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一生宦海沉浮，踪迹遍及中国大地。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人们重视的历史人物。林则徐之所以为史学界肯定，不仅是他在禁烟运动中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开明的思想，在西学东渐促使中国社会变迁的前夜，敢于究西学之理，大胆介绍西方国家，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不同于一般官宦，他在几十年从政生涯中，虽居庙堂之高，却保持为官清廉的一贯作风，并关心民间疾苦，大力推进利民措施，是一个关切民生的实干政治家，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他的开明还体现在重商倾向上，他支持保护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主张民间自由开发矿藏，这在重农抑末的封建传统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林则徐又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矛盾人物，在忠君爱国思想支配下，既竭尽全力，加强边防抵御外侮，又数次奉旨“讨逆”，镇压农民起义，甚至年高66岁时，仍奉旨为钦差大臣，带病从福建启程，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病死途中，为人生画上了句号，而他熠熠发光的生命中同时存在着灰色的暗斑。

林则徐洁身自好，与他的出身、早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天生秉性分不开。1785年（乾隆五十年）8月30日子夜，林则徐出生在以教书为业的贫寒之家。父亲林宾日，岁贡生，一生好读书，结社交友，讨论文字，探求经世之学。母亲陈文华，闽县岁贡生陈时庵之女，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在家制作手工艺品贴补家用。在这样一个读书之家，使林则徐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又饱受诗书熏陶，他勤奋好学，励志自重。林则徐7岁时，父亲林宾日发现“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于是开始教林则徐读书。林则徐的秉赋和志向早年就初露端倪。有一次，老师带领学生游鼓山绝顶峰，出“山”、“海”二字叫每人做一对七言联句，林则徐当即吟道：“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气质。

林则徐在读书札记中写道，他所读的书不外经史子集，又有佛道之书，是循着传统教育模式读完经典，以应付科考要求。不同的是，他对历史上著名爱国人士如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尤为钦佩，求学期间他经常和学友到越王山麓凭吊李纲祠，22岁时发动学友修葺李纲墓地。在翰林院期间，奉旨赴云南主持考试，途经河南时前往拜谒岳飞祠，并写下一首七律，对爱国将领岳飞的气节、爱国情怀表达了深深的崇敬。

青年时代的林则徐接触的人中，有个前辈叫林希五，此人性情耿直，因抨击福建贪官按察使钱士椿的罪行，被定罪下狱，并被遣戍新疆，回归时年届六十，仍读书作文，意气依旧，著有《林希五文集》。鉴于林希五的正直品格，林则徐于1806年撰写了《林希五文集后序》，表示自己对林希五品格的仰慕及不公待遇的同情。

林则徐父母虽然贫寒，却乐善好施，有做人原则。林则徐在回忆中记下三件印象深刻的事：一是忍饥接济三伯父，并告诉他说：“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二是其父拒收贿赂为土豪保送文童。三是其父不与品行不正的人为伍，“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邪行，坚却之”。还有一事也影响了林则徐，他10岁那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士椿等因贪赃枉法，被革职查办，林则徐父母为此事兴奋地交谈了好几天。这些生活事例，培养了林则徐的是非判断能力，说明后来他从政几十年，时时关心民生，采取措施救济贫民，远离污秽，约束律己无不与早年的家庭影响有关。

及至中年，林则徐在官场中对腐败政治深恶痛绝。他深感官场丑行为国家大害之根源，但无良策以对，只好不随浊流，独善其身。

史学界评价林则徐是实干政治家，这是比较中肯的。从遗留下来的史料看，林则徐很少有专门著作，他的思想和主张散见于处理政务的奏稿、公牍、回忆、书信中，这说明了他确是个多做少说的实干家。清末官场盛行虚无浮华，官僚之间相互虚与委蛇，上下级迎送应酬，对百姓疾苦却少有关心。林则徐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对官府欺压百姓一切齿痛恨。

1820年，他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发现河南南岸水利工程进度缓慢是由于料贩囤积工料所致，遂命地方官“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1832年，林则徐就任江苏巡抚。时年，江苏许多地区正处在大饥荒中，他即亲督人员采买麦子二万石救济。洪泽湖附近水淹严重，徐州府属各州县大雨不停，黄河暴涨，桃源县监生陈端、生员陈堂等人私自开决黄河大堤，引黄水灌淤地亩，一时间形势失控，淮扬一带全为水淹。林则徐得报迅即从南京赶赴扬州、清江浦，视察淮河水淹处，采取措施。以后在长达几十年的政务中，他整顿漕运，改革盐务，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以及边疆屯田无不事必躬亲，深入基层耐心调查，与同仁幕僚切磋商讨。他的务实作风，使他在他管辖区内口碑很好，被赞誉为“林青天”。也因为他的干练作风，他主持下的禁烟运动能雷厉风行，速风成效。

林则徐一生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有许多波折，而且长期放外，历经许多地方，这里不妨翻查一下他的年谱：

1811年（27岁）参加会试，中试第74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

181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8月，充国史馆协修。

1816年，出京赴南昌，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回京后改派清秘堂办事。

1819年，出京赴滇，充云南乡试正考官。

1820年，赴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放浙江杭嘉湖道。

1822年，署浙江盐运使，接着放江南淮海道。

1823年，升任江苏按察使。

1824年，接署江苏布政使。

1827年，放陕西按察使。同年任江宁布政使。

1830年，放湖北布政使。

1832年，任东河河道总督，同年接任江苏巡抚。

1836年，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1837年，接任湖广总督。

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1840年，任两广总督。

1841年，被革职遣戍伊犁。

1845年，在哈密奉旨释放，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

1846年，奉旨以三品顶带先行署理陕甘总督。五月任陕西巡抚。

1847年，调任云贵总督。

185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

林则徐一生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任内深得百姓拥戴，朝廷信任，在宦海沉浮几十年，未有丑闻行于世，完全是严于律己的结果。早在1820年出任杭嘉湖道时，他面对腐败的官场就坚定表示要做一个“黾勉勤职守，首祈吏安民”的“好官”，远离“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茬，骄昼而乞昏”的利禄之徒。

林则徐生活俭朴，不摆官场阔气，讲究办事实效。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1月8日，他仅带少数几名随员赶路，沿途发出传牌：“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即使免职后他也没有消沉，在踏上去伊犁途中，经京口，将《四洲志》等资料交付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1841年10月，在扬州还奉旨赴祥符河上工地“效力赎罪”，积极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心情一如既往。林则徐西行，随身带有大量书籍纸帛，“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曰：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余皆公卿求书绫绢宣纸也”，显现出将荣辱置于度外的书生气度。

到达伊犁戍所后，由于不适应环境，感冒、鼻衄、脾泄接连进发，但他却能泰然处之，坚持了解时事，研究西陲边防、屯田、水利，写成札记《衙斋杂录》，与友人通信讨论时事部分写成《软尘私札》。1845年，林则徐已经61岁，在伊犁戍所生活整整3年后，这年的2月，他在哈密接到释放命令，并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

西方文化对林则徐这代人来说是新鲜事物，但林则徐不像闭目塞听的自大夜郎，把西方的技术简单称作“奇技淫巧”，相反，他做出了令世人瞠目的事，那就是介绍西方文化。1839年，林则徐准备禁烟，为了对贩烟国有更深入了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他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在给广东巡抚怡良的信中说道：“唯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不过藉以采访夷情耳。”当时懂外文人不多，林则徐南下时随身带一名在译馆工作的译员。这位译员早年在印度的塞兰普尔受过教育，能译英文。林则徐到广州后，搜集到广州、澳门外国人出版的多种书报，包括商业、传教和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书籍。仅靠一个译员远远不能胜任，于是他对懂外文的归国华侨、在洋行做事的买办、对外贸易的引水员、通事以及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大量招募，请他们到行辕集中翻译西方书报，这些译员中间尚有记载的是袁德辉和梁进德。袁德辉是澳门“马礼逊育礼”学校的学生。梁进德父亲是广州最早的基督徒，他早年曾在美国宣教师布立治曼博士家住了8年。依靠这批译员，林则徐开始详细研究西方国家情况以及时事新闻。如1840年7月25日的《澳门新闻纸》介绍了英俄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情况，因而译报中提醒说：“俄罗斯国家之狡诈”，“各俄罗斯人预备兵威以广阔其国分。我等更要提防各俄罗斯人在呵萨土河驻扎之兵，他们已在彼处将印度人之法律改变；我等切要提防北边之兵到来攻打，所以必要驻扎兵丁在阿付颜呢士旦（阿富汗）地方，倘一将该处之兵丁招回，俄罗斯即必要带领目哈拉之兵，一同攻打阿付颜呢士旦。”这则报道，引起了林则徐对俄的警惕：“出了俄罗斯国之后，经过萨加社（系俄罗斯国在加士比唵海岸所属之地方）即到巴社，过巴社即系阿付颜呢士旦，过阿付颜呢士旦即到印度，过印度即系西藏、缅甸矣。”

林则徐在抗英之时，警觉到俄国的潜在危险，故而当他被遣戍伊犁时，竭力主张屯兵操防，充实边疆经济和军事实力，以防御沙俄侵略。1843年7月，林则徐被遣戍期间实地考察新疆边防情况后的想法，印证了1839年对沙俄的担忧，提出加强西北塞防的建议。为配合加强边防，林则徐又竭力推动边疆屯田制，以兵农结合的方式保证边防的切实加强。这一建议上报清廷后，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阿克苏等城，民回杂处，见在开垦荒地，若令回民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民承种，日后有无流弊之处，必须加行派员亲历各该城体察情形，熟筹定议。伊犁前办开垦事宜，经该将军奏明委林则徐查勘办理，尚为妥协，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并著布彦泰选派明白晓事之协领一员，随同前往勘视，仍由该将军察核情形，斟酌议定，奏明办理。再本日据常清奏查出库车可垦荒地，捐廉兴工，请给无业回子承种等语，著一并交林则徐就近往勘，由该将军核明具奏，务期日久相安，毋启争占之弊。 “二十四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奏请林则徐勘办开垦事宜。林则徐亲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处，请酌给回人耕种，并请改屯兵为操防，均如议行”。后来事实证明，林则徐的担心以及加强西北边防的措施都是正确的。这是放眼看世界的结果。

当时，国人的地理知识极其贫乏。有一次道光皇帝问道：“英国至新疆有无旱路可通？”为此，林则徐组织翻译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后辑成《四洲志》一书，向国人全面介绍外国地理知识。为了知己知彼，又组织翻译英人德庇时的《中国人》，译后选辑成《华事夷言》一书。为了处理鸦片事件有依据，又让袁德辉和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瑞士人滑尔达著的《各国律例》部分段落，了解掌握外国法律制度。

林则徐的译书行动引起中外人士注意，并予以高度评价：“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其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 “当他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等到他们被告诉：英俄之间极和平时，他们好像深为诧异。这些情报，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佚了。”日后，康有为在一次演讲会上说道：“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

林则徐的举动好比打开了东西方之间的大门，从此以后，西方文化通过中国知识分子介绍源源不断涌进来，从器物技术到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迁。

范文澜曾说过：“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远不止这些，林则徐并不是停留旁观，而是利用和学习他人长处，为我所用，所谓如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史料上看，1839年11月，为加强防卫能力，他遣人从澳门和新加坡秘密购置葡萄牙和英国制造的新式铜、铁大炮二百多门，布置在虎门各炮台，同时组织力量仿制西方各种新式武器。认识到英军战船装甲优良，机动性能强，就命人参照西式战船，改制现有战船，训练水师，适应新式战争。结合林则徐这些表现，似乎给予的评价应该更高，可以说，林则徐是清朝具有现代意识的第一人。所谓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就是面对挑战，能动员自己一切潜能进行应战，在准备应战或应战的过程中，不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提高自己的应战能力以图最后之胜利。

林则徐作为中国社会转折期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魏源，根据《四洲志》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姚莹写《康輶纪行》、徐继畬写《瀛环志略》；继而又有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思考中国命运前途的人，如郑观应写《盛世危言》，薛福成写《海外文编》，马建忠写《适可斋纪言》，严复译述《天演论》……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榜样作用同样不可小看，“师夷制夷”有了洋务运动，放眼世界有了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尽管以后许多事情的发生已不是他主观作用所为，却可看作是他那个时候行为影响的延续。

在林则徐一生政迹中，关心民生显得十分突出。早在江苏任上时，他亲自书写一副堂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这副对联正是林则徐工作作风的写照，他重视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对症下药，雷厉风行地解决问题。然而他又为人谦虚，不耻下问，学他人之长补己之过，甚至洋人技艺也为我用，可谓开明之至。这与林则徐童年家境窘迫的经历有关，他始终关切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每到一地，必抓民生事务，或修水利，或减赋税，或赈济灾民，或清除吏弊，农人田亩生计无不切切关怀。故林则徐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被尊称为“林青天”。

1831年，林则徐再次调任江宁布政使，这年江苏正患水灾。他在赴任路经商丘刘家口时，采买小麦3万石装船随行，到江苏后，亲赴桃源、宝石、高邮、甘泉、江都等水灾区视察，见“民田庐舍当在巨浸之中，浅者淹及半扉，深者仅露檐脊”，“高、宝、扬州一带，多有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亦有乘坐小舟逃荒外出者”。为此，他当即提出救灾恢复生产的措施：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瘗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等共12项，后经两江总督陶澍上奏朝廷，9月12日得到道光皇帝亲自批准施行。由于措施细致得当，效果显著。为此，林则徐受到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的推荐，总负责江北赈抚事宜。接着道光帝希望他“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被提升为河东河道总督。

1933年，江苏灾情更为严重，江、扬、淮、徐一带大雨不止，上游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涌来大水，首先冲破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征、丹徒等县圩堤，沿江十分之七八的府县被江水淹没，一片汪洋“田庐淹没，栖食无资，情形较重……民间积淹日久，困苦倍形……”于是他一面发放银两赈灾，一面奏请朝廷“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丹徒六县沿江被淹各乡，先行抚恤一月折色口粮，以资救济”。江南太仓、镇洋、嘉定、宝山等州县同样雨水成灾，“已刈在田之稻，无从晒晾，霉烂生芽。花多已脱落木棉先结铃，即晚结之铃，亦经腐烂，收成失望”。这是林则徐向朝廷如实汇报灾情的奏稿。12月初，上述四州县晚稻收成严重不足已成定局，于是在奏本中叙述完灾情后即为民吁请道：“相应恭恳圣恩，俯准将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及坐落之太仓、镇洋、金山三卫帮续被歉收田地应征道光十三年地漕各款银米，一体缓至十四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其该州县卫帮应征甲午年新赋，并请缓至该年秋后启征。所有带征各年旧欠钱粮，如系坐落欠区者，亦请一亲递缓，以纡民力。”

道光帝却下谕旨训斥道：“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抵知博取声誉。”林则徐为灾情所牵，辗转难眠，决定继续上奏，写成著名的奏疏《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包括以下几项内容：①关于苏松地区的灾情；②关于灾民闹事及被镇压结果；③阐述“民唯邦本”思想，维护中小地主利益；④请求缓征漕赋；⑤强调灾欠对社会的影响。

道光帝大为不满，密令两江总督陶澍追查林则徐请求普缓一事，但得到陶澍支持，道光帝只好准奏。据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说：“疏稿自相传钞，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林则徐为民请命，得到了中小地主及底层百姓的欢迎。上奏后，林则徐立即行动，凡百亩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则百亩全部缓征；查核户口，办理赈务；设立粥厂，实行“担粥法”赈济灾民，使老幼孤寡残疾者均能得到接济。以致冯桂芬追忆道：“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

林则徐关心民生并不是坐在衙门内作些策划，而是一件一桩必详细了解、研究，直到根本解决。他主持修水利治灾工作非常投入，墙壁上往往挂满各种水文图、地理图，由于长期主持兴修水利的工作，到后来他已成为一名具相当专门知识的水利专家，编写了几部水利专著。如1835年编写自1814年即开始酝酿写作的《北直水利书》即《畿辅水利议》，即是其中一部。林则徐把兴修水利放在民生问题的重要地位，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继1833年后，他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工作有：

1834年4月，挑浚白茆河、刘河，并亲自查看。5月，和陶澎、陈銮等验收此项水利工程。

1835年2月，查验丹徒、丹阳运河挑浚工程。6月，修元和县南塘宝带桥。7月，命宝山县筹修海塘。

1836年2——3月间，兴办苏、松等处水利工程。11月，在盐城皮大河一带议兴修水利事宜。

1837年5月，验收江夏县长江岸堤。7月，赴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一带看河堤，督防大讯。8月，到荆州督防水患。

1843年，在伊犁戍所研究西陲边防、屯田、水利，据京报资料录有札记《衙斋杂录》。

1844年10月，查勘伊拉里垦地续修水渠工程。11月往哈密勘察时倡导兴修水利。

1846年，在陕西编写《西北水利》。

农耕稼穑是林则徐看作另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1833年，农人齐彦槐仿制西法水车龙尾车，关于此农具齐彦槐有《龙尾车歌》记述：“神龙卷水非独神，实有利器藏其身。”“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八家同井办一具，旱涝不患田无禾……”林则徐得知后，马上亲临现场察看试用，并准备推广使用。

林则徐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江南能否种植双季稻，以改变只种一季晚稻而收成低的现状。他向官绅和老农询问，但一律反对。林则徐再把福建、湖、广和江苏的地理、气候条件作详细对比，发现其中差异并不太大，江南完全有种植双季稻的可能性，于是雇请老农在抚署后园开辟试验田试种早稻，“以验天时，察物性”。当时以占城稻40日至60日籽，50日至60日籽下种，都获成功，于是请曾在广西督种双季稻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李彦章编写一部指导种植早稻的农书，取名为《江南催耕课稻编》。林则徐为此作序，“遂下劭农之令”要潘曾沂作歌配合宣传，歌名为《半豫庄诱种粮歌》。根据调查，林则徐了解到江南拒种早稻原因一是早稻口感粗糙，二是不能当作赋粮交纳，因而宁可种麦，历代相沿成习。为了劝农种植早稻提高产量，林则徐要求地主贷佃农种子，到收成时仍按种麦收租，多余收获归农家，以此刺激早稻的种植。此举对提高产量，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耕技术也是直接影响收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时人潘曾沂创造“区田法”，他的大旨是“深耕早种、稀种多收”，林则徐闻之，写诗赞赏，并大力提倡深耕、细耙、疏种。

1848年12月，道光帝谕令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设法开采银矿，增辟银源。此时，林则徐正在云贵总督任上，为此，又集中精力于矿务。经过详细调查，先后向朝廷作了几次奏报和建议，这些奏折是：《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黔省矿厂开采情形片》、《访获他郎厅私挖矿铜之黄应倡等一百余名大概情形折》、《他郎厅新矿酌更营汛折》。在以上奏折中提出了开采的实际问题，以及管理方面的建议，特别是主张由私人承办开采，“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政府则制订二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诈伪等四项章程整顿矿务，实行有效管理。认为商办矿务于国、于商、于民均有好处。在筹办开采银矿同时，发现铜矿开采管理情况较乱，因而主张实行“放本收铜”政策，以利稳定矿务。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着眼于鸦片吸食有害国计民生角度，他参加轰轰烈烈的禁烟活动可以分为参与讨论、主持禁烟两个部分，下面分而述之。

1．参与讨论

烟害由来已久，只是到1840年前，烟害已弥漫开来，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林则徐在早期朝廷开展禁烟运动时并未介入，忙于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水利修筑、漕运、赈灾诸项工作。而此时，朝廷内已形成严禁和弛禁两派，政见对立，争论激烈。1836——1839年，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时，双方争论已达白日化程度。

1836年6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取消禁烟令，马上得到外国烟贩子的赞赏，说此奏本“立论极佳，文字也极清楚”，为此遭到严禁派激烈反驳。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经充分准备后，写成《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此文立论鲜明，措辞激烈，成为禁烟运动的舆论先声，文中写道：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录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于是，黄爵滋提出以一年为戒烟限期，否则重治吸食者：“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清廷由于烟害屡禁不绝，逐步开始感觉到问题的危害性，于是把黄爵滋的奏疏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要求“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朝廷在上谕中反映出对鸦片流毒的认识：“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止，力图筹复，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有关系。”

但是，在29件复奏中，反对严禁21件，赞成8件。反对严禁的理由是，重治吸食者，必然大兴牢狱，而事实上银价高涨并非漏卮所致，实为人口增加的缘故。主张“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

同年5月，林则徐根据上谕要求，对黄爵滋奏折发表自己意见。首先，他对黄爵滋提出一年戒烟期表示同意：“《书》所谓‘旧染污俗，咸与唯新’《传》所谓‘火烈民畏，故鲜死焉’者，似皆有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唯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惰昏，今日安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魄惊而转思期限尚宽，始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断骤断，则罹法者仍多，故臣谓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同时林则徐提出禁烟方法：①收缴烟具，以绝馋根。②各省出示勒令烟民自新，将一年分成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③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流。④严厉处分失察官员。⑤地保牌头甲长，带头上缴烟土烟膏烟具。⑥宣讲审断之法。最后，附上他在两湖地区行之有效的戒烟药方，有“忌酸丸方、补正丸方、忌酸丸加减法、四物饮、瓜汁饮”。

林则徐看到朝廷对烟害认识已深，于是在同月又上一密折《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吁请朝廷号召“中外臣工，并力一心，誓除此害”。

开展禁烟运动是林则徐看到朝廷禁烟决心大，所以积极参与讨论，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同时认为，如等朝廷集齐各省意见再作出决定，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者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以复收”。于是1838年7月8日焚毁江夏、汉阳二县所缴烟枪1 264杆及烟斗、杂具等。并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湖北护抚张岳崧商定“查拿总不可稍懈，收缴亦不可稍迟”的方针，在湖广地区收缴烟土、烟膏12000余两，烟枪1 264杆，结果开烟馆的、贩烟的、吸食者都因为听说被捉拿将获死罪，纷纷放弃，为此烟民家属十分感激，并称其夫服药断烟习，身体逐渐强健。林则徐立即据此实例上奏朝廷。

如果说，1836——1837年间林则徐关于禁烟问题限于响应朝廷要求，参与问题的讨论，那么1838年始，林则徐已走在朝廷决定前，先行实行禁烟。更重要的是经过深入思考，以更充分的理由论证烟害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触目惊心的数字和文字推动道光帝严禁鸦片的决心。1838年8月，《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完成，说明林则徐已从讨论禁烟变成积极介入禁烟行动了。这是一篇令道光皇帝下最后决心的奏折。其首先列举了富有说服力的数字：“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寰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及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皆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万元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至末尾，林则徐以惊心的文字写道：“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追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天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在林则徐等人严禁论的推动下，道光帝下定严禁鸦片的决心，第一个表现是下命令重惩办贩运、开馆者，对于文武官员、军民吸食鸦片而不知悔改的人，也一律追究查拿。第二个表现是令大学士等议定禁烟章程。第三个表现是剥夺吸食鸦片的庄亲王和辅国公的爵位，并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第四个表现是将弛禁派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第五个表现是召林则徐进京。朝野都知道道光帝召见林则徐是商议禁烟事宜，所以在林则徐进京前，祝贺有之，劝诫有之，警告有之，特别琦善在一次会晤时，要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无启边衅”。

1838年11月15日，在第五次召见时即委林则徐以重任，下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这是一项破格任命，林则徐明白以己资历担此重任，在讲究资历的官场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困境，所以他并未痛快接受，而是推辞再三，因道光帝不允，才接受任命。但他心知肚明，多次说道“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但为民族国家利益计，只好将自己“置祸福荣辱于度外”临危受命，报效国家。

2．主持禁烟

1839年11月23日，林则徐离京赴粤，在辞别他的座师沈鼎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

道光帝在第八次接见林则徐时，为表示支持，特下诏谕命广东地方大臣邓廷桢、怡良等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同时，邓廷桢和怡良在严禁还是弛禁这场争论中也自觉倾向严禁。所以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得到了邓廷桢和怡良的支持和配合，即时充实军备、查缉烟犯。严禁鸦片的声势随着林则徐到来，一下子高涨起来，凡与鸦片有关的官吏、贩子、洋行商人惊恐万状，人人自危。

林则徐的禁烟有以下几个环节：

（1）向朝廷奏报广东地方的禁烟情况。报告中说，烟贩暂已收敛，吸烟者也开始戒烟。但是观望者不在少数，认为官禁未必长久，一直在探听新条例是否颁行。针对这种情况，林则徐请求朝廷早日颁布严禁条例：“若宽而生玩，则不唯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伏乞圣明乾断，严例早颁，庶办理有把握。”

（2）颁发劝戒吸食鸦片的告示。先后发布《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稿》、《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等件。这些告示起到了禁烟依据的作用，使禁烟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3）调查研究，了解外国。林则徐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不管到哪里，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熟悉和了解环境，然后制定对策，着手解决问题。林则徐到广东后，派人打听洋人情况，召集熟悉洋文的人翻译报纸新闻、地理书籍、西方法律等，使禁烟运动有章法地开展。

（4）通牒中外鸦片贩商。3月18日，林则徐传讯十三行商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鸦片走私，限令三日缴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同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为了打消贩子的观望念头，林则徐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注意斗争策略，分化敌营，宣布区别对待“良夷”和“奸夷”的政策，并且向外商表态，正面引导：“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

（5）严厉禁烟。禁烟的过程紧张明了，毫不拖泥带水。2月5日，林则徐宣布即将审讯行商，鸦片贩子和行商决定缴出1037箱鸦片敷衍。2月8日，下令捉拿鸦片贩子颠地。2月10日，领事义律由澳门来广州，阻止缴烟。林则徐命令水师将英商22艘趸船全部截住，逮捕颠地，实行封舱，停止贸易，包围商馆，撤回华工，断绝商馆与外联系。2月13日，义律被迫表示缴烟。2月14日开始，英、美共交出鸦片21 306箱，计重2 376254斤。3月29日发布《再谕通省士民速戒烟瘾，缴呈烟具告示》，劝告全省商军民断瘾、缴出毒品、烟具，否则按新例严惩。广州获人犯1 600名，烟土烟膏461 526两，烟枪42 741枝，烟锅212口。6月3日，虎门销烟。

吸食鸦片的禁令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一百多年来却屡禁不止，相反愈加严重，林则徐雷厉风行，仅用短短几十天即取得成效，就当时情况而言，十分不易。

林则徐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没能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犯下一些错误。综观林则徐一生，身上有着许多值得赞赏的优点，但是频繁地镇压农民起义成为他身上的阴暗面，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对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有多么严重。林则徐尽管勤政爱民，关心民生，但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始终模糊不清，一概把平“乱”看作自己分内责任，所以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并受到朝廷封赏。这种从爱民到大肆杀戮贫民的矛盾做法，其主要根源在于封建传统的“忠君”思想。

林则徐接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起支配作用。1818年，他在给张师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忠君思想：“顷闻恩给编修，不胜抃喜。伏思吾师甫将服阕，圣明即为筹计，特沛恩纶；则两年以来，眷注之殷，真有不待言传而无一日释者。伏读恩谕，孝之一字，天语定评，实属莫大之荣，非常之眷，从来去官复官，未有如是之全美无撼者。恭诵之下，踊跃三百，非独为门墙私庆，乃幸天下后世之为子者，可以坚其孝心，而我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圣度真如尧舜也。”张师诚因父病危，擅离江苏巡抚职位而被革职，两个月后朝廷又赏给编修，林则徐闻后感慨系之，深感君主圣明，堪为尽忠。林则徐头脑里想像的是一幅尧舜治国、臣民尽忠的盛世图，反映了他的政治期望。

林则徐对历朝忠烈尤为钦佩。他曾两度修葺李纲祠墓，在杭州集资整修于谦祠墓，曾凭吊岳飞、文天祥。他在《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中说，于谦与岳飞、文天祥是“尚友信国，进而尚友岳忠武”的关系，自己除了对他们的仰慕外，并将他们当作楷模勉励自己。他还特别赞赏诸葛亮鞠躬尽瘁、匡扶蜀汉的忠义之举。诸葛亮、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都是以生命对上尽忠的人，所以“忠”在林则徐心目中有重要地位。但是，过了头就可能变成“愚忠”，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唯上是从，结果是非莫辨。岳飞如是，因镇压江西农民起义，得高宗奖“精忠岳飞”的锦旗，后又参与镇压杨么起义。有了这样的榜样，林则徐一生中也多次执行朝廷谕旨，残杀农民起义，却视为“忠”，而毫无反省自疚之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林则徐作为官场一员，熟知治世的张弛软硬之道，一般在事端尚未扩大之初，往往以宽和态度劝阻，并采取相应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1823年，他在江苏按察使任上，6月至8月，江苏大雨成灾，“田禾荡然，松江饥民聚众生事”。江苏巡抚韩文绮主张镇压，林则徐则主张抚慰，并积极救灾。然而，当事态发展已成危局，他则严辞相告。1824年，江苏灾情严重，饥民“结队成群，沿门索讨，或名为坐饭，或号曰并家”。林则徐认为再不制止，可能危及清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于是颁布《禁止贫民借荒滋扰告示》，要求饥民“各宜安静守分，以待春熟，不可骚扰大户，吵闹店铺，不可随从流匪，轻去本乡”，否则“见有成群结队匪徒，立将为首勾结之犯，先插耳箭，游示通衢，再行按律惩办，余人分别枷锁驱逐。其情况凶横者，加重究治，以靖地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专制制度下当政者愚弄民众的惯常手法之一，表现了专制政治反动性。林则徐当然熟谙其道。1837年，林则徐奉命复查湖南滋事首领兰正樽被乡勇打死一案，后报告道光帝事实确实如此。道光帝不满，以“随同附和，迁就了事”给林则徐降五级处分。但林则徐上密奏说：“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兰正樽一日不死，则一日人心不定。没有假托啸聚则祸将复起。乾隆末川楚之变即由严缉刘之协所致。”道光帝见此，幡然醒悟，在奏章上手批：“有胆有识，不愧有大臣之风。”这则事例表明，林则徐唯上是忠，愚弄百姓，完全显露了封建政治集团一员的灰暗政治面目。

林则徐在以后几次平“乱”过程中，大开杀戒，手段强硬，甚至残忍。继1845年镇压甘州藏民暴动后，于第二年在甘肃再次对藏民反抗进行镇压，但已感力不从心。他在1847年的《复陈部议陕甘捐输经费再行核析》中分析甘肃藏民反抗问题时说：“窃以番劣为甘肃省最累之端。自古至今，不知办过若干次数，果有一劳永逸方法，前人早应绝其根株，必不肯将就一时，仍贻后来之累，无如该番众等，族类既不可胜数，插帐又无定居，且无恒业以资生，但恃攘夺为长技。捕一处则一处暂为敛迹；办一年则一年仅免鸱张，如有关顾不到之时，防范未周之地，彼即狼奔豕突，无恶不为。”

分析中林则徐把混乱局面归结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无恒业”、“无定居”显然是肤浅的，其中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清专制统治引发的民族矛盾。这一点林则徐和统治集团其他人一样，是不易发现的。

陕西省1846年自然灾害严重，78岁的举人李元春在一篇上书中陈述道：“……朝邑之灾，比他处为甚。麦多未种，种亦未出。明岁虽少收，恐犹今岁之歉也……现在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家，有阖门坐待饿杀者；有煮食瓜皮，辣菜叶而卒天以延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

渭南县知县余炳焘镇压了饥民，林则徐上《请将渭南县知县炳焘量加鼓励片》为余炳焘请功。并在分析原因时，归结为回族刀匪作乱，而忽视自然灾害和饥民困难的因素，这显示林则徐在对待民“乱”问题上已与前有所不同，开始倾向镇压而轻视疏导。

1847年，在《答富平令李明府书》、《答署蒲城令沈明府书》及《答署潼关司马钟明府书》等文中对反抗的灾民一律视为“匪类”，主张“严拿严办，辟以止辟，在荒年尤不宜宽”。

同年，云南又发生回汉冲突事件，林则徐奉命调查。他到任后，立即把去年缅宁、云州反抗事件中被捕者“绑赴市曹，即行处斩，并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使匪类闻风知儆”。接着对新逮捕的东川汤丹厂回汉纷争参与者28名处斩、绞、流、徒等罪。

11月，云南保山七哨民劫走“案犯”，焚烧县署释放犯人，聚众不下数十万。林则徐闻讯，立即写奏稿，请朝廷准奏镇压：“今逆情如此昭彰，直欲负隅梗化。若再化大为小，不独永昌竟成域外，而凡汉回匪类，孰不恃居边远，群起效尤……须得多调重兵，方足以示弹压，而资剿办。”

次年正月，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调集大军齐集七哨，采取分化瓦解手段。4月底，保山七哨事件被捕者共329名，分别被处以“凌迟处死”、“斩首枭示”、斩立决、绞立决及其他罪名。

在保山七哨事件同时，又发生弥渡回民事件。林则徐在2月21日向朝廷报告时说，清兵第一次进攻时处死62名，第二次又由蒙化、宾川、姚州等处逮捕19名，处死。其他判处流、徒刑的人数不计在内。

保山七哨事件延续到5月初，又陆续逮捕107名、处决35名。最后林则徐给朝廷报告时的准确数是：获罪400多名，问拟凌迟斩绞者145名，发遣军流者188名。

6月，林则徐又向朝廷上报上年姚州白井暴动中被捕人数236名，其中138名分别处以凌迟、斩决、枭首、绞决等极刑。

此番杀戮博得三方面的满意。一方面当地受到冲击的地主对林则徐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示赞叹：“此亦古今用兵之一奇局也。”第二方面自己满意，林则徐对自己举荐的张亮基（参与镇压者）说：“此等事非我之于前，子为之于后，他人不能办也。”第三方面当然是朝廷，赞扬他“并无办理不善之处”，以“剿办云南弥渡、保山哨匪功”，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此时，林则徐已是朝廷眼中平“乱”的干将了。林则徐考虑自己的年龄以及张亮基的“平乱”表现，密奏朝廷保举。不久朝廷将张亮基由知府超擢云南按察使，第二年，又由布政使、巡抚擢升为云贵总督。

由于林则徐忠君平“乱”的出色表现，回归乡里不久，广西天地会起事，朝廷马上想到林则徐，咸丰帝下旨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西。林则徐接旨后第二天，以66岁高龄，抱病启程，于10月19日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

林则徐是个爱国主义者，视保家卫国为己任。禁烟引发的鸦片战争，林则徐全身投入，成为他一生中重要的内容。他在抗英斗争中逐步形成一套军事思想，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采取“以杀为战，以逸待劳”，要求水陆官兵“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总不稍示柔弱”。他认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至关重要，所以大胆学习西洋武器的长处，命人购置洋炮，改装战船。他还看到民众的力量，提出“民心可用”，组织团练，号召百姓参与，“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这些措施挫败了英军在广东的行动。

林则徐早在1840年命人翻译西方书报刊物时，就注意到沙俄威胁的存在。不过那时地理知识不够，认为沙俄威胁会通过阿富汗经西藏而至。通过编译和研究《四洲志》，对沙俄有了深入了解，认识到新疆才是沙俄垂涎的地方。为此，遣戍期间他围绕加强新疆边防，提防沙俄入侵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亲自勘察天山地区，走访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等城市，然后推出屯边策略。他明确指出，“屯兵为操防，兵合农而一”的做法是专门对付沙俄的。

关于屯边思想，从史科上看，林则徐在到达新疆之前已有所考虑。林则徐赴戍途中，在杭州曾作停留，陈其元以《筹边策》和《屯田议》向林则徐求教，林则徐看后颇为赞赏，提出“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地以资战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可以认为，这两篇文章获得了林则徐的同意，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这与日后在新疆、陕甘兴屯政不无关系。林则徐在新疆倡议垦荒、屯兵，后经伊犁将军上奏朝廷，获准照办。林则徐在新疆亲自观察，后写成《俄罗斯国纪要》，反映了他对沙俄的重视和警惕。

林则徐对国家安危的关心是自始至终的。遣戍途中经洛阳，在《复苏鳌石》的信中提出建设水军的重要性，这是他抗英斗争中得出的结论，他说：“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水。彼所能往着，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经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墙，吾不信也。”在兰州，林则徐又告诫大家增强国防意识，切莫麻痹大意。他在《致陕抚中军参府与辅相书》发表铸炮建议：“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大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

林则徐66岁那年在南昌听说英国人入侵福州，显得十分激愤，在信中写道：“弟敞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待他回到家乡，英国人又强居福州城同鸟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他表示强烈不满，带头严辞抗议，英国人被迫退至城外。林则徐担心此事招来报复，又亲至各海口察看形势，指挥设防，以至三十多年后，左宗棠“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成炮台，形势扼要”。林则徐居乡最末的几个月中，面对清廷被迫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不安地叹息道：“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见之。”至晚年，林则徐的海陆边防思想虽已逐渐成熟，但于一个腐朽的王朝而言，已无太大的意义了。

以上从“宦海沉浮，洁身自好”、“放眼世界，师夷制夷”、“关心民生，查禁烟害”，忠君平“乱”，保家卫国等方面对林则徐一生作了介绍，可以肯定的首先他是一位不拿不干净钱的官，连外国人都看到这一点，“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他在63岁那年将家产分为三份，每个儿子各得一份，在那篇分书中提及的财产“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各按原置价值匀做三股，每股各值银一万两有零。”这里提到共值3万两银的财产多是房屋和田契为不动产的价值估计数，现银极少。据林则徐在上面的分书中写道“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又据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中记载，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闻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这些史料大致可信，因而林则徐有“清廉”美名，林则徐严于律己，甚至清贫，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教育意义。

林则徐身上值得肯定的地方还很多，如重视第一手资料，亲临实践；好学好问好思，接受新事物，不分中西，为我所用，组织翻译，仿制购买武器；关心民生国计，主持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引进优良稻种增产保民；主张垦荒屯边，加强边防，严禁烟害维护国家利益……然而，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些许不那么光彩的东西，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分析或者评价，关于这点，恐怕我们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审视，才能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林则徐一生中最大的不足是多次镇压底层人民，有时手段残忍，对“罪犯”非凌迟即斩首，完全用高压手段，这时他一点也不仁慈。这里涉及到一个界线的问题，林则徐有仁慈爱民的一方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会走向另一极端，把“民”看作“罪犯”呢？在所接触到的史料中反映，如果“乱”范围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他大多是以“慰抚”方式，配合接济生活，减缓征赋，甚至上书，为民请命，取得民心，达到平“乱”目的；如果“乱”的范围大，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甚至会越出可控范围，这时他就会采用强硬手段，称参与的“民”为“匪”，大开杀戒。可见，林则徐分辨“民”、“匪”的原则，选择抚慰或剿杀的手段完全取决于大清江山的秩序，他是朝廷命官，以维护君主利益为己任。所以，平“乱”问题上，他的行为根源在于“忠君”思想。君贵民轻，在不危及君主利益时实行怀柔政策；当危及君主利益时，则以暴力镇压出现的危险力量。进而分析，君主利益是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林则徐身为封疆大吏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他个人的利益与这个集团利益不可分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而，在忠君背后，是为整个统治集团效力，客观上也在维护他的个人利益。最高统治者就是利用这种集团共同利益达到号令诸侯，治理天下之目的。以此观之，林则徐与历史上岳飞等人物一样，在忠君的背后，都有以他人鲜血换取自己利益的不光彩一面。

在抗英获罪问题上，许多人都为林则徐打抱不平，似乎忠心耿耿换来遣戍的下场，是朝廷昏庸的表现。其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道光帝从给予八次接见的殊荣一下子变为震怒呵斥，“误国害民”革职查办，其实也合情理。道光帝要林则徐负责禁烟，甚至不惜与英军开战的前提是成功，而不是战争的扩大，更不是把敌人引向天子脚下。林则徐的错误在于缺乏全局观念，只注重广东防务，又联合邓廷桢坚守厦门，拒敌于城门之外。地方是保护好了，但这些外国武装力量的攻击报复能量非此即彼，广东、厦门受挫后，索性在攻占定海后一举北上，直逼皇都。从这个角度看，广东、厦门严防拒敌，等于把敌人送上了去天津的道路，这一点恐怕林则徐没有想到。相反，如果林则徐能把敌人吸引在广东、福建一带交战，消耗敌军力量，阻止北上，虽不能取胜，林则徐的待遇也绝不是遣戍边疆。因而，林则徐主持禁烟抗英问题上缺乏战略总局观念，加大国家危机，为此所得到的处分也没有什么不公平。

林则徐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出发，严禁鸦片，武装抗击英军入侵，这些史学界都给予肯定，称他为民族英雄。问题是林则徐的行为是什么样视野下的结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还是世界范围的视野？显然只能是前者。林则徐对当时的世界大背景实在知之太少。尽管他有先见之明，会集翻译人员编译外国资料，但对步入19世纪的世界来说，那些翻译资料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世界不再安静，地中海不再封闭，交通工具正在通过海洋把世界变成一个整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动力以无可抵挡的力量把西方的商品推向东方。如果对这些大背景没有大体了解，就会曲解历史现象，使现象与本质脱离，造成盲人摸象的悲剧。西方资本主义是什么？工业革命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大概要在林则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当然在林则徐时代就一无所知了。那么在对西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作判断，定对策必定是困难重重，往往牛头不对马嘴，清廷完全是在老章程习惯下作出反应的。老章程就是与外界隔绝，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困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驱动力决定世界不会平静，资产阶级会为攫取利益而不断骚扰安静的左邻右舍，他们会先叩门打探，后登堂入室自说自话，继而会耐不住性子按他们的逻辑反客为主，指手画脚，闹个鸡犬不宁，甚至动刀动枪。总之西方资本主义会为预期利益干出一切事来。由于清廷统治集团没一个人有能力先知先觉观察这一切，结果在对付西方的东进时，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目的（获得开放的市场）完全错位的姿态——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林则徐只能是一位受到历史局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也许应该把鸦片与资本主义东扩相分离，鸦片贩运其实与工业革命后果——刺激殖民扩张——并无关系，以鸦片冠名的战争起因实质不是鸦片，而是西方资本主义觊觎的东方市场。当我们把两者分别考虑后，就会得出，林则徐及其严禁派因禁烟才引发了预伏着的战端，他们是无辜的，只是他们在敏感的时间禁烟才引发了战争的导火索。实质上只要朝廷在毫不了解西方世界立场上，一味采取关门主义，那么，战争也会以其他原因而引发，也许会因为棉花、粮食，也会可能因一次人为撞船事件等等。因此，由此类事件引发的战争似乎就要称之为“棉花战争”、“粮食战争”了。以这一角度推论，“鸦片战争”这个名称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它们在名称与内容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把鸦片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合二为一，似乎这场战争是因鸦片而打起来的，从而掩盖了这场殖民扩张战争的实质。当然，最不幸的就是林则徐为这种不恰当联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莫名其妙地承担“开启边衅”的责任，糊里糊涂充军新疆。这一点看来，林则徐是冤枉的。至于清统治集团面对西方的大举进攻，更是全体迷茫，除了拼命维护既得利益这点清楚外，整个就是处在一团糟状况下的一群疲于奔命的救灾队员，这就是为什么晚清政治愈来愈滑向实用主义的原因，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均如是。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尝到了这枚封建专制恶果的滋味——半殖民地化加辛亥革命。这些当然更不在林则徐的视野之中了。

作者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