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璀璨星空里，有过多少风流一时的俊杰人物，连同他们各自特定的时代，给后人谈论的话题引来感佩不尽的追怀。应该说康有为也不愧是其中光芒四射的一位，但康有为的情况又堪称特殊，以至人们在谈论起这个名字时不免心情复杂。

他曾以大改革家自居，描绘了晚清社会漫漫深夜里第一缕晨曦；然而后来他又落伍于由他自己唤起的同时代人，甚至试图以自己的身体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就是这样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社会角色，贯串构成了康有为曲折与奋进交织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的一生经历，浓缩了晚清到民国初年那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康有为诞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晚年自号天游老人、游存叟、游存父等。

康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康有为出生时正值这个家族的鼎盛时期。祖父康赞修，道光丙午科举人，历任合浦县教谕、钦州学正、连州训导等职。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于清王朝，官至广西布政使，升护理巡抚，俨然二品封疆大吏。父亲康达初，为江西候补知县。叔父康熊飞，为浙江候补道。其他人也多官至千总、巡检、守备、知县、道员等。在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熏陶下，康有为自然以“学而优则仕”为人间至理名言，以仕途经济为人生正道。

康有为天资聪颖，2岁能识字，5岁即能背诵唐诗数百首。6岁时，因父亲从征闽中，祖父在钦州任上，康有为便师从简凤仪等先生，研读《大学》、《中庸》、《论语》、朱注《孝经》等书。10岁时，父亲死于肺病，临终给他留下训示“立志勉学”。治丧守孝三个月后，康有为便前往连州，其时祖父正任连州训导。在那里，康有为谨遵父训，埋头苦学，尽览先秦诸子著作，进而研读宋儒学说。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康有为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连州官舍，康有为看到了清政府发至各地官署的邸报，从中他渐知国家大事，初识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少年康有为透过连州官舍的窗口，似乎看到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势，“而慷慨有远志矣”。祖父望孙成龙心切，朝夕教以古圣人贤哲的事迹，使他产生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1870年，祖父调任广州羊城书院监院，携康有为前往。不久，因祖父公务繁忙，康有为回到敦仁里，开始了自学生涯，也第一次有了择书而读的机会。1874年，17岁的康有为第一次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见到了地球图，开始对外国历史地理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他还读到了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和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等人翻译的西洋书籍，增长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视野也开阔多了。这时的康有为学习非常勤奋，读书以寸计。每日晨起，他先拿来一摞书放在桌上，然后用一把铁锥用力往下扎，扎穿多少本，当天就必须读完多少本。尽管涉猎甚广，他仍觉得很不满意，原因是主要靠自学，“见闻杂博而无师承门径。唯凭好学而妄行，东寻西扯，苦无向导”。康有为多么希望能得到名师的指点。恰在此时，祖父担心孙儿学业荒废，为他物色了一位老师，这就是当时声名赫赫的粤中大儒朱次绮先生。

朱次绮，字子襄，号雅圭，广东南海县九江堡人。道光进士，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因看不惯官场浮华腐败，愤而弃官归故里，在九江堡创办礼山草堂，收徒授学，世人尊称朱九江或九江年，康有为来到礼山草堂，当即为朱次绮的品学折服。在九江先生的启发下，他“得闻中国数千年学术之源流，治教之政变，九流之得失，古人群书之指归，经说之折衷”等等系统的知识，摆脱了帖括之学的束缚，思想为之开阔通辟。

19世纪中叶，正值中国惨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急剧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代。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使康有为急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然而，在礼山草堂他找不到济世方案。朱次绮虽为饱学之士，但毕竟是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的旧式学者，极力维护儒家学说“大一统”的思维观念，不允许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存在。这显然与康有为日益通脱活跃的思想境界相抵啎。从1876到1878年，康有为在礼山草堂殚精竭虑苦读三年，却没有悟出挽救民族危亡的真谛。他渐渐对旧学产生了怀疑，认为它远离现实，无法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他决意独自清净养心，走别样的途径寻找救国救民之道。1878年冬，他辞别恩师，踽踽回乡。

在家中稍事休息后，次年初春，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白云洞。西樵山位于南海县西南面，风景秀丽，古木森森，奇花异草，飞瀑流泉，幽谷深洞，真乃一片世外桃源。在西樵山西北麓有一个山洞，三面峭壁，景色幽绝，洞中常有白云缭绕，相传明代学者何白云曾在此结庐读书，故称白云洞。康有为在这里长斋静坐，昼夜研习佛道之书，祈望从佛教和道教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探求新的思想境界。然而，任凭康有为“上穷碧落下黄泉”，结果仍然是“两处茫茫都不见”，既没有找到济世良方，也没有获得个人的精神解脱。他的内心苦闷、彷徨极了。就在这时，他与前来西樵山游玩的张鼎华不期而遇。张鼎华，字延秋，号（上宀下吾）子，广东番禺人，曾入值军机处，现任翰林院编修。初次见面时，康有为正心烦意乱，因而态度十分傲慢，言语间多有抵触，最后干脆拂袖而去，但张鼎华并不介意，反而向旁人盛赞他谈吐不俗。张氏的宽宏雅量令康有为暗暗佩服。不久，康有为写信向张虚心求教，随后人广州城“造庐相访”，结果两人“一见倾心”。从此，康张两人结下忘年之交，常促膝交谈至东方将白。

通过结交张鼎华，康有为了解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以来的政局变幻，开始接触到近代早期维新思潮，眼界为之一开。可以说张鼎华是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对其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康有为把他和朱次绮并列，视作自己一生中两位难得的良师益友。他曾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1880年春，张鼎华返京，康有为恋恋不舍，赋诗作别。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继续探讨时政问题。

康有为隐居西樵山还不到一年，1879年秋间，叔父要他应乡试，责令其回家，甚至采取了断绝资粮供给的强制措施。康有为只得听命还乡，但他并没有屈从叔父去赴试，而是足不出户，闭门读书。这段时间康有为常读的书有《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书籍，也有《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学的书籍。西方国家的文物制度和政俗习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多么想周游西方诸国，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可惜此时，康氏已家道中落，实在无力供他远游。于是，他想到了近在咫尺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想从香港这个窗口了解英国人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879年底，康有为带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好奇来到香港。1841年以前，香港只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小渔村，而当康有为游历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工商业繁盛、交通运输发达的城市。他这样描述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囿闹芳菲。”漫步街头，回顾当年丧权辱国的历史，想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康有为的心中无比悲愤。他深刻反思，同一香港，为何中国治理不好，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如此巨变？窥一斑而知全豹，香港如此，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想而知。从而，他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并产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大购西书以归，研究西学自此始。”香港之行，是康有为萌生维新变法思想的开始。

同时，对康有为的一生具有深远影响的还有上海之行。上海是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后来西方列强在那里强行划分租界，开设银行，投资办厂，对此康有为早有所闻。1882年5月，他以荫监生的资格进京参加顺天乡试不第后返粤时，特地取道上海。游览“十里洋场”，他仿佛置身异国，但“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对比之下，“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与相反”。上海的繁盛，再次引发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折服，而淞沪地区出现的“国中之国”的怪现象，更使他感到国家主权沦丧的切肤之痛。上海之行，使康有为坚定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决心。

返归故里后，康有为如饥似渴地研读西学。凡声学、光学、力学、电学、化学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各国史志、游记、宗教宣传品等，无所不读。康有为的文化观念开始发生大转变。他从学习地质古生物进化学说和天体演变的学说中，逐渐领悟了进化论的自然观，这为他日后形成历史进化观，进而主张政治变革准备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期，康有为还订阅了美国人林乐知主编的、以报道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万国公报》，从中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以及经济理论，这为他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

正当康有为起步前进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清廷举棋不定，和战游移，中国连吃败仗，先是陆路溃退，既则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灭，同时台湾告急。虽然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临洮大败法军，冯子材部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仍未能挽回中方在整个战局中的失利。兼之沙俄、日本趁火打劫，分别出兵侵占新疆和中国藩属国朝鲜，致使清政府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下令“乘胜即收”。不久，不平等的《中法新约》签订。战争初期，康有为正在广州。由于法军兵震羊城，广州戒严，他被迫回乡避难，亲身感受到了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中法战争的硝烟，使康有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经过痛苦的思索，他的思想发生了以下根本的转变：①由古文经学派转为今文经学派；②开始形成进化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③初步形成维新变法思想。

思想上的大飞跃使康有为由苦闷徘徊转变为积极达观，宛如从黑暗的摸索中解脱出来，眼前豁然开朗。他自认为学业已成，应该由求学时期转入著述时期。1884至1887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礼运注》、《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教学通义》等哲学和政治著作，初步提出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其一，反对泥古的守旧思想，主张因时变革；其二，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其三，托孔改制，利用皇权推行变法。康有为后来的维新方案，都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指出，康有为此时的维新思想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并不完善，缺乏系统性、明确性。不过，康有为已不同于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后者仅仅停留在著述上，康有为则很快将维新理论付诸实行，并在实践中充实、发展。

1888年春天，康有为又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落第。考试一结束，康有为便广泛联系京官，物色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在联络大官僚方面，几乎是处处碰壁。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看在世交的份上，勉强见了他一面，但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不可造次鼓动变法，并送给川资，劝其尽快还乡。光绪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拒绝接见一介布衣。康有为写给都察院御史祁世长的信如石沉大海；三次求见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均遭拒绝，徐还遣人退还他的信件并斥责他是大胆狂生。欣慰的是，他争取到了一些下级官员的支持。国子监祭酒盛昱、督察院御史屠仁守、刑部郎中沈曾植、给事中洪良品等人与他结为知交，并帮助他进入国子监旁听。

这年东北发生特大洪水，冲及清永陵山谷。黄河决口，豫、鲁百姓深受洪灾之苦；江淮一带久旱不雨，颗粒无收；广东大水、京师大风，地震、山倾等史所罕见的大灾变同时发生。然而，这一切“异象”对统治者没什么触动，他们依然大肆挥霍，歌舞升平，毫不顾及黎民的疾苦。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激化，时局动荡，情势一触即发。嵩目时艰，康有为不能自已。1888年12月10日，他慨然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一书》），痛陈当前紧急局势，如不自强政治，则不能保全疆土，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所谓“变成法”，就是摒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观念，根据形势的变化，革除弊政，参酌外国法制，推行新法以治理国家；“通下情”，就是仿制增设“训议之官”，以便皇帝广泛了解民情；“慎左右”，就是要求清朝统治者罢黜那些专事承颜顺意、以承平无事欺瞒皇帝的佞臣，提拔重用直言敢谏的正义之士参与朝政。

奏折写成，但以荫监生的身份，康有为根本不具备向皇帝上奏的资格。按照清朝惯例，只有少数王公和四品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方可进奏，因而康有为必须找到一位权臣替自己呈上奏折。然而，康有为四处奔走，盛昱也多方托人，却没有哪位权臣愿意担此重任。第一次上书就此夭折。不过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皇帝手中，在京师却产生了强烈反响。《上清帝第一书》不胫而走，广为传抄，这使清廷中的顽固分子大为不安，纷纷群起攻击康氏，要求惩办。一时间京师谣言四起，甚至传闻要把他交刑部治罪。南海县旅京同乡为免受牵连，提出要把他驱逐出京。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9年2月，好友屠仁守因连上七折，要求广开言路，变法维新，请慈禧太后速归政于光绪帝，得罪了慈禧太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其实这些奏折均出自康有为笔下，但不被人知，康方侥幸未受牵连。连经几次挫折，康有为意识到当前要推动朝廷变法尚非其时，再留京师也无益，倒不如返乡，集中精力研究变法理论、创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主意已定，他于188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行前赋诗一首，以诸葛亮自况，自信此番南归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诗云：“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万水啸青锋。”

1890年初，立志献身于维新事业的康有为回到故乡南海。不久，康移居广州，致力于构筑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从1890到1898年，康有为撰写了近二十部著作，其中在思想界引起过强烈震动，对戊戌变法产生过莫大影响的当属《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三十余万字，1891年在广州刻版印行。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以极大的勇气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批评，宣称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经，都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编造的“伪经”；清儒服膺的“汉学”、“宋学”，也非正宗的孔子经典，而是刘散替新莽统治辩护的“新学”。康有为发此宏论，企图从根本上给予“汉学”、“宋学”严重打击，在思想上动摇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的传统理论，在政治上抨击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迂腐主张，从而为实行变法制造舆论。此书中的论断，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给思想界造成极大震撼，特别是在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士人中产生共鸣，因而畅销一时。“汉学”、“宋学”是封建思想的理论基础，《新学伪经考》对它们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对封建专制统治发出的极为大胆的挑战。因而，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封建卫道士的仇恨和攻击。有人指责康有为标新立异，蛊惑人心；有人放言康有为居心叵测、大逆不道。顽固派甚至罗织罪名，意欲扩大为文字狱。御史褚成博上奏弹劾康有为蓄意谋反，请求革去他刚获得的举人功名，1893年，康有为应顺天乡试中举，焚毁《新学伪经考》，严禁再版。给事中余联沅上折请饬严禁，还建议皇帝降旨处死离经叛道的康有为。在顽固派的大力鼓噪下，1894年8月4日，清廷颁布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查明《新学伪经考》一书是否“离经叛道”，如属实，“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多亏了好友沈曾植、盛昱等相助，也幸亏办案官员李滋然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将《新学伪经考》从政治问题变为学术问题，使顽固派罗织的罪名不能成立，这样，康有为才得以渡过此劫。但《新学伪经考》的木版和已印出的书俱被焚毁。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新学伪经考》又在各地流传开来，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私印的翻刻本。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又两次下令焚毁。一部学术著作遭到三次谕令毁版是极罕见的，这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它的仇视和恐惧 。

同《新学伪经考》相比，1898年春在上海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政治气息更加浓厚。在这部论著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观点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指认“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认为人类社会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历史进程向前发展，强调当时的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尽管这种说法只是附会，并非科学的历史观，但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自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历代帝王和儒生奉为“至圣先师”，孔学成为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读书人获取功名的不二法门，孔子的思想被尊为千古不变的真理。皇帝继位后，往往以祭孔获得正统地位和士人归心，读书人也往往以儒学以安身立命之本。鉴于此，康有为煞费苦心地构思出托孔改制这一文化接受范式，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对抗，并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支持和参与变法。

长期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信而好古的守旧者，顽固派往往搬出孔子反对变革。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康有为一改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形象，把他描绘成了变法改制的祖师，宣称《六经》就是孔子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现状，特意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的言论而写成的。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资产阶级的民权、民主、平等、议会、选举等等都附会于孔子身上，称这些都是孔子所创制。既然孔子本人主张变法，拥护君主立宪制，那么康有为现在主张维新变法，也是符合圣人教导，无可非议的了，更何况他还继承了孔子未竟的维新事业。

《孔子改制考》问世后，如火山喷火，地震爆发，在晚清思想界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大胆，不仅怀疑《六经》不是原始经书，而是托古改制之作，而且断言孔子是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先驱。它的出版自然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巨大恐惧。湖南劣绅叶德辉说，康有为利用孔子宣传托古改制理论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御史文悌指责康有为“灭圣经”、“乱成宪”，要求清政府将他处死。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还特地写了一本《劝学篇》与之相抗衡；就是倾向维新的开明官僚孙家鼐、陈宝箴也奏请皇帝下诏把《孔子改制考》毁版。他们都把《孔子改制考》视为洪水猛兽，深怕它的传播会激起人们群起变法，搅乱封建统治秩序。在封建官僚的强烈要求下，《孔子改制考》也遭到了被毁版的命运。

在建构变法理论的同时，康有为还致力于创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设馆授徒始于1890年。这年2月，广州学海堂学生陈千秋得知康有为敢于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十分敬佩，慕名登门拜访。两人在康有为的住所—云衢书屋晤谈后，陈千秋为康有为的思想、学识及爱国精神所折服。7月，陈千秋毅然退出学海堂，正式拜康为师。这是康有为招收的第一个学生。9月，举人梁启超也闻风来学，投到康有为的门下。此后，慕名求学者日多，云衢书屋已不能容纳，几经易址，直到1893年移至广府学宫仰高祠，改名万木草堂，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树木为国栋梁之意。至此，康氏办学进入成熟时期。

当时不论旧书院还是新式学堂，都只重视教授知识，忽视体育、德育。康有为办学则始终主张体、德、智全面发展。体育方面，体操间日一次，又在草堂前旷地上放弓、弩、石等器物，供学生自由练习。另有兵操，在春、秋二季举行。在德育上，康有为的教育目标是让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在《长兴学记》中特地指出人有“四耻”：无志、循俗、鄙吝、懦弱。他训诫学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对于智育，康有为主张通才教育，其教学内容极为广泛，既有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西方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文字学等社会科学，也有数学、地理、绘图、格致（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等自然科学。由于康有为的办学目的是为维新运动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他所提倡的是政治性的通才教育。例如，他讲授孔学和周秦诸子学，目的在于宣传孔子托古改制，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讲授佛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甘为救亡图存牺牲自己、济人济世的精神；讲授宋明学、要求学生效法陆象思想打下基础。

民主自由的教育方法是康有为办学的另一显著特色。康有为提倡学术民主，自由辩论，反对盲从，人云亦云。万木草堂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行学术辩论会。平时在课堂上，康有为也鼓励学生自由辩论，互相启发，当学生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倾听。当时的旧书院和新式学堂，或以准备科举考试为专务，教学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或以培育科技、外语人才为目标，轻视德育和体育。因此，无论从教学宗旨，还是从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看，康有为都不愧为改革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万木草堂以其广博的教学内容、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崭新的教育方法吸引“各省学子，千里负笈，闻风相从”，至1898年春，“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其中知名的有陈千秋、梁启超、徐勤、梁朝杰、韩文举、麦孟华、麦仲华、王觉任、陈和泽、欧榘甲等人。这些人在万木草堂精神的熏陶下，立志救国救民，他们后来或参与“公车上书”，或著书立说，主办报刊，创设学会，大力宣传维新思想，都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流亡海外，受革命派的影响，曾一度倾向民主共和。他们在海外的活动直接推动了国内立宪运动的兴起和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同时对辛亥革命也作出了间接的贡献。留在国内的维新志士也并未从此沉沦，他们中有的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暗中传播维新思想，两者都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晚清八股之风弥漫教育界的情况下，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惊世骇俗的教学活动，不可避免地招致封建顽固势力的忌恨。广州广雅书院主讲朱一新惊呼：“聪明少年子弟，多为康引诱坏了。”御史余联沅上折片，攻击康有为“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士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奏请禁止康有为继续在广东讲学。守旧派的大肆攻击，致使“粤城谤不可闻”，康有为在广东的处境十分困窘，只得于1894年12月离开广州，远游桂林暂避风头。

1995年1月一路饱经风霜的康有为抵达桂林。短暂的搜岩探壑之后，他寓居桂林叠彩山景风阁，设馆授徒。当时广西士子孤陋寡闻，读书只为求取功名，很少关心国家命运。通过康有为讲学，“影响颇多，人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体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变速而巨”。桂平的程式谷、马平的王浚中、容县的陈祖虞、苍梧的陈太龙等，在桂林从康受业后，纷纷返回原籍，从事维新活动。这些维新志士，不唯在故乡掀起了维新思潮，而且也是全国各地维新运动的活跃力量。例如在“公车上书”中签名的现存603名举人名单中，广西举人就有99名，成为全国参加上书人数最多的省份；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时，桂林人龙泽厚、岑春煊踊跃参加。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广西立宪派的骨干。后人曾评论说，广西立宪派的基础是“由康有为输入维新思想而奠定于先”。这一评论诚不为过。

1895年初，正当康有为在桂林培养维新人才时，日寇兵破丹东凤凰城，清政府内部正酝酿着割地赔款的卖国投降活动。消息传至桂林，康有为忧心如焚。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他再也无法安心讲学了，决定返回万木草堂，然后进京谋求救国之道。

康有为急于进京，还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已临近。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虽然鄙薄功名，但脑海深处仍以金榜题名为人生正途。况且，第一次上书失败使他深深感到“侧身天地素衣薄”，要想发动自上而下的变法，就必须广泛结交官僚士绅，而没有功名已成为他结交上层官绅的障碍。

1895年2月25日，康有为抵返广州。3月，偕弟子梁启超、梁小山等人匆匆入京。当船至大沽口时，一艘日本军舰拦住客船，派人上船搜查，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践蹋，康有为心中愤慨万分，奋起救国的决心愈益坚定。

会试结束后，康有为一面滞留京城等待发榜，一面为救亡图存事业奔波。

4月15日，《马关条约》的草案电传至北京。当得知清政府代表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2万万两白银等空前苛刻的条件时，举国哗然。康有为五内俱焚，悲愤举人由梁启超领衔率先联名上书都察院，湖南举人带头响应。在梁启超等人的带动下，北京城内掀起了反对清廷正式批准《马关条约》的浪潮。

康有为见群情激愤，士气可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拒约运动发展为维新运动的高潮。于是他让梁启超等人进一步联络在京各省举人，筹划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同时，他自己独坐书斋一天两夜，奋笔疾书，起草了洋洋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在上书中，康有为痛切指出形势的危殆，敬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带来列强纷起效尤、接踵割我领土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诏罪己，严厉处分那些主和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实行变法，转弱为强。康有为认为“鼓气”、“迁都”、“练兵”三项都是为抵抗日本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只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因而，他着重系统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

首先，根据当时的形势，康有为运用变易的哲学，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指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清代的各项制度沿袭明朝已数百年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的惨局已经证明，这些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现在到了应对它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了。再者，目前中国正“值四千年之变局”，面临着数十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仍不变法就等于坐以待毙，就好比“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死而重危者也”。只有向西方学习，改去那些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旧制度和管理国家的旧方法，中国才能自救图强。

接着，康有为提出了一套较全面的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方案。他认为，变法应先从“富国”人手，办法是：设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修筑铁路，开采矿藏，采用机器、轮船，创办邮政。国富是以民富为基础的，因此他又提出一套“养民之法”：一是设立农会，提倡用科学方法种田；二是鼓励投资办厂；三是减免重税，提倡国货，保护民族工商业；四是抚恤穷苦的百姓。此外，他还主张普及教育，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鼓励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设立报馆，派遣留学生。最后，康有为援引外国的经验指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管理制度的非民主性，在于下情不能上达。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有效办法，就是沿袭仿用汉制，采用“议郎”制度。“议郎”由各府县“士民公举”产生，每年更换一次，“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其职能与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议会相类，不仅可以“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皇帝起监督约束作用，而且掌国家大政的议决权，“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由“议郎”会议决定，经2/3的多数通过后，方可下达各部施行。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公开提出实行议会制度，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试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愿望。

上皇帝书拟好后，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分抄多份，以便传观。原定中日代表于5月8日在烟台换约，康有为遂决定在5月4日将上书投递到都察院。为争取更多的举人签名，还在5月1日至3日在宣武城南松筠庵的谏草堂召各省举人集会。

5月1日，各省公车来会十分踊跃，谏草堂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签名总人数达600多人。康有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力言国事危殆，非变法无以自强，各省举人异常激愤，“士气之壮，国耻为之一伸”。十八省举人大集会，准备联名上书，且以变法相号召，这使投降派、守旧派胆战心惊，他们决定破坏上书活动。主和派首领军机大臣孙毓汶，恐人心汹汹，将扰和局，于5月1日夜派其心腹前往各省公车聚居的会馆，散布流言蜚语，对举人们进行恫吓；又在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对上书举人污蔑攻击，无所不至。孙还勾结权阉李莲英怂恿慈禧太后向光绪帝施压，想抢在公车上书前，迫使光绪帝批准条约。故5月2日，“上意番然，有批准之谕”。3日，正式发谕旨，添派伍廷芳等人前往烟台换约，造成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的局势。2日晚，传出和约已批的消息，许多人感到大局已定，致使群情涣散。3日，与会者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决定取消原定在4日举行的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的活动。

大规模的“公车上书”虽然夭折，康有为上书中的内容却通过各省举人争相传抄而传播至全国各地。从此，爱国、变法的种子遍播神州，普通士人“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公车上书”打破了清朝二百余年来“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开始发展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第5名，授工部预衡司主事。但桀骜不驯的他认为小小六品芝麻官除了可提高自己的身份、增强从事维新运动的资本外，并无任何实际用途，所以他没有到工部就职，而是继续从事他的维新事业。5月22日，他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该书基本上重申了“公车上书”的内容，请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 。29日，康有为以进士的身份，将此书递交都察院，呈请代奏。6月3日，上书递至军机处，由军机大臣翁同龢审阅。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年间中状元，曾先后担任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甲午战前，他反对任何改革，因而1889年康有为求访时，他断然拒绝。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开始感到小小的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后能打败偌大的中国，真是不可思议，方知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量阅读西书，改变了过去反对变法的态度，对维新思想逐渐产生了同情。读完康有为的上书后他大为惊服，立即向光绪帝推荐。光绪帝亲政不久，即遭甲午之败，正日日思考如何才能有所作为。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感到所言切中时弊，颇为重视，命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保存于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备览，一份存军机处，旅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奏复；将原呈和都察院奏片进呈慈禧太后“懿览”。7月5日，又颁发上谕，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将军专折保奏人才。对一条陈如此重视，在封建王朝中也属罕见。在《上清帝第三书》的触动下，光绪终于决定发愤图强，推行新政。可以说，《上清帝第三书》是戊戌变法发动的契机。

这次上书的成功使康有为大受鼓舞，同时深悔第三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故又于6月30日着手撰写《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在第四书中指出变法要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他引证了西方各国变法的经验，认为目前中国应先从立科以励智学和设议院以通下情两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三次上书的成功，使康有为自以为看到了依靠君权实行变法的可能性。在第四书中，为了消除光绪帝对变法将削弱君权的疑虑，他不再提限制君权。由于工部侍郎李文田和督办处大臣荣禄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上达。

第四次上书的失败，使康有为刚刚树立的一点信心又发生了动摇。他感到在官僚士大夫孤陋寡闻，不了解外国政事风俗的情况下，“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他决心向西方学习，设报馆以开民智，唤起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自从康、雍、乾三朝连续大兴文字狱之后，国人再也不敢公然议论朝政，遑论在京师办报。康有为为了维新事业，不顾个人安危，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份维新派报纸，取名《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由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每逢双日出版，或转载当时外国在华报刊文章，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史地等情况；或介绍一些新闻消息；或由梁、孟亲自撰稿，宣传学习西方兴办铁路、矿务、学校、报馆、劝工、通商等使国家富强的变法措施。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一起免费送给在京官员阅读。每期须银二两，开始由康有为独力承担，这年中秋，康盘缠将尽，只得典当衣物支付办报经费，后来得到徐勤、陈炽等人的慷慨资助才得以维持。《万国公报》的发行，在京城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自阅读该报后，“乃日闻所不闻”，“渐知新法之益”，“识议一变焉”，为成立学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自“公车上书”失败后，就深感“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他认为开学会是团结变法力量的重要途径，并且首先应在京师组织学会，这样可造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之势。

在《大清律》明确规定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情况下，组织学会历尽坎坷。许多官僚士大夫为保住禄位和身家性命，不肯冒险参加。康有为不惮辛苦，四处奔波，“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争取到光绪帝的两位老师翁同龢与孙家鼐的暗中支持，以及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帝党官僚的积极合作。1895年9月，维新派及同情变法的部分在京官员在北京召开筹办大会，选举早期维新思想家、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学会纲领和章程。11月，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正式成立。

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称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其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陈炽、文廷式、杨锐、沈曾植、汪大燮、袁世凯等人。学会纲领即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序》，是一篇震撼人心的维新变法政治宣言。康有为在这篇序文中指出中国正处在列强“磨牙涎舌”、宰割瓜分的险境中，大声疾呼爱国人士发愤变法图强。此文甫经发表，便以其饱满的爱国热情，拨动了许多爱国者的心弦，“读之者多为之下泪”，励人奋起，“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强学会成立后，每10天按期集会1次，讨论时势，宣传变法，研究强国之道。同时，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继续介绍西学和宣传变法。随着维新思想的广播，《中外纪闻》的发行量由每期1000份增至3 000份，发行范围也由京师扩大到地方。

强学会以其救国宗旨赢得了时人关注，“来者日众”，“士人云从”。一些洋务派官员虽对入会持观望态度，但也纷纷捐款资助。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久调任署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封疆大吏各捐银5000两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使康有为认为在地方筹办学会大有希望。

1895年10月17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江宁，企图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允许他在上海设立分会。11月，他滞留南京20多天，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张之洞虽有维新倾向，但不赞同康有为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改革方案，所以在同意他开设上海强学会的同时，又要求他不要宣传“孔子改制”理论和民权学说。康有为点头称是，即日启程赴沪。

11月中旬，上海强学会成立其宗旨是：“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 。 1896年1月其机关报《强学报》创刊。与《中外纪闻》相比，《强学报》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更强烈的战斗性，它大力宣传孔子改制论、改革科举制度以及开议院等主张

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不满。1896年1月，李鸿章指使监察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攻击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旨查禁。随即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禁止《中外纪闻》发行。北京强学会被封之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3期而停刊。

强学会被查禁后，康有为没有因受挫而止步，他决定“改办报以续会务”，继续开展维新运动。1896年2月，他派梁启超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筹办《时务报》。8月9日，《时务报》旬刊正式创刊。主笔梁启超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文字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之初，每期印4 000份，一年后增至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国人自办报刊。从此，“通国士流，渐知改革政体之不可缓，言变法者勃然兴矣”，尤其“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维新变法的声势因而大大加强。

《时务报》的变法宣传使张之洞极为恼怒，他一再利用权势压制、干涉《时务报》的内部事务，暗中唆使汪康年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排挤出了时务报馆。有鉴于此，康有为决定在清廷势力难及之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办报。1897年2月22日，康有为与弟子何廷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此报以宣扬民权、启发民智为宗旨，言辞激烈，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公然批评清政府对内压制人民、对外屈膝投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知新报》是华南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其影响遍至全国，还行销海外。其激进言论和广泛影响自然引起守旧派的仇恨，但由于报社远在葡方管辖的澳门，清廷亦无可奈何。戊戌政变后，国内维新报刊多受摧残，幸存者也不敢再言变法，唯独《知新报》照常刊行，公开谴责后党的倒行逆施，赞美英勇就义的维新志士，成为维新派在国内的重要言论机关，也是戊戌变法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

鉴于“公车上书”时，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签名人数最多，康有为认为如果三省爱国志士联成一气，全国政治形势就会大为改观。所以，他于1897年10月派梁启超赴长沙主办时务学堂，自己则于这年2月再游桂林。在桂林，康有为通过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开设广仁学堂等方式，进一步传播了维新思想，培养了一批维新人才，使广西维新运动得以迅速发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闻讯后，急速赶赴北京，连夜起草了一份奏章，即《上清帝第五书》。在此书中，康有为敬告光绪帝，中国已到被瓜分的边缘，如再不变法，必将亡国灭种。由于言辞激烈，工部官员拒绝代递。康有为颇为沮丧，他深感在京难有作为，决定在北方港口冰封之前返回广州，遂致书翁同龢告归。

1898年1月10日早上，北京风雪弥漫，寒气袭人、康有为与仆人收拾行装，准备南归。翁同龢闻讯赶到南海会馆挽留，并告之“已向皇帝举荐，即将重用”等语，康有为遂留驻京城。次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向光绪帝保奏康有为，力赞康学识渊博，熟谙西方法律制度，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要职。光绪帝有意召见，恭亲王奕訢闻知进谏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光绪帝无法打破旧制，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询问有关变法事宜。

1月24日下午，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主持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这次问话实际上是变法与反变法的辩论，五大员中顽固派占了优势。

接见一开始，荣禄先发制人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即以尖刻的言辞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之署（指总理衙门），亦非祖宗之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有为的话有理有据，驳得荣禄张口结舌，不等接见结束悻悻而去。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一听要改法律和官制，心里很恼火，立即质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即尽弃乎？”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答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势，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可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李鸿章拿不出有力论据反驳，只好默不作声。

翁同龢是主张变法的帝党官僚，他关心的是在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筹措变法所需要的款项。所以，他发问：“筹款之法如何？”康有为回答说，只要改革赋税制度，必能广开财源。接着，康有为全面阐述了酝酿已久的变法方案，再三强调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

次日，翁同龢将问话的情形向光绪帝作了详细的报告。光绪帝听后十分赞赏，决定亲自召见康有为。奕訢又出来阻挠，说是不妨先命康提出书面意见，如确实可行，再召见不迟。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具折上奏。1月19日，康有为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在这篇奏折里，他阐述了波兰、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由于守旧不变而遭瓜分甚而亡国，俄国和日本因能变法维新而辟地自强的历史，希望光绪帝痛下决心，及早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光绪帝阅后深以为然。为敦促光绪帝及早变法，康有为又进呈了《上清帝第七书》和《俄彼得变政记》，希望光绪帝以彼得大帝为榜样，锐意进取，利用君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光绪帝读后大受鼓舞，变法之志愈益坚定。

从4月10日起，康有为开始进呈《日本变政考》。此书详面阐述了中国学习日本的具体可行做法。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光绪帝颁发谕旨，实行新政的重要依据。康有为后来回忆，《日本变政考》“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莫不出于此书。”可见《日本变政考》对光绪帝的影响何其巨大。

1898年诚为多事之秋，列强强划租借地，掀起瓜分狂潮。这年又逢会试之年，各省举人再度会集京师，为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吸引到维新运动中来，康有为决心再次在北京组织学会。经过奔走联络，4月17日，保国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团体，口号“保国、保种、保教”，得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赞同和参与。从4月到5月，保国会先后集会三次，参加者约200人，规模大大超过了强学会。在其影响下，浙江、云南、四川旅京同乡，相继成立了保浙会、保滇会和保川会，与会人数均过百。

保国会和各种学会的爱国维新活动，同样未能幸免于顽固派的诽谤攻击。一些亲贵大臣连连上折，参劾保国会“聚众滋事，图谋不轨”，致使保国会不得不停止集会，逐渐解散。不过，保国会播下的爱国维新种子，却已在各省落地开花。自此，士大夫阶层出现“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生动局面，“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逐渐汇集而成维新运动的洪流。

由于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倾向变法的官员越来越多，仅1898年1——4月间，内外大臣所上有关变法的折片就达100多件，甚至一些顽固派也提出某些改革的具体建议。光绪帝有心变法，无奈奕訢等重臣百般阻挠。

1898年5月29日，反对变法的首席军机大臣奕訢病逝，变法的阻力得以减轻。康有为认为这是实行变法的大好机会，便致书翁同龢，劝他趁顽固派群龙无首之机，策划变法新政。其时，翁同龢多次被参，处境维艰，不敢贸然行事，反劝康有为离京，暂避风头。但康有为认为机会难得，决定不避艰险，促成变法。6月1日和8日，康有为分别代御史杨深秀和内阁学士徐致靖拟奏折，请光绪帝降谕旨明定国是，以防止列强瓜分中国。光绪帝看了两个奏折后，认为其意可采，遂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太后要求给以变法之权。慈禧太后见变法乃大势所趋，亦有心变法。但维新派将变法的希望全然寄托在光绪帝身上，而将她撇在一边，既冒犯了她的权威与尊严，又使她怀疑光绪帝借变法之机夺权，所以她在以退为进、给予光绪有限变法权力的同时，又纵容后党官僚破坏新政。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由翁同龢草拟的“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慈禧太后也加快了步伐，积极着手部署扑灭新政。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同时发布三件硃谕；免去翁同龢一切职务，开缺回籍；授任新职的两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兵权在握。通过这三件硃谕，慈禧太后沉重打击了帝党，使其失去核心人物而陷于瘫痪解体；重新掌握了朝廷人事大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帝党官员；同时牢牢掌握了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为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

光绪帝自翁同龢被黜，身边缺乏可共商变法大计之人，有心召见和擢用康有为。恰逢此时，徐致靖上折片，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五人参赞新政。清制，有大臣推荐人才，不论其官职高低，皇帝可予召见。所以，慈禧太后也不便阻拦。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君臣之间就变法的步骤和措施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决策性的对话。

康有为一开口就慷慨陈词：“现在列强纷纷逼迫。瓜分的危机就在眼前，离亡国实在不远了。”

光绪帝道：“这都是那些守旧大臣造成的严重后果！”

康有为道：“皇上既然知道病源所在，为什么不尽变旧法，咸于维新呢？”

光绪帝点了点头，说：“要挽救国家危亡，非变法不可。”在变法的必要性这一点上，君臣二人达成了共识。

光绪帝因自己事事受到慈禧太后的掣肘而感到变法阻力重重。为减少来自慈禧太后和后党的压力和阻力，康有为建议皇上不罢免守旧大臣，使他们可以继续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也就不会反对新政了。光绪帝连连颔首称是。君臣二人还就刷新吏治、废除八股、兴办学校、奖励工商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谈话的内容，为戊戌变法定下了基调。

召见后的次日，光绪帝下诏，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开制度民政之局，拔天下通达之才，大誓群臣以雪国耻”。

具体做法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央设制度局，以议行新政，“革定章程，议定宪法”，制度局下设十二局主持行政事务，地方则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以推行新政，同时召开地方议会，为日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作准备。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农工商各业，劝募工艺，奖励发明创造，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漕运，截厘金，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方面：要求废八股，改书院，大办新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在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要求禁缠足，废发辫，改制服，开通社会风气；在军事方面：要求裁旧军，仿德、日军制训练新军，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

在专折奏事的同时，康有为还先后向光绪帝进呈了自己亲自编撰的《法国变政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英国变政记》、《德国变政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等书，供光绪帝借鉴。康有为的意见，大部分都被光绪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就这样，在风云激荡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充当了改革的顾问和设计师。

新政明显是要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它必然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变法初期，为防止新政从根本上触犯自己的政治利益，慈禧太后命光绪帝对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得擅自做主，必须事先请示。由于慈禧太后对新政“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其末节，而不准其本源；或准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由于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掌握实权的后党官员也就敢于藐视圣旨，屡屡抗旨不奉行新政。而在地方，对光绪帝颁布的一系列关于新政的诏谕，除湖南、湖北两省巡抚能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都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在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下，光绪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改革的进程异常迟缓。

对此，维新派人士深感焦虑，他们认为必须沉重打击守旧势力，为变法扫清障碍。8月29日，康有为上折，敦促光绪帝采取大刀阔斧的有力措施，加快变法的步伐。光绪帝出于扩张帝党权力的动机，接受了康有为的意见。8月30日，光绪帝谕令裁撤一些中央及地方衙门机构，令各级部门裁汰冗员。官制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官员的切身利益，守旧派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自危，更加仇视新政。9月4日，光绪帝未经慈禧太后同意，自作主张将阻挠广开言路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9月5日，光绪帝又特别给维新派骨干分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使军机处官员失去部分权力。两次人事变动侵犯了慈禧太后的用人大权，引起她的忌恨。9月13日，康有为再次上折，请开懋勤殿，聘请维新骨干当顾问。此举意在取代军机处，将大大削弱慈禧及其后党的权力，对此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容忍。得知光绪将于次日为开懋勤殿一事向她请示时，慈禧太后大怒说：“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9月14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安，遭到慈禧太后的大声呵斥。慈禧太后从幕后阻挠转到直接干涉，变法出现了危机。

在官制改革上打击后党的同时，维新派还筹划发动军事政变，以暴力摧毁慈禧集团，为变法清除障碍。若要发动军事政变，就必须在京津一带掌握部分军队。手无寸铁的维新派环顾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北洋三军，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曾参加学会，赞同变法，“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和荣禄关系密切，不能为我所用。7月、8月间，康有为派学生徐仁录去天津小站袁世凯处摸底。由于袁世凯表现出同情变法的倾向，康有为决定拉拢他。9月11日，康有为通过徐致靖上书请召见袁世凯。次日，光绪帝谕令袁世凯来京。16日、17日，光绪两次召见袁世凯，要他以后“与荣禄各干其事，不必再受其节制”，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为确保政变成功，维新派一方面急电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速率敢死队入京，一方面通过大刀王五联络京师武林豪杰，以资策应。

9月14日光绪帝从慈禧太后阴冷的神色中觉察到自己极有可能遭受被废的命运，次日召见杨锐，赐其密诏，谕以政变危机，令其速与康有为等人设法相救胆小的杨锐接到密诏后，惊慌不安。在辗转反思数日后，方于17日与林旭提及密诏之事。此前，他复奏，劝光绪“顺从”太后、与之妥协。光绪见折，误以为维新诸臣爱莫能助。为避免慈禧以他听信康有为妄言而乱家法为由，将他废黜，17日光绪谕内阁，催促康有为立即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17日，林旭惊悉密诏之事后，疾赴南海会馆找康有为，不遇。次日晨，林旭再访。康有为得知情况紧急，痛哭流涕，决定暂不出京，筹救光绪帝。是夜，谭嗣同只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寓所，劝说其诛杀荣禄，率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狡猾的袁世凯深知帝党及维新派势单力薄，必败无疑，为防止谭嗣同等刺杀自己，他假装应允康有为。就在维新派为援救光绪帝积极奔走的同时，后党也在加快政变的步伐。

新政开始后，英、日等帝国主义为了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轻信了他们的诺言，还请光绪帝联合英、日对抗后党。英、日两国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月14日前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先后抵京，与维新派频繁接触。在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下，光绪帝决定于20日、23日分别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聘请他们为变法顾问。

袁世凯被召入京和不速之客的到来，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的疑惧。为阻止光绪帝及维新派联合袁世凯和外来势力发动政变，他们决定抢先下手。9月中旬，慈禧太后派杨崇伊赴天津与荣禄密谋政变。17日，杨回京，密访庆亲王奕劻。18日，奕劻奏请慈禧太后大规模调整更换京师护军各营军官，加强对京军的控制。当天，荣禄在天津采取紧急措施：电令袁世凯“即日回防”，调虎离山，以免他与帝党联络；传令袁世凯所属各营“整备听调”，把袁军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调聂士成军进驻天津陈家沟以截断北京与小站之间的交通，防止袁世凯军西行进京；命董福祥军进驻北京长辛店，其中部分军队进城以保卫北京等。至此，政变部署最后完成。也在这一天，杨崇伊上奏折说，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权柄”，只有请太后“即日训政”，才能转危为安。是夜，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剥夺了光绪帝独立处理日常政务的权力，对其实行严密监视和控制。考虑到已与日本商定9月20日由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让外界知晓政变一时可能会引起节外生枝，所以慈禧太后暂未宣布垂帘听政，仍然下令召见一事按原计划照常进行。

9月20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先后召见了袁世凯和伊藤博文。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于瀛台，正式宣布“训政”，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

袁世凯在召见结束后，匆忙赶回天津。依照惯例，当天拜见荣禄。令他吃惊的是，荣府四周“卫兵夹道罗列”，荣禄本人脸色阴沉，袁世凯见状，魂飞魄散。正惶恐间，有客来访，袁氏只得中途退出，约以次日再访。21日，袁世凯夜访荣禄。恰逢此时，御史杨崇伊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荣府，带来慈禧太后已公开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更是惊恐万分，他误以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一事已被人侦知，为保全自己，便主动将维新派计划发动军事政变的秘密和盘托出。22日，杨崇伊回到北京。23日，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曾密谋兵围颐和园，极其震怒，决定加重对维新派的迫害。24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参与维新的诸臣。29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此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除梁启超等人在日使馆的帮助下安然脱险外，其余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政变之后，“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新政措施并未因政变而全部废止，尤其是军事方面，各项措施大部分保留，而且在朝旨严饬下切实推行。其他如文教方面，保留了京师大学堂；经济方面，铁路矿务总局未予撤销；兴农学、讲劝农等科技兴农政策也仍在贯彻执行。“戊戌变法”的成果部分被保留。

9月19日，康有为先后叩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请他们施以援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二人此次赴京，原想博取光绪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们断定维新派败局已定，遂无意支持变法，只对光绪帝虚表“同情”，康有为只能落得无果而归。令他欣慰的是，是夜传来袁世凯愿意拔刀相助的消息。康有为天真地以为救援有望，遂留康广仁、梁启超继续援救光绪帝，自己则遵旨于20日傍晚乘火车离京，21日从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赴上海。在英国代理总领事白利南的帮助下，于29日安然抵达香港，从此开始了近16年的亡命生涯。

20年前，当康有为第一次游历香港时，就曾惊羡它的繁华；20年后，当他旧地重游，亲身感受到香港20年沧桑巨变的脉搏，再回顾祖国内地20年间仍闭塞落后如昨时，他的心中怎能不感慨万千！而当他于这年10月游历日本，亲眼看到日本国富民强的盛况时，更加惊诧于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由于英、日两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政治民情与中国相似，康有为便从中得出要想救中国必须走君主立宪道路的结论。实行君主立宪必须有一个像明治天皇那样的开明君主，而在康有为看来，光绪帝于百日维新期间的果敢态度表明他就是一代明君，因此要救中国，首先就必须保救光绪。香港、日本之行，就这样使康有为推理出“保皇一立宪一救国”这样的逻辑，从此将图谋光绪帝复政视为自己的人生要务。

由于百日维新期间，英、日两国政府曾表示同情变法，此次康有为及其家人、弟子又幸亏两国政府营救而得以脱险，所以康有为幻想英、日两国政府能再次伸以援手，助他实现救国愿望。10月27日，康有为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求他看在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份上，扶救光绪帝复政。然而，日本对中国的宫廷政变不感兴趣，反而觉得维持清廷现有统治秩序对自己更有利，康有为的期盼自然落了空，只得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

1899年4月30日，康有为离开日本，取道加拿大，前赴英国。5月31日，抵达伦敦，再作“秦廷之哭”。然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英国方面的态度与日本相似，宁愿维持慈禧太后的统治，无意于“逐去西后而复扶皇上”。康有为遭此挫折，并未全然气馁，他又决定在海外华侨中另辟维新救国之途。

原来，当时海外华侨约500——600万人，客居异域，心怀祖国，是一支不小的力量。由于当时维新运动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进步运动，绝大多数华侨同情戊戌变法，因此，当1899年四五月间，康有为赴英国，途经加拿大时，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应他们之邀，康有为曾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作巡回演说。囿于时代的限制，海外华侨往往把皇帝看作是国家的象征，对主张变法的光绪帝充满了幻想。所以，为数不少的华侨赞同康有为的“保皇一立宪一救国”主张。

1899年6月，康有为离开英国，返回加拿大。7月20日，在维多利亚与当地华侨李福基等人共同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保皇会以“保皇、立宪、维新、救国”相号召，得到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很快从维多利亚发展到五大洲 200多个城市，会员多达100多万人，成为世界性的组织。

保皇会成立后，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为主要舆论阵地，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呼吁光绪帝重新柄政。康有为及其门徒对清王朝统治的抨击，在当时固然起了扩大保皇会声势，对慈禧施加压力的作用，但也因暴露清廷统治黑暗、腐朽内幕，反而影响了一大批爱国志士走上反抗清王朝统治的道路。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康有为以其对清王朝的绝对忠实，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其掘墓人，这实在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同样，康有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懈不怠的保皇过程中，已经逐渐远离了时代的主潮，而独自走上了一条偏狭的小道。他只是凭着自己的理解，怀着自己的理想，向着自己的目标，不停地奔走。

康有为因其在海外的活动受到慈禧太后的悬赏缉拿，慈禧甚至出巨资收买刺客欲行刺，但他没有畏惧，反而更激起了斗志，为尽快扶救光绪帝复政，他还策划过军事暴动。1900年6月，他趁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如惊弓之鸟之机，策动湖南会党首领唐才常率领自立军“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英国殖民者共同镇压，也由于军饷不济、战略失误，庚子勤王起义于这年8月失败

几乎在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同时，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8月14日，北京沦陷。康有为闻讯，竟然天真地以为列强攻占北京有助于光绪帝复政。于是，他先后致书英、日等国政府，请求列强强迫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扶助光绪帝复政，帮助维新派掌握中国政权。但是，回答他的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通过出卖国家主权换取了列强的欢心，保全了地位，光绪帝返京后，仍被幽禁于瀛台。至此，康有为的保皇之梦彻底幻灭。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的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人由此认识到要救亡就必须推翻清政府。保皇会的许多人也倾向革命，有的甚至脱离保皇会，投身革命阵营。鼓吹暴力革命的声浪日益高涨，使康有为大为不安。他唯恐革命推倒他所拥戴的光绪帝，使他的君主立宪救国方案成为泡影。所以从1901年起，他着力宣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性、可能性，以抵制革命派的暴力革命。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

在此文中，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观点，修改大同“三世”说的内容，从理论上为“君主立宪”论辩。他说，人类社会进程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太平世”（民主共和）三个阶段，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只能递进而不能飞跃，只能渐变而不能突变，“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中国目前当处于君主专制，万不可一跃“超至民主之世，直至平等大同”。他警告革命派，中国没有民主传统和习惯，国民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美式共和；如果置中国特殊的国情于不顾，强行学习美国，实行暴力革命，其结果非但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反而将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亡种”。客观地说，从近代中国无实行民主共和的物质条件与智力前提、又被列强虎视环伺等角度分析，康有为对革命派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康有为为了适应其保皇的理论需要，将斗争的矛头由腐朽的清政府转而指向了革命派，客观上起了帮助清王朝消弭革命的作用。

康有为的保皇言论与革命派的推翻清政府革命主张完全对立，自然招致革命派的驳斥。自康文发表后，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纷纷撰文，猛烈抨击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主张，批驳他关于中国不宜进行革命、革命必然会造成动乱、分裂和亡国的论点，认为要救亡只有进行推翻清政府革命。由于清廷顽固坚持独裁、卖国的反动路线，兼之革命派的文章包含激情，战斗力、感染力极强，因而推翻清政府革命理论逐渐为广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所赞同。从1905年起，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对革命派进行回击，试图挽回他们在思想界逐渐失去的权威地位。然而，革命取代维新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改良派使出浑身解数终未能挽回颓势，《新民丛报》也因发行市场愈益缩小而被迫先行罢战，最后于1907年停刊。康有为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打击，内心的失落和颓败之感可想而知从1906年夏天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游历，试图寄一腔愁绪于欧洲诸国的湖光山色之中。

1906年9月，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康有为闻知，落寞的心灵顿时感到莫大的安慰。他被清政府立宪假象所惑，以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因而匆忙赶赴纽约，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3月又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提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的纲领。1908年6月，康有为联合华侨中的立宪分子，以海外200余埠华侨的名义向清政府上书请愿，要求召开国会，速组责任内阁。与此同时，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多次发动了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在海内外立宪派的强烈要求下，1908年9月，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预备立宪期限虽然长达九年，但仍给康有为以莫大的鼓舞。就在康有为醺醺然欢庆中国将行立宪之时，1908年11月光绪帝突然去世，康有为期盼光绪帝复辟、自己执掌朝政的美梦破灭。他意识到失去光绪帝这块招牌后，自己要想在中国政坛上有所作为只能凭借实力取胜，对他而言，增强政党实力首先就必须开放党禁。因为目前他仍然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如果党禁不开，那么他就不能回国，在同革命派争夺华侨的斗争中也很难取胜。于是，从1908年冬开始，康有为集中全力运动开放党禁，国内的立宪派也遥相呼应。由于清政府冥顽不化，开放党禁运动一无所获。党禁虽未解除，不过，为减缓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清廷不得不作些“让步”，宣布将于1911年设立内阁。1911年5月，责任内阁组成，庆亲王奕劻任内阁总理，阁员13名，其中满蒙亲贵9名，汉族官僚仅4名，立宪派未能争得一席之地。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的阴谋暴露无遗。

立宪骗局促使立宪派大都转向革命，清廷更加孤立。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崩溃在即。对此，康有为忧心如焚。他一方面担心革命会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终导致亡国，另一方面又担心袁世凯东山复出后夺取政权。为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危机，康有为连派弟子数人到北京进行活动，企图说服权贵改革政府，抚慰革命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

其时革命潮流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清政府内部众叛亲离，列强对清政府也感到厌弃，推翻清王朝已是大势所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康有为的立宪美梦再次破灭。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在追究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时，认为是中国骤行共和制度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惨痛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他进而指出，治国有本末之分，政治制度是末，道德教化才是本，是国魂。要保中国，就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重铸被丢失的国魂。在他看来，国魂就是孔子的伦理道德观。他鼓吹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统一而未分裂，永久而不敝的立国精神，废弃孔教势必使人们“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造成天下大乱，最终导致亡国灭种；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秩序混乱，国势颠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在学习西方时全法欧美而尽弃孔教。为此，他创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非孔教不能救中国，提出要保中国，就必须普遍设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

1913年11月，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康门弟子麦孟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康有为等人倡导尊孔读经，适应了袁世凯加强专制、妄图复辟帝制的需要，因而袁氏对孔教会予以特别的支持。1914年1月，北京政府政治会议决定恢复祀孔，还要求各地方将所有文庙规复尊崇。孔教会的成立也得到了清廷遗老与文化复古主义者的欣赏和支持，故发展很快。北京、武汉、济南、哈尔滨等各大中城市都纷纷建立分会，再加上袁世凯的推波助澜，于是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从而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充分利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称“中华帝国”皇帝。31日，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极。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主张中国走君主立宪道路的康有为这一次却充当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急先锋。原来，康有为并非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而是认为靠出卖戊戌变法志士获取荣华的袁世凯没有资格做皇帝。青少年时期严格的封建教育以及对光绪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使他认为只有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的清皇室才有资格在中国称帝。而且，他始终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导致光绪帝被幽禁瀛台、戊戌变法陷于流产的根本原因。所以，闻知袁世凯阴谋称帝，他立即发愤奔走，同时分遣门徒四出展开反袁活动。1915年12月25日，在梁启超等人的促成下，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分别担任北京政府的总统和国务总理。1917年初因“参战案”问题，北京政府内部发生了“府院之争”。康有为认为这是趁乱复辟的好机会，遂致书安徽督军张勋，鼓动他当机立断，率军北上，“重扶清室”。与此同时，前清遗老、反动政客也在酝酿复辟。在各系复辟势力的极力怂恿下，早有复辟之志的张勋加快了复辟的步伐。

1917年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四千余人由徐州登车北上。13日，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14日，张勋进入北京。29日，康有为抵达北京，夜访张勋，密谋复辟。7月1日，前清废帝溥仪宣布复位，恢复大清帝国的国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张勋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大权独揽。康有为只得到“弼德院”副院长的闲职，专门修改复辟的“上谕”。

复辟违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各系军阀趁机捞取政治资本。7月4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进军北京。各系军阀也公开表示反对复辟，有的甚至出兵“讨逆”7月7日，“讨逆军”开始包围和进攻北京。康有为见大势不妙，于8日逃入美国公使馆，后化装逃出北京。12日，“讨逆军”攻进北京，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溥仪再次退位。康有为的立宪迷梦最终破灭。

参与复辟使康有为声名狼藉，政治上的失落感使他的意志愈益消沉。此后10年，他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优秀论著问世。“山河残破成何事，维新旧梦已成烟。”康有为怅然喟叹，而他的余生也就在追忆、遗憾中度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是他最得意的华彩篇章。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溘然长逝。

回望那页历史，公平地讲来，在19世纪、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民主运动人才辈出，一些后来对中国时局影响颇大的革命家们也已纷纷登台亮相，但当时实在无人能与康有为比肩。

首先，康有为是一位政治改革家。戊戌变法以前，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但无论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没有认识到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首要根源，因而都没有对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根本改造。早期维新派虽然在理论上已经初步提出改造国体，但囿于个性气质和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未能将国体改造问题提到政治日程。直到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并奔走呼号，屡屡上书清廷，终于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把国体改造问题提上变法的日程。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国体改造为全国人民奋斗目标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告一段落。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的不成熟以及缺乏群众基础等原因，戊戌变法运动以基本上流产而了结，但它仍然是近代中国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变革，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要的一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康有为又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近代以来，救亡、革新、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要救亡就必须革新，要革新就必须启蒙。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具体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体系。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验证，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基石——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运用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对统治中国思想界的“汉学”、“宋学”进行了严重的打击，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股飓风，这股飓风严重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儒家学说，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国人怀疑以至摈弃封建传统思想，逐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潮。因而，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啻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同时，康有为也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两十年来，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伦理纲常的束缚下，中国女性失去了与男子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康有为从西方国家兴女学，国强民富的事实中受到启迪，提出了兴女学的大胆主张。在他的呼吁下，1898年6月，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正式创办，此后苏州、杭州等地也陆续兴办了女学。虽然近代女学因戊戌变法的流产而未能得到发展，但它开启了中国女子教育的新风尚，在中国妇女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深刻揭露封建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倡导以男女平等的新型伦理关系取代旧的封建伦理关系，这在三纲五常肆虐的古老中国，不啻石破天惊。更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还敢于冲破重重阻力，将自己的女权主张付诸实践。1883年，他在广东南海联合开明乡绅区谔良首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对妇女裹足的民间组织——不裹足会。此后，他又上书光绪帝，请求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布诏书，禁止妇女缠足。虽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积弊太深，阻力太大，缠足运动在少数地区掀起微澜后不得不随着变法的结束而暂时归于沉寂，但它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20世纪初革命派反对妇女缠足的先声，揭开了不缠足运动的新篇章。

然而，康有为毕竟是从封建地主阶级阵营里脱颖而出的爱国者，这决定着他的身上或多或少打上了封建传统思想的烙印。由于饱受儒学教育熏陶，世受清室恩泽，自己又曾备受光绪帝的青睐信任，康有为将爱国与忠君混为一谈。终其一生，他始终认定忠于光绪帝就是忠于祖国，甚至把对光绪帝的忠诚转化为对清王室的绝对忠诚，认为清王朝是中国的当然统治者和最佳统治者，极端仇视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切以推翻清统治为目的的革命运动，甚至在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的情况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复辟清王室。这既是康有为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任何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代潮流时，康有为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使之广为传播，警醒天下，近代民主思潮从此激荡，风起云涌。虽然在百日维新的璀璨辉煌之后，后期的康有为不识时务，一心复辟，冥顽不化，至死不悟，其所作所为为人不齿，但康有为这个名字永远引证着一段波谲云诡的岁月，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努力与艰辛、他的迷惘与落泊，又何尝不会令我们这些后人为之击掌长叹呢？

作者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