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1812年11月10日的凌晨，在湖南省湘阴县东乡，有一个叫左家塅的村落里，降生了一位婴儿，此人就是左宗棠（字季高）。

左宗棠出生书香门第。祖父左人锦和父亲左观澜均秀才出身，他们以开馆授徒为生。塾师的收入微薄，全家仅能维持温饱。左宗棠的降生，由此使左家的人丁增加到10口：除了祖父母外，还有3个姐姐，2个哥哥。他的降生既给全家带来欢乐，同时也增加这个清贫家庭的负担。

从4岁开始，左宗棠随祖父读书识字。家中屋前有几棵绿叶茂盛的梧桐和一口池塘，取名为“梧桐书屋”，祖父就在这里教孙儿们读书。

左宗棠只随祖父读了一年书。次年，父亲带他来到长沙。父亲在长沙左氏宗祠内设馆授徒，并将全家从湘阴搬到长沙。左氏宗祠是左人锦、左观澜父子为族人创建的。辟了几间房屋，以备族人来省城办事、应试等临时居住。在这里除了大哥宗掝，二哥宗植和他三兄弟跟随父亲读书外，还收一些亲友介绍来的学生。左宗棠6岁开始读《论语》和《孟子》，9岁开始学作八股文，也涉猎一些历史书籍。他天资聪明，记忆力强，父亲布置的功课早早就背诵完毕，跳跳蹦蹦地在祠院各处游嬉玩耍。总之，这段读书生涯更多充满了童年的欢愉。可是，不久家中接连发生了一些不幸之事：自从祖父母相继去世之后，1823年，大哥宗掝又因病英年早逝（25岁）。大哥的死，对其生身父母之打击非常沉重，尤其是本来体弱多病的母亲余夫人更是一蹶不振，终于1827年10月离世。余夫人生前欠了不少医药费的债，为应付家庭日趋困难的开支，只好将家中能值点钱的什物一一拿去典当。年少身矮的左宗棠成了长沙当铺的常客，当然也就过早领略了世态炎凉。

左观澜经受不住接踵而来的丧子丧妻的切肤之痛，外加债务的催迫，积劳成疾，忧郁致病，终于在1830年去世。此时姐姐们均已出嫁，家中只剩下兄弟两人，还有一位寡嫂及领养的一个孤侄。兄弟两人商量后，将祖辈遗留下的48石谷田全部送给嫂嫂。

兄弟俩相依为命。因为生活所迫，二哥宗植常年在外，谋得一个小差事糊口。左宗棠年纪尚小，仍在长沙城南书院里读书，领取些膏火费（助学金）维持生活，以后也到各地授徒。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母忧回籍。左宗棠对贺长龄十分仰慕。贺长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左宗棠很早就喜欢各类经世致用的学问，即趋前求教。没料到这位嘉庆、道光两朝名臣没有一点高官长辈的架势，平易近人。贺长龄也被眼前这位气度非凡、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吸引。他把左宗棠当作自己朋友和学生，对待学问既能平等切磋，又能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家里藏有丰富的书籍，乐意给左宗棠借阅。左宗棠向来喜欢读书又喜欢思考发问，这段时间左宗棠既读了很多书，又长了不少见识。贺长龄居丧1年后，重新走马上任，但他一直没有忘怀这位杰出的年轻人。6年后，贺当上了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重金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只是左宗棠另有授徒之约，不能违约，因而辞谢了他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后，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他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任湖北学政，因丁忧在家，接受城南书院的邀请主持讲学。城南书院是长沙三大书院之一，名气很大。这样，左宗棠一生中，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贺熙龄就是他唯一的一位老师了。像其哥哥贺长龄一样，贺熙龄也是一位注重实学的人。左宗棠也像敬重贺长龄一样敬爱贺熙龄，后两人虽各奔东西，然仍经常通信，纵谈国事、学业，情感深厚，既是师生，又如同朋友一般。1846年10月贺熙龄去世，享年58岁。

父亲左观澜去世前为左宗棠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湘潭周家。1832年左宗植和左宗棠一同参加乡试后，宗植就带着弟弟来到湘潭为他完婚。周家是有钱人家，左宗棠是穷书生，他就招赘在周家。在当时，招赘对一个男子来说是件蒙羞的事，好在周家丝毫没有轻视他的意思。妻子名诒端，字筠心，和左宗棠同岁，与寻常女子不同的是，她自幼读书识字，又能作文写诗。婚后不久，乡试发榜，左宗棠如愿以偿中了举人。

中了举人使左宗棠获得考进士的资格。就在这年冬天，左宗棠赴京赶考。按规定，会试要进行三场考试。左宗棠自我感觉也相当好。可是到发榜时，他和同考的二哥左宗植都榜上无名。3年后，左宗棠第二次进京会试。然而，就在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省多中了一名，而湖北省却少中了一名，因此就将左宗棠的名字取消，补上一名湖北人，只是给左宗棠当一个“誊录”抄写员。左宗棠本来对八股文没有兴趣，会试的失意更激发其对实学的热衷。1836年，他住在周家西楼，专心研究地理，他计划根据古今书籍和手中的几种地图，画出一幅全国地图，再画出分省、分府图，并加以详细说明。

1837年，湖南巡抚吴荣光邀请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尽管待遇低，生活清苦，但是左宗棠对教学勤恳严格，亲自查阅功课，奖勤罚懒，对不用功的学生和说假话的学生停发膏火费，用它奖励苦读书的学生。就在书院执教的那年，他遇上了两江总督陶澍，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他在两江任上为地方办过许多善事，其手下有许多能人如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等。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时，屡受陶澍的提拔和保荐，才使林则徐有可能升任巡抚，直到两江总督。

那年陶澍到江西阅兵，顺便请假回籍扫墓，途径醴陵，在行馆中被客厅中一副对联所打动，联语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室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家读书的地方，道光皇帝曾亲笔为他题写“印心石屋”的匾。因为赏识这副对联，陶公很想见写这副对联的人。当他从知县那里打听到作者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时，他迫不及待地要见左宗棠。偏偏秉性耿直倨傲的左宗棠不阿权贵，不愿召见，宽厚爱才的陶澍只得屈尊前往书院。一见面，两人纵论起天下大事，思想观点很投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陶公深深为左宗棠的才气所折服，得知宗棠次年赴京会试，临别时再三叮嘱：“会试毕，不论中与不中，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盘桓几天。”

次年，左宗棠参加了其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试，尽管会试又落第，但还是绕道南京，拜会陶澍临别时，陶公提出要和宗棠结为姻亲：他的幼子桄，年方6岁，左宗棠的长女孝瑜5岁，两人年龄相当。因为地位悬殊，左宗棠推辞。陶澍却说：“季翁之言差矣，若论门第名位，你将来功业必在我上，至于年龄，只要儿女相当就行。”还恳切地说：“我已老矣，将来幼子和家事都要托付于你。”

第二年，陶澍死于南京任所。家眷回到南京之后，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去安化陶家教幼子陶桄读书，贺熙龄是陶家的亲戚，又是左宗棠的老师，左宗棠于是遵命到安化小淹陶家坐馆，前后时间整整有8年之久。陶家藏书很多，左宗棠在教书余暇，几乎遍览了所有图书、文献，这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1843年，左宗棠靠在陶家坐馆，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下了70亩地，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园内除了稻田外，还有坡地和水塘，他在屋门前题写了“柳庄”二字，从此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柳庄，他专心钻研农事，除水稻外，他还种茶、桑、竹及其他树木。同时，他还养蚕、种花、种菜等。

1845年，左宗棠根据在柳庄的农业经验，写了一部农著，题名《朴存阁农书》。书共十余卷，分门别类地叙述各种农事。诸如栽种、收割、畜牧等一一作了叙述。可惜，此书几经变乱，现已失散。

1849年冬天，林则徐卸任云贵总督，告病回籍，途经长沙，船靠湘江岸边，派人去信约见正在柳庄的左宗棠。湖南文武官员知道林则徐驻足湖南，纷纷前来拜会。一时湘江边上，人头攒动，但林则徐却唯独青睐既没有地位又没有多少钱财的左宗棠，对其他的来客一概挡驾。

林则徐赏识左宗棠，自然和时任安顺知府的林则徐部下胡林翼有关。胡林翼乃左宗棠一生的知己，二人是同庚，只是胡林翼比左宗棠早出生4个月，1836年中进士，又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他们的父亲是长沙岳麓书院感情甚笃的同学，他们两人又都是贺熙龄的学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1847年，左宗棠的长女和陶澍的幼子陶桄，遵循陶公的遗命，两家结成秦晋之好；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左宗棠的侄儿。他们的关系也由世交、同学、好友又升之为亲戚。

鸦片战争中，因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将他发遣至新疆，几年后，又赦免了林则徐。1848年，林则徐当上云贵总督，他的部下胡林翼就将左宗棠举荐给林则徐，说左宗棠“有异才，品行为湘中士类第一”。爱才的林则徐就派胡林翼去请左宗棠，然左宗棠已接受陶家授课的聘约，无法成行。第二年林则徐告老还乡，经过湖南时，又想到左宗棠。在此次谋面中，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谈天下事。临别时，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积累的包括地理、边防以及俄国的动态等全部资料送给了左宗棠。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的第二年，广西天地会起义，清廷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可是，他刚到广东潮州时，突然染病谢世。林则徐临终还不忘记左宗棠，命次子向咸丰帝代写遗折，折中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

这次与林则徐的会见，为左宗棠日后收复、经营新疆，抗击英、法、俄列强的事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51年1月11日，由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军，经过长期的准备，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太平军发展迅猛，顷刻震动了中国大地。左宗棠早就知道金田起义的消息，他料到战祸将四起，天下将大乱。就在太平军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时，在湘阴与长沙交界的东山上，左宗棠找到一个叫“白水洞”的洞穴隐居了起来。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长沙危急，湖南巡抚张亮基亟需济世人才。胡林翼一连写了几封信，极力推荐左宗棠，介绍左宗棠“才学品行超冠群伦，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实在是忠肝义胆，与社会一般人士简直大不相同；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熟知本朝国章，又精通时务”。张亮基收到胡林翼的信，高兴异常，立马派人延请左宗棠，遭到左宗棠的辞谢。此时的左宗棠携家眷和知交朋友，在白水洞临时盖了些茅草屋避居。后在张亮基礼贤下士的诚恳和朋友们的敦劝下，加上“保卫桑梓”的炽烈乡情，终于出山加入张亮基的幕府。

张亮基赏识他的才华，两人一见如故，左宗棠提出几条策略，张亮基都一一接受。左宗棠日夜筹划防守，两个月之后，太平军离城北上。太平军撤走后，左宗棠帮助张亮基整饬吏治，暂时安定了社会。1853年正月，张亮基奉调任湖广总督，旋即调往山东任巡抚。左宗棠又回到白水洞过起隐居生活。

没过多久，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又几次三番派人带信去招请左宗棠，都被左宗棠婉言回绝。直到1854年春，太平军又打回湖南进逼长沙时，他才接受骆秉章的聘请，加入其幕府。

左宗棠在骆府中一干就是6年，赢得了骆秉章的信任，将重要的军政事务都交付他处理。

在湖南幕府的6年中，左宗棠尽心尽力协助骆秉章办理湖南的军、财、民、政诸事，执行“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的方针。对鄂、赣、粤、桂、黔五省援助，不单是出兵，还有供应军饷和军械船炮等。1854年，湖南设立了船炮局，左宗棠亲自主持，他自己也设计了一种劈山炮，改用铸铁制成。炮身长五尺，外形如大抬炮，能装半斤子弹，射程约四五里，每艘舢板左右各列炮一门，可俯可仰，可前可后，在当时算是一种利器了。一部分船炮运抵到湘军前线，实战的结果非常有效，曾国藩夸奖它为水陆两用的利器。

在协助骆秉章治理湖南期间，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治吏治。他认为，天下之乱是由于政治不修明，政治不修明是由于人才不出。政治不修明和吏治黑暗与赏罚不明有关。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使用人才的见解，“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为此，他举荐了一批“勤于廉明”、“守节才长”的州官。同时，也罢免了一些“才质昏庸”、“庸懦无力”和“年力衰迈”者。这种赏罚严明、敢作敢为的作风，博得了赞誉。

经过左宗棠的苦心经营，湖南获得了几年的平靖，也受到朝廷内外的称赞。1855年，御史宗稷辰荐举全国人才，以左宗棠列为第一，说他不求荣利，通权达变，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会次于胡林翼等人。由此，咸丰皇帝也知道了左宗棠这个人。熟知内情的肃顺和郭嵩涛都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帮助骆秉章整饬湖南腐败的吏治，罢免惩戒了一些贪官污吏，得罪了一批人，他们背地里谩骂左宗棠骄横跋扈，超越幕府的权限。1859年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府内工作的第6个年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事件”，它促使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发生急剧变化。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在当地有权有势，曾动用军饷作镇署开销，劣迹斑斑。1858年，骆秉章进京时，告了他一状，结果被革职查办。樊燮不服，向骆秉章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与骆秉章隔阂较深，正值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听说湖南巡抚的事均由幕府左师爷操办，自然迁怒左宗棠。因此，官文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奏报朝廷，说是永州知府黄文琛与湖南巡抚幕客左宗棠商同陷害总兵樊燮。皇帝密旨：“如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所幸的是，左宗棠朝内朝外的朋友多方奔走，向皇帝奏疏保荐，才使皇帝的态度发生逆转，一场风波就此了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来自朋友向皇帝奏疏的妙语，却传诵一时。也因为此次风波，反倒引起皇帝对左宗棠的注意。

樊燮事件后，左宗棠借故离开了湘府，后接受曾国藩的邀请，前往曾的驻地安徽宿松，入曾国藩幕府与胡林翼、李鸿章等聚首一处，为湘军出谋划策。

1860年5月，左宗棠接到皇帝的诏书，令其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随即左宗棠在长沙招募5 000人，成立了楚军。从此他率领楚军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楚军成立后，集中在长沙城南金盆岭进行战前短期训练。人员由各县招募而来，选拔的标准以勇敢朴实为主。楚军首战江西，不久就收复了德兴和婺源两要地，初步在江西站稳脚跟。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大为高兴，上奏为左宗棠请赏，左宗棠才由四品京堂升为三品京堂。

1861年底，朝廷看到江西已缓和，浙江却紧急，就诏令左宗棠赴浙江督办军务。左宗棠接旨后二日，即11月28日，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缢身亡。曾国藩密疏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2月，朝廷下旨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左宗棠到了浙江后，精心研究局势，总结得失。他认为太平军攻陷全省各地，主要由于当局者太依赖浙皖清军，对于自己的练兵选将则漫不经心。浙皖清军失败后，又仓促收集残兵败将，给以重饷，以为可以一战，结果兵越多，饷越困难，军令不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惨局。所以，他对军队的管理一再强调：精兵、良将、足饷和明赏罚。

楚军进入浙江后，采取步步为营，每得一地决不轻易放弃的方针，这样太平军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小。1863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他的权力又一次扩大，此时，他的楚军兵员已达3万多。

杭州城的得失，事关全局，太平军决心死守。但是，清政府采取了“借师助剿”的政策，使杭州周边的城市失守，太平军人心涣散，杭州终于在1864年3月25日被楚军攻陷。清廷收复杭州后，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左宗棠收复杭州后，采取了一系列利民、养民、教民等善后举措：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对孤寡儿童妥善安置，对暴露的街头野外的尸骨，鼓励市民掩埋，给以报酬，并赈济灾民，招商开市，减低厘税，让百废待兴的市场逐渐繁荣起来；他还认为“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就教农民种桑、养蚕，还教种棉花。文治方面，浙江之乱后，书籍荡然无存，左宗棠特从宁波请来一些工匠刻印，并开设书局，经理各类书籍的刊刻印售。

左宗棠在杭州短暂的驻留期间，还办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他自己花钱替魏源修墓。魏源的《海国图志》，左宗棠年轻时就读过，对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深感钦佩。魏源，1844年中进士，1851年任江苏地方官，曾和太平军作战过，1865年逝于杭州。左宗棠专程到墓前凭吊，12年后，又为《海国图志》一百卷重刊本写了序。

福建军情比杭州更紧急，朝廷命左宗棠速去福州履总督任。1865年10月28日，左宗棠率领部队离开杭州开赴福建，收拾最后的残局。经过1年的战斗，消灭了在闽粤的四支太平军余部。

福建的战事平息后，面对同样百废待兴的福建，左宗棠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振兴福建的举措。开设正谊堂书局，修建芝山和正谊书院，创办求是堂艺局，还有改革盐政，裁革陋规，整饬兵治等。

总之，从1866年2月到10月离开福州，在仅仅8个月的时间里，左宗棠为福建做了许多事，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福建船政局。福建船政局的创办是清末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大事件。马尾造船厂是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是左宗棠倾注心力创办的第一项洋务，也是最有深远影响的一项洋务。

近代中国的苦头主要吃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上，它不但洞穿了清王朝闭关的大门，而且洞穿了闭关下独尊虚骄的心理防线。鸦片战争后，左宗棠就开始研读涉及西方的书籍，后来读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书收集了海外各国历史地理情况，包括造船制炮以及其他科技知识，被誉为介绍西方的“百科全书”。尤其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强国富民主张，深深触动了左宗棠。1862年，他便向总理衙门建议：将来有经费时，必须仿制轮船，以巩固海防。1864年，他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并在西湖上试航过。自此开始，他就决心创办一个大型的机器造船厂。

1866年3月，左宗棠到福州刚一个月，就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一份建造轮船的详细计划，提出造船目的在于巩固国防和发展民生。他主张先从国外购买造船机器，船造多了可以布置在沿海各省，造船厂又可购买或自制其他机器。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币、修水利以及一切民生日用工业，均可逐一兴办起来。这就是一项以造船为基础，发展其他军用和民用工业的洋务计划。9月，他购买马尾山下民田200多亩为厂基，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并向国外购置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

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件新生事物，反对的人自然很多，尤其在购船和造船方面，与朝廷意见相左。左宗棠坚决主张自己造船。为此，他上奏朝廷：“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的局面。为赢得朝廷的信任，左宗棠对选址，购买机器，聘请洋技师，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款项的筹措等诸多问题，都一一作了周密的计划。朝廷同意试办造船时，他就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派人去欧洲采购机器和船槽；开办“求是堂艺局”，选录了一批优秀青年学习英、法语及算学和画法等。

当船政局的工作正在按部就班地实施时，朝廷下令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去镇压甘肃的回民起义。左宗棠实在不愿离开福州，但圣旨不可违。于是，他只得请暂缓几个月再去西北。为不使船政局半途夭折，最关键的是选择到理想的经办人，左宗棠选中了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闽侯人，1847年进士，1862年出任江西巡抚，此时沈正丁忧在家。起先他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亲自去他家3次，他才答应。左宗棠奏准清廷任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物色到理想人才后，左宗棠才安心西征。

福建船政局从1866年开办，到1907年暂行停办为止，一共造了40艘船只。最先造的4艘，轮机是从国外购买的，以后都由船厂自造。后期船厂的造船技术显著提高，造出了2 400匹马力，载重2000余吨的钢甲钢壳军舰。后期，洋技师都已撤走，完全是由中国员工，包括求是堂艺局派出留学归来的学生自己制造的。所造的大部分是兵舰，也有少量的商船，船的质量与从国外购来的相差无几。福州船政局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第一代优秀的造船人才和海军军官。求是堂艺局的学生和留学生魏翰、汪乔年、吴德章等在测算、制图和造船技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后期由他们所造的船舰质量接近外国船只。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制，提督丁日昌以下的总兵、副将7个要职中有6个是求是堂艺局的学生。

1866年10月，左宗棠率领3000人部队，由陆路起行，取道江西、湖北，在行军途中，左宗棠接到诏书，因为捻军首领张宗禹已进入陕西，清廷改命他先去西安追堵捻军。左宗棠的部队途经汉口停驻，一面等待由各地调集的军队，一面研究进军西安的策略。

捻军是山东、河南、安徽农村民间的一种秘密结社，在嘉庆年间就已形成。它称为捻，据说是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将纸搓成纸捻，以点燃油灯，捻党就趁这纷乱之时起义。捻军的组织，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或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初期没有明确的政纲和长远的目标，只是饥寒交迫的农民在清王朝压迫下，为求生存而自发形成的组织。

太平军失败后，捻军又在河南和安徽北部兴起，并蔓延到湖北、陕西，一度逼近京畿。太平军的余部和白莲教有联系的黑旗军都加入到捻军的队伍。捻军的一部分由河南进入山东，这部分称为东捻；另一部分进入陕西，称为西捻。东西捻军在中原声势浩大，朝廷为之震动。

与其同时，少数民族起义也风烟四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数陕西和甘肃的回军。1862年陕甘回民纷纷起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陕甘的回民起义主要原因是，派驻陕甘地区的满族官吏贪污腐化、欺凌少数民族，他们采取“以汉制回”、“护汉抑回”，遇上汉回争执，那些地方官员往往偏袒汉民，压制回民。那年太平军陈得才率领部队攻人汉口，进逼西安。在渭河、大荔等地的回民立即响应，爆发回民暴动，起义的领袖有伊斯兰教阿訇赫明堂、洪兴、任武等。暴动迅速由东向西蔓延到华州、三原、凤翔、长安等地。同年8月，甘肃回民首先在固原州暴动，响应陕西回民起义，回军很快就控制了甘肃省大部分地区。

面对风起云涌的少数民族起义，清政府惊恐万状，原来派曾国藩和李鸿章征剿捻军，可是他们的军队只能够对付东捻。这样，清政府只得改命左宗棠先到陕西堵击西捻。

左宗棠在汉口的一个多月的休整期里，对西征军的人事作了精心部署。奏调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又调广东提督高连升率部来西北参战，另外也奉调原属曾国藩统领的将领刘松山，带领老湘军9000人入驻西北。左宗棠还向清廷提出了用兵的步骤：“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新疆是中国的西陲，欲收复新疆，必先平定玉门关以内的陕甘腹地。新疆为外国侵占，对内地而言，甘肃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西陲。回军占领了通往新疆的门户肃州和河西走廊，又和在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的妥得璘勾结。清军如不收复肃州，打通河西走廊，怎么能出关？即使出了关，也不能保证军需接济和粮道畅通，并且有受两面夹击的危险；捻军在陕西、河南一带势力甚壮，东奔西窜，有时甚至逼近京畿，如果不先平定捻军，清军同样是无法进入甘肃，否则也会两面受敌。由此分析，左宗棠对西北战事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欲收复新疆，必先平回；欲平回，必先平捻。

1867年2月，奉调的各路军队全部到齐，左宗棠才率部队离开汉口向西北进发。因为捻军往来奔驰，避实就虚，左宗棠采取骑兵和炮车作战的战略，用骑兵对付步兵，用炮兵对付骑兵。

左宗棠兵分三路进入陕西：刘典率5000人挺进荆紫关；高连升率4000人入驻蜀河口；自己亲领7000人向潼关开拔。企图将西捻军歼灭于泾、洛两河之间。但西捻军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战术，很难将其主力消灭。11月，西捻军从壶口强渡黄河，进入山西。左宗棠看到捻军进入晋冀，局势很难收拾，命令刘典和高连升留在陕西，自己亲率5000人回师晋冀。左宗棠也因为征剿西捻不力，曾被清廷给以革职处分。此时，东捻军被李鸿章剿灭，清廷立即命淮军、张曜嵩武军、宋庆毅军等会同左宗棠的部队合剿西捻。1868年6月，在几路清军的围追堵击下，组织涣散、装备简陋的西捻军被清军剿杀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投水而死。清廷获悉后，大为高兴，论功行赏，授予左宗棠“太子太保衔”。8月15日左宗棠受命进京觐见两宫太后，承诺5年平定回民起事。1869年初，左宗棠奉朝廷的命令，率大军进入陕甘平息回民起义。

1862至1873年间，陕甘一带的回汉矛盾激化，回民和汉民互相仇杀。满族官员采取偏袒一方的民族政策，利用汉民来制服回民，甚至挑拨汉回关系，使回汉杂居在一起的西北，由于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等不同而引发的一些矛盾愈来愈激化，致使回民起义频频。

左宗棠面对复杂的西北民族纠纷，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图对症下药。1867年5月，他正式向朝廷提出处理回汉矛盾的建议：“此次陕西汉回仇杀，事起细微，因平时积衅过深，成此浩劫。此时如专言剿，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且回民自唐以来，杂处中国，藩衍孽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岂有一旦诛夷不留遗种之理！？”左宗棠针对陕西一些人要求“剿洗”的呼声，认为这种“杀尽回民”的想法是荒谬和无知的。接着，他提出“剿抚兼施”的办法：“仍宜恪守尊前奉上谕：不论汉回，只辨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

所谓“剿抚兼施”。就是说，对待回民起义，既要用武力征讨，又要用和平的方式安抚。同时，左宗棠又认为处理回民事情，必须“以抚为主”。回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政府歧视回民。如果朝廷宣布汉回一视同仁，那么大部分回民将不会追随上层回军领袖。但是，面对在各地割据的回民武装，如果政府没有强大的实力也不行，起事的回军不会自动放弃武装，让出一条通往新疆的大道，所以，又必须有“剿”。

尽管“剿抚兼施”的政策受到地方和上层官绅们的大力反对，左宗棠在进入陕西之前还是发布了一道“剿抚兼施”的告示：大军西征，由秦趋陇，杀贼安民，良善无恐，匪盗纵横，害吾赤子，剿绝其命，良非得已。多杀非仁，轻怒非勇，诛止无恶，鉏必非种。凡厥平民，被贼裹胁，归诚免死，禁止剽劫。汉回仇杀，事起细微，汉祸既惨，回亦无归。帝曰汉回，皆吾民也。使者用兵，仁义节制，用剿用抚，何威何惠。

进军西北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左宗棠肩负着保卫江山社稷神圣的职责，置个人的得失安危于度外。因为他认识到，一旦回军的势力继续扩张，向西与盘踞新疆的阿古柏连成一片，不仅西陲非中国所有，连中原也岌岌可危。正如他给其友人的信中说的那样：“西事大类养痈，失今不图，西陲恐非朝廷所有，弟不自忖量，引为己任。”所以面对万分艰阻的西事，“人人望而却步”，左宗棠仍能“我独一力承担”。

中国的西陲边境，大漠荒沙，作战非常艰难，但比作战更困难的恰恰是后勤工作。古人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左宗棠早早就洞察到西北作战的艰辛特点：“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

说筹兵难，主要是西北素来地广人稀，加之西北的战祸连年频起，直接造成兵源缺乏。然而，左宗棠此次到西北，除了老湘军外，还率领了张曜、金顺、徐占彪等各地方部队，基本上解决了兵源的问题。

说筹饷比筹兵难，主要是由于：西北一向是贫困区，灾荒、战祸交替肆虐这片土地，平时还要靠内地财政接济。西北虽有了可用的兵源，却付不出款饷。左宗棠只得通过清廷和东南各省的帮助，还用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形式，总算筹措到一定的饷源。

筹粮又更难于筹饷，那是因为：西北常年兵荒马乱，土地贫瘠，农业歉收，当地的民众也常食不果腹，更何谈供应数十万大军的军粮了。所以军粮必须得由内地转运。可是大西北既没有水路，也没有陆路，有的是高山、沙漠、荒野，运输工具主要靠车驮，沙漠只能靠骆驼。由此可见，转运粮食路途艰险、困难重重。

由于粮运工作极其艰险困苦，连左宗棠都特别尊重甚至偏爱那些运夫；他称运夫为老大，百姓为老二，却把自己称作老三。当时在陕甘军中盛传的一则趣闻更能说明问题：一天行军途中，一名运夫从田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解渴，农民见了不答应，两人争吵起来。后告状到左宗棠那里，左宗棠笑着对那农民说：“你是老二，应该敬老大，区区一萝卜，不值得争吵，老三替老大还钱给你好了。”本来左宗棠向来治军严厉，这次左宗棠看在“老大”的份上，代偿还了钱，也没有责罚运夫。

西北作战的特殊背景，使左宗棠对症下药，采取了精兵政策。他认为自古在边塞用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既有战斗力，又能减缓饷、粮、运诸问题。

粮草落实后，左宗棠大军展开对回军的全面攻击。他派大将刘松山作为先头部队，出击第一个目标——马化龙据守的金积堡。金积堡是座坚固的堡垒，城周长九里多，高约四丈，厚约三尺，堡内墙壁纵横，渠水环复。马化龙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回军领袖，面对强于他的清军，他表面求“抚”，而在背底里抓住有利时机，乘清军不备时袭击清军。金积堡战役历时1年多，虽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左宗棠的军队遭受惨重伤亡，手下的大将就折损了9员，包括大名鼎鼎的刘松山。然而，金积堡的攻陷，对甘肃的回军震动也非常大。

清军的第二目标是马占鳌据守的河州。马占鳌本来就有归顺的念头，只是在观望战局。后来看到清军大兵压境，大势已定时，他就派人到清军的军营中，表示愿意交出兵械，听命于清军。左宗棠了解了马占鳌确有诚意，保奏清廷任命他为头领，率领原回军部队，改编为三旗。

清军第三个堡垒是马永福把守的西宁。1872年10月，左宗棠派刘锦棠新招募的湘军和谭拔萃的老湘军，以及陕北的宋庆军和宁夏的张曜军等数路大军直逼西宁。清军在围困了西宁两个月后，终于拿下了西宁。

清军进攻的第四个堡垒，也是最后一个堡垒，就是马文禄的肃州。肃州乃西北重镇，它是甘肃进入新疆的要冲，在1865年被马文禄占领。由于西北三大回军堡垒均被清军攻克，才使左宗棠尽遣主力攻打。先是徐占彪的打头阵，后又陆续调集宋庆、张曜、金顺等各路人马，将肃州层层包围。肃州城也是一座极其险固的堡垒，城高三丈五尺，厚三丈多，外有城壕围绕，阔八丈三尺，深二丈。马文禄联络各方残余对清军顽强抵抗，清军伤亡很重。直到围困了一年半后，刘锦棠的湘军从西宁来增援。实力耗尽，难以支持的马文禄倍感绝望地向左宗棠投降。肃州城的攻克，标志陕甘回军全部平定。肃州城的占领，也预示着进军西域的要道已经打通，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就可按计划展开。

陕甘战事结束之后，善后工作千头万绪，左宗棠也深深感觉到“抚”比“剿”更繁重。在安置回民的问题上，他耗费了许多心血。西征军费本来就十分紧张，左宗棠还是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安置回民。他将无法回原籍的陕甘回民，安顿在有草有水、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的地方，避免和汉人杂居，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对已安置的回民坚定执行一视同仁的政策，他很注意保护回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回民原有的风俗习惯。他还亲自监督地方吏治，严惩了一批欺压回民的土豪劣绅，如平凉武生李振基，因为压迫已抚的回民，被处死。留坝县丞赵履祥曾向左宗棠建议，在安置回民时，令回民和汉民通婚，开荤吃猪肉，目的想“用夏变夷”同化回族，遭到左宗棠的断然反对。

左宗棠还特别重视回民的文化素质。如在回族聚居的化平特设一所专收回民子弟的书院，还设一名“训导”，管理回民的就学和科举考试。回民的教育程度很低，登科的寥寥无几。为鼓励回民参加科举，以便使他们和汉人有同样的机会取得功名，充当政府官吏，左宗棠特别奏请朝廷，在考试制度上对回民采取一些优待办法：回民仍和汉人同考，但是每隔一科必须取中至少一名回民举人。

左宗棠安抚回民的政策，有利于民族团结，也有利于西北的平靖。自然也引起了一些地方官绅们的不满，认为他太袒护回民。背后骂他“左阿訇”，将他比作伊斯兰教中的经师，专替回民说话、办事。

1869年底他接手总督的任职，1872年7月他才进驻总督的所在地兰州。由于陕西设有巡抚，主持本省的政务，左宗棠名为陕甘总督，其实政务的中心在甘肃。左宗棠在西北前后有12年之久，除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战事上外，还在战争的间隙，关心西北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在兰州筹办了几项“洋务”。

1972年底，左宗棠在兰州创办了兰州制造局。这是一所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建立这个工厂是为进军新疆的需要。左宗棠从广东、福建等地招徕一批能工巧匠，他们懂得西洋机器的相关知识，负责该局的生产。该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产品有：仿制德国的后膛螺丝大炮和后膛七响枪、仿造意大利的重炮。兰州制造局在短短的几年中，生产了大批枪炮弹药，源源不断供应进军新疆的部队，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75年，左宗棠在兰州成立了火药局。起初装子弹的火药由国外购买，由于运费十分昂贵，左宗棠命帮办甘肃新疆军务的刘典具体筹划，自己生产。可是生产的火药力量不及国外火药。左宗棠亲临现场，指导、研究、分析火药的生产。后发现原料硝和硫磺纯度不够，提出要经过5至7次反复提炼的过程。通过改进和增加提炼的工序，使火药的性能达到要求。

除了制造武器外，左宗棠也十分关注发展民用工业。早在福建时，他就向清廷提出要按次第开办民用工业的计划，认为这是富民强国之本。甘肃盛产羊毛，苦于没有像样的机器。左宗棠得知后，委托胡光墉在上海向德国商人购买，还请了几位德国的技术师。一整套织呢机器总共1 200件，由上海到兰州，山高路远，运输万分艰难。从第一批机器运到兰州，直到最后一批运到，相隔达一年之久。1880年9月，在兰州通远门外正式开办了甘肃织呢总局。该局新建了几座厂房，聘请德国总管李德和奥国满德两人，另外还聘请了5名德国技工。学徒是由陕甘勇丁中挑选聪明好学的青年。根据约定，德国人在任期内将全套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尽管甘肃织呢总局在左宗棠离开兰州的第二年就停办了，但是它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呢工厂，在近代的中国纺织工业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

左宗棠进入甘肃后，看到西北的文化落后，就着手兴办书院和义学。从1869年到1879年他离开甘肃时，已设立了尊经书院、泾干书院、文明书院等二十多所；同时还修复重建二十多所书院。这些书院大部分在甘肃省，也有些在陕西、宁夏和青海等地。他还在各地兴办了几百所义学，承担各族儿童的启蒙教育。左宗棠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确保入学的儿童免交学费。书院和义学的创设，对普及和提高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还促成了陕甘的“乡试分闱”。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每省举行乡试，中举后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在清初，甘肃本来是和陕西合为一省的，直到康熙二年（1663年）才从陕西分出来，但是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的士人仍然合闱，同在陕西省西安参试。这种“乡试合闱”制度对甘肃的士人极其不利：一来，中举的名额比分闱时要少，竞争势必加剧；二来，甘肃历来比陕西文化落后，考不过陕西人；三来，贡院在西安，两省相距二三千里，势必更让甘肃秀才耗时、耗费、耗力。

左宗棠看到“乡试合闱”的诸多不利，他奏请朝廷将陕甘乡试分闱。后经朝廷批准，在甘肃省会兰州修建了贡院，并于1875年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结束了二百年合闱的局面。

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古代称为西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地区。1864年，中亚细亚安集延国的帕夏（将军）阿古柏入侵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北路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建立“哲得沙尔汗国”，实行野蛮残暴的统治。英国和俄国等西方列强还暗中勾结，承认“哲得沙尔汗国”为独立国家。1871年，俄国趁机派兵占领了伊犁和附近地区，诡称是代清政府收复，等到清军收复乌鲁木齐时，就当即交还。新疆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清政府当然不愿就此放弃新疆这块丰饶的土地，只是中原战乱四起，回军占据着陕甘地区，阻挡了清军进军新疆的要道。

1871年，随着甘肃战事的顺利进展，清廷认为收复新疆的时机已到，一连下了几道诏令：命荣全署伊犁将军，着其收复伊犁；令景廉率军收复乌鲁木齐；刘铭传率淮军出关支援；又根据左宗棠的参奏，将拒不出关、恶贯满盈的乌鲁木齐都统成禄革职查办，令金顺率领成禄军队出关；命左宗棠分军进驻肃州，以为接应。1873年，荣全到了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向俄人交涉收回伊犁，但俄人不予理会。

1875年初，正当西征部队进行一场收复新疆失地的战争时，在京师却响起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噪音，支持这噪音的是海防形势。1874年4月，日本入侵台湾，奕訢、李鸿章等采取投降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赔款不算，还承认原归中国管辖的琉球转为日本“保护”。这件事引起国人的哗然，纷纷要求造船制炮，加强海防。8月，总理衙门为应付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六条措施：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谕旨命各地督抚、将军等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李鸿章收到总理衙门的海防条例后，认为加强海防急需钱，现在的钱都为西征军花去了。所以他提出撤消西北边塞防务，放弃新疆。他在复奏中说：“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便。”他轻边防重海防，无视西北防务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的议论虽然荒谬，响应他的人倒也不少，连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譞也附和起李鸿章。在李鸿章的鼓动下，顿时全国响起了一片“停兵撤饷”、“退出新疆”的噪音，似乎放弃新疆才算爱国的举动。

此时，朝廷也拿不定主意，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经过周密的考查，深思熟虑后，写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即《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文中还对西北的人事、兵事、饷需、粮运等一一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复奏后，立即召开廷议。军机大臣文祥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左宗棠西征新疆的方案，慈安、慈禧两太后也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于是，朝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关外剿匪事宜，并全权负责兵、饷、粮、运事务。

西征新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要事先做好一切充分的准备。对兵、饷、粮、运要有细密的计划；保证有一支战斗力的军队和畅通的运粮、运兵的通道；要熟悉敌情和正确的进军线路等等。总之，在地广人稀的偏僻西陲，与有列强暗中支持的特殊敌人发动一场收复自己疆土的战争，一定要作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既有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

收复新疆最最棘手的还是经费问题。左宗棠为之煞费苦心，耗尽心力。每到年头岁末，军中发不出饷，他总是彻夜难眠。准备出关的各军都已调到凉州，等军饷到才能出兵，关外南北两路运粮脚夫驮马费费用巨大，亟待支付。鉴于国内商人拿不出巨额款项，左宗棠只得奏请朝廷准予筹借洋商款。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要求，而且将借款数额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又从户部库存拨给200万两，命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300万两，才满足了1000万两的西征费用。

1876年春夏之交，西征军大举出关。左宗棠制定了进军新疆的策略方针：“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先北后南，先攻克乌城。”乌鲁木齐是全疆的关键，首先拿下乌城，对取得北疆的胜利非常关键。阿古柏是从西端喀什噶尔侵入南疆的，然后逐步吞并北疆，他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南疆。左宗棠对新疆作战的战略思想是“缓进急战”。做到对打击目标要充分准备，每一战役务求速战速决。

1876年6月，清军进抵古牧地。古牧地是乌鲁木齐的外围要塞，敌人驻守了重兵，距离乌鲁木齐城东北数十里。清军必须攻克古牧地，才能直捣乌城。左宗棠指令刘锦棠和金顺二军进攻。刘锦棠军队驻守城南，金顺部队把守城北，士兵们环城构筑炮台，炮台高度超出城墙，火力凶猛。刘锦棠下令日夜开炮轰炸城墙，28日南城墙被轰塌，刘锦棠见机发动总攻，金顺的军队由东北配合，顿时攻克了古牧地，并击毙敌军6 000多人。

清军攻占古牧地后，缴获了一份敌军机密文书，得知乌城空虚。刘锦棠认为机不可失，翌日率军长驱直入。当大军逼近乌城时，敌军万万没料到清军会如此神速，慌乱中只得弃城南逃。清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

阿古柏得知北疆全部被西征军攻克，十分惊慌。但他的主力部队2万多驻扎在南疆，企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他派重兵死守在达板镇、吐鲁番、托克逊三城。这三城形成的三角地带，是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西征军如果顺利攻下这三城，那么南疆的收复就指日可待了。

1877年3月，前线部队休整了四个多月后，左宗棠感到时机成熟，发出总攻令，命刘锦棠的湘军、张曜的嵩武军、徐占彪的蜀军三军共计二万多人，从北、东两方面向达板镇、吐鲁番、托克逊的三角地带进发。金顺的军队留守北疆西部地区，监视伊犁的俄军动向。

这次南疆门户之战，左宗棠用兵神速，只花了12天，歼灭敌军二万多人，收复了达板镇、托克逊和吐鲁番，使阿古柏的军队遭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再次使“缓进急战”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奏效。

南疆的门户洞开后，阿古柏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维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就深恶痛绝，准备配合官兵起义。阿古柏看到日益孤立，自知末日将到，4月17日凌晨，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阿古柏的次子哈克胡里，听到父亲死讯，赶紧从喀刺沙尔赶来，将资财军械都交给白彦虎，教他坚守库尔勒，自己运送父亲阿古柏的尸体西逃。在到达目的地时，被其兄长伯克胡里杀死，伯克胡里占据了喀什噶尔。

南疆门户的洞开，阿古柏的自杀，西征军的大兵压境。南疆的上层分子眼看大势已去，纷纷向西征军投诚。伯克胡里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南疆有八座城池，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南疆后建立的。它们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和喀喇沙尔。占领南疆八城，等于占领了南疆。

1877年秋天，军粮到齐，天气转凉后，左宗棠正式打响了收复南疆的攻坚战。南疆战役分两步，先东征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阿克苏、乌什、库车；后西讨南疆西城：和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整个战役因士气高昂，战术得当，只用四个多月横扫了南疆。敌军首领白彦虎和伯克胡里无可奈何，只得败走俄罗斯。至此，除伊犁之外，沦陷了13年之久，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重被收复。

南疆收复后，清政府多次向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俄国迟迟不予答复。1878年4月10日，清廷委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交涉索还伊犁事宜。崇厚到了俄国后，在俄国人的吓唬诈骗下，一一答应了俄国的通商、分界和赔款等三项要求，于第二年签订了引起国人纷纷不满的《里瓦吉亚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国承诺归还伊犁九城，但仍占据伊犁西南广大地区，并把守通往南疆的险要穆扎素尔山口，还索取500万卢布，作为偿付俄国代守伊犁的费用；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7处设置领事，给予俄国商人免税贸易等特权。

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投降割地，清廷将崇厚交刑部治罪。清廷决定废弃前约，改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战防事宜。左宗棠接到朝廷诏令后，立即筹措粮饷，调兵遣将，定下三路收复伊犁的作战部署，并准备亲自出关，指挥前线战事。

4月18日，68岁的左宗棠率领部队离开大本营肃州，前往新疆哈密。长长的行伍中，旌旗飞舞，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棺材伴随在左宗棠的乘舆后面，这幅血洒戈壁疆场而义无反顾的壮烈场景，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由于俄国人的恐吓，加上西方列强的所谓“调停”，本来就举棋不定的清廷，终于迎合了李鸿章等的建议，决定寄希望于谈判解决伊犁问题。

对祖国江山神圣不可侵犯的使命感，一直梦萦魂绕着左宗棠能有朝一日战败俄军，夺回沦丧的大片国土，恢复康熙时期的版图。但这时的清廷已听不进左宗棠的意见，还唯恐左宗棠不受节制，在新疆贸然动武，于7月初下了一道诏书，将他调回京师。可是，左宗棠和西征军在新疆安营扎寨，严阵以待，为曾纪泽同俄国政府的谈判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促成俄政府作出“让步”：同意修改原订的条约，交还特克斯河谷约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索尔山口；但仍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设领事的地点也减为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处；赔款却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且还保留了一些商业特权。这些条文于1881年初写进了双方签订的《伊犁条约》。和前面的条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利权，也权作近代耻辱外交中寥寥无几的一次“成功”的亮点。当然，这些“成功”显然和左宗棠国家主权的目标有很大差异。当左宗棠回师京城，得知条约内容后，不无伤感地说：“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1882年初，中俄双方换文，伊犁将军金顺率官兵进驻伊犁地区，结束了俄国人长达11年的殖民统治，至此新疆全部收复。

左宗棠对新疆情有独钟，对它的命运和发展倾注大量心血。他早在年轻时就关注着西部边疆，22岁写下“西域环兵不计年”、“置省尚烦它日策”的诗篇，还研究过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后来，当他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就积极筹备新疆改建行省事宜。“新疆改设行省，事关西北全局”，他多次上奏朝廷，陈明建省的益处。可惜，清廷对之不很积极，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新疆建省愿望才最终实现。他还对新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如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等。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返抵京师。次日，陛见皇上、皇太后，朝廷为他一生驰骋疆场的无畏气概所感动。29日，太后再次召见左宗棠，任他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衙门行走兼管理兵部事务。

左宗棠性情耿直，外加戎马一生，更养成其心直口快的泼辣作风，这在“多磕头，少说话”的酸腐官场，注定落到祸从口出的下场。4月9日，慈禧太后因新病初愈，在宫中休息，只有慈安太后一人临朝。到傍晚时分，忽然宫中传来消息，慈安太后驾崩，大臣们都赶到朝房，听候传旨。大家恭恭敬敬坐着，谁也不敢多讲话，只有左宗棠忍不住，就对同僚们讲：“今早见到安圣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晏驾？我就不相信。”这话给太监们听到了，立即报告慈禧。慈安的暴死是一宗疑案。传说慈禧为独揽大权，在慈安的食物中下毒。不管怎样，左宗棠在朝臣中的莽莽撞撞，讲出这等话，必然会遭到慈禧的疑忌。至于太监们喜打他的小报告，个中原因还是因为安德海那些红极一时的太监，在左宗棠当初进京陛见照例索取宫门费上碰了一鼻子灰，令他们记恨在心，唯恐抓不到其把柄。

朝廷生活憋闷不适，令左宗棠产生早早退隐的念头。7月28日，他趁中暑得病请假一个月。到8月13日，他以病难以很快痊愈为由，正式提出请开去大学士和所有各差使缺。皇上不许，优旨赏假一月。左宗棠以病假拖延。鉴于他的功高和威望，朝廷想出了一个双方都不失颜面的折中办法，让他掌管地方大权。10月28日，朝廷下诏授任他为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1881年12月30日，左宗棠抵达南京接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中国最富的地方，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非常重要。因此两江总督在地方官员中的地位最为显赫。

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的督任期间，大力兴办水利、盐务，另外他还尤为重视民富国强，大力提倡发展电讯、铁路、矿山等洋务事业。西方列强为扩张侵略势力，想染指中国的电讯和铁路事业，建议用外国资金在长江铺设一条水下电缆，直达汉口。左宗棠看到铺设宁汉电缆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不同意由外国人承担，同时他奏请朝廷应由中国自筹自建。1884年，在他的督促帮办下，这条由南京到汉口的电报干线终于竣工。

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将战火逐步引向中国边境。清廷诏令左宗棠调集江南淮楚各军，准备开赴前线支援。于是左宗棠通知手下旧将王德榜在永州招募10营勇兵，号为“恪靖定边军”赴广西边境增援。不久，清军在越南北部相继溃退，形势危急，左宗棠遂应召进京，再次充任军机要职。

1884年7月初，法国舰队袭击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政府被迫宣战。马尾战事的耻辱，令左宗棠寝食不安，愤然地说：“胜固当战，败亦当战。”他立即向清廷提出带兵请战。7月18日，清廷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0月下旬，左宗棠抵达福建后，根据福建的危急形势，提出大力加强海岸防守任务，加紧修缮关隘要塞的炮台。创设渔团，选择习水会泳的渔民充当渔团成员，施以作战训练，达到既能配合正规军作战，又能负担港内外侦察任务。他还调兵遣将，决心收复落入法军手中的台湾基隆。

1885年2月11日至13日，冯子材、王德榜、苏元春相互配合，收复了镇南关和谅山，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一谅山大捷”。法国军队此次大败，震动了巴黎，促使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中国军队此次胜利，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法斗志。就在这时，李鸿章等人认为这是求和的最好机会。清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2月19日签订《中法议和草约》。第三天，慈禧太后下诏停战。“停战撤兵”的谕旨传到将士们手里，将士们“拔剑砍地，恨恨连声”。左宗棠有心杀“贼”，无力回天。1885年9月5日，一场罕见的台风肆虐福州，左宗棠带着心中的愤懑，离开人世。弥留之际他口授遗疏：“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在福建督办军务时，特别关注台湾的防务。他说：“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台湾不仅海防重要，而且物产富饶，“自然之利，不可因循废弃”，建议将台湾改建行省。清廷采纳了他的提议，终于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后，下令台湾设置行省。

左宗棠死后，朝廷倍加恩恤，谥以“文襄”的特恩。因为朝廷有规矩，未中进士，入祠林者，逝后谥号不用“文”字。九月初八日，朝廷派来新任福州将军古尼音布作为特使代行御祭，将灵柩护送返湖南原籍。

左宗棠生在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年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儒家士子观念贯穿其一生行迹。早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年轻的左宗棠就意识到西方列强侵略阴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灾难，他位卑不忘忧国，潜心研究对付西方侵略的策略，写下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等六篇抗敌策论。只可惜，没人会采纳一个乡村穷教师的意见，他只得感叹自己空抱一腔才略，报国无门。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得知后，不胜悲愤：“天下事败坏至此，古今所未有！”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而后迅速波及到湖南，面对内忧外患的颓势，左宗棠无所适从，选择了退隐生活，以“苟全生命于乱世”。在其遁迹山林的九年中，他多次谢绝清朝地方官员的邀请，只是后来在亲友的再三催促下，为“保卫桑梓”才二度参人幕府。在幕府期间，左宗棠充分显示其超常的驾驭时局的领导才能，让世人真正领教到湖南的安危跟左宗棠的干系，由衷地喊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与此同时，他的严厉、泼辣、正气的领导作风，得罪了不少地方贪官和庸员，也使他陷进了“官樊构陷事件”的漩涡里，还差点葬送性命。好在朝内朝外的朋友极力向皇帝奏保，事情得以平息，左宗棠本人也因此事，反引起咸丰帝对他才质的重视。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发生内部大变乱，形势急转直下。大器晚成的左宗棠由胡林翼、曾国藩等推荐，正式出山加入湘军行列，开始了他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他先后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稳定了中原，收复了肃州和河西走廊，打通了进军新疆的要道。他率领西征军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收复了由阿古柏侵占13年的新疆，不久他抬棺出征以武力做后盾，协助外交解决了伊犁的回归。在去世前一年，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亲临福建，指挥抗法战争。他加强福建海防，派遣王诗正渡海作战台湾，安定台湾战局；派遣王德榜军到中越边境配合冯子材等军队，大败法国侵略军，获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最后在清政府签订的不败而败的屈辱和约时，他带着无比的愤慨离开人世。

一部晚清历史，几乎都被战败、割地、赔款的阴魂缠绕得令国人无法喘气，唯有左宗棠的西北经略，让国人找到扬眉吐气的机会。就从这一点，他被誉为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主权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实属恰如其分。

在洋务思想和洋务创举方面，左宗棠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不局限在守土卫疆上，还充分体现在强国富民的具体言行中。他提倡兴办洋务，以收富国强兵之效，最终达到抗敌制夷，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早在青年时期，他立志“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除《四书》、《五经》外，他还对经世有用的书十分感兴趣，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后读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让左宗棠茅塞顿开，引导他思考中国的屡屡战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虚的地方，而外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实的地方。中国以理义为本，坐以论道，以实用技术为末；外国则以实用技术为本，义理为轻。所以人家船坚炮利，而我们却没有，结果只能吞食战败的苦果。要做到“以夷攻夷”，就得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制造出比敌人更坚固的战船和比敌人更有威力的火炮。为此，1863年他正式上书总理衙门，提出要仿制外国轮船。1865年他再次上书总理衙门，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1866年12月18日，在左宗棠的精心筹备下，福建船政局这个被称为洋务派最大的船舶修造厂正式成立。同时设立了“求是堂艺局”，以培养造船技术人员和海军军官。福建船政局制造出的战船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求是堂培养的学生，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显英雄本色。福建船政局的创立，在抵御外来入侵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左宗棠受命出征西北，他在1872年和1875年先后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火药局，生产了大批枪炮弹药，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880年，在他督促开导下，在兰州开办了甘肃织呢总局，它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呢工厂，为近代中国纺织工业起了开创作用。

在利民思想和利民作风方面，左宗棠认为“为政先要利民”。它在左宗棠整个政治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利民的思想具有广泛内容，它牵涉到育民、教民、养民、富民等诸多内容。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懂得爱护他的百姓。用他的话来说：“官无论大小，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他是如此想的，也是如此做的。如，他看到战乱后的杭州一片凄惨，死的死，逃的逃，城里原有八十一万人口，只剩下七八万，大批难民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左宗棠进城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安置难民。还有，左宗棠出山主持地方政务，无论在浙闽，还是陕甘、新疆，所到之处常常重视植桑养蚕、兴修水利，同时还重视刻版书籍、设立书院，既关心百姓的安居乐业，同时又关注百姓的文化教育。他办事公正，生活节俭，为官清廉，每年只寄给家里200两白银以供家用，但常将养廉银捐献给利国利民的公益事务。

在治军智慧方面，左宗棠是个天才的军事家，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和治军智慧。他的军事才能令外国侵略者害怕。左宗棠能成为近代军事史上的名将，跟左宗棠的性格和人生目标的选择有关。左宗棠有句话：“不为名儒即为名将。”此言直接道出了他的人生目标的两种选择：要么名儒，要么名将。在那个视科举为正途的时代，出身书香门第的左宗棠，别无他择，只能按照父亲为他设计好的，一条熟读《四书》、《五经》，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人生道路，一步一步地向着名儒的目标迈进。可是，源自于他内心层面里的那种求真求实的实践冲动，使他后来将大量的精力转投到经世致用的学问中。三次会试落第后，他绝意科场，自动放弃了对名儒的追求。他没有成为一代名儒，但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名将。他“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他的忠君爱国思想，他的道德自律，使得他在追求名儒过程中，所吸取的儒家养料大大丰富了他日后的治军智慧。他提出“兵在精不在多”，“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总之，精兵强将是左宗棠领军的基本要求。左宗棠认为，达到精兵的程度，一方面在挑选兵士时要选精壮的，另一方面还得靠平常训练。他说：“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所谓练心，就是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规范来教育士兵；所谓练胆，就是培养士兵面对强敌毫无畏惧的浩然正气。左宗棠把挑选良将作为治军的首要，提出良将标准在于勤、廉和忠义。而且提出对待将领，要贵在善任。正因为左宗棠强调儒家治军，他的军队、官兵较为士气旺盛，才使左宗棠无论对付太平军，还是对付阿古柏的匪帮，都能屡屡得胜。

左宗棠征战多年，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为捍卫国家领土作出了贡献。他实施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举措，他的操劳或许延长了大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时日，但是他的忠君爱国理念注定无法挽救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他生于忧患，死于忧患。“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是左宗棠一生最好的写照。

作者何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