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成书研究
开篇
西谚有云：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用“说不尽”来形容莎士比亚作品的精深和博大，实在也算得上是一种简约到绝妙的修辞；中国文字修辞的典故，可以与之媲美的，此刻我只想到秦桧那令人无以置词的三个字：莫须有。
但当得起“说不尽”三个字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却比比皆是：《红楼梦》是，《三国演义》是，《水浒传》是，《西游记》也是，……
《西游记》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话题。
一位西方学者在评价世界文学的发展时曾说：十六世纪时，人类的智慧之光同时照亮了东西方。
他指的是西方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和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而东方当时也出现了足以雄视世界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和伟大的小说家吴承恩。
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早已跨越国界，成为西方文学的象征；而汤显祖和吴承恩的作品也早已遍布东方，成为东方文学的骄傲。
按照现代文艺理论的标准评判，《西游记》是浪漫主义的杰作；按照中国小说的习惯分类，《西游记》列“神魔小说”的榜首。
在中国，《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在国外，《西游记》至少已被译为十几种语言，目前世界主要语种和东亚、东南亚的各语种均已有了较为完整的译本，是世界浪漫主义和儿童文学杰作之一。
由于有些早期译本为节译、选译，所以《西游记》的译名五花八门。除了一小部分保留《西游记》的原名外，其余有译为《圣僧的天国之行》的，有译为《一个佛教徒的天国历程》的，有译为《猴》、《猴王》的，还有译为《猴与猪神魔历险记》的。
在走向世界的时间上，《西游记》要晚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译本是十七世纪末的日文译本。据说还有更早的朝鲜文译本。《水浒传》在十八世纪中叶也已有了日文全译本。唐僧取经故事的最早见于外文是明代前期的朝鲜文译本，不过那是取经故事，与《西游记》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算数。《西游记》的翻译也开始于日本，日文全译本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历时七十四年方告完成，晚于《三国演义》一百多年。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西游记》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得最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唐僧师徒尤其是孙悟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形象。
有人估计，《西游记》的读者人数大概是世界第一。因为从明代后期开始的四百多年来，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游记》的直接或间接的读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成语俗语中涉及到《西游记》的难以计数。
有人估计，如果要评价古典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西游记》应数第一。中国人最早接触的古典名著就是《西游记》。如果按读者接触的先后顺序排列，四大名著排在第一位的无疑应当是《西游记》，然后才是《水浒》、《三国》、《红楼梦》等等。
有人估计，《西游记》被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的范围和次数，至少也是中国第一。涉及到戏剧（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艺、电影（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电视、漫画、卡通画等等，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艺术形式。被改编最多的当数京剧，现在保留名目的京剧剧目即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包公戏可与之媲美。
《西游记》百假之中有一真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但他却建立在非常真实的历史基础上。《西游记》的取材，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大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初秋，一封由骆驼商队从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捎至长安，又由快马飞递到洛阳的信函送上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案头。李世民当时正驻军洛阳，准备征伐辽东。面对这封封皮已经破损，处处透出旅途风尘的信函，李世民显然有点纳闷，不明白在大唐势力尚未到达的万里荒漠之外，怎么会飞来这么一封要求直接呈交他本人的私人信函呢？
信是一位法名玄奘的僧人写来的，说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偷渡出关，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刻苦求学十六年，现已返回停留在于阗，希望朝廷能赦免他以往的过失，准允回国。信中还叙述了西行印度取经途中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和在印度周游一百三十余国的求学经历。
李世民依稀记得大唐立国之初，为了防范突厥部族入侵滋事，确曾有过不准军民人等擅自出关的诏令，但他却再也回忆不起曾经驳回过一个年轻僧人西行求学的申请。此时他当然不会再追究往日的这些琐事，但却没有将这封信随手搁置，因为他已被这位僧人十几年的求学经历深深地感动：他深知西行路途是何等的不易。如果没有十分的毅力，穿越浩瀚的沙漠戈壁，翻过终年积雪的天山，都是不可能的；他也充分理解玄奘孤身一人在异乡求学的艰难，如果没有十二分的执着，语言文化的隔膜，生活习俗的不同，都足以让人半途而废。
他决定亲自给这名法号玄奘的僧人回信。
当然，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自从平定中原各路诸侯，建立大唐帝国以后，短短的十几年中，他已经把国家领向了强盛之路，形成了足以傲视古人、示范来者的贞观之治。但在西北，突厥却仍然是他的心腹之患。数百年来，突厥人在西北的侵扰已成了边界不靖的主要根源，与西域各国的往来也随之而中断，汉代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以及中央政权对西域各国的影响都已不复存在。为此，他不得不在建国之初关闭了与西域来往的通道，玄奘信中所说的禁令就是指这件事情。现在，虽然他已经把军队派到了遥远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并在那里建立厂大唐的政权机构，但对于他这位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雄才来说，更西更遥远的天山大漠的那一边仍然是他梦寐以求的发展空间，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马鞭指向那些未知的远方。只可惜，目前还做不到，因为他对更西的西边了解得太少。玄奘的出现，对他来说，不啻天赐良机。这位学识渊博的僧人所提供的情况，一定会比那些驼队商人要详细得多，透彻得多。
在信中，李世民尊称玄奘为法师。他告诉玄奘法师：听说法师西行归来，我非常高兴，我已命令沿途的官员迎接护送，请法师速来与我相见。
第二年春天，玄奘经过历时十七年，往返五万里的旅程后，平安地回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入城那天，长安城的主要官员几乎都在城门口迎接，长安城的百姓也倾城出动，夹道迎回了从西天取经回来的玄奘大法师。
李世民随即在洛阳召见了玄奘，仔细询问了玄奘西行取经及归途中的见闻和经过。玄奘对答如流，有条不紊。李世民极为满意，当即劝说玄奘还俗做官，辅助朝廷。玄奘婉言谢绝了这一要求，表示自己当初西行的初衷是求取真经，为东土的百姓造福，现在已从西域带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余部，需要集中精力译出，以造福广大众生。但玄奘毕竟是从西域过来的人，他对西域各国的政治、民族关系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李世民在西域扩疆建功的意图也了然在胸，因此他心领神会地答应李世民，他将把西行的各种经历见闻记录下来，呈送御览。这部书，就是玄奘口授，其弟子辨机笔录，至今仍在中西交通史及南亚中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唐西域记》。
由于《大唐西域记》包含有特定的目的，因而偏重于记录西域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状况，对于崇拜玄奘的普通百姓和他的弟子们而言，未免过于严肃。所以在玄奘逝世后，他的另两位弟子慧立、彦悰将他的生平及西行经历的许多细节编纂成一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传记较之《大唐西域记》要生动得多，应该说，我们今天对玄奘的了解更多地是来自这本传记。
当然，对于玄奘的研究不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我们注意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为了弘扬师业，在记录玄奘的生平时，出现了一些神化玄奘的描写。这为后来在各种各样笔记中出现的玄奘神话故事开创了先例。追根溯源，这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应当是《西游记》所有话题的开始。
玄奘取经的故事是如何演化为《西游记》的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研究者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到目前为止，奉献给读者的，还只是初步的结果。真正地、彻底地解开这个谜，还有待于更多的时日和更精细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即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的性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一般被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集体创作、个人写定的创作阶段和后期的作家个人完成的创作阶段。所谓的集体创作、个人写定，就意味着作品从出现故事的基本情节开始，到后来情节结构的定型，有着一个漫长的许许多多人参于创作的过程，而这类作品的所谓作者，其实只是最后的写定者。《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作品。因此我们所说的《西游记》的作者，也就是肯定他的杰出贡献在于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从前各种各样的西游故事改造得如此精妙并加以定型；但无论如何，小说《西游记》是建立在此前各种各样西游故事的基础上的，而并不完全是作者的创造。
那么，在小说《西游记》写定之前，究竟有哪些西游取经故事呢？我们可大致罗列如下：
玄奘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出现的西游取经故事；
唐代后期及五代时期散见在各种记载中的西游取经故事；
敦煌石窟中的唐僧取经壁画；
南宋说话本（通说如此。其实也许是唐代俗讲底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南宋泉州孙悟空雕像；
山西宋元时期唐僧取经队戏；
元代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及其他取经戏；
明代《永乐大典》中的梦斩泾河龙故事；
明代朝鲜故事读本中的唐僧取经故事。
读者对上面这些名目也许很陌生。的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游取经故事的完善，这些都渐渐地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但在当时，它们却都是盛极一时的西游取经故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游记》的确确就是从上面这些名目中诞生的。
唐僧取经的西天究竟在哪儿？
《西游记》说唐僧往西天取经，最后在灵山雷音寺取得真经。
西天在哪里？真有一个雷音寺吗？
所谓“极乐世界”的西天当然是没有的，但西天的说法却有来由。佛教从汉代后期传入中国，也就带来了释伽牟尼修行成佛的传说，中国的佛教徒虽然说不清佛祖究竟在何处成佛，但都知道应是在遥远的西边，因此佛教中就有了西天的说法。这个西天，实际上就是指今天的中亚、南亚一带（主要是印度、克什米尔）。
当时的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称为五印度。其中中印度是佛教的中心，相传释迦摩尼就是在那儿悟道成佛的。玄奘到达那儿的时候，当地还保存着释伽摩尼悟道处、说法处，大小寺院大多还藏有释伽摩尼的舍利子。中印度大致就相当于《西游记》中的灵山圣境。
在中印度，的确有一座类似于雷音寺那样至高无上的寺庙，叫那烂陀寺，在印度的巴腊贡地方。当时巴腊贡佛教盛行，有五十多座佛寺交相辉映。那烂陀寺又居其中心。寺院包括八个气势雄伟的大院，常住僧人四千多人，加上客居僧俗人等，总数超过一万以上，寺内的当家和尚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是五印度公认的佛学权威。
玄奘的学业主要就是在那烂陀寺完成的。那烂陀寺不仅有丰富的佛经，而且有精通这些佛经的法师，为玄奘的学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即便已经多年不说法讲经的戒贤法师，也破例为玄奘开讲佛教的主要典籍，并且一连讲了十五个月，使得玄奘法师真正成为一名三藏法师。
有没有往东土送经的人
既然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把真经直接送到东土，而非得将唐僧折腾得九死一生呢？许多人读了《西游记》后，都不禁会这样想。《西游记》中借如来之口解释说，怕东土众生怠慢了瑜伽正宗。这种解释也不能服人，如果东土不出这么一位玄奘法师，东土不就永无三藏真经了吗？那不又和大乘教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宗旨相悖了吗？
其实，历史上往东土送经的人不仅有，而且比往西天取经的人更多更早。
佛教早在汉代就传人了中国，当然是西天的人送来的。有人说是在西汉武帝时，有人说是在东汉中期。无论如何，都比玄奘取经的时间早。最初，刚刚进入中国的佛教不叫佛教，而称为道。因为佛教初人中国，要想立足也非易事，所以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含含糊糊地把自己也称为道。这个道，也许是诸子百家中道家的道，也许是东汉时五斗米道、太平道的道，也许是川陕一带带有巫教性质的鬼道的道，现在已经说不清了。后来，势力壮大才正式定名为佛教。
最早的送经人已无从考察，也无从统计，他们大多来自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国家，也有的直接来自印度，比较有影响的有：
东汉末西域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安世高本是安息国太子，他在父亲死后本该继承王位，却让位于叔叔，自己跑进寺庙剃头出了家。这情形和印度佛教传说中的许多故事很相似。后来他到东土译经，译出小乘教的主要经典三十四部，对佛教在东土的传播影响很大。
在安世高到达东土后20年，又来了一位西域大月氏国僧人支娄伽谶。他传授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是在中国传播大乘佛教的第一人。
最有影响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送经人叫达摩，他是正宗印度人，在南朝时来到中国。他虽然没有带来多少经卷，但他在游历中很快发现佛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隔膜，要让中国人真正接受佛教并不容易。于是他在嵩山少林寺后面的一处山洞里，面对石壁，苦思冥想达九年之久，终于悟出了一套玄机，创立了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教派。“立地成佛”、“见性成佛”就是禅宗的口号，后来佛教分化出许多教派，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文人士大夫最喜欢接近的，老百姓最热悉的，恐怕就是禅宗。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玄奘自己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可以和这部巨著媲美的是玄奘弟子慧立、彦悰合著的《大慧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回国时，带回了梵文佛经六百多部。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下，他组织了一个由十几名从全国各地挑选出的僧人和既通佛学、又精文字的官员组成的译经班子。这个译经班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玄奘生前的十九年中能系统译出篇幅巨大的七十三部佛经，与这个班子极有关系。翻译时由玄奘亲自译出大意，其他僧人写成经文，再由官员作文字润色，所以译出的佛经既不失原意，又明白流畅，成为翻译史上的佳话。
译经之余，玄奘免不了要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僧人讲述西天取经的经历。对玄奘来说，这些经历既值得回忆又不堪回首；对僧人们来说，则不免有惊心动魂、无限艳羡之感。一位叫慧立的僧人颇有心计地将玄奘的这些经历深深地印人了自己的脑海。二十年后，为了纪念玄奘，他把当初听来的内容形成了文字，这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前五卷。慧立写成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于众，而是藏在地穴中，自己随时修改增补，力求完善，直到他逝世时，才令门徒从地穴中取出公开。这五卷记载触动了玄奘另一门徒彦悰的灵感，他对这五卷作了一些补充后，又将玄奘回国后译经的过程写成另五卷。两者合并，就成了完整的玄奘法师传。
由于《大唐西域记》主要是写给唐太宗作参考的，所以玄奘以介绍各国的地理、政治、文化为主；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为了纪念、表彰玄奘的业绩，所以以玄奘本人的行动为中心线索，写得更生动、更细致，当然更丰富。它除了在研究方面和《大唐西域记》有几乎同样的价值外，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评价这部书时说：“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价值应推第一”。
我们关注的当然还不止这些。
经比较我们发现，《大唐西域记》写得很“实”，即书中内容都是玄奘听到的、见到的，即使有些神话故事，玄奘也都表明是当地流传自己听来的；而这本《传》中，“虚”的东西就多了起来，出现了许多围绕玄奘本人的神话。比如，玄奘在出嘉峪关后，曾在大沙漠中迷路四天五夜，滴水未沽，一度连人带马昏迷在地上，到第五夜半夜才被冷风吹醒。他骑的那匹老马醒来后，突然狂奔起来，终于把他带到了一块绿洲边。大家知道，老马识途，玄奘骑的这匹老马已经在沙漠中往返了三十多次，虽然由于狂风一时迷路，但它被凉风吹醒后立即从风中闻到小草的味道，也就马上知道正路应在何方。老马救了玄奘在现代已成了常识，但在《大慈恩三藏法师传》中，却被写成是观音慈悲，特意安排了一块草地，还让一名身长数丈的巨神对昏迷中的玄奘大喝：还不快走，睡在这儿更有何用。
类似的神化于的故事出现在书中，对于作者来说，也许仅仅是出于崇拜，但对于后来演化出的《西游记》这一部文学作品，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成了几百年来唐僧取经故事的源头。
下面举个更直接的例子：
《西游记》第十九回说唐僧和孙悟空收伏了猪八戒后，由猪八戒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深莫测的乌巢禅师。唐僧向禅师请教路途，禅师说“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捎。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此后途中，果然如此，遇上些小妖小怪，穷山恶水，唐僧念念《多心经》，也确有效验。
这则故事就来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原文如下：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疱臭秽，衣服破污，怜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值。病者渐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颂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过里所说的“经”，就是乌巢禅师教给唐僧的《多心经》（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叫《般若心经》，简称《心经》。《西游记》作者不太懂佛经，误称其为《多心经》）。你看这个故事不是融入了《西游记》吗？
所以说，如果要追查玄奘取经的历史事实是如何演变为《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的，首先应该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敦煌壁画中的取经故事是怎么回事
到过敦煌的读者也许会留意莫高窟附近的一处建筑物，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研究院。在那里出入的绝非常人，其中许多都是资深的研究权威，正是通过他们的耗尽毕生精力的努力，敦煌的价值才一点一点地逐步展示在我们眼前。敦煌壁画中的唐僧、孙悟空取经壁画也就是他们发现的。
这些壁画的发现，在《西游记》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它不仅表明至少在宋代，唐僧、孙悟空的取经故事已广为流传，而且表明这些故事极有可能最初并不是在中原内地形成的。要说清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很多篇幅，在后面我们有专题讨论，这里首先大概的介绍一下。
我国古代将现在甘肃、青海、新疆以及更西的地方称为西域。西域地区最初进入史书记载，还只是匈奴等少数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到汉武帝时正式归入汉帝国的版图。同时，与更西地区的经济往来也逐渐兴盛，形成了一条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敦煌西去中亚直达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和一条由长安经敦煌南下入藏翻越喜马拉雅山的麝香之路。
敦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实际上就是大戈壁上的一块大绿洲。它的周围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唯有这里有水有树，向西去中亚的丝绸商人和向南去西藏的麝香商人都要在这里休息补充，所以敦煌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作交通的咽喉要道。它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增强而逐步兴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自汉至唐，敦煌吸引着大批的商人、技艺百工及为各自目的奔波于这条古道上的各色人等，其中当然包括来自遥远他乡的外国人。当时的敦煌，非常类似于今日的国际大都市。
经济的发达，频繁的往来，必然伴随以文化的交流。敦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因而文化的主流与内地基本相同；但敦煌又有大量的外国异乡人，因而其文化又是驳杂的。最主要的外来文化就是佛教。内地的佛教绝大部分都是经由丝绸之路也就是经敦煌中转传人的。当时的敦煌，有“佛教圣地”之称，从三世纪末，就有僧人在石壁开凿洞窟。最初开窟的目的非常简单——作为僧人住宿、拜佛、修行的场所，僧人们把这些石窟看作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的庙宇。后来财力允许，又有僧人把石窟开得大些，塑上几座佛像或画几幅描绘佛经故事的壁画，供人瞻仰礼拜。再后来，又有信佛的大官吏、富商巨贾以及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也来修建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佛窟以表示对佛的供养。这样，敦煌东南三危山的峭壁上，石窟就日积月累地多了起来，到唐代已经有了一千多座。这就是人们称为千佛洞的莫高窟，著名的敦煌壁画就是这么形成的。
谈敦煌佛教其实还不能如此泛泛而论，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它的特殊性。读者对佛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了解，至少看过庙宇，见过佛像，但我们要告诉读者：你所了解的佛教是汉化了的佛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了解的佛教文化已经被汉族固有的文化清洗过，佛教中有些原始的，或被认为过于奇怪的东西已经消失了。而敦煌的佛教有许多则是原汁原味的佛教。举个例子，我们通常见到的观世音像都是一个容貌端庄、庄严慈祥、面如满月的中年妇女形象，而在原始的佛教里，观世音不仅是男的，而且有络腮胡子。大胡子的观音为什么会变成慈祥的妇女，这就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观音的主要任务是救苦救难，崇拜者大多是妇女，让大姑娘、小媳妇整天去拜一个大胡子男人，既不和谐又不雅观，于是慢慢地就为观音整了容，变了性。
说佛教绝大部分经丝绸之路传人中国无疑是正确的。佛教发源于印度，其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途经：一是丝绸之路，也就是从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人中国新疆，然后再经嘉峪关、玉门关进入长安，进入内地。玄奘取经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线；第二条是从印度经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在西藏和当地的原始宗教本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再北上由麝香之路进入青海，到达敦煌，然后再进入内地和蒙古。这一路传来的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在内地影响不大，但在内蒙古却十分普遍；再一条是从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东南亚地区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这一条路线传播的佛教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关系，我们下面还要提到。显然，第一、第二条路线传来的佛教在敦煌是一个汇合点，因而敦煌石窟中保留下来的佛教文化就十分复杂也十分丰富。在石窟中发现的唐僧取经壁画也就具有了多重意义：它既可能是内地传到敦煌的，也可能是从西域传至敦煌然后再传人内地的，还可能是在敦煌由西域或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结合产生的。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唐僧取经壁画。
我们现在所说的敦煌主要指莫高窟（也称千佛洞）。莫高窟其实只是整个敦煌艺术宝库中开放出来的一个点。敦煌艺术，至少应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小千佛洞、榆林窟这四个部分，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艺术系统，只是后三者因规模较小，交通条件不便，至今尚未开放等原因很少为人所知。唐僧取经壁画发现于榆林窟中，属今安西县，距莫高窟约40公里，我们通常又将其称为榆林窟取经壁画。
壁画共三幅：
一幅发现于榆林窟第二窟，画面上唐僧站在河边，双手合十向前上方的观音礼拜，身后孙悟空（严格说应称作猴行者）牵着一匹白马，毛头毛脑，穿一身白衣，正将右手搭在额前作想望状。
一幅发现于第三窟，画面上唐僧面临深渊，俯首向普贤礼拜，身后孙悟空牵一匹白马，向天大吼。马背上驮一莲花宝座，宝座上有一个包袱。
再一幅发现于第二十九窟。对它的内容目前还有不同说法，我们留待下文再议。
这三幅壁画在整个敦煌壁画中真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对《西游记》的研究，对于解开《西游记》中的许许多多的谜却太重要了。在发现这些壁画之前，人们都认为唐僧取经故事产生于内地文人之手，而这些壁画说明，唐僧取经故事绝非文人关起门来编写的，它和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而且可能有外来文化和内地文化结合的背景。
敦煌取经故事壁画是怎么被发现的
还得从敦煌说起。
敦煌的鼎盛期在唐代前期。安史之乱以后，西部边疆的回纥、吐着、党项等少数民族不断骚扰内地，敦煌地区很长时期内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经济遭道到严重破坏。加之唐宋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我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往来逐渐改走海道，丝绸之路慢慢萎缩，敦煌也就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宋代，敦煌已被西夏人统治，虽然仍有人不断开凿石窟，但数量已经大不如前。明代，由于大明天子完全放弃了对嘉峪关以西地区的统治权，敦煌与内地完全隔绝，不仅失去了交通上的重要性，甚至这一地名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到清代末年，敦煌已经没有僧人礼佛修行了，有的石窟甚至被流沙淹没。所幸的是还有人在，但不知怎么由和尚换成了道士。当家的道士姓王名圆篆，原籍湖北麻城，因家乡连年道灾，逃荒到了甘肃当兵。退伍后无事可干，就在敦煌出家做了道士，不久成了莫高窟的当家道士，人称王道士。
似乎命运注定了这位王道士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很多人耗尽心血也无法在青史上留名，而王道士却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和敦煌永远联系在一起了。这位王道士既不懂佛也不懂道，却想干点事。他首先想到的是修好自己的“家”——为莫高窟清理流沙。在清沙过程中毁坏了多少壁画和佛像，可以不去计较，因为毕竟是在清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藏经洞被发现了。
这一天（一九○○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正在一处石窟中清理甬道上的积沙，忽然发现墙壁裂了一道缝。他探头看了看，里面似乎有东西，于是他挖开墙壁要看个究竟。原来里面是一座被封住的石室，一层一层地堆着成千上万的经卷和手抄写本、书籍，还有一些织物、法器。这些，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其价值根本无法衡量的“敦煌写卷”。
敦煌写卷之所以珍贵，有三个原因：1．据后来研究者分析，这座石室封闭于1035年前后，当时西夏国进犯敦煌，当地人在逃难之前，把不便带走的东西都藏在这个石室里。后来战乱虽然平息，那些逃难的人却一去不返，石室也就被人遗忘了。因而这个石室里发现的东西至少都有了近千年的历史，最久远的已有了一千五六百年。这些纸品、织品能保存得如此之好、如此之久，恐怕也只有在敦煌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做到，在其它情况下根本不可想象。比如，现在宋版书已经十分稀见，而敦煌写卷中居然还有一本唐中叶的木刻《金刚经》，它当之无愧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本。2．这些写卷的内容很杂，大多是寺庙僧众的日常用品，有历书、医书、方志、小曲本；有账簿、契约、户口登记本、来往信札……这些在现存文物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因为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谁也不会把这些列入珍藏范围。而从研究的角度看，根据这些最普通的材料恢复的历史面貌才是真实的历史面貌。3．这些写卷除汉文外，还有藏文、梵文、龟兹文、和阗文、回纥文等等，有的甚至是多种文字的对照本。由于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字记录非常少，保存下来的就更少，所以这些也弥足珍贵。以上就是敦煌写卷被称作稀世珍宝的原因。
王道士当然不懂这些。他打开石室后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因而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只是拿了一些字画出来留作送人，其余的仍被塞回了石室。而当时的敦煌知县和甘肃学台毕竟是读书人，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些东西值得保存，因而除了向王道士要去一些留作自己赏玩外，还建议清政府加以保护。但清政府未予理睬。消息传出后，一些外国探险家陆续赶来，连哄带骗掠走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如英国人斯坦因用五百两银子骗走了二十九箱九千多卷；法国人伯希和以五十两银子一捆为条件，掠走了六千多卷；日本人橘瑞超等人带走了数百卷。这样，到清政府派人整理时，这批写卷只剩下八千多卷，而且大都是价值较低残缺不全的佛经。
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除对已被发现的壁画、写卷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保护外，还在敦煌周围地区新发现了一些石窟群。这些石窟群开凿的年代稍晚些，大约在北宋后期或南宋前期，为敦煌晚期艺术，但仍有很大价值。发现唐僧取经壁画的椭林窟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榆林窟的唐僧取经壁画至迟在北宋后期或南宋前期已被画在了墙上。
唐僧取经壁画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有两幅内容没有争议，第三幅据最早见到的王静如先生介绍说，画面上“自左而右画的是白马，唐僧弯腰详询，孙行者在前下方，最前是一位白衣入，手执鲜花，作答语状。”笔者1988年在敦煌研究院见到了这幅画的照片，并在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指点下仔细辨认了照片，认为它并不是取经壁画，而是神将图。唐僧、孙行者和白衣人都是佛经故事中的神将。
否定这幅壁画是取经壁画，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价值。因为被误认为是孙行者的神将确实是猴形，而且还扛着一根棒。棒上还有一朵莲花箍。这一发现意义也许更大，因为孙悟空的来源血统是《西游记》许许多多难解之谜中最引人注目的谜之一，解开这个谜，还得借助于这幅神将图。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本什么样的书
所谓“诗话”，即指书中有诗有话。
北宋的民间艺术形式中，有一种叫“说话”的技艺，即后世的说书评话和评书。
当时说话入为了不让先到的顾客久等厌烦，总是在大致固定的时刻“啪”地一声拍一下醒木，叫声“各位看官”，然后开讲，但他内心却还希望等一等迟到的听众，所以开讲之初，总是插上一段小故事或吟几首诗解释几句，拖延一点时间。这在说话的术语中叫“入话”。对于篇幅较短当日讲完的，以穿插小故事为主；对于需多日连讲才能结束的，则多采用吟诗的方式，所以有的就被称为“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共三卷十七节。一万六千多字，叙述虽然简略，但有头有尾地讲述了唐僧取经的经过，已经自成体系。下面我们对这部书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并转录其中的一部分，以便读者有更多的了解。
……第一（文原缺）大意应是叙述唐僧取经的缘起。
行程遇猴行者第二全文如下：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个谨慎。”小师应诺。
行经一国已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逢道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
百万途程向那边，今日佐助大师前。
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法师诗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
前途道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叙述猴行者虽然貌似年少，实则已历世代万千，九度见过黄河清。猴行者使法力使诸人入大梵天王宫与罗汉讲经。天王赐法师隐形帽一顶，金环锡杖一条，钵盂一只，并许诺若有魔难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即有救用。
入香山寺第四叙述法师等过香山寺，过蛇子国，蛇高丈六，怒目如灯，张牙如剑，口吐火光，却不伤人。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叙述法师平安过狮子林，但在树人国，小行者被人变为一头驴。猴行者施法，将主人的美貌新妇变为驴口边一束青草，救回小行者。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叙述法师过长坑、大蛇岭，呼一声“天王”，即逢凶化吉，极简略。但过火类坳，却是一个精彩的斗法故事。说有妖精化为白衣妇人，面似白莲，十指如玉，手持白牡丹一朵：
忽又化为满山白虎，要取法师性命。猴行者变成夜叉，头点天，脚踏地，口吐百丈火光，战退白虎精。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日：“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精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内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吐不尽。
白虎精终是未服，最后被猴行者在肚内化出一团大石，七孔流血而死。入九龙池处第七叙述九龙池有龙精作怪，被猴行者抽出龙筋。……第八（原缺）叙述收伏深沙神。深沙神化作金桥，送法师七人通过。入鬼子母国第九叙述法师过一国，国中三岁孩儿无千无万，都不见大人，问之亦不答语，原来此处为鬼子母国。经过女人国处第十叙述女人国事与《西游记》中西梁女国约略相似，唯简略。
人王母池之处第十一叙述过西王母池时，法师要猴行者偷三五颗仙桃来吃，行者不敢，说幼时曾因偷桃被王母责罚。后有桃从树上落下，钻入地中，被猴行者从地中敲出，乃是小孩形状。法师心惊，被猴行者吞入口中。其情节与《西游记》中天宫蟠桃及五庄观人参果相似，但故事大异其趣。入沉香国处第十二本节仅百余字，全文如下：
师行前迈，忽见一处，有牌额云：“沉香国。”见沉香树木，列占万里，大小数围，老殊高侵云汉。“想我大唐，必无此林。”乃留诗曰：
国号沉香不养人，高低耸翠列千哥。
前行又到波罗国，专往西天取佛经。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亦百余字，与上节仿佛。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约三百字，与前两节仿佛。
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叙述法师已入竺国境内，却遇溪水汹涌，无法至鸡足山。法师七人焚香祷告，齐声恸哭，感动天神，阵阵雷声之中，经卷顿时出现眼前，共五千四十八卷，唯缺《心经》。众人启程回国。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叙述法师回国途中，经香林寺，有神僧传授《心经》。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这是全书最长的一节，有四五千字之多，主要讲述一个后母杀子被猴行者救出的故事。最后讲述法师回朝受到隆重欢迎的场面。
以上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大概面貌。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介绍，一则是因为一般读者难得一见此书；二则因为它和《西游记》的关系十分明显，有助于解开《西游记》的许多谜团。比如我们知道了孙悟空《猴行者》早已与唐僧相伴相随，并不是后来吴承恩之类哪位文学家的创造。事实上，一位文学家将一只猴子带进《西游记》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一只猴被认同则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寻一寻根源。这给《西游记》的研究增加了无穷的魅力。
当然，这部书本身也还是云遮雾罩。
一是这本书本身方面的。第一，这本书的原本最后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处勾栏瓦子的名称，而其地又确有一处张家书店，因此这部书印于南宋应是毫无疑义的。但印于南宋只表示它至迟于那时已经出现，究竟写成于什么时期还难以确定。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就是南宋作品，是说话人留下的底本；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各节长短不一、详略不一，有些根本谈情节。即使最长的一节，也不够说话人讲一两个小时。如果拿这样的故事讲给听众，恐怕听众早就跑光了，因此不可能是说话人的底本。从形制上看，倒更像晚唐或北宋寺庙里对普通香客讲的故事。
二是这部书与《西游记》的关系方面。它显然是玄奘取经的历史事实向神话小说《西游记》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它的佛教气息浓厚，与《西游记》那种挂着佛教幌子而本质上却几无相关的神话小说在性质上相去甚远。这部书的有些情节虽然在《西游记》中有所反映，但从总体上看，相同的并不算多。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从宋代到明代的漫长岁月里，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之间还有哪些秘密？
《西游记》中的故事是作者编出来的吗
南宋时汉人统治的只是江南半壁江山，江北的另一半天下则由金人占领。在金人统治下的山西一带，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戏剧。
历史上的山西人善演戏，今天的山西人仍喜欢演戏，而且保留着古老的演戏方式。在山西的一些地区，至今还有人能演一种流传了近千年的队戏。
队戏的演员不是专职的，而是普通的农民，并且世代相传。当地人每家都熟悉几出戏，都会演其中的几个角色，都保存着演这几个角色的道具行头，似乎演这几个角色就是自家的专利一样，父死子承，代代相续。逢到需要演出时，全村人往一块凑起来，戏就可以开演了。
演戏也不需要什么舞台，而且不限在一个村里，往往一出戏要把周围的各村各寨都走遍才算完。比如演《过五关》，村民们装扮成关羽、甘夫人、糜夫人及大小将领，骑马乘车，各扮一套。到了一个村庄，就算到了一道关，自然有曹营中守关将士侍候，少不了叫阵开打；然后又车骑驰驱，再奔另一关。如此路上关上往复表演，五关过了也许还要重复一遍。沿途“关羽”还可随意与观众谈笑，甚至取吃街上小贩的食物。（山西省文化厅有录相资料）
队戏主要是在祭神赛社时演出的。祭神赛社是件大事，有关活动的仪式、内容与程序错乱不得，因而有专人负责。记录这种仪式、内容与程序的记录本叫《礼节传簿》，在当地是被当作传家秘宝珍藏的，所以才能经历种种磨难而保存至今。
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本《礼节传簿》抄写于明代万历二年（公元1573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据其中的内容研究，这种《礼节传簿》的形式，应该还早三四百年。就是说，它在宋元时期甚至更早就形成了。
在《礼节传簿》所记载的在祭神赛社时演出的队戏中，有一种《唐僧西天取经》，记录虽然简略，但却很完整，与《西游记》的主要情节相比，已经相差不多，比如有师陀国、黑熊精盗袈裟、黄风怪、宝象国、人参果、蜘蛛精、地涌夫人、车迟国、乌鸡国、牛魔王、红孩儿、女儿国等等。特别重要的是：伴随唐僧西天取经的已经不是猴行者一人，而是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师兄弟三人，加上白马，取经的队伍已经很壮大了。这对我们搞清唐僧取经故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常常在考虑：《西游记》那么精彩的情节完全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吗？现在答案很明确：在《西游记》写成之前的若干年里，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取经故事的创造，整个故事已经很完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贬低《西游记》作者的功绩。因为在《西游记》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并不多，只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这两部著名的作品也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写定的。水平就是那个时代的水平，风格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只能据此去衡量它。另外，《西游记》前的取经故事，毕竟简朴、粗糙，经《西游记》作者的一支生花妙笔，才将故事渲染得有声有色，精彩绝伦。不信请把《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照读一读，高下优劣自然分明。
元杂剧《西游记》是一种祖本吗
元代至明初，杂剧非常繁荣。许多传播比较广泛的故事都被改编为杂剧，唐僧取经故事也不例外。现在我们虽然不知道唐僧取经故事在当时究竟有多大影响，但至少已经见到元代人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和元末明初人杨景言的《西游记》。前者已经看不到全貌，后者却比较完整，所以人们在谈到小说《西游记》的形成过程时，都比较重视元杂剧《西游记》。
但这本杂剧《西游记》究竟给了小说多大影响，能否称得上是小说的祖本，却还难说。
有的研究者认为，杂剧《西游记》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而且都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虽然故事的情节和后来的小说还有差别，但这些人物的出现及其性格已经奠定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基础。而且杂剧有了明显的喜剧色彩，插科打诨随处可见，已经从一本正经宣传佛法无边的旧套里得到解放，而喜剧色彩正是《西游记》最成功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杨景言有一本杂剧《西游记》，但我们现在见到的已非原本，而是小说行世之后的刊本，而且长度远比原本长得多，很可能是后人《刊刻者杨东来》在看到小说后将其中某些内容加进去搞成现在这个模样的。而且，它的主要情节与小说不同，所以将这本杂剧与《西游记》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有前后承续关系，是很不可靠的。
我们抛开争论不说，姑且把这本杂剧《西游记》当作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那么其中关于唐僧出身的一大段故事情节，则是值得重视的，杂剧中已经写到唐僧原名陈玄奘，其父陈光蕊为海州人氏，中状元之后除授洪州知府，赴任途中被水霸刘洪推入江中。刘洪霸占殷小姐，又冒名去洪州赴任。殷小姐被迫将刚出生的玄奘放入江中，幸被金山寺丹霞法师收留长大成人，十八年后认亲报仇等等。这一情节和元代的另一出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仅剩片断）正相吻合。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我们解开小说《西游记》的某些谜团都有帮助。
第一，如果这段情节是杨景言原有而非杨东来后来增补的，那么在元代还是独立故事的唐僧身世，就应该是在明初由杨景言穿插到唐僧取经故事中而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杨景言对丰富唐僧取经故事功不可没；
第二，如果唐僧出生的故事是杨东来后来补入的，那么补入的时候距小说最早的版本世德堂本并不远，仅相隔20年，这就可以证明小说《西游记》中原本是应该有这段故事的，我们今天将这段故事作为“附录”来处理则完全是多余的。
《西游记平话》一书究竟有没有
人们在试图准确评价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功劳时，往往会遇到一个挠头的问题：小说《西游记》写成之前，唐僧取经的故事究竟已成熟到什么程度？如果小说直接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粗疏的故事演变而来，那它的作者真是太伟大了；如果小说根据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虽然丰富但情节仍很简单的故事演变而来，那它的作者想象力也十分了不起；但如果中间还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发展环节，也就是如果中间还有人参与了故事的创作呢？显然小说作者的功劳就多少要打点折扣。
我们并不想故意贬低小说作者的功劳，无论如何，唐僧取经故事之所以如此生动有趣，被世世代代的后人公认为古典名著，与这最后一位作者的生花妙笔是分不开的，所有读者都会觉得以前的取经故事的艺术性、思想性与小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情理上看，在小说《西游记》之前还应该有一本比以上我们介绍的要更成熟一些的什么《西游记》。
这种《西游记》我们认为应该叫《西游记平话》或《平话西游记》（“平话”即后世所说的“评话”意思》。问题是这种《西游记》，至今仍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可以认为它曾经存在过，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规模。
明代永乐年间，政府曾下令搜集天下图书，并汇集刻印成一本巨大的总集，这就是极为珍贵的《永乐大典》。在《永乐大典》中，有一段“魏徵梦斩泾河龙”故事的片断，标明属于《西游记》。“魏徽梦斩泾河龙”出现在《永乐大典》中本身并不十分稀罕，它属于“唐太宗入冥”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唐太宗入冥”我们已经知道出现得要更早一些。问题在于：第一，它已被明确标明属于《西游记》，证明在当时“唐太宗人冥”故事已被纳入了唐僧取经故事的体系，这就足以让我们惊讶唐僧取经故事体系，早在明初就已经发展得够庞大了；第二，这段故事叙述的语气很像话本，大体上就是讲故事的口吻（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西游记平话》），对细节的描述已经比较详细，文字也比较生动，用现在的话说，即已经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商业化倾向。如果以这段“魏征梦斩泾河龙”推测，整个《西游记平话》的篇幅至少应有十几万字，这既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又是惊人的意外发现。
无独有偶，在一本叫做《朴通事谚解》的书中也发现了几段《西游记平话》的片断。
《朴通事谚解》是明代早期产生的一本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它把汉文化中的许多经典著作简化、概括或摘录下来作为阅读练习，和今天外语课本中的原文阅读材料十分相似。其中有几段文字涉及到《西游记平话》，有的是概括介绍，有的是改写，有的是注释，其所涉及的唐僧取经故事的重大情节和小说《西游记》已经比较接近。特别是其中“车迟国斗伯眼”一段，看样子是引用的原文，和小说《西游记》中“车迟国斗圣”已是大同小异，只在细节和文字上欠缺一些。以它的篇幅推测，也可以证明《西游记平话》的篇幅已相当可观。
看来，在小说《西游记》之前，确有一本比较成熟的书已经出现，问题是我们还没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其实，能否看到它对于读者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肯定不如小说《西游记》精彩，即使它能被保存至今，也肯定不会再有实际意义。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十分重要，因为它的存在，证实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唐僧取经故事由简单向复杂，由粗糙向生动，由浅显向深刻的演变过程中补上了缺失的一个环节。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打开一本《西游记》，不论装帧精美与否，一般都会见到“作者［明］吴承恩”的字样。读者对此也许习以为常，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吴承恩”这三个字，近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耗费了多少精力，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翻检了多少卷边泛黄虫蛀水浸的古籍。
在中国古代，小说被称为“稗官野史”，文人如果不是仕途坎坷，科举无望而又满腹怨愤，是绝对不会去写什么劳什子小说的。别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甚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大批古典名著今日如何风光，当初它们的作者却无一得意过。因为写小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尽管这些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有的是无聊中的寄托，有的是寂寞中的发泄……，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不敢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在其他场合提到自己的作品，以至现在要为上面提到的深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品寻找作者，竟然难上加难。
目前人们一般已接受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观点，但仍有一些研究者持保留态度。比如有些《西游记》的版本这样署名：“［明］无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大中专教材和一些专著中，一般都会在介绍吴承恩之后，专辟一段介绍这方面的学术歧见，以表示还有商榷的余地。
《西游记》作者之谜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为金陵世德堂本，刻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但实际面世，可能还要晚些。
从明代后期《西游记》摆上人们的案头开始，谁是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成了一个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最流行也是最早产生的说法，是认定《西游记》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长春）所作。这种说法来自于清初一个自称“西陵残梦道人”名叫汪澹漪的人，他把《西游记》这部以取经为题材的书莫名其妙地当作道教的证道书推荐蛤了读者，在翻刻《西游记》时不仅将书名改为《西游证道书》，而且自作主张地将道教中一位来头不小的人物的大名搬到了《西游记》的扉页上，于是，邱处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被作为本书的作者看待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汪澹漪够鲁莽了，但也事出有因。因为邱处机确实与另一本《西游记》有关，只不过汪澹漪很可能并没有见过另一《西游记》，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便冒冒失失地弄了个张冠李戴。
不久，有细心的读者读出了疑问。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纪昀（晓岚），在他的笔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而《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的确，邱处机是元代人，《西游记》中却出现了明代才能有的官职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很有力的疑问。另一位更认真的学者钱大听则花费了更多一点时间找出了另外一种《西游记》，彻底证实了汪澹漪的错误。
按常理说，有了以上的证据，《西游记》与邱处机无关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纪昀、钱大听的说法只是在学者圈子里传播，而“邱处机”或“长春真人”的字样却刻在了《西游记》的序言和扉页上，两相比较，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甚至更晚到建国后，仍有许多人以为邱处机是《西游记》的作者。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才算基本消失。
至于今天仍有少数人坚持《西游记》与邱处机有关，那就是孤陋寡闻，与学术观点无关了。
通常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为明代淮安人吴承恩。这种说法的提出，实际上要早得多，早在明代的地方志书《淮安府志》上已有记录，但没有引起较多人的注意。只是在邱处机被戴上作者的桂冠之后，才有一批淮安籍的学者轻声慢语地提出了抗议。他们除了说地方史志上有记载外，还提出了一个方言问题。他们注意到《西游记》中的大量方言俚语，对许多读者而言是一种阅读障碍，但对“淮上”（今江淮地区）的市井妇孺来说则毫无困难，这应当被认为是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有力佐证。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的影响也很有限，但终于在后来的岁月里启发了鲁迅、胡适等——批大学者，成为今日最有力的观点。
还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应是为金陵世德堂本作序的陈元之，此人虽然在他写的序中一再声称他并不知道作者为谁，但有人仍认为他是在故弄玄虚。
也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明嘉靖年间身为宰辅的李春芳。
更有人匪夷所思地说元代福建人许白云也是作者候选人之一。
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难解难理的谜团，真正认真着手清理这个谜团的，则是鲁迅、胡适等近代学者。演变至今，问题已经相当集中地落实到吴承恩身上。
吴本、扬本、朱本是怎么回事
南宋时期，福建建阳有一户姓余的人家开始了刻书生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明代，余家书坊已成了当时屈指可数的书坊，在南京等大都市都开设了分号。明代万历时余家书坊的主人叫余象斗，此人极善经营，自经手书坊后，把刻书的重点转向了深受世俗百姓欢迎的通俗小说，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列国志传》，余家书坊均有刻本。余象斗本人尽管文笔一般，但一旦看准了商业价值之后，他也亲自动笔编书，所以在古代小说中，有几种留下了余象斗的名字。
本来余象斗编的书不会与我们发生什么关系，他的书一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仅仅是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但他刊刻的一套，《四游记》却使我们不得不把他重新提了起来。
《四游记》是东、南、西、北四种游记的合称，这四种游记都是神魔小说。
《东游记》全名为《八仙出处东游记》，又名《东游记上洞八仙传》，吴元泰编著，全书上下卷，共五十六回。回数不少，但均很简单，每回平均一千字左右，主要讲述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如何得道，及八仙共赴蟠桃会途经东海，与东海龙王大战一场的故事，民间俗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源出于此。
《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编。讲述华光原为如来座下吉祥童子，后因妄开杀戒被贬。几次投胎，又数次被降伏，最后，投生萧家庄取名华光。其生母本是吉芝陀圣母变化，性喜食人，被上天捉拿锁入丰都鬼城。华光上闹天宫，下闹地府，终于救出母亲，又扮作齐天大圣上天偷来蟠桃，治好母亲食人之病。华光后仍归佛座下，又被玉皇大帝封为神。旧时民间有戏曲《华光救母》，就是演的这个故事。
《北游记》全名为《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又名《北游记玄帝出身传》，余象斗编。讲述武当山真武大帝修行得道及降妖伏怪事情。真武大帝在旧时有一定影响，有些地方香火很盛。吴承恩《西游记》里也曾提到孙悟空向真武大帝求救兵的情节。
这前三部都很一般，够不上什么名著，也就没有人关心其版本源流。
但第四种《西游记传》却惹出了事端。因为它虽然题作“杨志和编”；却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同名同书，只是简略一些，共四十回。从这本署名杨志和的《西游记传》，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吴承恩《西游记》的祖本，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有“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的说法（后来鲁迅接受了郑振铎的说法，改认为两者前后关系应颠倒一下）。
无独有偶，也就在明代万历前后，又出现了一种朱鼎臣编辑的十卷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而且和吴承恩《西游记》也是同一种书，只是简略不同。它当然也被引进了关于《西游记》祖本的讨论。
为了显示区别，人们通常把它们分别称为杨本、朱本，把百回本称为吴本或世本（即世德堂本）。
从文字内容看，十卷本的朱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前七卷和吴本的前十五回基本相等，只是少了一些铺张性的描写，多了一卷唐僧出生的故事，篇幅上差距不大；但朱本的后三卷却十分古怪地把相当于吴本八十五回内容的故事大砍大削地全塞了进去，故事几乎一个不少，但篇幅相差惊人，有时三二百字就交待一个故事，根本没有描写。
四十回的杨本《西游记传》从总体上看和吴本的篇幅差距也很大，甚至比朱本还要少一半左右，但它比较平均地浓缩了唐僧取经故事，首尾比较一致，文字明显与吴本有所不同，文学性生动性都逊色得多，但和朱本的后三卷又大致相同。
这三种版本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三种本子大致上出现于同一时期而且无法精确地判断它们孰先孰后，所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猜，而猜的难度又很大。目前，在研究者们的笔下，三种版本可能出现的六种组合都已出现：扬本——朱本——吴本朱本——扬本——吴本扬本——吴本——朱本朱本——吴本——扬本吴本——朱本——扬本吴本——扬本——朱本每一种证明都有一定的道理。举例说吧：
假如我们确定吴本在前，杨本、朱本在后，那么既然有了精美的吴本，还要粗糙的扬本、朱本干什么？刻这种书的书坊主人还能赚钱吗？假如为了将书弄小点让读者买得起而加以删节，那么也应该是吴本流行之后的事，怎么说也得和吴本有几十年的间隔，在当时那种印刷、传播条件下，怎么可能三种本于后脚跟前脚一个个接着就登场了呢？而且也应该搞得更好才是。
假如我们确定扬本、朱本在前，吴本在后，那么扬本、朱本虽然不那么精美，仍应保留着自己的面貌。但现在的朱本脑袋像狮子，身体像猫狗，尾巴像老鼠，怎么看都是个怪物；杨本又显得过于纤细，故事一串串多得与整个篇幅不相称，每个故事都只剩筋骨，一点血肉也没有，怎么看也像是人工照模子脱出来的。
随千随后，谁抄谁的？
难猜！还得猜。因为这确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西游记》与全真道有关吗
至今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与全真道有关，其作者很可能是全真派道士。
《西游记》写的是佛教中事，作者却显然并不懂佛，这是鲁迅早已指出的。第九十八回写如来让唐僧取回的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卷佛经，有些根本就是凭空杜撰。这并不奇怪，《西游记》毕竟不是佛经，小说家的笔下事不必那么当真看待。奇怪的是，《西游记》中的道教术语极多，而且不少是来自道教典籍的原装货。作者引用也不像是纯粹的抄袭，而是让人觉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这就难怪清代刻印《西游》的以道教中人居多，也就难怪有人把《西游记》说成“证道书”、“金丹书”了。客观地说，从古至今，我们只见到关于《西游记》不合佛教教理教义教法的批评，还真少见关于它不合道教教理教义教法的指责。
更重要的是，如果粗粗地看，《西游记》中的道士大多属反面人物，不是穷凶极恶，就是妖魔鬼怪。但细细地看，道士也有区别，孙悟空第一位恩师菩提祖师是道士，五庄观的老朋友镇元大仙也是道士，甚至八戒、沙僧也都是道教中的神仙。坏的是那些画符驱鬼玩法术的道士，即使对那些修身养性、练气功炼内丹的普通道士也并无多少批评。而玩法术和炼内丹正是正一道和全真道的区别，这其中不是已经反映出了作者的倾向性吗？
以此来证明《西游记》的作者系全真道人当然还远远不够，但这种现象总该有个解释。究竟为什么？一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吴承恩作为一个长期置身于科举之中的知识分子，其主导思想是儒家无疑。但儒学事实上并不一定排斥佛、道两家。在儒家知识分子中，既有因谏迎佛骨而被贬的韩玉，也有因善替皇上写祭天青词而成为大学士的李春芳，更有一股延绵已久的思潮——“三教合一”，在明代，尤其是如此。第二、明嘉靖帝佞道，道教的权倾一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道教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而嘉靖帝所佞，为道教中的正一道（也叫天师道），同是道教的全真道却并没有粘上光。在《西游记》中出现以上说到的情况，其实只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反映，并不一定和全真道有多少关系。
西天路上有“西梁女国”吗
早期的取经故事就有了“女国”的情节，不过比较简单。
女国的故事（包括子母河）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其可考性却不逊色于《西游记》中的大部分故事。
中国和印度古代都有女国的记载，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大唐西域记》里提及的印度东女国和《隋书》、《唐书》里提到的一些女国都屑于这一类型。至唐代时为止，我国青海一带甚至川西北、川西南都还有一些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在那里有至高无上的女王，每个家庭也都以女性为家长，男子只负责打仗和劳动。这样的民族和部落被称为女国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类女国则是神话和故事了。中国的很多史书都说海上有纯女国，无男子。她们主要在洗浴中怀孕繁衍，生出男婴则会死去。《粱书·东夷传》说得比较具体：“扶桑国东千余里有女子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壬（妊）娠，六七月则产子。”这样的国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西游记》中的西粱女国则显然受到这类传说的影响。
印度的这一类传说恐怕还要丰富些。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两个印度女人国的传说：
一个故事说：相传南印度有一国王嫁女，途中遇见狮子，众侍卫弃女逃走，女子被狮子背入深山供养。天长日久，女子与狮子生下一男一女，形貌同人，性格仍是畜牲。后男孩逐渐长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便寻找机会带着母亲和妹妹逃出深山，回到母亲的故乡。但故乡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国王家族已不存在，母子三人只得寄住他人篱下。
那头狮子自从妻儿不见之后，便出山寻找，杀人颇多。国王下诏追捕，但始终无法擒获，只得重金悬赏。其子要参加招募，以解决生计问题。母亲说他虽是畜牲，但毕竟是你父亲，岂能因生活艰难而去害他？儿子不听，说人畜异类，无礼义可言。于是应招随队剿杀狮子。狮子蹲在林中无人敢近，但儿子上前时狮子却一动不动，儿子利用狮子的亲情，杀死了狮子。国王知道后说：你杀了狮子，我要遵守诺言，重赏于你。但你连父亲都能杀，我也不能留你。于是对其母亲给予优厚待遇，将其兄妹俩各放在一条大船上，随水漂去。男孩飘到宝渚，杀了商人，留其子女，建立了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女孩的一条船则漂到波刺斯西，与鬼神产下了一群女孩，成为一个女国，叫西大女国。
另一个传说地点相同，说宝洲中旧有大铁城，城中尽是罗刹女，专门劫取商人。先以美色诱之，然后食之。当时有一群以僧伽罗为首的商人来到这里，被罗刹化为美女留下，香花鼓乐出迎，各各配合，各生下一子。后时间稍久，罗刹已经厌倦，准备更换一批，但要把这批商人囚起，留以后慢慢食用。僧伽罗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召集大家一起想法逃走。天马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计他们抓住自己的一根毛，随自己飞回商人的故乡。但天马告诫商人：不得四顾不舍。罗刹知道商人逃走后，各携儿子飞来追赶，见到商人，个个涕泗交流，责备商人心太残忍，竟能丢下妻子儿女。又放出媚姿娇态，引得绝大部分商人心恋旧情，从空中落下，回到了罗刹女身旁，只有僧伽罗一人回到了家乡。
这样的故事虽然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大唐西域记》影响的扩大，肯定会被吸收进汉文化，和原有的传说相结合，《西游记》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是正常的。
《西游记》中的神和魔分别代表什么
在学术研究中，《西游记》被叫做“神魔小说”。这一名称来源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把这类小说称为“神魔小说”的：自宋朝以来至明中叶，道教受到重视，不断有方土以法术而得官，享受荣华，为世人所羡慕，这就使妖妄之说日益兴盛，对于文学亦有影响。三教之争自古有之，但从来没分出高下，于是互相也就容忍接受了对方，称“三教同源”。至于各家历来互相攻击的善恶是非等等问题，也就统统归之于两个方面，用神、魔二字，大概可以概括了。
鲁迅的这一观念，已为大家所接受。但在具体讨论《西游记》中的神魔所指时，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曾经有人说，《西游记》中的神代表统治阶级，代表朝廷；而魔代表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啸居山林是一种反抗，有农民起义的意义，孙悟空本来是魔中的一员，他大闹天宫对统治者是一种有力的打击。可惜他后来投降了，站到了神的一边，不断地镇压当初曾和他结拜的牛魔王之类的魔。这种说法产生于“文革”之前，在“文革”中有所发展，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和时代的特征。
我们先不去计较它的时代特征，即使这种说法本身来说，也是有严重局限的。首先故事中很多神和魔具有密切的联系，有的魔是从天上跑下来的，比如宝象国的黄袍怪原是上天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下界作恶十三年后又被收回天宫；又如比丘国的国丈是南极寿星跨下的白鹿，天竺国的假公主是广寒宫的玉兔，后来又都回到了天宫。他们是魔但本来又是神，如何确定是哪个阶级？又如平顶山的金角、银角大王本是太上老君的看炉童子，被主人派下来化作妖魔为唐僧添点麻烦，这就更难作神与魔的定性了。其次，这些魔绝大多数都是吃人肉，喝人血，杀人不眨眼，作恶不皱眉，如果说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是象征值得歌颂的农民反抗，似乎也有点牵强。
也有人说神代表正义，魔代表非正义。这种说法也遭到了反驳。有人说，神的一方也并不都很可爱。比如沙和尚原是卷帘大将，只因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便被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又教七日一次飞剑穿胸肋百余下。如此处罚，实在不怎么正义。又如如来座下掌管藏经阁的弟子阿傩、迦叶，死乞白赖地向唐僧索要贿赂，否则就不给真经，最后还是将唐僧沿途化斋用的稍稍值点钱的紫金钵盂要去方才罢休。这样的形象，也难让人说正义。而那些妖魔，虽然都不是好人，但有的也难说非正义。比如上面提到的宝象国黄袍怪，本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木狼，下凡来只为与已投胎为宝象国公主的前天宫宫女了却前缘，说起来不怎么光彩，有点道德品质问题。而他在下界并没有主动为难唐僧，捉到唐僧也没叫着要吃唐僧肉，这就很难说不正义。
还有人说神代表人民心目中幻想的、理想的力量，魔代表人生中的种种困难或者可以看作是自然力量的化身。这种看法比较超脱些，较易为人接受，因而拥护者较多。但也有人认为这已经远离了鲁迅以来的习惯定义，不是同一个问题了。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要把神与魔的象征意义分得清清楚楚还真不容易，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具有这种多样性。
妖魔鬼怪为什么都想吃唐僧肉
唐三藏从长安城出发后，西天路上的妖魔中间肯定曾经流传过一个惊人的喜讯：唐僧来了！有心的妖魔从此后都比较关注过往行人的消息，特别是对过往的和尚。目的很清楚：不要误走了唐僧。在我的地界上拿住，天经地义由我食用，出了地界想捉都不行了。
喜讯从哪里传出来的已无从考证，但内容很清楚：唐僧是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已十世修行，吃他一块肉长生不老。对于女妖精还多了一条：如能取其元阳，即可修炼成太乙上仙。
从此以后就发生了西天路上一个个妖精设计圈套捉唐僧的故事。
仔细想想，吴承恩设计这么一个情节来组织故事实在太妙了。如此一来，西天路上的妖精就都和唐僧师徒发生了关系，有了仇恨，孙悟空挥大棒消灭他们也就顺理成章了。吴承恩只要想写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无须其它任何理由任何安排，再多的故事都可以凭此与取经挂起来，而且挂得顺顺当当。而读者对此也表示了认可，都相信这些妖魔为了吃块唐僧肉是会奋不顾身地扑上来的。
“吃唐僧肉”的花招是吴承恩的创造吗？可能是。因为早先的取经故事里没有这一条，我们也没有在其它地方查到类似的记录。你得佩服吴承恩的天才。但是，这首先是因为它符合了中国人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否则读者不会认可。读者不认可的东西，怎么说也谈不上好，谈不上妙。
长生不老是《西游记》所有神仙妖魔的共同追求。玉皇大帝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是十二万九干六百年，即使坐上了天宫第一把交椅，还要太上老君为他炼丹；五庄观主与天同寿，神通大到孙悟空根本不是对手，可对延年益寿的人参果还斤斤计较，又何况那些天上地下的小毛神、小毛精呢？
但是求长生的方式不同。大神仙如玉帝，有人为他炼丹，有人为他种桃，长生并不劳神；有些神仙有特殊条件如赤脚大仙有交梨大枣，南极寿星有紫芝瑶草、碧藕金丹，五庄观主有人参果树，除了进贡还可自用，长生也有保障；至于其他人，也有办法，就是找个幽静地方炼丹练气，若干年修出一个变化，再若干年修出一项神通，积少成多，慢慢走完漫漫长生路。这条路也能走通，但是太慢、太长、太费力，于是就有人想走捷径。走捷径大致上就是想歪点子，象比丘国的鹿精国丈，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不知炼什么东西。走捷径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唐僧肉，效果既好又省事——哪像那鹿精，为了借国王之手选齐所需小儿，三年前就选了个狐狸精化成美女，把国王身子搞垮了然后才好找借口——这就难怪那些神通不太大的小妖魔对吃唐僧肉趋之若鸯了。
这不是《西游记》的原话，但它是这样写的，归纳一下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正是社会生活的写照。
长生不老就好像是财富、利益，人人都想得到。有些人碰巧生在帝王豪富家，生来就有国税地租供养着他，就像自然就有仙桃仙丹吃一样；有人或考或捐也有了一官半职，帮别人张罗国税地租，也有机会等个交梨大枣或者蟠桃什么的赏赐；其他人就只有自己劳动致富了，就像自己炼丹练气一样，须慢慢积累。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平民不甘心于种田经商，有做官的不甘心于傣禄，于是就有了偷盗行窃、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卖官鬻爵的行为。这都属于想吃唐僧肉一类。
但唐僧肉岂是容易吃的？近处有孙悟空师兄弟护着，远一点有六丁六甲、五方揭谛看着，再远一点有观音、如来掐指算着，妖魔吃个把凡夫俗子就算了，唐僧岂能让你动得！
这也不是《西游记》原话，但它有这个意思。
东土西天，神仙妖魔谁最阴险狡猾
《西游记》中，神仙妖魔难以计数，谁最狡猾最阴险？
妖魔够狡猾，白骨精想吃唐僧肉，三番两次变化，却还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车迟国三怪与孙悟空斗静斗动，也没能赢得半分。妖魔的狡猾，是小伎俩。
孙悟空够狡猾，在天上撒泼耍赖，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玉皇大帝难受，太上老君头痛，斗妖魔硬打软磨，无人不怕。但他斗不过如来、观音，不论情愿不情愿，还得乖乖地一路到西天。孙悟空的狡猾，是小把戏。
玉皇大帝、太白金星狡猾，对孙悟空先是欺其未见过世面，以未人流的弼马温哄其养马；继而又欺其不识事，以有职无俸的空头齐天大圣骗骗图个安宁，但终于导致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的狡猾，小家子气。
真正狡猾的，是如来佛。别看他坐在西天静养，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指掐过去，心算未来，自从玉帝请他降猴开始，一切都已在他预算之中。请看：
孙悟空闹天宫，玉皇派人请如来相助。如来听说，立即起身。试想如来何等尊贵身份，又何况灵山上猛将如云，一个小猴值得如来亲往？非为此也。本来，玉帝在东土，如来在西天，各占一方，互不相扰。而宗教本身是有扩张性的，东西方明里和平友好，暗地里如来还想着在东方弘扬我佛，现在不正是机会来了？到了东方，立即拿出绝招，让孙悟空稀里糊涂地便败下阵来，根本没有另生枝节的机会。这一手，已经压倒了玉帝。而且，玉帝也欠了如来一个极大的人情，将来如来是随时可以追回的。
果然，五百年后如来想到了利用压在五行山下的猴头。如来要想在东土扩张佛教，但又怕被人看轻，要拿点架势，搞点作派。他想出了让东土人苦历千山万水来西天取经的办法，即要让人来取，让他觉得难，感到这真经来之不易，但又要让他能逢凶化吉，来到灵山。不是吗？不难，显不出真经的价值；大难，吓倒取经人，也是白忙一场。所以要为取经人准备几个能干的徒弟。
谁来当取经人的徒弟，如来当时虽然没说，但实际上早收已考虑好了。他给观音五件宝贝，其中金、紧、禁三个箍儿，专门作收徒之用，已经给收伏孙悟空留下了伏笔。
三个箍儿中的两个被观音贪污了。一个收了熊精做了她自己的守山神将，一个收了红孩儿做了自己的善财童子。观音为什么贪污？因为她知道孙悟空的本领。有了他，西天路上基本上就无甚险碍，不愁取经人到不了西天，用不着黑熊精等等去凑热闹，还是留作自己用吧。为什么观音又不敢一起都贪污了？因为她知道如来早已想到安排这个猴头做取经人的徒弟，将来悟空到西天，头上没箍儿，岂不难以交待？至于用箍儿管束猴头，那实在是很次要的理由，没有这个箍儿，观音也是能使猴头服帖的。
至于取经人，也是如来安排好的。陈玄奘也许不知道，他的前身是如来的弟子金蝉子，只因无心听佛讲经被贬凡尘，已经十世修行。这个金蝉子本是西方修行人，在如来阶下听讲，即使犯错该贬，也应贬在西方，如来悄悄地贬他在东土又是为什么？安排观音到东土来找旧年的弟子当取经人，又安排一个被自己收伏的猴头做取经人的徒弟，如此简直是在导演一场戏，一场不宣而战的文化侵略战。
精彩的戏还在后头。
唐僧师徒去西天的艰难，原本不应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但事实上他们的难易程度也在如来掌握之中。为了不让他们走得太容易，如来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妖魔阻挠取经。如来灵山脚下有个得道老鼠，因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而逃走。如来已经照见这个老鼠躲在唐僧师徒必经的黄风岭，却不急于追回，而是让灵吉菩萨照看着。干什么？让老鼠与唐僧师徒于上一场，为难为难他们。
再看平顶山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凭着几件宝贝，给孙悟空着实添了不少麻烦，可到后来才弄明白，这两个魔头都是太上老君看炉子的童儿，宝贝都是太上老君的用物。这可把悟空气得七窍生烟，太上老君却说：“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处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再看乌鸡国遇到的妖怪，原是文殊菩萨座下的一头狮猁王，悟空等费了多少周折才占上风，刚要动手结束其性命，文殊出面了，说这青毛狮王原是奉佛旨降临，也是故意在这儿添麻烦的。
除了直接派遣以外，还有不少麻烦大概也是如来弄出来的。比如唐僧原是如来弟子金蝉子，十世修行，吃他一块肉即可长生不老，一路上许多真正的妖魔都是冲唐僧肉而来的。但这个信息是谁告诉他们的呢？恐怕只有如来，是他有意无意放出风来的。
假如没有如来的“照顾”，一路上唐僧师徒四人恐怕要顺利得多。当然，如来的照顾也很精确，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有救星出现。
观音很能领会如来的意图，一路上安排了一难又一难。即使到了西天，发现唐僧已经历了八十难，不合佛门的九九归真之数，还抓紧在其回程中安排了一难。真把取经人折腾了个够。
整个取经的过程，岂不都是如来操纵的！
比丘国王食小儿心肝延年是真的吗
唐僧师徒一行到比丘国，见家家门口有只鹅笼，笼里都养着男孩，不禁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国丈有个益寿延年的秘方献给国王，但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这些小孩就是选出来备用的药引。
千万别以为此事荒诞无稽。如果读者这样想，吴承恩就欲哭无泪了。以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孩心肝做药引的事也许于史无证，但这类事吴承恩肯定经历过。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曾流行过这类玩意，我们不妨先看看国王患的什么病。
国王生病的起因，是由于三年前来了个小女子，形容娇俊，貌若观音，被国王宠幸在宫，不分昼夜，贪欢不已。结果弄得精神疲倦，饮食少进，命在须臾。这是什么病？典型的纵欲过度。
国丈为给国王治病，去十洲三岛采药，又须小儿心肝做药引，说这药有千年不老之功。这是什么药？壮阳药。“千年不老”四字已交待清楚。
纵欲过度是过去帝王的通病。
壮阳药是皇宫内流行的常备药。不仅常备，而且翻出花样配制新药。
吴承恩生活在明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好道——说穿了是好色，道家往往都以房中术取宠——常常躲在后宫“静修”。所谓“静修”，实际上就是纵情声色。一帮道士、无耻士大夫则千方百计为其搜集秘药，当时常用的有这么几种：
含真饼：即新生儿尚未啼哭时口中含的胎血。
秋石：即用童男小便烧炼出的一种盐类。
红铅：即用童女的第一次月经烧炼出的东西。
这些都是古代房中秘术。
据记载，为了取得足够的红铅，嘉靖皇帝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和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两次从民间选八岁至十四岁幼女共四百六十人进宫。当时的百姓根本不可能想象到，这几百名女孩被选进宫，就是由于皇帝要用她们的第一次月经炼药。
这是有记载的两次，没有记载的呢？
又据记载，万历年问派往福建抽税的太监高某，听道士说，吃一千个小孩的脑子，阳具便可复生，于是便派人四出购买小孩杀人取脑。时间长了消息走漏出去，周围百姓无人肯将小儿出卖，高某便派人去外地偷小孩，终于激起民变。此后不久，又有一个术士叫孙太公，专在缙绅士大夫家走动。干什么？献媚药。他的媚药是怎么配的呢？原来是找来小男孩，调配一些热性药让他们喝下去。药性发作后，小男孩的阳具肿胀难忍，这时术士便割下小孩阳具，焙干后入药。据说这个叫孙太公的术士，前后杀了数十、上百个小孩。
这两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万历年间，比吴承恩晚二、三十年。但吴承恩时代难道就不会有吗？
了解了吴承恩生活的年代的社会状况，我们对《西游记》中的故事也许会有更深一点的理解。就如比丘国这个故事，我们便不会认为是吴承恩的无稽之谈，而会把它看作是吴承恩批判社会瑰实的一支暗藏利箭。
《西游记》中昏君身边为什么总有道士
《西游记》写了不少在××山××洞占山为王的妖精，也写了不少潜进人间国度作怪的妖精。后一类妖精有的点明是道士，有的虽未说明但看起来也像道士，最典型的是车迟国的三名妖道（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和比丘国的鹿精变的老道士，国家已经完全为其控制，国王不过是傀儡而已。这些道士作恶多端，最后的下场当然不会好，都被孙悟空剿灭了事。
吴承恩恨道士吗？
目前还没有什么材料证明吴承恩与道士有仇，或与佛教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关系。他本人倒是与道士有过交往。在《西游记》里，他透露出的政治观点也是比较平和公允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这是当时读书人最普遍的认识。
那他为什么要在《西游记》中把批判、嘲讽的笔锋指向那些道士呢？
这和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有关。
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正是历史上著名的任道昏君。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的皇帝自即位不久，便无节制地宠信道士。最受宠信的一个道士叫邵元节，因为邵元节求雪灵验，嘉靖皇帝封他为“真人”，给二品薪傣。后来嘉靖生了个儿子，也把功劳记在邵元节身上，说邵元节祀祷有功，加封一品。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邵元节死去，嘉靖又开始宠信另一个道士陶仲文，而且在听了陶仲文一番话后，便想退居后宫，让太子去忙国事。而此时的太子虚岁才四岁。
当时有一个大臣冒死直谏，说皇帝所谓退回后宫休息调养，不过是要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吃什么金丹壮阳，纵情声色而已。皇帝恼羞成怒，下令把这位大臣关入狱中，囚禁至死。那个道士陶仲文向皇帝进献的秘方名为养生，实则就是房中春药。因为献药有功，得到的待遇也是非同小可：可以与皇上一起坐着谈话，如果分别告退，皇上必要送到门口握手告别。可别小看了这握手告别，这在现代司空见惯，但在古代，却是非常的特别的宠信和亲热。就是这位嘉靖皇帝，听信了道士的话，广纳嫔妃，据《明史》统计有嫔妃三十二人（不包括晚年的纳妃），在明朝各帝中数第一。而据野史载，他的嫔妃实际还不止这些，据说他死时，有妃三十人，嫔二十六人。
有这样的皇帝，政事必然昏庸。政事昏庸的近期影响就是大权旁落，产生权臣，严嵩这样的奸相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远期影响，吴承恩虽然没有看到，但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有一点预感——事实上，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嘉靖皇帝后的万历皇帝，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名为四十八年，实则从万历十五年起就很少上朝。有人认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在这两朝，而中国封建社会的走下坡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从吴承恩所主张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不信佛也不信道的。但对于佛道的实际存在也并不排斥，而是主张三教合一，任人唯贤，以求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在他写《西游记》时，也许并没想到专门批评皇帝——他还不具备那种资格，也不具备那种勇气，但他头脑里始终有一个皇帝昏君恐怕也是事实，方便时便用笔锋刺一下，所以《西游记》里有十多个皇帝，大多数都有点昏，而昏得严重者，身边必有妖魔道士。
二郎神为什么不再被调用
天宫中天兵天将虽多，动辄十万，但真正能成为孙悟空对手的，大约只有二郎神。所以二郎神不到，天神天将便对孙悟空奈何不得。孙悟空第二次反下天宫，玉帝派人调来二郎神，二郎神与孙悟空战了个天昏地暗，虽然太上老君暗中偷袭将孙悟空捉拿，但功劳还应算是二郎神的。然而，孙悟空反出炼丹炉，再闹天宫时，玉皇大帝却不再调用二郎神，反而舍近求远向西方佛祖求助，这是为什么？
以玉皇大帝的身份向佛祖求助，无论如何是件丢面子的事。但如果考虑一下中国政治中的一些因素，玉皇大帝这样做恐怕倒更妥当些。
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要在内部闹出点乱子来。闹乱子的原因无非是争权、争宠、争位，而闹乱子的参加者却往往有皇亲国戚，所以历代帝王对亲戚都防范甚严，有时似乎是委以重任，其实骨子里却时时提防。
以明朝为例。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立太子时曾一度犹豫。按照他的想法，是立办事风格、能力都很像他的四子朱棣为太子，而按照大臣们的建议，为保证宫廷秩序，只能立长子为太子。朱元璋考虑再三，采纳了大臣们的意见，为使众多的儿子不生异心，不得不牺牲他最喜爱的老四。然而，他的这一犹豫却种下了祸根。朱元璋死后，由于长子已经早死，按照封建规矩由长孙朱允炆即位，改元建文。但是朱棣却根本瞧不起这个侄儿，找个借口起兵从侄儿手中夺了皇位，自称永乐皇帝。
正因为朱棣以非法手段夺得了皇位，所以他也特别意识到防范非法手段的重要性。他上台以后，不仅规定了太子只能是长子，而且规定了其他皇子、驸马不得有任何治国治民的实际权力，到规定年龄就必须动身到自己的封地去，在那里可以尽情享乐，却不能干涉地方政务，没有特别诏书，不得回京。因此，自朱棣以后的整个明朝，做不了皇帝的那些龙子龙孙，就只能早早出京，绝大多数一辈子再没回过京城。
了解了这些，就能理解二郎神为什么不再被调用了。请西天佛祖帮个忙，无非是备礼致谢的事；如果让二郎神居功自傲，尾大不掉，赖在天宫不走，就麻烦了。
阿傩、伽叶何以敢公开索贿
唐僧师徒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西天灵山，又听如来作了一番东土众生如何愚昧、孔氏之说如何不周的训示后，终于得到了“将我那三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捡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的准许。然而，就是在藏经阁里，师徒四人的信念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看守藏经宝阁的是阿傩和伽叶两位尊者，这两位在佛经中都大有名头，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两个，但在《西游记》里，事做得却不太漂亮。
他们公开向唐僧索贿。在书中说得较为婉转点，叫“要人事”。
唐僧可能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只是不断解释：路途遥远，不曾备得。孙悟空心直口快，嚷了起来：我们告如来去。
经是取到了，但却都是无字经。
取经人历经一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从东土赶来取经，肩负着在东土传播佛法的重任，即便对如来而言，对灵山而言，也是何等庄重的事，灵山也未必天天有取经人来。但阿傩、伽叶竟敢当作儿戏。如果不是燃灯古佛派人追回，岂不是让唐僧四人白跑一趟！
而这一切，如来都是知道的，那些菩萨、罗汉也都知道。唐僧回头换经时，大家拱手相迎，笑道：“圣僧是换经来的？”如来不但不斥责阿傩、伽叶二人，反而讲了一通不能轻卖的道理。唐僧无法，只得把一只从东土捧来，当作饭碗的紫金钵盂交了出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通，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令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扈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
到此时，取经的庄严神圣感没有了。如来只是一个大官商，阿傩、伽叶是他的七品门奴，经也成了交换或某种交易的筹码。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发生在灵山上，毫不奇怪；而正因为是在灵山上发生的，才有特别的意义。
作者别有用心。
吴承恩并不信佛，只是既然选了个取经题材的《西游记》来写，就不能不将佛教当作正面描写的对象。在《西游记》里，他放开笔嘲讽了无道的昏君，作恶的妖精，对道教挖苦得更厉害。然而，佛教的正面形象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更不能代表他的观点。因此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在灵山上上下下一团喜气的时候，他以这么漫不经心的一笔，给佛祖脸上抹上了大大的一团墨块，把所有的庄严、神圣都喜剧化了。
神来之笔。
为什么说是秀才把《西游记》弄坏了
胡适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
把道士、和尚拎出来批一顿尚有理由，道士说《西游记》“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都是附会穿凿，硬是把《西游记》糟蹋了。秀才怎么也要挨骂呢？
其实，秀才的奇谈怪论也不少。下面摘几段清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中的话，供读者一笑。好在虽是文言，却不深，只要知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即可品出其中意味。
古人典藉多矣，何独《西游》称奇？……予初读之，而不见其奇；继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过谓与世俗之传奇无异；再讲而求之，方知有影有目，似一部分合制艺文字；更加竭力细求，始知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此书不妙在谈天说地，怪异惊人，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释字脱化出来，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绝。
一部《西游记》，若说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说是经书《大学》文章，人更不信。惟其不信，方见此书之奇。
《大学》原是丈人之学，故云齐天大圣。看他处处抱定，回回提出，实亦文章顾母之法。
《孟子》一章，是言纲领指趣；《西游》一部，正是细论条目功夫。把一部《西游记》，即当成《孟子》读亦可。
游字即是学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游”二字，实乃注解“大学”二字，故云《大学》之别名。人必于此二字，体会了然，全部文义，则自不难晓矣。
这些话，就是秀才们读《西游记》的“心得”，令今人莫名其妙。张书绅仅说《西游》可当《孟子》、《大学》读。还有一位叫张含章的竟说《西游记》仿《诗经》，仿《书经》，仿《易经》，仿《礼记》，仿《春秋》，胆子更大得离奇。
如此评点，岂不是把《西游记》弄坏了？
古彝文《西游记》是怎么回事
他生不同俗，膝盖骨上生，放在石臼里，水中漂出来，沙和尚看见，沙和尚拾起。……领着小娃娃，我的水缸中鲤鱼吐口水打三勺来喂一天天长天逐步成人了。这是一种古彝文故事《唐僧取经》的开头。据报道，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发掘整理出了一批古彝文文献，涉及天文、地理、占卜、谱牒及医、农、文、史各个方面。其中有两种故事书《唐王书》、《唐僧取经》被认为与《西游记》有关。
古彝书是用古代彝族通行的一种古彝文写成，这种文字据说汉代已经出现。古彝书通常以手抄本形式保存在彝族毕摩家中。毕摩又叫贝码、朵觋、西波等，属于祭师一类的职业，是部落中传播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保存的这批古彝书又叫“毕摩经”，在部落中属于世代相传的经典，也是民族的文化精华。据研究者们考证，现在发现的古彝书虽然大多没有明确的成书年代，但显然有较久远的历史，而其中的内容有的是彝族创世纪史诗，有的是历史史诗，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王书》和《唐僧取经》以羊皮做书面，显出年代久远的古朴风貌。《唐王书》分为“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两个部分，共3182行。其中“唐王游地府”2182行，叙述刘全、李翠莲夫妇故事、魏徵斩龙故事和唐王游地府故事。除了龙王校改为清水梅龙王，名叫罗桃纪以外，其余与《西游记》中的情节大致相同。“刘全进瓜”1000行，其内容也无太大差异，只是在叙述语言上和审美心理上体现了彝族的特色。《唐僧取经》一书很短，只有500行，和现行的《西游记》相比，“取经”这件事以及唐僧、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这几个人物的姓名相同，但内容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唐僧取经》中说，唐僧出生在云南大理的鸡足山，父亲姓张，母亲姓陈，都早已去世，唐僧由沙和尚收养抚育成人。唐僧长大后，为了给死去的爹妈念经，遂去西天大佛山找经书。路过黄河边，遇到观音老母，观音教他念了咒语，又让他到昆明五台山下把孙行者喊出来，拿出顶金帽子让孙行者戴上。孙行者表示愿意保唐僧取经。二人一路行去，到雪莫借白遇到猪八戒，八戒先要吃唐僧肉，后来被孙行者打败收服，一起保唐僧西天取经……以下取经途中，遇到牛魔王火焰山，遇到要吃唐僧肉的河妖。到了大佛山取回经书，又遇到抢经书的大虹鱼，经书虽未被抢走，但已泡湿了，只能放到石板上去晒，结果都沾在石板上拿不起来。后来，毕摩去抄来了经书120册。
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失去了阅读意义，但却仍有研究意义：
1．这个故事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已经初步民族化，但却可以肯定来自汉族。明代初期，汉族进人云南的士兵很多扎根于当地，而当时的官吏也修城郭，建学校，大量传播汉族文化。唐王故事和取经故事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传人彝族地区的。
2．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些古彝书形成的准确日期，但把它们与《西游记》对照，却可以发现两者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这里的唐僧取经故事并非来自《西游记》，它们所依据的很可能是汉族早期的取经故事，甚至有可能比《朴通事谚解》和《永乐大典》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还要早。
3．在古彝文中，《唐王书》和《唐僧取经》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证明了这两个故事在早期是相互独立的，在汉文文献中，人们已经发现魏徵梦斩泾河龙和唐太宗人冥本来并不属于取经故事，两者开始分别流传，后来被并入《西游记》的故事之中。这种合并是在什么时期完成的呢？也许古彝文会提供一些启示。
在《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中有哪些观点
主题研究看起来深奥，但事实上并不是学者的专利。每个人读完一本书后都会想一想，这书写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主题研究。不过，主题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由学者们归纳出来的，所以看起来有点深奥。
《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一开始倾向于探讨作品的哲理，古人和近代的几位大师都是这样看的；建国之后又出现了对作品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很有个性、很特别的观点；再后来就又回到了对其哲理的探讨上。由于有这样的历史积淀，《西游记》的主题研究还是很丰富的。
一、宗教手册论
这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对《西游记》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清代翻刻《西游记》的人不少，而且都喜欢加点批评，评点的文字加起来要超过《西游记》。这些观点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都把《西游记》说成修仙成佛的书。比如有个人说，《西游记》犹如迷津中的航船，可以指点人做人、做鬼；也可以指点人做佛，做仙，一切精妙都在眼前，就看你能否将书读透。因此清代翻刻出的《西游记》名称都有点变化，都加了点修仙成道的意味，如叫《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等等。
应该承认，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中，的确有一类可以称为宗教手册的作品，如《二十四尊得道罗汉记》、《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记》、《飞剑记》、《咒枣记》，无非是告诉读者某神某仙是如何得道的，内容也就是那么一些老套路。这些书纯粹是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与《西游记》借取经为名实写人间情态的生动笔墨完全是两码事。把《西游记》与这类作品摆在一起，实在是对《西游记》的贬低。
这一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道到了鲁迅、胡适的沉重打击，此后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但进人九十年代后，又有人将《西游记》与《周易》、八卦金丹、佛理联系在一起研究，说《西游记》里有卦象，也是一个从虚无复归虚无的过程，既是一个自然的圆圈，又是一个人生的句号，读者自可领悟生命和宇宙的真谛。其中有些解释也是很新鲜的，如解释菩提祖师为猴头起名“悟空”的原因时说：“悟即吾心，我有了心就是醒。吾心空是佛境，空吾心是佛路。无论佛境、佛路，都在做孙子！一做了孙子，便能见性”，明心见性便成佛。又如在解释魏徵梦斩泾河龙时说：“魏徵二字，谓委身为鬼去征伐，是唐太宗正观必用之人，因此能在梦中断阴神……泾宇通颈，乃刎颈砍头之意，生来就注定一刀。”
二、寓言小说论
晚清时，研究小说已渐成风气，对于西学，当时学人虽仅粗通，但已看出《西游记》绝非讲讲修道而已。当时一名叫石庵的学人说：“《西游记》人人称为好书，人人称为道书，但若问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称为修道书，又人人都说不出，所谓好书、道书，不过众人浮议罢了。”石庵说他曾和一位自称在《西游记》中寻得真谛的道士交谈过，请道士详细谈谈《西游记》哪些地方谈了修道，具体又是如何修法？道士最终没有说出正经名目。因此石庵断言：“此书不过一小说家言而已。”
将《西游记》视为小说家言，应是一大进步，后来终于导致对《西游记》社会价值的肯定和文学方面的研究。但石庵断言《西游记》是一本寓言小说，其中一定包含着一种象征和寓言，显得仍然不够洒脱，仍是指得太实。
三、游戏玩世论
胡适对《西游记》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释、道、儒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他（按：指吴承恩）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去深求。《＜西游记〉考证》
鲁迅对胡适的孙悟空进口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但对于他的游戏说却表示赞同。他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象《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本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伽、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她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训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由于有了这二位大师的肯定，从此后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人再敢说劝学、谈禅、修道之类的观点，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比较容易接受游戏玩世说。但有的人指出，没有“微言大义”不意味着没有意义。作者在人情世态中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在神鬼妖魔中曲折地揭示了社会的真实。因此，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四、求“放心”说
这一说应该说历史最长，出自比吴承恩稍晚一些的明代学人谢肇浙（内容见前引鲁迅话中）。鲁迅对此说表示赞同。“放心”即放纵之心，求放心，即收束放纵之心。谢肇浙的意思是说，《西游记》以孙悟空和猪八戒为象征，表示了人的自由放纵的本能，与社会必然会加于其身的约束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无沦神通多大，终究还是要接受社会的约束，收束放纵之心。
这是一个很浅显但又很哲理化的命题。从谢肇浙所能理解的角度或者一般化地看社会，社会的确需要秩序而不能由个人随心所欲。孙悟空闹天宫太过分、太儿戏；猪八戒懒散、贪吃、好色的习性也有很强的痞性，其恶性如果发作（如闹天宫），则不会为社会所容忍，只有在社会规则的制约下苦修，才能成正果。
五、主题转化或主题矛盾说
这是“文革”前后出现的一种观点，以著名作家张天翼为代表。他认为《西游记》前七回写大闹天宫和后八十八回取经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甚至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否定。孙悟空开始对统治阶级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后来“投降”了神的一方，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恶斗，就像《水浒》里的宋江那样，受了地主阶级的“招安”。因此，《西游记》的前后部分主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主题矛盾说”。也有的人认为前后主题确实不同，但并不矛盾，而是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转化。这就是“主题转化说”。
“文革”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里，曾有过多种对《西游记》作政治否定的观点，应该说都是受了“主题矛盾说”的影响。如有人说作者塑造孙悟空这个形象，是要通过他瓦解破坏农民起义。孙悟空犯上作乱，无论一时如何得逞，最终还是要被擒伏；凡已犯上作乱的，还是改邪归正为好。有人说《西游记》鼓吹了投降，赞美了变节，摧祟了叛徒——当然，都是针对孙悟空所说的，有人认为他已经“从叛徒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
六、“安天医国”、“诛奸尚贤”说
认为作者不可能真的提倡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甚至到了要抢玉帝皇位的程度。所谓“闹天”不过是给玉帝一个警示，让他意识到轻贤、养奸的危害性，从而达到真正安天的目的。应该说，作者对玉帝是有意见的，也通过书中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发了点牢骚，但也仅是警示而已，还是为了帮玉帝安天。
取经过程和安天并不矛盾。取经路上孙悟空除妖去邪，是另一种安天形式。作者在孙悟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利用孙悟空发泄了对朝廷对现实的不满。但不满仅仅是不满，不会上升到反抗甚至造反。牢骚发完之后，还是希望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作者利用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表现展示了自己的理想。
七、歌颂光明与正义说
如果按照这一说去看《西游记》，《西游记》的主题非常简单：写的都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无论是闹天宫、降妖魔都可以这样概括，而作者的态度又很明确，所有的故事都显示了对光明、正义、善良的歌颂，和对黑暗、邪恶、凶残的批判。你看，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不论多么困难都能挺过来，他们无论何时都是正面角色，无论多么强大的妖魔最后总是失败。这就是作者鲜明的倾向性。
八、批佛嘲佛说和贬佛崇道说
作者对佛教、道教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是历来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理解不同，其主题究竟是崇佛、祟道，还是贬佛、贬道，也就有了多种观点。
有人认为《西游记》对佛教是明褒实贬。看起来整体上歌颂佛法广大，救苦救难，取经乃是为东土众生的利益着想，书中人物对佛也都顶礼膜拜。而实际上作者处处在寻找机会嘲讽佛教，竟然说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让孙悟空在如来手上撒一泡尿，让佛祖的“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就这一点已足以把所有的庄严假象都剥得干干净净。
这一说还认为，孙悟空取经途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反佛教的，而且反的是佛教教义，反在了根本上。佛教提倡的就是逆来顺受，不杀生，不行凶。可作品明明白白告诉读者，像唐僧那样去取经，寸步难行，随时都可能被妖魔填进肚里，而只有像孙悟空那样逢妖必除，逢魔必杀，才是唯一出路，这就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因此《西游记》明里是西天取经，终修正果，实质在骨子里处处与佛教教义唱对台戏。
也有人认为《西游记》对道教是明贬实褒，看起来书中对道士的嘲讽相当尖刻，甚至有时把道士划入了妖魔一类，但实际上他嘲讽挖苦的是道士中的某一派别，只能说反映了道教中的斗争，作者对道教并未全盘否定。例如，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道教术语，比佛教术语多得多；比如书中提倡三教合一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孙悟空的师傅菩萨祖师是道教中人，孙悟空很佩服的神通也大得多的五庄观镇元大仙，他也是道教中人。而无论是书中的孙悟空还是写书的作者本人，对这两位都无一字不敬。
《西游记》与《水浒传》有联系吗
明代小说有“四大奇书”的说法，即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水浒传》和《金瓶梅》有着明显的联系，此不赘述。
但是《西游记》与《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间也有联系吗？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注意过。倒是一位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指了出来。他说，《西游记》在情节上袭用了《水浒》的某些部分。他举了个孙悟空在高老庄躲在高小姐房中等候八戒，然后将其痛打一顿的例子，认为与《水浒》里鲁智深的一段故事如出一辙。他还举例认为《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在乌鸡国救那死国王时，孙悟空要猪八戒落泪陪哭时说的一段话：“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儿来，谓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着嚎淘痛哭哩”，与《水浒》里描写潘金莲假哭武大时的文字几乎一样。浦安迪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西游圮》作者从《水浒》那里袭用了这些片断。
浦安迪还认为，《西游记》在整体结构上套用了《金瓶梅》的构思。
浦安迪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陆的确比较少见。很多大陆学者认为，在当时小说艺术尚未发展成熟，很多地方还有类型化倾向时，在情节上有些相似，不值得奇怪，即使像《金瓶梅》那样从《水浒》中借用情节，除了说明前者的作者读过后者外，也不能再说明什么。如果一定要将此类联系看得多么重要，未免小题大做。有些大陆学者还对浦安迪关于《西游记》套用《金瓶梅》构思的观点作了反驳。他们认为，《西游记》的写成时间基本上可以肯定要早于《金瓶梅》，因而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套用；《西游记》的叙事结构很清楚，由大闹天宫、太宗入冥、唐僧取经三个部分组成，在全书主体的唐僧取经部分又由一个一个首尾连贯但不发生关系的小故事组成，与《金瓶梅》那种纵横交错的叙事结构完全不同。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像浦安迪等一批海外汉学家所使用的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思路，确实又是很有启发性的。
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关于《西游记》作者是谁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束，但目前已趋于集中。因为大家在对《西游记》作了系统的分析后；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认识，即认为这位作者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明代人，而且最好是明代中后期人。因为《西游记》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代才有的官职，这是明确无疑的信息。不论以前的取经故事已发展到什么模样，我们现在见到的《西游记》肯定是明代人整理写定的。而《西游记》的回目已经采用以十四字为主的上下句对仗的形式，从小说发展演变的过程看，它的出现一般不会早于明嘉靖年间。
2．读书人，而且最好是喜欢杂书的读书人。《西游记》的文采是第一流的，否则它不会成为世代流传的名著。我们不妨将它和《封神演义》比较一下，《封神演义》的奇招怪术并不亚于《西游记》，但整体上看单调、呆板、雷同，远不如《西游记》招招出人意外，处处鲜活灵动，两者的差别就是文采高下的差别。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位作者一定是位读书人，应有其它的大手笔作品为佐证。而且这位读书人还不是死读四书五经仅仅会做八股文的腐儒。因为《西游记》的内容很杂，说佛说道说儒，论诗论文论史，棋经、兵书、医道、药理，三教九流信口即来而又不露刻意痕迹，四面八方游刃有余且难掩饰行家本色。用最通俗的话说，作者应是一位才子。
3．失意人，而且最可能是位浑身傲骨、怀才不遇的失意人。俗话说，文如其人，孙悟空应该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大闹天宫绝不是一帆风顺仕途得意的新贵所愿意写的，也不是那种只为稻粱谋的落魄穷酸所写得出的。
4．下江人。下江即现在的长江下游操江淮方言的地区，大致相当于安徽的皖中皖北、江苏的苏中苏北地区。《西游记》的方言色彩比较明显，可以排除作者为北方人或南方人的可能。其中虽然有一些吴方言，但更多的仍属过去的下江官话即现在的江淮方言。这一点在研究方言的学者中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从目前情况看，只有吴承恩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江苏淮安人。生于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逝世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其主要生活期在嘉靖、隆庆间。
很多资料都能证明吴承恩少年时绝顶聪慧，长成后学识渊博，属多才而狂放的那一类文人。他在绘画方面很早就已成名，只可惜二十岁后不再落笔，以致只有记载而无作品存世；他的围棋棋艺达到了可与当时国手分庭抗礼的境界；他的书法有二王风格，与大文豪归有光同事时，曾有归文吴书的碑刻合作，此碑现仍存世间；他的骈散间杂的贺表、寿词更为一绝，以致上门求代笔的人络绎不绝，凭着这一条，他与当时漕运、卫所、府县官员有了很多来往，晚年还可能以此谋生；他喜读传奇志怪，曾写过一本这一类的小说《禹鼎志》，可惜只有其序而不见其文；他的诗文，达到了可与当时名士、荣居后七子之中的吴国伦、南京一帮号称“白下风流”的文人文征明、文嘉、何良傅、何良俊唱和交往的程度，被后人编入集子并加盛赞的诗篇也不少见。
曾有一位十分赏识少年吴承恩的地方父母官抚摸着他的头顶说过：“这孩子将来得一官半职简直易如反掌。”但他的预言落空了。吴承恩大约九次应乡试均不中，眼睁睁地看看和他诗文往来的朋友或儿时伙伴中举、登进士榜，然后升至当朝宰辅、国子监祭酒之类的品级，自己却连举人也不是。四十多岁时，吴承恩补岁贡；六十多岁时选了一个八品县丞的小官，却又因被人诬陷下狱。平反后虽然又做了一任荆府纪善，但这只是安慰性的职务，仍是八品。在荆府纪善任上，吴承恩呆了大约三年，然后告老回乡。
吴承恩科举坎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用心不专，为“才”字所累。他读书太杂，特别喜爱志怪神话之类，曾经为逃避家长和塾师的呵骂而躲在一边偷读．而且念念不忘要自己写一本这样的书，这当然会妨碍正经的学业。在他的诗文中，神奇古怪的典故层出不穷，形成了他的特点非常鲜明的文风，拿它的诗文与《西游记》对照，可以感受到相当多的共同点，我们虽然不能据此肯定《西游记》就是出于他的笔下，但至少应相信他有这种能力。
像他这样才气十足而又仕途不畅，胸中的郁闷不平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他所交往的文友的社会地位均远远高出自己，别人虽然不一定瞧不起他，但他人的显赫和自己的卑微却不能不时时刺激着他。难能可贵的是，吴承恩没有被这种刺激所压倒，反而更磨练出一身脾睨王侯的傲骨。这一身傲骨，正是写作《西游记》和塑造孙悟空所必须的。
地方史志《天启淮安府志》曾这样评价吴承恩：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具有这样品性气质的人应当是《西游记》作者的最佳人选。
最早开始吴承恩研究的是谁
最早开始对吴承恩作比较系统研究的是鲁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流行的邱处机作《西游记》说乃“不根之谈”，而肯定其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并简要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鲁迅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几乎在同时或稍后，胡适发表了长文《西游记考证》，在作者问题上得出了与鲁迅相同的结论。再以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使得吴承恩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热潮。自此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中，再也见不到邱处机的名字而纷纷把著作权还给了吴承恩。
鲁迅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吴承恩逝世后约四十年）编修的《淮安府志》中已明确记载了吴承恩的简要生平，称“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录其主要著作“《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应当视为相当可靠明确的证据。但因其毕竟是地方史志，而且清代重修的志书又将这数句删去，因而了解的人并不多。再由于写小说无论多么轰动，对旧时文人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吴承恩当年的一班文友虽器重他的文才，于此事却均缄口不提，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也就渐渐被淡忘了。
清代，《西游记》被误植到邱处机名下之后，一批淮安籍的学者不免惊讶，阮葵生、丁晏等人都曾表示过：《西游记》怎么成了邱处机的作品？家乡的府志早就说过是吴承恩写了这本书呀！而且从方言看也应该是家乡人口吻呀！但他们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未认真计较，自然也未形成实际影响。
鲁迅依据的主要就是这些资料。但旧事经鲁迅重提时，意义已不一样：
其一，时势不同了，写小说和研究小说都已不是杂学，其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而参予研究的学者都相当投入和认真；
其二，一旦认真看待，邱处机作《西游记》之说便不再有市场，已经不再成为障碍，人们较易接受新的观点；
其三，随着对吴承恩更多的了解和对《西游记》更多的剖析，人们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而乐于将研究深入下去。
这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至四十年代，吴承恩的生平资料已被更多地发现，这位被埋没已久的伟大文学家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建国以后，刘修业先生将从故宫博物院中抄出的《射阳先生存稿》交古籍出版社出版。《射阳先生存稿》是吴承恩的作品集。吴承恩由于晚年家贫无子，大量文稿均散失无存，在他逝世后，他的表外孙丘度才从亲朋好友中搜集到一部分，编成《射阳先生存稿》。这本书的流传也不广，至今只在故宫藏书中发现一部。古籍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吴承恩诗文集》出版，无疑对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等一批专著相继出版，加之在吴承恩的故乡发现了他的墓地和一批新资料，建成了吴承恩故居，终于促成1982年在淮安召开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一个高潮，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晰，他何时写《西游记》、他的思想性格和经历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的题材来源等重要问题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
追根寻源，九泉之下的吴承恩应感谢鲁迅、胡适等人，是他们帮助吴承恩寻回了失落的桂冠。
为什么对吴承恩作《西游记》还有争议
明代天启年间，也就是吴承恩逝世后大约四十年左右，淮安府组织编写了一本新的府志《天启淮安府志》，编写者对乡邑名士吴承恩给与了应有的尊重，在府志中为他立了小传，评价了他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了他的作品《西游记》。但编写者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特别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小说还是地理游记。无巧不成书，清代有位学者兼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藏书目录中记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他是把这本书归人地理类的。有些学者就据此认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不是小说。
吴承恩生前交往的文朋诗友对他的文才都很佩服，在吴承恩逝世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吴承恩其人和他的作品，有些还四处搜集吴承恩的诗文编成文集，使得才华横溢的吴承恩不致被历史埋没，但他们都没有提到吴承恩有本小说《西游记》。这又使有些学者觉得不合情理，他们觉得也许吴承恩并没有写过《西游记》。
为了争辩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学者们大大地打了一场笔仗。从理论上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记录确有两种可能，因而要肯定其所纪录的《西游记》就是小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反过来说，如果要说其中的《西游记》就是地理游记也成问题。有人问：如果黄虞稷确实亲眼看到过吴承恩写的地理游记，那么有许多问题在逻辑上说不通。如吴承恩游了哪里？他一生南下北上往返多次，西游却只有去湖北蕲州荆王府上任，而如果承认吴承恩到过荆府，恰恰就等于承认吴承恩写的是小说，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便是在荆府任职期间完成的。再如吴承恩如果写的是游记，他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大名而不必躲躲闪闪，这本书流传到百年之后与吴承恩没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之手，中间必有环节，那么这百年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游记？这本书既然被黄虞稷细心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其后又下落不明，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本《西游记》？因此有人怀疑黄虞稷的藏书目录中的记录并非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在他的这部目录中也确有一些根据传闻写下甚至记错的实例），也许黄氏见到了《天启淮安府志》，便想当然地将吴承恩的小说划归为游记。
至于吴承恩的文友和同时代人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写小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观念作怪，大家都觉得写小说不是正道，有损吴承恩的英名，因而回避不提。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有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吴承恩完成《西游记》是在荆府纪善任上，完成后书稿留在了王府。吴承恩逝世后十年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才由南京一个叫世德堂的书店得到书稿刻印。但世德堂没有刻完，又转到一个叫荣寿堂的书店后才完成面世。也就是说，直至书稿完成四十年后也就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左右才真正与读者见面。这就和传统的“是书明季始大行”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天启淮安府志》记录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吴承恩的好友亲朋都没能看到这本书，当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交往中涉及到此书了。
肯定吴承恩写了小说《西游记》的学者除了上述回答外，还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从古到今，淮安人都十分肯定地说《西游记》中夹有大量当地方言，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方言是绝难模仿的，少数的方言词语也许是偶然，但一定量的无可替换的方言词语则可以构成最有力的证据。
吴承恩故居何时重建
出淮安城沿运河堤北上，有一座古镇河下，正是当年商贾汇聚的集散地。今日的河下，已呈败落之象，但站在河堤上看去，一条条石板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门面后依稀可辨的深宅大院，仍透出一种旧时大码头的格局。从河里仍在来往的运输船队看，仍可想象出当时千舟竞发、白帆点点、货物上下装卸从这里辐射四方的情景。吴承恩便出生在这座古镇的打铜巷里。据老人们说，吴家老宅子原也是一座大院，一直保留到抗战前，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战火夷为平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吴承恩确是《西游记》的作者时，淮安县政府决定重建吴承恩故居。1982年，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于淮安召开之时，故居竣工。
重建的故居仍在吴家老宅原址。看起来被淹没于大片民房中，但唯其如此，才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才能理解这位文学家及其笔下人物身上的市井风貌。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明代式样，与保留有大量明清旧屋的周围环境布局十分和谐，避免了有些纪念地虽然富丽堂皇却不免让人觉得大兴的感觉。其规模格局也尽可能地听取了老人们的描述，所以虽新建却如旧。在“故居”这个意义上，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如今的故居，竹篱爬满茑萝，曲廓环绕青藤，屋前芭蕉，屋后冬梅，特别是吴承恩当年的书屋射阳臼，按照旧文人的书房陈设，典雅古朴，颇有点仙气。故居的主要功能当然是陈列，其中包括许多近年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文物资料，弥足珍贵，而贵中之贵，则是一座吴承恩的塑像。
吴承恩的塑像为何特别珍贵
陈列在吴承恩故居中的吴承恩塑像，显得特别逼真。
这不仅仅是雕塑家的功劳，而是由于这尊塑像就是吴承恩本人面貌的复原。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古代名人塑像中，恐怕只有这一座是“复原”而非创作。
据目前所知，根据真实依据复原的塑像只有两座，一座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系根据十三陵出土的骨骼复制。但这座塑像在“文革”中已被毁；另一座就是吴承恩，大概这已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古代名人复制像。
吴承恩的一生是不幸的。不幸的事太多，包括他的墓被人私掘。但万幸的是，他的墓在被盗发后立即受到保护并找到了完整的头盖骨，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成功。
复原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
首先要确定年龄。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吴承恩逝世时已七八十岁（这和资料记载是吻合的），根据这个年龄制作塑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确定以六十岁左右的吴承恩为标准制作塑像，但需推算出这个年龄时吴承恩的头骨形状。
其次吴承恩的头骨虽然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的特征，但作为一个个体，须仔细测出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头型、脸型、眼型、鼻型、口型数据，再制定出各部位的软组织标准。比如人们注意到头骨有肌嵴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咬肌敷着部，这就要考虑让复原像的相应部分有咬肌突出的感觉。吴承恩塑像面部两侧的咬肌及冷峻的表情就是因此而来的。
再以后，还要根据吴承恩生前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其它生理数据确定塑像的表情。
最后，还要参照明代人的通常习惯确定塑像的发型、胡须等等细部组织。
成型后的吴承恩塑像，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以这个年龄为准，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塑像皮肤肌肉略显松弛，但精神矍铄；神态略显冷峻，似乎强调性格的倔强以及一种与世俗抗争的精神；蹙眉凝神，似已进入幻想世界，正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遨游于超自然的世界之中。
吴承恩的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1975年1月的一个早晨，淮安马甸乡一位去学校上课的小学教师发现路边多了一堆新土，旁边丢着两块石碑。他知道这里又有一座古墓被人挖掘了，那石碑就是墓志铭。当地古墓很多，由于穷，常有农民夜间偷偷挖墓。挖墓的目的很简单，能有金银首饰最好，否则挖几块棺材板也能卖几个钱。淮安古代很繁华，棺材板的料质都不错，即使埋在地下几百年，挖出来照样能做门窗桌椅。所以挖墓的事时有发生。
小学教师出于好奇，走过去，用脚擦去石碑上的泥土，俯身看碑上的文字。这种碑他过去常见，方形，往往两块为一合，放在棺木前的土中，记载着墓主的生平。他先看盖在上面的一块，字是很大的篆字，约略认出是“明吴菊翁之墓”几个字。再看另一块，是密密麻麻的正楷。虽然他知道这通常都是对墓主的赞颂，但这一块却不是通常的格式，它没有先题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官职，而是直接切入祭文，写得深切感人。“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他不由得念出声来。念着念着，他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墓主姓吴，其子名承恩，这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这位老师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又报告了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查看，确认这正是吴承恩为其父亲写的墓志铭，于是又报告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来人收去了石头墓碑，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按理说，这座被挖的古墓正是学术研究的线索，但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有多少人对学术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博物馆能将墓碑收去保存，已算是相当负责了。
被盗占墓上的新土很快恢复如旧，此后几年也没有旧事重提。
1981年，淮安县政府派员调查吴承恩的墓地。调查人员首先想到了被盗挖的吴菊翁墓。很快，他们查到了当时的盗墓人。据他们说，在吴菊翁墓的一边，他们还挖了另一个墓，这座墓的棺材上有吴字。棺材板被卖给当地一所中学时，老师们说那上面的字可能是吴承恩的官职。
这让调查人员大为兴奋。他们找到那所中学。老师们证实确有其事，但棺材已被改制为门窗，上面有字，大家只记得一个吴字。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旁边一个姓吴的木匠插上了嘴。原来他就是用这块棺材改制门窗的当事人。他说：棺材买来时，因为上面有吴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吴家的老祖宗，我便信以为真，将用剩的半截前档板也就是有字的那部分拿回家藏了起来。真是皇天不负吴承恩。吴木匠找来那半截档板，果然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断处为第五个字的开头，似为“射”字。由于木板的出现，又引起了曾见过完整木板的老师们的回忆，他们说以下可以肯定是“射阳吴公之柩”。
其实，下半截是否有“射阳吴公之柩”几个字已不重要，只要有“荆府纪善”已足够了。淮安历史上出任过荆府纪善官职的只有吴承恩一人，面且这几个字又发现于吴菊翁墓的一侧，墓主是吴承恩已完全可以肯定。
按照挖墓人的引导，调查组重新打开了吴承恩的墓穴，清理出三具骨骼，经测定为一男二女。显然这就是吴承恩和他的两位夫人。
这次调查曲曲折折，但终由许多偶然因素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如今，根据发现的头骨已复原了吴承恩的头像，墓地原址也建起了纪念亭供人凭吊。而那块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则被视为吴承恩生平的重要物证收藏于吴承恩故居，它对于解开吴承恩何时创作《西游记》之谜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承恩曾在河南任过职吗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吴承恩是否有《西游记》作者资格的讨论热火朝天时，有人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在河南荥阳县发现了一块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49年）立的石碑，碑文系当时河阴县知县吴承恩所撰。
这消息让人一怔，吴承恩怎么跑到河南去当官了，这可是任何资料都未提及的呀！仔细查询一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此吴非彼吴，这承恩也非那承恩也。妙就妙在两个吴承恩时代相同，姓名相同，出身相同，官职品级也大致相仿。
经查考，人们已弄清河阴知县吴承恩与淮安吴承恩年龄相差不多，也是由贡生选知县。他是明代桐城人，字干川。这位吴承恩的详细经历不太清楚，其文才也许比不上淮安吴承恩，但有关记载表明他还算得上好官，任职期间，关心民生疾苦，力图减轻百姓负担，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人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在考绩中被河南巡抚推荐为循良第一。总算不辱吴承恩三个大字。
小插曲一段，犹如花絮，聊助谈兴。
吴承恩为何科举连试不中
吴承恩四十多岁之前，多次参加乡试，但一次也没有中举，终其老，仅贡生而已。而他的伙伴朋友中，中进士者比比皆是，甚至还出了个状元。其间的反差不可谓不强。
有人戏说，如果吴承恩运气好一点，也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游记》了。这话当然不错，但还应反过来说一句：吴承恩运气不好，恐怕与他酷爱《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有关。撇开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不说，吴承恩之所以多次应试不中，绝非文才不济，他的传世诗文足可证明这一点。
吴承恩诗文数量大概相当可观，只是散失太多。据吴承恩逝世后为其搜集文稿的亲友后辈说，《射阳先生存稿》（即现在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中所收的二百多篇（首），尚不及全部文稿的十分之一。吴承恩有些诗文质量相当高，当时的文友和后代学人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文才已足称自宋代诗人张来之后的“淮上第一人”。以如此文才多次应试，却连一个举人也挣不到，绝非偶然。
有一个关于吴承恩的故事。吴承恩有一个童年好友，叫沈坤，两人一起读书，一起人学，感情极深。有一次，两人相约一起赶考。临行前几天，吴承恩去沈坤家商量启程的事，见沈坤正跪在家中的关帝神位前求签，连他进来也不知道。吴承恩暗笑沈坤迂腐，便想戏弄一下。他走到书房内，随手写了几道试题，悄悄地丢在关帝神位前的香炉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这边沈坤祈祷完毕抬起头来，发现香炉内竟然有试题，便真的以为是关帝显灵，他如获至宝，连夜按题作文并背得烂熟于心。而吴承恩写了试题后，根本没放在心上。谁知进了考场，试题一公布，竟然就是吴承恩所写的那几道。结果可想而知，沈坤榜上有名，吴承恩名落孙山。虽然故事中的沈坤实有其人，后来中了状元，但故事本身是否可信，还得打个问号。然而这也说明了吴承恩聪明过人反面自误的道理。
吴承恩肚里的货色极杂，在文学范畴内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其他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文人的玩意儿无一不晓，可以说在他的诗文中除了赌以外，什么都能找到，这些对正经的科举面言，都是不正经的杂学，难免有些妨碍。他的朋友曾经在一首赠诗中暗暗地劝过他，但他并不理会。
据《禹鼎志序》载：吴承恩最爱好的大概是传奇、志怪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自幼便好读此类书籍，少小时常买来偷读，为此常遭家长和老师呵骂，有时书还被夺去毁掉。但他兴趣始终不减，到成年后，仍然四处搜罗，满肚子尽是这类奇文故事。
正当应以全力应付科举的壮年，吴承恩仿照唐人志怪，写了一本绝难为其父辈乡亲及同辈文友首肯的志怪小说《禹鼎志》。据他自己说，孕育这本书已有多年，都因懒而耽搁，但写书的念头始终无法消除。书成时，“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这里的懒，并非真的懒惰懈怠，而是与举业冲突导致的心灰意懒。写出这些故事的念头最终战胜了科举的压制，所谓的“盖怪求余，非余求怪”，正是典型的创作冲动难以抑制的状态，试想，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的人物在肚里拱动，他能专心于科举吗？能字字先贤句句圣人地写好应试八股吗？他的诗文中神话、传说、典故、旧事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自然会博得一句“好文才”的称赞，但能入考官的法眼吗？
当然，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利弊总是对应的。好读奇书，毁了一个该中举人登进士榜的仕宦吴承恩，却造就了一个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吴承恩。
六十三岁的吴承恩为何出任八品县丞
六十三岁，本应是退休致仕、颐养天年的年龄，但这一年的吴承恩，才刚刚得到一个八品县丞的职务。在去浙江长兴赴任的途中，吴承恩迎着猎猎的寒风独立船头，远眺南来北往的官舟商船，心中不由袭来阵阵凄凉。对他来说，此行已不知是喜是悲。至少，他的脸上毫无升官的喜悦，尽管他为了这一天已等得太久。
吴承恩的性格已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但不能说他不想做官。为了家庭和自己的荣誉，吴承恩从二十岁左右，便在这条路上来往奔波。每三年一次，总是满怀希望，三五好友结伴而赴南京，但总是失魂落魄地孤身而归。直到四十多岁后，实在不好意思再混在一班少年新进中以老童生的身份赴考，才在府学中排上等候入贡的名单。四十七岁时，成为一名岁贡生。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候选官的日子。
明代读书人进入仕途，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中秀才成为生员后，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进士，然后直接选授相当于县令的各类职务。这就是所谓的两榜正途出身。另一条路则是屡经乡试而不中改为争取入贡，以贡生的身份进入国子监读书，然后等候选授县令以下的佐杂官吏。走这条路的大多是多年乡试不中的老秀才（也叫老童生），虽然也可算正途出身，但实际上从踏上这条路开始已经预示着不可能有太高的升迁，仅仅是过过官瘾或聊以谋生而已。毕竟不能读一辈子书吧！
所谓贡生，就是地方府、县学向朝廷贡献人才的一种称呼。朝廷从贡生中选取部分进入国子监，作为佐杂官吏的来源储备。贡生的名目很多，因皇帝登基或其它庆典而增加的名额叫做恩贡；参加乡试末中正榜而被作为候补举人列人副榜，但又未能递补的称为副贡；纳捐取得贡生资格的称为纳贡……最根本的还是岁贡，即由每年都有的递补名额顺序取得贡生资格。所谓岁贡，说穿了就是论资排辈熬年头，吴承恩在四十七岁取得岁贡生资格还不算最惨，作《聊斋》的蒲松龄到七十多岁才获岁贡。
人贡以后，便有资格参加选考而进人国子监读书。从理论上说，国子监中的各种人物均有机会参加会试而直至有幸成为状元，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大家只盼望能早日选个官职赴任以养家糊口，但是这个过程又是相当漫长的。就在这个过程中，吴承恩又耽搁了十多年。幸而当时朝中还有他的一位好友李春芳在做官，并且先后做了礼、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李春芳也并没有忘记吴承恩这位布衣旧友，还是设法帮了他一把，让他选了个不算太好的长兴县丞。
吴承恩能选到一个官职，实在不是很坏的结局。然而对吴承恩来说，实在又是心酸已极。以吴承恩本人的心愿和他此时的心境，此类小官已非追求的目标。但他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老人家已经表示过，如果吴承恩不能出仕，她会死不瞑目。所以无论多么小多么令人心烦的职务，对吴承恩来说都是重要的。
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学官，算起来勉强也可称得上仕宦之家。但他的父亲吴锐（菊翁）却因父亲去世过早，家贫无力读书以致终身布衣，娶了一位做小生意的夫人徐氏，然后继承徐家的行当，成为一个卖彩线花边的小老板。吴锐为自己的不争气痛彻入骨，所以在吴承恩出生后，改变了吴家世代单名的传统，为其取了一个含意十分明确的名字承恩。这一方面是为了换换运气，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希望儿子当官的心愿。承恩，承谁的恩？自然是承皇帝的恩。老人家生性敦厚，平时从不与人屑屑计较，唯在这一点上看得很重。有时里胥欺侮老人家忠厚，敲诈钱财或不公平摊派，老人均一一如命。有邻人劝其诉之于官，他却说：“难道我家里的就不是官吗？”这位老人家终于没能等到吴承恩衣锦回乡就撒手西去了。但吴承恩不能忘记老父的遗愿，而且老母还时时在一边督促。所以吴承恩尽管此时已六十三岁，但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仍然打点行装启程了。
吴承恩在长兴为何受诬下狱
吴承恩在长兴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一点。也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间。
《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以贡生身份除授长兴县丞后，“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历来人们都认为这很像吴承恩的脾气，因面信以为真。其实所谓“耻折腰”、“拂袖而归”云云，均是一种善意的掩饰。据研究者们分析，吴承恩在这一年多时间很可能坐了一次牢房。
长兴是浙北山区靠近太湖的一个小县，偏僻而且穷困，又因长期没有县令，政事均由胥吏把持操纵，在浙江省号称“难治之邑”。作为内阁大学士的李春芳既然帮了吴承恩一把，为什么又不给他选个好点的地方？令人费解。也许，李春芳有另外的考虑，是否认为吴承恩性格倔，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去做别人的副手（县相当于副县长），恐怕难以相处，因此在为他选配搭档时要好好下一番工夫。也许李春芳认为，吴承恩选官出任主要还是面子问题，任一届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因此穷县富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心情愉快，不要与年龄可能比他小但官比他大的县令闹别扭。
当时的长兴县令是前一年刚刚由进士选派去的，也是刚刚上任。此人就是后人推为明朝唐宋派散文领袖人物的归有光。这位归老先生与吴承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昆山人，二十岁以第一名身份成为府学生员，三十五岁获乡试第二，声名大振。就在当时文坛的影响而言，这位归老夫子大概要强于吴承恩。但此后八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一名进士，选授长兴县令。这一先一后相继到达长兴任正副职的两位老夫子，都有了花甲高龄，都有一定的文名，都是饱经沧桑，又都是初次为官，实在是绝妙的搭档。从这一结果看，李春芳也许费了一番苦心；至少，吴老夫子心理上要平衡一些；而且，两位老夫子可以诗文和唱，日子好打发一些。
到任的最初几个月，吴承恩心情似乎不错，似乎也很忙，偶尔才有机会吟诗。吴承恩的诗文中没有说到为什么十分繁忙，但归有光却在一些场合提到主要是整顿该县多年积弊，改革征粮办法等等。吴承恩与归有光的关系似乎也不错。这个县的文化馆至今还保存着三块当年十月十日由两位老夫子合作的石碑。归有光名气要响——些，又是正职父母官，所以应该主笔撰文；吴承恩书法颇为可观，且为辅佐，书写上石是分内事。这样的分工于公于私都能摆平，在文人圈子里就是所谓的佳话了。
但在这年稍后，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但结果是归、吴二人反目，吴承恩被捕下狱，罪名是贪赃。据近年来研究吴承恩最为深入的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是改革征粮方法的牺牲者，贪赃的罪名是诬陷。据说，在归、吴二人入出任长兴正副职之前，该县长期没有正印官而由胥吏代理。这些人伙同地方豪绅形成了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最主要的表现在征粮上，征粮通常是按人丁地亩分配定额，由粮长负责征收，谁当粮长则负有一定的责任和风险，如果收不齐应征粮则要由自己垫补。通常由地方大户作粮长比较合适，一则他自己应缴粮已占了相当比例，二则万一有难以收齐适当垫补一些不致太费力。但长兴的豪绅均不愿做粮长而让一些中户担任，并隐瞒田亩甚至拒交，往往使做粮长的中户倾家荡产也难以补齐，粮长也就无人敢当。归、吴二人到任后，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力图压当地豪绅出任粮长，结果招致怨恨。趁归有光上京入觐时，豪绅出面诬告，导致吴承恩被捕。而归有光当时不知情，以为系吴承恩胡作非为，致使自己亦受牵累。
好在事情并不严重。不久，吴承恩获释，又被授予同为八品的荆王府纪善一职。这种改调是明代对贪赃官员的处理方法之一，有时知道证据不足或另有曲折，则以改调王府了之。改调似降非降，实权小了点，但品级不变，也算是对吴承恩冤屈的一种补偿或安慰吧。
吴承恩实际担任过王府官职吗
《西游记》里讲了一个玉华县的故事。
西天路上，有个天竺国下郡，叫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受封于此，称玉华王，在此已有五代，有贤名在外。宫内有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师，分别使棍、使钯、使杖，谁知惹出一窝狮子精，几番苦战，几经周折，才拽出太乙救苦天尊收服狮精，顺利通过玉华县。
《西游记》里大大小小写过九个人间国度、十几个王，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唯有这个玉华王没有受到一句批评，显得很突出。有人认为这个玉华王实际上就是吴承恩侍奉过的荆王。如果这一说能够成立，那么吴承恩生平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能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