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水浒传》与江湖社会

中国历代的风俗习惯，在官方主编的正史中，是很难看到的，倒是在小说中还能窥见一鳞半爪。水浒研究专家何心曾就这一点说：“《水浒传》虽是叙述宋朝的故事，因为作者是元末明初人，而改编润色者又都是明朝人，所以书中所描写的风俗习惯，可能有许多是元朝或明朝的，不能认为全是北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可是我们不管它是宋朝的，是元朝的，或是明朝的，能在一部小说中看到几百年前的许多风俗习惯，这总是可喜而不应当轻易放过的。”

有人拿《水浒传》中的风俗描写跟绘画史上罕见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相比，仅就涉及民俗的范围而言，《水浒传》所描写的无疑更加广泛。明代天都外臣（汪道昆）的《水浒传序》说：“载观此书，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纵横，揣摩挥霍，寒暄嚬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怪，以至大乘之揭，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在《水浒传》所涉及的包罗万象的民俗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首先是其中的江湖社会的风俗。

据说《水浒传》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江湖豪客传》。不管这种说法可靠与否，《江湖豪客传》这一名称确能揭示出小说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身份。

“江湖”一词，原指江河湖海，后来用以泛指五湖四海各地。旧时官员贬谪外地，常常以为自己是处“江湖之远”，是流落江湖。唐代诗人杜牧《遣怀》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实际上只是从京城贬到外地任官。还有一些人，没能进入仕途，也以江湖人士相称，如宋代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等诗集，收录了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往往是未能进入仕途的失意文人。还有一些人，他们绝意仕进，主动从政治中游离出来，“无官一身轻”，遂以逍遥江湖自命。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即因此自号“江湖散人”。可以看出，“江湖”的含义与原初的意义有所不同，渐指一种疏离政治、远离政治中心的人群。不过，这种人物，用一句古话说，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网之下”，或者说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心理，仍与朝廷王化紧密相连。

在《水浒传》中，“江湖”同样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指一种社会人群。这种人群，不只是与政治中心疏离，而且走得更远，他们与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背道而驰，远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教养。

《水浒传》第三回里第一次提到“江湖”二字。这一回史进与鲁达相遇，两人一见如故，便到潘楼酒店饮酒，出茶坊之后，遇到史进早些时候的师父李忠。

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里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却认得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

这里“江湖”一语，并非一个地理概念。“江湖”上的人，是失去正业的人，他们只能四海为家，以卖艺卖药为生或者从事其他不固定的职业。

此后，“江湖”一语屡见于小说之中。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府，路过十字坡，与开黑店的张青相交，这里出现了一个喜剧性的场面：

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你只顾吃酒，明日到孟州时，自有相谢。”

“江湖”既然是失去正业者的谋生之地，那么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强盗也可被视为江湖人物。“江湖”之广，也包括了“绿林”。第二十七回写到的张青，他本人是一个江湖好汉，而他的岳丈大人山夜叉孙元，据张青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一句话里用上了“江湖”与“绿林”，可见这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

“江湖”是与“王化”相对立的场所，其中荟萃的基本是非主流社会的人物。但是“江湖”又不能单以此为限，江湖人物的触角可以向主流社会延伸，或者说许多身处主流社会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心理状态都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也构成了江湖社会的一个部分。第九回介绍柴进：“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自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第十八回介绍宋江，说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宋江、柴进之类的人物，与江湖人物气味相投、声息相通，不妨视为江湖人物的一部分。他们在江湖上的名声如日中天，用江湖人物石勇的话说：“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这两个人就是宋江和柴进。石勇因为赌博一拳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投奔过柴进，又欲投奔宋江。在江湖人物看来，柴进、宋江这些人，虽然身份与他们不同，可是仍属于自己的同类。至于他们后来也落草为寇，更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人物了。

这样一来，“江湖人物”的范围就比较清晰了，它不仅包括无正业为生、流浪四方的人，也包括落草为盗的人物，以及在心理上认同他们、给他们以同情和资助的人物。

这些人物，小说里统名之为“好汉”。“好汉”是个好听的称号，不少读者因为这个称号误认为《水浒传》对梁山好汉一律加以肯定。小说在一些地方也有意造成这种印象，比如，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一回大聚义之后，小说来了一段骈语，专道梁山泊的好处：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言语，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从这里看，一百零八条好汉似乎个个都讲“忠诚信义”，个个都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说到底，小说作者对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从文学技术上说，把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得“忠诚信义并无差”，就会使不同的人物面目雷同，从而使小说完全归于失败。更重要的是，从作者本身的观点上说，他也不可能不加区别地对待品类复杂的江湖人物。小说中的“好汉”，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作者对他们有的加以赞赏，有的加以贬斥。

小说作者最欣赏的是江湖好汉中的豪侠，他们是好汉中的好汉，英雄中的英雄。

说《水浒传》写的是江湖人物，没有人怀疑；说它写了豪侠，可能会引起读者的疑虑：好汉当中有豪侠吗？

至少，《水浒传》的作者是这样想的。在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发生之前，作者预先点明：“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小说第二回，作者用这样的诗句赞扬第一位出场的梁山好汉史进：“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可见小说有意把一些好汉写成“义侠”和“节侠”。明清两代不少读者也爱把《水浒传》与《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小说的前七十回，鲁（智深）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以及散见于各处的李逵故事，都可以当作游侠传来读。

现代读者有时会忽略这一点，他们在读《水浒传》时，几乎没想到梁山好汉会是侠客。现代读者心目中的侠客，常常是《三侠五义》以来的侠义公案小说和二十世纪形成浪潮的新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拿这些小说里的侠客和鲁智深、武松、李逵一比较，差异马上就显示出来了。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呢？

这要从历史上的“侠”说起。侠始终是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的一种特殊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侠不是一个特殊的专门的职业，也不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构成侠这一社会群体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气质、特殊的社会角色意识的人群。从各种文献来看，“侠”所指称的范围具有很大的弹性。有些文献中把横行乡里，危害社会的人物称为“侠”；有时干脆把杀人越货的人物也称作“侠”。但是，般情况下，人们推崇为“侠”的，是那种救人于困厄之中，维护正义，舍己为人，勇于复仇，即使违反禁令也在所不惜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行侠，并非为了谋生，而仅仅因为他们喜欢行侠，喜欢受血气之性的驱使，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传统上侠有不同的分类。按侠的行为方式划分，有所谓“义侠”、“轻侠”、“奸侠”、“武侠”、“豪侠”等称呼，《水浒传》称梁山好汉为“义侠”、“节侠”当然主要是就他们的行为的主导面即“行侠仗义”这一点着眼的。我们读小说中鲁（智深）十回、林（冲）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不难感觉到，他们的确无愧于节侠与义侠的称号。如果按照侠的出身及活动的范围划分，又有所谓卿相之侠与闾里乡曲之侠等的不同。《水浒传》里所写的多数好汉，他们出身于下层社会，活动于民间，尤其是城市与村镇，正是所谓的“闾里乡曲”之侠。

证诸历史，无论何时，无论对于哪一种侠，传统社会都保持着警戒，将他们视为非主流社会的人物。因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能看作一般的见义勇为者。豪侠有许多负面的行为，即使在他们行侠仗义的作为里，也往往包含着令主流社会望而生畏的内容。

在描写侠这一社会群体时，近代以来的侠义小说和《水浒传》走的不是同一路数。近代以来的侠义小说中，侠客的惟一事业就是以超绝的武功行侠仗义，读者觉得他们可敬可佩，可亲可近。这些小说之所以让侠客形象大放异彩，是因为它们塑造人物形象依据的是“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实质是从侠的正面行为中概括出来的，这种概括，既然抽去了侠的负面行为，也就使其中侠客的形象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

《水浒传》则不同。它在描写梁山豪侠时，既描写了他们行侠仗义的行为，也相当全面地展现其他生活内容，包括豪侠的负面行为。换句话说，《水浒传》比较忠实地按照侠的本来历史面目进行塑造，使读者对侠的真实面目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鲁智深，既有拳打镇关西、痛打小霸王、大闹野猪林这一类令人击节赞赏的侠行义举，可是他也抢酒喝，为了抢酒还出手伤人；武松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让清初的评点家金圣叹惊呼为“天人”，可是他也有醉打孔亮的表演——还不说他当初曾酒后一拳下去差点打出人命，他正是为此才流落江湖的。《水浒传》在反映“侠”这种人物时，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写出了他们既令人爱又令人怨的两面，读者所看到的，基本是豪侠生活的写真，而不是关于侠客的浪漫想象。对于“义侠”与“节侠”，《水浒传》在写出他们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不那么可爱的一面。这可以从小说里的几个细节中加以体会。武松成了打虎英雄后，巧遇兄长武大，武大对他说：“我又怨你，又想你。”想他，是因为武大生性懦弱，受人欺负时没人做主。至于怨他，则是因为：“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李逵在江湖上算是一个极有义气的好汉，他回家取母，哥哥李达一见他就生气：“你这厮归来则甚？又来负累人。”其原因也和武大郎怨武松相同。

小说写梁山好汉，写他们“负气诵义”的举动时，作家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跟武大郎对武松的态度一样，既赞赏他们仗义除恶等侠行，又不满他们常常惹是生非甚至胡作非为。豪侠这种特殊的非主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场景，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就得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了。从民俗的角度考察《水浒传》，我们首先感到有兴趣的地方正在于此。

《水浒传》中好汉的“大聚义”，实质是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沦落为“盗”，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体系。如果“盗”这个字眼带有过多的贬义色彩，不足以说明小说对落草好汉的复杂态度的话，我们不妨用“绿林好汉”这个字眼概括他们。

自古就有“侠盗”一说。侠盗指的是那种以盗的身份而行侠的人物。从历史上看，侠者的出路与下场之一，就是沦落为盗，而盗中也不乏行侠仗义的人物。《水浒传》里既写了一些豪侠如何沦为盗，又写了一些强盗如何行侠仗义。

小说里第一个为好汉赢得同情与喝彩的豪侠是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不得不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大闹野猪林，连和尚也当不成。林冲，一个本来安分守己的军官，虽有绝艺在身，却从不张扬，为高俅所逼，不得不一步步沦落，先是成了囚犯，后来连囚犯的境遇也保不住，只好杀掉一步步逼他的人，挺身上了梁山。解珍、解宝兄弟，为恶霸所诬，陷入死牢，不能不劫狱出逃，杀掉仇人，归人梁山；武松被蒋门神伙同张都监陷害，不能不杀人出逃。以至于连小说里最早出现的三个绿林人物，朱武、陈达、杨春也说：“小人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似乎其情可悯。

已经落草为寇的史进、鲁智深曾先后前去行刺为官贪滥、苦害良民的贺太守；在晁盖、宋江那里，好汉们讲究的是“替天行道”。他们所作的主要有两类事情，一类是惩罚贪官污吏，一类是抢劫为富不仁欺压良善之辈。

《水浒传》重点描写的好汉都带有一些侠义精神，按照武侠现代小说中常用的一个词来说，他们是“白道”中人。他们因为行侠仗义或者被人逼迫，不得不落草为盗，即使当了强盗，也常常干出侠义之举。这样的设计，为好汉们赢得了同情。——读者明知道梁山好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群“强盗”，也还是把他们当作“侠盗”来看待。

小说在描写侠义行为的同时，常常交织着对于“黑道”生活的描写，展示出江湖中可怖可畏的一面。

小说对有的绿林好汉，径直称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之徒，或者以皮里阳秋的手法写出其人品的不足称道。比如，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一出场就带着一群小喽啰到刘太公庄上抢亲，被鲁智深痛打一顿。清风山的矮脚虎王英，一出场就要取“牛子”心肝作醒酒汤喝；接下来，抢了一位命官的夫人，丢下客人不管，跑到房里向那妇人“求欢”，连他的同伙燕顺都说他不是“好汉”。

占山为王的绿林人物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组织习惯：由于他们处于与正常社会对立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常常活动在一些荒僻的山区。他们占住一座山，为了防范官府对他们的围剿与搜捕，他们划定势力范围，不许周围的居民到附近渔猎。山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好汉们在山上设下一个“聚义厅”，供寨主们议事。寨主们坐在交椅上，两边侍立着大小头目，厅堂下是没有头衔的强人，他们的名号叫“小喽啰”。好汉或是含冤受屈，被逼无奈成为强盗，或是为非作歹，事发之后无处藏身，不能不上山，进入这样的山寨里，都叫做“落草”。落草以后，头领们要举行仪式，表示“聚义”，从此以兄弟相称。要是有人不满意大头领，以下犯上，将大头领干掉取而代之，这叫“火并”。山寨里有许多规矩和禁忌，比如，好汉相见行礼，不再叫做下拜，而要称为“剪拂”，抓住的过往行人，在这里称之为“牛子”……

除了这些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之外，还有另一类绿林人物：

一群客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从树林中跳出一个大汉，头裹红巾，大声喊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于是机灵一点的，丢下行李落荒而逃，要是不机灵，要跟那汉子拼命，说不定连性命也丢了。几位旅客搭上一条船，船到江心，那艄公突然拿出一把泼风也似的快刀，厉声喝问：“你几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客人战战兢兢地问：“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艄公圆睁眼睛：“若要吃板刀面时，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几个下水去；若要吃馄饨时，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一个客人风尘仆仆地投到一个店里，也许他太累了，要来一杯酒喝，这一杯酒下肚之后，马上天旋地转，醒来时，已经被绑在一条板凳上，浑身上下被剥得精光，无助地等着死神的降临。

这里不是一群公然为非作歹的匪徒，只有久走江湖的人才了解他们的勾当。这种人无代无之，可是在一般的史料中却极难看到对他们生活的详细记载。借助小说，我们可以知道：头戴红巾，是他们的行头；“剪径”是他们的职业；“板刀面”、“馄饨”是他们的行话；蒙汗药是他们的作案工具……

可以看出，绿林好汉虽然出身各别，品类也有不同，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典型的非主流社会中，他们身上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比如，行动上要讲义气，尤其是在他们生活的小社会中，一定要讲究义气，患难相扶、吉凶相救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他们有自己的行话和隐语；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忌讳等等。

《水浒传》中所写的大多数好汉，在出场时，已经只能栖身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这些人中，一些是市井无业游民，一些是飘荡江湖以卖艺等为生的人物。前者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市井闲汉”，后者我们称之为“流民”。

说到市井闲汉，一般读者所想到的就是跟在高衙内或殷天锡身后的那一般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跟着高衙内寻花问柳；或者，“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四处欺压良善。

但是闲汉还不只是这一些人。闲汉，指所有无恒产、无正业的人物。宋人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中均称之为“闲人”，其品类蔚成大观，成为宋元都市一大景观。《水浒传》所写最多的一类闲汉，是“帮闲”，他们的职业，是围在有钱人身边起哄，帮那些有钱人使钱。此外，小说里屡屡提到的“破落户”、“泼皮”，也可以包含在“闲汉”之中。

闲汉中的猥下之徒，或是跟着高衙内、殷天锡一流恶少横行霸道，或成为泼皮流氓，骚扰市坊，而其上者，则可以成为侠义英雄。比如，天巧星燕青，他的身份看似仆人，实则是一个典型的“闲汉”。小说这样写燕青：

不则一身好花绣，那人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

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小说曾将发迹前的高俅作为帮闲描写，我们不妨拿对高俅的描写与对燕青的描写作一对比：

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

可见，一个闲汉如果具备“仁义礼智”、“信行忠良”，也能成为真正的好汉。

水浒好汉中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身于闲汉。如石勇，作者说也“日常靠放赌为生”；邹渊，“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其侄邹润当是同一路人；白胜既是闲汉，也是赌客；马麟，“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邓飞，“本是襄阳关扑汉”……这些人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以后，不得不学会一套不正当的谋生手段。

还有一些好汉，他们在落草以前，以杂役小吏、刽子牢卒的身分混迹于市井之中。这里要说一说黑旋风李逵。他在入伙梁山以前，曾是江州牢城里的一名牢卒。李逵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周围的人这样介绍他：“他是个没头神，又无住处”，“只在城隍庙间壁观音庵里歇”。此外，铁叫子乐和、铁胳膊蔡福、一枝花蔡庆，甚至病关索杨雄、神行太保戴宗，他们的身份都是隶卒。虽然不能说他们是闲汉，然而在社会上看来，他们这个行当同样相当低贱。宋元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有这样的句子，反映出宋元时代人们对于“娼优隶卒”的看法：“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倡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倒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瘢。”说他们连乞丐也比不上，主要是他们的品质有“疤瘢”，与一般的“良民”有差异。

同市井闲汉一样，这种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能令他们自己满意：他们与江湖人物接触的机会很多，受到的江湖习染也最重，因而也容易成为江湖人物。

小说里还写到不少“冲州撞府”的好汉。这些好汉与市井闲汉相同，无恒产，无正业，所不同的是，市井闲汉还能够守住一片居所，而冲州撞府则四海为家，成为流浪江湖的游民。“冲州撞府”一语，在好汉口中说起来很响亮，实际颇为辛酸。菜园子张青曾对武松说过，他开的黑店里，决不对江湖上行院妓女下手：“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赔了许多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可见，与其说是“冲州撞府”，不如说是在江湖上跌跌撞撞，一路艰辛。

沦为江湖流民，通常的生涯就是卖艺。行院妓女出卖色相演技，而江湖好汉一般是出卖武艺。打虎将李忠就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靠卖膏药为生的人，如何能爽气？所以，在资助金翠莲一事上，他不大爽快地从怀里摸出二两银子，也在情理之中。飘荡江湖的艰辛还不止此，第三十七回，卖枪棒的薛永，因为得罪了地方恶霸穆春、穆弘兄弟，被他们抓起来吊打，并且差点被捆成一团丢进江里。流浪江湖的，还有乞丐，还有小偷。例如时迁，作者称他“偷营高手客”，为了糊口，他甚至不得不盗墓；段景住，作者写他“平生只靠北边地面盗马”。借助小说，我们看到，行走江湖卖艺，摆开场子，这叫“打野呵”，到了一地，要去拜码头；四处行乞，口唱莲花落，手里弄着蛇；行窃者，要会相脚头，手里拿着迷香……

《水浒传》在揭示三教九流的好汉如何落草为盗，如何成为梁山泊好汉的同时，为我们展示了下层社会，尤其是非主流社会这一类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民俗风情。这在官方文献中是难以见到的。

传统社会依据出身和职业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认为有的行当尊贵，有的行当卑贱。传统的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生活是这样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样事读书耕田。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和农都是正经的生涯。而梁山好汉呢？大部分好汉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落草为盗，固然是犯上作乱，与主流社会形成正面冲突；在落草为盗之前，他们中大多数人混迹于市井，飘荡于江湖。杂役小吏、刽子牢卒、小商小贩、工匠艺人、渔民船夫、浪子闲汉、小偷，各色俱有——也不足以跻身于主流社会。

我们称梁山好汉是非主流社会的人物，主要还不在于他们的出身和职业，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好汉们之所以成为好汉，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传统主流观念的背离，他们多数人不愿意遵循正统的生活方式。结果，他们中大多数出身于乡曲里巷，却又不同于普通的市井之徒；他们成了“好汉”，却又不是正统社会所赞赏的正人君子、忠臣义士。

《水浒传》为读者勾勒了江湖社会色彩斑斓的图景。在这幅巨型图画的中心，是光彩动人的豪侠，生动地反映出人们对豪侠的认识、理解、想象和渴望；在豪侠的四周，点缀着江湖上其他诸色人物，他们身上略带阴暗的斑点烘托出豪侠的光彩。当我们进入江湖社会神游时，我们的目光将集中在豪侠身上，余光所及，也将在其他人物身上略作停留。毕竟，对于读者来说，豪侠以其超迈的人格引起他们潜意识中的向往，而“江湖”则以其神秘、陌生而对他们构成了强大的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