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系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卒于1872年3月1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享年62岁。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后更名为国藩，隐含藩卫大清王朝之意。曾国藩的家乡白杨坪是一个离湘乡县城约60余公里的小山村，清代属荷叶塘都。曾家世代以农为业，自明代以来，其先祖无一以读书、科举而发迹者。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身居山乡，但颇有气概，其性格刚强，然年少时游手好闲，生活放荡不羁，中年时才有所悔悟，返乡开始主持家务，勤俭治家。曾国藩从小受其祖父的教诲，“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后来被曾国藩尊为家训的所谓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和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也均出自其祖父之口。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走了一条读书、科举、塾师之路，曾应试17次，然屡黜科场，至43岁时才得中秀才，虽十分庆幸，但自知仕途无望，遂将希望寄予其子，尤其是长子国藩的身上。曾国藩自幼又深受其母的影响，日后在致其弟的书中他曾说及：“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家庭的影响，使曾国藩逐步养成了自己倔强性格和敬业精神。曾国藩的祖辈们，由农夫而小士绅，可谓碌碌无为，而终老于山乡之中，而他们的倔强性格，他们所倡导的勤奋家风，却哺育出了一个左右曾国藩晚清政局的历史人物。

1824年（清道光四年）春，曾国藩第一次随其父赴省城长沙参加三年两次的童子试。这一年曾国藩仅14岁。此后一连考了7次，到1834年（清道光十三年）曾国藩才中了秀才。次年再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36名举人，随即入都参加来年的会试。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不举，次年，恩科会试再报罢。于是，曾国藩只得南下返乡，溯江而归。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借得盘缠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侥幸得中三甲第42名进士。其后参加朝考，列一等第3名。试卷进呈道光皇帝，被拔置一等第2名，于是28岁的曾国藩被点了翰林，可谓幸运至极。翰林院是读书养望之地，既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凭考试不断获得升迁的机会，而读书又是考试的必由之路。自此，曾国藩便开始在翰林院刻苦攻读。

自入翰林院的7年时间里，曾国藩得以大量阅读翰林院中的丰富典籍，充实了其在经史、文学、军事、经世等方面的知识。由于其座师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暗中相助，几次大考翰詹，曾国藩都连连得捷，竟使其在10年中得以7次升迁。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自此方开始真正涉足官场，时年37岁。曾国藩的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他却为无法施展其政治才干以报效大清王朝而流露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的烦恼。

当然，曾国藩的成功有其学术背景，在他身上，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内涵。曾国藩在入都会试之前，足迹未出过湖南，那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每日只是作些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进京以后，曾国藩才知道有所谓经学以及经世之学。曾国藩称“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而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素已耳。如未沸之汤，递用慢火温之，将越煮越不熟矣。”遂立志发奋读书。

在翰林院中师友甚多，远不是从前的所谓“庸鄙者”能相比拟的。曾国藩称：“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朋、朱廉甫、吴莘畬、庞作人”等人。

曾国藩在进翰林院后，开始认识到“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为严格约束自己，他自己定下12条课程：即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如此严格要求，发奋攻读，再加上与同道师友往复切磋学问，互相砥砺，在学业上可谓大有长进，这也为今后曾国藩成就其事业而奠定了坚实的志行与学问的基础。

1841年8月（清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即投师当时影响甚大的理学家唐鉴门下。唐鉴谈及治学之道“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治经宜本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且最宜读《易》。而学问则有三：义理、考据、文章，经世之学也即在义理之中，经世之学不外看史。此外，倭仁的修身养性功夫最值得效法。检摄于外“整齐严肃”，持守于内“主一无适”。唐鉴与曾国藩的一席谈话，使曾国藩豁然开朗。曾国藩称之为“昭然若发蒙”。从此，他致力于理学，并作五箴以自警：即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是也。

曾国藩虽致力于程朱理学，但并未拘泥于程朱理学。他师从于唐鉴，但并未墨守唐鉴的畦径。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炎武主张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对此曾国藩是深深折服的。因此，曾国藩与那些一味主静的理学家不同，其服膺的是一个以经世为目的的理学。

理学的熔铸，既极大地丰富了曾国藩的思想文化内涵，又外化为“硬”、“悔”两种精神状态。“硬”字，曾国藩又称“倔强”。他认为“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而“悔”字，曾国藩自谓“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悔悟之后，才知自己全无本领，才看到人家有几分是处，有这一悔字，其待人也，小心翼翼，就无一人敢轻慢；其行事也，兢兢业业，就无一丝疏忽。一个“硬”字，一个“悔”字，是由理学修炼而来的功夫。威而不猛，柔而不弱，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正是曾国藩自强能立、圆融能达的大本领。理学将他熔铸成具有领袖气质的通儒，他又能以礼教和伦常为倡导，团结一批誓死卫道的乡间儒生，带出一支儒家色彩十分浓厚的湘军来。

清朝自嘉庆以后可谓世风日下，大小官吏耽于享乐，“多磕头，少说话”成了为官之道。此时，出身于湘乡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叫卖过菜篮子，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保存着书生本色的曾国藩却不随流俗，在清廷内外交困之际则能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表现出敢于直谏，不怕犯颜的刚正之气，也显示了他效忠清王朝，以报清帝的知遇之恩。

咸丰帝继位后为稳定大局下诏求言，曾国藩鼓起勇气连连上疏，诸如《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疏，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敬慎”、“好古”、“广大”三端“圣德”之流弊，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的疏谏既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内的主要政治行为，也因此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名声。

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是年秋，太平军占领广西永安，并在此建制封王。1852年4月（清咸丰二年三月），太平军由永安突围北上，围攻桂林，旋即夺取全州，并由此进入湖南境内，然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所部楚勇的伏击，损失十分惨重，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死于此。太平军遂被迫改道湘南，占领道州、郴州等地。其后，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率其部攻打湖南省城长沙未果，却在长沙城外中炮身亡。洪秀全闻讯后即率太平军攻打长沙，也未获成功。遂撤军连克益阳、岳州，并于1853年1月（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克湖北省城武昌。不久，太平军又沿长江顺流东下，并于1853年3月19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占东南重镇南京，遂建都于此，并将南京更名为“天京”。

其前（1852年），正当太平军尚在湖南境内时，曾国藩授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赴江西主持是年乡试。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时，接到其母病逝噩耗，遂立即改服回乡奔丧守孝。1853年初，湖南巡抚张亮基奉谕传旨，命曾国藩为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这一纸上谕，竟使曾国藩开始了他从创办团练到组建湘军，并与太平军拼死决战，最后完成其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十余年的军事生涯。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与湖南的士绅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家乡也颇有声望，成了湖南士绅崇拜的偶像。曾国藩接奉圣旨后，即尊墨垤从戎的古制，接受了出任湖南团练大臣的使命。湖南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太平军过境后，其留下的小股部队与湖南当地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结合在一起，在各县迅速掀起相当规模的反清斗争浪潮。

曾国藩受任后，为镇压湖南全省的农民起义，反复强调要以“铲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于是曾国藩在省城他自己的公馆内专门设立了“发审局”，并大开杀戒。3个多月内，竟处决两百余人。如此剃头一般地杀人，在湖南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因而曾国藩被时人称为“曾剃头”。

此时的曾国藩虽身处不官不绅的在籍侍郎地位，但竟不顾湖南军政大吏对其的不满，我行我素，致使一时谤议四起。为此，曾国藩向咸丰帝上疏，声称“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因而竟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褒奖。于是，湖南的地方官员也就不敢再多言了。短短数月剃头般的杀戮，湖南全省的农民反抗斗争被其暂时镇压了下去，曾国藩也初步达到了其除“暴”安内的目的。

早在任京官时，出于对清王朝安危的考虑，曾国藩已萌生编练一支新军的思想，但由于那时他手中并无实权，无法付诸实施。然而，当他就任湖南团练大臣之后，即开始了把“团”与“练”分开和在省城立一大团的组建湘军的实践。

曾国藩编练湘军是力图组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那样的败不相救、忌功疾能、缺乏训练、腐败不堪又毫无战斗力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既要完全听命于他，又要有相当的战斗力。在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以前，湖南的江忠源、罗泽南、王鑫已先后组建了楚勇或小股乡勇，这对曾国藩来说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1853年2——9月（清咸丰三年一至八月），曾国藩仿照明代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做法，着手编练由罗泽南、王鑫、塔齐布、邹寿璋、曾国葆、储玫躬、周凤山等人为统领的湘军。因与湖南地方官员不睦，曾国藩于是年9月移驻衡州后，不但扩编了陆营，还建立了水师，湘军遂迅速发展了起来。

湘军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湘军的招募。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专选朴实诚实的山乡农民，而不录用市井油滑之徒和沾有衙门习气者。凡被招募为湘军者必须具结作保，其籍贯、亲属、箕斗等个人资料均注册入档，以备日后清查。为避免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端，还必须由统兵将领亲自招募，层层挑选，以使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而且湘军的将领都由书生担任，其选将的标准则是一要才堪治兵，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而这四者之中的关键是要有“忠义血性”。曾国藩认为，为将者又不外“公、明、勤”三字，其平生最恨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不能担大难的官气，尤其推崇“乡气”，也即久困场屋，有济世之心而无以致用的人。曾国藩认为此种人守着一个“拙”字，遇事却能忍辱负重。

（2）湘军的编制。湘军的陆营每营为500人，营分4哨，哨分8队。有劈山炮、抬枪、小枪、刀矛诸队组成。每队正勇12名。另亲兵6队，共38队，再配长夫180名。湘军的水师每营为390名，船长、炮手、篙、柁、橹、桨也各有定制。湘军营制的长处在于冷热兵器配置合理，有利于进攻防御；长夫专事勤务，挖壕运粮，以让勇丁集中精力训练作战；实施“帐棚之制”，驻扎不扰民，一旦有警即可调动。

（3）湘军的训练。曾国藩用封建礼教来训导书生出身的将领，以巩固其忠义血性，并通过书生将儒家思想再灌输到士兵中去，因而他对将领的训导尤为严格。曾国藩训练的重点不在技艺阵法，而在思想教育，也即他所说的所谓“训家规”和“训营规”。他要求将领训练士兵要像父兄教导子弟一般，所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还将用于精神教育的伦理纲常编成歌谣，让官兵传唱。如曾国藩亲自所作的歌谣：《保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宣传鼓动性很强。湘军兵勇在传唱时，儒家的伦理思想也就逐渐渗透到湘军官兵的头脑之中。又如《劝诫浅语十六条》、《营规二十二条》等浅显易懂的纪律规范，也编成歌曲教官兵传唱。此外，每逢三、八操练日，曾国藩还亲临校场训话，每次讲一时数刻之久，反复开导。训话的内容在于精神感化，他还将《四书》、《孝经》下发到士兵手中，几乎把兵营变成了学校。这种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家规、营规、歌谣、精神训话以及把兵营变成学校的做法，经过年复一年的努力，就把湘军训练成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军队。人数较少的湘军，最终战胜了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应当说思想教育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曾国藩还仿照明代戚继光束伍之法，逐日操练勇丁，凡体弱、技艺差、油滑者即被淘汰。训练时，曾国藩还亲自下校场，记下善扒壕跳沟、善打火球、善使火器的技艺精湛兵勇之名，以备日后提拔的依据。曾国藩用严师管束弟子的方法来进行约束，大至领兵作战，小至平日不晏起、不撒谎，自立准绳，自为守之，互相规劝。对湘军的训练，曾国藩则提出以“勤”字为第一要义，且教导其部下要早起，勤苦，耐受饥寒。

（4）湘军的后勤。湘军的后勤体系与绿营由朝廷派员主持不同。湘军自筹军饷，设主管饷械事务的“粮台”。粮台人员直接由主帅委派，这在兵器、船舰制造和粮、饷供应上，较绿营银。

由于曾国藩一开始就认清了八旗、绿营的种种恶习，因而抱定了必须别开生面、改弦更张的主张。在新组建的湘军中决不录用绿营的一兵一卒，经过苦心经营，曾国藩终于按自己的意愿，建成了一支自成体系、战斗力大为增强的湘军。曾国藩一生中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长期倡导和灌输儒家思想，创建和训练了一支颇有儒家色彩的湘军。这支湘军显然有别于清王朝的八旗和绿营，它是一支有思想、有组织、有相当战斗力的，而且只听命于曾国藩个人的私家性相当强的军队。

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湘军与湖南绿营的矛盾，曾国藩决计离开长沙，于1853年9月29日（清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移驻衡州（今衡阳）。在衡州，曾国藩最重要的决策是建立湘军的水师，而最初提议建水师的是江忠源。江忠源在致曾国藩书函中称：“方今贼据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西，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永无安枕之日。”其后，郭嵩焘也进言：“必须先与敌争长江之险，然后才可以言战。”这正是日后关系到湘军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能否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决策。1853年11月（清咸丰三年十月），曾国藩下决心在衡州设厂造船、招募水勇，并相当重视船舰和大炮的制造与器械的精良。为加强水师火力，曾国藩还派专人到广东采购洋炮千余尊，用以装备湘军的水师之用。

其时，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攻至北京附近，京师也为之震动。其西征大军又溯江西上，进逼华中重镇武昌。此时的太平军拥有战船万艘，已完全控制着长江江面。刚被清廷擢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部被太平军胡以晃部围困在安徽省城庐州（今合肥）。于是，清廷下诏命曾国藩迅速增援庐州，以解庐州之围。而其时湘军的水师尚未建立就绪，广东的大炮也尚未运到，曾国藩为大局计而拒不从命。他在复江忠源的信中说：“此次应召东下，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作三年不归不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轻而易举被敌歼灭？水师未成气候，就不能发兵，与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湖广总督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当时也正处在危急之中。他致书曾国藩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君所练水陆各军，必待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而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必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不同也。”

1854年初（清咸丰三年十二月），湖北、安徽战事更趋激烈。清廷再次严令曾国藩不要固执己见，赶紧率湘军赴援，而曾国藩则再次上疏，以船炮未齐为由，拒不从命。并说：“与其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受畏缩不前之罪。”此时的曾国藩如果不是硬着头皮顶住朝廷的催促，仓促援鄂东下，以数千陆军和不及练成的水师与太平军的万艘战舰相拼杀，湘军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内被太平军歼灭，曾国藩也会因此而死无葬身之地，清王朝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许就会因此而重新改写了。

1854年元月，太平军胡以晃部攻下庐州，江忠源投水自尽。接着，在黄州附近的太平军又歼灭湖广总督吴文镕部。数日后，太平军再克汉阳，进围武昌，形势愈益严峻，清王朝之东南大局已成崩溃之状。

2月25日（清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由衡阳北上，其军力部署为：陆军13营，共6 500人；水师10营，共5000人；加上长夫、丁役、水手，全军共17000人。各式船舰360艘，配备火炮500余门，子药20余万斤；另带米、煤、盐、油等物，沿湘江而下，水陆并进。在出征途中，曾国藩还别出心裁地发布了《讨粤匪檄》，“揭露”太平军毁坏名教，崇拜异端，并宣称其所谓卫道护民的决心。

3月，湘军进抵长沙。此时，西征太平军已由武昌发兵，连克岳州、湘阴，湖南官绅极为惊恐。湘军遂出师与太平军交战，然先失利于宁乡，再败于岳州。4月，太平军再度发起进攻，直逼距长沙仅30公里的靖港。太平军曾天养部却绕道奔袭湘潭，形成合围之态势。至此，集结在长沙的湘军面临着出师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可谓胜则存，败则亡。于是，曾国藩亲率湘军主力国藩命陆军全线出击，以营救败亡之中的水师，并亲自上阵督战，但败局已无法挽回。眼看刚刚训练成的湘军水师转眼溃不成军，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然被其随从救起，只得逃回长沙。

湖南的地方官员本来对曾国藩颇有成见，遂乘机落井下石，欲乘机夺回曾国藩的兵权，并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正在此时，湘潭战局出现转机。湘军遂分三路北进，于7月25日（七月初一日）攻下岳州，西征太平军退守城陵矶。城陵矶在岳州东北7.5公里，为扼守洞庭湖口，阻止由湘入鄂的要道。城陵矶战役，湘军水师先战失利，褚汝航等阵亡，损失战船数十艘，曾国藩为之痛哭。但陆军塔齐布、罗泽南部却连获大胜，太平军将领曾天养死于是役。太平军因失去主将，致使军心大乱而被击溃。此一胜仗，可谓挽救了湘军，也挽救了曾国藩。

鉴于靖港之战中湘军损失惨重，且初建之湘军也有多部逃兵甚多，曾国藩决心加以整顿，既保留作战得力的各营，又将作战不力的各营加以裁撤，此后，又调回驻守衡州的李续宾等部。陆师塔齐布、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4000余人，成了湘军的骨干力量，并于数月内赶造战船60余艘，湘军力量得以复振，整顿、扩充后的湘军全军又达20 000余人。湘军出师经半年多血战，终于迫使西征太平军退出湖南，湘军得以绝处逢生。

湘军在攻下城陵矶之后随即一路追击，并向湖北省城武昌进逼。其水师顺流东下，进驻距武昌仅30公里的金口。陆军也于夺取崇阳、咸宁之后，直抵武昌郊外。武昌为华中重镇，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得武昌，则可顺流而下，先取九江，再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并夺取金陵。湘军攻取武昌的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于是，武昌争夺之战拉开了帷幕太平军虽层层设防，扼险而守，但与湘军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就双方的船炮而言，太平军虽有战船4000余艘，但多为民船改装而成，船上配备的又多为铜铁土炮；而湘军在衡州、湘潭均设立船厂，可不断补充新船，又加上从广州购置的上千门洋炮，犹如猛虎添翼，可谓船坚炮利。就双方将领的素质与士气而言，太平军驻守武昌的将领石凤魁，只是粗通文墨，不谙军务之人。当其得知曾天养已战死，湘军即将进围武昌的消息即率其亲兵东撤，其他驻守将领也有畏敌怯战的心理。而湘军入鄂之后，连连得胜，士气甚旺。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湘军水陆同时发起进攻。太平军抵敌不住，到14日，已无心再战，于四更时分开东北门弃城而去。在洪山一带，又被湘军将领塔齐布邀击，余部几乎全部被歼。14日、15日两天，湘军各部先后进入武昌城。夺取武昌，此战是湘军出师以来的最大战绩。短短4天时间，竟一举攻克号称坚不可摧的重镇，其胜利之速，连曾国藩自己也始料所未及。占领武昌后，湘军便得以控制了长江中游。

是年11月，湘军分三路先后出动，湘军水师沿长江而下。田家镇处长江北岸，是东下九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以此为中心集结了4万余人；与田家镇隔江相望的半壁山，也是太平军设防的要隘。两岸江面横设铁索两道，相距10余丈；铁索之下排列小划子数十条，小划子上设有枪炮护卫；在北岸筑有土城，多按炮位，用以阻击湘军水师。太平军虽如此准备有绪，防卫森严，但其水军力量不强，船只大小不一，训练不力，实战能力甚差。其防守部队又大多为武昌撤出的，有畏战情绪。11月20日（十月初一日），罗泽南率数千湘军行抵马岭坳，距半壁山仅二三里。太平军防守半壁山的力量相对防守田家镇的力量要弱。该处孤峰崛起，俯瞰大江。山上设大营1座，小营4座。营垒之外挖有三四丈深的壕沟，沟内设炮台、木栅；沟外有木桩、竹签。布置极为坚固。太平军出营迎敌，与湘军接战。双方反复冲杀数十次，血战3个时辰，然因湘军李续宾部赶来救援，太平军遂大败，被追杀至江边，死者无数，江水为之染红。11月23日（十月初四日），湘军强攻半壁山大营，湘勇挟初胜之余威，愈益凶悍，太平军的半壁山营垒尽落湘军手中，太平军被驱往北岸田家镇。随即，南岸江面被湘军控制，罗泽南指挥精壮士卒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索、竹缆，全部砍断。

田家镇是东进九江的咽喉，也是夺取金陵的第一道关隘。12月1日（十月十二日），曾国藩督湘军水陆大举出击。当时正遇东南风大作，太平军行船不利，挤作一团，士兵纷纷落水。湘军顺风放火，杀人无数。田家镇一役，太平军损失船只颇多，致使九江以上已无太平军水师。因而，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长江之险我已据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湘军连连得胜，曾国藩甚是得意忘形，认为湘军如此一路东下势如破竹，太平军定会弃金陵而它图，因而奏请咸丰帝饬各省督抚择要堵御。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湘军的力量，却过低地估计了太平军的实力。

太平军自武昌、田家镇惨败之后，为挽救危局，迅速调整部署。遂命既有威望，又有文韬武略的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指挥西部战事；命英勇善战的林启容防守九江；命著名战将罗大纲由皖南进攻赣北，驻扎于湖口对面的梅家州；又命黄文金自湖口攻都昌，以策应九江守军。太平军可谓集精兵强将于九江、湖口，誓与湘军决一死战。

1855年初（清咸丰四年十一月中旬），湘军在九江城下集结。曾国藩除所部水陆2万以外，又从上游请来胡林翼部，共计3万余人。然湘军由于连连得胜，以致全军上下充斥着一片骄气。曾国藩率湘军开始猛攻九江城，然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九江的争夺主要靠水师，太平军吸取武昌、田家镇失利的教训，已将其水师作了整顿，不再单用民船，而专用战船，并配以小划子，战时紧贴两岸，与陆营配合，不断轰击敌方战船，并从岸上向湘军战船投掷火球，使其疲于奔命。

湘军久攻九江不克，曾国藩即改变战术，命主力绕过九江，企图夺取湖口，入鄱阳湖，直达南昌。湖口由太平军罗大纲部防守，在城外狮子山筑营数座，设木城炮台，轰击湘军。石达开又率部自安庆赴湖口，亲临主持军务。

1855年1月29日（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在湖口诈败，以引诱湘军深入。湘军水师中计，其性能灵活、攻击性强的120余艘战船冲入鄱阳湖。太平军立即将隘口堵塞，严密封锁。湘军水师自此被隔断为内湖、外江两支。留在外江的都是长龙、快蟹等笨重大船，被太平军的小划子和两岸陆营一阵炮轰，击毁湘军战船50余艘，其余各舰则连夜撤回九江江面。2月11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太平军合围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火球火箭齐发，湘军水师遭此痛击，纷纷跳水逃命。当夜又突起狂风，将湘军战船吹翻了40余艘。曾国藩于慌乱忧愤之中又投水自尽，然仍被其左右救起，逃回罗泽南之陆营。而其座船连同朝廷赐物、军中文书，尽被太平军缴获。数日后，塔齐布陆营亦被罗大纲部太平军击败，全军覆没，塔齐布只身逃脱。

九江、湖口战役，太平军大获全胜，一吐郁积数月的怨气，军心也为之大振。石达开遂下令水陆军溯江上攻，直扑武昌。此时的湘军可谓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湘军自九江、湖口大败之后，迅速落入低谷，战局又开始朝有利于太平军方面转化。这时，石达开又对江西展开全面攻势，江西13府竟有8府50个州县落入太平军之手，致使南昌陷入太平军的军事包围之中。曾国藩5次派人向胡林翼求援，但此时武昌战况正烈，哪有余力东援？

1856年3月（清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天国西征军三克武昌，此时从金陵到武昌，千里长江上下都是太平军的势力，湘军的后路也被切断。曾国藩力图挽回败局，即派罗泽南率部向武昌反扑。罗泽南西援之后，围攻九江的湘军仅5 000人，攻坚不易。4月（三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重伤而亡。8月，塔齐布又病死于九江营中。此时，曾国藩可谓举步维艰，十分为难。如若率湘军西援去救武昌，则势必要撤九江之围。若孤守南昌，处境又十分困难，真可谓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只是以在籍侍郎身份统领湘军，无总督、巡抚所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可谓处于“客居虚悬”地位，为筹饷事常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曾国藩为同科进士，然素有矛盾，遇事多方掣肘。如今武昌落入太平军之手，两湖的钱粮、子药来源被截断，因而湘军得全赖江西地方接济。而由于陈启迈与曾国藩不和，江西的官僚、士绅也与曾国藩为难，大有要挤垮曾国藩而后快之势。自九江、湖口兵败，曾国藩被困南昌两年有余，在军事上连遭打击，可谓一筹莫展；在政治上又与地方官员摩擦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无督抚之实权，而受人掣肘。为此，曾国藩无法施展其才能，致使情绪低落，苦闷异常。

1857年3月（清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去世，曾国藩遂上《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奏折中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见信”。曾国藩称：“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居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曾国藩的本意是向朝廷要督抚之实权，否则，还不如回乡终制。然而此时局势已发生变化，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王朝。于是，清廷非但没有倾听曾国藩的陈说，反而准予曾国藩开缺，在籍守制。曾国藩不仅得不到督抚之职，连手中仅有的一点兵权也被解除，大失所望，只得回籍守制。这对决心为清王朝效忠的曾国藩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在回乡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虽身在湘乡，心却仍牵挂着军营。在籍守制期间，胡林翼、李续宾、李元度等人也随时向他通报军情。曾国藩也派其弟曾国荃去吉安、曾国华去九江，分别统兵作战，他期盼着能早日再度出山，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出力。

在湘乡老家守制期间，曾国藩深刻地反省了往事。曾国藩悟出之所以他在湖南与提督巡抚形同水火，在江西又与陈启迈闹得不可开交，都因为他自己为官尚欠老道。一味强硬、一味蛮横、与己不利。此后，当曾国藩再度出山，他即一反过去的作风，开始注意与地方官员多方交结，以争取众人之心。

1857年5月（清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猜疑而离天京出走，并带走江西的太平军主力，遂使久困于江西的湘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湖北、江西的湘军几乎同时展开反攻。胡林翼、李续宾攻下武昌后，一路东下，陈兵九江。是年9月，湘军攻下了小池口。10月又赴湖口，太平军湖口水师覆灭，陷入内湖的湘军水师与外江水师会合。这时，湘军水师已扩充为23营，战船500艘，炮位2 000余门，完全控制了安庆以上的江西沿江地区。1858年5月（清咸丰八年四月），湘军终于攻下了九江。

1858年4月（清咸丰八年三月），石达开率部突入浙西，先后占领江山、常山、开化，并于5月12日进占处州，接着又猛扑浙西重镇衢州，浙江全省震动，清廷的财赋之源杭、嘉、湖地区受到严重威胁。石达开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所部大军号称20万，入浙之举声势浩大，使清廷惊恐万状。清廷急派漳州总兵周天授赴浙解围，然因错失战机，被革去提督衔；随后又命督办江南大营军务的和春去总统浙江军务，和春畏太平军如虎，称病不敢前往。这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保荐曾国藩率部援浙。骆秉璋称：现在援江各路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咸丰帝权衡再三，决定再度起用曾国藩。遂命骆秉章传旨，着曾国藩迅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驰援浙。曾国藩此次出山，仍是以侍郎衔带兵，但他受到被闲置一年零四个月的教训，不敢再多有要求，立即整装由湘乡至长沙，奏报了启程日期，布置了进剿事宜，准备再与太平军一战。

此时，石达开围攻衢州三个月，未能得手，于是决定放弃浙江，改攻福建。1858年7月14日（清咸丰八年六月四日）夜，石达开撤除衢州之围，由南路进入福建。这时，曾国藩已行至武昌，与湘军主要将领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曾国华等会商作战计划。在曾国藩看来，石达开虽然足智多谋又十分勇悍，但离开金陵后，其军心涣散，“无悍志，无远略”，所陷郡县，不复踞守，渐成流寇之势，已成不了什么气候。目前，湘军应集中力量夺取安庆，然后再向金陵推进。

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公然违抗清廷的旨意，一方面允诺亲率部分湘军入闽追击石达开，另一方面却将主力由李续宾、多隆阿等带领，留在安徽与太平军决战。曾国藩遣军入闽后，因福建山多水寒，兵勇水土不服，军中患病者甚众。于是，曾国藩遂以此为由，将大营扎在建昌。张运兰、萧启江两军归其节制。曾国藩初命张运兰部一路追击石达开部太平军至福建，萧启江部则一直留防江西，后因景德镇的太平军威胁湖口，即调张运兰部增援。1859年3月（清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大营北移抚州，并将整个注意力转向安徽主战场，湘军与太平军争夺安徽的血战就此展开。

湘军攻陷九江之后，兵锋直指安庆。又如昔日田家镇得胜时一样，湘军狂傲不可一世，似乎太平军已不是其对手了。然而，1858年8月（清咸丰八年七月），庐州被陈玉成部太平军攻占。曾国藩遂决定将其军分南北两路，南路进击安庆；北路夺取庐州。自以为战无不克的湘军将领李续宾领命后，一路向皖北猛攻，下潜山、桐城、舒城，直抵三河。

三河镇是庐州的屏障，为水陆要冲，取庐州必先夺三河。太平军在三河筑大城一座，城外环筑9垒，凭河设险，易守难攻。11月3日（九月二十八日），湘军7 000余人对三河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仅4天时间，城外9垒皆被击破，但主城仍坚不可拔，湘军死伤也十分惨重。

就在湘军竭力攻城之际，已击溃江北大营的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10万之众来援，并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随后跟进。从庐江县西10公里之白云山，至三河镇南15公里之金牛镇，连营数十里，旌旗蔽日，呼声震天动地，太平军包抄了李续宾的后路。湘军大惊，慌忙迎战，然无法抵御太平军的攻势，仓促还营，闭垒紧守。太平军随后连拔湘军7垒，并挖断河堤，绝其归路。李续宾惊惶失措，指挥失态，忽而下令全军突围，忽而下令死守，但军士已丧失斗志，转瞬间全军大败狂奔，李续宾在绝望中自缢身亡，曾国华等均在混乱中被杀。

三河一役，除少量湘军得以逃脱外，6000人丧生，损失可谓空前。李续宾一军是罗泽南的旧部，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它的全军覆灭足以震撼湘军，影响全局。三河战役之后湘军元气尽丧，4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当时湘乡几乎家家招魂，曾国藩为之痛心疾首。

三河一战，对全局影响极大。按曾国藩原来的思路：李续宾、曾国华取庐州，都兴阿、鲍超取安庆，然后南北两路夹击金陵，“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但此一计划被太平军彻底粉碎。太平军还乘胜反击，连克舒城、潜山、桐城、太湖四县。进攻安庆的都兴阿、鲍超见太平军攻势迅猛，不战自退。湘军被迫处于守势。此时，太平军在其他战场上也连连获胜：陈玉成在皖北俘杀安徽巡抚李孟群，击败胜保，又一路东下，再克浦口；李侍贤在皖南击毙提督邓绍良；杨辅清在景德镇击败老湘军张运兰部。一时里湘军败像丛生，曾国藩又陷入日夜惊恐不安的境地。

当太平军广西起事时，清廷先后调遣数十万绿营官兵，前堵后追，处处设防，然无不纷纷败下阵来。而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虽仓促上阵，屡受挫折，但毕竟从湖南打到江西，又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徽，取得了相当的战绩。而清廷对身为汉员的曾国藩却怀有戒心，只是命其以在籍侍郎之虚衔统领湘军，因此曾国藩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掣肘，处境十分尴尬。

1860年5月（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接着，太平军李秀成部迅速克复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又分兵夺取扬州、宜兴、吴江及浙江嘉兴等地，几乎占领了江南富庶之区的大部。对清廷来说，形势发生剧变，东南大局已呈瓦解之势。显然，此时的清廷靠绿营、八旗已无法抵御太平军的凌厉攻势，要尽速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继续维持其统治，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而要依靠湘军，就必须对曾国藩委以重任。1860年6月（清咸丰十年四月），清廷迫于形势，授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兼署理两江总督之职。两个月后，清廷又实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督办江浙赣皖四省之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其节制。清廷此举，意在令曾国藩迅即援苏保浙，为挽救东南大局而竭尽全力。

曾国藩受命后欣喜异常，立即率部从宿松渡江，在安徽祁门扎下大营。为尽速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则坚持其战略目标，认为当务之急是攻夺安庆，这是事关全局之关键，如若湘军猛攻安庆，能吸引各路太平军前来救援，使其无暇北伐、西征；如若湘军撤安庆之围，安庆之太平军就会乘机复夺九江、武昌，并威胁湘军的基地两湖。而如若湘军东进苏、常，则前后无法相顾，势必处于不利的态势。曾国藩认为：一旦湘军夺取安庆，则据金陵之上游，利用水师之优势顺流而下，可直捣太平天国都城金陵。太平军非同于一般流寇，对其都城金陵势必会死守。于是，湘军即可包围金陵，并全力攻取之。

然而，清廷与曾国藩在战略方向上存在着分歧。清廷为保王朝的安宁，欲尽速夺回苏、锡、常、杭嘉湖财赋之区，令曾国藩、胡林翼分兵北防，取道固始、光州，绕出怀蒙以北；同时，分兵东进苏、常，并强调“当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而不同意曾国藩力主以夺取安庆为战略目标的决策，认为那只是得不偿失之举。

然此时曾国藩刚任两江总督之职，如果与清廷硬顶，就会重蹈昔日的覆辙。于是，曾国藩以阳奉阴违之法，自己亲率部分军队从北岸渡过长江，驻扎在祁门，作出援苏保浙姿态，并上报了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三路东进的援苏保浙计划（即陆上兵分三路，一路进击江苏溧阳，一路由池州进至芜湖，一路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相呼应进至衢州；水上赶办淮扬、宁国、太湖三支东进水师），而将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外围，以确保得以尽快攻破安庆。早在1858年（清咸丰八年），由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会同杨载福水军进攻安庆，后因三河战败，被迫撤回。1859年3月（清咸丰九年二月），胡林翼又提出了以安庆为重点的三路进兵计划，又因石达开攻入湖南无力东顾而被迫中止。同年9月（八月），曾国藩、胡林翼再次拟定东进计划，其主力由曾国荃带领，此时的曾国藩可谓大权在握，踌躇满志，终于可以放手去干一番事业了。

太平天国要确保金陵的平安，就必须固守长江上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个重镇。如今武昌、九江已失，已只剩下安庆这最后一道屏障。1860年5月（清咸丰十年闰三月），湘军直抵安庆城下，曾国藩严令曾国荃等人，构筑坚垒深壕，加紧围攻安庆的太平军守军，决不容稍有懈怠。安庆战役自此揭开了序幕。

是年秋，曾国荃部在安庆城外，挖掘两道长壕，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既深又长，安庆被围得如铁桶一般。长江及附近内湖，则由湘军水师防守。1860年9月（清咸丰十年七月），对安庆的合围已部署完毕。曾国荃率湘军主力15000人直接攻城，多隆阿、李续宜所部2万余人驻安庆、桐城之间，作为策应；胡林翼率15000人驻潜山、太湖一带作为后援。胡林翼负责指挥，曾国藩则坐镇祁门牵制太平军北援。

湘军围攻安庆，对太平军是致命的一击。太平天国因而被迫迅速作出西征决策，立即组织西征军分南北两路，分别由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统带，沿长江南北西进，直扑湘军后方湖北之武昌，以迫使湘军回援来解安庆之围。

英王陈玉成指挥的北路西征军如期沿长江北岸向西推进。1861年3月（清咸丰十一年二月），陈玉成部太平军进至湖北黄州，西距汉口不过百余里。卧病在床的胡林翼闻讯急得吐血。曾国藩也惊呼：“黄州失守，武、汉危急，不谓事局糜烂至此！”但遗憾的是，年轻的陈玉成却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劝阻”，在黄州停了下来，此后因安庆告急，竟擅自率部返回援救安徽去了。

忠王李秀成指挥的南路西征军却姗姗来迟，未能如期到达。当李秀成部太平军进至祁门时，离曾国藩之大营仅9公里，可谓近在咫尺。曾国藩甚是惊恐，甚至连遗嘱都已写好。但李秀成却没有强攻曾国藩大营的决心，使曾国藩绝处逢生，逃过了劫难。李秀成率部进入湖北后，又意在招兵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其部到达武昌城外时，得知陈玉成部早已返回安徽，即下令回师东图浙江。太平军解围安庆的西征决策，却因陈、李南北两路大军不能很好配合而未能如愿以偿。而曾国藩在危急之时，仍咬紧牙关拒不撤安庆之围，坚持他原定的夺取安庆的战略决策。因此，从战略上讲，曾国藩可谓是成功者。

自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安庆以来，在安庆经营已达9年之久，安庆之城防可谓坚固异常。太平军与湘军双方对安庆战略地位之重要都十分清楚。在曾国藩看来，夺取安庆，湘军全局皆活，而在太平天国方面看来，安庆实为天京之锁钥，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一旦安庆失陷，则太平天国的存亡也将面临严重的考验。

1861年4月（清咸丰十一年三月），陈玉成集中全力以解安庆之围，然在安庆城外遭曾国荃、杨载福水陆军的阻击，天京派出的援军也被多隆阿部所阻。于是，陈玉成只得退守赤冈岭。5月（四月），曾国荃、鲍超部开始反击，经数日血腥厮杀，太平军大败。陈玉成军主力被歼，太平军之精锐损失惨重。至此，湘军对安庆之围已越来越紧，太平军防守安庆已越趋困难了。

如今，太平军援军在安庆城外已是屡战屡败，太平军守军在城内仍在苦苦支撑，其粮食军火也均告罄。1861年8月（清咸丰十一年七月），陈玉成又从皖南调来杨辅清部4——5万人，以作最后拼搏。8月25日（七月二十日），太平军分十路强攻曾国荃后壕，然被猛烈的炮火所阻。27日，太平军拼死再攻，但湘军炮火极其猛烈，太平军将士前仆后继，英勇无比。至28日凌晨，太平军已接连猛攻12次，死亡无数，但仍不能突破湘军后壕。湘军这一日共用去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战争之激烈就可想而知了。是日，曾国荃由安庆北门外挖成地道一条，旋即填满炸药。当夜四更时分，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湘军从西北门城墙攀缘而上。几乎在同时，北门地道火药炸响，城墙顷刻崩塌。湘军蜂拥而入。至此，太平军驻守九载的安庆城终于被湘军攻陷，是日为1861年9月5日（八月初一）。

安庆陷落，如狼似虎的湘军冲入城内，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可谓血流满城，惨不忍睹。城内守军已断粮多日，全无抵抗能力，任由湘军割头领赏。湘军将士还大肆掳掠，所得金银衣物不可胜计。城内男子，包括剩下的1万余守军全部被杀，万余妇女则被湘军掳出城外。曾国藩声称此役太平军无一漏网，侥幸跳水逃出城外的也被湘军水师擒杀。城破之时，陈玉成正在城外，遥望安庆被湘军攻破，只得挥泪撤离。陈玉成从前屡败湘军，三河一役，更令湘军痛恨切齿，此后他撤退至庐州，然遭多隆阿部围攻，固守4月后弃城突围，在寿州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1862年6月4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八日），清廷下令将陈玉成凌迟处死，并传首李续宜各军营，以雪昔日三河之恨。

曾国藩在攻占安庆后定下了三路东进的战略：中路以曾国荃为统帅，沿江而下，进围金陵；南路以左宗棠为统帅，挺进浙江，牵制李侍贤部太平军；东路以李鸿章为统帅，率淮军赴上海，然后再进取苏、常，牵制李秀成部太平军。

浙江乃太平军后期的主要根据地，主帅为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侍贤。早在1861年11月（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因浙江告急，左宗棠率南路军赴浙增援，先夺取了以衢州府为中心的浙西大部分地区，经过两年的苦战，于1864年3月（清同治三年二月），又夺取了浙江首府杭州。左宗棠在浙江的军事胜利，使李侍贤部太平军无力回援金陵，也切断了太平天国在杭嘉湖地区的财源，有力地支持了曾国荃的中路军对金陵的围攻。

与左宗棠的南路军相呼应，李鸿章的淮军由上海向苏南挺进。1862年4月（清同治元年三月），上海士绅捐银18万两，雇佣外国轮船分3次由安庆将李鸿章的6 500淮军全部转运至上海。曾国藩想利用淮军来牵制李秀成部太平军，并与洋人建立一定的关系。李鸿章到上海后，加紧与洋人进行合作，更新武器，使其军事实力迅速壮大起来，成了在上海与苏南一带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担任主攻金陵的曾国荃部陆军与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于1862年3月（清同治元年二月）东下，遂攻占巢县、含山、裕溪口、西梁山等地。5月（四月），又南渡与水师合力攻占金柱关、芜湖、东梁山，并进逼秣陵关。5月30日（五月初三），曾国荃统陆军万余人进驻南京城南之雨花台，其营距城不到2公里。其时，杨载福、彭玉麟部水师攻占了江心洲，逼近护城河，并牢牢地控制了由安庆至金陵的长江水道。

曾国藩制定的分兵三路、决战金陵的战略决策，初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浙江、苏南的太平军被逐渐歼灭，金陵已处在湘军的包围之中。从1862年5月30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曾国荃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开始，到1864年7月19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占金陵城为止，湘军与太平军在金陵展开了历时两年多的攻防血战，最终以湘军攻占金陵，太平天国失败而告结束。

其实，当湘军开始转攻金陵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守金陵，并檄令各地太平军前来救援；一是进行战略转移，即李秀成所称的“让城别走”。金陵城高墙厚，易守难攻。李秀成在攻下苏州时，又曾将粮食大批运入金陵，足够数十万人吃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李秀成认为可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来固守金陵，待湘军因乏懈怠之时，再择机予以歼灭。而此时，李秀成、李侍贤两大太平军主力正在苏南、浙江与李鸿章、左宗棠部作殊死战斗，如若回援金陵，则两地都将会陷入被动局面。然而，洪秀全则全然不顾这一局势，连连责令李秀成速率部返京增援。于是，李秀成只得分拨10万余军力（号称60万），增援金陵，对曾国荃部湘军实施反包围。于是，一场在金陵外围的激战开始了。

1862年10月13日（清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日），李秀成部太平军开始连日发起猛攻。曾国藩命其胞弟曾国荃亲率湘军士卒死命固守。10月23日（九月初一日），侍王李侍贤又率其部太平军三四万人由浙江赶至金陵外围助攻，战斗异常激烈。太平军以数倍于湘军的兵力，却始终未能打破湘军对金陵的包围，且死伤惨重。其原因当然由于湘军壕深垒坚，死命固守。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李秀成、李侍贤并无倾全力解金陵之围的决心与信心。他们身在金陵，心却牵挂苏南、浙江，如此增援岂有不败之理？11月26日（十月初五日）黎明，李秀成、李侍贤两军分别撤回苏南、浙江，一场历时46天的恶战以太平军的失利而告终，救援金陵的目的未能实现。

自1863年5月（清同治二年四月）起，曾国荃部湘军先占雨花台、九伏洲，再取聚宝门、印子山。其后，湘军又攻取上方桥、江东桥、高桥门、秣陵关等十余处太平军营垒，于是年底进驻孝陵卫，并在七桥瓮至孝陵卫之间开挖长壕。至此，金陵十门中只有太平门和神策门尚勉强能与外界交通，其外围要隘已全部落入湘军之手。数日后，湘军开始用地道轰城。此时，对太平天国来说形势已是万分危急。太平天国的出路只有一条：突围，突围是死中求生。如若坚守，则只能坐以待毙。当时，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转移至江西的建议，然遭断然拒绝。洪秀全声称：“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洪秀全还怒斥李秀成：“你怕死，便会真死；政事不与你们相干，你不遵守诏令，就会合朝诛之。”最后还自欺欺人道：“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1864年6月初（同治二年四月），洪秀全病逝，为了稳定军心，当时秘不发丧。没奈何，李秀成只得率太平军余部坚守金陵。当天京被湘军重重包围时，城中因久困缺粮而人心浮动，李秀成只得打开城门，放老弱妇幼出城逃生。

1864年7月（清同治三年六月）初，湘军各部云集金陵各门之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猛攻。曾国荃一面命军士强行登城；一面在城墙下挖地道、填火药。7月18日（六月十五日）深夜，李秀成率精兵数百，从太平门突围而出，然被截回。至次日午刻，地道火药引爆，太平门城墙被轰倒20余丈，湘军400余人冲入缺口，顷刻被守城的太平军将士击毙。湘军李臣典、朱洪章率大队猛扑，将饿得奄奄一息的太平军守城将士胡乱砍杀，并迅即占领了缺口。进城后湘军在城中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直至天晚，金陵全城才被湘军占领。

此时，金陵城破之时城内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幼天王急奔忠王府，李秀成迅速集合数千人马，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李秀成率太平军将士先冲北门，无法冲出；又冲水西门、小南门，也均未成功；最后李秀成率残部从太平门倒塌城墙的缺口处突围而出。在突围中，为尽心救护幼天王，李秀成又将自己的战马让于幼天王，自己骑上了幼天王的劣马。后终因坐骑太劣，无法突围，只得逃至荒山藏匿，然被湘军擒获。幼天王却因得力于李秀成之战马，在太平天国将领的护卫下突围成功，奔江西而去。

金陵城破，太平天国守军表现十分顽强，奋力抵抗，极为悲壮、惨烈，他们为天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湘军入城后兽心大发，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据赵烈文日记叙：“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所戳以为戏”，“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窑可挖者，尽遭杀死”。曾国藩在《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云：湘军入城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10年有余，金陵又属富庶之区，相传洪秀全拥有无数金银财宝，玉器、古玩也不计其数。金陵的巨大财富，曾国荃等湘军将领早已垂涎三尺。当时人有关于湘军掠夺金银财宝的具体记载，除湘军掠夺外，不少也由太平军自毁。赵烈文日记中说：城中王府多自焚，太平军临死前呼：“不留半斤烂布与妖享用！”

1864年7月23日（六月二十日），李秀成被俘。次日，曾国荃即对其进行审讯。曾国荃厉声恫吓，李秀成却默不作答。曾国荃大怒，喝令军士在其股臂上割肉，血流如注，李秀成则坚忍不动，口中大骂不止。7月28日（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由安庆赶抵金陵。次日夜，曾国藩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软硬兼施，李秀成对其产生幻想，同意写其供词。李秀成一连写了9天，共7万余字。在其供词中，李秀成对曾国藩颇有赞谀之词，并提出了“招降十要”，表示愿为曾国藩招降太平军余部出力，甚而有劝说曾国藩取清王朝而代之之意。其时，清廷要将李秀成解赴京城处置的圣旨已下，然曾国藩为掩盖真相，竟谎称尚未接到圣旨，而以李秀成的余威尚存，解送京城恐虞生变为由，于8月9日（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当李秀成写完《自述》后，即下令将李秀成凌迟处死，并将其头颅传视各省。此后，曾国藩又将李秀成《自述》中对其不利的词句进行了颇多的修改。

太平天国自1851年起义，历经14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至1864年7月19日金陵城破而宣告失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太平天国自身，其中既有洪秀全决策的屡屡失误，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内讧”，而曾国藩后半生事业的成功，则又全赖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鲜血染红了曾国藩及其一伙的顶戴花翎，并把他们送上了总督、巡抚、大学士的宝座。当然，湘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湘军自衡州发兵的十余年间，先后征兵勇30万人，而死者过半。金陵被湘军围困前后达2年多，其间湘军伤亡也十分惨重，战死者约8000余人，因伤病亡故者也有2万有余。

金陵被湘军攻陷后，各种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当时，清廷最关心的事情，一是太平天国幼天王的下落问题，二是李秀成的处置问题，三是金陵的巨额财富问题。

关于幼天王的下落问题，曾国藩于7月23日（六月二十日）奏报，“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8月10日（七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奏报中又说：幼天王自焚之事，经反复搜寻，茫无实据，估计19日（七月十六日）夜从缺口逃出，但经骑兵追至湖熟，围杀净尽，因而16岁的幼天王必死无疑。然而，曾国藩的两次奏报均属臆测。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早已成功突围，仍在江西。清廷得悉后两次廷寄查问，严令曾国藩将防范不力而造成幼天王逃逸的有关人员从重处罚。曾国藩为此十分头痛，更感压力重重。

关于李秀成的处置问题，曾国藩是在不请旨的情况下就擅自匆匆将李秀成处死，这使清廷甚为不悦，且疑虑重重。曾国藩对违旨自行处决李秀成事作了辩解，说什么：李秀成逃窜时，“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走，杀而投注水中若代李逆发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两端，恶其民心未去，党羽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其实，曾国藩对李秀成入都有诸多担心：一怕李秀成入都会暴露曾国藩过去误报、谎报军情的情况；二怕李秀成入都后会说出金陵的财富问题；更怕李秀成入都会道出其曾有规劝曾国藩取清王朝而代之的意图，从而加深清王朝对其的疑忌，甚而带来杀身之祸。当然，清廷并不满意曾国藩的辩解，仍然一再查问，并派富明阿到金陵，“托言察看旗城，其实令其查访忠酉（李秀成）真伪及城内各事”。

关于金陵的财富下落问题，清廷曾有“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省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之令。然而，从破城之日起，金陵整整烧了7天，大火之后，金银珠宝竟然全无，究竟落入谁手，谁也无法查清。当然，曾国荃必定是得大利者，其手下众将领也都脱不了干系。曾国荃回乡后大建豪宅，广置肥田即可见一斑。当然，曾国藩对此应该是知情的，也绝不会一无所得。为了掩饰真情，曾国藩在奏报时，硬着头皮说金陵城中“伪宫、伪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然克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太平天国在最富庶地区经营了十余年，而其京城中竟然“全无货财”，实在难以令清廷置信。清廷追问不止，朝廷内外又议论纷纷，曾国藩的压力不可谓不重。

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曾国藩权位极盛，自称“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清廷对此甚有忌心。为了避免兔死狗烹的命运，摆在曾国藩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带着湘军推翻清王朝，取清王朝而代之，当然此举也并无必胜的把握；二是遣散湘军，自解兵权。曾国藩毕竟不是其后的袁世凯，对长期接受理学的熏陶，立志报效大清王朝的曾国藩来说，前一条路是决不会走的，而第二条路也是曾国藩赖以自保的唯一明智选择。

为此，曾国藩以湘军暮气太重，锐气全消，已不可用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立即遣散直属他的曾国荃部嫡系湘军之建议。当时曾国藩直接掌握的湘军有12万人。包括驻金陵的曾国荃部；驻皖南、皖北的朱品隆、唐义训、王可升以及老湘营刘松山、易开俊部；驻江西的鲍超及周世宽部；分驻各地的由萧庆衍、金国琛等统带的李续宜旧部。其中，曾国荃部共5万余人，因而撤军就从曾国荃部开始。

1864年8月8日（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曾国藩上《贼酉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奏称“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6天后（七月十三日），曾国藩即遣撤曾国荃部湘军25 000人，同日并撤萧庆衍全军9 000人。11月（十月中旬），曾国藩又奏报裁军20 000余人。到1866年夏（同治五年夏），除湘军陆军尚留下鲍超、刘松山部万余人，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外，其他曾国藩直属湘军先后撤裁完毕。其后，鲍超部也遣散，仅留刘松山部奉命援陕，不再隶属曾国藩。如此干净彻底地裁撤湘军，清廷自然放了心，曾国藩也因此堵住了反对派的嘴，旁人也无法再说三道四了。曾国藩重新取得了清廷的信任。

在遣散湘军的同时，曾国藩苦心规劝其弟：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者，自古能有几个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曾国荃为人既狂傲，又贪得无厌，与众将的矛盾也颇深，诸将虽对其十分不满，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是不断出现“告去”（辞职）之事。曾国荃最终还是听从了其阿兄的劝告，于攻克金陵两个多月后，就以“遍身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籍。就这样曾国荃带着抢夺而来的大批金银财宝，回老家享清福去了。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刚被镇压，皖北一带的捻军势力又日渐壮大。捻军起于皖北，其后迅速漫延至邻近各省。捻军多为骑兵，驰骋疆场，纵横数千里，声势甚壮，当地官员闻风丧胆，惊恐异常。捻军又曾接受太平天国封爵，一度也曾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天京沦陷后，太平军余部纷纷投奔捻军，致使捻军实力大增。1864年九十月间，捻军各股集结在湖北，旁及安徽的六安、英山、太湖，与清军鏖战40余日，湖广总督官文败北。11月6日（十月初八日），曾国藩接奉上谕，令其赴皖、鄂交界处督兵剿捻。11月20日（十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上《遵旨复奏驰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折》，称自己已有十余年未曾亲临前敌，而临阵指挥又非其所长，因而难以受命，并推荐由刘连捷驰援，其余湘军兵将，任由湖广总督官文调遣。幸而形势发生了变化，在霍山黑石渡一战中，捻军和西北路太平军失利，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侥幸得胜，于是，清廷下令曾国藩毋庸北上剿捻了。

此时，捻军主帅赖文光、张宗禹对捻军进行了改编，一变过去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军”，“性多蠢顽，本无大志”的弱点，建成了一支颇有组织纪律、也有政治目标的军队。在军事上，捻军发挥了优势，扩充了骑兵，从事大范围跨地区的运动战，使捻军可以长时间、长远距离的征战，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1865年2月（清同治四年正月），捻军再度进攻湖北，僧格林沁不顾一切拼命追击。两军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狂奔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僧格林沁部清军早已疲惫不堪。5月20日（四月二十六日），捻军突然调转马头，向已被拖垮的清军迎战。激战一昼夜，清军全军覆没，僧格林沁也死在乱军之中。僧格林沁的骑兵是清王朝的王牌军，清王朝原想依赖僧格林沁部荡平捻军，并可借此来提高清军的声望，削弱湘军的影响。可是僧格林沁并未能使清王朝如愿以偿。在僧格林沁部覆灭后的第五天，即5月23日（四月二十九日），清廷急令曾国藩迅速启程，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山东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已无法继续推托，在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后，6月30日（润五月初八日），曾国藩遵旨将两江总督之职移交李鸿章署理，硬着头皮走上了镇压捻军之路。然而，此时的捻军已由山东南下皖北，合围雉河集，激战40日后，分路撤往河南。曾国藩见战场形势起了变化，即改变部署，先驻扎在临淮，9月初又将大营移驻徐州。

曾国藩仔细研究了捻军的战术，又吸取了僧格林沁全军覆灭的教训，提出了“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的策略。决定彻底改变“节节尾追，著著落后”的被动局面，变尾追之师为拦截之军，要各省择要重点设防予以配合。在《遵旨复陈并请敕中外臣工会议剿捻事宜折》中，曾国藩说：“捻军所到之处，约有八省，分为三路：东路，江苏、安徽、山东及河南东部地区；北路，直隶、山西及河南北部地区；西路，湖北、陕西及河南西南部地区。”曾国藩自己负责对付东路的捻军，其他地区则划分汛地，各专责成。无论捻军窜往何处，都有“有定之兵”予以堵截。

在《汇报军情檄调各军防剿折》中，曾国藩为能尽速“剿捻”而奏报了他的战略部署：“拟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臣派兵设防，自朱仙镇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关以下即系淮河，由臣派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者渐逼渐紧，逐捻于西南山多田少之处，官兵较易为力。”

曾国藩又发布“剿捻告示”，要求各地筑圩寨，坚壁清野，以割断捻军与百姓的联系。为能使“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策略奏效，曾国藩还加强了河防，试图将捻军挤往西南山地以聚而歼之。捻军因此而被迫东奔西突，无法立足，曾国藩的“剿捻”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显然，曾国藩的河防战略是设定东以运河，西以沙河，南以淮河，北以黄河的四道防线，以图把捻军活动范围限制在内，并逐步加以消灭，然苦于淮军不甚听从调遣，地方督抚又不能与其很好配合，因而他的这一战略无法得以有效实施。

1866年9月（清同治五年八月），捻军调整了部署，将其部分为东西两支；东捻军以豫、鲁、苏、皖为活动地区，归赖文光、任柱指挥；西捻军驰往陕、甘，开辟新战场，归张宗禹指挥。分兵后东捻军向清军防线发起猛烈冲击，一举冲垮了曾国藩精心布置的沙河、贾鲁河防线，转战山东。曾国藩的河防战略破了产，被清廷严厉斥责，致使其心灰意懒。没奈何，曾国藩只得三次上疏请求“开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同年11月（清同治五年十月），清廷命李鸿章视师徐州，接替曾国藩钦差大臣之职。次年4月（清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仍返回金陵两江总督本任。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发端于初建湘军之时。早在衡州时，曾国藩为组建湘军水师，曾派员去广东采购洋炮。此后在湘潭、岳州等战役中，湘军的洋炮远胜于太平军自制的铜铁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1862年8月（清咸丰十一年七月），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显然，此时的曾国藩购买外国船炮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需要。

当然，曾国藩的高明还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洋船、洋炮不能仅仅满足于购买，还应该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曾国藩认为，目前购买船炮，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将来学习外洋制造船炮，则可以收到永远之利。因此，曾国藩设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显然，曾国藩对办洋务的认识，已不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而是有其长远考虑的。

1861年12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城西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最初的实践。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规模不大，然雇用的全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靠手工操作和简单的机器设备，他们开始尝试自行制造轮船火器。1862年（清同治元年），曾国藩募用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为此，曾国藩派技术人员去上海对洋船进行考察。其后，利用外国机器组装的我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在金陵下水，船身重25吨，船速顺流为每小时28海里，逆水为每小时16海里。1864年（清同治三年），湘军攻陷金陵后，曾国藩将安庆内军械所迁至金陵，次年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清同治四年），曾国藩又派其幕僚容闳前往西方采购“制器之器”。

此后，曾国藩同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在上海筹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与安庆内军械所相比，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大、设备全，可谓是一个“机器母厂”。1868年8月（清同治七年七月），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的被曾国藩命名为“恬吉”号的轮船下水。该轮船船身小，且为木壳，长18.5丈，宽2.7丈，时速为37海里，除主机外均为中国自行制造。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航，并不无得意地说：“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且可伸可缩的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各委员苦心经营，其劳勋亦不可没也。”轮船造成之后，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

江南机器制造局还附设译书局，专事翻译近代西方的科技等多种书籍，同时雇佣了许多了解西方技术和信息的人才。曾国藩说过：“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为自行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还提出了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衔会奏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其目的是要去西方实地学习先进的技术，培养出一批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为振兴大清王朝效力。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与影响，此事才得以获准启动，120名幼童分四批先后赴美国深造。然当首批幼童赴美国深造时，曾国藩已不在人世了。

从买船，造船，制器，译书，设学馆，到选派幼童出国留学，这是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力主创办洋务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显然，曾国藩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官员相比，其思想确实要超前一些，他可谓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最初实践者，也是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中颇具前卫意识的核心人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传教特权的取得，西方传教士和教徒经常与教外的百姓发生纠纷，这些纠纷常常演变成为教案。1870年6月（清同治九年五月）发生在天津的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案。事发前，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以制药的传闻。当时瘟疫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内收养的弃婴中有多人相继死去。某日夜半，仁慈堂内有人将3个裹有白布的童尸运出城外，草草埋入义冢。据说这些弃婴童尸被野狗拖出，胸腔内已没有心肺。于是，天主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以作为药材的事情就越传越真。6月（五月）间，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药为该教堂教民王三提供。此消息遂不胫而走，致使天津百姓群情激愤。

6月21日（五月二十三日），仁慈堂外市民聚集甚众。法国领事丰大业至天津县衙门，咆哮公堂并拔枪击伤衙役。随后，丰大业等人怒气冲冲地赶到教堂，举枪威吓聚集在教堂外的百姓，民众群情激愤，一哄而起，当场将丰大业殴打至死。愤怒的群众遂冲入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修女、洋人职员及其妻儿等二十余人，并焚烧了教堂、育婴堂和领事署，酿成举世瞩目的天津教案。

曾国藩适于是年3月（清同治九年二月）接任直隶总督，然因眼疾与眩晕告假在家休养。6月25日（五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命其速赴津查办天津教案的上谕。曾国藩深知此事之严重，随即不顾病体尚未痊愈，即遵旨于7月4日（六月初六日）由保定启程赶赴天津。7月5日（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

在赶赴天津前，也即6月27日（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对天津教案如何处置已有了初步打算，对外则是决意“不与之开衅”，以避免清王朝再与外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对内则是一旦查明真相，必严惩不贷，用曾氏的话来说，也即“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曾国藩一到天津，见天津街头民情汹汹，感到问题远比想像的更为严重、棘手。表面上看，天津事件只是包括法国驻津领事在内的二十余洋人被天津百姓殴毙，当然其中也有被无辜殃及者；但从深层看，则是外国传教士、教徒与教外百姓之间酝酿已久的矛盾的大爆发，导火线则是由飞扬跋扈的法国领事丰大业的激烈行为，激怒了群情激愤的天津民众而发生的突发事件。

事实上，曾国藩对洋教素有其看法。他也知道天津教案其“曲在洋人”；只要他出面主持公道，就会被天津百姓看作英雄；但若是他要为洋人“雪冤”，那就会遭万人唾骂。然而，此时的曾国藩为了大清王朝的安危，已置天津百姓的利益于不顾，生怕因此而得罪洋人，从而给清王朝带来灾难。于是，曾国藩一面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部淮军4 000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调遣，以对由此可能会引起的民众抗议行动进行弹压；一面致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表示与其“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同时又给其子曾纪泽写下了一封“遗书”，对其后事也作了安排。曾国藩一到天津即发布了一份“谕天津士民示”，以劝谕天津百姓要识时务。显然，曾国藩已决心不顾自身的安危，舍命去查办天津教案这一涉外大案，为大清王朝分忧了。

天津教案使清廷中的清议派为之欢欣鼓舞，主张立即向法国宣战者有之；主张一鼓作气闭关绝使，驱逐洋人出我中华者有之；主张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外国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者也有之。而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各国军舰麇集海口，摆出磨刀霍霍欲与大清王朝开战的姿态。法国海军提督更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论军事实力，当时的清王朝确实远不如洋人，然洋人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且此时的法国政局动荡。不久，茹费理内阁倒台。此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

曾国藩立即着手审理此一案件，通过调查取证，结果是：王三虽曾供认授药予武兰珍，然其时供时翻，且又拿不出其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150人，经逐一询问，无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全系街坊传闻。

由于此案事起仓促，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动手者也是一哄而起，众拳交加，不易找到证据确凿的凶手。然经曾国藩严立期限，昼夜追求，仅得领头肇事者七八人。曾国藩生怕洋人不服而挑起事端，遂勉强将“凶犯”人数凑足20人，真可谓草菅人命。法国公使罗淑亚并不以此为满足，声称天津地方官员是此案的主使者，应将官员抵命。后经反复交涉，曾国藩只得将天津府县有关官员革职流放，另赔偿抚恤金46万两，并重修教堂和仁慈堂。天津教案最终于9月18日（八月二十三日）结案，正法15人，流放21人，另有10余人另案处理。

曾国藩如此不问是非曲直，一味委曲求全，为满足洋人的无理要求，竟置平民百姓之性命于不顾，如此处理天津教案，致使国人舆论大哗，群情激昂，万人唾骂。京师国子监学生奋起，将曾国藩为在京的湖南会馆题写的匾额砸碎。“汉奸”、“卖国贼”之骂声不绝于耳，各地声讨之书不绝。此时的曾国藩可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日内目昏头晕，心胆俱裂”，声名狼藉，深深地陷入使之精神崩溃的处境之中。1870年8月29日（清同治九年八月三日），心情郁郁的曾国藩奉调补任两江总督，返回金陵。

当天津教案尚未了结之时，金陵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巨案。两江总督马新贻于8月22日（七月二十六日）遇刺身亡。凶手当即拿获，经严讯，供称系河南汝阳人名张汶祥，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被巡抚告示禁止，才因怨成仇，谋图行刺。除此以外，坚不吐实。

马新贻乃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清朝二百余年来总督遇刺身亡实为首次，朝野上下传说纷纭。9月（八月），清廷将曾国藩调回两江，督饬承办各员，严加讯究，以期早日使这一公案水落石出。为此，清廷又命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协助曾国藩办理此案。

然而要使此案“水落石出”谈何容易，清廷屡屡催促要将其中情节逐细彻底根究，而曾国藩虽将张汶祥审了二十余日之久，然张仍坚供如前，无法查出主使之人。于是，曾国藩只得据实奏报：马新贻被刺案实无主使者，张汶祥乃“从逆漏网之匪徒”。1871年3月19日（清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奏请“将张汶祥明正典刑后，并请于马新贻灵柩前摘心致祭”。4月4日（二月十五日），曾国藩饬委文武各员派拨兵役，将张汶祥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并遵旨在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至此，清末所谓四大公案之一的“刺马案”遂告收场。

1864年（清同治三年），身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1867年6月（清同治六年五月），清廷授曾国藩为体仁阁大学士，可谓官至极品，位列宰辅。1869年1月26日、27日、28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及1869年2月27日（清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慈禧四次召见曾国藩，与其纵谈练兵、选将等要务。1月28日（清正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宴请群臣，满员以倭仁为首席，汉员则以曾国藩为首席。曾国藩一生追求的荣耀至此都已得到。

1872年3月1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中风死于金陵两江总督衙门之中，终年62岁，这位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晚清重臣至此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清廷闻报，为其辍朝3天，下谕追赠太傅，谥“文正”，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3 000两赐丧，入祀京师诏宗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宣付史馆，其一等侯爵由曾纪泽承袭，另命儒臣为其撰赐祭文、墓碑。可见，清王朝对曾国藩是颇为厚待的。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活动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11至1852年为第一阶段，从1853到1872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曾国藩从求学、科举而入仕，潜心理学，刻苦修身到京城为官，因官运亨通，步步晋升，而官至侍郎。在第二阶段，曾国藩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重大军事与政治活动，为清王朝建立大功，官至总督、大学士，同时创导和参与了洋务活动。可以说，这个出身于湖南山乡的农家子弟却为挽救、维护清王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说没有曾国藩，清王朝也许会早50年就完结。曾国藩又是近代中国军阀的开山鼻祖，是他开创了近代中国私人组军、私人养兵的先风，这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那批追随曾国藩而逐渐发迹的人又不知有几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的影响所及又远远跨越了19世纪，他可谓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

作者艾洁 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