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县人，字少荃，号渐甫。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61年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1867年授湖广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3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死后谥“文忠”。遗《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的父亲名李文安，道光十七年进士，在京师刑部任督捕司郎中，因功绩显著，被记名为御史。李文安有6个儿子，长子瀚章，后来做到湖广、两广总督，官位亚于李鸿章，只差没有拜相封侯。老三鹤章，老四蕴章，老五凤章，老六昭庆，为官为学均不及李鸿章。

李鸿章排行老二，道光二十三年，通过庐州府试，被选为“优贡”。次年，适逢顺天恩科乡试，3场下来，李鸿章文章得意，中了第48名举人。3年之后，又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李鸿章中了二甲第13名进士，入翰林院教习，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李鸿章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在同榜进士中后来出了一些仕宦显赫的人物。如状元张之万，后来做到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与李鸿章同居二甲的沈桂芬，更是在同治初年就当上了军机大臣。做到总督的，尚有李宗羲、何璟、马新贻、沈葆桢等人。以通外交谙洋务出名的则有郭嵩焘。至于李鸿章，后来不但入阁拜相，而且先封伯，后封侯，是最为“出类拔萃”的。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说他“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李鸿章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科进士，李文安任官于部曹，而曾国藩任官于翰林。由于翰林院的工作清闲，有充分的时间与前辈及同事研讨义理经世之学，由此奠定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李鸿章能得到这位号称“湘江第一才子”的前辈点拨，自然受益匪浅。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曾国藩后来不遗余力地栽培提拔李鸿章，除了赏识他的学识与才能之外，这侄辈兼弟子的亲密关系，也有很大作用。曾比李大12岁，但他并不以“年伯”和“师长”自居，而是以同辈人的身份，与李鸿章交流对于圣贤经典的心得，这一点更让李鸿章激动不已。

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李鸿章在翰林院教习3年期满，适逢庶吉士散馆，他以优异的成绩得以留馆，充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官正七品。翰林院的编修虽然只是区区七品小官，但清代的汉籍名相，十有八九都由此起家。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应翰詹大考，列为二等，得到皇帝的欣赏。这本来是个升官的好机会，可惜时运不济，当时的中国已经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统的读书养望的翰林生活这时已经不能适应潮流。就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都要在湖南创办团练，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大责任。李鸿章的老家合肥，这时也危机四伏，形势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在京城做他悠闲自在的翰林官了。他自己也早在这死一般寂寞的翰林院中呆够了。

自古乱世出英雄，李鸿章虽不敢妄自称大，但也自认为不是个熊包。乱世是场灾难，也是一次机遇，自己已经在翰林院中呆了好几年了，这次该抓住机遇，经受一番锻炼，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告别枯燥无味的翰林生涯，打回老家去，在与贼匪的抗争中建功立业” 这就是当时李鸿章的心态。咸丰三年正月，皇帝命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老家办团练，像曾国藩一样要投笔从戎，放下笔杆，拿起枪杆。

《李文忠公全集》的卷前附有清史馆所撰的《李鸿章传》，讲述了他回老家办团练以后的情形：“五月，御贼于和州之裕溪口，叙功赏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四年，分攻含山，克之，赏加知府衔，赏换花翎。五年五月，丁父忧，仍留营。十月，从克庐州府，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六年，从克无为州，赏加按察使衔。七年，以迭次剿匪出力，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八年，侍郎曾国藩驻师江西，留襄营务。”李鸿章在办团练的过程中，用了三年时间，因军功屡次提升，从翰林院的七品编修，升到了四品的道员。他以后的做官本钱，就是从这里来的。

李鸿章在本乡办团练，已经因军功而屡升至四品的候补道员，为什么后来又弃之不顾，转投到曾国藩的幕府中，干一个没有品级的普通幕僚呢？

据赵凤昌所写的《惜阴堂笔记》中“书合肥轶闻”里记载：“咸丰初年，以翰林在籍办乡团。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而又此围攻掠彼围，扰无虚日。朝廷派胜保办皖军务，胜疑合肥，预防闲之。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跷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谓），好跑（即逃之谓）。’队中宋某，后已保游击，人极朴质，在粤为我言之。言今日但见赫赫之中堂，不知有当年之态度矣。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前又有敌，不得已迎谒之，述告匪情。胜仍令向前击匪，略派队助之。幸败贼，胜保始无辞。旋投曾幕。”

上文中所说的胜保，是当时督办安徽军务的钦差大臣，属满洲镶白旗，咸丰年间以“知兵”得名，战功很是显著。但是他的骄纵贪淫，专恣跋扈，好行杀戮，在当时也算得上“首屈一指”。他怀疑李鸿章据地自雄，明里办团练，暗地里与土匪相勾结。如果他真的因此而向皇上奏一本，李鸿章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何况当时的安徽巡抚福济并不知兵，作战防守的措施，许多都不适当。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协助地方当局办团自卫，的确是很难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因此他便萌发了退志，想换个地方发展，于是来到曾国藩的幕中。

李鸿章入曾幕之后，也不甚得志。原因有几点可寻。第一，早在咸丰七年，李鸿章就已经因军功而升至“遇有缺出即行请旨简放”的道员，现在来到曾国藩的营中，仍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僚，未免会使他感觉不得志。第二，当时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督办江西军务，权力也不大，所以作为幕僚的李鸿章，自然也不容易有大发展。第三，李鸿章在家乡办过团练，屡经战阵，自己感受能够独当一面；可如今没有机会让他带兵打仗立功，自然也难以使他满意。

李鸿章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在安徽带兵多年，却对军队训练、战法研究、战略运用等基本要素都缺乏了解，实在不可能在大战中克敌制胜。为了陶冶其志向，培养其才能，他把李鸿章留在营中，以便遇事锻炼，随时给予启迪教诲。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追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这两人都不是“戡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所以李鸿章在他们手下，自然没有本领可学。而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他自己所拟订的统筹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屡能得手，因此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步步进逼，而至完全剿灭之。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那么，他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为，李鸿章也绝不可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打仗本领。

李鸿章来到曾氏幕中以后，与曾国藩交往日深，这对于李鸿章的事业前途，自然有着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十分赏识李鸿章的才能，对他多方提携，所以李鸿章不久就以总督幕僚的身份出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从此建立起以军功封侯的事业基础。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时，江苏全省境内，江北还有不少地方被清兵控制，江南则只有镇江一城为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依靠外国列强的力量，没有被太平军占领。但上海四面临敌，洋兵打仗又不可靠，为了守住上海，逃难在上海城中暂住的江苏耆绅，寄望于在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派兵到上海来援助。

曾国藩虽然以两江总督的职位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前敌军务，但他自己所掌握的兵力却只有曾国荃用来围攻安庆的两万多湘军而已。为了实施下一步围攻南京的计划，曾国藩派曾国荃回湖南添募新军，以便积极展开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新军未到之前，曾国藩现有的兵力只能用来巩固新近收复的地区，无暇兼顾上海。但是，到安庆来请求派兵的上海士绅们，提出了一个让曾国藩大为心动的建议——助饷。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主要依靠湘军力量。但由于湘军并不是国家的常备军，粮饷和给养都需要领兵之人自筹，因此湘军的兵力始终不能根据需要尽力扩充，筹饷也一直是困扰曾国藩的最感苦恼的问题。咸丰十年以后，曾国藩虽已经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有了可以征收粮饷的地盘，但当时江浙各地大部沦陷，税收有限，湘军的粮饷依靠湖南湖北两省接济，仰面求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如今上海方面前来求助的士绅们一下子提出可以按月接济10万两银子的建议，这好比天降财源，怎能不使曾国藩怦然心动呢？为了获得这笔巨额收入，他决定派兵援助，以保全上海。

曾国藩写信给正在湖南募练新兵的兄弟曾国荃，希望由他带1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等多隆阿与鲍超肃清皖南皖北之敌后，分两路向南京进军，即由曾国荃从上海西攻苏州、常州，以收东西夹击之效。

曾国藩欲以曾国荃为东援上海的主帅，曾国荃却表示不愿意。曾国藩的手写日记中曾记述了曾国荃此时的复信：“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这意思是说，上海此时已经有薛焕在做江苏巡抚，他去了之后，势必要归薛焕指挥调度，所以不愿。但他真正的意图则是：“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原来曾国荃以为，攻下南京是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首功，既然有此立大功的机会，自然不愿意东去上海，于是以“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为借口，拒绝其兄之意。曾国荃不愿赴上海效命，曾国藩决定改派李鸿章为支援沪军的主帅。

李鸿章受曾国藩之命，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东援上海。由于他曾在本乡办过多年的团练，与当地的团练有不少联系，所以只需要招来几个较有名气的团练首领，以他们的基本武力为骨干，即可组成数千人的部队。李鸿章所招募之人都来自淮河流域一带，因此有淮军之名。

淮军最初的统兵将领，有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三兄弟，以及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张家兄弟所统帅的称“树字营”，周家兄弟所统帅的称“盛字营”。另外还有刘铭传所统帅的“铭字营”和潘鼎新所统帅的“鼎字营”。这些都是纯粹安徽籍的淮军。由于人数太少，曾国藩又另外拨了杨鼎勋和郭松林所率的2个营加入淮军。以上各营，每营的人数均为500人。加上李鸿章自己的亲兵营和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所统帅的降兵“开字营”，总数共为13营，6 500人。

李鸿章的淮军是仿照曾国藩的湘军建制的。首先是营制饷糈相同。湘军本是改革了绿营之制，其实是稍稍效仿了明代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淮军与湘军一样，以营为单位，每营设营官1人，分前后左右4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1名。每哨正勇分为8队，第1，5两队为抬枪队，第2，4，6，8四队为刀矛队，第3，7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10名，抬枪队每队正勇12名。每队又设置什长、伙勇各1名。每1哨官有护勇5名，伙勇1名。合计每哨官兵共有108人，四哨官兵共有432名。此外，营官还有清兵6队，不置哨官、哨长，其中1，3两队为劈山炮队，2，4，6各队为刀矛队，5队为小枪队。各队均设置什长1名，亲兵1名，伙勇1名，合计6队共72人。把亲兵与四哨加在一起，每一营官共统带504人。综合一营武力，包括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共有38队。每营除正勇外，还额外设长夫180名。以上这些，都是与湘军完全一样的。

此外，淮军因袭了湘军的薪粮、恤赏、壕垒、营务、粮台等制度。湘军与淮军的另一个相同点都是“兵为将有”。这就是说，湘军以及新办的淮军，皆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兵权归属于兵部的世兵制。湘淮两军都是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再由官招兵，自上而下，一级选任一级。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指挥，军令畅通。

1862年3月，淮军乘坐上海官绅雇佣的外国轮船，由安庆顺江东下，穿越太平天国的军事防线1000余里，来到上海安营扎寨。上海方面的军事形势，由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李鸿章带领新募的淮军到达上海后不久，清政府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它职，命李鸿章署理。于是，李鸿章可以自由支配上海的财赋，在接济曾国藩的湘军以外，尽量扩充他自己的部队，增购新式的装备，淮军的兵力已经迅速膨胀至将近3万人。后来，又陆续扩编，再加上戈登的洋枪队，增至4万，到太平天国失败时，淮军已猛增到7万人。

1862年6月，李鸿章亲自率领程学启、韩正国等营由七宝向泗泾进攻。忠王李秀成命听王陈炳文、纳王部永宽领兵反攻虹桥，将程学启的营地外壕用草填满，拔去梅花桩，与其部反复冲锋达七八次之多。李鸿章以带领春、树、庆、熊、垣各营六成部队分路前往救援，与程学启、韩正国的部队内外夹击，迫使太平军撤围。

同年10月，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潮王黄子隆、主将邓光明等部十余万人猛攻四江口淮军刘士奇、郑国魁两营营地。李鸿章焦急无措，只能再次亲临督阵，并调遣刘铭传部5000人、白齐文部洋枪队1000人同程学启、郭松林等部与太平军进行血战，直至将其打退。

李鸿章除了在战场上亲临指挥与太平军殊死厮杀外，还企图分割瓦解太平军。他派程学启部的两营驻扎在吴江城内，另两营驻扎于城外要口，这样就将江苏、浙江的太平军分割为二。同时他又派刘秉璋、潘鼎新、李昭庆等部进驻嘉善、嘉兴一带，派刘铭传、骆国忠、李鹤章等部进攻江阴、无锡。嘉兴沦陷，杭州、湖州、广德的太平军孤立；宜兴、溧阳沦陷，丹阳、句容、金坛、常州的太平军孤立；而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更为孤立。李鸿章认为“三者虽欲互相救应，皆有重兵牵制，其力似不能。”显然，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与淮军的积极参与镇压直接相关。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在中原大地崛起。太平天国的活动范围在长江流域，捻军则活动于黄河及淮河两岸。太平天国有固定的占据地域，进剿比较容易；相比之下，捻军奔突不定，要消灭他们就颇为困难。在太平天国没有被扑灭之前，湘军和淮军都用来对付太平天国，剿捻的任务主要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负责。

僧格林沁人称“僧王”，他骁勇善战，但有勇无谋，缺乏战略战术。他统率强悍的蒙古骑兵，跟在捻军的后面穷追猛打，虽然多次取胜，但始终无法消灭捻军主力部队。而且蒙古骑兵的军纪极坏，所到之处，奸淫杀戮，其残酷与盗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使得老百姓痛恨清兵而倾向捻军，所以捻军也越剿越多。同治四年（1855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府以北的高楼寨预先设下埋伏，把僧王所统率的蒙古骑兵诱入其中，一举歼灭。僧王逃到附近的吴家店，却仍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

至此，清政府才改派曾国藩为统率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兵力负责剿捻的钦差大臣，又命当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办理后勤粮秣。 1866年10月，曾国藩因为剿捻无功而自请病假。朝廷便命曾李换班，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而以李鸿章代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

当时捻军已经分为东西两支，西捻以张宗禹为首，活动于陕西；东捻以任柱、赖文光为首，活动于山东。初任钦差大臣的李鸿章鼓动淮军将领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可惜不久，刘铭传即大败于湖北安陆尹漋河，若不是鲍超部拼命营救，刘铭传等便性命难保。李鸿章又接受刘铭传等“倒守运河之谋”，同时在胶莱河设防，企图将捻军困死于狭小区域，然而捻军一度突破了运河，直攻泰安等地，李鸿章因此屡受清廷严厉训斥。后来，刘铭传收买捻军叛徒，杀害了捻军领袖任柱。1867年12月，捻军大败于寿光瀰河，死伤数万。1868年1月5日，赖文光在扬州被俘，东捻军完全失败。

1868年，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西、山西进入直隶，清廷大为震惊，十万火急地命令李鸿章统带淮军进行救援。李鸿章总结了明末镇压农民起义的教训，又总结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东捻军起义的经验，对西捻军采用坚壁清野、守险围困的毒计，导致西捻军败于山东荏平的徒骇河。至此，活跃在北方数省，时间长达18年的捻军起义终于被李鸿章的淮军用洋枪洋炮镇压了下去。

李鸿章在此之前已被授为湖广总督，至此又奉旨加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之原官升授协办大学士，秩正一品。这个时期，李鸿章达到了前半生事业的最高点，他的爵禄和名位是从马上征战的艰辛与搏击中得来的，也是靠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得来的。

至此，扰攘达20年之久的“内部叛乱”，只留下西北几个省的“回乱”尚未全部平息，本部18省的秩序大致已经恢复。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戎马生涯到此时暂告一段落。这一年，曾国藩58岁，而李鸿章只有46岁。李鸿章的勋业虽然在此时已达到高峰，但他的政治生涯如日升月恒，前程远大，不可估量。

19世纪60年代，延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亡以至垂死时期。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封建清政府，国势日蹙，内部日益腐朽。封建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太平天国革命正是上述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

在强大的农民革命力量面前，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命运，不得不利用洋兵洋炮洋船，残酷镇压农民革命。可见强大的农民革命力量，是迫使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国家已经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从外部威胁着清政府的生存。为了尽速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了挽救清王朝，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开始改弦易辙，兴办洋务。

李鸿章是兴办洋务的主要人物。当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且当时外国的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所以必须正视现实，善以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官员可以说是为数不多，屈指可数。

一般封建士大夫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到：“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成为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经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便振振有辞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

为了唤醒这些昏睡中的、蒙昧无知而又盲目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合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狃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他还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干年未有之奇业。”番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张和民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的现实，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只有“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

所谓“内须变法”，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他主张“讲求事实，造就人才”，练兵、制器、购船，师夷之长，去己之短，资取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制躯体。

李鸿章把“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说成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这是李鸿章“变法”的主要内容。而他的“内须变法”是与“外须和戎”互相联系的，对外和戎是对内变法的继续，对内变法又受到对外和戎的制约。

至于“外须和戎”，李鸿章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拥有利器强兵，实力百倍于中国，是中国数千年来没有遭遇到的强敌。对于这个强敌，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使是暂时取胜了，最终还将被打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故意曲解中国历史，说什么“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曾国藩复信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所谓“以羁縻为上”，就是对待外国侵略者不要“轻言战争”，而应“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暂时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以换取“中外相安”的和平局面，韬光养晦，发展自己。

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1862年他率淮军到达上海后，一面借师助剿，一面购买外洋各种军火，招募技术精湛、头脑灵活的匠人，留心仿制，先后办起了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很明显，当时他制器练兵是直接针对太平军的。1865年以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并接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

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外部矛盾日趋激化，边疆危机纷至沓来。于是，清政府便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以便对敌自卫，和洋人竞争。

从诸多的史实来看，他与洋人的竞争，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承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存在和特权。因为各国条约已经签订，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很难更改，所以，“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除出境”，纯属“虚妄之论”。第二，不仅要在目前“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衅开。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就是说，对待外国的侵略，要努力争取和平环境；要遵守国际公法，不准主动出击；要忍辱退让，只有当外族以万分无理相加时，才被迫反击，并不是想要驱逐或消灭外国在华的侵略势力。由此可见，李鸿章筹划海防是服从于他的“外须和戎”路线的。

李鸿章筹划海防、创建北洋海军，还有两种打算。第一，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说：“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他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企图通过创建北洋海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就指出李鸿章“拥兵自卫”，北洋海军有变成李鸿章的水师的危险，担心：“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第二，镇压人民起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在筹建海军刚开始时就说：“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贼平之后，即可以为巡缉私贩之用。”后业在筹建三洋海军时，曾国藩又把清朝海军的任务规定为“明靖内奸，暗御外侮”。所谓“明靖内奸”，一是巡缉“私贩”、“海盗”，二是镇压人民起义。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说过，海军既可以上岸击贼，又能为镇压人民起义而载运军火援兵。

李鸿章除了制器练兵以外，还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建起一批民用企业，比较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漠河金矿等。他说，设立轮船招商局，以收回中国利权和自强为目的。创办开平矿务局是为了使“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总之，他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目的是“徐图自强”。

所谓“收回利权”，是在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不敢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情况下，主张自办一些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以“稍分洋商之利”。可见李鸿章并不企求铲除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而只是希望通过举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从洋商手中分取一些利权。

1877年奕訢等在评论轮船招商局的作用时曾说过：“从前洋商专擅之利权，中国商人得以分取而尚未能收回也。”轮船招商局的这种结果，对于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来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为不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区区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纵然有清政府作支柱，也只能分取而绝不可能收回被“洋商专擅之利权”。

“收回利权”是李鸿章保持和加强官督商办企业垄断地位的凭借。他认为要使官督商办企业增强竞争力，免遭外商的排挤，就必须使它们对国内的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他通过各种方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取得垄断特权。比如，招商局规定在“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开平矿务局曾由李鸿章批准在距唐山10里的范围内不准他人开采。上海机器织布局经李鸿章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然而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特权只能削弱中国抵制洋商的力量，却无法约束持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侵略者，相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正如有人在评论上海机器织布局10年专利时说的那样，这种规定“无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敌，不亦颠乎？”而且，“收回利权”并不能改变某些官督商办企业对外资的妥协趋向。比如，开平矿务局曾秉承李鸿章的意旨，不仅平时为进出中国口岸急需廉价燃料的洋轮提供廉价的优质煤，而且在中日交战时还卖煤给日本。轮船招商局曾被李鸿章吹嘘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意之作。但它从1878年起就逐步走上与洋轮勾结的“息争均利”的道路，断断续续地同英国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统一运价、联合垄断的“齐价合同”。当时有人评论，这个“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遏制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自锄同类，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李鸿章举办洋务，对于外国侵略者虽然不无抗争之意，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却是妥协性大于抗争性。他的制器练兵和创办民用企业的活动，既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意愿，也没有防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中国所以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而没有沦为殖民地，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斗，和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

日本成为中国的外患，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以中国的纪元来算，则在清朝光绪年间。在咸丰、同治二朝，成为中国外患的乃是英国与法国。当时中国备受英法的欺凌，日本吸取了中国的教训，深深认识到如果要避免外国的侵略，就必须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因此，还在明治天皇即位以前，日本的藩侯就已经派遣学生到西方留学。留学回国的学生不但以西方的技术来训练本国的新式军队，而且改革法制，废除封建制度，竭力从事近代化的建设。

明治天皇即位以后，废除藩侯，实行新政，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势是日见强盛。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程度，就会要求向外扩张，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低廉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为销售本国工厂大规模制造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存有军事及政治的侵略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是如此，后起的日本、德国也不例外。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要想向外发展，第一个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第二个目标就是中国大陆。朝鲜不仅与中国接壤，也与俄国比邻。俄国人虎视眈眈，使得日本人备存戒心。所以日本虽然有意染指朝鲜，却不希望从俄国人手中去夺取。因此他们的外交政策是表面上与中国及朝鲜和好，尽量与中国合作，保持朝鲜现状，等待适当的时机再侵略并夺取它。

清政府如能够了解日本用心，未尝不可设法操纵利用。但当时从李鸿章到下面的朝臣，无不害怕俄国的势力而藐视日本，对俄国则退让，对日本则强硬。由此终于造成两国之间的冲突，加快了日本侵略朝鲜以及进军中国东北的步伐。光绪年间的中日交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将琉球废藩设置为冲绳县。琉球历来是我国的藩属，清政府为此屡次与日本交涉抗议，拖延了近一年，却仍无结果。到了1880年，中俄之间又因伊犁问题有开战的趋势。朝臣之中颇有一些人担心，日本可能利用中俄紧张而与俄国人相勾结，以便从中牟利，因此主张迅速解决琉球问题，对日让步，以免多方树敌。

李鸿章当时为直隶总督，奉命筹议得失。1880年10月9日，他上奏“妥筹琉事折”，提出对于拒俄与拒日的看法。在他看来，俄国强而日本弱，中国既然已经在对俄外交上吃了亏，便不能再在对日外交上吃亏。而且在给以俄国便宜之后，正好可以利用俄国来慑服日本。这种观念正是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对日外交态度。既然中国不肯对日让步，而日本又视中国为敌，这一场战争当然是迟早非打不可的了。

为了贯彻他的对日外交强硬政策，李鸿章以他所兼任的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请求清政府多购新式战舰，建立海军，以备一旦对日作战之用。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农民起义军包围日本使馆的事件，王宫也在同一天被袭击。当时李鸿章正值丁忧，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当机立断，即刻派遣提督吴长庆率军东渡朝鲜，帮助稳定混乱局面，并将挑起这场乱事的首脑人物带到保定幽禁。此后，吴长庆的部队便留驻在朝鲜，朝中大臣们对此甚为兴奋，都主张乘此兵威慑服日本，并请旨饬令李鸿章带兵驻扎于烟台，以便相机调度。李鸿章因此与署督张树声合奏皇上，指出慑服日本的办法只有一个——多买兵舰，建设海军，到那时日本自然会服输，琉球问题也自然会得以解决。从光绪初年到光绪二十年，李鸿章依据这一构想大力建设北洋海军，但是结果如何呢？

《李鸿章奏稿》载有1894年7月29日中日甲午战争刚刚开始不久，李鸿章奏覆海军统将丁日昌暂时还不宜急于撤换一折，其中比较了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实力情况：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还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国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胜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攻，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据此折，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本来要比日本海军占有优势，只因光绪十四年以后清政府不许北洋海军添购新船新炮，所以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发生时，北洋海军所拥有的舰船还是光绪十四年以前所购买的，在速度和火力方面都已比较落后。

另一方面，日本知道北洋海军定购新舰，便在光绪十五年以后陆续增购新舰9艘，其速度与火力大大超过北洋海军的旧舰。相形之下，到了光绪二十年时，双方海军的实力对比呈现出逆转之势。为了保存北洋海军，李鸿章只有尽量设法避免与日本海军作战，以求“保船制敌”。

至于他在上文中所说，“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读请，臣当躬任其咎。”这段话，其实是事出有因。原来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以后之所以不添一船，并不是由于“时艰款绌”，而是因为当时主管海军衙门及户部的王公大臣们为了献媚慈禧，把成百万两的海军经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去了。

关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一事，清末以来的私家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官方的史书中对此却讳莫如深，所以始终无法从官方的资料中寻得正面的记录。颐和园的全部建造费用多达3千万两，当时清政府财政支绌，为了筹措这笔巨大的经费，从中央到18行省，各方搜刮，层层缴纳。

海军经费虽然有专款，但为了应付“园工”的紧急支出，任何款项都会被提拨调用，海军经费又如何能例外呢？海军购买舰船，所需款项巨大，动辄以百万计。然而处于当时的情形之下，即使有添购舰船器械之必要，也必然要因园工而遭受搁置。而且，当时掌握财政大权的翁同龢因私怨而倾陷排挤李鸿章，他不仅以部款支绌为理由，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两年，即使是弹药的补充，也多方予以限制。

据当时担任北洋海军顾问的英国海军军官泰勒在自传中记述说，当时另有一德国工程师汉纳根任北洋海军顾问，他曾在甲午战争以前两年，建议李鸿章多买德国克虏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之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未曾实行，其原因即是因为当时主持军需事务的大人物反对耗费巨款购买炮弹储藏，认为那是无用浪费。以致甲午战争时，北洋海军最大的铁甲舰定远舰的10寸巨炮炮弹只有1枚，镇远舰也只有2枚，其他较小口径的炮弹亦奇缺。

等到中日双方宣战时，李鸿章急忙向英德各国商购炮弹，而各国皆以严守中立为借口，拒绝出售，致使海战发生时，北洋战舰的最大巨炮不能发挥作用，也是黄海海战败绩的一大原因。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洋海军在开战时便自知处于不利地位而心存怯弱，未战即先呈败势。究其原因，慈禧徇私害公、挪用海军经费以建造颐和园是罪魁祸首。可见北洋海军之败有其内在原因，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之败又不能完全归咎于船炮不如日本与弹药准备不足这两项原因。除此之外导致失败的原因还可举出两大点，第一是北洋海军的军纪废弛，高级军官缺乏斗志；第二是统帅不力，指挥失当。

海军的军纪废弛，军官与士兵两方面都有责任。如果军官能对士兵作适当的管教与训练，士兵的纪律一定可以得到改善；只有在高级军官本身也怯弱腐化时，官兵的纪律才会无法整饬。然而当时的情形，不幸正是如此。引述当时北洋海军顾问泰勒的话说：“船面及机械室人员皆极优良，士兵皆活泼勇敢，下级将校大体尚善，唯上级者除少数外，盖远逊焉。彼等大抵染官僚习气，萎靡不振。”另据当时美籍炮术教官麦吉芬的观察，则“将官之怯者，无过福州人。自兵端初起，以迄末次之战，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辈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视军令如儿戏，恒加虚词。有时为丁提督所视察，顿足怒詈，终无如之何。”上级军官可以不服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可以视军令如儿戏，试问他们如何能整饬士兵的军纪？一到战事形势不利时，势必会群情涣散，军无斗志，而后来情形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以上所述，是北洋海军军纪废弛、高级军官缺乏斗志的客观记录。至于统帅不得其人、指挥不当的情形，原因则全在于身为最高指挥官的海军提督丁汝昌本来为陆将，对于海军技术完全是门外汉，所以凡事都依靠属下的最高级军官右翼总兵官刘步蟾，凡是战略的决定与号令的发施，都由刘步蟾从中主持。

甲午战争中北洋军海陆俱败。海军之败，有舰只陈旧与弹药不足的原因，北洋陆军则装备有新式大炮，平时的操练演习又向来号称精良，为什么也一败再败，甚至弃甲曳兵而走，连堆积在平壤城中的数十门新式大炮和上千支的枪支都一概不要，而只顾奔走逃命呢？这一点，李鸿章就无法解释了。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也质问道：“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原因当然不能像海军战败一样，完全归咎于武器装备。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1894年10月5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等上折批评李鸿章：

“朝廷以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某某则为耳目，某某则为腹心，丁汝昌卫汝贵为爪牙，龚照圩刘含芳为羽翼。此数人者，皆天下所讪笑指目，而李鸿章以之分布于海军、粮台、电报、军械，各关系军国重要之区，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时病民蠢国，事皆坠坏于冥冥之中。暨有事之秋，诪张为幻，不唯助李鸿章以欺罔朝廷，抑且卖李鸿章以邀利而有所不恤。”

李鸿章私心太重，任人唯亲，的确是北洋海陆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海陆军中的军需要务等重要工作，尽被视为是有利可图的肥缺，一概用来安插他在淮军的老部下以及安徽同乡。这一点，是李鸿章的致命伤，也是梁启超论述李鸿章甲午战争功罪时所说的：“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

如果说甲午败绩使李鸿章的名声大跌，那么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所主持的联俄外交及所签订的《中俄密约》，则是他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

由于《中俄密约》的签订，导致俄国势力侵入东三省，正所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狼与虎，都是吃人的凶兽，虎固然凶暴，而狼的狡诈险恶，似尤过之。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被喻为引狼入室，究竟这引狼拒虎的妙计，是不是出于李鸿章的设计？

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边界发生争执，俄国舰队在海参崴集结，以备随时对英国出兵。英国为了防止俄舰南侵，先发制人，在这一年的2月间派兵舰占领巨文岛，并在岛上筑炮台，设军营，修码头，布水路，作为英国在此监视对马海峡俄舰动态的海军基地。

英国的这一举动，虽然是针对俄国，但事实上却侵犯了第三国的主权。该岛本来为朝鲜所有，而朝鲜并未介入英俄的冲突，英国怎么可以无故出兵加以占领？因此朝鲜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将兵员及舰只撤出，交还巨文岛由朝鲜管理。中国视朝鲜为自己的属国，当然也帮助朝鲜一起向英国提出交涉。

当时阿富汗问题已趋缓和，英国答复清廷说，巨文岛的占领并没有损及中国及其属国的利益，英国也并无长期占有该岛的意思。但如果该岛被他国所占有，则必然使中英两国蒙受不利。如果中国能保证此岛不为外国所占，英国自然可以撤出。这一照会虽然没有拒绝交还巨文岛，却给清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为了达到使英国撤出巨文岛的目的，清朝政府不得不转而向俄国交涉。

俄国公使拉德仁最初只是口头允诺李鸿章的要求，却不肯作书面的承诺。直到后来，拉德仁才表明其真正的态度，即要李鸿章先答应担保朝鲜的领土完整，然后俄国才会作出承诺。这就是要将中国置于与俄国同等的地位，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利，然后可使俄遂行其进一步侵略企图。这当然不符合清朝政府本身的政治利益。但因为李鸿章深知日本正对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如果能联合俄国的力量来共同担保朝鲜不为日本所侵，也未尝不是好办法。更何况“借俄慑倭”的思想，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李鸿章及当时士大夫们的心中。所以后来李鸿章与拉德仁商定了三点，由中俄两国立约担保朝鲜的独立及领土的完整，兼以表明俄国不取朝鲜土地的态度。

李鸿章及拉德仁之间的协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于是李鸿章与拉德仁的交涉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总理衙门根据俄国公使对李鸿章所作的口头承诺要求英国退兵，英国居然也同意了。事已至此，李鸿章与拉德仁之间的交涉也就不了了之。想不到时隔10年以后，这一桩交涉旧案，竟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于是这才有后来的中俄交涉。

自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到7月中旬，朝鲜乱事平定，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拒不按约履行，以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清王朝希望利用西方列强的势力逼迫日本从朝鲜撤兵。6月2日，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休假回国途经天津，李鸿章便乘机要求俄国干涉，告以“昔时俄使拉德仁与中国定约互不侵犯朝鲜领土，今日本大兵驻韩，野心难测，俄为朝鲜近邻，岂能漠视？且中日两国军队留韩，势必发生冲突，妨碍远东和平，望贵国外交部转电驻日公使，劝导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以免后患。”

喀希尼接到俄国外交部的复电，知道俄国决意干涉朝鲜问题，大为欣慰，于是再致电转达李鸿章希望俄国压迫日本无条件撤兵，以避免军事冲突的意图，并派遣公使馆参赞通知李鸿章说，“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达日本政府劝请撤兵，如果日本不肯遵办，俄国将以武力压服”。李鸿章大喜，立即致电袁世凯转达牙山方面的北洋陆军静以待命，不得轻举妄动。

俄国政府后来决定不介入朝鲜纠纷，根据俄国的估计，日本虽强但国小，两国即使开战，中国也未必会败。喀希尼强调日本战胜之后，将乘势入侵中国的东北，这将会成为俄国的大患。而且即使日本战胜，俄国也不难乘其疲敝，加强其本身的地位，坐收渔人之利。俄国政府的这种打算，可以说完全符合其本国的利益。

当时，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态度蛮横，清政府也无法再容忍欺凌，于是两国走上了兵戎相见之路。这正是日本所迫切希望的事，而清政府却是因为对整个局势缺乏全盘的了解，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决定对日作战。一味希望俄国的军事干涉，以致北洋海陆军均因疏于戒备而招致败绩，实在是失策之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清政府因海陆军屡次败绩，日军深入东三省及山东境内，无法再战，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东渡日本，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议和。

伊藤最初提出10款要求，限4日答复。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一、朝鲜自主；二、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给日本；三、赔偿兵费白银3万万两。经多次磋商，日本只允许于辽东割地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2万万两。除此以外，不允再让。于是双方签订了和约，定期在烟台互换。

消息传到国内后，朝野大愤。举人康有为等联名上书，言辞激昂，朝廷颇为所动，于是又重新考虑和战的问题。当时国外的舆论颇反对日本的这种行为，俄国也有联合德法两国干涉和约一说，于是国内的舆论也因仇日而转向于亲俄。

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的活动已在酝酿中。条约签字刚刚完毕、割地赔款的条件刚一完全公布，三国的态度顿时强硬起来，相继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外交部提出备忘录，表示对条约不满，并要求日本考虑放弃占领辽东半岛。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一事的由来。

三国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本施以强大压力，日本被三国干涉的压力所吓阻，不得不同意放弃辽东，但却要求增加赔款白银3万万两。对于马关条约所定的赔款白银2万万两，清政府已感觉数额过多，现在再加3万万两，偿付实在困难。俄国为了表示他们对华的“友谊”，自愿以低利息贷借白银1万万两，年息只需付4厘。借款数目之大，利率之低，似乎足以显示出他们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清政府在感激之余，更加深了对俄国人的好感。于是，凡是俄国人提出的“善意”劝告，一概都乐于接受，政府舆论也日益倾向于联俄制日的主张。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即1896年5月26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国均派专使前往俄国致贺。最初，清政府准备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祝贺，但俄国公使喀希尼却向清政府表示，当时中俄两国的关系如此之好，中国派出的专使岂能只是一个像王之春这样的二三级人物？恰逢此时，御史胡孚震因为认为王之春资历太浅，建议派李鸿章前往，以王之春为副手。于是清廷降旨派李鸿章为正使，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副使使俄。

谕旨颁发当天，李鸿章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上书恳请另派他人。但皇帝不但不准请辞，还降谕慰勉说：“李鸿章耆年远涉，本深眷恋，唯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务当仰体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以副委任，无得固辞。”

于是，李鸿章终以74岁的高龄，远涉重洋，作为庆贺俄皇加冕的专使出访俄国。李鸿章与俄皇尼古拉二世、财政部长维特、外交部长罗拔诺夫谈判时，进行得极为秘密，外界根本无法得知真相。俄国公使喀希尼接到本国指示，就条约内有关的中东铁路及道胜银行等项内容与总理衙门磋商细节时，消息逐渐泄露，引起了国外舆论的注意与国内舆论的反对。争议最多的，便是清政府允许俄国在东三省境内修建中东铁路，并将铁路所经过的土地割让给俄国。

《中俄密约》的实质，是俄国人以订立军事同盟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割让东三省大片领土，供其铺设由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贯穿吉黑两省而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借此将势力渗透进我东三省。在维特回忆录中提到，李鸿章在彼得格勒议约时，俄方为了争取他的同意，在中东铁路红利分配办法里，明确许给他300万卢布的红利，分3次支付，即签订条约时付100万，其余由中东铁路局逐次支付；当时在总理衙门商办此事的军机大臣张荫桓，也经由公使喀西尼付给25万卢布。这件事当时就在北京有所流传，国人曾经指责李鸿章个人受贿。

俄国占领旅顺和大连不久，英国借口保持均势，提出租借山东半岛威海卫。李鸿章当时在总理事务衙门，与英国公使极力争辩，英使在很难堪的情况下，下了最后通牒，提出：“阁下如能以你的辩才使俄国交还旅大，则英国决不要求租借威海卫。否则威海卫非租给英国不可。”之后，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再度强租九龙。

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一气之下，降旨命李鸿章毋庸在总理衙门办事，李鸿章仅仅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

戊戌变法后，光绪皇帝丧失了权力，李鸿章见机行事，托付军机大臣荣禄帮忙向慈禧说项。荣禄上奏慈禧，称李功勋卓著，声望很高，不宜长期闲居在家。于是慈禧授给他通商大臣的官职，让他考察通商名埠。李鸿章志在当一个地方的封疆大吏，对此任命并不满意。不久又请荣禄上奏慈禧，推荐他去广东镇压革命党，慈禧准奏。

此后的8个月，李鸿章在粤督的任上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以严刑峻法治理地方，狠刹当地的偷盗风；第二是当义和团刚出现时，慈禧命各省仇外，而李鸿章拒不奉命，联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封疆大吏搞了“东南互保”。

所谓“东南互保”，是李鸿章在慈禧向11国同时宣战时，为了保护清王朝而采取的断然措施。李鸿章冒着风险，将慈禧下达的上谕称为矫诏，拒不执行；同时，他们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妥协，从而避免战火蔓延到长江流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李鸿章收到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发来的电报：“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词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李鸿章收到盛宣怀的电报后，给盛宣怀复电：“勘电悉。讹距榆关不确，吾方与俄廷密商了事办法，必俄不踞地，各国乃不生心。顷美兵官来商，愿以铁舰护送赴沽，俟电旨即行。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电文中的岘、香二帅即是指刘坤一（字岘庄）和张之洞（字香涛）。电文中提到的廿五矫诏是指6月21日（农历5月25日）清政府发布的对外宣战的战书。

在盛宣怀的联络下，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加上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组成代表团与以美国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会商。在6月26日（农历五月三十日）签订了所谓《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切实保护”。对于这个章程，李鸿章表示完全赞成，四川总督奎俊立即表示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7月27日电告盛宣怀，他在福州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办法。此外，在北方的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但它的愚昧性和落后性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这种盲目地仇外必然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和报复。李鸿章等人的作为，客观地讲其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在“东南互保”事件中，李鸿章起了决策作用。

从6月15日起，朝廷给李鸿章下旨，召他从广东回京支撑大局。他没有立即动身，开始搜集有关情报。7月8日，清政府授给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16日，袁世凯的电报到达广州，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于次日启程赴上海。22日抵沪，进入了外交前线。李鸿章受命于危难之际。清政府以一个区区弱国向11个列强国家同时宣战，实在是愚昧，其失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到达上海后，做贼心虚的各国总领事，怕李鸿章在列强中间挑拨离间，几乎一致反对他。美国总领事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事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对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最恼火的是法国的殖民部长。他后来以专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警惕李鸿章的挑拨离间。文章的内容是这样的：“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显著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李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

到达上海之前，李鸿章已经了解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于7月3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件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份文件以“循环照会”的方式通知给各国；各国毋须回复。按照国际法，如果受文国在一定时间内不提出异议，就被认为是默许，这个备忘录就有“临时协定”的约束力。

据此外交情报，李鸿章制订了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两条。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换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定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来华是助剿叛逆。按这个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借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之难了。

第二，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化除联军进攻北京的借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

李鸿章从7月22日抵达上海到9月10日北上赴京，中间的时间将近50天。之所以逗留这么久，主要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因为义和团尚未肃清。俄国人在关键时刻向李鸿章表示，愿意为他派卫兵，护送和保卫李鸿章的人身安全。

俄国人的“友好”还远不只于此。李鸿章到达北京后，俄国公使首先向各国提议，称应该把占领北京的军队撤往天津，以便可以将北京交还给清王朝，表示各国愿意与清政府议和的诚意。俄国公使便首先一个人回到天津。后来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肯和自己一样，才悻悻地回到北京。俄中两国的亲密在各国间产生了重要的分化作用。日本恐怕中俄的进一步接近会影响到它在朝鲜的地位，因此对中国表示友好以离间中俄关系。英国为保护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利益，也不愿意俄国和中国过于接近。美国与英国一样，也看重自己在市场上的利益。李鸿章就这样利用各国的矛盾，终于签订了一个只赔款不割地的条约。

《辛丑条约》签署后，俄国人露出了凶相。俄陆军部长克鲁巴特金借口中东铁路在义和团运动中受损严重，逼迫清政府同意沙俄控制东三省的行政权和驻兵权。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奏清廷，担心让步会引起列强的仿效，造成国家的分裂，所以坚决认为不可以让步。他说：“各国眈眈虎视，此次允和而不占疆土，彼此猜忌，互相牵制。若允俄独得东三省政权兵权，各国必将效尤，分裂之祸立见。与其允而失中国，何如坚持勿允，虽弱犹可图存。”

俄国用不允许就开战的无赖态度威胁强迫清廷接受它的条件。李鸿章因为始终不同意俄国的条件，为俄人相逼，于1901年11月7日在北京贤良寺病死，年79岁。临死前，李鸿章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可恨毓贤误国至此”；长叹后说了另一句：“两宫不肯回銮”，没有提及家事，阖然长逝。

清廷下令按大学士定例进行赏恤，赏陀罗经被一条。派恭亲王溥伟带领10名侍卫前往祭奠，谥号为“文忠”，追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后又赏银5000两用于治丧，他的儿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的官职，承袭其父爵位，其余子孙也各有赏赐。又命在安徽和李鸿章曾经建功立业的省份以及京城设立专门祠堂。

李鸿章的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人因国家痛失栋梁而悲痛，有人因丧失了庇护和靠山而担心前途，有人因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敌而暗自高兴，也有人因少了一个大汉奸大卖国贼而拍手称快。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将他的一生分为两个主要时期——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及捻军时期为前期，称之为“兵家之李鸿章”；后期为从事政治及外交时期，称之为“洋务及外交家之李鸿章”。前期的李鸿章，乃是“同光中兴名臣”之一，在历史上的评价是誉多于毁。后期的李鸿章，因为晚清历史的重心已逐渐由“安内”转向“攘外”，况且当时的形势不是哪一个人凭借个人的才识能力所能应付的。因此，虽然李鸿章做了很多事，却仍未能制止谤言四起，而终于毁多于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对于已成为历史人物的李鸿章，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定位？

第一，愈挫愈奋的老辣官僚。

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了三落三起。他始终愈挫愈奋，表现出常人所没有的雄心和忍耐力。

一落一起是指他身逢乱世，不甘于寂寞的翰林生活，跟从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因不遂心意，放弃四品道员的官职，投入到曾国藩幕中从一个普通的幕僚做起，终于有机会以曾国藩高级幕僚的身份创办淮军到上海镇压太平军。

二落二起是指在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遭到重创，多年的辛苦和心血一转眼化为乌有，而且自己也已声名扫地。李鸿章却在73岁的高龄上，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身而出，担当议和之事。李鸿章在日本广岛遭刺客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完成议和使命。之后，他亲自出使俄国，祝贺俄国皇帝加冕，游历欧美各国。

三落三起是晚年光绪皇帝命他不要再参与总理事务衙门的事务。他在家闲了一阵，又通过荣禄向慈禧太后讨了治河和到广州任两广总督的差事。等到义和团起事，清廷只得又请他与洋人议和。李鸿章临终遗言，皆关于国事，可见他的雄心，至死也未消失。

第二，封建王朝的忠实维护者。

从中法战争的所谓不败而败，李鸿章就背上了汉奸的恶名。甲午战争之初，他因深知北洋舰队根本无法战胜日本舰队，坚持不主动参战。战后，因为北洋陆军海军全都败给日本；日军由朝鲜进逼东三省，朝中大臣许多人说李鸿章昏庸误国，甚而说他卖国。

以文廷式为首的35名大臣联名上本，批评李鸿章，指出他五条大罪，其中第二条说他见日本人来船就放行，打仗时还把开平煤矿的煤卖给日本，捉到的日本间谍，有的明里释放，有的暗里弄走等等。当时中国一般的读书人骂李鸿章是秦桧。对此，梁启超认为，如果是出于无知的百姓之口，还能原谅，出于读书人之口，简直就是“狂吠”。他认为，李鸿章忠于本朝，一如李秀成之忠于太平天国，后者被称为忠王，李鸿章被授予谧号文忠，都是当之无愧的。

遗憾的是，清王朝却未必对得起他的这份忠心。当中日海军的军备竞赛进行到节骨眼上的时候，慈禧却要大修特修颐和园，北洋舰队不但购船不果，连作战急需的大口径炮弹都无法添置。北洋之败，李鸿章固然逃避不了罪任，根源却在慈禧。至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议和，根源亦在慈禧。

李鸿章与曾经镇压太平军的英国人戈登关系很好。有一次他问戈登，大清的国势如何才能挽回，戈登开始不回答。李鸿章追问，戈登说，除非你取而代之。李鸿章听后吓了一跳。以李鸿章在国际上的威望和把持北洋军的实力，搞政变是有可能的，但他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梁启超评价他的缺点是不敢破格，此事即为印证。

第三，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人。

李鸿章搞洋务，兴工商，办海军，目的是强国。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人德富苏峰评价李鸿章说，“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引中国前进以至今日地位者，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不少史家认为，尽管李鸿章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影响，思想比较封闭保守，但他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主张跨出国门，接触世界，了解世界。当时这样做的有一大批人，诸如丁日昌、郭嵩焘、沈葆桢、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等，李鸿章是他们的代表和核心。甲午战争时期或稍后，孙中山、章太炎上书李鸿章，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见，李鸿章是19世纪后期那个时代推进中国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和他一起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尽管也各有所长，但是在认识世界、了解时代这一点上，李鸿章却要比曾、左高出一筹。

第四，积极的改革者。

19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生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努力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虚心向西方学习，办理洋务，创建海军，为中国赶上世界潮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他的改革是“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李鸿章的改革皆是小打小闹，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解决社会矛盾。他部署谋划不如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注意照顾到普通百姓的利益，触及到深层次问题，所以要胜李鸿章一筹。

李鸿章周游欧美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称李为东方俾斯麦。实际上，这只是德皇为和李鸿章拉关系的说法，因为他希望李能够购买德国的军事装备，不足为道。以李鸿章一生的所为与俾斯麦相比，高下立现。从内政上说，俾斯麦把原来分散的小邦国合并成了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在任时，中国却从世界大国，亚洲一流强国蜕变成了各国宰割的对象，成了亚洲的二流国家。从外交上说，俾斯麦联合奥意而使二者为德国所用，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引狼入室，陷入了俄国的阴谋之中。从国防和军事看，俾斯麦战胜的是敌国，而李鸿章战胜了同胞却败给了洋人。从学问、智慧和胆量上，李鸿章也不是对手。

第五，以夷制夷的外交高手。

日本的维新元老之一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与其说有豪胆逸才，决断力，不如说伶俐有奇志，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清政府处于列强眈眈虎视之下，凭借国土之大，虽然衰弱，但仍有回旋的余地。李鸿章抓住各国之间的矛盾，以此击彼，以彼击此，维持清王朝奄奄一息的国运，其外交手腕令洋人叹服甚至畏惧，也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

无独有偶，早于李鸿章30年，在欧洲大陆上，也有一位以玩弄外交手腕而声名远播的梅特涅，此人是奥匈帝国的宰相。他主持国家的40年，专门使用狡狯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全欧，对内压制民党。有人评价李鸿章与梅特涅相似，可后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欧洲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却连一个原本是中国属国的朝鲜都无法保全，盖其心术不如其险，才情不如其雄也。

李鸿章性情孤傲，在对外交往中常有意不按照西方的风俗行事，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觥握算，唯利是视耳。他在欧洲周游时，多次问到洋人的年龄和家产，有的随员提醒他，这些都是洋人的隐私，请他不要问。但他不听，照问不误。原来在他心目中，一切欧洲人都可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第六，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李鸿章能从七品小官到当上封疆大吏，乃至封侯拜相，除了个人努力、师长提携之外，与他极力维护反动的封建政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有关。他认识到，仅靠封建军队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农民起义军，所以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外国兵船和军火，雇佣外国军人，除了在战场上明火执仗与太平军和捻军殊死厮杀外，还大搞阴谋诡计收买农民队伍中意志不坚定的人，极力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对于投降和俘虏的农民起义军官兵，还血腥屠杀，制造恐怖，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遗余力。一将功成万骨枯，李鸿章所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官兵何止千万？他的红顶戴是用农民的鲜血染成的。

第七，晚清官场腐败的重要责任者。

腐败是与封建政治密切联系的一种丑恶现象，大凡封建王朝延续到一定的时间，腐败的病症就像遗传基因中的病毒一样，必然会发作，而一旦发作，又不是哪一个人能够轻易扭转的。作为封疆大吏，国家股肱之臣，如果洁身自好，应该对腐败起到一定的抵制和荡涤作用，可是李鸿章起的却是推波助澜的反面作用。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作战中平定了叛乱，为国家立下大功，回京之后，两宫太后要召见他。按宫中成例，太监们向他要关节费3 000两。左宗棠十分气愤，坚持不出钱。李鸿章深知底细，暗中代付。谁知道两宫对左宗棠十分赏识，特赐一副咸丰生前用的墨晶眼镜给他。太监捧旨颁赐时，又要索取礼金数千两。左宗棠一生气，索性不要赏赐，又是李鸿章做好人，替他出了银子。

李鸿章给太监公公们上礼，史书上有记载。北洋海军举办成立庆典之际，李鸿章奏请中央派要员前来检阅。朝廷派了奕鐶，而奕鐶悄悄带李莲英同来。为了加深西太后对自己的信任，他把这位慈宁总管太监的接待标准，提高到了仅仅比王爷稍微逊色的水平上，并奏送李莲英5万金。

李鸿章的银两来路也不明。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在回忆录里曾提及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时受贿300万卢布，虽此事未有其他史料可作旁证，然也有确凿的史实证明李鸿章的确不是一个清官。光绪十二年，北洋海军开始卖官。被革职的杨宗濂、姚宝勋、马永修、陈本，各自献金许多，想要官复原职。主事延熙以5000金得郎中，郎中岑春荣以5000金得道员，道员周绶和沈永泉各花了1万金，买得记名简放。卖官得来的钱大多用于慈禧建造颐和园。此后练兵处仿李鸿章，买卖官员的收入竟达数十万之巨。

总而言之，李鸿章作为19世纪晚清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已经走进了历史。综观其一生，可评可述处甚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要的是我们站在什么角度，采取什么立场去看待这位历史人物。

作者高纪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