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故人们又称袁世凯为袁项城。

项城县属河南省陈州府。陈州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人物，如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晋代的谢安、谢石等。有人还推测袁世凯可能就是袁绍的后代。

袁世凯的祖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都任过朝廷的官职，以功名为重。其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因夤夜苦读，不满40岁就英年早逝。袁世凯的曾祖母郭氏，出身于本郡望族，知书而贤德，教子颇为有方。她有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曾取得功名。袁树三即袁世凯的祖父，廪生出身，曾任河南陈留县训导，并兼任教谕。其长子袁保中，即袁世凯生父，副贡出身。树三次子袁保庆，即袁世凯嗣父，举人出身。袁甲三是袁世凯的祖辈中最为煊赫的一位。袁甲三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中进士，身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官至漕运总督，督办皖北军务钦差大臣，在围剿捻军中“功绩甚著”。甲三长子袁保恒是进士，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世凯的三叔祖袁凤三，庠生，曾在山东禹城担任训导。袁重三也是生员，长期主持当地团练。袁氏一家四代同堂，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大家庭。

袁世凯出生之际恰逢乱世，外有西方列强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内有太平军、捻军起义。“世凯”名字的由来便与此有关。当时，袁甲三率军攻占了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不久即可班师，袁家大庆凯捷，于是袁保中就将其刚出生的第四子取名为“世凯”，意即世代凯捷得胜。

因袁保庆年已四十仍膝下无子，袁家便把袁世凯过继给他作为嗣子。1866年（同治五年），袁保庆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年方8岁的袁世凯随往。从这个时候起，袁世凯开始入家塾读书，启蒙老师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但从小被溺爱的袁世凯不好好读书，常常托词逃课，或到街巷习武练拳，或结伙逞强斗殴，或到大明湖玩耍，或去戏院，并且乐此不疲。

两年后，袁保庆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也就跟随到了南京。由于当时科举被视为进身正途，受到极端重视。袁保庆同样为袁世凯选择的是科举一途，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走上仕途，光宗耀祖。为此，他特聘请名儒张曲治授课，并把袁世凯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叫来，让他们共同学习，互相监督。但是，来到六朝古都的袁世凯更加放荡不羁，根本不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喜好吃喝玩乐、游山逛水，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太平湖等胜迹，无处不到。袁世凯虽不好读书，但却狂妄自大、口气不小、颇有野心，完全是一副公子哥的模样，这可以从他所作的几首不韵不律的诗中看得出来。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又如《感事》，“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1873年7月（清同治十二年六月），袁保庆因霍乱病死在江南盐法道任内。是年冬天袁世凯扶柩返回原籍项城。第二年春，官至户部左侍郎的堂叔袁保恒，回原籍省亲，见袁世凯无师授读，恐其学业荒废，便带他到北京读书，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以便科场中选。同年9月，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袁世凯的学业就由堂叔袁保龄来管教。为了使袁世凯潜心于经史及章句之学，袁保龄可谓煞费苦心。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通过把他们兄弟分开等办法，一段时间下来，袁世凯颇有进步，四书五经已背得烂熟，八韵亦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

1874年11月（清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由于袁世凯已经过继出去，故没有居三年之丧，于1876年秋天回河南参加了乡试，结果未中。年底，他与陈州沈丘名门于姓之女结婚。

1878年5月（清同治四年四月），袁保恒感染时疫，突然病故，袁世凯再次回到项城，住在陈州。同年年底，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袁世凯的父辈相继死去数人后，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再也难以维持，于是就在这一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丰厚遗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无人能够管束，越发放荡不羁，整日征逐酒食、下棋赌博、骑马试剑、斗鸡走狗、结交官府。他还附庸风雅，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邀请当地文人参加，供给食用。也就是这个缘故，而使袁世凯结识了徐世昌。徐世昌当时在陈州授馆课童，慕名来访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遂换帖结为兄弟。后来，徐世昌进京应考，袁解囊相赠，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879年，袁世凯的姑夫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派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交游甚广，集资独巨，张乃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他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然再次落第。

两次科考不中，袁世凯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将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并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科举之路不通，袁世凯便想着另谋他路，寻求进身之阶。他首先想到的是捐官。其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拿出私房钱供其进京谋职。可是，他到了北京后，就把捐官的事搁在脑后，一味地吃喝玩乐，赌博挥霍。官未捐成，所带银钱却花光输尽，最后只得怏怏而返。

1881年年初，落魄的袁世凯又离家奔走上海谋事。来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袁世凯按捺不住寂寞，就去妓院逍遥，由此结识了苏州名妓沈氏。沈氏风姿绰约，颇有才识，规劝袁另谋出路，并资助盘费，鼓励袁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饯行，向袁表明：在他离去之后，她立即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功成名就，不要相负。袁也指天发誓，洒泪而别。后来袁到朝鲜，果然把沈氏接去做了大姨太。

1881年（清光绪七年）5月，袁世凯离开上海径到山东，投在吴长庆的帐下。吴家与袁家为世交，吴长庆与袁保庆曾订兄弟之好。初到吴营，吴长庆命袁世凯读书，其意仍在使袁通过科举正途，获得功名。然尝试过两次失败滋味的袁世凯无意于此，见到八股就头疼，却对军队上的一切事务特别感兴趣。张謇回忆时曾说：“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是，“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袁世凯办事勤奋，力求上进，谦抑自下，极表恭顺，且时常作忧国忧民之激昂慷慨之谈，渐渐博得了吴长庆的好感。不久，吴长庆委袁为庆字军营务处帮办。袁世凯弃文从武，开始了进入仕途的第一步。这也是他军旅生涯的开端。

清王朝立国之初，即与朝鲜建立了宗藩关系。朝鲜国王承认大清帝国为“上国”，自认为“属国”，有关朝鲜的问题由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秉承朝廷意旨办事。

1864年（清同治三年），朝鲜国王李异死后，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继，其父大院君李罡应摄政。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李熙亲政，但李熙昏庸无能，实权落到闵妃的手中。闵妃集团以“开化党”自诩，改革军制，革新政治，排斥异己，打击大院君的势力，以致朝鲜内政不修，矛盾重重，再加上外患，朝鲜政局险象环生。

1882年（清光绪八年，旧历壬午年）7月，朝鲜政府在拖欠库吏，举行起义，附近的贫民也群起响应，史称“壬午兵变”。大院君李罡应利用兵变重新掌握政权。

日本在得知朝鲜兵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为平定朝鲜内乱，并防制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丧回籍守制）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赴朝鲜，并限７日内出发。

“壬午兵变”给袁世凯创造了一个展示才华的绝好良机。8月12日，吴长庆成立前敌营务处，委派袁世凯负责军需物资的供应和勘定行军路线。时庆军仓促出发，军务非常繁忙，然限袁世凯五六天内办好的事情，他不到3天就办得妥当齐备，赢得“办事干练”的称赞。8月20日，庆军驶抵朝鲜南阳马山浦港。袁世凯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登陆，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及进抵朝鲜京城的行军路线，营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吴长庆甚是高兴。21日，吴长庆命某营为先锋，限期登陆。某营管带以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连日劳累，请求稍缓。吴大怒，立即将该管带撤职，并令袁世凯代理。袁奉命后仅两小时就完成了登陆准备，又一次地显示了其办事才能，吴当众大加夸奖。

当时庆军和其他淮军一样，因久无战事，纪律松弛，贪图安逸。庆军登陆后，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以“上国天兵”在属邦掳掠，遗笑藩邦，玷辱国体，自请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他全权，并给令箭。袁世凯传令各营，有入民宅骚扰者斩无赦，但庆军官兵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袁世凯放在眼里，屡有违令者。袁世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立斩7人，撤办数人，一时“将士慑服，不敢犯秋毫，军声乃振”。袁世凯锋芒初露，非常耀眼，引起了一些庆军将士的非议。有人作诗讽刺道：“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番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8月26日，在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及金允植的策划下，大院君被诱捕，随即被解往天津（后又软禁在保定）。随后，庆军又应朝鲜国王之请，出兵围剿了兵变余党。袁世凯冲锋在前，乱放洋枪。起义者寡不敌众，终归失败。壬午兵变遂告平定。

朝鲜国王李熙为感谢清军平定兵变，于9月6日特设宴招待吴长庆、张謇、袁世凯。半月之后，李熙又两次会见了袁世凯。可见袁世凯备受礼遇，一时声望鹊起，远在同僚之上。吴长庆上报清廷时给袁世凯以首功，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也称袁“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请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清廷批准，袁世凯由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一跃为五品的同知，这是袁世凯发迹的开端。

兵变平息，吴长庆军继续驻扎在汉城，袁世凯也随军留下。在此期间，袁世凯一再向朝鲜官员建议编练新军。朝鲜政府也感到禁军不可用，遂请求清政府代为编练新军。李鸿章令吴长庆办理此事，吴长庆乃命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负责编练朝鲜新军。袁等先采用淮军操法编练了两营，名之曰“新建亲军”；后袁应朝鲜政府之请，采用英德操法又编练一营，称为“镇抚军”。据说，新建亲军和镇抚军，“未及期年，成效大著，韩诸臣及洋员参观者，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袁世凯也被称赞为“教练之有方”，备受赏识。

时至1884年（清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命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任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吴长庆并把庆字军副营交袁亲自统带。这样，袁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可是，袁世凯年轻气盛，不满于吴长庆以前的做法，“自结李相（鸿章），一切变革，露才场己，颇有气公（吴长庆）难堪者”。对张謇的称呼也由老师变为先生、某翁、某兄。张謇曾与朱铭盘等联名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斥之忘恩负义。但袁不思悔改，与张断交。

中法作战，日本认为有机可乘，积极鼓动朝鲜“开化党”人金玉钧、朴永孝、洪英植发动政变。对于朝鲜政局的变化，袁世凯早有察觉，他在11月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亦深感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不受制中国……韩人不久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李鸿章得报后，饬令袁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报。

12月2日，朝鲜“开化党”宴请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谋先除中国三兵官，再分兵攻华营”。吴、张疑有变，均辞不赴。袁以“我辈全辞，适足示弱”，于预定时间提前一小时赴宴，独要酒菜先吃，吃完之后，乘骑即回，开化党人相顾失色，但无可奈何。由此可见，袁世凯的机智、勇敢不同常人之处。

12月4日，在日本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利用汉城邮局大厦落成晚宴之际，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当天，开化党人洪英植以邮局总办资格邀请政府各大员、外国使节及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等赴宴，独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实际上于使馆等待起事信号。晚宴进行时，开化党人于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与会客人纷纷夺路而逃。金玉钧趁乱入宫晋见国王，谎称清兵作乱，逼迫国王下诏书请日军入卫。竹添即率兵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开化党人又矫诏，处死保守派大臣闵台镐、闵泳穆等6人，同时宣布改组政府。

袁世凯在得知邮局起火后，即率兵前往，但现场已空无一人，袁一无所获。次日，袁与吴兆有、张光前商讨对策，吴、张均主张等候北洋命令，袁则认为时间紧迫，极力主张用武力保护国王。先由吴兆有致书国王，请求允准率兵入卫，结果乱党矫诏不准。6日，袁乃决定带兵入宫。他先致信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于是袁率兵入宫，与日兵发生枪战，袁军取胜。7日，竹添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开化党人金玉钧、朴泳孝等人也逃往日本，甲申政变遂告平定。10日，袁护送李熙回宫，并亲率一营士兵驻扎在王宫以资保护。

朝鲜甲申政变能瞬息平定，袁世凯可谓功不可没。袁本想加官晋级，可是没想到却反受其难。清政府中有人指责他擅启边衅，日本政府也反咬一口，贼喊捉贼，反诬袁世凯妄启衅端，提出惩处袁世凯的无理要求。袁世凯成为查办对象，清政府派吴大澂和续昌赴朝调查。吴、续对袁均竭力安慰，未加指责，只是让袁将守宫清兵撤回本营。李鸿章也未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只是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世凯感叹官运恶极，心中愤愤不平。1885年（清光绪十年）1月，袁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国。3月，袁回到陈州。袁保龄对袁世凯此举大加赞赏，他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4月，中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其内容规定：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退驻朝军队；两国均不派员教练朝军；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派兵去朝必于事前相互知照。6月，中、日两国开始从朝撤军。然此时沙皇俄国乘虚而入，要求朝鲜政府接受俄国保护，要求派教官为朝训练军队。闵妃集团也有依赖俄国以求伸展的倾向。清政府为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决定送大院君回国。由于闵妃与大院君势不两立，护送人选关系重大。经过再三权衡，李鸿章选中了袁世凯。8月，袁世凯从河南抵达天津，李鸿章对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等汝登场矣。”袁请求与丁汝昌等一起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可见李对袁相当器重。10月，袁护送大院君抵达汉城。然而，闵妃集团与大院君水火不容，袁世凯虽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逗留数日，袁乃回津复命。

10月28日，李鸿章上折奏请派袁世凯接替陈树棠。30日，清政府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袁世凯踌躇满志，11月即赴朝上任。袁且携去一封李鸿章写给朝鲜国王李熙的密函，密函嘱咐李熙：“以后贵国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袁）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因此，袁此次赴朝自觉了得，处处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出席各国使领同席会议，遇事则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俨然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式。在遭到李鸿章的训斥后，才有所收敛。袁世凯上任之后，其主要任务是维持和强化中朝藩属关系。为此，袁是做了几件事情。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7月，沙俄驻朝公使韦贝再次与闵妃派人策划，预谋朝鲜背离清政府，投靠沙俄。8月，朝鲜政府秘密致函韦贝，请求俄国保护，企图把俄国作为靠山，实现“自主”。不想袁世凯得到了这一文件的副本，大怒。先前袁世凯就电告李鸿章废黜李熙，另立新君，李未予采纳。密函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命袁公开追查。袁世凯乃穷追不舍，要求朝鲜政府交出求俄保护文件。朝鲜官员沈舜译等人一味抵赖，狡言可能为小人假造，袁乃怒道：“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所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袁并向俄使索要文件，俄使见事情败露，也矢口否认。袁嗔道：“俄若不还，华必向韩廷问罪，届时勿悔！”此时，清廷命李鸿章加强朝鲜战备。李急调南洋水师四舰北上仁川，同时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速带三舰返仁川备战（丁正率舰队在日本长崎访问）。见此形势，朝鲜一些大臣纷纷倒戈，向袁输诚纳款。袁张狂道：“此时，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韩王李熙在多方压力下，终于屈服，声明朝王求俄保护文件纯系假造，作为废纸；派大臣向清廷重申宗藩关系。至此，此事了结。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8月，李熙派遣朴定阳为全权大臣出使美国，沈相学为全权大臣出使英、德、俄、意、法等国（后改派赵臣熙）。袁世凯认为未经清廷允许，擅自遣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加以阻挠。李熙不顾，密令朴、赵启程。袁乃施加压力。责令朝鲜政府调朴、赵回国。李熙再次屈服，朴回国后被免职，赵则停留香港未去欧洲。

在任期间，袁世凯还挫败了日本等国企图控制朝鲜釜山至汉城电线电政的图谋，阻止了朝鲜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向外国借贷，帮助朝鲜政府建立了电报系统，促进了中朝两国的贸易等。清政府非常满意袁在朝的政绩，一再给他加官升级。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免补知府，以道员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以海关道记名简放。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补授浙江温处道。袁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好不得意。

由于朝鲜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4月，东学党在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了泰仁、抉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请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即电告李鸿章：“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李鸿章本来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日本出兵，但袁断言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其实日本已经决定出兵，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党，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便制造战争借口。6月1日，日本驻朝使馆翻译郑永邦往见袁世凯，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同时表示，若中国出兵，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次日，日驻朝代理公使杉村又亲自访袁，表示“盼华速代戡”。袁被日本的烟雾弹弄昏了头脑，轻易地泄露了清政府即将出兵的计划，并电告李鸿章：“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李鸿章遂决定派兵。6日，中国通知日本出兵。7日，日本答复日军也将开赴朝鲜。袁世凯这才感到事情不妙，力图阻止日军入朝，但为时已晚。于是袁电告李鸿章：日本“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倭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袁世凯多次恳请与日使大鸟谈判，大鸟虚与委蛇。袁的和平努力受挫后，请求李鸿章增兵。李鸿章惧与日本开战，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兵，企图指望俄、英的调停。袁看到形势险恶，身处困境，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请求回国。袁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并托辞患病，不理朝事。最后，在中日开战之前，清廷才调袁回国。李鸿章仍令袁以总理朝鲜通商交涉大臣的职务，帮办前敌营务处事务，主要负责粮饷、器械转运和联络各军将领及稽查军情等任务。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各方人士纷纷条陈时务，清政府也自感必须改革旧军队。1894年11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袁世凯是改革旧军制的有力倡导者，他不断向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上书陈述改革军制、采用西法的重要，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清旧军的积弊，并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受到李鸿藻的赏识。1895年8月，袁受命到督办军务处当差。进京之后，由于李鸿章时代已经过去，袁便开始结交新的权贵。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宦官头子李莲英以及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都被他结交到了。12月8日，李鸿藻、荣禄等人联合荐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清廷批准袁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16日，袁即前往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对旧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在编制方面，采用德国军制，设置兵种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旧军不分兵种）。步队5 000人，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队1000人，分左、右、接应3队；马队500人，分为4队，主要负责巡护；工程队500人，负责桥梁、地雷、修械、测绘、电报等。

在军事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稽查、督操、教习、粮饷、军械、转运、军医等7处2局，大致包括了近代陆军司令部的全部职能。

关于军官制度，袁世凯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于是把大批受过系统西方军事教育的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段芝贵、王占元等，网罗到他的麾下，分别委以各级职务。袁世凯还制定了《新军官制》，明确规定了军官资格、官阶、考核、晋升等内容。但是，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进退荣辱完全操纵在袁一人的手中，形成很浓的封建依附关系。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袁的心腹、亲信和死党，成为小站系军阀的班底。

关于士兵管理制度，袁世凯制订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和法规，如《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简明军律》等。严格执行的给以奖赏或提拔，做不到的或违犯纪律的施行种种处罚。袁还设立了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德国语言各随营军事学校，选拔优秀兵弁入学，用以激励士兵，培养新的军事人才。袁还尝试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编撰了《行军歌》、《劝兵歌》等，歌词通俗易懂易记，以此来对士兵进行思想灌输。

袁世凯还规定了新的饷银发放制度，士兵饷银必须由粮饷局一手经办，严禁营官插手。每到发饷之日，袁必亲自监督，以防官员克扣。

这样，新建陆军在各方面已初具西方近代陆军的面貌，走上了陆军近代化的第一步。虽然功劳不能全归功于袁世凯，但比起清廷耆老，袁总能算得上是干实事的出力之人。不想袁练兵不过3月，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谓袁“浪费国帑”、“徒尚虚文”等。这好比当头一棒，以致袁“一冷如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荣禄奉命前往查办。荣禄观看新军操练之后，深感新军面目一新，生面独开，心中大喜，加上袁的奉承，还有惜才之心的荣禄决定对袁予以保全。荣禄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毋庸置议”。不仅如此，还称赞袁“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在荣禄的庇护下，袁世凯不降反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7月，袁被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由危机而觉醒，改良主义思潮一时重又兴起。1895年11月，资产阶级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讨论时局，筹划变法。袁世凯也为发起人之一，大谈特谈变法、维新和练兵。1897年，袁上书翁同龢，说：“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袁还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与康有为等截然不同。他主张先从用人、理财、练兵三方面入手，自下而上，选择数省先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一方案不可谓不可行，但没有引起翁同龢的重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变法触及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为他们所反对。慈禧太后和荣禄密议准备废掉光绪帝。维新派缺乏实力，惊慌失措之际，他们想到了袁世凯。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企图借袁的新建陆军来保护光绪帝和维护变法。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提升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17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称赞袁兵练得好，并告诉袁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意思甚为明显。光绪频繁召见袁世凯引起了顽固派的不安，荣禄乃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甘军驻扎长辛店，调聂士成军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人京之路，以防袁有变。时局急转直下，维新派岌岌可危。18日深夜，谭嗣同径往法华寺，劝袁勤王，先杀直隶总督荣禄，后带兵围颐和园，清除旧党。袁世凯慷慨陈词，假惺惺地作秀一番，骗走了谭。实际上，袁世凯凭借其政治经验断定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实力是远远敌不过西太后和顽固派的。维新派的成败之数，早在他意料之中。至于何去何从，袁自然心中有数。

20日，袁世凯请训后，立即乘车返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告诉荣禄。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次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瀛台，宣布重新训政。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的告密，深得荣禄的赏识，并博得了西太后的青睐。为此，西太后特别召见了他，让他护理了10天的直隶总督，赐给新建陆军银4 000两，并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同年10月，袁世凯为显示自己的才干，也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荣禄遂奏请清廷，改宋庆所部为武卫左军，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右军，聂士成所部为武卫前军，董福祥所部为武卫后军，另自募亲军万人为武卫中军，组成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西太后准奏。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3月，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三年期满，经荣禄考核，认为“著有成效”，奏请交部优奖。6月，袁升为工部侍郎，仍督办新军。

19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兴起。

1899年，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运动已发展至四十余州县，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达1 000余起，拳民更是数目众多，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愚昧守旧、盲目排外，但他又无力抵抗洋人的侵略，便纵容义和团攻打教堂，杀害洋人，无端引起纠纷，给列强制造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口实。帝国主义列强也对毓贤的行为不满，要求清政府予以撤换，并暗示让袁世凯继任。

1899年5月，袁世凯奉荣禄之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此举既有弹压义和团之意，也有制止德军侵略之图。在驻扎期间，袁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７月，袁上《强敌构衅侵权亟须防范折》，分析了他对山东局势的看法和因应之策。他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唯现值时艰方殷，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得不曲予优容。”“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尚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他并提出四点对策，即在山东“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在国衰势弱的情况下，为保存一点自主之权，为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只好不让西方列强找到侵略的藉口，亦即要防止教案的爆发。袁世凯在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之后所做的这番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帝国主义要侵略总会有藉口的。

1899年12月，清廷将毓贤调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次年3月，实授山东巡抚。在巡抚任上，袁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抚”和“主剿”两派。主抚派人物如载漪、徐桐、裕禄等；而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袁世凯上任伊始，仅半个月内，就遭到主抚派的6次弹劾，受到上谕3次告诫。1900年1月，袁世凯上《复陈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折》，为自己进行辩护，并详细阐述了处理山东民教的措施。袁认为山东民教相仇的原因，是由于地方官不能持平处理所致。他提出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处理山东民教问题。所谓治本就是调和民教，而“调和民教，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民不得借端闹教”，“庶几教知守法，民无蓄怨，而积久当渐可相安矣”。所谓治标就是以武力与劝导相结合，彻底取缔义和团，恢复地方秩序。奏折中还表明了袁对义和团的看法。袁认为义和团不过假借仇教之名而“纠众劫财”，是一帮“土匪”；认为义和团盲目排外，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他说“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认为义和团系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绝不可用来对付洋人，否则，反而被洋人作为侵略借口，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中央主抚派得势，一开始袁没有采用全面剿杀义和团的政策，而是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上任后，袁相继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解散拳匪告示》，命令“已入拳教者，痛改前非立时解散，其未入拳教者，勿复附从”，并“严缉首要以靖乱萌”。在袁的高压政策下，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陷入低潮。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受挫，却在北京、天津地区得到迅猛发展，盲目排外的顽固保守派妄图借助拳民诛灭洋人。1900年5月间，清廷决定“招团御侮”，并命袁世凯将山东义和团办成“官办私团”。袁断然拒绝，他说：“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亦断无行劫拒捕而可目为良民者”，官办私团，“实属必不可行”。至6月中旬，义和团在津京地区毁铁路、拆电线、烧教堂、杀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21日，西太后下诏对各国宣战。

但是，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守旧派“矫诏”、“假上谕”为托辞，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袁世凯也向列强表示：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立场，决心仿照东南各省，山东也与列强互保。但是袁又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东南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在此期间，山东各地的外国人，均得到袁派兵保护，没有一个洋人遇害。至10月份，以德军为主的联军逼近山东边境，袁十分惶恐联军进入山东。由于此前袁的表现令西方列强非常满意，德国政府表示联军无意由直隶赴山东。一场虚惊就此过去。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发展更为猛烈，影响范围更广。曾一度熄灭的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令袁世凯异常恼怒。但袁深知此时顽固守旧派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如赤裸裸地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袁玩弄伎俩，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命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宣称“真正义和团，现聚集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行，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对于仍留在山东省境内的义和团，他则加以“假义和团”、“土匪”等罪名，立即剿办。当八八国联军步步进逼之时，西太后转而向侵略军求和，反过来下令屠杀义和团，这样，袁世凯便有恃无恐，毫无顾忌地屠杀义和团民。他数度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规定：“无论军民等，凡有练拳赞成拳党者，杀无赦。”至于袁最后到底杀了多少拳民，谁也无法统计。他自己说共杀4 000余名，但有人说共杀了3万多人。然而不论数目多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山东省拳匪剿办殆尽”。由此给袁世凯封上个“刽子手”的名号，一点也不为过。

八国联军入侵津京之际，西太后数次命袁世凯带兵北上应援，但袁怕得罪洋人，借口山东防务吃紧，不听调遣。为了应付西太后，最后不得已派夏辛酉率所部步兵六营北上，途中又有意延宕，至目的地时，天津已失守。袁世凯拥兵自重、保留实力的意图引起西太后的怀疑，于是袁千方百计寻找弥补的办法。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仓皇逃至太原。袁世凯提前派人从山东送去25万两白银。9月间，袁又派人送去中秋食品及21万两白银。西太后在逃难之中，得到袁源源不断的贡物，自然大为嘉许，以前的事早已忘记了。

1901年9月，中外签署《辛丑条约》。11月，李鸿章病逝，西太后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不久西太后又以袁世凯“其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不到两年，一跃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疆臣之首，顿时成为西太后所倚重的大臣。袁走马上任后，首先做好迎西太后回京的准备工作。在迎銮过程中，袁安排周详，行宫布置得富丽堂皇，并极尽拍马之能事，深讨慈禧之欢心，以致连日召见，赏赐有加。1902年1月，西太后回到北京。

经过八国联军的蹂躏，直隶地区一片荒凉，民生凋敝。各州县不仅要赔偿本地的教会损失即小赔款，还要摊派大宗的庚子赔款，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其中较具规模的是景廷宾起义。1902年4众奋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帝国主义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刚刚逃亡归来，急令袁世凯从速剿灭。袁遂派段祺瑞、倪嗣冲等率军前往镇压，残酷屠杀起义军及无辜百姓，被杀者数以千计，景廷宾被袁凌迟处死。因此，袁世凯又得到一个“民屠”的混号。

为了应付国内危机，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1901年1月，西太后在西安行署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新政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与发展，所以人们又把“新政”称为第二次洋务运动。对于新政，袁世凯竭力支持。4月，袁上奏折提出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吏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革新办法，并在山东开始实施。袁调任直隶总督之后，更加大力推行新政，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整顿吏治。清末吏治败坏透顶，无以言说，然袁世凯想挽回一点体面，宣称整顿吏治：一是裁汰冗员，废除陋规，严格官纪；一是“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

1902至1907年，袁世凯下令裁撤了若干冗衙冗员，以天津府县为例，所裁官员有：漕运通判、管河丞、北仓大使、训导等，并通令全省照例办理。

1902年9月，袁世凯通令全省废除“陋规”，一律改为公费。所谓“陋规”，即“礼规”，就是官吏凭借权力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金钱和礼物。因为当时官员俸禄微薄，而办公用度浩繁，所以自然取之于下。袁废除“陋规”后，发给各级官员一定数量的办公费用，以杜绝恶习。

为提高吏治水平，培养新政人才，袁首先设立了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人员学习，以提高其从政水平。其次，袁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官员先赴日本游历3个月，参观行政、司法、教育、实业等，以开阔眼界，回国后再赴新任。

袁世凯的整顿吏治，虽取得某种进展，但清末吏治败坏已非一日，积重难返，袁的表面整顿工作根本无济于事。

（2）创办巡警。1900年以前，除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没有正式的警察。袁世凯入直隶后，于1902年5月仿照西法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1所、分局5所。从直隶地方各军中首选500人组成巡警，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同时还创办了保定警务学堂，分期轮训警员。

1902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不准中国军队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扎，袁世凯便把训练好的3 000名巡警开进天津，以1 500名留津，称南段巡警局，任赵秉钧为总办；另1500名分驻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任刘金标为总办。袁又创办天津警务学堂。次年，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归天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增添了河巡（水上警察）、马巡（骑警）、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队，把西方近代警察制度全面引人中国。清廷也感觉警察制度很好，便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于是，清政府又多了一项专政工具。

（3）编练新军。1902年1月，清政府鉴于旧有军队积弊太深，任命袁世凯兼任练兵大臣，使袁得以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2月，袁首先制定了《北洋募练新军章程》，规定了募兵制度，其主要精神是：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并分饷以养其家属，免其差赋。

6月，袁仿照德国陆军兵制，制定了《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现役的称为常备兵，当差3年，支给全薪。3年后退伍回家，列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平时在家处谋职业，每年10月操练1次，以1个月为度，操练时发给全饷。再3年列为后备兵，月饷为续备兵之半，每隔一年操练一次，3年期满，退为平民，停止月饷。遇有战事，续备兵、后备兵将被征召入伍这种军制，在中国是首次推行。常备兵的编制是每军分2镇，每镇分步兵2协，每协分为2标，每标分为4队，每队分为3排，每排计分3棚，每棚计兵目14名。

同月，袁还在保定创设了新式的军事领导机构——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此机构成为后来中央设立练兵处和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蓝本。至1905年，袁相继组建和训练了新式陆军六镇，共计兵力7万人。北洋陆军遂成为清军之精锐，袁世凯也因此名声大噪。

同时，袁还注重军事学堂的建设，先后开办了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北洋讲武堂等，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其中，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易名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如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陈诚、傅作义等都是从这里起家的。

（4）兴学堂、废科举。1901年，袁世凯还在山东巡抚任上，就在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升任直隶总督后，袁于1902年4月筹办了直隶省城大学堂，7月筹建了直隶师范学堂。8月袁奏请设立直隶学校司，分专门教育、普通教育、教材编译三处，作为教育领导机构，统筹全省学校推广与管理事宜。据1907年的统计数据，直隶开办的学堂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 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学生计有16万余人。

学校兴办之初，科举仍没有废除，科举的存在是学校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1903年3月，袁联合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1905年8月，袁再次联合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虽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但清廷认为袁等“所陈不为无见”，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5）发展实业。提倡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直隶期间，袁兴办实业的活动有：

其一，发展工农业。1903年，袁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统筹全省工、农、商业的发展。工艺局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劝导和奖励士民绅商兴办工商业；创办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同时还兴建了一批企业，如北洋造纸厂、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农业方面，袁于1902年创设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专家指导，以逐步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其二，发展交通通讯事业。从1902年起，袁先后被任命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等。这期间，他做得最出色的事情是筹建和督修了由中国人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全线1909年通车。袁还于1907年将西方的无线电技术引进中国，加快中国通讯业的发展。

其三，发展金融事业。1902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铸造银元、铜元，实行币制改革。其后又开办北洋官银号，发行公债，开办抵押业务、发行纸币等。这些对于市场流通、稳定货币和支持发展实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推动立宪。庚子事变之后，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潮流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即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一些人把这看成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更加刺激了国内立宪运动的高涨。最善于察看形势把握时机的袁世凯，此时也决定在立宪运动中亮相。

1905年7月，袁见时机成熟，便联合张之洞、周馥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数日后，清廷宣布先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至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归国，同声奏请立宪。袁又奏请预备立宪，建议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作为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9月1日，清廷公开发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2日，成立编纂官制馆，以载泽、袁世凯、那桐、荣庆、铁良等14人为编纂官制大臣，制定政治体制方案。官制改革涉及到各方的既得利益，争论异常激烈。袁世凯等人主张设责任内阁，废除军机处。铁良等人则坚决反对，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以图削弱袁的权力。双方为了扩充自己的权力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至11月，西太后裁定中央各部新官制，责任内阁被否决，军机处照旧。经过改革，满族贵族地位上升，汉族官员地位下降，袁世凯也被开去了八项兼差。

值得一提的是，官制改革激化了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斗争，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丁未政潮。袁世凯权大位重，专横跋扈，早已引起了朝廷其他官员的不满。在官制改革时期，袁世凯与其靠山庆亲王奕劻同西太后的另外两位宠臣瞿鸿畿、岑春煊结仇。1907年5月初，瞿、岑阵营发动了一场重大攻势，即丁未大参案（又称杨翠喜案件丑闻）。案情大致为：袁世凯的属僚段芝贵先以重金购得天津名妓杨翠喜，送给奕劻之子载振，继而从天津商会董事王竹林处借款10万两，作为寿礼送给奕劻。随后，奕劻根据袁世凯的推荐，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此事一经公布，官场为之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畿乘机让御史赵启霖参奏段芝贵和奕劻父子，并牵涉到袁世凯。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但在袁、奕的疏通打理下，调查一无所获，结果反而将御史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革职。不过，载振因此案而声名狼藉，被迫自请开缺。

袁、奕负此怨气，不甘罢休，立即展开对瞿、岑的反击。5月底，奕劻密参瞿、岑为康有为、梁启超余党，与西太后议定将岑调离京城。随后，岑被调任两广总督，但岑不去赴任，离京后逗留上海。于是，袁指使其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图谋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西太后一怒之下，将岑开缺。6月，在袁、奕的收买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具名参奏瞿鸿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西太后也因瞿多次密请赦还康、梁而不满，遂将瞿开缺回籍。至此，丁未政潮结束，袁世凯与奕劻获得了胜利。

袁世凯锋芒毕露，受到了满族少壮派亲贵的嫉恨和排斥，经常在西太后面前鼓噪，西太后也疑心袁坐大。于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月，西太后免去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委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此乃明升暗降之法，袁的督抚实权被收回。袁在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任上仅15个月，所从事的活动在其政治生涯中不占多少分量，值得一提的一项重要事务是袁企图订立中、美、德协定以对抗英、日、俄、法四国集团。

由于英、法、日、俄特别是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影响了美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1906年德皇威廉二世就向清政府提出订立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意向，美国也有此打算。袁就任外务部尚书后，立即筹办此事。1908年，特派唐绍仪为特使赴华盛顿密议订立三国协议。可是，日本早有图谋，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之前，与美国签订了罗脱一高平协定，调整了它们在中国的矛盾与冲突，在共同侵害中国权益的基础上达成了谅解。这样，袁世凯联合美、德的计划破产。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次日，西太后也病逝。两宫同时“晏驾”，曾引起种种猜测。对于光绪的死因，有人说是袁世凯怕西太后死后光绪报戊戌之仇，特贿赂李莲英毒死了光绪；有人说是西太后不甘心死在光绪之前而将其毒死；有人说是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而由袁世凯、奕劻等合谋将光绪害死，颠倒帝后死亡日期才发表。还传说光绪死前留下一份遗诏，写了一个“斩”字，“袁”字刚写了半个就不行了。这些说法均为谣传和猜测，无从证实，但可以说明一点，袁世凯与帝派的矛盾是非常深的。

西太后死后，袁世凯的处境相当不妙。西太后身前已安排好溥仪继承帝位，以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对袁恨之入骨，欲除去而后快，为其兄光绪帝报仇。此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也推波助澜，发表讨袁檄文，要求摄政王诛袁，以谢天下。载沣决心杀袁，但遭到奕劻、张之洞的反对。奕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也反复陈说主幼时危，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倘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载沣无奈，只能改变主意，于1909年1月发布上谕，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总算是逃过了此劫。

袁世凯罢官返乡并没有回项城，而是先定居河南卫辉，后又迁到彰德府洹上村。起初，袁似乎是过着闲云野鹤式的生活，垂钓、下棋、看戏、吟诗等，实际上只是做表面文章，以减轻载沣等人的注意力。袁并不甘心，身虽在洹上村，心仍在政坛。袁与亲信故旧书信不断，一些朝野要人也经常来看他。袁还在家中设有电报房，与各方的联络频繁。袁犹如在山猛虎，等待下山的时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一举攻下武汉三镇。消息传开，清廷举朝惶恐。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两镇赶往湖北镇压。但是，荫昌从未带过兵打过仗，而且军队都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不愿听其指挥。所以，命荫昌督师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在这种形势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保其在华的侵略利益，极端仇视革命势力，他们希望清廷起用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载沣在各方压力下，只得于14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老奸巨猾的袁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就。此时，革命军攻下了京山、天门、黄州、宜昌、刘家庙等，清军节节败退。20日，清廷派徐世昌至彰德促驾。袁开出了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6项出山条件。27日，清廷授袁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沙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并拨内帑银100万两作为军费。抓到了军权的袁世凯仍不满足，他一面调遣前线军队，一面仍在洹上村“垂钓”。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同日，第十二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发动兵谏，提出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等12条要求。这两起事件犹如两把匕首刺入了清王朝的心腹地区。30日，到了穷途末路的载沣被迫下诏“罪己”，宣布起草宪法、实行宪政、大赦国事犯、解除党禁，并革新亲贵秉政，宣称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袁世凯看到组织责任内阁舍我其谁，便于30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

11月1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８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16日，袁的责任内阁组成，阁员大都是他的党羽，如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邮传大臣唐绍仪等。袁还邀请立宪派首领张謇、梁启超入阁，以示与立宪派友好，但张、梁坚辞不就。袁世凯一出山就攫取了内阁总理大臣，手握清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摄政王载沣徒有虚位，被迫请辞。至此，清廷再也无人能够钳制袁世凯，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只能任他随意摆布。

东山再起之后，袁野心膨胀。根据当时的形势，他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清王室的矛盾和弱点，从中渔利。一方面他以清政府为工具去压迫南方革命力量，迫其和谈；一方面他又借革命力量威胁清政府，逼它交出全部权力。

武昌起义后，袁就秘密派其爪牙刘承恩向黎元洪进行和谈试探，但黎不予理睬。袁向来喜欢使用两手，一手向革命军伸出橄榄枝，摆出议和姿态；一手磨刀霍霍，以打逼和。10月底，袁令北洋军出击。11月1日，北洋军占领了汉口，妄图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袁又让刘承恩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宪，早日和平了结。黎回复拒绝君主立宪，但表示如袁赞成共和，则推为第一任大总统。黄兴也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致书袁世凯，劝其反戈一击，希望袁“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10日，袁派刘承恩携其亲笔函至武昌军政府，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革命党人则坚决拒绝君主立宪，坚决认为只有承认民主共和，方可开议，否则无可议之余地。面对僵局，出现了一个由袁指使的第三方，杨度与汪精卫等人于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进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同时，袁针对革命党人拒绝和谈的态度，决定发动进攻。11月27日，北洋军攻陷汉阳，给革命军以重创。袁即刻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为和谈预留后路。28日，在袁的要求下，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英驻汉口领事戈飞出面调停。12月2日，南北双方达成停战3日的协议。之后，一再延长。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南北和议全权大臣。袁随即委唐绍仪为全权总代表，杨士琦、严修为代表，杨度为参赞。9日，南方革命军推伍廷芳为总代表。南北和谈遂在上海展开，会谈的主题仍是国体问题。实际上，袁并非真心主张君主立宪，只是打这张牌来压革命党人而已。只要南方举其为总统，他自然会赞成共和，和谈至月底，双方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即先行召开国民会议，采用公决君主、民主的办法，解决国体问题。实际上这只是个体面的做法，正如伍廷芳所说：“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向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然而，就在袁世凯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回国了。12月29日，各独立省份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感到受人愚弄，十分恼怒。他一面致电唐绍仪，同意其辞去代表之职，声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一面授意北洋军将领群起反对共和政体，如段祺瑞通电称“吾人断然主张君主立宪，如采用共和政体，吾人唯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冯国璋也大叫要以“铁血解决政体”，如此等等，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随后的一段时间，袁与伍廷芳打起了电报战，就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等问题你来我往，争辩相当激烈。实际上，袁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保证自己能当上大总统。而孙中山于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电告袁：“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不肯相信。1月16日，孙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得到了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之后，则放心它图。

袁世凯在与南方革命党人过招的同时，还竭力清除北方的革命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后方。他将北方爱国志士视为土匪残酷镇压。1911年11月，他派人刺杀了倾向革命的山西巡抚吴禄贞，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12月，他命曹锟率军进占山西，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回了娘子关和太原。山东巡抚曾在当地同盟会压力下宣布独立，在袁的授意下又取消独立，并令北洋第五镇镇压当地革命力量。次年1月，袁令王怀庆等镇压了直隶革命党人策动的滦州起义。袁还派段芝贵、张锡銮密往奉天，说服赵尔巽和张作霖赞同清帝退位，拥护袁任大总统。

在做好了这些事情之后，袁转而全力以赴进行逼宫活动。

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早有打算。在南北和谈之时，袁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1月3日，在梁士诒的策划下，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16日，袁与全体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密奏隆裕太后，说“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而清廷“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袁最后假惺惺地表示国体事宜，关系重大，他不敢妄事变更，请求皇太后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17日、18日，隆裕太后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奕劻和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溥伟和载泽等则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没有结果。会后，良弼、铁良等顽固派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集团宗社党，蠢蠢欲动。袁见状，急调曹锟陆军第三镇之一部入京，驻兵东城及天坛一带，防止王公大臣们起事。

16日，袁上奏议事之后，出宫到东华门外王府井丁字街时，遭到同盟会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用炸弹袭击的事件。袁丝毫未损，却以此为借口称病不朝，躲入幕后操纵指挥逼宫活动。

19日，驻俄公使陆征祥再次致电外务部促请清帝退位。22日，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驻日公使汪大燮等亦电请清帝退位。

25日，法学名流杨度在北京组成“共和促进会”，发表宣言，鼓吹共和救国救民，为北洋集团的“请愿共和”浪潮鸣锣开道。

26日，前不久还通电反对共和的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46人奏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国体，并威胁王公大臣再不同意退位，将率兵杀向北京。接着，段祺瑞又以署湖广总督的名义，与直隶总督张镇芳、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林、吉林巡抚陈昭常、山东巡抚张广建等地方大臣，联衔电奏，一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

在一片请愿浪潮声中，最顽固的共和制反对者、宗社党头子良弼于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纷纷作鸟兽散。清王室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隆裕太后知大势已去，于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清帝退位后，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同时附带三个条件：①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②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本大总统及国务员自行解职；③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及一切法制章程。孙中山希望以此来约束袁世凯。

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首都议案进行表决，以多数票通过建都北京。但孙中山、黄兴坚决反对，要求复议。15日，参议院通过定都南京的决议。同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请袁南下就职。北方各省是袁多年经营的地盘，他岂肯轻易南下，而受制于人。于是，袁极精彩地表演了一番。他复电说：“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并虚伪地表示“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与此同时，一批北方将领如张怀芝、张镇芳、张锡銮等纷纷通电要求袁在北京就职。不仅如此，一些南方将领如浙江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及蔡锷、陆荣廷等也通电拥护定都北京。

但是，孙中山把袁世凯南下就职视为防备袁背叛民国的一道重要防线，不肯轻易放弃。17日，孙再次致电袁，促其南下就职，并于次日组成了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以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等为成员的专使团，北上欢迎袁南下就职。袁一方面热烈欢迎专使，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人选，即可就道”；一方面却在背后玩弄着他的阴谋。在袁的党羽指使下，北京、天津各团体代表纷纷往见蔡元培，或发电，或致函，都以袁不能离开北京相要求。但蔡表示此问题系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袁则又导演了一幕以“兵变”来表达“民意”的活剧。29日晚，驻扎在朝阳门外的北洋陆军第三镇之一部士兵哗变，放火焚烧民宅，抢窃财物。3月1日，骚乱波及天津、保定等地区。一向以严治军著称的袁此次一反常态，对肇事各营军官不言惩办，只议善后；而且表示变兵只要回营，概不追究。兵变之后，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发表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难以离开北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迅速组成。”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谙议局等，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此时，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借口保卫使馆，陆续调遣军队入京。一时间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袁世凯因此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

蔡元培等睹此情形，连忙电告南京临时政府，“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又电告孙中山说袁将南行是这次北京军队哗变的主要原因，表示为防止内乱和外人干涉，应尽快结束无政府之状态，并提议：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以及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让步。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袁在北京任职的决定。

3月10日，袁于北京原外务部礼堂，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北迁。南北之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袁世凯又终于从清朝内阁总理的位子上换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根据《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南北双方的妥协下，由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袁本指望唐是自己提拔的人，定会唯命是从，不想唐也是有理想的人，一意实行责任内阁。习惯于专横独断的袁岂甘心居于总统虚位，于是首先向责任内阁开刀。为了搞垮责任内阁，袁首先架空唐绍仪。内务总长赵秉钧等人常常不出席唐召开的内阁会议，拒绝执行内阁决议。内务部、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大事，总长们都绕开唐直接向袁请示办理，唐亦无法过问，内阁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其次，袁以借贷外债和王芝祥事件进一步打击唐。政府成立之初，财政极端困难。唐绍仪以筹备善后为名义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借款，但银行团的条件苛刻，唐遂同比利时华比银行先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此事触怒了银行团，他们以停止预付中国借款相威胁，指责北京政府不守信用。袁党趁机攻击唐绍仪。唐被逼向四国银行团道歉，并宣布废除比国借款合同。此后，袁世凯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借款事宜，唐绍仪被排斥在外。

接着，发生了王芝祥事件。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且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但袁的许诺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绝对不会让一个接近同盟会的人来当直隶都督。因此，袁故伎重演，在王北上就职时，授意直隶五路军队突然发布反对王督直的通电。袁乃藉此不予任命，并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抚使。唐则坚持原意，不同意改派，双方针锋相对，袁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则反击，你盖印，我不签名。6月15日，袁置唐于不顾，直接将未经唐署名的委任书交给王芝祥，派往南京遣散军队，同时给了一笔不小的经费。王则欣然南下，使得唐内阁威信扫地。

6月17日，唐绍仪丢下一道辞呈，愤而出京。袁做出一番假意挽留之后，同意其辞职。唐去职后，出现了内阁危机。同盟会国务员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联名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总长施肇基也提出辞呈。6月29日，袁提议无党派人士陆征祥为总理，成立所谓超然内阁。7月19日，袁将自己选定的内阁成员提交参议院通过，但新补充的6名阁员全被否决。23日，袁又送交一份新的总长名单，同时密示北京军警集会，声称如参议院再不通过内阁成员，将以武力解散参议院。最后，参议院在胁迫下通过了阁员名单。这就是一再声明军人不得干政的袁世凯所采用的手法，遭到了南方同盟会的严厉批判。8月，陆征祥被弹劾去职。9月，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为总理。赵唯袁命是从，将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受袁直接控制。

为缓和与同盟会的紧张关系，袁又玩起了花招。8月初，邀请孙中山、黄兴以及黎元洪北上，共商国家大计。24日，孙抵京。9月11日，黄也到京。袁均给二位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接待工作周密细致，使得孙、黄特别满意。袁也极表恭敬谦逊，对孙所谈的问题，均洗耳恭听，请孙“赐予宏论，以匡不逮”。9月25日，总统府发表了袁、孙、黄、黎四巨头关于内政大纲八条，主要强调全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孙、黄皆表示同意。孙、黄北上与袁会晤，对袁来说是个胜利，全国反袁的声浪有所下降。

然而，1913年3月发生的“宋案”使孙、黄、袁的政治蜜月迅速结束。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主持实际工作。在宋教仁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在1912年12月的参众两院初选和1913年2月的复选中大获全胜，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大选的胜利，陶醉了国民党人，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四处奔走，发表竞选演说，抨击时弊，指责政府，鼓吹政党政治。

宋的活动是袁所不允许的。袁先是笼络宋，笼络不成乃密令赵秉钧进行谋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杀手枪击，22日，不治身亡。袁闻宋被刺，佯装惊诧，一面发电慰问，一面责令迅缉凶犯，按法严惩。可是，查到最后却涉及到赵秉钧和袁世凯头上，并且证据确凿。国民党人异常愤怒，再也不对袁抱有任何希望。7月，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不成气候，没有得到广大穷苦百姓以及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袁准备充分，又有“善后借款”作为军费。所以，不及两月讨袁军即被袁镇压下去，孙中山、黄兴败走日本。同年8月，袁世凯还镇压了白朗起义。至此，袁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巩固，他的胃口也更大了。

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一面组建新政府，一面筹备提前当上正式大总统。

9月11日，以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由名流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长的号称“第一流内阁”宣告成立。进步党人决心一展抱负，梁启超为超然内阁拟定了许多改革政治的措施，企图实现宪政的夙愿。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选举总统须先制订宪法，但袁则企图在宪法产生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以便取得宪法的公布权。9月5日，参众两院通过了首先制订宪法中的总统选举法，提前总统选举的议案。10月4日，《总统选举法》颁布。6日，选举进行。袁为保证自己当选，又一次打“民意”牌。各种所谓的平民百姓请愿团，纷纷上街请愿，一致拥戴袁世凯。袁甚至还派数千名便衣警察组成“公民团”，层层围住国会，只准议员进，不准出，并大声叫嚷：“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从早到晚，一共投了三次票，袁世凯才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那些饥肠辘辘的议员们才得以回家吃饭。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他为此做了三件大事，即解散国会、制订袁记约法和改革官制。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宪法内容坚持了民主政治的精神，这对无限制追求权力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是个障碍。于是袁于16日提出了一个增修《临时约法》的咨文，企图抛开宪法草案，遭到国会拒绝。他又派员前去宪法会议陈述总统意见，并提出旁听会议，均不被国会允准。袁一怒之下通电各省地方军政长官表态，要求解散国民党，修改约法。11月4日，袁以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乱国残民”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这样，国会不够法定人数，不能进行正常活动，等于名存实亡。于是袁下令组成政治会议，暂行国会职能。到1914年1月10日，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一是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二是拟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约法会议）修定约法。这样，袁就顺理成章地把国会给解散了。3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出台，也就是俗称的“袁记约法”。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取消参议院、众议院，成立参政院；取消国务院，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总统还有解散立法院的权力等。不仅如此，约法会议还修订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无所限制；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名候选人。这样，袁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并可以传嗣子孙。袁冠冕堂皇地为自己权力的扩充建立了“法律依据”。

约法公布后，袁还随即改革了官制。

国务院取消后，袁改设政事堂，直接隶属于袁，对袁负责，其作用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包揽一切行政大权。另改设总统府秘书厅为内史厅，以阮忠枢为内史长，掌大总统政务机要。袁又撤销了总统府军事处，改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掌握。袁令陆军部、海军部的重要公事移交办事处办理，把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变革中央官制的同时，袁还对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管理地方民政事务，直接对中央负责；改省都督为将军，管理地方事务，加强对地方军队的控制。

这样，袁建立了一整套的专制独裁体系，集大权于一身。袁世凯的权力达到了，巅峰，然他仍不满足，还想再尝尝称孤道寡的滋味。

总统位子坐稳了以后，袁世凯又做起了皇帝梦。而为了皇袍加身，袁也可谓煞费苦心。他首先大搞尊孔复古活动，为复辟帝制探路。

1913年6月，袁发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次年9月，袁又发布祭孔告令，恢复前清的祀孔规定。几日后，中央与地方举行祀孔典礼。袁身穿祀服，亲率文武官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礼。12月，袁又下令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冬至那天，袁又率领官员至天坛，登坛祭天，其礼仪皆模仿封建帝王。袁尊孔祭天，鼓噪了清室复辟派，一批遗老遗少顿时活跃起来。劳乃宣接连写出《共和政解》、《续共和政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要求还政于清。刘廷琛宣称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宋育仁则公开发表演说，叫嚷还政于清。一时之间，复辟之声甚嚣云上。对于复辟派，袁开始置若罔闻，任其泛滥，实则是利用他们造成一种舆论，即共和不如君主制度优越，以便其帝制自为。

外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对袁来说极为重要。刚开始，日、英、德、美等国均支持袁的帝制活动。日本侵华野心已久，时值欧战爆发，它有机可乘，以支持帝制为诱饵逼迫袁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日本的公使日置益，顾问坂西、有贺长雄都劝说袁实行君主立宪。有贺长雄不仅发表文章拥护帝制，还带来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国帝制的口信。英、美、德等国也都赞成袁做皇帝，恢复帝制。美国派遣的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认为目前中国的国情宜于实行君主立宪，共和则难以建立。袁自以为外交上已不成问题，就放手加速了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14日，由杨度领衔，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六君子”，共同发起和组织了筹安会，实际上作为帝制的推动机构。筹安会发表宣言，赞成帝制，并组织各界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9月，梁士诒又发起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类请愿团体，如军警、商界、学界、妇女界、人力车夫，甚至乞丐、妓女也都加入到帝制请愿行列。10月，参政院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公决国体。12月，在袁的安排下，各省“国民代表”1 993人，以1993票一致赞成改国体为君主立宪，恭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假意推诿之后，于12月12日以“民意”接受推戴。13日，他在中南海巨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他下令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

袁的皇帝梦做得美滋滋的，只是可惜美梦幻灭的时刻来得有点太快。袁强奸民意，登基称帝，这一逆历史潮流的丑陋举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12月，蔡锷返回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要求袁取消帝制。1916年1月，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也宣布贵州独立，起兵讨袁。3月，广西将领陆荣廷也宣布广西独立。同时，袁军的前线将领也纷纷倒戈，如唐天喜、刘存厚等。而且，袁所倚重的两员大将冯国璋和段祺瑞，此时也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段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冯本来就对袁称帝意见很大，云南起义后，他不仅命令前线士兵采取消极态度，还联合靳云鹏、汤芗铭等五位将军密电袁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袁极度丧气。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骤变。在袁称帝时，日本就联合英、俄、法、意屡次对袁提出缓改国体的警告。待云南起事后，日本则大力支持各种反袁力量，承认南方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大拆袁世凯的台。

在内外交困中，袁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宣告破产。皇帝做不成，袁想回过头来再做总统，提出与护国军和谈。护国军方面拒不承认袁仍为总统，拒绝和谈。一些北洋将领见袁大势已去，也要求袁下台。冯国璋劝袁审时度势，立即下台。山东将军靳云鹏要求袁辞职让贤。四川将军陈宦电文“若再留恋不舍，恐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在被袁任命为国务卿之后，迫袁交权，其手段与当年袁向清廷夺权如出一辙，令袁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日益高涨，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袁再也无力回天，5月底终于病倒，延至6月6日，忧惧而死。袁世凯的一生就这样在全国的一片讨袁声浪中结束了。

袁世凯生长在江河日下的封建末世。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导致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主义开始解体，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随之加剧。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本土与西方等等的对抗性矛盾也同时展现出来。时代的矛盾性铸造了袁世凯一生的矛盾特征。

袁世凯从小受家庭影响，以追求功名利禄为人生要务。为此，袁世凯寻找各条出路，最后选择了投军登州，从戎发迹。袁世凯精明强干，善于结交权贵，为己所用。从吴长庆到李鸿章、李鸿藻、荣禄、奕劻等，都是袁世凯用来爬升的阶梯。袁世凯办事果断，善于把握时机，玩弄权术。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袁世凯不仅每次幸存下来，而且升官加禄，权势越来越大。追求权势是袁世凯一生的目标，他的矛盾性在追逐中暴露无遗。

袁世凯以赞成变法维新始，以背叛维新改良派终。甲午战后，袁极力主张改革旧军制，并到小站负责编练新军，可以说袁“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如“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揆时度势，终难自存”。袁并表白“世凯虽至愚憨，亦略知忌讳……情急势迫，敢不尽言？”可见其一片诚心，连光绪帝后来也为之所感。然而，西太后反对维新变法后，袁仅从个人前途考虑投靠后党以求功名。原来如此热衷变法维新的袁就如此热衷地出卖了维新派。

袁世凯以效忠清廷始，以背叛清廷终。袁自豪于三代受恩，竭力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出使朝鲜，袁大智大勇，平定叛乱；与日、俄等列强周旋，坚决维护中朝藩属关系。在山东巡抚任上，袁调和民教，平定纠纷，镇压义和团，参加东南互保，为清王朝保有一片江山。升任直隶总督，袁抱定“以中法为主，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之主张，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些措施，如整顿吏治、创办巡警、编练新军、废科举、兴学堂、发展实业等，犹如给衰颓的清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使中国朝着近代化的趋势发展。袁还效法日、英、德，推动宪政，企图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来挽救清朝的覆亡。可是，西太后死后，袁受到排斥，削官回籍。辛亥革命，袁东山再起，担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掌揽一切大权。为夺得民国总统宝座，他耍起了两面手法，以清廷压南方革命军妥协，以南方革命军压清廷退位。此时，他把常常挂在嘴边的“三世受恩”抛到了九霄云外，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结束在他的手中。

袁世凯以民国总统始，以背叛民国终。辛亥革命本身就是矛盾的，革命的结果是通过协商解决，清朝的大臣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有人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第一之华盛顿，然而民初的自由主义很快被袁破坏了。袁刺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会，建立了专制独裁体制。袁信奉中央集权制，妄图以强力造成服从，他扑灭了白朗起义，镇压了“二次革命”。袁把中国之不盛怪罪于地区主义过于顽固，于是他恢复了传统的政治礼仪，模仿古代帝王，尊孔祭天，最后演化为帝制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其个人考虑和政治考虑各占多大比重，很难说得清楚。有人认为袁的野心及其家人和部属的怂恿是这场帝制复辟的关键因素，然而袁世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及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他不具备民主理念，他追求的是个人的飞黄腾达与荣辱得失，他的心中只有“家”的观念，而没有现代国家的思想。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已是一种湮没的制度，“家天下”已遭唾弃。袁的帝制运动只能是一着臭棋，诟病于天下。最后袁也在这场丑剧中身败名裂，终其一生。

作者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