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

奕訢，爱新觉罗氏，号乐道主人，生于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卒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为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去世前，确立皇四子奕詝继承皇位，并硃谕封赏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

奕訢的一生，大起大落，变幻不定，最主要的业绩和作为在于倾心致力于中外交涉，试图建立清王朝与世界各国的新关系，并且积极支持开展洋务运动，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尽管奕訢出身于正统的封建皇家，生活在封闭的清皇朝宫廷，但是其个人思想的转变和发展，决定了他成为晚清政坛和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生长在紫禁城中的奕訢，自幼受到的是严格的传统封建教育。他5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就学于大理寺少卿翁心存和翰林院侍讲贾桢。

奕訢从小便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聪颖、机敏、桀骜不驯。奕訢生母早逝，由奕詝之母抚养，因而奕詝、奕訢虽不是一母所生，却亲密胜于其他兄弟。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奕訢也曾显赫过一时，先后被授予军机大臣、都统、右宗正、宗令等职，宠遇有加。然而好景不长，1855年（清咸丰五年），奕訢之母病重，在咸丰尚未谕批应允的情况下，奕訢擅自传旨尊封其母为康慈皇太后，咸丰迫于既成事实不得不同意，但内心大为不快，由此种下了兄弟两人间的嫌隙。同年8月，康慈皇太后去世，咸丰在降低丧葬规格的同时，降旨谴斥奕訢，责其礼仪疏略，罢免其军机大臣、都统、宗令等一切职务。这是奕訢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起伏，也是其狂妄自大性格的较早表现。

作为奕訢的师傅，翁心存和贾桢是晚清颇具声望的儒家伦理学者，他们精心传授的正统儒学文化，深深影响了奕訢世界观的形成。从奕訢早年所著的《乐道堂文钞》等诗文来看，奕訢的政治观是传统封建型的，他极力推崇“三纲五常”、礼乐教化为中心的儒家治平之道，认为与儒家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思想则是异端邪说，“人心之洪水”，应当坚决摈弃。在对外态度上，奕訢与传统的封建统治者一样，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优于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其包容力和同化作用是无穷的，故而盲目排外，虚骄顽固。

延续千年的封建偏狭观念，不仅影响着奕訢这样的清廷贵族大臣，也使得各级政府官吏都习惯性地蔑视华夏周边之民，将其斥为蛮夷，西方各国则被视为“藩属”，中国从古到今“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内部从未设立过专门的外交机构，接待“贡使”，管理“藩属”的是礼部和理藩院。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浪潮的激烈冲击下，在日趋成熟稳定的近代国际法制约下，闭关自守多年的大清国门终于被迫开放了！一向强调专制皇权，独立排外的中国，开始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主宰、控制的国家。

两次鸦片战争中，列强不断提出公使驻京、不肯跪拜、平等相待等要求深深刺痛了清朝统治者。此外，各国对参加谈判、签约的清朝官员的要求逐级加码，即使是钦差大臣，如果没有“全权”字样也不能接受。他们需要的是在北京能有一个常任的交涉对手，譬如“办理外国事务的钦差大臣”至少是比五口通商大臣职权广泛的“总理通商事宜大臣”，若中国方面设立一个专门办、理外国事务的机构，那更是求之不得。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外国的威胁利诱，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和外交观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冲击，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汉族地主阶级改革派，并随之出现了积极示和于西方，借以谋求国家富强、大清永固的洋务派。

1857年（清咸丰七年），奕訢复出，受命为都统。此时，咸丰身边最为得宠的是肃顺。他利用咸丰兄弟之间存在的嫌隙，不时排挤奕訢，因此奕訢虽为先皇谕封之亲王，且治事甚多，但在辛酉政变前一直未能重入军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由南向北燃烧，及至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城。咸丰皇帝以秋狄木兰为名，仓皇逃至热河，将奕訢留在北京，任命其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的交涉谈判事务，办理所谓“抚局”。在这期间，奕訢的对外认识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不仅亲眼目睹了清军的多次溃败，感受到外国列强的诱惑，也意识到必须从权力渐重的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部分大权，于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转变为后来人们所称的洋务派。

客观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初起之时，奕訢对世界的无知和盲目排外心理，与当时绝大多数封建官僚别无二致，他曾过高估计清军的力量，断然拒绝中外通商交往，声称不能受外夷挟制，要“闭关罢市，纠合兵勇，以决胜负”。然而，在清军节节后退，全面溃败的现实面前，奕訢的必胜信心动摇了。在奉旨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执行咸丰皇帝以抚为主、督办和局之命的过程中，奕訢开始真正接触和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并在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恭亲王人甚明（白），能作主意”的恭维下，开始对外国列强产生好感。及至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奕訢已公然在咸丰面前为列强游说，认为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列强则是“肢体之害”、“肘腋之忧”、“攘外必先安内”；清政府不仅可以借洋兵助剿，挂洋旗漕运，而且应该理解各国提出的公使驻京要求，不过是希望与中国友好往来，不愿以属国自居，不至于“包藏祸心”、“心存叵测”。

很明显，奕訢的思想在列强的“打拉政策”下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其对外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经认识到外国无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十分重要和必须的，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的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下去了。正是在新的思想推动下，奕訢开始了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交机构的努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由此外国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公使驻京。面对新的形势，清政府与外国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所难免。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等人的奏折，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主管外交与通商事务，首席总理大臣即为恭亲王奕訢。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官方外交机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中外关系，是晚清政治体制和国人观念意识变革的一大进步。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两派，特别是1860年9月21日咸丰皇帝北狩热河以后，这两派的斗争日益明朗尖锐，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政治权力中心：一个是以肃顺、载垣、端华等总揽大权的政治集团，一个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留守官员组成的政治集团，前者的活动中心在承德，后者的活动中心在北京。关于对内镇压农民起义，顽固维护封建统治，两派没有异议，但在对外态度上，两派却出现很大分歧，从而牵扯到国内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和对立，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当奕訢在某一点上说服打动咸丰时，就可以得到一些他所希望的利益，但又往往遭到肃顺等人的挑剔和反对。围绕着总理衙门的成立，双方更是弓弦紧绷斗争微妙。

由于意识到时空的阻隔和对外认识的差异，“远隔天颜”的奕訢言行举止分外小心谨慎。此时的奕訢虽年仅28岁，政治上未必成熟，但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年过七旬的岳父桂良和城府颇深的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通力合作，努力扮成上谕的忠实执行者，以尽量避免“局外议论”。

打着外国使臣驻京后往来接洽没有地点，不能使洋人驯顺的幌子，奕訢请求于军机处另立公所作为总理衙门，以王大臣领衔，原有军机大臣兼管，并从内阁、军机处、朝廷各部官员中，挑选满、汉各8人，轮流值班，专门管理国内各地的外务文件及交涉事件。此外，奕訢还要求在上海、天津两地设立通商大臣，会同各地督抚分别管理全国各口通商事宜，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掌握关税复核权，南、北通商大臣所办一切事件应随时报告总理衙门。

不难看出，奕訢要求设立的这个总理衙门，是与军机处并列的，掌管清政府外交和内政大权，并通过南、北通商大臣来集中掌握全国外交、通商事务。虽然鉴于清朝“祖制”，一切高级衙门均对皇帝直接负责，总理衙门与军机处不能有任何隶属关系，但是奕訢仍想出了总理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的办法，以期插足清政府枢要机构，成为朝廷要员为了防止皇帝及政敌的疑心，奕訢郑重表示总理衙门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一切规模因陋就简，等军事肃清、外务简化后，立即裁撤。

奕訢如此通情达理，所申请设立的机构花钱少、作用大，可以办理皇帝和封建顽固派们既恨又怕的“洋务”外交，咸丰皇帝当然不会批驳。难道奕訢就真的软弱无能，权欲淡漠吗？事实上，总理衙门只要一旦成立，其权势一旦扩张，马上便成为奕訢的政治资本，要想覆水再收是十分困难的。奕訢所言皆为托词，目的是堵住肃顺等人的口舌，赢得咸丰皇帝的理解与支持。

这一次，应该说奕訢成功了。不过当上谕下达以后，他还是发现自己的“成功”被打了折扣：咸丰批准在京设立的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内部官员可以在内阁、军机处、各部院中挑选，但一经选中，便不得兼任原职；各国及国内各地外交、通商事务的办理情况，应先告知礼部，再转咨总理衙门。可见，肃顺等人看透了奕訢的心思，他们试图通过皇帝的谕旨来限制和约束奕訢所谋求的权力。

咸丰批准成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与奕訢奏请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仅仅一词之差，实质却大不相同。加上“通商”字样大大降低了总理衙门的地位，限制了它的权力，使之不得逾越通商的范围。而相关外交事宜先行报告礼部，然后转咨总理衙门的提法，一来可以看出咸丰的对外观念并未彻底改变，仍将西方各国视为藩属，二来也是不让总理衙门破例与其他部门发生直接联系，以防权力转移。如此这般，奕訢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他清楚地意识到肃顺等人在利用皇帝与自己斗法。奕訢是不肯罢休的，他利用“亲王”的特殊身份，再次向咸丰上奏。

第一，名称问题。

奕訢认为，“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大员驻扎，臣等在京，不便遥制”，何况洋人“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如果总理衙门挂“通商”字样，洋人一定怀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奕訢借用洋人的名义，表达了自己不愿屈为通商总管的心声，他希望得到的是全部外交大权。所以请皇帝“节去‘通商’二字”。

第二，与军机处的关系。

奕訢以总理衙门常有外人来往，不便于保留机密文件为由，请咸丰允许将重要文件存放在军机处，“以昭严密”。这样一来，如果军机处官员不能兼职总理衙门，那么“遇有检查事件，恐费周章，致无头绪”，甚至会产生推诿之弊。考虑到皇帝成命已出，难予复收，奕訢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总理衙门的16位定额官员均从内阁、各部院中挑选，另外专门设立8名总理衙门额外行走（满、汉各4名），从军机处章京中挑选，负责管理中外交涉以及检查机密文件，平时在军机处兼职上班，不必经常到总理衙门。

第三，与礼部的关系。

奕訢梦寐以求的是独揽外交大权及总理衙门的独立。但为避干政之嫌，他又表示本意是想让总理衙门隶属于礼部的，只是由于礼部与总理衙门“各有专司，诸多不便，且事易泄露”，所以才要求另立公所。现在的最佳方法是各国与清政府的往来照会、国内各省出版的报纸、各海口探访到的商情，一般性的仍然由礼部转告，如果是特殊机密事件，则必须直接知照总理衙门，待处理完毕后再统一划归礼部，目的是“抚绥藩服”。

奕訢所表达的上述言辞，充满了对皇帝的忠诚，面对如此“充分”、“宽容”的理由，即使是肃顺等人也不便再加刁难。1861年3月11日，奕訢终于领到了他盼望已久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关防，并获准“所有满、汉军机章京，每班挑选各4员，在总理衙门额外行走，仍照常在军机处值班，无庸常常到署”。不过咸丰的让步仍然有所保留，为了防止总理衙门集权，威胁皇帝专政，他搬出清朝祖制中“奏而不咨”的成规，谕定各省机密事件，“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无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理衙门，以归划一”。

尽管障碍重重，在权力斗争中艰难出世的总理衙门，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由地方督抚兼办外交的历史，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外交机构设立的开端，中国开始通过这个衙门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奕訢在奏请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并请在上海、天津两地设立通商事务大臣，这就是以后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奕訢深知孤掌难鸣、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仅有一个总理衙门形单势薄，必须增设有力的相关机构来增强和突出总理衙门的势力。奕訢的深谋远虑，将本来独立直属皇帝，以后也从未与总理衙门有明确上下隶属关系的南、北洋通商大臣两个朝廷要职，因其个人原因而与总理衙门的前途命运、职权范围紧密连接在一起。

南洋通商大臣的前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办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通商事宜而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驻广州的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中外通商贸易的发展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广州位居全国贸易额之首的地位很快被上海所取代，上海成为全国通商和外交的中心。1859年（清咸丰九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由两江总督兼任，19世纪60年代初一度由江苏巡抚充任，以后又为两江总督兼任，并无定规，直到1873年才正式确定由两江总督例兼，即为南洋通商大臣，又称上海通商大臣、上海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并兼理“闽粤浙三省”通商事务。

北洋通商大臣设于天津，也称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北洋钦差大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简称北洋大臣，其前身是1861年设立的北方三口（牛庄、天津、登州）通商大臣，初为临时专职，不仅掌握部分外交权力，而且负有军事上的特殊任务。1870年天津教案以后定制为直隶总督例兼，其职责是“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并统治“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

为什么奕訢如此重视南、北洋通商大臣的任用和职守，并努力将其与总理衙门的设立联系在一起呢？

众所周知，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心，是长江水网最终交汇处，沿江各省的茶、丝、棉等原料和土特产的出口皆汇集于此，又是洋货进入内地的必经之口。其腹地广大，中国有两万万人口生息繁衍在长江两岸，吸收洋货的能力很强，加上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称，足见上海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天津向来是北京的门户，畿辅重镇，自鸦片战争后更成为外国列强从海路入京的必经之口，开埠通商后，天津又成为北方通商外交的中心。所以，分驻上海和天津两地，且各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的南、北洋大臣便成为朝廷炙手可热、举足轻重的重要命官。

由于清政府皇帝个人集权的原则不容许任何中央机关对地方有直接指挥权，所以南、北洋大臣（包括其前身）从来也没有与什么中央机构发生隶属关系。但是，自总理衙门设立后，这一局面无形中被悄悄打破了，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因“业务”原因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奕訢奏请在上海和天津两处分设通商事务大臣，正是看中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位以及与清政府中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两大总督发生关系的必然趋势。所以，南、北洋大臣表面上非总理衙门所属，但“两地所办一切事件，应仿照各省分别奏咨之例，由该大臣随时知照总理处”，两大臣不过是“分理其事”，最后仍要“汇总与京师”，“以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

奕訢的确精明，他深知权术之奥妙。通过总理衙门与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联系，他实际上可以控制和掌握清政府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权势，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晚清洋务领袖中，奕訢作为首席总理大臣，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而掌握督抚重任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是其在地方的实力支柱。总理衙门是总领全国外交的机构，南、北洋大臣则形似其派出机构和前沿关口，上下合作，互为表里，颇收“指臂之效”。由此可见，洋务关键在于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则总揽全局。

正是因为奕訢首开总理衙门的先河，中国近代外交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并由此脱胎出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皇帝尚断然拒绝互派常驻使节，到了1875年，清政府已在总理衙门的安排下派出第一个驻外公使，1876年在伦敦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外常驻使馆。同年，总理衙门制定出使章程12条，就驻外人员的品级、薪俸和年限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使中国遣使驻外制度化、正规化。以后，中国驻外使节联翩而出，在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起中国的公使馆，中国外交又掀开新的局面。中国外交史上的这些发展进步，与奕訢及总理衙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分不开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所办“洋务”的扩大，总理衙门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职权范围也由通商、对外交涉扩展至清政府的军事、财政、文教、内政等各个方面。这时的总理衙门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外交机构，而成为总汇“新政”、包罗万象的部门，俨然是清政府军机处之外又一个中枢机关。就连外国列强都欣慰地表示：总理衙门已“及时地发展成为（清）帝国政府的内阁”。奕訢借总理衙门当上清政府的真正“总理”，这是当初的咸丰与肃顺始料未及的。

正当奕訢在国运艰危之际表现出过人毅力和心智，经过反复争取、艰难筹措，创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官方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准备以此为大本营，全面展开“中兴”抱负之时，承受不了江河日下的精神重负、一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7日（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病逝热河，终年31岁。

咸丰临终前，立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同时召见素来倚重的王公大臣，口授遗嘱，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执掌清朝最高权力。授命肃顺等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幼帝载淳执政，奕訢位居亲王之尊、总理大臣首席，却被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

咸丰一死，因幼帝载淳年少，政权实际落入以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手中。这对奕訢而言，不但脸上无光，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抱负将难以实现。摆在奕訢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从此俯首帖耳，甘愿忍受肃顺集团驱使；要么采取断然行动，除掉顾命八大臣。显然，以奕訢的性格，走第一条路是不可能的。

可见咸丰之死及其对死后政局的预先安排，必定导致奕訢与肃顺集团之间的斗争公开化。然而，奕訢此时立即采取行动的条件并不充足，因为按照清朝祖制，皇帝冲龄，可以由顾命大臣辅佐朝政，执掌一切军政大权。只要小皇帝处在肃顺集团的控制之下，奕訢就不能任意妄为，否则会被肃顺一伙以叛逆之名轻而易举地除掉。就在奕訢踌躇不决、犹豫不定之时，晚清历史上另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粉墨登场，为奕訢的行动取得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此人便是幼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1835——1908），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惠征之女，小名兰儿，1851年（清咸丰元年）应征秀女入宫，后被封为懿贵人（兰贵人）；1854年（清咸丰四年）晋升懿缤；1856年（清咸丰六年）生下皇子载淳，母以子贵，进为懿妃；1857年（清咸丰七年）再次晋封懿贵妃，仅次于皇贵妃和皇后。

那拉氏生性机敏，关心朝政，早年即利用咸丰皇帝耽于声色、怠惰朝事的弱点，不时批阅各省奏章，从中了解中外局势，参与国事议论，影响皇帝决策。皇子载淳出生后，她恃子而骄，揽权之举更加肆无忌惮。那拉氏作为嫔妃，不避朝政、擅自出入内廷的行为，不但违反了清制，更引起了肃顺的警惕，他时常提醒咸丰注意，甚至请用汉武帝“钩弋故事”。那拉氏得知内情后便对肃顺恨之入骨。

咸丰临终托孤，将肃顺等八人封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对那拉氏而言如雷轰顶，对其难以填补的政治野心是一个致命打击。为了保住个人权势、地位，那拉氏拼力与顾命大臣抗争。

首先是争名位。那拉氏从揽权专政出发，力求与皇后钮祜禄氏地位平等；肃顺借秉性宽厚、不懂朝政的钮祜禄氏压制那拉氏，偏要对两宫有所扬抑，分出高低先后。按照清朝祖制，幼帝即位后，其生母应尊为皇太后，而肃顺仍然将那拉氏列入一般妃嫔的行列，称为“太妃”。当皇后钮祜禄氏向肃顺指出这一错误时，他又故意拖延，直到第二天才将那拉氏改尊太后。这样，虽然两宫并尊，那拉氏毕竟晚了一天。由于当时钮祜禄氏住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故称“东太后”，那拉氏住西暖阁，称“西太后”，东西之分，以东为先，那拉氏又低了一头。

其次是争听政实权。咸丰皇帝去世前，虽任命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却又留下了“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印章，“御赏”印章归皇后钮祜禄氏保管，“同道堂”印章归皇子载淳所有，规定今后一切奏章均需由皇后、皇子同时钤印方能生效。那拉氏凭借其幼帝生母的特权，将原属载淳的“同道堂”印章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要求召见辅政大臣，审阅诏谕奏章，遭到坚决反对，肃顺等仅同意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批阅，那拉氏的权力因而受到很大限制。

经过两个回合的争斗，那拉氏与肃顺集团的矛盾愈加深刻，同时也感到仅凭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抗肃顺的强权。所以那拉氏产生了争取外援、加强实力的想法。她环顾朝野内外，发现当时唯一能够左右局势、对抗肃顺集团的政治力量只有恭亲王奕訢。原因在于：第一，咸丰有众多兄弟，但奕訢是难得的道光皇帝临终前御笔亲封的亲王，其身份、勋绩、资望皆优，在皇族中具有很大号召力；第二，奕訢虽然是近支亲王，却没有能够进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行列，与那拉氏一样受到肃顺集团的威胁，处于被控制、受排挤的地位；第三，奕訢时任首席总理衙门大臣，负责办理中外交涉等事宜，与西方列强交往密切，深得 列强的赏识信赖，通过奕訢的中介，可以取得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为此，那拉氏决定与奕訢联合，共同对付肃顺集团。

那拉氏之意正中奕訢下怀。本来奕訢正苦于缺乏与肃顺进一步较量的“合情合理”的依据，如果身为幼帝生母的西太后能与自己合作，岂不等于拥有了小皇帝这一强有力的后盾？主仆一致，内外夹击，自然名正言顺，马到成功。在和肃顺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奕訢与那拉氏一拍即合，叔嫂联盟，上演了晚清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宫廷政变。

1861年9月5日，奕訢借叩谒梓宫的名义，专程由北京前往承德，与西太后密谋对策。奕訢认为要制服肃顺一伙，皇帝与皇太后等必须首先返回北京。至于西太后有关外国列强是否支持其上台的担忧，奕訢果断地表示：“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奕訢还强调列强并无可怕之处，对皇帝及皇太后回京以后的安全，自己可负完全责任。密谋的结果，西太后完全听信了奕訢的建议和保证。于是，捕杀肃顺集团、推翻“顾命制度”的策划就这样决定下来。

10月26日，咸丰皇帝的灵柩开始从承德起运北京。根据清朝嘉庆皇帝去世时的礼制，小皇帝在承德丽正门外恭送皇棂启程后，便由两宫太后偕同间道先行回京；随后，咸丰皇帝的灵柩由肃顺等负责扈从返回。10月31日，太后一行抵达京郊石槽，奕訢远出京城40里前来迎接，向西太后密报政变机宜。次日，幼帝及两宫太后抵达北京。按照事先的约定，西太后立即召见留京的王公大臣哭诉，痛陈肃顺等顾命大臣对其孤儿寡母的侮辱，引起许多大臣的同情和愤慨，纷纷建议太后降旨，解除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然后再拿问治罪。许多王公大臣、部院官吏联名上奏，请皇太后亲自执掌大权，重振朝纲。

在如此“强烈”的“民意”要求之下，朝廷立即颁布了三道谕旨：一是由众王公大臣妥善商议皇太后亲政之事，并挑选近支亲王辅佐执政；二是解除八名顾命大臣的职务，派恭亲王奕訢等将八大臣的罪行分别轻重具奏上报；三是即刻将革职后的八大臣捉拿到京，听候议罪。于是，毫无准备的八个顾命大臣，

11月3日，上谕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11月8日，上谕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赞襄政务大臣或革职，或流放。11月11日，载淳登极大典，废除顾命八大臣原定年号“祺祥”，改1862年为“同治”元年。11月28日，两宫太后颁旨宣布垂帘听政。1861年的这场清王朝宫廷政变，因发生在农历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亦作“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认真审视辛酉政变的全部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此次政变既不是西太后一手操纵而成，也非如某些史书记载的两宫太后“躬收政柄”。因为咸丰皇帝的本意并不愿女后干涉朝政，所以临终前定下“顾命制度”，指派他信任的八位御前及军机大臣辅立载淳，赞襄一切政务。既然咸丰已将国政大权授予顾命大臣，那么辛酉政变一举推翻咸丰本人亲自安排的政权行使方式，就不能说是两宫太后躬收政柄，事实上恰恰是其违背咸丰旨意的篡权之举。况且东太后软弱无能，西太后虽野心勃勃，毕竟初出茅庐，无兵无权，且身处肃顺集团控制的热河行宫，没有能力从顾命大臣手中夺回政权。归根结底，辛酉政变的成功得力于恭亲王奕訢，而奕訢之所以能够促使政变顺利成功，则是有着深刻的幕后背景与原因的。

其一，取得了西方列强的全力支持。

《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迫切希望把纸面上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权益。为此，他们改变了原有的对华政策，由强硬改变为怀柔，企图借此笼络清政府。但此时清政府内部的对外态度仍存在巨大分歧：一面是掌握实权的承德中心，坚持传统的“御夷”政策，拒不回京；一面是投靠、贴近各国列强的北京中心，却没有决策实权。为了铲除“不友好”的肃顺集团，列强们尽量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得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并且“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两宫太后和幼帝回京问题上，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则表示：“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中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的行列。”

正是外国列强们的全力支持，使奕訢对西太后的承诺没有落空，同时也巩固了奕訢的地位，这无疑加重了他发动政变的砝码。所以说，英法诸国对奕訢的鼓励和支持，是奕訢战胜肃顺集团，取得政变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掌握了清政府的优势兵力。

1861年前后，驻守在黄河以北的清朝统兵大员主要是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胜保。

僧格林沁身为蒙古人，无论是道光朝还是咸丰朝均受到清王室重用，咸丰即位后更是一直掌握清军精锐。因此，僧格林沁对清王室充满感恩戴德、忠心报效之意。咸丰皇帝病死时，僧格林沁正在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军，肃顺为了将僧格林沁收为羽翼，增强自己的实力，曾主动致函促其上奏，要求前往热河叩谒梓宫，目的是希望僧格林沁表态支持顾命八大臣。但僧格林沁却公然表明拥护两宫太后，反对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充分说明僧格林沁是站在肃顺集团的对立面的。

作为清朝另一位具有实力的统兵大将，胜保于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取得京畿一带的指挥权。北京议和期间，胜保所部收容清朝各路溃军及“勤王师”达一万多人。由于咸丰不仅命奕訢以“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头衔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而且有“抚局”不成，奕訢“即在军营后路督剿”的谕旨，所以胜保之部的调度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奕訢手中。咸丰皇帝一死，善于见风使舵的胜保发现奕訢与那拉氏勾结，实力大增，更是紧紧依赖投靠。1861年9月6日，也就是奕訢到达热河行宫的第二天，胜保违背清朝廷关于各路统兵大员不准擅离职守前往吊丧的命令，径自率兵北上，大大震慑了肃顺一伙。

此时身处热河的顾命大臣中，肃顺兼步兵统领，载垣掌禁卫行宫的“健锐”、“火器”两营，手中也有一定的兵力。但肃顺等人自恃权威，经常在两宫太后面前欲彰劳勋，反而被西太后抓住“职事殷繁，实难兼顾”的把柄，以优待为名，下令撤消了他们步兵统领和管理皇帝禁军的权力，夺其兵权。肃顺集团手的舆论。

肃顺集团是咸丰皇帝亲手扶植栽培起来的政治势力，多数成员在咸丰任内备受宠信，青云直上，肃顺乃为其中核心人物。肃顺在咸丰皇帝即位后的短短两年间，迅速由原来的一个三等衔辅国将军升为侍郎，先后担任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理藩院尚书兼统领、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等多个重要职务。肃顺治事风猛，飞扬跋扈扈 ，1858年（清咸丰八年）曾因科考之弊大辟主考官柏俊，1859年（清咸丰九年）又借户部铸钱局之咎，禠官拿吏累伤无数。肃顺的骄横，使得京师王公大臣们对其恨之入骨。

咸丰皇帝北避热河只带了肃顺等少数亲信大臣随驾，多数大臣被遗弃京中，于是这些素来对肃顺不满的王公贵族逐渐在恭亲王奕訢周围集结起来，形成一股与肃顺等对立的政治势力，即所谓的奕訢集团。他们摇旗呐喊，为奕訢与西太后的政治行动制造舆论和理论根据。例如奕訢热河之行时，大学士周祖培便命人写成《历代贤后临朝备考录》；随后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又带头上奏，以皇帝年幼为由，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挑选近支亲王辅政，公开要求顾命大臣让权于西太后和奕訢；接着，兵部侍郎胜保和山东巡抚谭廷襄等故意违背清朝祖制，用皇帝专用黄折向皇太后请安，以示效忠。顾命大臣不断对这些言行予以反对和斥责，加重了更多人对肃顺的反感以及对太后幼帝“孤儿寡母”的同情。事实上，京城内外反对肃顺的一致呼声，已经造成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

正是由于以上主要原因，辛酉政变得以成功实现。辛酉政变的成功，不仅使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而且慈禧得以与慈安并尊成为西太后，垂帘听政，更为重要的是奕訢得以登上“议政王”的宝座，并且重入退出8年之久的军机处，兼宗令，领神机营。这是奕訢一生中较有作为的阶段之一。他掌管着清朝政府当时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通过“借洋助剿”，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且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造枪炮船舰、训练新式军队，成为清政府中主持洋务的领袖人物。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血与火的冲击，在奕訢思想和观念中国粹主义的优越感及安全心理丧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绪。他不仅在政治主张上由原来的坚决抗击外夷转化为妥协退让，并在英法诸国的笼络政策下产生出“和戎亲洋”、“联夷自保”思想，更在实际行动上由被动议和发展为主动亲近、联合西方列强，开始实现其“中兴”大清王朝理想和抱负的努力。

奕訢“中兴”方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和戎联夷”、“借师助剿”。其实，早在咸丰皇帝生前，奕訢就已经开始构思“借师助剿”。1860年11月23日，奕訢在向咸丰皇帝递交的奏折中首次提出“借师助剿”的建议。奕訢的理由是，列强多次表示要馈送枪炮给清政府，是有意和好、诚心感服；江浙一带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活动猖獗，清地方兵力“不敷剿办”，“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奕訢建议咸丰密饬江浙各省督抚共同奏请“借师助剿”。

奕訢的这一建议，一方面迎合了政治上极端仇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济上已与外国资本主义比附为利的东南大买办、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则是谋求当时唯一堪与太平天国抗衡的汉族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曾国藩湘军的拥护支持。奕訢希望通过这些人的全力赞助，对咸丰皇帝造成心理和舆论上的压力，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正如总理衙门成立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一样，奕訢“借师助剿”的设想也是一波三折，不仅在以江苏巡抚薛焕、两江总督曾国藩、漕运总督袁甲三等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中引起意见分歧和争论外，更是招致当时包围、影响着咸丰皇帝的肃顺集团的指责和非难。肃顺等人一来不愿与列强握手言欢，一笔勾销落魄逃难的旧账；二来不肯置虎于卧榻之旁，让外国侵略者干涉朝政；三来怀疑与太平天国同信“上帝”的西方列强会联合灭清。所以，尽管奕訢随后多次上奏陈词，咸丰也迫于时势同意朝廷奏议“借师助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认可，但“借师助剿”始终未能成为清朝的方针。

辛酉政变后，奕訢的“议政王”地位得以确立，“借师助剿”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于是奕訢敦促刚刚上台的西太后发布讨好各国侵略者的上谕，声称以往“海疆不靖”，均为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筹划不当所致，“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幸亏有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妥善经理与各国交涉事宜，方使“都城内外，安谧如常”，“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实天下臣民所痛恨也”，将所有过错统统推到肃顺一伙头上，为英法联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开脱责任。西方列强当然十分高兴，他们认为辛酉政变的成功，是“英中关系史上应该予以大书特书的事情”，“参与摄政的恭亲王及其他大臣们，不仅对外国公使以及各国驻北京使馆表现出极其友好的关系，还就这个帝国内政方面的事务，特别是极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这个问题上，向外国公使们请教”，非常“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发展。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顺利实施“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计划，奕訢不仅说服西太后，笼络各国列强，而且十分注意调整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奕訢环顾朝野内外，发现当时国内唯一能与太平军抗衡的军事力量是通过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于是奕訢不避曾国藩当年乃肃顺提荐之嫌，依然对其加以重用。1861年11月20日，奕訢通过西太后将曾国藩封为钦差大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均归其统辖。两个月以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本人当然心领神会，公开表示“目下形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如此，“中外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借师助剿”的活动迅速进入正规。

1862年初，英、法、俄等勾结清反动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及筹措饷械。驻上海的英法侵略军人数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也改称“常胜军”，扩编为5000人，开始向太平军进攻。也就在1862年春，曾国藩的亲信李鸿章仿照湘军营制，编成一支拥有6000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武装。

1862年3月，奕訢、那拉氏正式命令曾国藩分兵东下，新募淮军和部分湘军共6000余人，在李鸿章率领下由安庆向镇江进发。为解决这支军队的装备问题，苏松太道吴煦在奕訢的支持下，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商定，由上海会防局出面与英商麦李洋行签订合同：该洋行制备轮船，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发给护照；会防局支付运费，在两个月内将李鸿章部淮军由水路运抵上海。4月，李鸿章所部全体进入上海，这支部队本来连一支毛瑟枪都没有，一到上海，立即得到大量新式枪炮，接着便迅速与那里的常胜军及英法陆海军，投入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

从1862年4月起至1864年7月，中外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嘉定、青浦、南桥，浙江宁波、杭州，江苏太仓、昆山、苏州、常州等地联合向太平军发起进攻。太平军将士英勇不屈，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各地相继沦陷。1864年7月，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天京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走向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奕訢“中兴”方略中“借师助剿”步骤的成功。随着形势的发展，奕訢“中兴”方略的第二个主题——“借法自强”被提上议事日程。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除了在宗教信仰方面利用西方基督教名义外，在军事武装方面也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他们一方面多方求购洋枪洋炮，另一方面自己设厂仿制，大大加强了作战实力。太平军凌空而降的“开花炮”、密如暴雨的枪弹，着实令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官僚们受到很大震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由不感叹“惊心动魄”、“猛不可挡”。他们开始急切敦促请朝廷“借法自强”。曾国藩奏曰：“今日和议既成……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李鸿章亦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曾国荃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洋轮船……询海中第一利器也”，“今当海氛甫靖之际，倘能鼓励中华才力聪明之士，困心衡虑，师外国之长技……安见彼轮船之切于时用，不资我中国因利乘便之政乎？”

在清地方实力派急切谋求学习西洋长技的同时，外国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希望清政府增强军事素质。一是因为外国列强在争夺中国问题上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都想独自控制清朝政府，排斥其他国家；二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作战，面临兵力不足、军费不足和补给困难等问题，不可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侵略战争。

太平军的威力、湘淮军的呼吁和西方列强的愿望，各种因素的合力对掌握当时清朝实权的奕訢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就已萌发的“自强”欲望不断上升，终至迫不及待。在奕訢看来，中国的典章制度是胜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落后的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晚清之所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更新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关键和秘诀在于“师法西洋”。奕訢认为，现在洋人自愿帮助清朝政府自强，“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当此之时，应该“托名学制以剿贼”，“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

于是，奕訢“托名学制以剿贼”的主张得到西太后的赞赏，“借法自强”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也就是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开展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通常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从事洋务活动的人则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代表人物，在中央首推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在地方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

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为止，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渐深入，洋务运动的重心也有前后不同，前期（60——70年代）以“求强”为主，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企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70——90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富强并重。

因此，奕訢中兴方略的第二步骤——“托名学制以剿贼”、“借法自强”的实施与进行，即是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创办和开展。

奕訢的“借法自强”首先由“练兵”入手。1861年1月，奕訢、文祥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1862年初，英法准备从天津撤兵，驻天津的外国商人十分担忧其在华商务利益会由此受到“侵害”，企图雇募广勇保护洋行，英国参赞威妥玛则主张由清政府练兵防守，并建议总理衙门“如欲讲求外国兵法，英国可以教练”。奕訢得到威妥玛的建议后，欣喜异常，立即将练兵方案纳入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此事虽难必其实有裨益，但该使既有此语，未便没其微忱。况外国每以中国防守之法，未能周密为词，若必力为拒绝，该使等更有所藉口，如将来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广勇之心，并可收畿辅屏藩之效。且即此查看外国营伍虚实，於事亦属有裨”。

于是，天津很快成立了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选派京兵赴津训练。奕訢根据英国教官的意见调集受训人员，数月之内即在津沽一带汇集了近千名由外国教官率领训练洋操的清兵。天津练兵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他们感到这种训练清兵防守海口的计划，不仅节省本国兵员，而且获利甚多，因此决定进一步扩大这项活动。1862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根据本国政府的旨意，再次向清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上海、福州等南方各口也进行训练。普鲁斯的建议完全符合奕訢的心意。这样，以天津、上海、福州等地为试点的练兵活动在全国迅速扩展开来。至1866年，在奕訢主持下，直隶选练成6军，共15000人，称为“练军”。

随着练兵规模的扩大，武器装备供应的日见紧张，奕訢又逐渐认识到“制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在上奏中建议：既然洋人愿意向清政府出售枪炮，又肯派匠役来华教导制造，那么“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势属可行”，清朝廷应该立即授命曾国藩、薛焕等地方督抚，“于通商各口关税内酌提税饷，迅速筹办”。

继曾国藩的安庆设立内军械所，首开制器之端，又有李鸿章主持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建立，后在此基础上建成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沪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宁局）。沪局和宁局都以海关关税为经费，资金充足，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生产的枪炮弹药远远胜过其他各局，沪局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曾国荃评价说：“查该局所制，如两磅后膛来福，长铜、十管、四管、连珠各种炮位，前后膛各种抬枪，均属西法新式利器，与外洋精致相埓，用之行仗，最为相宜。”

奕訢对李鸿章设局制器的成效非常满意，大为欣赏，上奏赞许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而且从京师火器营中挑选兵丁40名，派往江苏，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1866年，奕訢在“练兵之要，制器为先”的认识基础上又表示：“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结局，仿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并请准崇厚在天津建成天津机器制造局（津局）。

在奕訢的支持扶植下，各地督抚、将军相继开始经办军事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除沪局、宁局、津局外，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兴办了福州船政局（闽局），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沪、宁、津、闽四局并称为洋务运动四大军工企业。奕訢倾心尽力、全力倡导的“借法自强”活动，终于以兴办军事工业为起点，全面开展起来。

兴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无法回避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学习“西文”、“西艺”成为必然。早在1861年1月，奕訢就意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赀聘请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因此奕訢奏请清政府培养翻译人才，其办法是请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到北京充当教习，“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四五人，俾资学习”。奕訢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但及至1862年，广东、上海等地仍没有合适的教师人选，于是奕訢只得改聘英籍教士包尔腾充任教习。

1862年8月，清政府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成立之初，仅仅教授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完全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不过不久奕訢便发现一个“问题”：西方各国的坚船利炮、机器装备等，无一不是得益于天文、算学的发展，如果清朝政府倡立军工、兴办洋务不从根本上下扎实功夫，那么即使学一些皮毛，仍然是无济于事的。为此，奕訢主张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天文算学馆。

1866年12月，奕訢上奏建议，同文馆除了教授语言文字，培养外语翻译人员之外，还应该扩大其功能范围。因为同文馆开设已有五年，“各馆学生於洋文洋话尚能领略··一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所以奕訢请求清政府在满汉举人，恩、拔、副、优贡、满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年少聪慧、自愿入馆学习的满汉京外各官中进行考试，招取学员学习西艺。

1867年1月，奕訢又上一折，重申前议，并强调了提出招考天文、算学学生的理由：一是中国自强已迫在眉睫，“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二是购买西方枪炮船舰以备实用，乃权宜之策，若“讲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才是久远之谋；三是“西术”之根本来源于“中术”，中国古有“六艺”，“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四是“天下之耻，莫耻於不若人”，西方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雄长海邦……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因此希望清政府顺应时势，早日定夺。奕訢的才智魄力及桀骜不驯的性格，曾经为西太后欣赏和重用，但也导致了西太后的猜疑和忌讳。1865年（清同治四年），西太后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的罪名，罢除了奕訢的议政王及其他一切职务。后经众大臣的上奏求情，西太后允许奕訢仍可在内廷行走，继续管理总理衙门。这一次的变故足以表明奕訢遇事自作主张，不肯屈从他人的秉性触怒了同样刚毅坚强、手段严厉的西太后，两人的权力冲突已公开化、表面化。

同时，由于奕訢师法西洋的建议代表洋务派的心声，也遭到了统治阶级中顽固派的坚决反对。1867年3月，御史张盛藻上折表示：科甲正途人员均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不必明白什么制造轮船枪炮的原理。不久，大学士倭仁又亲自出马，上奏进言，认为立国之道在于礼仪而不是权谋，强国之本在于人心而不在技艺。中国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天文、算学自古有之，不必师法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员拜夷人为师，正气不伸，鸦氛弥炽，后患更是不堪设想，“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奕訢对倭仁等的论点进行了驳斥，指出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无非是借法图强，绝不是空谈奢望，更不是误国误民。奕訢认为倭仁身为大学士，故作危言耸听之论，不仅会使学者从此裹足不前，而且会使尽心尽力办事，不尚空谈的中外人士心灰意冷。奕訢还引用了李鸿章的意见，指责倭仁之流“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所谓“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的陈词滥调，无济于事，不足为信。

奕訢与倭仁围绕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和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争斗，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以倭仁撤销原议告终。这场争论实质上并非意气和名利之争，而是涉及要不要“师夷长技”，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个问题的一场论战，是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之间政治斗争的表现。

同文馆的成立，将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借法自强”的内容由原来单纯的“剿贼”不自觉地渗入了“御侮”的成分。然而，如果离开了奕訢和总理衙门的扶植和保护，同文馆不会有如此大的变革和发展。这一点连外国列强也看得十分清楚，他们认为同文馆是在总理衙门“这个有势力的衙门的庇荫下发育滋长的”，特别幸运的是有奕訢“这位亲王做它的主要保护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底，载淳亲政，为取悦母后慈禧，准备重修圆明园。奕訢进谏劝阻，同治皇帝十分恼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颁旨，斥责奕訢“召对失仪”，将其降为郡王。这一年年末，同治病危，方才恢复奕訢的亲王之位。这是奕訢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重大变故。

19世纪70年代，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大办洋务的时代。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下降，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奕訢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愈加警惕到“借法自强”中“保国”的重要性，特别是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和中日《台事专约》的签订，使奕訢大受刺激，认为“如果各海疆武备均有足恃，事不待于论辩，势无虞乎决裂。今则明知彼之理由，而苦于我之备虚”，“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因此，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以防患御侮，成为迫在眉睫之事。正中奕訢所言：“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预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与此同时，作为地方洋务实力派代表的李鸿章也强调：“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方进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销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

1874年11月5日，奕訢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清政府提出了“切筹海防”的建议，大声疾呼要“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卓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主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为使海防活动切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奕訢还随奏附录了总理衙门官员草拟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措施，请求清政府下发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筹议。

清政府批准了奕訢的奏议。于是，各地的议复、奏片如雪片一般纷纷飞抵京城，其中主要围绕海防该不该办和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展开，也涉及经费筹集和如何用人等问题。虽然斗争激烈，众说纷纭，但不乏好的建议性意见。例如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6条，建议设立北洋和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分别负责北方和江浙、闽粤等省的沿海防务。三支水师各设大兵船6艘，炮船10艘，每半年会操1次，联为一个整体。

奕訢没有直接参加这场筹议活动，却倡导和支持了这场筹议的整个过程。1875年（清光绪元年）4月，在所有奏议基本会齐之后，奕訢拟定了筹议海防的最后方案，主要内容共有6个方面：

第一，购买铁甲船一二艘，正式建立水师。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主持南、北海防。

第二，左宗棠继续加强西北防务，以固塞防。

第三，按李鸿章、沈葆桢等的奏请，在磁州、台湾两地试办机器开采煤矿。

第四，唯才是举，由李鸿章、沈葆桢等随时、切实保奏通晓海防的洋务人才。

第五，海防经费取自厘金和关税。

第六，各省督抚就各自地方形势编练军队，可酌情改变原有的营训定制，统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以固海防。

及至1894年，清政府已拥有船舰60余艘，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归闽浙总督统辖，船只多由福建船政局自制，少数购自英、美；南洋水师归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统辖，最初由沈葆桢一手擘画，其后分别由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继任，船只多为闽沪两局所造，其余由德国购置；北洋水师是清政府最重要的一支新式海军，其船只主要购自英、德两国，从创办到全军覆没一直归李鸿章统辖，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耗资最多的一项洋务事业，其实力位居三支水师之首。

正是由于在70年代中期奕訢倡筹海防以及李鸿章等创办三洋水师的促动下，近代中国的某些民用企业在各地迅速兴办起来，洋务运动也逐渐由以建立军事工业、以“求强”为主，转向了以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为主的新阶段。

1884年（清光绪十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而起冲突。开战伊始清朝方面便未能把握时机，加上镇守广西、云南的巡抚大员唐炯、徐延旭虚骄无用，致使清军不战而败。西太后乘机迁怒于早就耿耿于怀的奕訢，不仅以“委靡因循”之名，再次革去奕訢的军要大臣，停双俸，命其“家居养痊”，而且罢撤以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此乃光绪朝“甲申之变”。这是晚清政治中又一重大事件，也是奕訢个人命运中第四次大的起伏。

有清一代，在封建王朝高层统治集团内部，奕訢可谓是力主开放，倾心洋务的较早代表。他筹建总署、借师助剿、提倡制器、开办同文馆、奏设海防，为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尽心尽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同外国列强决裂，争取较长时间的安定，奕訢所执行的许多外交政策仍是苟安绥靖、妥协退让的。奕訢曾毫不避讳地说：“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由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于是，刚刚跨入国际世界的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畸形现象，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例便是原则上隶属于总理衙门的总税务司和中国近代海关，实际上却反制和影响着总理衙门的决策和行事，这不能不说与奕訢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实际行动上的无奈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海关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法令，监督检查对外贸易、征收关税、查禁走私的行政管理机构，任何外国无权于预，所有外国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其章则条例，没有置喙余地。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分设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始为中国海关起源。但是进入近代以后，由《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及其附约制定片面协定税则起，中国便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1853年，英、美、法等国以上海小刀会战事为由，拒交关税，并提出外国人参加管理中国海关的无礼要求。迫于压力，清政府命苏松太兵备道和江海关（于1845年迁至上海外滩中心区的英租界）监督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达成协议，由三国各派一人充任税务监督（司税），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帮办”上海海关税务。1854年7月，中国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开始工作，近代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落入西方列强控制之中。

1858年10月，《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件》的签订，促使中国海关外籍税务监督制度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并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而且很快推广到广州。1859年5月，两江总督兼通商各口钦差大臣何桂清又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统一管理各口所有洋员。

一步步的妥协，一次次的退让，使得1861年1月总理衙门成立后，出任首席总理大臣的奕訢不得不接受“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这一积重难返的事实，以避免与外国列强决裂。奕訢夸奖李泰国在江海关帮办税务时“向来妥慎可靠”，特以总理衙门的名义正式札谕李泰国作为总税务司，“帮同总理稽查各国洋商完税事宜”，负责选募各口税务司及办理各项涉及海关洋员的事务，“如有不妥，唯李泰国是问”。于是，总税务司和中国海关就算正式纳入了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海关总税务司始终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它总是能够摆脱总理衙门的所谓领导，独立行事，它所涉及的“洋关”、“洋税”、“洋员”等名称，使清政府各级官员感到难以过问，即使是作为办理洋务外交的“专家”奕訢，为了求得苟安绥靖、太平无事，也不得不退让三分。所以海关总税务司之职，奕訢也就“放心大胆”地交给外国人去当了；而中国海关从此完全为英国侵略者所掌握，成为其控制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

1862年，总理衙门通过李泰国在英国购买了8艘船只，组成一支小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上校率领，于1863年9月驶抵上海。由于对指挥权争执不下，英国方面企图乘机控制这支舰队，清政府最终决定遣散，船只驶回英国变卖，随船运来的修造枪炮弹药的机器则由李鸿章出钱购入苏州洋炮局使用。为逃避责任，李泰国称病回国修养。

这时，奕訢又看中了另一个英国人赫德。奕訢认为赫德“虽系外国人”，但“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出力”。1863年底，总理衙门札委赫德正式取代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之职。

1865年，总税务司署在北京正式成立，隶属于总理衙门，但海关的行政、用人等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英籍总税务司手中，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一律由外国人充任。如1873年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各国人4名，——这就是外国侵略势力所鼓吹的中国海关机关“保持着国际性”，它“阻止了任何排外情绪的生长”，“为外国使节所支持”的真相。

赫德就任总税务司期间，深得奕訢的赏识和信赖，不仅长期把持中国海关行政，而且使成立不久、经验不足的总理衙门在通商和征税等各方面都依靠他的“忠告和协助”，甚至代表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

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全面改革清政府政权的文件《局外旁观论》，期望从政治、经济、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对清政府加以改造。经奕訢的支持和推荐，清政府表示要悉心协议，认真办理。

1867年底，在赫德的竭力支持下，美国人蒲安臣就任中国使臣，出使欧美各国。在美期间，蒲安臣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

1876年，赫德担任李鸿章的助理，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

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暗助法国侵略者，策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签订《中法新约》。

此外，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可以见到赫德活跃的身影……

正因为如此，赫德成为对清政府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赫德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不仅被英国政府誉为功臣，而且为清政府视同洋务功臣，先后加头品顶带、花翎、尚书衔、太子太保、三代正一品封典等赏赐。

海关自主权丧落外人之手，是近代中国许多利权损失的事实之一，是奕訢为首的洋务政客们思想认识和实际行为上的重大失误，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耻辱和遗憾。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之后，由朝中亲贵大臣一再举荐，西太后不得不勉强重新起用“甲申之变”中被革职的奕訢。但这时的西太后已今非昔比，不可一世。从1884年罢黜奕訢，到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去世的24年间，是西太后统治权力达到巅峰的时代，上至皇帝本人，下至满朝文武，均俯首听命于她；而此时复出的奕訢已是年近古稀，不复当年之勇，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和影响与早年相比逊色、微弱了许多。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奕訢病故，终年67岁。死后加谥“忠”，配享太庙。

奕訢已经随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却不能不留给我们以深思和启示。是非功过、曲直肯否，不同的角度会导出对其不同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人们全心期望的东西，能够完全如愿实现的并不多。从自身行动中产生的结果即使看起来与预期目的很符合，而事实上它已不是最初希望的东西。

奕訢从施展自身的才能抱负，挽救封建统治、“中兴”清王朝一统天下的主观愿望出发，积极从事变革活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力倡导仿照西法设厂制造，尽心置办中外交涉，这些都在不自觉中揭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随着图强求富乐声的响起，晚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异化，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动，资产阶级最终埋葬了清王朝，这一客观事实是奕訢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

主观与客观、动机与结果之间始终充满矛盾，处在激烈动荡变化时代中的奕訢也是矛盾的。当我们今天重新回溯历史，分析奕訢在晚清政治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时，既不能抹杀他对中国近代化所做过的筚路蓝缕之功，也不必避讳他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退让的历史事实。

作者石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