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诞生于广东省花县福源水，不久全家迁往官禄（左土右布）。福源水和官禄（左土右布）是花县的两个小村子。在洪秀全少年时期，官禄（左土右布）有400多人，主要有洪、巫、凌、钟四姓。洪姓远祖本为中原望族，宋靖康年间迁往江南，后定居在广东嘉应州（梅州），又由嘉应州迁居花县。到洪秀全出世时，他们已经住了五代，但仍说嘉应州方言，因而为本地人称为客家人。

洪秀全父亲洪镜扬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原配王氏，生了4个孩子，3个男孩，1个姑娘。王氏去世后，洪镜扬又续娶了一个叫李四妹的女子。李四妹没有生育，洪秀全是她抚育成人的。他与继母关系不错，称天王后尊称她为“君王母”，即皇太后意。洪秀全在兄姐中排行第四，姐姐洪辛英，小名叫凤，有说是钟芳礼的妻子，钟芳礼随洪秀全赴天京，任典织匠（管理织锦），洪辛英没有随同前往。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从小随父亲种田，不识字。洪秀全兄弟情深，在金田准备起义时，就把他们和李四妹，连同自己的妻儿接来，同享富贵。

相传洪秀全还有一个妹妹叫洪宣娇。这在当时太平天国基层也多有如是说，那是误传。

洪镜扬是自耕农，有若干亩田地、一两头牛和几间房屋，自给自足，但不宽裕。即使这样，全家仍咬紧牙关、节衣缩食，设法送小儿子洪秀全进私塾。

1819年，洪秀全7岁就开始读书，他读了10年儒家的经典。

1827年，他赴花县童试，名列前茅，可是到广州参加府试，却名落孙山。回家后，一面耕作，一面自修。18岁那年，还在原先读书的村塾当了塾师。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洪秀全埋头书斋，热衷于科举，以实现改变门户、光宗耀祖的抱负。可是他在1837年、1838年，又是两次赴广州应试，仍然落第。

就在1838年这年，他落第后因过分悲痛失望，忧愤交迫，积郁成疾，患了一场大病。这场病后有人说是精神分裂症，他发了三四天高烧，先后四十多天，身体方才完全复原。据《太平天日》录书记载称，病中做梦梦见一个慈祥老人（上帝）；有时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赤脚直扑房门口，摘下门口菖蒲当宝剑挥舞，口中大叫“斩妖！斩妖！”

1838年的科举失落，换来一场大病，而大病后的洪秀全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的性情活泼，喜欢谈论、很诙谐的外向型气质，转为沉静庄严、喜怒不露于色的内向型气质了。病愈后的洪秀全，仍继续在家乡和附近村落担任塾师。他仍准备再次参加科举，走仕途之路。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到广州参加了秀才考试，结果仍然落第。此时，正是鸦片战争失败和江宁不平等条约签订。大清王朝的腐朽败落在民众面前毕露无遗，由此形成了洪秀全的愤懑感和失落感。他曾与族弟仁玕谈论时势，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痛斥清朝贵族：“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200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当时洪秀全有了对现实社会反抗的情结，即反清思想。

1843年落选是洪秀全一生重大转折点。据传当时他于回家行船途中，写有一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有人说这时的洪秀全想造反了，恐怕未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毕竟是读书人，有反清思想，不等于能付诸于行动，如果没有后来紫荆山拜上帝会事业兴旺，也很难说他这时已滋生了兴王图霸的思维定势了。

落第归来后，洪秀全仍在莲花塘教书。几个月后，因为表兄李敬芳对从洪处相借的《劝世良言》大为赞赏，他也潜心阅读。这本小册子是洪秀全在1837年即第二次赴广州应试时，在街头得到的，回来稍一翻阅便置之书柜的。

他从《劝世良言》印证六年前病中幻梦，说是“书中所言与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依照书中所言，及按是时自己所明白此典礼者，自行施洗。彼等复对上帝祈祷，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彼等于是自己灌水于顶上，自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

此处所称“彼等”，即洪秀全和他表兄李敬芳，李敬芳是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第一位成员。不久，冯云山和洪仁玕都参加了。

《劝世良言》给洪秀全以批判的武器。他最有兴趣的，就是其中宣扬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书里关于基督降生救世的传说，也触动他的思维。据书中说，基督是天父的儿子，为了拯救世人，降临人间受苦受难，传布“福音”。为此，他后来为号召人心，就借用这个传说，同六年前的那场大病挂钩，活学活用，且加以改造，附会一则“上天受命”的荒诞、神秘故事。在这个编造的故事里：洪秀全自称那次病，乃是上帝接他上天去，要他诛杀妖魔、为民除害；上帝为什么会通过做梦接他上天，因为他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他是奉命下凡斩邪扶正，建立人间天堂的。

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后的第一个非常行动，就是把自己私塾中的孔子“至圣先师”牌位撤去，也有说是当着蒙童面打烂在地；同为塾师的冯云山和洪仁玕，也分别将自己私塾中的孔子牌位除去，表示和孔子儒家决裂。

事后，洪秀全又细读《劝世良言》，深化了自己的信念：“确为上帝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他说：“我曾在上帝面前亲自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为了表示决心，还与李敬芳制作宝剑两把，上刻“斩妖剑”三字。

洪秀全倡导拜上帝，宣扬皇上帝是唯一真神，当然荒唐和令人可笑的。但他毕竟是19世纪中叶农耕社会的产物。当时的中国，宗教信仰还是相当普遍的；洪秀全要发动民众、组织农民，还不得不依靠宗教为载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

洪秀全等人因为撤掉孔子牌位，以致学童惊散，书馆停闭，受到家乡众人反对。他们呆不下去了，于是打算外出，以求有所开拓。外出，离乡背井，用洪秀全的话说，就是“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

洪秀全大概在此时才抛弃本名的。按家谱，他本名仁坤，小名火秀。《太平天日》说，洪秀全名字是1837年患大病时，上帝给的赐名，所谓“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这都是后来因需要而写的，农民思维是不讲时空和历史唯物观的。盖取名“秀全”，已寓意“禾乃人王”也。

1844年4月，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离乡，遍游天下。他们沿途贩卖笔砚，以资旅费，先到广州，又到人口密集、物产丰饶的珠江三角洲顺德、南海、番禺，折转朝北，经增城、从化来到清远，在清远吸收了少数信徒；再往八排山向瑶族传教，由于语言不通，故没有收获。

洪秀全、冯云山没有灰心，他们越过了贺江，进入了广西，经过二十多天晓行夜宿，水陆跋涉，终于到达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等处。王盛均是五兄弟，是由广东嘉应州（梅州）迁来的客家人；赐谷村村民多是客家人，致使生活习俗、语言都容易和远道来客的洪秀全、冯云山打成一片。不久，他俩就受聘担任村学塾师。白天教书，晚上聚集村民，给他们讲道理，“教人真心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进地狱”。这种讲道理，以后就在太平天国广泛推行，各级官员都有承担讲道理的职责，它是太平天国强化宗教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

这时，王盛均之子王维正被人诬告入狱，王家恳求洪秀全设法；洪秀全为之操劳了半个月，设法使王维正释放回家。村民都称赞洪先生有办法，洪秀全却说这是得自上帝的庇护，他只是遵上帝意图办事。这样，赐谷村很多村民虔诚地信仰了上帝，王盛均五兄弟率全家成员全都皈依了拜上帝会，他们后来都赴金田团营。

洪秀全、冯云山为树立上帝是绝对权威，为唯一真神，当然不再允许其他偶像存在，并通过实际行动教育民众、争取民众。他们选择了赐谷村附近六乌山口的六乌庙，把所供的两座偶像砸碎。洪秀全还在墙上题诗一首斥六乌。

这项史无前例的毁神像行为，引起村民震动。原先他们认为六乌神灵验得很，稍有不敬，就会受灾。然而洪秀全、冯云山平安无事，因而当两人再宣传拜上帝斩妖魔的道理时，相信的人们就更多了。

在此期间，洪秀全、冯云山还去过附近龙山活动。龙山有银矿，那里有很多矿工；可能因为时间短促，没有多大成效，但也为他第二次进入广西，发动、组织矿工作好了应有的准备。

在赐谷村住了四个月后，洪秀全因见表兄家穷，难以久住下去，决定让冯云山先回花县老家。但冯云山到了桂平，找到了城北紫荆山，此后他在那里和当地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烧炭工集中的平在山建立了有几千人众的拜上帝会组织。冯云山是个颇为大度、品德俱优的人。他吃苦耐劳，不计名利，在向民众宣传拜上帝时，就宣传洪秀全奉天诛妖的神圣使命；还说他来到平在山解救生灵，是受洪秀全派遣前来的；给民众心中树立起救世主的形象，由此当地民众男女老少都知道洪先生是救世主，日夜盼望他的到来。

在冯云山走后的两个月，洪秀全回到了花县官禄（左土右布）家乡。他仍以塾师为业，而主要从事拜上帝教义的理论写作。1845年，洪秀全写出了他早期的两篇代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原道救世歌》确认为“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宣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他批斥了传统的伦理纲常，提出人人平等。

《原道醒世训》倡导“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提出要推翻“陵夺斗杀”、相互争闹的格局，建立一个“公平正直”的大同世界。它还提出了斗争的总目标，号召上帝子女同心协力，共击灭所有邪恶努力聚集的“阎罗妖”们。

洪秀全早期的另一篇代表作《原道觉世训》是在1846年（也有说是1847年3月）洪秀全在广州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 i. J. Roberts）读新旧约《圣经》后所写的。《原道觉世训》批判了神鬼迷信，人为地制造“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提出了以阎罗妖（清朝皇帝、官吏）为一方，上帝子女为一方，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层。他们之间不可能也不能出现平等、和谐，只有把它们快快消灭才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是洪秀全创造思维的最佳结晶，也是千百年里农民起事的经验和向往的总结。

1847年，洪秀全再度进入广西，前去寻找冯云山。当他在赐谷村得悉冯云山已在紫荆山，把拜上帝教成员发展到2000余人时，不禁欢喜欲狂。这年8月，在紫荆山他与阔别3年的冯云山又见面了。

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对拜上帝会众是极大喜讯，很快他就和会众打成一片，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

洪秀全写的《原道救世歌》等作品，都被抄录作为宣传品传送、散布，平在山烧炭工中也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留下名字的就有卢六、杨秀清、萧朝贵等人。通过彼此的穿线引针，紫荆山周边各州县乡村也多有拜上帝会的群体组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速，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郁林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

当时洪秀全、冯云山住在高坑冲卢六家。卢六是壮族农民，对拜上帝会忠贞不渝，他的家也就是拜上帝会总机关。

杨秀清和萧朝贵都是平在山的穷苦烧炭工。杨秀清在烧炭工中很有组织能力和威信；萧朝贵也很有组织能力，在烧炭工人中颇有威信，且勇猛有力，善用计谋。洪秀全和他们拉关系，还把萧朝贵的妻子、杨秀清义妹杨宣娇（原名黄宣娇）认为妹子，并制作“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模式，号召全体拜上帝会男女信徒学习。

洪秀全为了组织队伍，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威，还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制定拜上帝会宗教仪式及《十款天条》。规定凡拜上帝会成员礼拜时，都唱赞美诗一首，内容是赞美上帝、耶稣、圣神风三位合一真神，“真神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愚者省悟，天堂路通”，祈求“上帝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视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

《十款天条》也是洪秀全仿自《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摩西十诫，内容是：①崇拜皇上帝；②不好拜邪神；③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④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⑤孝顺父母；⑥不好杀人害人；⑦不好奸邪淫乱；⑧不好偷窃劫抢；⑨不好讲坏话；⑩不好起贪心。这些宗教仪式和祈祷，平时作为对会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规则，以后在作战时就成为军事纪律。

随着威信和权力的扩充，洪秀全对拜上帝会成员执行天条也非常严格。他要人人都能背诵，三个星期背不出要严罚；对天条中的第七条尤为严格，一申再申，以至1852年春在永安州（广西蒙山）围城中下诏全军，“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

二是洪秀全继续向传统神权挑战。他和冯云山、王维正等选择了象州甘王庙的主神，把这座偶像打翻在地，砸得稀烂。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各处拜上帝会成员也捣神庙、毁偶像，由此强化了洪秀全与拜上帝会的威力。

1947年11月，紫荆山区劣绅王作新逮捕了冯云山，卢六率会众夺回。翌年，王作新率团练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押解桂平监狱。

洪秀全当时在贵县发展的那帮村石达开和龙山秦日纲等人处，得悉赶回紫荆山。他想起清朝两广总督耆英曾宣布基督教弛禁令，于是星夜返程赴广州，企图通过罗孝全与耆英交涉，出具一纸命桂平县放人，结果是空跑了一趟，一无所获，只得重返广西。

当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赴广州的期间，紫荆山区拜上帝会成员群龙无首，而王作新等人又买通会众中动摇分子，蛊惑、动摇人心。1848年4月6日（三月初三），在一次聚众拜会时，杨秀清就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装作跌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一会，站起身子，说已是天父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于是安定了人心，他们还集体筹划一笔钱，通过当过吏员的黄玉昆向桂平官员贿赂，当时卢六已在狱中病死，冯云山终于被释放，押解回广东花县。中途，冯云山说服了押解的两个差役，一起回到了紫荆山。

冯云山在紫荆山只停留了一两天，就赴花县找洪秀全。不料，就在他离开后几天，即10月5日（九月初九），平在山又发生了萧朝贵借托天兄附身传言；又在此后几天，洪秀全来到了紫荆山，当得知杨、萧先后附身传言，冯云山赶去花县找他时，也就快马加鞭回程花县去了。

1848年11月，洪秀全和冯云山终于在花县官禄（左土右布）碰头。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

（1）承认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代天父、天兄传言附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排定在拜上帝会的座位，即在宗教中的位置。根据洪秀全、冯云山的宗教思维，将年龄比他俩轻的杨、萧纳入天父家庭圈，但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萧朝贵因妻子杨宣娇已定为洪秀全妹子，就以他为“帝婿”，杨宣娇为天父第五女。他们以为经过这番安排，无论在宗教和组织的座次，都仍得受己领导，其实却不然。洪秀全、冯云山闭门造车的书生之见，当然是要碰壁的。

1849年6月，当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时，这时的拜上帝会队伍更有了扩充，经萧朝贵直接做工作，连金田村韦源玠、韦昌辉父子全家宗族千余人也参加了；杨秀清、萧朝贵欢迎洪秀全、冯云山到来，也完全同意给他们安排的座次，双方并就将韦昌辉、石达开分别补充为天父第六子和第七子取得共识，但杨秀清、萧朝贵在道义上、组织上可以表示服从洪秀全的指挥；可是却因己已掌握附身传言的特殊身份，足可以任意指挥洪秀全、冯云山，并使他俩乖乖地顺从。由此，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竟出现双重领导，即洪秀全仍是最高领袖，但却要受制于弄虚作假、有附身传言身份的杨秀清、萧朝贵，这是大大出乎洪秀全意愿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风暴就要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

1850年7月，洪秀全在平南县花洲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众到金田村团营。

当时，杨秀清、萧朝贵在紫荆山区设立营盘，训练会众，韦昌辉组织人员在金田村开炉督造兵器；在紫荆山周边的平南、贵县、象州、博白、陆川、藤县以及广东信宜、高州等地都有拜上帝会的组织，参加拜上帝会的，有汉、壮、瑶、苗等各族的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和农村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地主富户典商，因与本地官绅的斗争日益激化，而加入了拜上帝会。

同年12月，到达金田村的各地拜上帝会队伍，有原来在金田村的韦昌辉率领1000人，紫荆山区杨秀清、萧朝贵率领2000人，贵县石达开、龙山秦日纲的1000余人，平南花洲胡以晃率领2000人，博白黄文金率领2000余人，陆川赖九率领1000人以及武宣、象州等地的会众。因为几乎都是举家参加团营，洪秀全就创立了两个制度：

一是公库（圣库）制度，要求会众将身外财物全数缴公，“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交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有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二是男女分营，男有男营，女有女营，虽母子父女夫妻亦不能同居，以免混杂。

当时广西地区民众武装起事风起云涌。就在拜上帝会活动期间，天地会武装斗争遍及全省五府一州；在拜上帝会掀起期间，也有地方天地会队伍前来参加。天地会成员混杂，良莠不一，很多领导人江湖习气重，因而洪秀全在接受天地会队伍时，重申拜上帝会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生活作风，宣布必须要承认拜上帝会教义和严守天条才能加入他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何况，入尔等会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应该说洪秀全这段批判无疑是正确的，他看清了天地会不合时代精神的落后因素，而提倡反清不复明，以至后来从俗称明太祖朱元璋为“明太侯”，进入南京后也从不祭祀明孝陵，漠然视之。当时广西境内天地会很多领袖参加了拜上帝会或后来的太平天国队伍，其中一部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和邱二嫂等，因接受不了教义和军纪，先后脱离，有的降清，有的独树一帜；也有一部分如罗大纲、苏三娘和刘官芳等部留了下来。其中罗大纲因为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在他战死后，还写进洪秀全钦定的红头文件，与萧朝贵、冯云山同列为全军学习的最佳榜样。

1850年5月，当洪秀全以为已经准备成熟，可以揭竿起义时，杨秀清和萧朝贵为获取实际领导大权，由杨秀清假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血，成了病废，躲在幕后操纵；而让萧朝贵出面假托天兄附身传言主持事务。萧朝贵经常假托天兄下凡，随意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到他那里听命，洪秀全等明知其里，也不得不听。在金田起义前五个月，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对洪秀全说：“尔现有两个军师在此，待朕回天后，尔问朝贵也”；当天，天兄又下凡对洪秀全说：“秀全，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于是在金田起义前夕，杨秀清、萧朝贵的名次都排列在原先第二领袖冯云山之上了，而就实权，他们却也取洪秀全而代之。此后洪秀全对军政大权并没有多大指挥力度。

同年11月4日，清军前来围攻花洲，正在花洲的洪秀全就派胡以晃率花洲会众出击。是日，杨秀清“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派出蒙得恩等前来增援，与胡以晃前后夹攻，在思旺村大败清军，这一仗现在有被定为金田起义开始日之说。20余天后，蒙得恩等接洪秀全上金田，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的“迎主之战”。当时，洪秀全被敬奉为“主”，所以有此泛称。

洪秀全当时很有朝气。他对清朝当局的武装镇压有充分的准备。1851年1月1日，他亲临战场，在金田附近蔡村汇设伏，前后夹攻，杀死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及所部官兵1000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是洪秀全指挥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战役中最典型的一次。此后，洪秀全的军事指挥家身份就为杨秀清所替代，他只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最高领袖。

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洪秀全38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会众庆祝金田起义的辉煌胜利，并宣布建国号为“太平天国”，因为洪秀全被称为“主”，这天就称他的两岁儿子洪天贵福为“幼主”。

洪秀全启用“太平天国”为国号，盖“太平”源出于中国传统古籍；“天国”多见于《圣经》，“太平天国”就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组合词，只有洪秀全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出如此别致，而又有深意的国号。若干年后，即1860年后，洪秀全更表示旗帜鲜明，曾一度改国名为“上帝天国”，1863年始，又改国名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直到天京失陷。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就向全军全民发布了五条行军纪律：

（1）遵条命，服从条规和命令；

（2）别男行女行；

（3）秋毫莫犯；

（4）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和傩意为内部和睦）；

（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1月13日，洪秀全率全军离开金田，顺大湟江东下，占领江口圩，民间流传有“金田起义出大王”，即是指此故事。在浔江活动的天地会罗大纲军，来到江口圩，参加了太平军。

清军提督向荣等各路人马，从东、北、西三面围攻江口圩，洪秀全等采取诱敌深入、分兵埋伏等战术，一胜于牛排岭；二胜于屈甲洲，后因粮食困乏和军火不足回师金田，旋越紫荆山，占领武宣东乡。

3月23日，洪秀全就在东乡称天王。此后太平天国就把这天作为“登极节”，定为国家六大节日之一，每年这天都要庆祝。在此前夕，洪秀全设立五军主将，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下分设侍卫、总制、监军和军帅等官职，到这时太平天国官制初具轮廓。

天王洪秀全带领全军东奔西走。他的军事目的无非是会合、吸收未来金田团营的拜上帝会众，如李秀成就有切身体会：“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墟。”

清军从四面进行围攻，主力是两支，一支是向荣的绿营兵；一支是帮办军务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的部队，当时他们都被誉为能战善攻的精锐。

同年8月16日，洪秀全在金田新墟发布移营动员令：“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

当时他提出的“小天堂”，只是号召军民建立、发扬为太平天国而共同奋斗的口号。这个“小天堂”概念是含糊的，连洪秀全、杨秀清也不知道它在何处。学界有人说是“南京”，那只是一种无依据的推测。

同年9月11日，洪秀全在莫村下诏，号召全军“同心同力同向前”。当晚，全军从金田突围，几天后在大败尾追的向荣部后，向永安州（广西蒙山）挺进。

进攻永安州城的是原天地会头目、军师罗大纲的先锋部队。9月25日，罗大纲军占领永安州。这是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攻占的第一座州城。

洪秀全是走水路的。他在船中得悉捷报，大喜欲狂。10月1日，他进入了州城，就宣布了一切缴获都归公的诏令：“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取得金玉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接着又颁发其他诏令，如规定“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的奖惩制度；开导全军将士“尔们把心坚”，严防“半路差”（中途降敌），必须真忠报国到底。就在洪秀全这项诏令发布后的第17天，东王杨秀清等破获、审理了军师周锡能内奸事件。

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了封五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并在丞相下总制上设立了检点、指挥、将军等官级。

洪秀全在永安，颁行太平天国天历，印刻了《太平诏旨》、《天命诏旨书》、《太平军目》、《天父下凡诏书》、《太平礼制》、《太平条规》以及启蒙读物《幼学诗》、《三字经》。这些多为诏令、条例编辑的本本，后来在南京（天京）几次重版，是太平天国文化和思想建设的重要部分。

太平天国在永安州占据了7个月。

1852年4月初，洪秀全发布诏令全军杀出永安，“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诏令就是战斗动员令，号召全军男女英勇杀敌。突围取得了成功。

当时洪秀全已贵为天王，且在武宣东乡时已拥有32个大脚妻子，生活也特殊化了，但仍保持金日1起义时英气和精力。他与杨秀清等人群策群力，击败乌兰泰军的尾追，杀死4个总兵级的高级将领。民间传说，他还常在行军途中向将士作演说，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有次在过瑶山时，即在村前搭台讲道理，结束时当众吟诗有：“若把平天坳过，转乘十里平沙。”号召全军快步前进，接着翻山越岭，向桂林进发了。太平军围攻桂林33天，不克，撤军北上。

太平军走广西兴安、全州。6月10日，在全州城北蓑衣渡（一作水塘湾）受到清军江忠源部伏击，南王冯云山伤重而亡。

冯云山对洪秀全忠心耿耿，“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离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他的中途而死，必定使洪秀全倍加伤感。以致在他晚年还下诏多次提及，且在嘉奖洪仁玕时，还以冯云山事迹为勉，“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

蓑衣渡战役后，洪秀全等出广西至湖南。途中，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告全国民众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谕》，痛责清王朝“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号召民众“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同扶天王以开国”，建立一个“同享太平”的新国。

湖南民众纷纷响应。仅在郴州，据说就有几万人众参加了太平天国。在道州有1000多名挖煤工加入了军队。以他们为主体建立的土营，为日后攻城开掘地道发挥了巨大作用。

洪秀全和杨秀清在郴州驻扎，由萧朝贵率前军进袭长沙。不幸萧朝贵在猛攻长沙城时伤重而死。消息传来，他们非常悲痛。当时，洪秀全等就放弃郴州，全军猛攻长沙。

长沙被围攻了81天。1852年11月30日，太平天国全军主动撤围北上。几天后相继攻占洞庭湖畔的益阳和岳阳。当地先后有5000余艘民船参加了大军，于是建立了水营。

太平军继续北上。兵分水陆两路，“从岳州启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大军所至，望风披靡。

1853年1月12日，太平天国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昌。5天后，洪秀全由汉口至武昌，设天王府于原湖北巡抚衙门。

太平天国在武昌实行了自己特有的管理。它废除家庭，设立妇女馆（女营）、牌尾馆。凡年在16至50岁的男子都编入了正牌馆当兵。每馆都按军队编制。武昌是太平天国占领的第一座省城，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又有很多能工巧匠。也就在这时候，洪秀全和他的高中级将领们，穿戴头冠，衣袍焕然一新，他们即按官阶、地位换装，俨然是一派新朝气象了。

在武昌，洪秀全于阅马厂搭台讲道理。他把这种从西方基督教学来的宣传模式，作为与基层沟通的最佳的途径，此后此种模式为天国大小官员向下属和民众宣传所用，而洪秀全本人却因常住深宫，很少出头露面讲道理了。

在武昌，洪秀全还选了60个妻子。太平天国领袖们认为，占有女人越多越高贵。他们所谓的男女平等观，就是将所有娶占的女人，不称为“妾”，而均称为“妻”而已。洪秀全就是将自己所有妻子们，按数码编号为序列的。

洪秀全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不第秀才。他的文化思维极其复杂，在其造反后就已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只是这时更加明显了。

武昌乃军家必争之地，非建都胜处。洪秀全毕竟是读了一些史籍的，回眸历代建都与否，他主张北上河南，据中州号令中央，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何尝不是上策。但杨秀清反对，他坚决要求沿江东下南京，他的东王地位说服不了天王，于是又假天父下凡传言，洪秀全只得屈从。这一让步，丧失了乘虚北上的大好良机。

1853年2月9日，太平天国放弃武昌，水陆三路夹江东下，兵贵神速，仅40天时间，就攻占了南京。

洪秀全踌躇满志，在南京攻占后10天，即3月29日，他乘坐黄绸大轿，在杨秀清立迎、韦昌辉、石达开等文武官员跪迎中，前呼后拥地进入了南京城，后改为天京。

他住进门第森严、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不久所居天王府为大火焚烧，即拆朱元璋明旧宫建筑重建，建得更加辉煌、华丽。从此后11年里直到病死，洪秀全再也没有出过天京城。

开始，洪秀全仍是计划分军把守江南，主力直挺河南，取河南为都，他还是以史为鉴，从来建都南京，乃是偏安东南一角，进不能取，退难自保。可是杨秀清在进南京前，就向众兵将扬言：南京就是上帝所定的“小天堂”。现在面对洪秀全的中州建都说，只得又假托天父下凡传言，还责骂洪秀全说：“你要迁都河南，就是想变妖，该打屁股。”所谓天父传言，更重要的是，由于杨秀清在一线指挥得当，百战而不殆，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全军有非常高的威信和号召力，洪秀全自愧不如，只得让步。

大概在1853年4月下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改名为天京。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胜利的巅峰；建都天京，也是太平天国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

洪秀全在天京，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其中最有农民文化的就是《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他们为“开创天朝”，创立“人间天堂”的一个总的蓝图。

《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追求和愿望。洪秀全从小在农村生活，太平天国的广大将士，也都是穿上戎装的贫苦农民和农村手工业劳动者。他们最懂得也是最迫切的经济要求，就是分配土地和占有土地。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宣布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并规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男女老幼，人人皆可分田，“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由此达到和建立“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

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袖们还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就建立人无私产平均分配的公库制度，组织地方各级基层组织，实行“兵农合一”，按“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尽忠报国”和“力农”标准选拔和保举军帅和军帅以下各级乡官和设立礼拜堂。

《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的空想，不现实。诚然，如平分田地，划为九等，见于丈量田亩、评定等级，谈何容易，更因太平天国区域无前线后方，处处是战场，无法分田分地，而在安徽等地还只能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如在基层设公库、选拔和保举乡官、废除旧礼俗和书院家塾，在某些地区确也实行过。而其中特别规定的天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功臣勋爵“世食天禄”、“世其官”，这在太平天国内讧后是得到了完全的兑现。

洪秀全对《天朝田亩制度》非常重视。现见的《天朝田亩制度》有1853年和1860年的两个版本，文句略有更动，看来还有其他年月的刻本，可见他是始终坚持自己理想的。

可是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并不得意，他虽为太平天国体制和建构精心设计了美丽的蓝图，但贵为天王，却不能处处为所欲为，而真正实际领袖却是东王杨秀清。

杨秀清假天父传言附身，是太平天国最高精神领袖。杨秀清决定全国军事、政治，是他调兵遣将，选派林凤祥、李开芳北伐，胡以晃、赖汉英的西征和石祥桢、韦俊的两次西征；也是他安排国家大小事宜，如刑赏生杀，官员升迁，事无巨细，咸决于杨秀清。天京东王府就是总理军国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杨秀清自作主张，一手包揽，即使有奏章，洪秀全也只是画诺而已，因此民间传说和清方情报，说洪秀全早已死去，他只是杨秀清制造的一个木偶。凡此所说，从一个侧面也可窥出，当时的天王在太平天国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摆设。

大权旁落，洪秀全当然是绝不愿意的，但也无可奈何。开始，杨秀清还比较尊重洪秀全的人格和天王地位，可是随着太平天国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就越来越不尊重洪秀全了。杨秀清迷信自己的权术和聪明、不学无术，不知自忌，经常给洪秀全找岔子，无事生非，或小题大做，有时心血来潮，突然会从子夜三更闯进天王府，召来洪秀全训话、申斥，施以人格侮辱。

洪秀全芒刺在背，逆来顺受，恨在心头，不露声色。在此期间，他干脆过他天王的快乐日子。据现有材料证实，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56年为杨秀清逼封万岁至东王府的四年中，洪秀全从未走出天王府方圆十里的圈子，有如时人所说，“宜享天福，是事皆不过问，权柄应诿于军师（杨秀清）便宜行事”。

这里确有杨秀清专权跋扈的因素，但洪秀全自身的追求安逸和娱乐，也是一大因素。他极少和不愿与朝臣接触。王府一入深如海，能够允准进入天王府金龙殿的，也只有杨秀清和北王、翼王和后来特批的燕王秦日纲，共4人而已，此外人等一概不得入内。洪秀全还作诗一首，写在天王府照壁：“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这时的天王府，伴随洪秀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妻子群，即所谓洪秀全封的“月宫”们。洪秀全自称已是“天王洪日”，即红太阳，所以妻子们也就是月亮了。天王的妻子数不清，每逢洪秀全生日那天，女营大总管蒙得恩就百里挑一，按制向他送呈美女6名。月亮伴太阳，他的妻子群也越来越多了。

当然洪秀全也有正经事，那就是主持和参与文化教育建设，也就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头等大事。

满朝文武三百六十行全。太平天国在天京全面实行国有化，将工商业各行各业全都纳入了国家轨道，各行各业也都派官员作军事化管理。其中有刷书衙、镌刻衙和删书衙，它们的业务分别就是印书、刻书和删改旧书。

洪秀全很乐意做这些事。他曾把早年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以及《太平天日》等重新审阅，按照拜上帝会的教义，就文字和内容进行了修订，重新刻印颁发；文中袭用儒家经典的字句，都被改写或全部删除；他还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库》等通俗本本，供全军将士和少年儿童启蒙使用。洪秀全更感兴趣的是删书。太平天国原先奉行焚毁儒、释、道和其他书籍，以大书特书拜上帝会的绝对权威，进入南京后，转而改彻底焚毁为删改出版。洪秀全亲自参与删改，由他删改的《诗经》作为删改它书的样板，发与删书衙执行。

太平天国出版印刷，始终在洪秀全亲自主持下进行。这是因为凡能出版印刷的本本，厚薄与否，都要经洪秀全审定，才可发行。这里也包括删书，本本须经“真圣主御笔改正”，“待镌刻后再行诵读”。

因此，太平天国14年，也只推出了三四十本书，而且很多是诏旨和布告等的汇编本。

洪秀全的不问军政大事，临朝不临政，使得杨秀清更飞扬跋扈了。他经常借天父下凡传言，打击、侮辱洪秀全。

1856年春，杨秀清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直接指挥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等四丞相等部，救援镇江，并与镇江吴如孝守军东西夹击，大败清江南大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与总兵张国梁所统清军，胜利会师镇江。几天后，秦日纲等军又渡江打垮清军江北大营，乘胜再占扬州。接着，回师南岸，再败江南大营清军。杨秀清又从西线调来石达开部助战石达开与秦日纲等部会合后，一举击溃了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率残部逃往丹阳，自杀身亡。太平天国终于打垮了围困天京达三四年的清军。

此后，杨秀清又命秦日纲等乘胜追击江南大营残部，并派韦昌辉赴江西督师，巩固江西战场大好格局；石达开赴武昌前线，主持对湘军作战。

这时由于清军江北、江南两大营的溃败，天京和东战场的威胁已经解除，由于西征的胜利，太平天国已控制天京上游安庆、九江和武昌三大据点，并且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相当广阔的地区。形势大好，太平天国处在凯歌行进的最佳时机。

胜利使杨秀清更加骄傲起来。他原来早已嫌自己比洪秀全差“一千岁”，就是这点差别，竟与天王有君臣之分，此时就公开拉下了面具，也要称“万岁”了。

同年8月22日，即攻破江南大营后两个月时，杨秀清借天父下凡传言，要洪秀全赴东王府听话。往常所谓天父下凡传言，都是抬着杨秀清上天王府的。这次出乎寻常，竟要天王前去跪听，原来是要封“万岁”。

时人曾记述这幕闹剧的始末：“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

此事太平天国也多有传闻，如当时随秦日纲在江苏金坛前线的李秀成说，“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也说的是这件“逼封”事。

洪秀全赴东王府被逼封东王万岁，原是意料不到的。面对杨秀清的僭越行为，亏他胸有城府，巧于应付，于假天父所提要求，顺其心随其意而对答如流。此时他也懂得杨秀清闹逼封，是要他乖乖地让位。天无二日，人无两主，熟悉中国旧史所谓帝皇禅让的洪秀全是深知其理的。洪秀全过去长期对杨秀清的忍让忍辱，最后却换来天王尊位的丢失，这是他不愿意的，也是难以容忍的。

也就是在洪秀全回天王府不久，时为朝官之长的佐天侯陈承镕向他告了密，说是东王将在九月生日称万岁的那天，把洪秀全召去幽禁或杀害。

这已是一场难以调和的生死斗争了，联系起东王的所作所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洪秀全终于下定决心，抛出最后的一步棋：铲除杨秀清。

洪秀全送出密诏，要正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星夜回京，后来还密诏秦日纲。他知道韦昌辉、秦日纲常受到杨秀清莫名其妙的人格侮辱，敢怒不敢言。

韦昌辉在江西瑞州（高安），因出师不利，屡战屡败，深怕杨秀清重罚，此时正坐立不安，刚巧接到天王密诏，正合心意，当即带3000将士昼夜兼程。9月1日他在天京城外遇到由金坛奉诏回京的秦日纲，当夜两人抵达城下。当时，杨秀清有规定，出征兵将非要持东王符信方能入城。但洪秀全以天王诏旨准时开了绿灯，开门放进韦昌辉、秦日纲及所部将士。也有说主持战防的陈承镕奉旨等候，下令打开了城门。

洪秀全似乎已迫不及待，他派大驸马钟万信持诛杨密诏来到北王府。迅雷不及掩耳，韦昌辉等迅速对东王府进军，控制了通往东王府的大街小巷，把它围困得水泄不通；随后，杀进东王府，将杨秀清妻儿和府中官员、卫士全部杀死，无一漏网。

此时此刻的杨秀清，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洪秀全会从江西调来韦昌辉向他开刀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洪秀全的富有韬晦，的确比不读书的杨秀清要棋高一筹。他在所谓天父诸子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角逐中，赢得了第一仗。这就是天京内讧的第一回合，是天王指使北王杀了东王。

为了对付杨秀清及其部属，洪秀全和韦昌辉有一次短暂的合作。有人说洪秀全是利用韦昌辉杀杨，他对韦昌辉早有防范之心，也想寻找机会铲除，这只能是推理，其实，杀杨之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是颇合拍的。洪秀全毕竟不是先知先觉者。

洪秀全对杨秀清生前对他侮辱，愤恨之至，就在杀杨那天清晨，即9月2日黎明，他得悉杨确已被杀死，立即下诏，贬称杨秀清为“东孽”，并在天京和所据周边城镇，遍处张贴布告，向全军全民昭示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看来这时的洪秀全是要永远抹去天弟杨秀清，让他永世作为太平天国的“东孽”。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洪秀全和韦昌辉对他的部属也是不放心的。当时杨秀清在天京的部属为了图生存，由东殿礼部一尚书傅学贤率领，在城中峨眉岭扎营至虎贲仓，韦昌辉即率党羽扎营于小仓至大行宫，两军对垒，巷战三天，不分胜负。韦昌辉不能取胜。这些东王部属别树一帜，打起了为杨秀清复仇的旗号。洪秀全不寒而栗。于是他和韦昌辉等又作密谋。

9月4日，即杀杨后的第三天。天王府女宣诏在宫殿前栏杆里宣布天王诏书，因为韦昌辉、秦日纲等血洗东王府，杀戮无辜，特令受鞭刑四百，由是东王部属都徒手前来现场观看韦、秦受重刑。不料中计，他们都被关进两间大屋，接着就进行大屠杀，且还涉及他们的家属。尸体随即抛进江中，其中很多是扎黄巾着黄袍的高中级将领。

有人说这是韦昌辉假传天王诏旨设下的陷阱。不确。洪秀全对东王部属为杨秀清作伥也是耿耿于怀的，当然还带有害怕的心情，何况他们为东王报仇的宗旨，已表示了对天王的背叛，所以天王对血洗东王府没有任何指责，对此次暴行扩大化无动于衷。他是站在韦昌辉一边的。天京事态仍在继续，每天仍有人被指责为东王的余孽而处死。看来天王嫉仇东王，殃及当时的东王亲信和党羽。

9月中旬，督师武昌的石达开闻有内乱之信，赶回天京。石达开也曾与韦昌辉商议杀杨和他的三个兄弟。洪秀全有否密诏要赶回杀杨，语焉不详。这是因为石达开和杨秀清关系较好，杨秀清也未侮辱、欺凌比他小六七岁的石达开。洪秀全在石达开回京后，有否找过他，也不清楚，但石达开却找上韦昌辉规劝，要他停止暴行；韦昌辉不听，反而对石达开产生怀疑，有杀戮之心。石达开风闻有杀身之祸，急忙连夜缒城而出，赶回安庆去了。韦昌辉就将翼王府亲属满门抄斩，无一幸免。洪秀全就韦昌辉残杀石达开全家，如何姿态，无从查考，至少他没有指责韦昌辉。

石达开在安庆，从武昌洪山前线抽调四万将士，连同安徽驻军，东进至安徽宁国，上奏洪秀全请诛韦昌辉，内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攻灭天京”，还提出为杨秀清“伸冤报仇”，“誓杀洪、韦”。

也许此时洪秀全已感到事态严重，而韦昌辉血腥屠杀，殃及朝中非杨系文武，这使洪秀全局促不安。因此当石达开要搞清君侧，他没有驳斥，而对韦昌辉讨伐石达开持暧昧姿态，不作赞同和支持，于是引起了韦昌辉的不满。最后迫使韦昌辉终于祭起了要杀洪秀全的屠刀。

洪秀全对韦昌辉也有戒备。11月初，当韦昌辉利令智昏公开亮出打倒洪秀全旗号，而且亲自率党羽进攻天王府时，他就断然下令合朝同心讨韦。韦昌辉不得人心，很快被捕处死。不久，秦日纲和陈承镕亦判处死刑，韦的党羽骨干死了200余人。

洪秀全还传令北王部属一律不问罪。他的这个做法是很明智的，大得人心，以至韦氏家族如韦俊、韦以琳，秦日纲的兄弟秦日南、秦日兰，特别是陈承镕庞大的家族，他们都能继续为太平天国效力，其中多人还不屈不挠，威武不屈，如陈玉成即是。

天京内讧第二回合，是天王杀死了北王。

石达开回到天京。太平天国全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辅佐洪秀全主持朝政，总理军国大事。

洪秀全未能料到石达开有这么高的声望，这可是他不愿看到的，囿于群下拥推，勉强改封为“义王”，石达开不接受，仍称翼王；洪秀全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而没有让他做军师，而自兼军师，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集决策和军政大权于一身，只是将石达开留在天京，参加朝政。但是石达开凭自己的卓越才干和高度威信，安定人心，团结军民，逐渐淡化和消除天京内讧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平天国因内讧所损伤的元气渐渐恢复。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石达开威信越高，众望所归，洪秀全越不放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他的家天下政治思维和设计是不愿意、不允许石达开和他并肩而坐的。

重重生疑忌。洪秀全以他从旧史书中读到的帝王权术，对石达开下手了。他采取了削夺石的权力，主要有二：一是以天王府为太平天国总理朝政机构，天王府增设正副掌率和主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侯爵级丞相，任职的都是亲信、宠臣，他们只对天王负责，名义上位在石达开之下，但有职有权，比之石达开位虽高却无职权要强得多；二是封其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参政议军，挟制石达开。他们秉承弟意，排挤、打击石达开，淡化石的影响。

洪秀全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洪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地上王国。1857年5月下旬，石达开被逼离京，此后洪秀全因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围困天京而造成的危险格局，曾几度派员上安庆、江西礼请石返京，然石达开没有答应。风浪险恶，他是再也不愿和洪秀全合作了。石达开传檄各地、聚集队伍，可是响应者不多，这是因为1855年后天京和各地将士，按太平天国已允许的男女娶嫁，多已恢复家庭生活，重享天伦之乐了。他只得带领由自己家族控制的部队南下江西，进军浙江、福建，从此越走越远了。

但洪秀全对他的一意孤行没有排斥，也许石达开仍打着太平天国通军主将翼王旗号，从不逾越，不另设爵制，别树一帜；他和他的部众仍敬仰上帝，遥奉天王。就在石达开还未至江西时，洪秀全就加封他为“开朝军师”，后来封为“公忠军师”，每次下诏，仍列“达胞”。这又表现了洪秀全的器量和胸襟。即使这样，它毕竟是不合则分的历史悲剧。

天京内讧的第三回合，是翼王的离去。从此太平天国进入了后期，即洪秀全和他的家族当家作主的时代。

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遭受很大的挫折和损失。洪秀全并没有消极、失望，也不像过去史家所说他全是居后宫，不问朝政，享乐腐化。他开始重振精神，实际主持太平天国军政大事。

在他亲政的7年里，从未出过天京城门，却要遥控太平天国各个战场，调兵遣将。这时，武昌重镇早自石达开回军天京靖难后失陷了，沿江东下的湘军水陆师卷土重来，又包围了九江；在东线，死灰复燃的江南大营，在天京东南龙墅歼灭副掌率钟芳礼等卫戍部队后，又重围了镇江。太平天国又处在东西告急的尴尬局面。

特别是贴近天京的镇江得失，将影响天京重被围困。洪秀全斟酌再三，就让长兄洪仁发率天京城防军出援。他是要其兄建立战功，以抬高身价。因为在无日不战的太平天国，不刀上见红，是难以树立威信的。可是洪仁发颟顸无能，援军却被围在龙潭，进退两难。幸好李秀成前来解围。

李秀成当时活动在淮南，他联合了捻军各部，有相当强的战斗力。陈玉成军这时正在鄂东和湘军打拉锯战，抽不出身。这是太平天国唯一的一支机动部队。

李秀成忠心耿耿接受天王来诏，星夜兼程，由庐州（安徽合肥）东出昭关，渡过长江，先救出了洪仁发军，又杀进镇江重围，将守军吴如孝部救出撤回天京。疾风知劲草，洪秀全对李秀成忠心为国，十分欣赏，封他为又副掌率，并将他留在天京辅政。李秀成本名寿成，大概就在这时洪秀全赐名为“秀成”。

洪秀全这时也改变了杨秀清时代在天王府只见三王和秦日纲的朝贺，他经常临朝听政，接见大小官员，商量事宜，若干重大决策还亲自会商；后来高级官员封王，还得坐在金龙殿接见并当场授印，可以说他是勤于朝政的。

1858年春，天京又受到江南、江北两大营包围。洪秀全坐朝商议，他终于接受李秀成建议，放李出京，调动各路人马前来援解京围。李秀成会同陈玉成在安庆附近召开枞阳会议，与各路军事统帅，商议共解京围的战略部署。

消息传来，洪秀全大喜，于是重设五军主将：以正掌率、宠臣蒙得恩为中军主将，留在天京；陈玉成为前军主将，以安庆为据点，在天京上游；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在江北和天京周边，负责保卫天京任务；李世贤为左军主将以芜湖为据点；韦志俊为右军主将，以贵池（安徽池州）为据点，互为犄角，捍卫天京两翼。不久，东王国宗杨辅清由福建脱离石达开回归，这使正在为恢复杨秀清名誉的洪秀全更为欣慰，就加以褒奖，封他为中军主将，据赣东北。

洪秀全为五军主将安排是可行的，首先是所授封者在近年都为天国立有大功，且各率一军，颇见实力；其次他也照顾了各个山头，像韦志俊、杨辅清。这个时候，洪秀全很注意论功行赏，以至如李秀成、李世贤本非平在山旧勋，也未参加金田团营，在讲究资历、辈分的太平天国，他们得以跻身五军主将行列，不能不说洪秀全的英明。在此期间，洪秀全对于新选的军事统帅是很信任的，称他们为“胞”，每次诏首都提及。以至陈玉成部将赖文光也称赞洪秀全这时“很圣明，用臣不疑”。

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在枞阳会议后合军东进。先后取得乌衣大捷和浦口大捷，将天京和江北航道疏通，使两淮地区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天京。洪秀全也为天京再次解围感到欣慰，还将新收复的江北地区划为天浦省，任命新归附的捻军头目薛之元为佐将镇守。他对捻军也采取了团结、信任的策略。

可是就在此前几个月，坚守多年的九江重镇却失陷了。湘军主力李续宾部，乘着陈玉成部主力还在攻打江北大营，安徽防务薄弱，由攻陷的九江乘胜前犯，以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攻陷了潜山、太湖、桐城和舒城，逼近了三河镇。

陈玉成在攻破江北大营，赶到天京向洪秀全面禀报西线危急。洪秀全向来十分重视上游战场，他审时度势，就让陈前往救援，并允诺陈的请求命李秀成同往陈玉成、李秀成再度合作，在三河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6 000人。这就是近代战史上著名的“三河战役”。

这次战役，消除了湘军对安庆的威胁。洪秀全大为高兴，破例封他们为“千岁”，以示恩宠有加。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历尽艰辛来到天京。他在香港先后居住了7年，并留心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洪秀全见堂弟不远千里前来，且在香港学习多年，见识甚广，极为高兴。而此时朝中正缺乏揽纲的栋梁，就给他加官进爵。洪仁玕到天京的第17天，就由干天福、干天义护京主将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八千岁，总理天国军政大权，“股肱天朝”，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这是天京内讧后洪秀全设计的第一个有实权的军师。他为太平天国的重振朝纲，恢复当年雄风的心情可见一斑。

可是洪仁玕虽是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的成员，但却缺乏战功，平步青云，朝内外文武多有不平。洪秀全就隆重主持登台授印仪式，并安慰洪仁玕：风浪暂腾久自息。在授印时，洪秀全还讲道理，并宣布：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秀全毕竟有威望，加上洪仁玕言辞得当，终于获得了众人的敬服和认同。

洪秀全不久就收到洪仁玕送上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放眼世界，它的核心内容是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把太平天国建设为与“番人并雄”的“兵强国富”的人间小天堂。洪秀全仔细读了，几乎都予以赞同，并将它刊印公布于世。洪秀全还是富于进取的，据洪仁玕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

洪秀全也很欣赏洪仁玕的《立法制宣谕》，洪仁玕针对当时天国已出现的弊端，提出“严禁朋党”，创立新法，健全奖惩制度；洪仁玕主张树立天王权威，在他兼任文衡正总裁主持会试时，出题是《十全大吉诗》的第一句“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你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表示了洪秀全（禾王）是民众大救星。洪秀全对堂弟的推颂很高兴，对他也是倍加信任。

在洪仁玕封王后，洪秀全又论功行赏，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和林绍璋为璋王，他们名列“特爵”，都被称为“胞”，意思是同胞兄弟。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发生了韦志俊叛变事件；韦志俊要是不叛变，他也会在此时封为王的。1859年，洪秀全彻底恢复了杨秀清的名誉，将他被杀那天定为“东升节”，所谓是“七月廿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须忘”，并把自己的小儿子洪天佑立为幼东王九千岁，班列诸臣之首，而韦昌辉被贬为“北孽”，永远除名，但又追封韦父元玠为开朝王伯七千岁；并将死去的平在山旧勋，不论功绩大小、地位高低，一律追封为仅次于王爵的义爵。义爵是洪秀全仿照《周礼》公侯伯子男五爵所设置的六爵的首爵。

1860年春，洪秀全努力重振天国大业，当务之急是要打垮围困天京多年的清军江南大营。

按照清王朝战略部署，以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沿长江东下，进犯安庆，经略安徽，而借“湘军出力，江南大营收功”，攻占天京，镇压太平天国。江南大营粮饷充裕，兵力多达4万余人，严重威胁天京安危。洪秀全审时度势，计划采取围魏救赵方略，打垮江南大营，解天京围。洪仁玕和李秀成都表认同。同年5月，太平天国在分散了江南大营兵力后，分军五路，发动大会战，终于全歼敌军，取得了继歼灭江北大营、三河大捷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5月15日，洪秀全在天王府召开庆功会，并策划下一阶段战略部署。英王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巩固天京上游，侍王李世贤主张取福建、浙江；忠王李秀成主张乘胜东下，取苏南、浙江；干王洪仁玕提出先南征后西援。他说，为今之计，“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秀全聆听了洪仁玕的主张，深表同意，立即命各路军马克日齐进苏南，并以一月为限。

各路太平天国大军有如西风扫落叶，很快就席卷了苏南和浙西。陈玉成的军队最有战斗力，屡战屡胜。陈玉成在攻占常州后不幸负伤，部将刘瑲林继续南下，率200余人攻占了苏州；别部黄文金军向北攻占了常熟。李秀成沿途收容了江南大营五六万众溃卒，人员骤增，他乘陈玉成在常州养伤期间，将苏南诸城英王部队尽数赶走，两人由此发生冲突。洪秀全得悉后，深表忧虑，即派洪仁玕前来苏州调解。

洪秀全仍注重天京上游和安庆。同年9月，洪秀全又在天王府就西征和援救安庆召集诸军事领袖会议。因为江南大局已定，他命令陈玉成军沿长江北岸进攻武昌，李秀成军沿长江南岸进攻武昌，规定两军于翌年4月会师于武昌；还令李世贤和杨辅清等部，在皖南战场牵制清兵。洪秀全仍是采取了围魏救赵故伎，以攻湘军后方，分其兵力以达到解安庆之围的战略。他的战略思想是明智的。

根据天王战略部署，陈玉成坚决执行。他于1861年3月进入湖北境，逼近武昌，因久候李秀成军不至，加之安庆围急，返回安庆去了；而李秀成对天王会攻武昌解安庆围的战略有抵触，在洪秀全多方催逼后，才绕道浙江、江西而上，至1861年6月才进到湖北，逼近武昌，已误期两个月。一个月后，他又主动撤回。

就在此时，安庆更是危急，湘军主力猛攻安庆。洪秀全接到告急文书，由天京调派洪仁玕和林绍璋率军2万前去救援，会同由皖南赣东前来的杨辅清、黄文全各部向安庆围城靠拢，以图与湘军决一死战。洪仁玕忠勇有余，而缺乏军事经验；林绍璋倚老卖老，拒绝陈玉成建议，不战即移营自退，以致影响了士气，破坏了战略部署。各路太平军终因缺乏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而为围城打援的湘军一一击破。安庆危在旦夕。

1861年9月5日，安庆终于失陷了。安庆失守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重大打击。洪秀全时刻注视安庆保卫战，安庆失陷噩耗传来，他大为震怒，下诏将陈玉成革爵留任，在救援安庆中途因回天京办理外务的洪仁玕也被降为副军师，相反林绍璋却没有受处分或谴责，仍回天京当他的璋王、中军主将。陈玉成、洪仁玕的受处罚不公，也反映此时洪秀全的焦急心理，但他对陈玉成、洪仁玕的耿耿忠心仍是很清楚的，未几恢复洪仁玕军师职，并同意陈玉成派出军队经略关中，“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在陈玉成孤军被困庐州时，又派护王陈坤书，对王洪春元等部渡江来援，但援军力单，未过和州就被挡了回去。1862年5月，庐州失陷，不久陈玉成被害。从此太平天国活动区域就囿于天京下游和苏浙地区的一角了。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主动在苏浙地区活动，因此与西方列强多有往来。洪秀全从来自称己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摆出“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一种代天父君临世界的傲慢姿态。他误认西方诸国信奉上帝，就是自己所塑造的上帝，由此以为西方诸国也信奉上帝，宗教信仰相同，理应相互提携、支持。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说：“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见，兄弟团圆莫疑狐。朕弟们不知得，故降诏首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他对西方列强很讲情义，也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1860年美国牧师罗孝全带着改造太平天国宗教的意念来到天京，洪秀全不知就理，立即封他为荅天义高爵（当时义爵仅次于王和天将），任命为首席翻译官，协助洪仁玕主持外务。

1860年8月后，太平天国军队多次向上海地区进攻，上海长期在太平天国包围中。英法殖民当局难以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就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讹诈。就在这时，深居天王府的洪秀全仍没有看清对方的狼子野心，竟同意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提出的要求：1861年内太平天国不进攻上海。

但是洪秀全毕竟是农民领袖，当西方列强向他提出愿意出兵协助太平天国联合推翻清王朝，事成后平分土地的建议时，他拒绝了，并严正地表示：“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西方列强威胁他说：“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我另行举动。”对于外国殖民主义，洪秀全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因而当李世贤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等部攻占浙江宁波时，英法殖民者派兵舰前来挑衅；无理要求太平天国自动放弃宁波，并拆除江北炮台、城墙，洪秀全在得悉外国殖民者在宁波挑衅情况后，要范汝增驱逐进入宁波地区的侵略分子。

1862年12月，洪秀全在得悉英国兵舰来到天京江面，并带来海军司令何伯照会，要太平天国不得进入上海和汉口、九江周围百里以内，英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长江等四项要求时，他发怒了，命令办理外务的幼赞王蒙时维等予以驳斥，在复照中指出太平天国有“光复全国”的职责，对于中华寸土决不相让。

安庆失陷后，太平天国走上了夕阳西斜的没落时期。湘军气焰更加嚣张。实授两江总督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统一部署各路清军向天京进攻：由曾国荃指挥的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1862年5月，占领天京南雨花台。左宗棠率领的老湘军进略浙江，拟由金华、杭州北上配合围攻天京。新授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常胜军”拟由上海西进侵占苏南，夹攻天京。太平天国已处在腹背受困的内线作战格局，形势越来越危急。

洪秀全也是焦灼万分。这时他的封建皇权，巩固、强化洪氏家族的行为也更为加剧。1861年，他突然心血来潮，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据李秀成说，这是“恐人霸占其国”。1862年，又下诏改国名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并称凡不遵旨改用的，要严加处分，斩首不饶。洪秀全把太平天国基业看成是洪氏家族的私产了。

此时的洪秀全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更多的精力是为强化神权和君权，完善洪氏家族控制太平天朝。早在1859年，洪秀全就安排儿子洪天贵福听政就政了，他把9岁的儿子封为真王，以幼主名义向臣民发诏书，幼主洪天贵福也称万岁，表示父子同治天国。当然洪天贵福不可能参政，但洪秀全提早交班，正说明他把太平天国视为洪家世袭的天国。

洪秀全在后期最信任的家族代表就是长兄洪仁发和次兄洪仁达。他俩自黜安王福王爵后，又于1858年，给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封号：“王长兄”、“王次兄”，虽非王爵，而呼为“八千岁”，比他人位置都高，权力也最大，尤其是洪仁达掌军权和人事封赐权，操纵天朝。洪秀全重用两兄，就是要维护大权独揽、至尊无上的崇高地位。他在1860年、1861年，就将洪仁发、洪仁达的所有儿子都封为王，让他们分别主持天京宗教宣讲、城防守卫等等。1862年后，针对各军事领袖的实力扩充，影响洪氏家族的既得利益，洪秀全效法古代封建帝王“众建诸侯而削其力”，广封王爵。到1864年天京失守前，所封之王竟多达2 700多人。他的这些措施，适得其反，“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用官爵激励，在面临气息奄奄的太平天国只能是腐蚀剂，而不是催化剂。

洪秀全主持朝政，还时时用梦兆颁示。他用所谓上帝梦兆传言继续宣扬自己是上帝代言人，藉以统治天国，鼓励教育军民。为了验证确有此事，1860年8月，他又以洪仁发、洪仁达的名义，向全国军民发布一通当年（1837年）梦见上帝所唱预诏，所谓《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1863年还亲自设计了一幅《朝天朝主图》颁刻朝内外，继续强化神权和皇权。

但是天京仍在危急中。洪秀全要保卫天京，向京外各处调动兵马前来解围。其中主要的一支就是李秀成部队。当时陈玉成已死。洪秀全几次三番命苏南和上海战场的李秀成解救京城。李秀成不愿与湘军打硬仗，损耗实力。在洪秀全的催逼下，李秀成才勉强组织力量援京。但是由于李秀成等十三王的部队人心不一，缺乏统一行动，致使20余万的精锐竟没有打垮仅5万的湘军疲兵，而主动撤退，功亏一篑。这就是1862年冬历时46天的天京解围战。

洪秀全十分震怒，“当殿明责‘李秀成有自图之意’”，并给以革爵的严厉处分；命他带部渡江北进，进攻湘军大后方安徽、湖北，迫使湘军撤围回援。这又是“围魏救赵”妙计。当时李秀成已回到苏州，正在组织对付常熟的叛军；常熟是阻止来自上海的淮军的重要堡垒，所以他必须收复它，才能保卫苏南。但天王诏令，李秀成只得勉强服从。李秀成率主力20万人北进安徽淮南地区，因为长年战荒，沿途缺粮，十分艰苦，而这时洪秀全又因湘军猛攻天京，下诏李秀成火速回援。李秀成大军来到长江北岸，没有渡船，而湘军水师严密控制了长江，以炮火猛轰，太平军损失惨重。这也是洪秀全闭门造车、瞎指挥所造成的。

洪秀全对李秀成不放心，但又得把他留在天京稳定人心。这时由于淮军东征，苏州不断告急。李秀成请求出京，洪秀全要他拿出私产10万两银子才肯放行，李秀成没奈何，凑集了7万银两呈交。洪秀全才同意，但却说：以40天为限，所缺银两回来后补缴，否则仍按国法严惩。洪秀全知道李秀成在苏州忠王府广有钱财，但他从李秀成处要去这笔银两用作什么，语焉不详，看来尽进天王府了。太平天国上至天王下至乡官，都奉行供给制，由圣库按月配给，但此时的各级圣库都已陷为天王和大小权贵们私人占有的小金库了。由此外界传言天王府金银如海，确非谬言，它也是曾国藩等使所部拼全力攻陷天京的动力所在。

1864年，洪秀全越来越固执了。当苏州失陷后，看清形势的李秀成回京，向他提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他严加拒绝，继续用天王神话作自我壮胆：“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自此，李秀成虽留在城中，却被剥夺了兵权。洪秀全将“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

同年2月，湘军攻陷天京城外天堡城，逼近太平门和神策门。洪秀全执意坚守，他是一个性格极为刚强的人，也不善于聆听不同意见。因此，坚守天京，既反映了他的固执，也表现了脱离现实的幼稚，以致当臣民反映粮食奇缺事，他却降诏号令：合城都去吃甜露（野草汤），可以养生。李秀成等说，此物不能食得。他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就自己带头吃，还让天王府中大小人员都带头吃，做个榜样给人们看。

即使在极其艰巨的环境下，洪秀全并无丝毫动摇心理，还时时用大话勉励将士。相传他在去世前几天，还下诏天京军民，“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所以坚定，这当然有他作为太平天国领袖的宁死不屈的无畏精才、赖文光等几十万军队正星夜从关中赶来解救，前途还是光明的。

也许是过于劳瘁，积劳成疾，或者是得食所谓“甜露”，和嗜爱吃冷食而得病，病了10天，终于去世。

洪秀全死后49天，天京被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因此而失败了。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洪秀全发动、指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理论，受启示于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但却植根于中华大地，从而创造了洪秀全自己的宗教，即“拜上帝教”。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很有生命力的。它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基督教的外貌，但经过洪秀全的改造，结合近代农民的特色和需求，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仪式和戒律。有如“拜上帝教”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和“斩邪留正”宗旨，就是西方传统基督教所缺乏的。更有甚者的是，洪秀全创造了自己塑造的上帝。

洪秀全的上帝，是从中国古书中寻找出来的上帝，而非纯粹是西方“圣经”中的上帝。他在《天条书》中说，“又有妄说拜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中国有鉴史可考，自盘古至三代，君臣皆敬拜皇上帝”。书中就引用了《大学》、《孟子》、《诗经》、《尚书》、《易经》有关文字。又说：“今据说是从番，难道周武敢祗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汤皇上帝是抵，颛顼敬事皇上帝，尽是从番乎？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道。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洪秀全由此发挥自己思想，说明他指的上帝，不过是中国自古以来“群臣皆敬”的上帝，他只是重新发现。实际上这就是洪秀全自己设计的上帝。

洪秀全的上帝有骨有肉，也有家庭生活和个性、意念。洪秀全宣扬、树立创造天地人万物的独一真神皇上帝，就是要树立自己在民众和信徒中的绝对权威，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中国有漫长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前后爆发了几百次农民造反运动，涌现出数以千百计的农民领袖，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洪秀全比肩齐驱的。洪秀全善于总结过去农民造反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农民造反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集农民文化思维之大成，并努力付之与实践。以他为首建立的太平天国，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明确的政治纲领，它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有力地打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贵族地主的封建统治；为了建立农民设计的理想国，他普遍创立公库（圣库）制度，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公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废除原有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理想社会；还规定妇女与男子在经济上的平等，废除传统的买卖婚姻，提倡“天下婚姻不论财”；民众选举各级乡官制，乡官主持所辖地区的衣食住行和文化教育等等。

当然，洪秀全的理论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脱离实际。有如他所创导的男女平等说，在“拜上帝教”和金田起义前夕，在他们活动的农村，妇女和男子同样参加体力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维持日常生活，有若干支配和安排家庭的权利，必然能与男子（丈夫、儿子）享有平等权。但当金田起义后，这种平等色彩就逐渐淡化，而洪秀全的生活实践，更是集中地体现了男尊女卑，极不平等的行为和方式，所谓男女平等说也成为空谈。这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仍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运动，受到了农民阶级的阶级特性和文化素质的局限，也受到时空大文化背景的局限。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洪秀全是不可能也不会具有哲理的思辨，能用正确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分析社会和人群的，就像农民执著的旧思维定势，特别是在顺利时，往往就过分夸张精神释放的力量，以致荒谬到可笑程度，走向了反面。

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19世纪的中国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它开始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洪秀全的思维和行为也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就像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很多中国先进入物那样，他们的思维虽已经伸进了近代文化圈，可是身子和脚跟还站在中世纪社会，因而其文化思维和行为法则必然蕴含陈旧的观念，比如他非常醉心于复古，向往繁文缛节的礼制，金碧辉煌的府第和盘根错节的官爵；一心一意搞家庭血统圈，醉迷于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万变不离其宗，他仍然是皇权主义者。

我们说洪秀全是伟大的农民领袖，这是因为他比他的同时代的农民造反领袖们都要站得高，看得远；他能审时度势，振臂一呼，号召造反；在与敌斗争中，以身作则，团结和教育大众共同奋斗，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由他创建的太平天国，比起同时代的捻军、天地会和其他各族民众运动影响要深远得多。但是即使他很伟大，仍然难于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解决权力和财产分配及再分配，这里有农民的阶级特性，也有洪秀全本人特有的性格悲剧。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是旧式农民造反领袖们的必然规律。“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据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洪秀全和他的同志们，在进入武昌后，尤其是建都天京后，都有不同程度地追求享乐和权势，最后必然会陷入内讧的怪圈。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洪秀全作为创建人和领袖，自有他特有的胆略、学识和气魄，但他本人持有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缺乏，时空的局限，使洪秀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仍旧摆脱不了旧的天命观和循环论，有如他误认自己创造的拜上帝教的威力，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天父天兄，而不是太平天国成千上万的英勇将士。到了晚期，更陷为“宗教迷”，致使早年那些敢于斗争、敢于创造的精神也都不见了，作为伟大领袖的伟大作用退化了。他借用宗教信仰建立了太平天国；他又用信仰宗教摧残了太平天国。此种行为，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路德宗教改革时指出：“他破除了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洪秀全的肯定评价。洪秀全毕竟做了他前人没有做过的许多事，为中华历史写下了极其丰富的篇章。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激励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继承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精神，为埋葬清王朝而斗争。

作者刘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