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作为异托邦的帝都北京——以法国作家谢阁兰的《勒内·莱斯》为例

摘要：作为异托邦的帝都北京，对域外作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是一个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中国城市。以法国作家谢阁兰的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为代表，域外作家多关注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以及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这既是基于当时北京特殊的空间管制状况，也深受西方关于传统中国想像的影响，同时还受制于作者本人的多元文化观念。

关键词：异托邦；北京；谢阁兰；《勒内·莱斯》

关于中国文学中的北京描写，国内学界已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显学“北京学”已初具规模，然而关于域外文学中的北京形象研究却乏善可陈。其实，后者也是一笔可观的文学财富，有待比较文学学者去研究，只是和国内文学作品相比，语码和解读的方式不同罢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域外作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作家笔下的帝都北京是厚重、乡土的文化形象，有着不可言说的气质和魅力。比较而言，外国作家更关注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以及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本文在整合乌托邦和异托邦理论的基础上，以文学空间理论为指导，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重点分析法国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 1913-1914)中的北京形象，并进而指出这一异托邦城市形象的形成，既是基于当时北京特殊的空间管制状况，也深受西方关于传统中国想像的影响，同时还受制于作者本人的多元文化观念。

一

中国作家对帝都北京的描写可谓汗牛充栋，塑造了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形象，其中最具特色的描述就是难以言说北京的妙处。现代作家徐訏曾断言：“那些想念与留恋北平的人，是没有一个能说出北平的好处的。”老舍也曾坦言：“我心中有个北京，可是我说不出来。”就连自诩“世界公民”的流散作家林语堂也附和道：面对北京城的新旧兼容、神秘莫测，只有那些“勇敢”的人才敢口出狂言，认为在北京住上十年，就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由此可见，中国人已经很难言说北京，那么照此推想，对于外国人而言，北京就更应是一个难以解读的东方城市了。

翻阅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都，频频出现在域外文学作品中。帝都北京作为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代表，对外国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诚如身处异邦的林语堂所言：“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除了巴黎和（传说）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20世纪前期的一些西方作家“把上海表现为混乱无序、自由放纵的道德荒野”，但却异常留恋北京这座美丽的古都。此时的北京既没有被现代商业的丑态所扭曲，也未被工厂毁损其容貌，西方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这座城市特有的东方魅力，他们的思绪激荡在历史古迹（庙宇、城墙、宫殿等）和艺术品中。中国作家萧乾曾谈到一位迷恋北京的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一九四○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在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萧乾认为，这位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大教过书的作家，他所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

关于迷恋北京的西方人，中西文学作品中都有相关记述。中国文学方面以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富善为例，他是一个极度痴迷老北京的“东方主义者”。富善在北京生活三十余年，对北京的酷爱，甚至让他“眼睛变成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熟谙北京的风土人情，流连于古玩市场，刻意收藏京畿旧物，如绣花鞋、鸦片枪、顶戴花翎等等。日久积多，他在北京的租房逐渐成了“小琉璃厂”。面对那些到北京旅行却又浅薄傲慢的外国人，他常常会讥讽道：“一星期的功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的平生夙愿是撰写一部题名为《北平》的著作，但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直到临死时依然念念不忘。在西方文学方面，除下文将要重点分析的谢阁兰及其作品《勒内·莱斯》外，可举法国作家皮埃尔一让·雷米(Pierre-Jean Remy）的《火烧圆明园》(Le Sac du Palais d'été)为例，主人公之一汉斯从法国抵达北京后，不仅要看宫殿、寺庙，更渴望“呼吸那纯净的气息”，“倾听那屋檐上的风铃声”，“那些卖花人、卖菜人的叫卖声”，还要感受“蔚蓝天空下的宁静”，闻“老胡同的味道”，亲自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去发掘“从永恒的蓝天与灰墙中溢出的一种生命潜力”。

不难推想，有如此众多迷恋北京的西方人，必然应该有描写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国内学者赵园曾指出：“尚未闻有一本题作‘北京’的长篇小说出诸欧美作家之手。即使如克利斯多福·纽居沪那样有居京数十年的阅历，也未必敢自信能读解得了北京的吧。”诚然，北京并没有和克利斯多福·纽（Christopher New)《上海》相对应的长篇小说，但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欧美长篇作品并非阙如。此处仅举其要，如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 1922)，安·布里奇（Anne Bridge）的小说《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 1932)，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的小说《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 1941)；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游记《北京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1902)；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 1922)；皮埃尔一让·雷米（Pierre-Jean Remy）的小说《火烧圆明园》(Le Sac du Palais d'été , 1971）等等。20世纪初的帝都北京依然古韵犹存，吸引着一大批西方作家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其大写特写。笔者以为，写北京并不一定必须对该城市有着透彻的了解，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正因为文化“误读”而精彩，我们所关注的是他者“建构”怎样的东方帝都形象，以寄托其想像的异托邦。对许多西方作家而言，中国北京主要是一个符号，他们借帝都之题来阐释和发挥自己对文化相异性的思考。

论文之所以选择谢阁兰作为案例，主要是基于其叙述北京城市空间的典型性，以及深邃的文化相异性思考。谢阁兰的声名虽然在中国并不显赫，但却在世界文坛中享有崇高声誉。著名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盛赞谢阁兰道：“难道你们法国人不知道，唯有谢阁兰方可入选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曾对东西方美学、哲学做出创新综合的作家？……你们可以用不到一个月就把其作品读完，但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近年来，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谢阁兰在中国的声誉日隆，中国学界也开始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并给予其高度评价：“他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从不坐井观天，蔑视或盲目崇拜一种陌生的文明，而是带着冷静的目光进行顽强的探索……他涉足异国异域，并非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为了获得新的感受和认识，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同时也把对异国文明的认识当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

二

1909年6月19日，谢阁兰在途经多个中国城市之后抵达北京。关于这段旅途，谢阁兰在1910年寄给音乐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30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谢阁兰通过对比香港、上海、汉口、北京等城市，着意凸现北京独特的文化异质，以该城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象征。自此到1917年，谢阁兰先后任法国公使馆的译员、军医、考古领队等职，寓居北京等地达七年之久。

谢阁兰描写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1923年出版），作品中主人公有两位：叙述者“谢阁兰”及其汉语教师勒内·莱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贵胄学堂的老师，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法国人）。现实中的谢阁兰，确曾跟随法国使团进入紫禁城拜见年幼的皇帝溥仪；而莱斯也有其人物原型，即作者1910年在北京结识的法国青年莫里斯·鲁瓦（Maurice Roy),鲁瓦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并颇为熟悉首善之都的风土人情和官场内幕。因此，我们可以说《勒内·莱斯》是一部“建立在与现实紧密相连关系上的小说”。叙述者“谢阁兰”向往紫禁城“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深入这个“神秘御苑”（作者最初拟定的小说题目），而17岁的年轻人莱斯不但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还是光绪皇帝的朋友，隆裕太后的情人，秘密警察的头目，多次参与宫廷的政治阴谋。在梦幻离奇的叙述中，作者向我们叙述了一个融真实和想像为一体的异托邦（Heterotopias)，这既不是米利耶尔·德特理（Muriel Détrie )所认为的乌托邦（Utopia)城市形态，也不是阿历克斯·休斯（Alex Hughes）所认为的敌托邦（Dystopia )城市形态，而是一个自我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他者城市。小说中的北京形象建立在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集体想像物的基础之上，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张力平衡的结果。

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与乌托邦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是与现实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如海船、度假村、汽车旅馆、殖民地等等。当然，异托邦这一空间形式并不是福柯的发明，因为从中世纪的等级空间，直到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在构筑自己的异托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这一空间理念，他着重论述惩戒力、身份编码和空间分配的权力，认为这一权力把集体或个人控制在特定空间中，固定其身份，管制彼此之间的交流，进而防止“危险混合”的发生，直到个体被完全驯服。

在《勒内，莱斯》中，北京是一个融真实和幻象为一体的城市，并且在这两个层面上都体现出空间的等级差异。在真实层面上，不仅皇城、满人居住区和汉人居住区有着明显的空间隔离，就连建筑的色彩也体现出封建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边是金碧辉煌的皇城，有着洁白大理石所映衬的红墙金瓦；另一边则是灰色的平民世界，映衬着皇家苑囿更显豪华尊贵。在幻象层面上，最为惊世骇俗的空间差异，莫过于在棋盘一样规整的北京下面，还有一个噩梦般的“地下之城”：“北京并不是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而且，这地下城是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在高达二十英尺且砖石比寻常厚四倍的墙垣后面，一切未知的事物在繁衍剧增，同时，垂直的深渊正在侵蚀着他们的基础：这真是一座地上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使北京的空间中心（紫禁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黑洞。对世间的百姓而言，它是尊严与华贵的皇宫，而对于皇帝，那个“帝国高贵而谦和的囚徒”，皇宫则是他“被献祭的所在”，“被囚禁的地方”，空间等级的隔离管制使他成为“芸芸众生的最悲哀、最乏味的形象和象征”。

在异托邦的众多特征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它常常设置一个开关隔离系统，营造内外空间的等级差异，以控制异质文化的随意进出，所有的文化沟通和交流都必须经过其审核。西方文学中的北京被认为“是一个被城墙、围墙、城门僵硬界定的城市”，并且“圈圈相套”。作为空间封闭的城市象征，其意象最多的当属“门”和“墙”，小说《勒内·莱斯》当然也不例外。在京的欧洲人虽然享有身份特权，但许多区域仍是难以接近的。叙述者“我”渴望进入紫禁城，窥探帝国核心的奥秘，但谜底却“被重重围墙包裹着”，“门并不向我打开”。此外，“我”为了保护莱斯，头一次闯入那些平日难以接近的胡同，还必须假装醉酒骑马为掩护。考察西方文化传统中墙和门，它们都有着深邃的含义：“墙在传统意义上是围住一个空间以保障其免受不祥外力的侵扰。它一方面有限定其圈中领域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有保障其防范的裨益”；“门是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通道。它一方面禁止不纯的邪力进入，同时也是保障有权通行者进出的通道”。从这一层面审视谢阁兰笔下的北京城墙与宫门，它们都成了“禁止”、“封闭”的象征，很少有“通行”、“开放”之意，整个城市空间犹如莲花般层层延展的迷宫。

在小说中，“谢阁兰”宁愿住在外国军队保护区的外面，以表明他的跨文化交往欲望。他以“我的城”命名北京，以“我的宫殿”命名租住的四合院，以“我的瓷器室”（一语双关，又译“我的中国”）命名书房兼文物收藏室。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北京城则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他真正要面对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知道怎样将游人嵌入时间和空间中的城市”，它由网格式的四合院和错综复杂的胡同组成，通过院墙、阁楼、沟渠等多种手段隔离并监控在京的外国人，把他者禁锢在各文化圈中，防止文化杂糅合交流，并对逾越行为加以惩罚，以保持帝国曾经存在的权力秩序。诚如莱斯对“谢阁兰”的多次告诫：“在中国，绝不要忘记你是欧洲人”。“谢阁兰”刚开始还以为这是种族特权，后来才发觉这是阻碍文化沟通的障碍。譬如，“谢阁兰”为了探听紫禁城内部的秘密，几乎穷尽所有的办法：先后尝试从太监、欧洲医生、中国医生等处获取蛛丝马迹，但结果都是白费心机。最后他终于有幸随法国公使团入宫觐见摄政王，却什么秘密也没发现，甚至回家之后，即便对照从欧洲高价购来的北京地图也无法回忆起觐见的路线。在无数次文化交往的努力失败之后，“谢阁兰”终于发现：北京营造了一个环境，在这里，“了解北京风貌和中国文化”一方面被许诺是可以尝试的，但另一方面却始终实现不了，除非向邻居贾尼欧那样在北京居住十年之久，放弃法国身份，取得中国国籍之后方有可能。这也验证了贾尼欧最初的告诫：“我断言只有用中国方式才能跟中国人打交道。否则您是枉费时间……他们不信任您……您从中国人那里根本得不到什么的”。北京对擅自跨越文化疆界的最严厉惩罚便是莱斯的离奇死亡：莱斯固守着文化混血儿的身份，试图在两个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在探秘的历程中虽有短暂成功，但由于他的行为“展示了神圣的秩序和神话内部的令人忧虑的分裂”，“暴露了‘家族秘密’”，最终只能以失败落幕。

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谢阁兰创作《勒内·莱斯》时（1913年11月至1914年1月）的北京并不是一个中心完全封闭的城市。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侵入了许多原本禁入的空间，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北京末日》对此做了详尽描述。在没有来北京之前，洛蒂想像北京的皇城“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处美妙而不可知的最后庇护所之一，对我们而言不可理解，却是人类尚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几近神奇”。但当他看到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北京后，洛蒂却丝毫不迷恋这“空洞的宫殿”，因为“它的秘密已经洞穿，它的神奇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进一步考究，谢阁兰也曾跟随法国使团进入紫禁城觐见幼帝溥仪，那么他为何还要着力描写一个施行严格空间管制，禁止异质文化交流的北京城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基于当时北京特殊的空间管制状况，也深受西方关于中国想像“古老原型”的影响，同时还受制于作者本人的多元文化观。

中国及其首都北京作为西方表现异域情调的他者，有别于其他的欧洲殖民地。正如尼古拉斯·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所言：中国虽然一直是帝国主义觊觎的对象，却从未被殖民者完全占领，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北京政府一直尽最大努力进行抵制，西方人只能以“表现为一整套的要求中国人让步、驻扎和租借的暂时立脚处”来达到自我满足。这一特殊历史决定了西方人在北京的居住和交往受到严格的空间管制。另外，北京外国侨民居住区有着军队的驻扎保护，并禁止中国人入内。他们生活在自成体系的文化圈子中，在使馆区（与整个北京城“格格不入”的“外交官的山中城堡”）过着与中国百姓隔绝的生活。诚如法国公使施阿兰的回忆：“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仅仅是属于公务性质的；我们的社交生活被限于外交使团、海关官吏和教士们的小圈子里。”由此可见，这种管制文化交流的力量是异质文化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北京的西方人虽然处于双方文化对峙的前沿阵地，却也是空间约束最严格的地带。因此，西方对北京的叙述建构具有鲜明的空间管制特色，就连小说的叙述者“谢阁兰”本人也有管制文化交流的潜意识，开篇伊始，他就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的两位汉语教师（八旗汉民王先生和比法混血儿莱斯）在自己的居所见面。

另一方面，中国北京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异域情调的代表城市之一，具有神秘的诱惑力。西方人更看重北京的过去，而不思未来，恨不得北京人的生活状态还是明末清初，这正符合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作为原始、作为欧洲古老的原型以及作为欧洲理性发展源泉的富饶之夜，东方的现实存在无法挽回地退缩为一种典型的化石作用”。关于这一点，谢阁兰有着很清醒的认识，1911年1月6日，他从北京写信给德彪西说：“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梦幻中的中国。我抓住它，一口咬住。”为了能够在西方人心中延续这种相异的魅力，文学叙述中的北京必须保持过去的传统，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于是，西方人想像中的北京成了一个魔幻的东方帝都，因其神秘而诱人，因其严禁擅入而给人深入的渴望。北京的开放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个悲剧，魅惑的传说因为面纱的揭开而丧失殆尽，这也正说明“重构已经衰朽破碎的东方‘真理’的西方作家是以一种父辈口吻伤悼真正东方的逝去”。小说最后，当清王朝被辛亥革命颠覆后，梦幻的北京不复存在，“我”很快离开了北京，它不再是“梦想之境”，“我”甚至怀疑自己曾渴望进入这座城市。由此可见，谢阁兰“对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全无兴趣，他唯一的关注，便是如何保存中国的过去”，他把北京皇城想像成禁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异域情调的怀古倾向。

关于谢阁兰的多元文化观，我们可以在其理论著作《论异国情调》中寻找答案。在该书中，谢阁兰倡导“差异美学”，赋予异国情调以全新的含义。在他看来，异国情调是对非我的承认，对差异和杂多的认识，是一种构想他者的能力，是自我面对深感距离的客体冲撞所激起的好奇反应。谢阁兰将异国情调按时空分为两类：时间形式的异国情调可见于过去（历史性的），或见于未来（想像式的），但他真正感兴趣并愿意大力发展的，是空间中的异国情调。在这空间的异国情调中，谢阁兰最看重文化他者具有的不可穿透性，认为“从这不可深人性佐证出发，不要自我吹嘘同化风俗、种族、民族和他者，相反要庆幸我们绝不能做到这一点”。在谢阁兰心目中，中国作为西方绝对的他者，拥有着亘古不变的异国情调，是其最好的创作对象。1908年5月，谢阁兰在致友人瑞·德·高尔蒂埃的书信中说：“到了中国，处理的将是截然相异的材料，对这浓重的异国风物，我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可以看作是谢阁兰之所以选择中国作创作题材的明确宣言。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勒内·莱斯》便是一部空间化异国情调的杰作，谢阁兰所感知的北京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物质的有形空间，更是一个理念和想像的文化空间。“他者的不可穿透性对他而言丝毫不是攫取的目标，而是快乐和丰富自我的源泉”，所以谢阁兰将普通外国人和中国平民不可进入的皇城称为“内部王国”(dedarns)，在其心中，这是空间性异国情调“不可穿透性”的象征，也是人类跨文化认知的极限体现。

结语

综上所述，域外作家对北京城市形象的塑造是历史事实、文化传统和个人想像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诚如英国现代学者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所言：“西方文化本来就有利用想像性空间的倾向：如国家、大地、帝国、天城等”，作为异托邦的帝都北京，对西方作家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它是融真实和想像为一体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异，并充斥着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谢阁兰笔下的北京城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具现，小说《勒内·莱斯》以西方城市模式的外来逻辑来建构北京空间，借以表达作者在北京找到的回应其内心思考的创作灵感。

作为异托邦的现代上海——以马尔罗、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为例

摘要：在中国作家笔下，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上海是最西化、最摩登的城市，但在域外作家笔下，现代上海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城市，一个充满异域情调、荒蛮、原始的异托邦。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和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都以发生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为背景，采用东方主义的叙述策略诠释上海的城市空间和文化异质。现代上海的域外形象，集中体现着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想像的异托邦传统。

关键词：异托邦；现代上海；马尔罗；横光利一

中国作家笔下的现代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最摩登、最具异国风情的城市，关于上海的记忆和想像融入了大量异域文化因素，对此学界已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比较而言，域外文学中的上海形象研究却处于发轫阶段。在外国作家眼中，上海也具备典型的异质特征，但这种相异性不是中国作家所认为的摩登、现代，而是西方正统文化的反面——堕落、蛮荒、混乱、放纵，上海几乎被视为东方异教的罪恶之城。本文从城市异托邦的角度，以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状况》和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为案例，梳理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上海形象，并进而发掘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想像的异托邦传统。

一

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称为活着的最伟大和最奇特的作家(1976年）。马尔罗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六部，其中有两部以中国城市为背景：《征服者》(Les Conquerants, 1928）描写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另有中文译名“人的命运”等）描写上海的工人革命运动。后者代表马尔罗创作的巅峰，曾被戴高乐将军视为最美的现代小说，并于出版当年获龚古尔文学奖。

《人的境遇》描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军攻抵上海，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之间的矛盾，国际金融寡头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以及蒋介石对工人血腥镇压时的悲壮斗争。故事从1927年3月21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小说关于上海的叙述大多出现在夜幕笼罩之下：“巷子里剥蚀的墙壁从荒凉的暗处脱颖而出，一动不动的光柱烘托着壁上的种种斑痕。从这光柱里流泻出来的仿佛是永恒的污垢。正是在这些墙壁的荫庇下，生活着五十万居民：有纺织工人，有自幼便日日操劳十六小时的民众，有患着溃疡、染上脊柱侧凸病、忍饥挨饿的人群。”随着残酷斗争的展开，小说所呈现的现代上海犹如一个可怕的监狱，充斥着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大片拥挤在一起的模糊身影，经受拷打时的声声惨叫，令人窒息的孤独，等待被扔进火车锅炉活活烧死的恐惧……

关于《人的境遇》是否真实描写了当时的上海，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断言这就是一篇关于上海起义的报道；另一些人则声称它与中国革命毫无关系，至多是歪曲了上海工人起义。关于马尔罗是否真正参加了上海工人革命，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而在世的马尔罗则对此保持缄默。随着资料的发掘，现在可以确定马尔罗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只在香港、澳门、上海等城市作过短暂的停留。1934年，马尔罗在给埃德蒙（Edmond Jaloux )的书信中谈到《人的境遇》：“对我来说，这本书从根本上是一出意识的悲剧”，“人不会像认识世界一样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梦中的怪物”。据此，我们可以断定：马尔罗的这部小说并非是对上海状况的写实，而是借上海的革命运动来探索人性，借以表现“存之于心的一种图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理、一种人生观与人生态度”。

为了渲染异国情调，马尔罗大胆借鉴了电影式的表现手法，通过不断变更时间和地点来自由地切换镜头，组接画面，再加上声觉、味觉的描写，让读者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最为明显的是，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上海形象的套语，如拉黄包车的苦力，吸食鸦片的烟鬼，贫苦的大众，菜色的脸，成群的娼妓，等等，而这些陈词滥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大为流行，也“正是通过一些如此贫乏且陈旧的异国情调的符号，马尔罗就这样创造了中国景象的一个范式，在法国人眼里，这比真实更要真实，正如同他们的巴黎祖先在面对孟德斯鸠臆造的波斯人时表现出的虔信一样，他们认为应该‘承认这个背景看起来非常中国化’”。与异国情调相匹配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外国人或混血儿，甚至武装暴动的总领导人卡托夫也是俄国人。主角中唯一的中国人陈，是一个由西式教育培养起来的孤儿，他的教父（法国教授吉佐尔）认为：“除开性欲，也许陈已不再是中国人了。”这就意味着，陈身上除了最原始、本能的部分外，已经彻底接受洗礼，“进化”为西方人。由此可见，在马尔罗看来，上海作为“东方大舞台”，在台上表演的主角，并不是“土著”（中国人）而是“他者”（西方人）。

小说题名“人的境遇”语出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群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为了营造帕斯卡尔设想的氛围，马尔罗不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着力，还在语言层面上大量使用孤独（la solitude)、焦虑（angoisse)、死亡（amort)、荒谬(absurdité)、痛苦（douleur）等词语，而表现光明的词汇如光亮（la lumiere)、平静（calme)、解放（se délivrer）等则寥寥可数。此外，小说中还出现许多带pas或plus的短语，如陈携带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苏醒后发现自己“支离破碎的身上不再有口袋，不再有裤子，也不再有双腿”(Plus de poche, plus de pantaloon, plusde jambe: de la chair hachée)；克拉比克仓皇逃亡时，他“身上没有护照，也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张船票”(Pas de passe port, et plusassez d'argent pour prendre un biet)。通过这些语言技巧，马尔罗试图渲染人是孤独的，人生活在荒诞的城市里，忍受着孤独、忧虑、恐惧的折磨，想逃避注定不能改变的可悲命运也是荒诞的。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叙述背景，是以文学的方式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像的另一个极端——地狱。西方人幻想中的“地狱是一处狭窄、潮湿、黑暗的监狱样地方，那里只有魔鬼与失去灵魂的丑类……那些受诅咒的人相互残害、折磨，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罪恶注定在此遭受惩罚。他们是绝望的，被复仇与贪婪的魔鬼追逐着，根本无法逃脱……”仔细审查《人的境遇》中的人物，大多是在地狱中挣扎的“灵魂”，他们昼伏夜出，嗜血暗杀：有长着酒糟鼻、歪嘴的恐怖主义者（帕索兹），有面孔呆滞、身貌畸形的暴动领导者（伏洛金），更有着充斥上海的刽子手，如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库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等。马尔罗用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叙述上海的城市文化，必然无法摆脱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影响，小说所展现的蛮荒上海正可以代表西方人想像中的地狱形象。

二

同西方作家的感受相似，日本作家也从现代上海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试图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化”进程加快，开始步入帝国主义时期。与此同时，上海则逐渐取代东京（毁于1923年大地震）成为远东最具世界主义的城市。许多日本知识人慕名游历或考察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现代上海，这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真实与虚幻杂糅的背景，诱发其内心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冲突。现代上海对当时许多日本知识人而言，已经幻化成异域“支那”的一个浓缩景观，是一个东方主义的“他者”（“她者”）。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日本学者酒井直树认为：横光利一的《上海》“成功地呈现了主体位置在殖民、阶级和人种差异上的感官差异”。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作家。1928年4月，横光利一首次来到中国上海。他在上海期间，不像大多数旅华日本作家那样热衷于追寻古迹，而是深入调查纺织厂、证券交易所以及“五卅事件”的档案，表现出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回国后，横光利一用3年时间（1929年11月到1931年11月），以报刊连载形式完成其第一部长篇小说。1932年，日本改造社将其结集出版，单行本题名为《上海》。作为“都市小说”，《上海》分三个纬度呈现了“殖民地都市”、“革命都市”和“贫民窟都市”的形象。小说以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事件”为背景，叙述主人公参木爱恋土耳其浴室的女佣阿杉，因老板娘嫉妒，阿杉被解雇。随后，阿杉惨遭日本暴徒玷污，沦落风尘。参木转职日本人开办的纺织厂，倾心貌美的女工、共产党员芳秋兰。在“五卅事件”中，参木两次救出芳秋兰。故事最后，芳秋兰在暴动中消失了，盛传因战友怀疑她与日本人勾结而将其暗杀。参木也被当局怀疑是暴动分子，不得不藏匿在阿杉的住处。

学界普遍认为，《上海》是横光利一新感觉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新感觉派标榜作家的主观意识，“所谓新感觉派的表征，就是剥去自然派的表象，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所谓主观，是指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所谓认识，就是知性和感性的综合体”。鉴于此，横光利一努力在作品中将现实的上海“陌生化”：“我想写的不是上海也不是哪儿，只是一个满是尘埃的不可思议的东方城市。”在作者的感觉中，社会是不稳定的，人心是险恶的，道德是混乱的，人生充满了不如意，表现在《上海》中：参木深爱着土耳其浴室的女佣阿杉，可是她却被玷污并沦落风尘；参木理解共产党员芳秋兰，却被当局误认为通敌分子；芳秋兰是有勇有谋的共产党员，然而，由于与参木的接触，竟被同志杀害。在小说结尾，上海因五卅运动（横光利一称之为“欧洲和东亚的第一次交战”、“一场未完的大混乱”）的冲击陷入混乱和物资匮乏，横光利一借参木之口说：“到了明天，日本的陆战队登陆的话，就像以往的暴徒被镇压那样，整个城市又会平安无事吧。”由此可见，虽然横光利一在作品中挖掘人性的丑恶，努力捕捉人类冥冥之中的宿命，但《上海》这部小说比起作者的其他新感觉小说来看，“多少运用了通过主观感觉不可能透视的现实的力学，使之含有社会小说的某些分子”。横光利一企图以个人情感和体验为中心，通过街头暴动、工厂罢工等不安定的生活，来透视社会秩序的崩溃现状，努力对异域上海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呈现其东洋与西洋、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杂糅共处的混乱景观。

众所周知，声光化电等摩登景象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司空见惯的内容，但作为该派主将的横光利一虽然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新感觉派的表现手法，所呈现的上海形象却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所描绘的摩登都会截然不同。横光利一专注于描写上海“充满鸦片鬼和妓院的贫民窟”，呈现的城市是黑暗、贫穷而肮脏的“地下世界”，是狂暴、荒诞和混乱的远东“魔都”。小说开篇伊始就这样描写：“坍塌的红砖街道，在那狭窄的小巷里，穿着长袖黑色服装的中国人群，像海底的海带一样充斥着、沉淀着。”从比喻中可以看出，横光利一将中国人视作“他者”而边缘化，甚至物化。与此同时，横光利一还努力营造一种扭曲的间离效果。譬如，作者描写纺织厂的骚乱：“在甩动的头发的波涛上，发髻上的插花疯狂地逆转。映着火光而闪亮的耳环集合像腹部翻白而浮上水面的鱼一样沸腾着。”他将女工物化成一系列的意象，用一连串的物理学术语，把有组织的罢工看作非理性的机械运动。此外，《上海》中多次出现肮脏的河流、贫民窟、胡须浓密的印度巡捕、浑身汗臭的中国苦力等意象，这里既有灯红酒绿，让人醉生梦死的舞厅，也有条件恶劣，摧残人身心健康的纺织工厂；各色人等（亡命徒、淘金客、乞丐、娼妓、苦力等）从世界各地涌进现代上海，宛如梦魇中的城市鬼魅，使这里聚合了远东殖民地的所有罪恶和欲望。这些局部表征叠合起来隐喻现代上海的整体形象：一个阴森诡秘、光怪陆离的东方迷城。

另外，《上海》虽然比《人的境遇》更进一步，以中国女性作为主角，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还是囿于帝国男性与殖民地女性之间猎奇、艳遇的框架。女主人公芳秋兰是一位才貌双全的上海女性，作为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既洋溢着传奇色彩，又充满着异域风情，体现着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支那美人”形象。芳秋兰第一次出场时，舞厅中的日本男人都在注视着她。当她在舞池中旋转时，其眼波让在一旁谈论的日本男子联想起中国诗人徐秋涛《美人谱》中的一句诗：“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后来，当男女主人公约会时，芳秋兰身上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中国风情：穿着古色古香的蓝色皮袄，坐靠在紫檀木雕椅上，手中摇着檀香罗扇——一派古雅浪漫的异国风情画，端庄而诱人。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所说：“东方主义是一种男性统治或父权制（patriarchy）在不同领域中的同类实践：按惯例，东方被描述为女性的（feminine)，她有着旺盛的生殖能力、她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人、妻妾（harem)、暴君——在情色上极有迷惑力的——统治者。”对于身受中国汉文化影响的日本知识人而言，古典诗词中的美人形象沉淀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构成他们对中国女性的期待，芳秋兰形象的渲染便是这一审美心理的集中体现。

三

1984年，福柯在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在1967年写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他空间(Des Espaces Autre)，这篇文章是他在建筑界的演讲稿。福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s)，该概念与乌托邦（Utopia)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如花园、迪斯尼主题公园、海船、度假村、汽车旅馆、殖民地等等。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这些地方往往是独立的、超然的，即使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于现实，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从这个角度我称其为异托邦。我相信，在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有一些相关联或相同的经验，即镜像经验”。当然，异托邦这一空间概念并不是福柯的发明，因为从中世纪的等级空间，直到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在构筑自己的异托邦——既在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正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阐述的哲理：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他统治下的无数城市，整个叙述过程就是一个隐喻——作为异托邦的城市是一个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地方，在这里，真实的空间和想像的虚妄相互交融。

就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言，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的异托邦描述当首推《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所带来的关于中国城市的正面宣传或隐或显持续了数百年。譬如，1588年，季奥瓦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 1540-1617）出版影响很大的论著《城市的伟大》，他从《马可·波罗游记》等作品中了解中国城市的知识，对中国城市规模之大与为数之多，中国城市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职能上的不同，有着深刻的印象，并连篇累牍地进行对比。但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对东方城市的想像开始从赞颂转向贬斥，体现着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落后农业文明的负面评价，如落后、蛮荒、混乱、堕落等等。诚如英国学者卡巴尼（Rana Kabbani）所述：“欧洲关于东方的叙事，不断处心积虑地强调所谓不同于西方的性质，从而将东方置于某种万劫不复的‘他者’地位。在欧洲叙述东方他者的众多主题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反复强调东方是一个纵欲堕落的地方；二是强调东方的内在残暴性。这两类主题出现在中世纪观念中，并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地重复叙述到今天。其中19世纪这两类主题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19世纪东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立。如果能证明东方人是懒惰的、淫荡的、残暴的、混乱而无法自理的，那么帝国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入侵与统治是正义的。”就城市文化与异托邦想像而言，尽管在欧洲城市史上，特别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城市是自由、民主、秩序和道德的象征，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城市描述却从天国乐园下滑为人间地狱。而这一负面形象的最集中体现便是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现代上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许多西方旅行者将其称作“东方巴黎”，除去“东方主义”的含义，该名称足以证明上海在西方流行想像中的国际含义。外国势力的渗透使得这个城市像一个纷繁的东方大舞台，各色外国冒险家和流亡者先后粉墨登场，舞台虽然只限于一个城市，但却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随意翻看描写上海的域外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遇见如下人物：英国商人、法国财团寡头、美国士兵、日本浪人、落魄白俄、菲律宾妓女、佛拉芒人、葡萄牙人……这些恰好符合西方人对殖民地人种杂糅的想像。与此相对应，上海的空间杂糅现象也十分显著，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上海文学中的都市空间意识与上海本身的殖民地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主要体现为对于空间分割、差异空间的对立与并存以及跨越边界的强烈体验。”在这里，差异空间主要是指上海的租界。租界是世界城市史上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它是西方与上海本土争夺空间的战利品，是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相互碰撞的结果。比较而言，上海与北美、澳洲和非洲的殖民城市不同，后者是在外来文化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城市租界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官方的排外，另一方面也来自普通大众对“洋鬼子”的恐慌和敌视：如果清政府准许外国人“进入旧城市，任其租房买地，与中国居民混合居住”，“就能完全避免日后‘租界’的出现。”租界在域外文学中的作用便是把上海的都市空间分割成风格迥异的区域，使之成为一个魔方空间或马赛克城市，漫游上海犹如跨越多国旅游。在这样一个人种杂交、空间杂糅的城市中，各色人等受利益和欲望驱使，疯狂地争夺其生存和享乐空间——整个城市不再有井然的秩序，混乱、蛮荒、放纵成了其突出的标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读者在阅读异域作家的上海叙述时，应留意其作品间明显的互文性。马尔罗的描写可以参照基希、爱狄·弥勒、克利斯朵夫·纽等欧美作家的作品：捷克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1933)所描写的上海使人联想到狄更斯时代及其小说中伦敦的地下世界；美国作家爱狄·弥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6)将上海视作西方倾卸罪犯和渣滓的“恶之花”；英国作家克利斯朵夫·纽《上海》(1956)以爱恨交织的笔触描写一个混乱、堕落却也充满机遇的城市。横光利一的《上海》则可参照大正年代（1912-1926)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谷崎润一郎的《上海见闻录》以及昭和年代（1926-1989)初期村松梢风的小说《魔都》等作品。尽管域外作家的上海叙述难免流于误解和肤浅，但这些作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将复杂诡秘的上海视作异域传奇的背景，将上海描述成畸形的国际大都市，繁华而又光怪陆离的外表与贫困罪恶的内里形成巨大反差，在这里享乐和肮脏共处，既有参天大楼与霓虹灯的摩登，也有妓女、赌场、鸦片的颓靡——这也正是“魔都”的妖冶魅力所在。

王德威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中曾说：小说之类的叙事文体，“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这一看法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不谋而合。对于描写城市的文本而言，其叙述往往掺杂着想像成分，也多少受制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该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对城市空间的描述是一种精心选择或回避的结果，作者总是特别关注一些地方和事件，而另外一些地方和事件则被巧妙地排除于视野之外。上海那些强烈吸引中国作家的现代特征，或者被外国作家所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与中国作家笔下的摩登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在外国作家的叙述中，上海则是混乱、堕落、邪恶而又残暴的城市，“上海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在上海，道德简直是毫不相干，或者毫无意义，这是连一个不速之客也能体会到的气氛”。因此，域外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双向陌生”的城市：外国人感觉陌生，因为有符合传统想像的异域情调元素；中国人也感觉陌生，因为这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上海体验。

“天国咽喉”——论近代天津文化中的外来因素

摘要：近代天津是中外文化碰撞最为激烈、复杂的城市之一。随着九国租界和现代工业的崛起，外国人眼中的天津形象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基督教会的渗入和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以文艺中的话剧和文明戏最为突出。

关键词：“天国咽喉”近代天津 外来文化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北京和上海分别是这两种城市的典型，而在近代崛起的天津则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北京学”和“上海学”已逐渐成为显学，相比而言，对天津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

其实，从近代中外文化碰撞的激烈程度来看，天津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显得最为复杂：北京因是“首善之地”，必须限制外来势力的扩散，上海则因远离京都，更具世界主义因素。如果说北京是“中华帝国的核心”，上海是“现代中国的钥匙”，那么天津则当之无愧为“近代中外文化碰撞的咽喉”。和北京、上海相比，天津的近代化在中外两股势力的夹缝下，显得更加畸形、独特，也更具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外国人眼中的天津形象，教会渗透下的教育和报刊事业，民俗和文艺中的“舶来品”三个方面，探讨近代天津文化中的外来因素。

一、外国人眼中的天津形象

自元以来，天津便以“河海之冲”和“畿辅门户”著称。明清时期，天津由一个军事据点和漕粮转运中心，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的新兴商业城市。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天津作为“首都门户”、“天子渡口”的形象也逐渐为世界所知。

《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最早向西方传达了天津的形象——“天府之城”。1655年，荷兰使者取道天津去北京。他们不仅绘制了天津地图，还评价天津为中国的三大港口之一，“人口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经天津访华，对天津有了进一步了解：“‘天津’二字可以解释为天上境界，据称此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空气干燥，阳光充足。”天津繁荣的商业景象再次引起外国使团的注意：“坐在船上航过天津，感觉这个商埠非常之大，有些观察家认为天津的长度相当于伦敦”。尽管天津的商业繁盛，但在西方使节看来，天津形象中的“天”（天子／京师）占有更大比例。并且，这一“卫城”形象随着列强的入侵更为明显。1835年，英国商人林赛写信向英国外相建议：“天津距北京不足五十英里，我们在天津所造成的惊恐，大可逼迫‘满清’政府早日结束战争。”19世纪中叶，英国人亨利·诺曼来华，其游记对天津的记录虽只有数言，但却鲜明地勾勒出“卫城”形象：“只要你安全到达天津，你就会立即问北京离这里还有多远，你又该怎样到达那里。……真是谢天谢地，我终于在一个明媚的周日的早晨大约七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天津，那里的街道狭窄、肮脏而喧闹。”直到九国租界和现代工业的崛起，外国人眼中的天津形象才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

天津被迫开埠之后，作为畿辅屏障和对外交涉中心，其重要性渐渐超过了较早开埠的广州和上海。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不但有权力代表皇帝接见各国使节和签订条约，还统帅清朝庞大的新式海陆军。鉴于此，英、法、美等列强纷纷在天津开设租界。八国租界占地23300余亩，是天津旧城的八倍，为中国近代史之最。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列强威胁京城、掠夺天津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展示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窗口，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

开埠伊始，天津一度被外国人视为中国“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随着西方经济的渗入和洋务运动的展开，天津率先于全国步入近代化。租界建设为天津树立了城市环境的样板，不少中国居民也迁至租界居住，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天津城市形象的改观。1888年11月3日，《中国时报》刊文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进入20世纪，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枢纽和金融中心，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固然这种繁华是畸形的，但天津的独立形象已逐渐形成，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可见一斑：“关内外铁路加上水运之便，使百货集散于此，通商状况逐年趋于繁盛。现在，它的繁华程度已经超过了北京。……宛然成为欧美式的小都市。……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此外，天津的繁华形象也体现在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中。英国作家布莱·鲍尔在《天国之滨》一书中，从孩童的视角叙述自己在天津的生活，向西方人讲述了“天国之滨”的浪漫与神秘，饱含怀旧之情。英文书名“the ford of heaven”有多重含义，既暗含作者中国保姆讲述的“天子渡口”故事，也隐喻这一城市是中西势力碰撞的咽喉要地，不过，更明显的则是指对天津河岸、海滨、湿地等“天堂乐园”的童年记忆。此外，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来津时，也为这里独特的都市空间所感染。在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他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进行创作，认为“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

二、教会渗透下的教育和报刊事业

近代天津不仅拥有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还出版了闻名全国的报纸，而这些都与西方教会的参与有着重要关系。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媒介，基督教会虽然和中国文化有着激烈的冲突（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但同时它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体现着“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基督教会在天津传教的同时，先后创办学校、报刊、出版社、图书馆，组织翻译西学书籍，使西方近代先进文化在天津传播开来。这里主要论述教会渗透下的天津近代教育和报刊事业。

教育1861年，美国公理会最先在天津建立基督教堂。此后，英国圣道会、法国天主教等纷纷来津传教，并于1864年成立中华基督教会。为了收买人心，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伦敦会则设立“养正书院”等圣经学校。1902年，“养正书院”迁至北京后，伦敦会又在原址开办以西方初等和中等学校教材为主要讲授内容的“新学书院”，这是外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第一所具有近代教学内容的学校。

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青年会。该会不仅在天津开办“成美学馆”(1899）等学校，专门接收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还提出“接近中国文化人”的主张：一方面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在该校学生中进行“感化”活动，另一方面则深入那些仰慕西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教。结果一批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张伯苓等人，加入了基督教，从而增加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一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势力渗入。

与洋务派开设的军事、科技和医学堂相比，教会参与的教育事业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颇具特色的女子教育为例，教会开设的女子学堂，教员大都是能说中国话的西方人，学员中有不少中国女青年，优秀者还能够被送往国外留学。虽然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亲西”青年，但在客观上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女性的觉醒开拓了可行的途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天津的近代教育成绩显著：“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报刊 天津近代的报刊事业也有着教会势力渗入。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该报最先为英文周刊，由天津印刷公司发行，撰稿人多为传教士中的“中国通”，如丁韪良、丁家立等。《中国时报》最有特色的是专门译载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他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一般消息”，因此被列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与此同时，该印刷公司还发行天津最早的中文报纸《时报》，主编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此外，近代天津两份著名的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也有着很深的教会背景。1902年，天主教徒英华在法租界创办《大公报》，该报的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然而，股东则是依附于天主教的资本家以及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1915年，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创办《益世报》，在“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的同时，传播天主教义。据资料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在津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有着教会背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报刊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重要作用。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免费供市民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到30年代初，天津有中、英、法、美、苏、日等国的通讯社近30家，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有一份报纸，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繁荣的报刊事业在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中心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质。

三、民俗和文艺中的“舶来品”

民俗 一般而言，晚清西俗传入中国有四条渠道：洋货带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和出洋考察。天津开埠之后，中西异质文化在此地激烈碰撞。外国冒险家、商人和侨民不仅大量兴建欧陆风格的建筑，形成“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盛况，还带来了异域的民俗，如咖啡、鸡尾酒等饮食方式，戏剧、赛马、交谊舞、网球等新的娱乐和体育方式。

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民族可以通过接受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来增加自己的文化遗产”。面对迅速涌入的欧风西俗，天津人从焦虑、排斥，到认同、接受，甚至开始下意识地追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天津民俗出现了中西交融的景象。举凡衣食住行、游艺娱乐等，无不体现出西俗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看，欧美风俗已经构成了天津民俗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开埠不久的侨民赛马活动为例，每逢赛事，“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19世纪80年代以后，天津的一些流浪艺人，开始把侨民带来的世界名曲掺杂到自己的演出里。到了90年代，在市民经常出入的杂耍馆子中，除了经常上演大鼓书、相声外，还添加了“外洋灯影”，即早期无声电影，以广招徕。此外，受西方婚丧民俗的影响，天津名流李叔同、刘春霖等人破除繁文缛节的旧习，主张丧葬节俭；青年男女则冲破“父母之命，媒如之言”，看电影、逛公园的恋爱方式逐渐流行。

文学 天津开埠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出版业的兴盛，一种以时事逸闻、随笔小说等消遣内容为主的小报颇为流行。文学创作为适应市民的阅读趣味，描写市井生活的言情、武侠等白话小说广泛流行，从而出现一种斑驳杂乱、诙谐夸张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特征。

天津最早的世界文学活动出现在租界社交场所，以《中国时报》主编米琪组织的文学辩论会最为著名。该辩论会每周一次，主要讨论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虽然参加的中国人寥寥可数，但却为天津引入域外文学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生活在天津的许多作家，包括一些文学青年，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尽管他们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下满怀“羞辱和愤怒”，却不愿离开商埠口岸，甚至租界，因为这里能够提供种种生活便利和安全庇护。在霍米·巴巴所谓的“杂种文化”环境中，他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接受着西方文学和现代文化：在租界的西文书店里，淘旧书，买新书，分享世界文学；借助《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庸报·另外一页》等报纸副刊，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将其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作家的文学创作比其生活方式（如喝咖啡等）还要西化，他们阅读西文书报，并从中节选翻译，大量的翻译文学帮助营造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空间。

近代天津文艺中的外来因素最鲜明体现在话剧上。天津最早的话剧演出是由侨民组织的。他们为了丰富娱乐活动，组织了具有一定水平的业余剧团，在冬季演出，剧目有《我们的孩子》(Our Boys)、《日本天皇》(The Mikado)、《忍耐》(Patience)，以及1878年英国流行的喜剧《英国皇家军舰平纳福号》(H. M. S. Pinafore)。1885年5月，英国汉弥尔顿戏剧公司到英租界的兰心戏院演出，该剧团是最早到天津演出的外国职业剧团。

1908年，王钟声率“春阳社”自沪赴津，演出“南方话剧”。次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该校成立南开新剧团，演出其自编自导的《用非所学》，开“北方话剧”之先河。此后，话剧在天津逐渐兴起。1916年，留美归来的张彭春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和专职导演，先后组织演出易卜生、莫里哀、王尔德、果戈理等人的名剧，轰动一时。此外，社会性的剧团不断涌现，多达几十个，并出现一批著名演员和导演，如曹禺、焦菊隐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以后，天津还兴起了一种“杂交”戏种——文明戏，该剧种的出现说明：“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个群体内接触可能会产生全新的形式”。文明戏以话剧为基础，吸收了戏曲（主要是京剧和梆子）的表演程式和唱腔；内容以时事为主，很受群众欢迎。1920年，天津出现第一个文明戏班——警世社，从此文明戏日渐发达，在三十年代发展到高峰。

结语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文化、风俗、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从这一角度审视天津的近代文化，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外来文化的侵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天津在继承传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杂居融会。近代天津文化的繁荣，是中外多种文化因素混合发展的结果，虽然有人曾对“不伦不类”的新生事物表示鄙夷，但历史证明，它们正是津门文化发展的现代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