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1890年阴历十月，在长江和汉水交汇处的汉阳龟山北麓，一项名为汉阳铁厂的巨大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四年后正式建成投产。由于这是近代东方第一家钢铁企业，其产铁时间比日本近代第一家钢铁公司八幡制铁所早了整整八年，因而它从破土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国人翘首祈盼它的建成能挽回利权，拯救大清国运。西方列强则忧心忡忡，他们发出慨叹曰：“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么么视之……曩者华人梦昧醰醰，略知无觉……今则狂睡初醒，眼光霍霍，振刷其精神，百废俱举，一鸣惊人……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之军队尤可虑也。”总之，人们都盛赞铁厂的创始人颇有眼光和魄力，都预言铁厂的建成将是中国迈步腾飞的开始。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铁厂自开工后，产品质量极其低劣，在长时间内处于时产时停的状态，几乎破产倒闭，最后沦落到转让他人续办、的结局。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痛惜这家钢铁厂未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不免对其创办者有所微词。这位创办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史家称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张之洞。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字孝达，又字香涛，因自谓“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故自号无竞居士。

自明代中叶时起，张之洞的先祖就历世为封建王朝的命官。张之洞出生之时，其父张瑛正任兴义知府。如当时多数世宦一样，张瑛对子侄的教育十分重视。贵州地处偏僻，缺乏书籍，他节衣缩食，从外省购回数十箱经史子集供他们诵读，兴义人才稀少，他就从外地延聘名师硕儒为他们传道授业。他持家“以俭约知礼为宗”，常常训导子女：“贫，吾家风，汝当力学。”在父亲的熏陶下，张之洞自发蒙读书时起就勤奋不懈，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将报效皇恩、忠义清廉视为人生正途，将金榜题名、及第登科立作平生之志。

1853年秋，太平天国北伐军前锋进逼直隶，京师震动。其时，张之洞正寓居京师外祖父家中，为躲避战乱，他冒雨登舟，离开京城，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于次年春回到贵州。但是，贵州同样是形势严峻，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年秋，遵义府桐县农民举太平军旗号起事，攻略城池，于阴历十一月底包围了兴义府城，张瑛率部固守，张氏兄弟也都参加了这场守城的苦战。在形势危急时，张瑛已作好了一旦失守，便举家自焚的准备。经过3天3夜激战，最后总算暂时击退了农民起义军，张家终于化险为夷。这次经历对张之洞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从此将农民起义视作危及清王朝统治的首敌，也从这时起，他“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又“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之志”。

张之洞天性聪颖，悟性极高，在猎取功名方面可谓一帆风顺。他12岁时（1849年）考中秀才，15岁时（1852年）应顺天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一时名噪京城，甚至连深居宫闱的慈禧也风闻其名，以致对10年后仍不见其入值翰林院而大惑不解，因而询问其族兄、礼部侍郎张之万。闻知先是为父守孝三年、错过了考期，后因族兄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应试的缘故，慈禧才恍然大悟，惋惜之余，又有提拔之意。1863年，张之洞入京参加会试，因廷试对策“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了大部分主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看中，才被列为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慈禧认为他的文字颇佳，特拔置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考得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张之洞喜不自禁，自然对他的提携者慈禧感激涕零。终其一生，张之洞誓死效忠于慈禧，与后者对他的提携之恩有关。

张之洞之所以在考场上乃至日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固然有慈禧对他的文采格外青睐的因素在内，但更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而这一人际关系的基础最初是由他的族兄张之万奠定的。张之万，字子青，道光朝状元，1861年与醇亲王奕譞等支持祺祥政变，成为颇受慈禧信赖为数不多的汉臣之一。他与同治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同乡，志趣相投，结为至交，在朝廷内外互为奥援。李鸿藻因他的缘故，对张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张之洞因此一直官运亨通。

1867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正式步入宦途。从这时起到1876年回京供职止，张之洞经历了近10年的学官生涯，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这10年间，张之洞革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改良传统教育，给自己树立了经世务实的良好形象：1867年就任浙江副考官期间，张之洞为了选拔人才，不辞辛苦，恪尽职守，“最勤于搜遗，乡试卷阅全卷，小试卷十阅其七”。不拘于文字格式，而专以真才实学取人，使不少“不合场规文律”者被录取。这次乡试所得人才甚多，超过了以往的数场乡试，得到浙江人士的一致称赞。1867——1870年简放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坚持“不仅在衡校一日之长短，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的教育宗旨，创办经心书院，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给死气沉沉的湖北教育界带来了些许清新的气息。1873——1876年简任四川学政期间，张之洞主张学术应“以躬行实践为主”，以达到“有品有用”。为此他着力整顿四川学风，使四川学林风气为之一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创办了尊经书院，在全国最早将西学引入传统书院，对后来的书院改革起了示范作用。随着西学的传入，四川知识分子的认知空间日益扩展，“沉静好学、崇实去浮”的学风逐渐成为“蜀学”的一大特色。晚清“蜀学”振兴、四川人才辈出，论功劳实应首推张之洞。

有清一代，学政每年有由地方官府发放的一笔可观的“棚费”收入，再加上科场上素有考生向主考官赠银送礼的陋规，因而学政一职历来被视为肥缺。但张之洞做学政迥然不同，他将旧习陋规一概裁去不要，而且还多次慷慨捐资，为书院购置经史书籍，以致在任满交卸时，依然是两袖清风，一担行李，与来时无异。这种不事货利的清廉作风，在他后来回任翰林院、出任封疆大吏时，依然未改，乃至作古后“囊囊萧然”，“一家八十余口无以为生”。晚清政风秽浊，贪污盛行，像张之洞这样皎洁清白的作风，大可以励廉隅而风当世。他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出膺疆季，深得慈禧和清流派之倚信，这是一大重要因素；而他在简任学政期间表现出的雷厉风行、经世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令慈禧和清流派格外侧目。

1876年张之洞卸任回到京师，这时朝廷内出现了一个清流派。所谓“清流”实与“浊流”相对而言，后者指的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前者在中法战争以前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在中法战争以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翁同龢为首。两者在维护清王朝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其政治主张因人而异，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洋务派官员中有“清流”，“清流”派官员中亦有热心洋务者，两者的根本区别仅在于“清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讲求人品和名节，而“浊流”“论功利而不论气节”，“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清流”派的出现实系慈禧玩弄政治手腕的产物。同治年间，慈禧有意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以抑制恭亲王奕訢。奕訢于1865年被免去议政王的头衔后，虽仍掌握军机处，但从此以后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不再成为慈禧的心腹之患。这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实力的日益扩张不能不令慈禧忧心忡忡。慈禧一方面想借重洋务派来加强中央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时又担心洋务派的实力过度膨胀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恰逢此时翰林院的一批自命怀才不遇的官员对李鸿章等权臣深为不满。光绪初年，仕途拥挤，官场秽浊，“军机大臣偏重门生”，翰林若朝中无恩师提携便很难升迁或外放学政。于是，翰林中便有一批“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慈禧遂利用他们对朝政的不满，纵容其品评人物，指斥朝政，以钳制洋务集团，从而导致了“清流”的活跃。李鸿藻时为“清流党魁”，张之洞感激李氏的知遇之恩，回任翰林院后便很快成为清流派的中坚人物。

作为清流派，张之洞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于1879年为“东乡惨案”上书鸣冤一事。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发生民众抗粮的斗争。在咸丰、同治年间，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清政府在四川横征暴敛。除原有的地丁银外，又加增了津贴、捐输和其他杂税。东乡地瘠民贫，兼之官吏串通一气，巧立名目、百般勒索，短短几年间，税收陡增了近10倍，百姓苦不堪言。1875年6月，该县农民聚众请愿，请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知县孙定扬担心事情败露，便向省府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得报后，不作详细调查，就派提督李有恒率兵前往镇压。李有恒到达东乡后，对无辜百姓实行血腥大屠杀，酿成了冤死数百人的大惨案。东乡民众含冤不平，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鸣冤。川籍京官得知惨案真相后，联名参劾文格，清廷迫于舆论，将孙定扬、李有恒革职，文格则自请处分。

消息传来，川民心中积愤难平，强烈要求重新审理此案。东乡惨案发生之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上，因而对冤案的真相比较了解。闻知对肇事者的惩罚过轻，张之洞十分气愤。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他一天之内连上三折，表示要为东乡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他详细叙述了惨案的始末，指出百姓抗粮的原因。他说：“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请剿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事，聚众闹事由于违例苛敛。”并举出四川官府欺压百姓、苛征勒索的大量事实。最后，他指出朝廷的做法是“舍首恶而不诛，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因此对东乡惨案的处理“关系极大，不独一蜀”，是有关维系清廷统治的大问题。他请求朝廷从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平反冤案，严惩罪魁，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

张之洞的奏折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在朝野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这年事涉惨案的有关官员都受到了严厉惩罚：孙定扬、李有恒以滥杀无辜罪，处以斩刑；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革职，其余有关知府、总兵、局绅，或革职，或充军，积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张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振。

指陈时政，容易触怒重臣，遇事直言，极有冒犯天威之险。由于这个缘故，前清流中的显要人物，到后来大多没有好结果：因廷试纳妓事上疏自劾免官，放废终身者如宝廷；丁忧后未再起用者如陈宝深；因马江兵败而遭革职，从此永不翻身者如张佩纶。唯独张之洞，虽属“清流”，非但未遭不幸，反而简放巡抚，旋擢总督，身膺疆寄历二十余载，甚得慈禧宠幸，宦途从容，始终不衰。究其原因，莫过于他深谙宦术甚工之妙。他评说时政，大多因事条陈，既不空发议论，也不弹劾朝廷枢要，而是提出筹议内政、外交的具体建议；在参与弹劾或谏议时，又善于把握时机，造成“轰动效应”，因而不曾得罪权贵，反而屡屡获得成功，且因敢于直谏而被备受时人侧目。

1880年他与陈宝琛抗疏力诤“庚辰午门案”，便是一个事例。庚辰即1880年，这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送食物给她的胞妹、醇亲王福晋（即光绪帝的生母），事先却没有通知门卫放行。李三顺行至午门时，护军玉林等循例拦住盘问。李三顺倚仗慈禧之命，强闯午门。玉林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他一顿。李二顺又恼又羞，突然丢弃食盒，跑回宫中，向慈禧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怒，面谕刑部，严加审讯玉林等人，护军统领岳林也要交部议处。刑部虽知此事责任不在护军，迫于慈禧的凤威，拟将玉林等人发充苦差或监禁三年。听罢奏报，慈禧认为处理过轻，下令重审，非办死罪不可。经刑部反复力争，慈禧才批准将护军玉林、祥福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护军忠和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交部议处。审判结果，朝廷上下虽无人能服，却畏惧慈禧威严，不敢提出异议。就在这时，翰林院左庶子张之洞和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谏诤。

陈宝琛在上疏中说，如今后太监出入宫禁，均口称奉旨，不分真伪，便一律放行，“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由此推之，本案处理有失当之嫌，“二百年中，但有因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而反得重谴者”。因而只有公正处理才能使“群疑释然”，显示“宸断之公允”。陈宝深直接请求从宽处罚护军，其谏诤未免有点直率。

张之洞的语气则显得十分委婉。他在上疏中首先说明“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本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行为都有严加约束的“祖制”，然后列举宦官违法导致公弛的种种事例。力陈不可予以轻视，“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请求下旨严饬总管内务副大臣对太监认真约束，申明有关禁令，“如有借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惩处”，才能使“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照著于天下”。

由于张、陈的上书谏诤，慈禧最后不得不下旨减轻对护军的处罚：玉林杖一百，流放二千里；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大板；祥福杖一百；岳林免交部议。对肇事太监也分别予以处罚：李三顺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俸六个月。同时命总管内务府大臣恪遵定制，对太监严加约束。

这件事，张之洞因敢于直谏而博得朝野赞誉，又因在谏诤中善于把握时机和分寸而得到慈禧的首肯，体现了他行为处事有理有节的风格，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地方。在诡谲莫测的宦海中，张之洞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亦在于他对慈禧表现出极度的忠诚。这可从1879年发生的立嗣风波中窥见一斑。

1875年同治帝龙驭上宾时无子，帝位虚悬。多数大臣主张按照“家法”，从晚辈中择一贤者立为皇帝的嗣子，以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但慈禧为继续垂帘听政，力排众议，断然决定同治帝的堂弟兼姨表兄弟、年仅四岁的载湉“承继文宗（即咸丰帝）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立嗣风波虽以慈禧的胜利宣告结束，但那些以维护名教为己任的朝臣心中衔愤难平，立嗣风波难免再次掀起。

1879年慈禧为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参加葬仪的吏部主事吴可读，为请求给同治帝立嗣，竟然服药身殉，实行“尸谏”，立嗣风波再度掀起。他在遗折中说：“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并且批评在立嗣问题上，“两宫太后，一误再误”。吴可读的“尸谏”震动了朝野，慈禧处境十分尴尬。在这关键时刻，张之洞慨然上疏为慈禧辩解，他在疏中首先赞同慈禧当初的做法，说它“出于两宫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为皇上（指同治帝）所深愿”。进而阐明“继统与继嗣本无区别”，目前虽然暂未为同治帝立嗣，但将来继承光绪帝位的人，也就是承继同治帝为嗣，因而太后的作法既“本乎圣意”，又“合乎家法”，吴可读的请求纯属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最后张之洞提醒那些妄图掀起立嗣风波的大臣，朝政稳定才是国家之福，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光绪的帝位极有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凡此群经之精言，而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设有迂儒引之以挠夫国是，佞夫藉之以文其莠言，大智聪明，岂能惑？”张之洞的辩解，显示了一种务实的政治风格，所以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士大夫始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上疏维护了慈禧的统治地位，自然深合慈禧心意。自此以后，慈禧对张之洞的“帘眷”，甚为优隆。同治三年（1863年）张之洞只是一个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到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他已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从四品。同年六月，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从二品。次年，又越级补授兵部侍郎，出任山西巡抚，一跃成为封疆大吏。

1882年1月，张之洞结束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赴任山西。这是一个难以治理的省份：久蒙大旱，民生重困，饿殍遍野；烟毒泛滥，教案迭起，“吏事积疲，贫弱交乘”。自咸丰、同治以来，历任巡抚对山西束手无策。慈禧深知治理山西任重而道远，所以在张之洞晋见时特下懿旨曰：“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慈禧的厚望使张之洞顿感此行责任之重大，他决心在那里大刀阔斧，除弊兴利，一展宏图。

10日张之洞莅临山西，12日接篆视事，经过粗略调查，于13日呈递《到山西任谢恩折》，初步提出了治晋方略：“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进而施行垦荒、理财等举措。为实现他的治晋方略，可以说张之洞是用尽心智，勉力而行。其比较突出的政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整顿吏治。为纠正衙门昏惰涣散的吏风，张之洞上任后，制订办公日程表，并且率先躬行，以身作则，凡一切章疏公犊，或亲笔撰拟，或亲自改定。其次，下令道府州县严格考察属吏优劣：对贪污枉法者严行惩罚，对操守廉洁者给予褒奖。与此同时裁革官场陋规，严禁上级官府向下级索要“公费”、“桌饭”银两，下级向上司馈赠“水礼”。

（2）务本兴农。饬令州县垦荒务农，对不重视的官员严加惩处；在省城设“棉桑局”，劝导各地种植桑棉；清丈土地，减免差役；饬令各州县办社仓，广储积谷，以预防灾荒。

（3）严禁鸦片。当时山西各地遍种婴粟，成为一大痼疾。张之洞认为鸦片“伤生耗财，废事损志”，为中国贫弱之大端。欲振兴中华，首先必须严禁鸦片。为此，他下定禁烟决心，“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欲使通省廓清，非首先攻坚不可”。一再严饬各地禁种婴粟，违禁者从重治罪，决不姑息，对禁种不得力的官员革职查办。同时严禁吸食鸦片，首先从严禁官吏吸食开始。他下令各州县大小文武官员，务必戒断吸食，不得敷衍塞责，一旦查出，严惩不贷。此外他还在省城设“戒烟局”，延医购药，帮助烟民戒绝。由于措施得力，禁烟成果昭然，至1883年底，禁种面积达到80%，官民吸食鸦片的现象大为减少。

然而传统的致治之术除了在禁烟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外，其他方面则收效甚微，张之洞陷入了沉思。正在这时，英国人李提摩太来访。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曾用名李菩岳，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基督教既为救世而设，就应有益于社会，只有“那些尽力改善这世界的人”，才“配得到将来永远的祝福”，死后蒙恩进入天堂。因而，他十分关注社会改革，并于1970年志愿来华传播福音。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为了传教的方便，他精心研读儒、道、佛家经典，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国化”洋人：头戴假辫，身穿马褂，穿梭于士大夫之间，力劝他们“采取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1877年他以赈灾为名来到山西，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料。他同情生活在贫困中的山西人民，曾向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西化”方案以改变山西，但遭到了曾氏的拒绝。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进行赈灾活动以博得山西官民的好感，另一方面将其所著的《近时要务》、《富晋新规》等书分送给官绅士人，希冀能够对他们有所影响。张之洞接任晋抚后，李提摩太立即专门拜访，并馈赠书籍。

1860年10月从圆明园上空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灼烧声震醒了张之洞，震慑于英法联军炮舰的威力，他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也朦胧地觉察到古老的中国原来还有不如夷狄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利用“塞外番僧，泰西智巧”来挽救大清颓势的想法。不过那时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其科技发达的层面，并没有看到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优越。而且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实际从政经验的、蛰居翰林院与古书青灯为伴的清苦儒生，传统教育的熏陶使他一时还不能摈弃头脑中固有的华夏制度优于夷狄的陈腐观念，因而在放任学政期间，他只是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引进传统书院，而不是有意识地培养饱学西方科技、政教知识的新型人才。现在他有了从政的经验，严酷的事实已告诉他，传统的致治之术并不能改变山西贫弱交困的面貌。既如此为何不听一听洋人的见解？或许“夷技”真的像李鸿章他们说的那样能巩固统治之本呢！这时的张之洞已顾不得什么华夷之辨，他欣然翻阅诵读。经世思想不愧是儒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媒质。当读到“中国南省虽出丝茶，而北省土产鲜有机器制作，终不如进口洋货值丰，此四十年中暗亏不知凡几……果能自此振兴格致，精益求精，将来深明之所以然”这段话时，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他顿觉眼前一亮，自以为找到了改变山西的良方妙策。于是，他欣然聘李提摩太为顾问，在他的襄助下开始了举办洋务事业的尝试。

1883年张之洞在太原设立洋务局，从英国伦敦和上海等地购回西学书籍和仪器，延访“习知西事、明体达用”之人，讲习洋务。同时着手改进山西土铁生产，修通从榆次到直隶获县的公路，筹集款项，派人赴江浙雇募机匠，到上海订购新式织机、计划创办织布局，订购新式农用器具，以改良山西农业。当然这时的张之洞并没有撇下他从前奉为圭桌的传统治术，只不过是在尝试着用“西学”、“西技”对其稍事修葺和补充，以便摸索出一条使大清王朝走出维谷的中庸之道罢了。

正当张之洞准备在山西小试洋务的时候，1883年12月11日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清廷和战犹疑不定，导致前线清军在战争爆发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以致战争初期，中国连连败北。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为掩饰败绩，清廷罢黜了恭亲王奕訢，更易了全部军机大臣，同时调换前线统帅，将指挥不力的云、桂巡抚撤职查办，摆出为“保藩固边”决心与法国拼力而一战的态势。除淮系集团外，其余朝臣大多上疏，请求对法正式宣战。在言战声浪日炽的情势下，1884年5月22日张之洞衔命出任署理两广总督，主持战事。

清政府之所以授命张之洞于危难之际，除了现任军机大臣张之万的竭力保荐外，还有慈禧欣赏他在放任学政和山西巡抚期间表现出来的务实、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之因素在内，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前后张之洞的强硬的主战态度。

战争爆发，张之洞虽远离前线，但“目击时艰，不胜焦灼”，他向朝廷不断上疏，陈述战守方略。指出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当此强邻窥伺，藩属急难，疆域堪虞”之时，“中国亟宜加强防务，增兵边关，助越之势，沮法之气”，“断无尘视之型”，并就抗法援越问题“上十六策”，敦请朝廷奋武筹边，厉兵秣马，全力抗击法国的殖民侵略，显示了主战派的风姿。适值在前线作战的湘、淮系将领之间有矛盾，两广总督张树声与前往广东督战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又不和。慈禧认为张之洞力主抗战，且不属于两派之列，顾身“清流”期间又较为通达时务，堪称协调前方将领关系的合适人选，于是决计授命他于危难之时。

张之洞临危授命后立即启程，7月8日抵达广州。他不及稍事休息，就着手筹备战守事宜：询访僚属，了解战情；筹集军费，计划饷需；考察地形，巡视炮台；激励将士，劝督团练。此外，他还在许多方面展示了他异于常人的儒臣风采：他礼贤下士，亲笔致函退休老将冯子材，请其出山；不避人言，力保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先后给黑旗军拨银15.5万两之巨，使其战斗力大大增强；破除畛域之见，主动承担起“援闽、援台、备边规越，接济滇桂”的任务。可以说，战争期间张之洞是殚精竭虑，寝不安席。他的辛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885年3月，冯子材部利用有利地形和天气，击毙轻敌冒进的法军将士1000多人，取得了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战后乘胜收复文渊、谅山、谷松等地，进而攻郎甲，袭北宁；刘永福的黑旗军则在临洮大败法军，接连光复广威、黄岗屯、鹤江、老杜等地。这一系列胜利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然而清军在陆路上的暂时胜利并不能从总体上扭转战局，中国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制海权被控于敌手，东南各海口处处告警；1885年3月，澎湖沦陷，台湾险象环生；镇南关大捷后，法军实力尚存，而乘胜追击敌寇至越境的清军因孤军深入，在法军的反攻下，处境危艰。与此同时，俄、日两国准备趁火打劫，前者盘算着趁中国无暇西顾时侵略新疆，后者则酝酿与法国合作，在中国战事紧张时在朝鲜制造事端以达到其控制朝鲜的目的。历时一年多的战争拖垮了业已虚弱的大清王朝，使其原本入不敷出的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仅广东一省就耗用军费2 500万两，欠外国银行白银达900万两之巨。茹费理内阁倒台后不久，法国议会通过了增拨军费、扩大战争的议案，中法战争大有扩大和旷日持久之势。内外交困的窘境迫使清政府作出“乘胜即收”的决策。1885年4月4日，清政府谕令前线各路军队于15日停战，25日撤兵。6月9日，中法代表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此条约虽使中国放弃了藩屏越南、同意中越边境开埠通商、西南门户从此向法国洞开，但保住了宝岛台湾，而且无割地、无赔款，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远不及此前此后清政府与外国订立的各项战争条约。究其缘由，关键在于中国在西南战场的暂时胜利使自己在谈判桌上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张之洞作为清军在西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因功不可没而再次被世人侧目。

中法战争对张之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战争期间，他负责供应两广、台湾、云南和越南前线的饷械。当时，国内军火生产严重不足，他只得向上海洋行及美、德等国采购。洋商趁机抬价，而且所售武器窳劣，使他吃尽了苦头，而由此发出“仰人鼻息，实非良策”的慨叹，决心自造枪炮，以免受制于人。战争期间，他“不惜重金，广求利器，远募洋将，以资教练”。同时访求熟悉枪炮的工匠，设法自行制造，补充军需，使出师滇、桂的军队，逐渐使用上各种后膛快枪，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行制造枪炮的初步成功，坚定了张之洞谋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信心。战争结束后，他向朝廷进呈《筹议海防要策折》，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在战场上处于被动的局面，是因为中国缺乏军事技术人才和新式武器，由此提出中国“当时急务”有三：一是“储人才”，即发展近代军事教育事业；二是“制器械”，即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三是“开地利”，即开采煤铁、兴办冶炼业。“斯三者相济为用，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此奏甚得清廷赞同。此后，张之洞加快了建设军队的步伐。以谋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努力为开端，张之洞由前清流派的重要人物转化为洋务派，从此以求强求富的姿态活跃在晚清政治舞台。

这一时期，张之洞谋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编练广胜军。1885年，张之洞选拔将士2500人，编成广胜军五营，装配德制枪炮，聘请德国教习，采用西式训练方法，专门训练炮准、卧枪、布雷、夜战、疾行、登山、造营等军事技术，但营规等制仍效仿湘淮军。他还“明定赏罚，严加考核”，每半个月亲临校阅一次，“以近日之实验为师，不以旧式之虚文为美，期于专备洋战，避短用长，务成劲旅”。广胜军虽然还算不上近代化的军队，但它为后来张之洞编练新军准备了不可多得的人才。

（2）创办水陆师学堂。1887年，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额定招收水师、陆师学生各70名水师聘英国人和归国留学生任教习，学生一律学习英语，开设管轮、驾驶两堂，管轮堂学轮机制造和运用，驾驶堂学舰船驾驶和攻战。学堂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学制三年，优秀毕业生可公派出国留学。为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学堂采用课堂教学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专门调拨“广甲”轮船作为学生练船，规定学生在三年中分六次出洋，巡航中国沿海和南洋、东洋各国。陆师学堂学德语，聘德国人任教，开设马步、枪炮、营造三堂。1889年，学堂又增设“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门新的学科，聘英国人任教习，主要讲授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国际法知识。可以说水陆师学堂是一所初具雏形的近代军事学校，它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海、陆军的指挥和技术人才。

（3）创办枪弹厂。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城北番禺县筹办石井枪弹厂。次年枪弹厂落成。可造马梯尼、士乃得、毛瑟、云者士得四种子弹，最初日产2000粒，不久日产可达8000粒，“因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该厂在抵御外侮中曾发挥实际作用，如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它曾多次为台湾抗日前线输送自行生产的子弹。

（4）加速建设广东水师。张之洞莅粤前，广东水师就业已草建。但该水师“船炮俱小，皆不能驶行重洋、捍御大敌”。张之洞认为广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若任凭“海口内外，扼守无具”，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建立粤洋海军的建议。但计划未获批准，张之洞只好完全依靠本省财力来建设广东水师。中法战争后期，他选募华工，筹款扩建黄埔船坞，按照香港华洋船厂图式，试造浅水兵轮，不久又向福州船政局订购军舰八艘。经过多方努力，至1889年张之洞离任时，广东水师已初具规模，拥有军舰二十余艘、小型炮船十多艘以及鱼雷艇若干，战斗力也有了明显增强。后来，该水师中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战舰参加了甲午战争，为抵抗外来侵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张之洞殚精竭虑，大力发展广东水师，功不可没。

督任两广期间，张之洞还查禁走私，惩办不法官弁，以为济建设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结果洋商们不能走私获利，遂对他深怀不满。他们凑出巨款（据说是100万元），运动李鸿章，使之设法将张之洞调离广东。此前张之洞因督战西南、冠誉朝野，而招致一些朝臣的嫉恨，又因在广东举办洋务而引起守旧大臣的不满，一时间诽谤他的流言在朝廷内外不绝于耳。各种合力交织，使李鸿章认为张之洞在广东妨碍外交，对他心存芥蒂，张之洞处境略显微妙。其时张之万和李鸿藻正担心张之洞锋芒太露，得罪人多，长此以往，必有不利，而思忖将他调往内地以资保全。恰逢此时，李鸿章在朝廷内提出建议说：“张之洞在广东海疆华洋杂处外交多事之地，刚愎任性，处理有关洋人事务，每多龌龊，恐将引起重大外交事件，以调任内地为相宜。”张之万和李鸿藻遂决定顺水推舟，将张之洞调离广东。然而在将张之洞调任何职的问题上，张、李二人不免有些踌躇。就在这时，朝廷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兴修铁路问题的大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887年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中国铁路公司，准备在京津一带修筑铁路以解决军队调遣和军事运输问题。1888年，出于加强京津地区防务和巩固北洋地盘的双重目的，李鸿章奏修津通（天津一通州）铁路。当时国内风气未开，不少人对在中国修筑铁路心存疑忌，认为铁路坏风水、动坟茔、夺民生计。因而李鸿章的动议当即遭到了百余名官员的强烈反对。虽然李鸿章再三上奏，将一切折片驳得体无完肤，朝廷仍不能决，只好谕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结果，多数督抚持反对意见，其余或模糊其词、不置可否，或另提建议。在所有的条陈中，张之洞的《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最引人注意。

在此之前，当时洋务派多从加强边防的角度主张在京畿和沿海修筑铁路，而这往往被顽固派以“资敌”为名屡屡轻而易举地予以驳回。张之洞的看法则独辟蹊径，他首先肯定修筑铁路是一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认为西方国家创行铁路，是近百年“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同时提出修筑铁路应从“经营全局”的角度出发，权衡路线的利弊得失，选择最佳地理位置，认为与其修津通铁路，不如修卢汉铁路，从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理由是：卢汉铁路“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此其一。若海战致漕运受阻，则东南漕粮可轮运至汉口，再由汉口车运至京城，“足备河海之不虞”，此其二。“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尽出其途”，若以一路控此两省之要冲，必定能带动两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此其三。张之洞的铁路方案，既突出了铁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充分考虑到它在当时条件下的军事和漕运功能，无疑比仅仅着眼于军事目的的“利国”论要深刻得多，同时也让顽固派无懈可击。慈禧因想扶持张之洞以压抑李鸿章，对张的方案深表赞同，奕譞则认为张的建议既可缓和反对者的意见，又不完全违背修路的初衷，而且可以借此送给李鸿藻、张之万两人一个顺水人情，也表示同意。李鸿章考虑到修筑铁路的阻力太大，只得权从张的建议，再作图谋。就这样，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争论，以各方接受张之洞的方案而告结束。1889年9月15日，清廷决定改筑卢汉铁路，同时谕令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筹修此路。

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卢汉铁路大臣。12月，抵达督署湖北武昌。直至1907年进京入参军机，除于1894、1902年曾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督任两湖近十八载，在这里大规模地开始了谋求强国的一番事业，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如下几件。

1．编练新式军队

军队作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工具，始终受到张之洞的密切关注。《马关条约》签订时，张之洞正任署理两江总督，他“愤兵事之不振”，率先向清廷提出了照西法编练新军的建议。“日本用兵皆效西法”，训练有素，军饷充足，武器精良，战术先进，后勤周备。而中国军队仓促招募，缺乏训练，武器落后，军纪废弛。如不“变旧法……尽除旧习”，“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应该加紧练兵，聘德国军人为教习，悉照西法进行训练。同时大力建设陆军学堂，培养军事人才。若如此，不出数年，中国便能“练成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从这时起，改革旧式军队，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作为维护统治、抵御外侮的重要工具，便成了甲午战后张之洞追求强国的一大目标。

1895年11月，张之洞在南京从卫队、护军等营中选拔2600人，录用广东水陆师学堂毕业生充任下级军官，按照德国章程编为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练成了“自强军”。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陆军之一，其军队作风与旧式军队迥然不同，“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是各地编练新式陆军的楷模。1896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带走官兵500名，以此为基础继续募兵编练。到1906年，练成了新军第八镇，辖一个镇一个混成协，共有军官700名，士兵10 500名。它是当时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精锐陆军，武器装备精良，编制训练仿效欧洲和日本，军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士兵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张之洞认为人才是提高军队素质的根本。他说，“整军御侮，将材为先”，“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为此在创建新军之初，他就将通过正规军校培训军官置于首要地位，将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同步进行。1899——1907年间，张之洞在两湖、两江地区先后创办了江宁陆军学堂、武备学堂、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军事院校。它们的设立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些军事人才。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才，张之洞积极促成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1898年，他在率先选派24名武备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两年后这批学生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是中国学生留学陆军士官学校之始。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由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了较大的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39人，湖北占11人；第二期25人，湖北占17人。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被派往各省训练新军，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为保证兵员质量，他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新兵年龄限制在18——24岁之间，体检合格者方予录取。他还格外强调士兵的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以提高部队战斗力。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廩生、秀才竟达36人。为提高在营士兵的文化水平，他试行“学兵制”，选派士兵人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此外，他还编发《军歌》给新军，以对士兵进行忠君爱国的精神教育。

张之洞的努力收到了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在当时都堪称全国一流。张之洞在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还吁请加紧建设水师，并且率先躬行创建了湖北江防舰队，重建了南洋舰队。张之洞注重军队建设，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起到了抵抗外来侵略的作用，也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2．创办近代工业

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在山西初试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洋务观：其一在今日中国，“洋务为当务之急”；其二搞洋务必须走“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的道路。履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期间，他深深感到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的严重威胁，由此认识到发展近代新式工业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主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又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相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为此他一方面奏请清廷谕令各省对投资设厂，一方面在自己的统辖区内率先力行。张之洞一生中先后创办了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官局、制麻官局等十余个近代企业，其中给当时及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应首推湖北枪炮厂和汉阳铁厂两家重型企业。

（1）湖北枪炮厂。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亲自领教了西洋枪炮的威力，萌发了创办大型枪炮厂的念头。他为此向清廷陈奏说：向外国购买枪炮，不仅耗损财用，而且种类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促尤易误事”，“必须设厂自筹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计。”从1888年开始，他一面四处张罗借款，一面通过驻德公使洪钧向德国订购机器设备，准备在广州筹建大型枪炮厂，仿造新式连珠十响快枪和克虏伯过山炮。

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由于继任两广总督李翰章毫无胆识，对办洋务并不热心，多次上奏朝廷，说广东“海疆安逸”、军械精良充裕、唯经费困难，此时“宜量入为出，不必徒事铺张”，要求张之洞将他在该地创办的主体工业尽行迁移，于是张氏在粤省业已举办和正在筹建中的重要企业及其聘用人员就这样全部移到了湖北，筹建中的广东枪炮厂也随迁至汉阳龟山北麓，更名“湖北枪炮厂”。1894年该厂正式投产。全厂规模宏大，先后建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分厂，全部员工估计在3 000名以上。年生产能力可制造枪五千余支，枪弹三百八十余万颗，各种炮一百五十余尊，各种炮弹四十五万余颗。由于机器设备先进，又聘请著名的德国技师担任技术指导，因而该厂生产的军火质量过硬，对于当时国外最新式的快枪和快炮一般都能仿造（如1888年德国发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七九”毛瑟枪，1893年该厂就仿制成功），无愧于“东方克虏伯”的美名。该厂生产的武器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00年枪炮厂易名为湖北兵工厂，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年产枪15000支。在张之洞离鄂前，共造枪11万支、炮800门。抗日战争时期，该厂制造的“七九”式步枪，因质量优良享誉全国，成为中国人民抵抗日寇侵略的重要武器。

（2）汉阳铁厂。张之洞创办钢铁厂的设想萌芽于出任两广总督期间。莅临广东后，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每年进口洋铁达白银240万两之巨，而且有逐年激增之势。仅广东一地每年就需进口洋铁7500多吨，原因是全国土铁“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竞争不过“向用机器，煅炼精良，工省价廉”的洋铁。为此他奏请在广州自设炼铁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以“杜外铁之来”。奏折获准后，他立即着手筹办。他一方面通过驻英公使刘瑞芬从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熔铁炉，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方面向英、德两国聘募矿师和技工，同时选定广州城外凤凰冈为厂址，建厂的愿望显得十分迫切。

在落后的中国创办庞大的钢铁厂，经费不足是一个大问题，此外还要面对外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和排挤，风险何其之大！李鸿章就曾指责张之洞的此举是“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注定以失败而告终。但张之洞认定钢铁是“自强之端”，中国一旦自行生产成功，不但能节省巨额进口费、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而且能解决国内新式军工、民用企业所需原料问题，以及带动煤矿、铁矿、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从而振兴民族经济。正是认定中国设厂自造钢铁“乃必不可缓之图”，张之洞才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挠，下决心办成钢铁厂。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经朝廷批准，原拟在广东兴建的铁厂移至湖北。经过再三权衡，选定汉阳为厂址，理由是汉阳处于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占有水运之便；距著名的大冶铁矿相隔仅百余公里，无原料缺乏之虞；位居湖北省垣—卢汉铁路的兴工起点和湖北枪炮厂所在地，无销售之虑。选定厂址后，立即动工兴建。1893年9月，各厂正式建成，计有炼铁厂、熟铁厂、马丁炉钢厂、贝色麻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铁路用鱼尾板等大小十厂，炼钢炉两座，工人约3 000名。1894年6月正式投产，不久出铁。

令人可惜的是，由于订购炼铁炉之初，张之洞未按要求向厂家提供矿石品质的资料，以致原订造的贝色麻酸性炼钢炉与含磷量较高的大冶铁矿的铁不相匹配，所炼出的钢料不宜轧钢。因质量不合格，汉阳铁厂的产品销路长期滞塞，铁厂经营十分困难。为使铁厂起死回生，张之洞只得请求清廷追加投资，其时正值甲午战后，清廷被大量战争赔款弄得焦头烂额，而无力给官办厂以财力支持，因而只能见死不救。同时指责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靡费国帑”过多，令其将之改归商办。1896年5月，铁厂由盛宣怀招商承办。由于改建炼铁炉等原因，铁厂曾一度出现生机，后因资金短绌，逐渐被日资控制。但它毕竟在艰难竭蹶中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武汉钢铁公司的前身。

3.督修卢汉铁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系统构筑全国铁路布局蓝图的第一人，这一蓝图主要体现在他于1889年4月1日呈奏给清廷的《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中。在此奏折中，他提出首先应当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是全国铁路网的主体，支路则为干路所派生，犹如树干和树枝一样，只有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从上述认识出发，他认为中国修筑的第一条干路应该是卢汉铁路，由卢沟桥至汉口，然后续建由汉口至黄梅过长江，经九江（后改经湖南）越大庾岭至广州的铁路。这条横贯腹地直、豫、鄂、赣（湘）、粤五省的主于线路一旦开通，“则中国气脉大畅”。以此为中轴线，再续造若干支路，如一由直隶磁州以北经山东临清至济南、烟台、威海；一由许昌以北至开封、济宁、清江；一由河南孟津以西入潼关至西安等等。这样，由卢汉干路和数条支路组成的铁路网，便能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这一铁路网建成后，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杠杆：铁路网建成后，可以开通山西等内地的矿产和其他土特产，刺激商业发展，带动工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的繁荣，从而最终起到抵制外货倾销、减少进口的目的。后来张之洞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全盘规划主持修筑中国铁路的。

怀着“当排万难以底于成”的雄心壮志，1889年底张之洞来到了湖北，准备一展修路宏图。然而就在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素对中国东北怀有觊觎之心的沙俄此时决定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日本则加紧了对朝鲜的渗透。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以关外军情紧急为由，说服清廷移缓就急，先修关东（山海关一珲春）铁路，并将原定岁拨部款二百万两，移修关东路。后来清廷又以黄河大桥难以建成为由拒不修筑卢汉铁路。面对朝廷意志的突然改变，张之洞表面上“谨当遵办”，暗地里却加紧在汉阳修建铁厂，以为未来的黄河大桥和卢汉铁路准备铁梁、钢轨和机具，积极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举国哗然。7月30日，张之洞以“铁路为今日要图，富强兼资，势不可缓”为由，敦请清廷统筹全局，允许首先修筑卢汉铁路。清政府认为既已允许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如果再对本国修筑铁路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但此时清政府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连偿付两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都要向外国银行筹借，实在拿不出钱来修筑铁路，因此明确表示“提款官办，万不能行”，但谕令张之洞筹集商款修筑卢汉铁路，同时通晓全国，允许商民投资兴修铁路。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契机，中国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自办铁路的历程。

张之洞深知中国贫穷，以国内商民的财力，无法独立建成耗资巨大的卢汉铁路，因此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当时外国银行常常恃本国政府为后盾，在借款给中国政府时往往附加各项苛刻的政治条款，为此在借款对象的选择上，张之洞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向在中国没有多少侵略权益的比利时王国借款，从而挫败了英、法等国欲借修路之机或攫夺路权，或扩大其在长江流域利益特权的险恶企图。1898年8月，《卢汉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签订，中国向比利时银行借款450万镑（合中国白银3 750万两），九扣，实付405万镑，年息5厘，前10年付利不还本。借款以路作押，5年完工，用人行政权归铁路公司，督办用比籍工程师。合同期间，比方不得由他国干涉，也不得将权力让给他人。这是近代中国铁路借款合同中民族利权外溢最少的一份合同。借款落实后，卢汉铁路开始由南、北两端分段同时动工。1899年2月，北端卢沟桥至保定段建成通车。1902年，南端汉口至河南信阳段建成通车。1905年9月，南、北两端线路建成。11月，黄河大桥竣工。1906年4月1日，卢汉（北端起点由卢沟桥北伸至北京正阳门）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全长1214.49公里。清廷派专员验收，改名京汉铁路。1908年12月28日，中国提前付清全部贷款本息。1909年1月1日，中国正式收回全路的管理权。这是近代中国主要依靠外资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大动脉。张之洞首先建筑腹省铁路的设想终于得以实现。

4．发展教育事业

张之洞的强国事业中，兴学育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两广总督任内，他就提出“储人才”的思想，认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是振兴中国的关键。后来他又多次向清廷重申教育的重要性，“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终其一生，他始终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在他兴学育才的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是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是大办师范教育。张之洞认为培养大量合格的教师是发展教育的前提，为此他大办师范教育。1902年他在武昌创设了湖北师范学堂，1903年又在南京创办了两江师范学堂。同时饬令各属设立师范传习所，专门培训举贡生员，以迅速壮大教师队伍。此外，他还选派学生前赴日本专门学习师范教育理论和方法，聘请日本高等师范教习来国内执教。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两湖、两江地区的师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湖北省，1905年全省只有师范学堂9所，1907年增至24所，在校学生多达2 403人。师范教育的兴办为两湖、两江地区各级学堂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力量，对该地区的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其二是发展农业教育。张之洞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发展农业。而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推广国外农业的“新理新法”，讲求“农学”。为此，他一方面组织翻译外国农业科技书籍，推广农业科技，一方面设立农务学校，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在他创办的农务学校中，最为有名的是农务学堂。该学堂正式创办于1898年，设有农桑、畜牧、森林三门。后又附设农业小学堂及中等蚕桑学堂各一所，课程有气象、土壤、植物病理、蚕体生理、蚕体病理、养蚕论、蚕业经济、制丝法、制丝机械、工厂管理法与实习等。农务学堂是湖北最早的农业学校，从1898到1911年间，该学堂共培养学生约200余名，他们后来大多从事农业教育工作，为湖北地区农业教育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地区的农业教育实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10年，全省共办有农业学堂48所。这些学堂的设立，为推动湖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是重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日本正是有了一批政治家赴欧考察游学，“学成归国，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使日本成为了强国。因此他提倡派遣留学生和官员到国外游历考察，说这样可以“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鉴于中日两国语言文字接近便于学习，日本路途较近可节省留学经费，他提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898年，张之洞派出20名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选派实缺州县职官12人前往日本考察。1906年，又要求两湖新补州县职官自费赴日本和欧美考察。在张之洞的倡导下，20世纪初湖北地区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湖北留日学生约有5000多人，名列各省前茅。

此外，张之洞还在两湖、两江地区改革传统书院，将物理、化学、法律、财政、军事等西学列入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创设新式学堂，以培养翻译人才和熟悉西学、西政的人才；兴办工业学校，以培养发展新式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他的努力促进了上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仅以湖北为例，1907年底，该省有学堂1512所（是1904年的7.5倍），教职员5103人，在校学生56 671人（约为1904年的7.8倍）。

张之洞在两湖、两江地区大力发展教育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上述地区的文化素质，改变了该地区封闭守旧的社会风气，便利了西学的传播，培养了一批科技、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新型人才，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除上述举措外，张之洞还在两湖、两江地区奖励植棉、改良农业、扶植工业、奖掖商业、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改善交通，这些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上述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仅以武汉地区的工业发展为例，张之洞赴鄂前，该地区只有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但到1911年该地区近代民族企业已发展至122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之芝加哥”。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势力中的一方大员而迅速崛起，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并因此被时人瞩目。

张之洞能够迅速崛起不仅仅在于他举办的规模宏大的洋务事业，更在于他在清室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对清王朝的极度忠诚。他被时人瞩目主要因为他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所展现出来的迥然独具的政治风格。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战前清廷寄希望于英、俄出面调和，没有备战，致使战争打响之后中国处于劣势。为改变战局，张之洞倾心竭力支援前方作战，一方面调遣湖北提督吴凤柱率军万余人北上参战，对路经鄂境北上的其他部队，资助饷银和枪炮弹药；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国外购买快枪、军舰以迅速提高清军作战能力。1894年11月，因两江总督刘坤一率军北上，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到任后，张之洞立即着手加强长江下游防务，以防日军偷袭。同时，在南京设江南转运总局，在镇江、扬州、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立分局，专门为前线输送饷械辎重。然而清王朝的卖国政策和落后的军制决定了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最终都以妥协求和结束，无论张之洞作出何种努力都于事无补。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3月14日，李鸿章衔命赴日议和。

消息传来，张之洞义愤填膺。他多次电奏清廷，认为日本提出的要求太苛刻，“万不可允”，请求秣马厉兵，整军再战。他痛切地说，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但清廷执意妥协求和。

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5月8日，双方在烟台换约，条约正式生效。这是《南京条约》以来丧权辱国程度最深的一项条约，它使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哗然，士民悲愤交集。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公车上书”，反对批准《马关条约》，拒约再战的呼声响遍京城，台湾人民则奋起抗日。但软弱的清廷害怕引起外交纠葛，严令断绝对台支援，就在这时张之洞不顾禁令，设法接济台湾军民饷械。但以张之洞等个别官员的绵薄之力，并不能改变台湾注定沦入日寇之手的厄运。由于清廷的卖国政策，10月21日，台南失守，日寇占领全台。

偌大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小小日本，使张之洞产生了强烈的变法愿望。7月19日，他向清廷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分设枪炮厂、多派游历及预备等九条建议，恳求清廷从此“博采救时之策”，发愤图强。与此同时，他率先力行，在自己的辖区内大规模地开展了求强求富的活动。

在近代史上，像张之洞这样身居高位能不忘危局国耻，掌握一定权力却坚决反侵略的大臣可谓凤毛麟角。所以，维新人士一度将他引为同路人。而变法初期张之洞也曾流露出赞同维新的意向。

1895年11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强学会，张之洞慷慨捐银5000两。11月上旬，康有为为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特至南京拜访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受到了张的热情款待。两人“隔日张宴，申旦高谈”，颇有英雄识英雄之慨。但在下列问题上两人产生了分歧。其一是孔子是否曾托古改制。康有为治学立足于今文经学，认为“汉学”、“宋学”均属“伪经”，《六经》则是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的言论而写成。康有为发此宏论，是为自己的变法理论寻找合法的根据。张之洞治学立足于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颇有微词，认为今文经学是为了引申经义而不惜曲解经书，因而极力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其二是应否以孔子为纪年。康有为认为，既然孔子是改革的先驱，就应该改光绪纪年为孔子纪年，以示变法的决心。张之洞则力劝康有为放弃以孔子为纪年的想法，理由是使用光绪纪年并不妨碍维新宣传，而用孔子纪年便意味着“改正朔”，容易招致守旧势力的攻击，从而加大变法的阻力。其三是应否立即进行官制改革。康有为认为应该在中国实行议会制，使下情能上达。同时还主张进行官制改革，裁汰冗员，让一大批倾向变法的士人进入权力机构，以便利变法的快速进行张之洞则认为议会制虽有可取之处，但中国民智未开，政治人才相当缺乏，目前不具备实现立宪政治的条件。为此他劝诫康有为“千万不可动笔”宣传民权观念，因为“文犯时忌”，容易引来横祸。他还认为为变法过速，容易引起社会的混乱，因而变法最好能在清廷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尽管两人在诸多有关变法的关键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在康有为作出不公开宣传孔子改制理论、民权学说，不以孔子为纪年的承诺之后，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前往上海开设强学会，同时答应捐银1500两作为办会经费。商定完毕，康有为即赶赴上海。

此时的张之洞之所以对维新派表现出相当的热忱，除因维新派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与他不谋而合之原因外，还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国势衰微，外敌环逼，面对千年危局，人心思变，一股要求维新变法的潜流正在京城内外部分士子官员中悄然形成。这时光绪帝因不愿作亡国之君，倾向变法；慈禧见变法乃大势所趋，对此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以协办大学士、户部上书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官僚与康有为等人往来十分密切；就连慈禧的亲信大臣李鸿藻也多多少少流露出变法的倾向。在朝野上下似乎呈现出一派行将实行变法的大好形势下，有维新之意的张之洞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千古良机。但他以三十多年的政治阅历，似乎又从慈禧的“无为”姿态中觉察到了什么。在慈禧的态度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对变法持谨慎态度，一方面与维新派保持接触以促成变法，一方面力图将变法纳入稳健的轨道，当然也不排除在慈禧明确反对变法的情况下缩手抽身，以表白自己对她的极度忠诚。张之洞的态度意味着一旦朝廷有变，或维新派的宣传态度过于激烈，他就会对维新派有所动作。

11月中旬，强学会上海分会成立。次年1月12日，《强学报》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以孔子纪年，大力宣传孔子改制理论。康有为出尔反尔，自然引起张之洞的不满。1895年1月初，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请饬严禁。清廷随即下令封闭强学会。张之洞见形势不妙，随即饬令查封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

张之洞宣布强学会停办，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维新宣传，而是希望这种宣传不要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所以不久他又支持了《时务报》的创办。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刊行。主笔梁启超以新颖的思想、流畅的文笔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很快成为宣传维新的一大舆论阵地，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时务报》不以孔子为纪年，宣传态度也比较谨慎，自然颇合张之洞心意。1896年8月，张之洞以《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为由，饬令湖北善后局订购该报，分别寄送湖北全省各衙门、各学堂颂阅。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巡抚陈宝深、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等地方官也“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数月之间，《时务报》发行了一万多份，影响范围扩展到全国。

然而令张之洞气恼的是，在近代史上以“流质多变”著称的梁启超从第5册起，突然一改当初稳健的风格，而大力倡言民权，猛烈攻击清室专制暴政，对洋务活动也频频发难。张之洞见状，急忙饬令幕僚、《时务报》的创办人汪康年于1897年11月挤走了梁启超。

其时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维新派的言论日趋激进，新旧冲突愈益尖锐，变法有未及正式推行就陷入流产的危险。张之洞对此忧心忡忡。为纠正维新派激进之偏和守旧派保守之弊，使变法能尽快实行且能在清廷的领导下沿着稳健的轨道顺利进行，同时也为表白自己与维新派并非同路人，1898年5月，他发表了他亲笔撰写的《劝学篇》一书。

《劝学篇》全书共24章，分“内篇”九章和“外篇”十五章，“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书中，张之洞首先开宗明义地讲道，中国目前正处于面临两种不同命运的选择的关键时刻，或是效法日本、土耳其通过变法改制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或是拒绝变法重蹈波兰、埃及、越南、朝鲜民族沦亡、国体丧失的覆辙。他接着严厉批评了拒绝改革、拒绝向西方学习的“士大夫”，说他们“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俊，守其傲惰，安其偷苟”，对于西方文化“不唯不信、不学、旦诟病焉”，以至酿成中国“情见势挫而外侮亟矣”的危局。同时又指责维新派矫枉过正，“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无视中西国情之不同而妄谈西方的民权学说、议会政体，认为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导致亡国，“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最后他提出了变法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即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某些具体制度，以实现中国的富强。

《劝学篇》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清廷的重视。慈禧懿览后，说张之洞撰写此书殷勤教人以尊帝室、感念皇恩，真乃大清王朝的“公忠”之臣，有意让他入植中枢，“以备顾问”。光绪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守旧派因它打着“尊崇中学，以立根本”的旗号而无从辩驳，只得遵命而行。于是《劝学篇》借助清廷的力量而风行海内，十日中三易其版，先后印行了200多万册。

张之洞在接到总理衙门来电传旨“著即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后，于5月7日将湖广总督政务交湖北巡抚谭继询暂行兼属，然后乘轮启程。15日到达上海。正当张之洞准备北上时，朝廷内部就是否让他入值中枢发生了争论。

原来，军机大臣翁同龢因与李鸿藻不和之故而对张之洞极为反感，又因汉阳铁厂官办失败而认为他不过是“费而不惠……猛而不威”的浮夸之徒，维新派因张之洞捍卫纲常名教而对其不满，他们都力谏光绪帝谕令其回任湖广。在他们的建议下，光绪帝改变了主意。27日，张之洞登舟回鄂。整个变法期间，他始终未能入京主政。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变法。从这时到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时为止，光绪先后颁布了一百八十多条有关变法的诏令，史称“百日维新”。从6月11日到7月下旬以前，变法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劝学篇》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新派的言论愈趋激进，连诸如断辫易发、改元迁都等等这样一些与变法无关宏旨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居然也一股脑儿提出，不仅更加激怒了守旧派，甚至连当初倾向变法的官员也认为操之过急。多种因素综合，变法流产在所难免。9月18日，政变悄然发生。21日，慈禧正式宣布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戊戌变法最终夭折，但维新期间颁布的部分政策仍然予以保留。

变法刚被扼杀，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又在北方蓬勃兴起。其时守旧派因在废帝立储问题上曾一再遭到列强的反对而对其怀恨在心，竭力主张利用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行动抗洋泄恨。在他们的招抚下，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成分日益复杂，排外色彩愈趋强烈，在北京城外掀起了“灭洋”的浪潮，焚烧教堂、驱逐传教士、捣毁洋货洋物、破坏铁路电线。排外行动为早有侵华野心的列强提供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和教堂为名，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侵华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侵华战争尚未开始时，张之洞就表明了自己对义和团的态度。6月1日，他致电清廷，认为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只有迅速予以镇压，才能使列强失去武装干涉的借口，从而保证京畿和两宫的安全，否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侵华战争开始后，风闻慈禧有意宣战，张之洞立即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南方各督抚联衔向清廷陈说利用义和团抵抗外敌的危险，“从来邪教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力主迅速镇压义和团；又说中国势单力薄，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从古无国内乱兵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坚决反对向八国宣战。慈禧接到张之洞等人的电奏后，在宣战问题上有所犹豫。就在这时，端王载漪谎称洋人要她归政光绪帝，慈禧闻后大怒，宣战之意遂决。21日，清政府正式向八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招抚团民以御外敌。

在北方风声鹤唳的同时，清廷在南方的统治也危机四伏：７月26日，维新志士唐才常在上海召开“国会”，宣布不承认慈禧操纵的清政府，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发动武装起义，拥护光绪帝重新柄政，在中国推行立宪政体。与此同时，维新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林圭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总部，筹集军费，广泛联络会友，准备起兵勤王。当时英、美、日等国企图利用自立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都对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英国驻沪领事甚至鼓动自立军立即发动起义，并承诺说一旦起义发生，各国同意“派兵一万前来保护”。在清廷统治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张之洞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维护了清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

第一步，抗旨不遵。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同时派重兵保护洋商、教堂，不予列强趁乱出兵的口实。

第二步，策划“东南互保”。向各国驻沪领事晓谕任何骚乱都会危及列强的在华利益，说服他们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镇压自立军。同时说服列强和东南督抚参与东南互保，以便各方在共同对付反清政治力量问题上取得一致。对于张之洞的意见，列强和东南督抚都深表赞同。6月26日，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东南互保”维护了列强在中国南方的利益，维持了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各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第三步，镇压自立军起义。经过周密计划，8月22日，张之洞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英租界逮捕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林圭等人，使行将起义的自立军被镇压在萌芽之中。“东南互保”便利了列强对义和团北方清军的集中进攻，北方战事日趋惨烈。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3日，联军直抵北京城下。14日，北京失陷，此前慈禧带着光绪帝和她的亲信臣仆仓皇出逃离京。

义和团运动的烽火和清廷在庚子事变中的荒唐举动对张之洞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清醒地意识到再不改革，冥顽不化的清廷迟早会被人民起义推翻。12月，他致电刘坤一等督抚，要求共同呼吁朝廷下诏罪己，痛改前非，力行新政，以求存活。这时列强认为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统治仍需借助于清廷，为此也向正逃亡西安的慈禧发出了必须改革以消弭内乱的警告。为安抚督抚大员和取悦列强，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宣布变法。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张之洞、刘坤一遥为参预政务处大臣，总理新政各项事宜。张之洞盼望多年的新政终于在百般无奈中姗姗来迟。

为整合新旧，避免新政重蹈戊戌变法因过于激进而最终流产的覆辙，7月，张之洞在与刘坤一联衔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提出具体改革方案：政治方面，改革官制，整饬吏治，修订法律；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创办巡警；经济方面，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改革币制，清理财政；文教方面，酌改文科举，停罢武科举，设新式学堂，奖劝游学。以上三折合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经慈禧批准成为“新政”的实施大纲，后来“新政”的大多数措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正当清廷开始实行新政的时候，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受日俄战争的启发，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呼百应，异口同声。”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持续高涨，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决定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以消弭革命。

1905年7月，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联衔上奏，请求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清廷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认为取法日本、实行宪政，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遂于1906年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指出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行宪政，应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准备。11月6日，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出台。除变更几个名称、归并几个旧衙门、增设几个新衙门外，并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设立资政院以作议院之预备这样的大事也绝口不提。而且令汉族官员失望的是，按照这个方案，行将组织的内阁成了纯粹的“满族内阁”。清廷借官制改革之机来维护满人特权，削弱汉族地方督抚权力的用意昭然若揭。

预备仿行宪政加剧了清廷统治的危机。一方面袁世凯贿赂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在朝廷内安插亲信，在朝廷外广布党羽，借机加强北洋军集团的实力；另一方面，不少省份以新政为名，搜刮钱财，贪污纳贿，使原本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同时，官制改革流露出满族亲贵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加剧了满汉矛盾，从此部分汉族官员滋生了对清廷的离心力。此外，预备立宪有名无实，引起了资产阶级上层的不满，他们正加速筹组政闻社，准备动员国民，请愿速开国会。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利用人民对清廷的不满，于1906——1907年间先后在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面对危局，张之洞忧心如焚。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圣旨，与袁世凯同时调任军机大臣。原来清廷为收回财政和军事大权，有意先从地方督抚中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开刀。朝纲不振，外患日亟，满族亲贵昧于大势，不思进取，对宪政改革持消极态度，张之洞在气愤之余，又忧心忡忡。他由此萌发了采用议院制度来限制君权、以立宪政体来取代封建专制的念头。

1907年9月10日，张之洞怀着振刷朝纲的抱负启程北上。12日，抵达北京。14日，入宫接受慈禧的“召对”，力谏慈禧尽快实行立宪以消弭革命。不久，又以设议院可以杜绝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财政紊乱等不良现象为由，向清廷提议设立“民选议院”。

其时伴随着满汉矛盾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朝廷内外要求设民选议院以限制君权的呼声正值高涨。在各种合力的推动下，清政府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1907年9月20日，宣布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预备议院的基础；10月19日又命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1908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9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样，在张之洞等人的倡导力行下，清末新政的范围和力度都超过了戊戌变法。然而事过境迁，随着列强侵略程度的加深和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逐渐苏醒，姗姗来迟的预备立宪再也无法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大清王朝的覆灭行将来临。

张之洞入参军机处仅1年多，震动清末政局的大变故发生了。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压抑中死去。15日慈禧也一命呜呼，从此清廷失去了唯一能驾驭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关键人物，原本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行将就木的慈禧似乎已经预感到她死后无人能控制袁世凯，大清王朝面临着比庶民革命还要可怕的威胁，情急之中只得寄希望于对清室绝对忠诚、有胆有识的张之洞，幻想他对袁世凯能有所制约，所以在死前特地召见他，密议朝廷权力的交接问题。最后，经过缜密筹划，慈禧听从张之洞的劝谏，立光绪帝年仅3岁的侄儿溥仪继承皇位，令其生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如此重要的密议连军机首辅、庆亲王奕劻也被排斥在外，可见慈禧对张之洞的倚重，张之洞对此不能不感激涕零，并由此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从此“夙著勤劳”，即便在病中，也仍强撑病体，坚持入值。然而，袁世凯已经牢牢控制北洋军集团，背后又有列强撑腰，就是慈禧在世时也对他忌惮三分，更何况像张之洞这样只能秉旨办事的儒臣。

慈禧撒手归西之后，清廷大权落入年仅26岁的载沣之手。年轻的摄政王毫无政治经验，志大才疏，气躁心浮，为了尽快将兵权全部囊括在皇族之手，他执政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杀死袁世凯。张之洞以为此举不可为，因为“主幼时危，未可遽戮大臣，动摇社稷。”最后载沣因为顾忌北洋军集团的势力、列强的干涉以及害怕引起汉族官员的惶恐，仅将袁世凯罢黜出京了事。张之洞以为袁世凯被罢黜后，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无人能掣肘自己推行新政。孰料摄政王及其皇室各弟兄表面上对他极为尊重，实际上事无大小均自作主张，全然不听从张之洞的意见。眼见宵小专权，当政者颟顸无知，不图振作，张之洞的心情愈来愈沉重，终于积忧成疾。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发出“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的最后一声哀叹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不到三年，清帝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令人深思的是，点燃武昌起义烽火的是张之洞从前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率领起义军队在汉阳与清军鏖战的是他生前极为器重的学生黄兴，逼清帝退位的是他当初力阻不要杀死的袁世凯。历史就是这样与张之洞开了莫大的玩笑，倘若他在天有灵，不知有何感想。

张之洞驾鹤西去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晚清史官恽毓鼎骂他是推翻清廷的“罪魁祸首”；北洋军阀首领徐树铮指责他未能尽到“柱国世臣”的本分，致使袁世凯衔愤反清，酿成清廷倾覆；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则评论说，张之洞“造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新中国的创立者毛泽东则说他是中国重工业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个人。无论赞扬也罢，指责也罢，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之洞是清王朝的不二忠臣，同时又是它的掘墓人。父亲的言传身教、儒学的熏陶，使少年的张之洞形成了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了挽救清王朝的努力。这些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他创办湖北枪炮厂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结果却为反清起义提供了充足的武器；他编练新军是为了增强清廷镇压人民的力量，结果事与愿违，却造就出大批反清志士；他兴办新式学堂是为了培养效忠于清廷的人才，结果却培养出有反清志向的革命知识青年；他发展近代工商业，是为了加强清廷的经济实力，结果培养出一批要求实行宪政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张之洞在不经意间充当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一蹶不振，首创“自强”的恭亲王奕訢则转变为顽固派，洋务运动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唯有张之洞在曲高和寡、在几无中央财政支持的困境下，大规模地举办洋务事业，使洋务运动非但未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反而使它从单一的军事改革层面朝着政治、文教等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张之洞不愧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有功之臣。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开山祖。钢铁是近代工业的支柱，近代各国发展民族经济莫不大力扶持钢铁工业。但在闭塞、落后的中国，即便李鸿章这样较有眼光的洋务巨人都未曾认识到这一点，都以耗资巨大而不敢为。唯有张之洞不畏艰难险阻，终于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钢铁企业，尽管铁厂官办最终失败，但它的建立毕竟使中国有了近代的钢铁工业，而对于工业落后的中国来说，新式钢铁工业的诞生，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试想，如果没有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卢汉铁路的建成通车还要等到何年？如果没有汉阳铁厂首开其端，近代中国兴办重工业还要等待到何时？这就是说，汉阳铁路的建成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而对于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关于这一点，就连首先披露张之洞订购炼铁炉失误的叶景葵也承认，他说：“当时风气锢弊，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指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至今尚蕴诸岩壑。”

张之洞是中国铁路的先驱。铁路是工业化的先行者，近代各国为实现工业化莫不以修筑铁路为先。但在古老而保守的中国，兴建铁路是何其之难！1865年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建议修筑铁路，由此引发了中国是否应当有铁路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历时20余载，最终以不允许在中国修路作结。1889年论争再次掀起，顽固派仍固执己见，在这关键时刻，张之洞“独摅卓论，扫荡群盲”，促使清廷批准修路。此后修筑铁路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主题之一。终其一生，除主持修筑卢汉铁路外，还筹修了江浙、粤汉铁路，参与了津镇、川汉铁路的借款交涉事宜。尽管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上述铁路最终大部分被外国人控制，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否认铁路这一新生事物在近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意义。无论如何，它改善了国内交通，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给古老而保守的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的气息，也给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其间张之洞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当永为后人纪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建者。社会发展以教育为先，近代各国为完成近代化莫不致力于发展教育。洋务运动的涉足范围仅局限于军事和经济领域，教育滞后最终推迟了近代中国的前进步伐。张之洞在近代中国较早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率先躬行。终其一生他总共创办了数十所新式学校，这些开拓性的措施，对于传播西方文明，改变近代中国落后、保守的精神面貌，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仅如此，张之洞还于1904年参与制定了“癸卯学制”，此后又与袁世凯一道促使清廷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学制的确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人逐渐摆脱四书五经的束缚，开始了大规模、有意识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历程。

当然，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和知识结构的欠缺，张之洞在为中国近代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阻挡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汉阳铁厂的官办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然而，仅让张之洞独自承担民族企业官办失败的历史责任是不公正的，近代民族企业官办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保守的清王朝没有为民族企业提供相配套的政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支持以及关税保护，其次在于由腐朽的封建制度必然衍生出的诸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浪费惊人、效率低下等种种痼疾。张之洞创办的企业虽然大多以官办失败而告终，但它们抵制了外来的经济侵略，促进和倡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近代中国人伴随着一次次反侵略战争，裹挟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被迫踉踉跄跄地步入近代社会，难免手足失措。张之洞也概莫能外。“作为崛起于新旧界线两者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他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先进与落后并具。像这种情况，对于他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说，当然是正负面影响兼有。但着眼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国情，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予以更多地理解。无论如何，张之洞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佼佼者，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而他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下了他个人的印记。”

作者廖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