，只要“疏财”，好汉们就认可。

再说到好汉们都把财疏到什么地方去了的问题。江湖中人讲究的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他们热衷于交朋友，套交情，这跟主流社会讲究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很不一样。江湖人物交友之道，特别讲究“好看”，讲究面子。

第三十八回，李逵初会宋江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李逵初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宋江，恰值他没了银子，正向人强借。仗义疏财的宋江马上给了他十两银子，李逵得到银子以后，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没一文做好汉请他。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倘或赢得几贯钱，请他一请也好看。”为了“好看”，李逵去赌钱，谁知又赌输了，他不惜丢掉“最赌的直”的品格，动粗抢钱：“今日权且不直一遍。”金圣叹在这里评论说：“要好看，是李逵白璧一瑕。”其实，要“好看”，是江湖人物交友之道的一个重要特色。

宋江与张顺、李逵、戴宗几人在琵琶亭饮酒，宴后，几人争着要付钱。

张顺便叫酒保去说：“这席酒钱，我自还他。”酒保听得道：“不妨，不妨！”宋江哪里肯，便道：“兄弟，我劝二位来吃酒，倒要你还钱，于礼不当。”张顺苦死要还，说道：“难得哥哥会面。仁兄在山东时，小弟哥儿两个也兀自要来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识尊颜，权表薄意，非足为礼。”戴宗道：“公明兄长，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仁兄曲允。”宋江道：“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还了，改日却另置杯复礼。”张顺大喜，就将了两尾鲤鱼，和戴宗、李逵，……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来到营里。

宋江讲“好看”，是面子问题；张顺没提到“好看”，他“苦死”要出酒钱，那想法和李逵、宋江一样，同样是为了有面子。

看得出，仗义疏财作为江湖人物交友之道的一个重要侧面，跟他们讲面子，拉关系的习气是紧密相联的。《水浒传》写好汉相识，一定要吃喝一顿，这吃喝也是“仗义疏财”的一种表现。江湖人物交友，不理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套，他们喜欢拉帮结伙，钱财、酒肉是他们交友的重要工具。

东汉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分析世上的“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时，将其并称为“德之贼”，他所说的“侠”并非专指仗义除恶的义侠、节侠，而是包括了如同梁山好汉一样复杂的种种江湖人士：

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义，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撇开他的激烈语气不谈，他的话的确概括出了江湖人物的许多行为方式：“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只问能不能疏财，不问这些钱财是否取之有道，不问这些钱财是否用在合适的地方，这正是江湖人物的“仗义疏财”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