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香山地处广东南部，地处如今的中山市。香山县的东部有一个美丽的翠亨村，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翠亨村离澳门大约37公里，距广州大约120公里，隔水又与香港遥遥相望。“翠亨”形容碧玉，是透明晶莹的意思。翠亨村便是孙中山的故乡，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他出生在这里。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公认的20世纪中华伟人。

翠亨村土质硗劣，不宜耕耘，迫于生计不少人外出打工，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因此许多人家与海外有了联系，这里也就成了侨乡。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呆了16年，当过鞋匠，学过裁缝，33岁才返回故乡成家务农。孙中山的二叔、三叔以及大哥孙眉，都曾到海外谋生，孙眉在檀香山渐渐发达，成了当地华侨富商。

母亲杨氏小父亲15岁，孙中山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孙中山共有兄弟姐妹六人，按谱名顺序为大哥德彰（孙眉）、大姐金星、二哥德右、二姐妙茜、德明（孙中山本人）、小妹秋绮。二哥、二姐冲龄早逝。

孙中山幼名帝象，字载之，稍长改名文，成年后号日新，又号逸仙。至于化名，他一生曾有过许许多多，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被尊称为中山君，孙中山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孙家祖先据说是中原望族，但孙中山出生时家境并不宽裕。父亲租种别人的土地，兼村里的更夫。孙中山小时候很少有鞋穿，番薯是主食，6岁起砍柴除草帮家里干活，稍大一点有时还跟外祖父出海捕捞。“幼时的境遇刺激”使他对农民富有同情，因此他一贯主张平均地权，认为中国儿童都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

孙中山出生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千古未遇的巨变和动荡。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的视野，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生转变，救亡求存成了时代的呐喊。香山离虎门不远，城头当年飘扬过林则徐的抗英大旗。香山离花县也不远，洪秀全之名在翠亨村可谓家喻户晓，太平天国故事也广为流传。

孙中山十分仰慕洪秀全，深为这场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悲剧结局而惋惜。他“从来不说太平天国不好”，农民的造反精神对他很有影响。

孙中山7岁进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后来读四书五经。12岁随母亲赴檀香山，先坐帆船到澳门，然后乘海轮前往目的地，这是他生来第一次出门远行。太平洋浩瀚无比，轮船竟有如此神奇。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使孙中山心旷神怡，眼界大开，在此之前，他“没听说过北京是皇帝权力的中心，不知道翠亨村是与香山有关”。孙眉热情欢迎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他安排弟弟在当地教会学校就读。当年的同学回忆，孙中山“在檀读书时，中文基础已深，英文开始学习。课余之暇，不喜与同学游戏，常独坐一隅，朗读古文。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不知写些什么？国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当时由美国托管的檀香山已经基本西化，从这里他看到了家乡的落后，因此常与中国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1883年夏，孙中山辍学回国。在从香港回家乡的旅途中，他与同行的乘客多次遭到清吏的刁难勒索，而大家敢怒不敢言，这种境况使他非常感慨。一别五年，多少次魂牵梦萦，但家乡依旧如故，愚昧和落后丝毫未改。乡民们谈神色变，对北帝庙里的偶像崇拜得五体投地，孙中山觉得这样的迷信十分有害，便与同村青年陆皓东进庙损毁供奉的偶像。村民们认为这孩子疯了，乡绅们兴师动众上门问罪。为了平息众怒，孙达成答应拿出10两银子修复神像，孙中山则离开家乡赴香港求学。同年11月，他入学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院，不久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孙眉函邀弟弟再赴檀香山，他希望弟弟循规蹈矩，放弃洋教，而孙中山不愿改变信仰，5个月后又回香港。

在港求学期间，因法国入侵越南爆发了中法战争，香港市民罢工罢市，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法，这使孙中山感到“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中国不是没有办法”。1885年，清政府在战争有望获胜的情况下，与侵略者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这一消息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由此萌生了“倾覆清廷”的思想。这年夏天，孙中山返乡与18岁的邻村姑娘卢慕贞举行了婚礼。

“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1886年孙中山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次年又转入学制较优的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期间，他博览群书，广交朋友，议论“维新兴国”或革命救国。他常常面对中国地图，慨叹“如此江山，付之非人”。他以洪秀全自喻，提出“勿敬朝廷”，特别是与郑士良、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五年后，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令人羡慕的行医执照，成了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由于葡萄牙同行的排挤，收入不十分可观。然而，孙中山已经不想仅仅做一个救人的良医，而要救国救民，“从事医国事业”。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志士，其中包括会党中人和防营、水师军官，他们常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探讨救国途径，他的行医收入大多用在这里。1894年春，孙中山正式告别行医生涯，携带着他的救世方案，北上投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稍事停留，6月抵达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投递了《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希望这位倡导洋务的汉族大员能够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主张，可是这一腔热血并没有被理会，李鸿章甚至拒绝这位千里迢迢来自粤东年轻人的求见。

上书失败对孙中山是个很大的刺激，对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物的幻想破灭，“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此行他还到了北京，“观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这时又传来日军攻陷平壤，清军溃败狂逃的消息。对清王朝只能采取“强迫”手段，北上之行彻底激发起孙中山原本就已蕴涵的革命意识。

这年10月，在甲午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孙中山从上海出发，再次来到檀香山。怀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愿望，他鼓动华侨组建兴中会。几十名华侨成了首批会员，他们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诞生后，1895年初，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即携带华侨捐款返回香港。他们与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联合，在香港秘密成立了兴中会总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总部决定10月26日重阳节这天在广州动手，先武装夺取广州，然后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

孙中山潜入广州直接指挥起义，可是约定的日期正在逼近，香港的人员、武器却迟迟不见。这时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已经获得密报，结果陆皓东等人被捕，起义未及发动就遭镇压，孙中山不得不乔装逃亡日本。

在横滨，他剪掉辫子，穿起西装，以示同清王朝决裂。不久他再赴檀香山，然后又到美国、英国考察，暗中发展革命力量。

孙中山被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广东地方政府重金悬赏要他的人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更是电令各驻外使馆伺机缉拿。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街头被清驻英公使馆人员诱骗囚禁，他们准备将他秘密押解回国。使馆英籍佣工将孙中山的处境告诉了孙在香港求学时的英籍教师康德黎，后者立刻登报披露事件真相，采取各种方式竭力营救，终于使孙中山恢复了自由。伦敦蒙难提高了孙中山在海外的知名度，许多国家的报纸都称他为中国“革命派领袖”

此后半年多时间，孙中山“差不多每日都赴大英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法律、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并留心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由此对西方社会的利弊和社会主义学说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产生了“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主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1897年春，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加深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引起了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更加关注。

1897年夏，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来到日本。在横滨和东京，他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大限重信、头山满、山田良知、萱野长知等日本朝野人士，他们对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有的还给予实际的帮助。次年秋天，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维新失败而流亡日本，孙中山衷心希望双方合作，于是经日本友人居中联络，孙与梁进行了多次会晤。革命派“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却表示“不能忘记今上”。由于双方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半年，最终未能成功。

革命派与维新派各自在海外活动，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逐渐成为民主革命的对手，孙中山则奔走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向留学生和华侨宣传革命主张，“唤起国民及不为康梁所惑”。这期间，清政府改变了手法，通过各种渠道企图收买孙中山，孙中山毫不妥协，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委派毕永年、史坚如前往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布置郑士良等于香港设立机关联络各方反清领袖。他还热情支持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关系，为菲律宾独立运动组织购置军械。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迅猛发展，一些地方大员暗地勾结洋人搞“东南互保”，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孙中山决定趁机在南方发难，可是英国却有意让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使两广独立。原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义和团问题上同清廷存有分歧，英国为了与法国争霸两广，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暗中由香港总督卜力策划推动李鸿章“自主”。孙中山怀疑李鸿章的诚意和勇气，但又觉得“不妨一试”。后来李鸿章应诏北上，“合作”之事不了了之，孙中山又加紧了广州起义的准备。7月中旬，孙中山在香港附近的船上（香港当局禁其入境）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这次起义由郑士良直接指挥，起义地点选在惠州。孙中山先到日本，然后又到台湾，他想争取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赞助”，同时伺机由台湾潜入内陆。10月8日，以会党为主力的惠州三洲田起义终于打响，起义军血战半月有余，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最后由于饷械不济只好中途解散。在广州策应的史坚如，担任联络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先后被捕遭清廷杀戮。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不少国外记者前来专访，一些香港人士前往兴中会总部表示祝贺，特别是国内普通民众的态度，此次有了明显的变化。孙中山后来回忆：广州起义流产后，“举国舆论莫不视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这次起义失败，“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

20世纪初，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对清王朝绝望了，不少人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也是中国学生到日本求学的高峰期，这一群体与日俱增，思想活跃，于是引起流亡政治家们的关注。

孙中山以及爱国志士章太炎、秦力山等，这时候都在留学生中间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孙中山还秘密设立了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官为教官，培养留学生中有志学习军事的青年，规定入学者都要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中山等人的引导下，留日学界陆续涌现了一些革命团体，出现了一批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刊物。但是，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孙中山日益感到由改良派演变而来的保皇派是民主革命的一大障碍，必须扫而去之。

保皇派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来混淆视听，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大肆兜售改良主张，鼓噪保皇，而且不择手段地抢占海外地盘。梁启超借托孙中山的名义，将檀香山不少兴中会会员拉进保皇会，此举不仅骗取了华侨的钱财，还挖了革命派的墙脚，这使孙中山深感愤怒和痛心。

1903年10月，孙中山重抵檀岛，决心“与康、梁划清界限”，夺回原来的阵地。他到处演讲，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呼吁人们“颠覆清朝政府，建立民国”。他还撰文登报，揭露康、梁真保皇假革命的真面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针对先“立宪君主”后“立宪民主”的谬论，他批驳道：“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须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孙中山向保皇派的宣战，表明他已认识到思想斗争的重要性，他的演讲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许多受康、梁蒙骗的华侨纷纷脱离保皇派，重新回到革命的阵营。

在檀香山，孙中山加入了致公堂，不久前往旧金山。主张革命的孙中山赢得了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尊敬，在他的支持下，保皇派控制的《大同日报》被改组，由兴中会会员刘成禺出任主编。孙中山曾试图把民间会党致公堂改造成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但由于致公堂封建色彩浓厚，他的改造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孙中山美洲之行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他由黄三德陪同，游历了美国几十个城市，在华侨中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因此，革命派扩大了影响，保皇派的气焰遭到重创。

1904年底，孙中山应留欧学生的邀请前往英国，然后又到了比利时、德国和法国。不少留欧学生赞成革命，敬仰孙中山，他们主张“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希望孙中山依靠军、学两界。留欧学生的革命热情使孙中山深受鼓舞，他改变了原来“借会党力量为可靠”的想法，决定今后“双方并进”，以留学生为革命的领导中坚。在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孙中山三次组织革命团体，先后有数十人宣誓加盟，彼此还规定了联络暗号。在欧洲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没有用兴中会的名义，他已意识到兴中会的封闭性已难适应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所以这时候兴中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

1905年，聚集在日本的反清力量明显有了增强，革命不分省界成了留学生的共识，原国内一些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身份暴露之后也纷纷流亡日本，这样就使得革命团体大联合的条件日趋成熟。这时，孙中山接到日本友入宫崎寅藏的来信，信中通报了中国留学生目前在日本的情况，希望他尽快赶来。在筹得旅费后，孙中山于6月11日从法国马塞动身，途经新加坡，7月19日船抵日本横滨，不久前往留学生相对集中的东京。他找到宫崎，问留学生中有无杰出者，宫崎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中山急切要见，于是宫崎带他来到神乐坂附近的黄兴寓所。据宫崎回忆：“黄兴、张继、末永节走出来，然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名叫凤乐园的中国餐馆。短暂寒暄过后，他们就转入了关于革命的话题，推心置腹像多年的老友一样。因为对中国语文懂得有限，我们不清楚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两位中国英雄人物会晤一堂了。我们只有敬酒，来庆祝这次会晤。将近两个小时，孙和黄既不吃，又不饮，专心谈话。最后，他们高呼：‘万岁！’并举杯庆贺他们的愉快会晤”这是两位革命家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孙、黄合作为组建统一的革命政党奠定了基石，从此黄兴成了孙中山亲密战友和最可靠、最得力的事业伙伴。

在宫崎寅藏陪同下，7月28日孙中山如约拜访了宋教仁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他与宋教仁、陈天华等“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认为各省起义之所以未能成功，原因在于“不相联络，各自号召”，这样长此以往，还可能导致内讧和“各国乘而干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第二天，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在黄兴寓所商讨与孙中山联合问题。会上，陈天华主张联合，刘揆一表示反对，黄兴赞成联合但提出“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由于意见不一，最后决定采取“个人自由”的原则，自行选择。华兴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孙中山首先争取华兴会并颇有成效，说明他目光敏锐，富有政治家的睿智。

7月30日，在日本黑龙会办事机关，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的内田良平家里，举行了各团体联合建党的预备会议。到会的有孙中山、冯自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程家柽、张继、曹亚伯以及日本友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多人，孙中山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他首先阐述了革命理由、革命形势、革命方法以及全国各革命团体联合组建革命政党以示反清的重要性，然后建议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主张叫反满同志会，孙中山坚决反对，他说革命的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立共和，不是专对满人。黄兴认为不用“革命”二字为好，于是最终议决称中国同盟会，并推孙中山为总理，以孙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大家纷纷签名，当场宣誓入会，宣誓完毕由孙中山向会员传授握手暗号及秘密口号，最后推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兆铭（精卫）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为成立大会作准备。

在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人积极筹划下，8月13日下午又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举行了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与会者络绎不绝，大约有3000人，由于会场爆满，不少人只好拥候在外。会议首先由宋教仁致欢迎词，孙中山随后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结合自己游历欧美的亲身感受，畅谈了他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他说，只要发扬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吸收各国的长处，只要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中华民族一定能“凌驾全球”。这是他第一次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向大众公开阐述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他的演说使那些原本对民主革命持怀疑态度的留学生“涣然冰释”，其自信大气的个性和真诚鲜明的言语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地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家里，与会者有100多人。大会首先修改通过了由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章程规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总部设于东京，在国内海外设立九大支部。根据章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还选出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的人员，组成三权分立式的总部机构。总理为同盟会最高领导人，并直接掌管执行部，总理不在，由执行部庶务总干事黄兴代理主持部务。

中国同盟会打破了以往革命小团体的地域性、封闭性、分散性，是一个新创建的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孙中山后来回顾说：“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宣传。他首次将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核心，反对外来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的核心，反对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共和政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的核心，通过核定地价等社会经济改良，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的贫富悬殊等社会弊病。三民主义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反映了当时的世界潮流，反映了孙中山对重大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继续高举批判保皇立宪论的大旗，领导革命派在理论战线上向保皇派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武装斗争，不断发动武装起义。

革命派以《民报》和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各自主阵地，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同时国内及海外二十多种报刊也参加了这场大论战。论战围绕拥满还是排满，保皇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实行暴力革命还是采取改良手段，要不要土地国有，要不要发动群众，革命会不会导致内乱甚至导致列强瓜分等问题全面展开。革命派的观点虽然并非全部正确，但它主张革命，实现民主共和，无疑符合历史的要求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因此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论战，狠扫了保皇派的思想流毒，为革命派营造了舆论。《新民丛报》因读者、来稿愈来愈少，最后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孙中山愈加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断发动武装起义，规模越来越大。1905年10月他到越南，12月黄兴赴广西，他们准备利用驻军发动广西起义。因驻军长官胆小怕事，计划未能实现。次年孙中山频繁往返于西贡、新加坡、东京，宣传革命主张，发展同盟会组织。年底获悉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立刻派同盟会员回国准备策应，可惜策应尚未就绪，起义已告失败。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来到越南河内，同盟会河内分会成了同盟会领导中枢。1908年3月，法国殖民当局侦知孙中山的真实身份，也要求其限期离境，于是他又来到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这里又成了同盟会的大本营。1909年底和1910年上半年，孙中山又在纽约、芝加哥等地成立了同盟会分会，为国内起义募集了不少捐款。

从1907到1911年的四年中，孙中山先后组织和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依次为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尽管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始终不屈不挠，对胜利充满信心。接连不断的武装斗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它动员和鼓舞了广大群众，为辛亥革命作了预演和准备，为最终推翻清王朝打下基础。

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孙中山越来越注重运动新军。“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军，始可成事”。新军中开始孕育革命的倾向，一部分新军成了革命的力量。同时，自发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原来主张立宪的士绅阶层普遍对清王朝感到失望。辛亥革命前夕爆发的，波及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运动，终于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鸣枪发难，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不久又占领了汉口、汉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立刻趁机起事，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至11月下旬，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区宣布脱离清王朝，大清帝国迅速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对这次行动他事先并不知晓，然而起义的人们还是把他当作革命领袖。10月31日，创刊于武昌的《中华民国公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号召全国同胞响应起义，“直捣黄龙府”，“建立共和国”。当时西方媒体也这样报道：“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武昌起义这天，孙中山正在为筹款奔波，他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打算发动当地华侨募捐，为革命党人事先计划的云南起义作准备，以响应四川保路风潮。两天后，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偶尔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顿时欣喜不已。他深信，武昌起义一定会引起全国连锁反应，此次清王朝在劫难逃，为之奋斗的中华民国必将迅速诞生。

武昌起义，风云突变，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面临着去留的抉择。他本想立即回国亲自指挥这场革命，以快生平之志，但又觉得自己目前最能作出贡献的“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认为，眼下最紧迫的是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获得援助尤其是贷款，而一旦革命遭到列强武装干涉，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基于这样的考虑，孙中山决定暂留海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长期流亡中与各国政界、商界广泛的交往，“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首先游说美国朝野，曾致函美国国务卿请求会见，但美国政府当时属意于袁世凯，回绝了他的请求。此后他又打算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同样遭到拒绝。日本内阁一成员表示，假如孙中山肯用化名，那么日本将允许入境。以普通者访日便失去了意义，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开始了欧洲之行。

当时的英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也是对中国局势最具影响的列强。由于富庶的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是辛亥革命爆发和响应的主要地区。所以孙中山认为，“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他把这次英伦之行看作是外交旅程的关键一站。

11月1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立刻求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希望英国政府能支持中国革命。英国政府明确拒绝贷款，说这不符合业已确定的“中立”原则。孙中山继而通过中间人提出其他的请求：①停止向清廷提供贷款；②制止日本援助清廷；③取消英属各处不许他入境的禁令，以便迅速取道回国。格雷口头作了承诺，但同时暗示英国希望袁世凯能够成为中国的总统。

在此之前孙中山对这个问题还相当乐观，他曾多次对外表示他将回国“控制局势”，组织中央政府，可是此后忽然改口“余于共和国大统领毫不介意”，显然英国的态度使他信心大跌。11月16日，他致电《民立报》表示，现在要紧的是“早巩国基”，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作为总统人选，只要真诚拥护共和，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同时他对外国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

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英国来到法国。在巴黎，他广泛接触了法国政界、报界和金融界人士，争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试图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得到贷款，未被理会，旋又通过他人询问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结果同样令人沮丧。法国追随英国，奉行“中立”政策。

欧洲之行，毫无所获，各国把他当成政治流亡者看待。三天后，他从马赛乘船回国，途经新加坡，12月21日到达香港，随即被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及廖仲恺等热情迎接到广州。这是孙中山颠簸流亡海外15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回到祖国怀抱。胡汉民竭力劝说孙中山留在广东整顿军队，开创一个新局面，然后举兵北伐，完成统一大业。但孙中山认为：“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够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清之政府固必倾覆。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他希望胡汉民一起同行，共赴艰难。当天下午，孙中山、胡汉民等启程北上。

12月25日清晨，孙中山所乘的英国邮轮丹佛号驶抵吴淞口，得知消息的沪军都督府派出军舰护航迎接。码头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军政各界及中外人士。孙中山刚一上岸，就有记者问：中山先生，您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回答：钱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不达到革命目的，决不和议！

孙中山众望所归，他的到来打破了组建临时政府的僵局，国内团体、海外华侨纷纷要求孙中山为大总统。在欢迎和赞美声中，孙中山告诫自己也提醒同志：“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幸劳，将归于无效。”

第二天，同盟会立刻召开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临时政府问题。针对宋教仁提出的内阁制，孙中山认为“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与会多数赞成他的总统制主张。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每省一票，三位候选人中孙中山以16票当选，黄兴一票，黎元洪为零。获悉选举结果，孙中山通电表示：“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孙中山曾提出不用“临时”二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汤尔和、胡汉民等陪同乘专列前往南京。南京已被选定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他要在那里正式宣誓就职。从下关车站到临时大总统府，一路上受到南京军民热烈欢迎。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前两江总督衙门，这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天王府。

当晚孙中山当众举手宣誓：“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家总统诞生。孙中山同时还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就职次日，下令建元改历，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1月3日，各省代表依法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审议孙中山提交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及内阁名单，最后确定：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祖；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在此前后，孙中山还直接任命了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伍廷芳兼议和全权大使，汤芗铭兼北伐海军总司令，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蓝天蔚任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钮永建任参谋部次长兼议和参赞，温宗尧任上海通商交涉使兼议和参赞，汪精卫、王正廷、胡瑛为议和参赞，章宗祥、寺尾亨（日）、副岛义一（日）为政府法制顾问，犬养毅（日）为政治顾问，章太炎为枢密顾问，宋教仁为法制局长。

南京临时政府人选，既有同盟会员，也有立宪派、旧官僚和起义将领，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各派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次长中有8位是同盟会员，黄兴又身兼要职，所以它又是一个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

为建设共和国，孙中山宣布，他与他所领导的新政府对内将扫尽专制流毒，确定共和，完成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对外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洗去清政府时代屈辱举措和排外心理，持和平主义与各国友好往来，“使中国重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为此，他发布了一系列荡涤封建专制主义、促使社会进步的法令，如限期剪辫放足，禁止刑讯体罚、人口买卖、吸食鸦片和赌博，废除“贱民”和跪拜礼，改变“大人”、“老爷”等旧称呼。他还规定保护华侨，男女平等，不许种族歧视和乱捕仇杀。

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刻兴办实业，实行教育改革和舆论监督，发展资本主义。3月11日，孙中山签署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同时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受参议院监督；“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虽为大总统，但处处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外面穿一件旧大衣，里面穿的是公务员制服，这种制服以后被称作中山装。在用人方面，唯重贤能，不论亲疏。他拒绝大哥孙眉想当广东都督请求，却聘请章太炎、康有为等反对过他的不同政见者为民国服务。他说他是人民的公仆，在他身上确实体现民主风范和公仆意识。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孙中山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并不信任袁世凯，不愿意南北议和，但他无法克服财政困难，列强以及立宪派、旧官僚又普遍要求他让权。况且，袁世凯军事实力强大，而辛亥革命胜利后同盟会瓦解，革命党涣散，已经毫无战斗力。

为了保存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孙中山在辞职前提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并把它写进《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他坚持定都南京，要袁世凯前来就职。“北京兵变”使袁有了不能南下的借口，临时参议院决定迁都北京，孙中山的“调虎离山”又告失败。

孙中山解职后，决定从事“不必用武力”的社会革命。他说：“今日清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短短几个月，上海、武汉、福州、广州、香港、澳门均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一路考察，一路演讲民生主义，宣传实业救国。对铁路建设他尤感兴趣，认为修筑铁路是开发财源的“第一要策”，要使它“四通八达”。孙中山强调民生，实际上并不是在回避政治斗争，他只想另辟蹊径，改变策略，以和平的手段、经济的振兴来切实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为了不“激迫”袁世凯“为恶”，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国”，这年8月，他不顾个人安危应邀北上，与袁共商国是，争取“调和党争”，化解南北危机。袁世凯隆重欢迎，一个月内与孙中山会谈了13次，并且言语温顺，态度谦恭。原本抱有幻想的孙中山经此蒙蔽，愈加放松了对袁的警觉，他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认为目前中国最好还是交给袁世凯治理，“当赞助袁氏，使得为正式总统”。为了表示诚意，让袁世凯放心，他公开声明不参加大总统竞选，希望袁用10年时间练就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修筑铁路20万里。9月9日他接受了袁世凯“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同时他还电促黄兴前来一同与袁会晤。9月25日袁世凯公布了象征南北一致的“孙、黄、黎、袁协定”，共有立国统一、施政公道等“八大政纲”。

10月初，孙中山回到上海。立刻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此后他又奔波于各地，宣传他的实业救国，讲述他的铁路计划，为修筑铁路作准备。

1913年2月，他同卢慕珍携子女孙科、孙延、孙金婉到日本，一是游历考察，二是为筹措筑路资金，不料“宋案”突发，于是他立刻回国，3月25日赶抵上海。原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已取得胜利，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北上组成政党内阁，削夺袁世凯的实权。3月20日晚，准备离沪的宋教仁在沪宁铁路上海站突遭枪击，子弹洞穿大肠，伤及肾脏，经抢救无效，两天后身亡。

不日，凶手被缉但拒不交待，查获的函电显现与袁世凯的亲信洪述祖有关。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均认为幕后主使系袁世凯，不过如何处理，孙、黄有不同意见。孙中山主张迅速武力倒袁，黄兴提出先由法律解决。袁世凯一边矢口否认，并指责孙、黄借题发挥，趁机“捣乱”，一边擅自与外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所谓“善后”借款。

军政两手准备就绪，6月，袁下令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同时调兵南下，以武力迫使革命党人就范。眼看无路可退，孙、黄终于一致决定发动“二次革命”。 7月中旬江西起兵讨袁，随后数省通电响应。孙中山曾致电袁世凯：“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但此时革命党力量已经大不如昔，“二次革命”仅仅只坚持了两个月。

孙中山等人遭到通缉，他们在自己创立的“民国”中竟然已无立足之地，不得不重新出外流亡。这一次，他们的心情特别苦涩，“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次梦寐系之的二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百感交集，心乱如麻”。

在日本，孙中山生活一时十分困窘。某日大雪，“在东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孙中山没有因“失败而灰心”，也没有因“困难而缩步”，为了准备新的斗争，他决定重新组建革命党。“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计”，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强大，而是国民党自己过于涣散。

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为了“事权统一”，严肃纪律，恢复同盟会精神，孙中山规定：“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驻地精养轩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与会者约300余人，孙中山宣誓正式加盟并就任总理，同时公布了他制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章》规定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党员按入党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权利。中华革命党设立了总部机构和国内外支部，国内支部专门从事反袁武装斗争，国外支部主要负责筹措经费。为了表示绝对服从孙中山，凡入党者均须立下誓言，按上手印。这种家长制的做法，遭到一部分同志的反对，其中包括黄兴。黄兴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来去了美国。

中华革命党最多时有500多名党员。他们除了营造反袁舆论，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外，着重在国内策动反袁武装斗争，从事暴动和暗杀。孙中山曾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派干部潜回国内设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军部。但是，尽管中华革命党人在国内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给袁世凯的统治造成致命的打击。原因在于中华革命党的自我封闭性，以及自身的严重缺陷。它脱离广大群众，采取单纯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结果终究未能成为全国反袁斗争的领导核心，只能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充当配角。

1916年4——5月间，反袁护国运动胜利在望。孙中山为加强联络“党内党外”，从日本返回上海，并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并主张“尊重约法”。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因迫于舆论和形势，他不得不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认为“重建民国”的任务大体完成了，于是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解散党人”，对段充满期望。可是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对内承袭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策，平定张勋复辟之后，他要毁弃《临时约法》和国会了。

“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严酷的事实使孙中山意识到捍卫共和国还任重道远，“伪共和”必须打倒，要展开一个“护法运动”。他致电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都督及北京的国会议员，希望联合起来重新组织政府与北洋政府对抗。1917年7月，孙中山偕部分国会议员率起义海军舰队由上海南下广州。宣称“暂行自主”的西南军阀表示欢迎，他们要借重孙中山的声望，为了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也为了扩大实力和地盘。孙中山甫抵广州便阐明“为国民争回真共和”的宗旨，他希望在穗召开国会，并邀请遭段祺瑞排斥的黎元洪南来担任总统。8月下旬，伍廷芳、章太炎、唐绍仪等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建起反对北洋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不久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就职时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他将《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共和国的重要象征，认为“约法和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

可是，由于北洋军阀的践踏，《临时约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对广大民众也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国会则徒有虚名，实际上成了政客卖身分赃的场地。更为严重的是，护法运动受到西南军阀的干扰牵制。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而西南军阀在直系军阀主政北京后却谋求妥协，孙中山要建立一支真正服从革命的军队，命令陈炯明改编训练援闽粤军，而桂系军阀却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军政府“权日蹙，命令不出府门”，兵员、军械、粮饷等无不遭刁难。不久，桂系军阀改组了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军政府沦为桂系军阀的工具。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职。他在电文中痛切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是月下旬，离粤赴沪，随行者有朱执信等。

经台湾、日本到上海后，对于“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孙中山一度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他开始深居简出，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潜心著述立说，力求“以主义普及国民”，“唤醒社会”。这个时期，他着手撰写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更加完善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策略。《建国方略》后来公开出版，它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方面的内容。

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理论，主张不仅要政治革命，“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实业计划》构绘了宏伟而具体的建国蓝图，不仅当年引起轰动，其远见卓识至今仍受赞誉。他提出借助外国资本及人才，发展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进行十大建设：①开发交通；②开辟商港；③建设铁路系统和新式街市；④发展水力；⑤设立冶金工业基地；⑥发展矿业；⑦发展农业；⑧蒙古、新疆灌溉；⑨西北建造森林；⑩移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民权初步》阐述了他的民权思想，他认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此时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变化促使他进一步去思考和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消息传来，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祝贺，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也作了复函。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北洋政府的专制卖国，坚决要求惩办卖国贼。北京学生爱国壮举得到全国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响应支持，各地罢课、罢市、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孙中山也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人民大众的觉醒和团结显现出无比的力量，北洋政府终于收回成命，中国代表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告终使孙中山深受启示和鼓舞，“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特别是他看到了年轻人求真理要革新的勇气和锐气。

1919年10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着手整顿革命力量，准备以新的政党来继续领导革命。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顺利攻克广州，驱逐了桂系势力。1920年冬天，孙中山重返羊城。1921年4月他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非常大总统，随即宣誓就职，组织正式政府，再次举起护法大旗。

桂系军阀陆荣廷再度进犯广东，粤军随即发兵平定广西，统一两广。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掌握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中，留守广州的陈炯明不愿北伐，遂与吴佩孚勾结，对北伐暗中牵制阻挠。1922年4月，北伐军主力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当时北方直奉大战，段祺瑞、张作霖都派人前来联络，于是形成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广州，16日陈炯明突然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得以脱险，8月离粤到上海。

陈炯明叛变给孙中山造成极大的刺激，他没想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自己信任的部下竟要置己于死地，“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两次护法，均告失败，这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办法必须改变。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所攫取的一切特权，并提议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中俄友好条约。苏俄的真诚友好使中国人民深为感动。1921年8月，孙中山在答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1921年底，他在桂林约见了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两人密谈了5天。马林向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建议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孙中山十分高兴，他接受了这些建议。1922年夏，青年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会晤，其中谈到国共合作问题。同年8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在李大钊的陪同下从北京来上海，准备与孙中山会谈。由于租界特务盯梢，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具体磋商。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其中说道，中国统一独立大业“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便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气概和一往无前精神，他们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向旧秩序发起冲击。但是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也意识到，光靠工人阶级独立奋斗是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必须建立革命同盟。1922至1923年间，中共根据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逐步确立了在保持共产党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李大钊陪越飞南下之际，就已特地拜访了孙中山。双方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华”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讨论，“畅谈不厌，几乎忘食”，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不久孙中山亲自介绍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表示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充分信赖和殷切期望。

在双方趋向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提出善意的批评和提醒。蔡和森指出：如果国民党一味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纵横捭阖，将会失去革命的生命，相反如要革命成功，就必须“一方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1922年8月，孙中山再次回上海，此时恰好中共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当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文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但是“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中共的批评及对时局的分析，对孙中山很有触动。孙中山一直在寻找同盟者，他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如果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在同马林会见之后，他就下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将年轻的富有朝气的共产党人引为同志和战友，这是他紧跟时代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赞成国民党改组，不赞成国共合作，他们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以退党来威胁孙中山，希望孙中山改变主意。孙中山十分坚决，他说：“你们若不赞成改组，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开会专门讨论国民党改组。1923年，他发布了一系列推动改组的文件，在党内作了多次演说，明确表示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他强调指出，对反动势力光靠兵力是不可靠的，“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才可靠，这次国民党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是年10月，他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随后又指定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初，陈炯明被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粤军邓演达部联合驱逐，孙中山重回广州担任了海陆军大元帅，重建了革命政权。这一回，他抛弃了护法这一陈旧的口号，派人组团到苏联考察，同时列宁也派了鲍罗廷来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被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

在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坚持下，在中共以及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准备终于就绪。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学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65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革命党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清政府，变更国体。但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办法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均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国民党“一大”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大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国民党组织明显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也被激发出来。工会、农会如雨后春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目睹国共合作后的新气象，孙中山高兴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与此同时，孙中山着手建立革命武装，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下令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以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象征，周恩来、恽代英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军校的实际工作，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报考军校成为学员。黄埔师生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军校先后培养出5000名军政干部，其中不少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骨干。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及广大群众的支持，给孙中山增添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力量和勇气。

帝国主义对广东的革命形势大为不满，尤其是英国想颠覆广东革命政府，暗中支持陈炯明，策动其他反革命力量。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孙中山要求将两广海关余税拨还给广东革命政府，并表示如遭拒绝将自行提取。列强果然拒绝，还出动军舰二十余艘闯入内河实施威胁。孙中山毫不畏惧，他义正词严地说截留“关余”纯属中国内政，抗议列强的干涉行径。“关余”斗争由于得到中国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列强最后终于满足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要求。

广东买办商人陈廉伯与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勾结，密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陈廉伯有数千人的商团武装，背后又有英国支持，于是不可一世，从香港购运军火，不料被广东革命政府当场查扣没收。陈廉伯鼓动商团包围孙中山大本营，继而鼓动商人罢市。孙中山迅速调兵进驻广州，坚持解散商团，随时准备采取行动。这时英国调集军舰出面干涉，企图阻止革命政府讨伐商团叛乱。英国的撑腰使陈廉伯越发嚣张。趁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之际，1924年10月10日，商团武装袭击参加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游行的群众，当场死伤数十人，有的甚至残暴地被斩首剖心。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广州工人阶级坚决要求镇压叛乱，旗帜鲜明地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一边。当天，孙中山电令胡汉民强行解散商团武装并缴械，为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陈廉伯封锁市区，构筑工事，负隅顽抗，孙中山调集兵力回师广州，15日终将叛乱商团扫平。

打倒军阀，出兵北伐，孙中山一直魂牵梦萦。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说：“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能不能北伐。”“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1924年秋，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时机。9月起他一直忙于北伐准备，9月14日他亲赴韶关，随后发表了《北伐宣言》。《宣言》指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孙中山处理完商团叛乱准备挥师北进，这时从北京传来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的消息。10月23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赶走了溥仪，直系军阀崩溃，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联合执政。受国民革命思想影响的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没有孙中山参加。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原是反直三角同盟，所以段、张也电请孙中山北上。

北方形势突变，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力推翻武人”，因为大权不在革命党人手里。但为了和平统一大业，他还是决定去，即使和谈不成，也是一个宣传革命的好机会。临行前，孙中山公开提出召开国民议会，反对武力谋求和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及李烈钧等乘船北上。经香港到上海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迫于内外压力，推出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毅然继续北上，又经长崎、神户，12月4日抵达天津。孙中山原本就抱病北上，旅途劳顿，肝病发作，只好暂缓进京。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由此孙、段决裂，国民党通电反对。为了参加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下榻的六国饭店，他向记者表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由于病情愈来愈恶化，医生建议立刻住院进行手术，1925年1月26日他被送进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时发现肝部坚硬，已无从切除，化验结果为肝癌，已到了晚期。孙中山是学医的，他明白自己不久于世，便留下了三份遗嘱。

第一份遗嘱致同志。他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份遗嘱致家属。他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第三份遗嘱致苏联政府。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恩赐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念念不忘要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念念不忘对陈炯明的讨伐，念念不忘嘱咐在军事行动中“不可扰民”。

1925年3月12日9点半，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临终前犹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段祺瑞执政府要举行国葬，被国民党拒绝，遗体用科学方法防腐保存。1929年安葬南京紫金山，墓地称为中山陵。

孙中山逝世后，他的文稿信函被整理成集并且一版再版。迄今收录较全的有两个版本：一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的《孙中山全集》；一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的《国父文集》。大陆的为11卷本，台湾的为6卷本，这两部文集为学习、研究孙中山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极具价值。

上海《申报》曾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山先生真爱国者也；于为国之外，无其他杂念，可谓纯洁之爱国者。中山先生真之实行者也；不顾成败，不问毁誉，可谓勇往之实行者。”

综观毕生，孙中山无疑是20世纪中华伟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百折不挠的一生，与时俱进的一生。他的思想和实践，显然是先进的、内涵丰富的。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也是一位难得的外交活动家。他多次环游世界，穿梭亚欧，能讲数种语言，能应对各种场面，各式人等。他既是一名敢于创新的先进思想家，更是一位勇于开拓不畏失败的伟大战士。他从古今中外思想宝库中吸取精华，熔铸成救国拯民的伟大真理，并且在战斗的间歇中思考探索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有时运筹帷幄，有时冲锋在前。他领先潮流或紧跟时代，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纪潮流前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喜悦和欢乐，也曾历经挫折，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但是他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迅速跃起，屡仆屡起，愈挫愈奋。

当然，孙中山是人不是神，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伟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甚至错误。

囿于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局限，孙中山长期对欧美列强以及日本抱有幻想，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总是过于温和忍让，认为只要守公法讲公理尽量与大国列强友好，那么大国列强终究也会主持正义，待我不薄。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夺得眼下国内政治斗争的胜利，有时他的考虑显然有欠周全。事实上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帝国主义列强往往并不支持孙中山，关键时刻更多站到了对立面。事实使孙中山深感苦恼并似有所悟，但直到去世他对列强唯利是图的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孙中山主要依靠会党武装和少数人军事冒险进行反清，对建立完全属于自己政党的真正革命武装长期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完全属于自己政党的真正革命军队是他输给袁世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袁世凯死后他又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导致其后在护法运动中不得不借重南方军阀，结果再次失败。最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帮助下逐步意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创办了黄埔军校。孙中山的某些观念尤其是后来的领导作风同样存在着问题。辛亥让权固然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但孙中山满汉有别的观念多少模糊了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以至于放松了应有的警觉，结果一错再错。在组织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时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家长制的作风，唯我独尊的姿态，有些重大问题不经集体讨论便擅作决定，这种非民主的意识到了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更加显彰，竟然要求每个新党员必须宣誓“附从孙先生”并按指印。

但是，孙中山的缺陷或错误比起他的丰功伟绩毕竟瑕不掩瑜，不可相提并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崇高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的重要角色。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也未能成功，是孙中山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先行者。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制订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了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他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难能可贵的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又积极地迎接汹涌的时代大潮，将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孙中山的一生宛若上升的阶梯，始终奋进攀登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高龄，都未曾导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总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为了救国拯民，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孙中山披荆斩棘，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同时，“世界大同”是孙中山的终极奋斗目标，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因此获得了全世界普遍的认同。孙中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他也属于全人类。

孙中山功在千古，长驻人间。孙中山思想历久弥新，光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