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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期，历史的更迭让一直以来处变不惊的北京人也感到眼花缭乱了。日本人投降后，刚刚以胜利者姿态“人驻”北京城的国民党军队，不到四年便“解甲献城”输给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多年犹如白驹过隙，此间，北京经历了一系列新与旧的交替更迭。

日伪占领时期的北京城是一段灰色的历史，此时在京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在一些国际友人的眼中，“北平二百万市民，对这个北平城里的‘大日本帝国’压在自己头上的殖民统治，又愤怒又悲伤，又反抗又绝望。他们内心深处，虽然也隐藏着总有一天会从这种境地摆脱出来的淡薄的希望，但为了维持自己眼前的生计，只好勉勉强强地跟随着日本人的后面走”。

了解此时北京的域外形象，可以参考日本工程师山本市朗的日记。山本市朗于1944年来到中国北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虽然“文革”期间，他曾被当作“国际间谍”逮捕入狱，过了五年半的监禁生活，但出狱后，仍留在北京工作，丝毫不减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其日记的日文版由岩波书店出版，是1981年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它以作者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时代以及解放后的北京风貌。

在来北京之前，作者耳濡目染日本战争机器的宣传，对北京当然没有什么好感，即便是第一次看到北京，也将其与“支那”风情联系在一起：“通过北平的城墙进入外城，郊外路旁柳树荫下，零散地摆着撑白色布篷的茶摊，羊群在河边的草地上静静地吃着草。到前门火车站，一进车站广场，我们就从宁静中被抛进了当时中国城市独有的、像海涛般声音的大漩涡之中，高尖的叫卖声、招揽客人的呼喊声，混着大蒜味和汗臭一起扑来。”

然而，作者很快就发现了北京的迷人之处，“北平虽然挣扎在苦恼中，但一般平民的生活，却有在青岛和烟台所看不到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气息。我沉浸在天桥的平民娱乐场所里，夜里一家一家地品尝着饮食摊上的不知名的食物”。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本战败，国民党对北京的接管和近乎疯狂的掠夺，北京的民生日益凋敝下去，作为局外人的山本市朗也看得很清楚：“北平虽说是消费城市，但原来多少还有点小工业，拼命挣扎，维持着生产。在国民党接收后的暴政下，半年之间有的停了产，有的破了产，儿乎全部处于瘫痪状态。”

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Derk Bodde, 1909-2003）记录了北京在解放前夕的情况。1948年夏天，德克·博迪根据弗尔布赖特计划（把一些美国人派到美国的战争同盟国去教书、搞研究）回北京时，“有一种回老家的感觉”，因为他曾经于1931年到1937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过。在北京被围城的时候，他坚持记日记，这部日记“从一个城市，一个在这一年中的许多事件焦点的城市的角度，所记下的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年的片断”，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作者也自信道：“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有和我这本北京日记一样的记录。”

博迪对北京的建筑和文化地位有着很高的评价：“北京城至今仍然是城市建筑设计的卓越的典范……北京城又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她还拥有众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有不少书店和古玩店，有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有一家又一家的餐馆、剧院和工艺品店。多少年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马路上的小贩的吆喝声，婚丧喜事的仪仗队，集市贸易场上的喧嚣，以及寺庙里的各种祭拜活动，早已使她成为亚洲的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了……总之，北京城一直是，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心脏。”可是，面对北京每况愈下的生活环境，博迪感慨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古代文明的崩溃，很久以来，北京一直是这种古代文明的最后的城池。很难相信，创造古代文明的这种生命力竟然已经走到了尽头。”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和日本军队的占领和掠夺有关，还和国民党的接管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时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已经不再像20世纪初那样过着悠闲的“世外隐士”生活。除了“山姆大叔”的子民能够再次“陶醉在北京如画的风景之中，满足于北京生活的‘低廉物价’”，其他的外国人则过着异常拮据的生活。德克·博迪这样描写发生在留京外国人身上的巨大反差：“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奇特的梦。首先，这个城市和11年前我们所了解的北京城市那么的相像，可又是那么的不相像。我们过去所认识的人现在还住在这里，可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简直没法去和11年前相比。那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得宽敞，经济条件优越。可现在他们生活拮据，天天在为将来担忧。……处境更可怜的是那些还留在北京的外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其他一批不是美国籍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来说，尽管他们很穷，至少他们还能找到一份赖以生存的活计；可对这些外国人来说，什么希望也没有，那些能找到出路的，早已离开北京了；那些至今还留在这里的，就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他们中的好些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现在他们几乎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了，他们的前景更渺茫。”（日记标题：9月26日，星期日，“北京是一个梦”）

无独有偶，关于“美国大兵”在二战后北京悠闲生活的描述还体现在美国作家西摩·托宾的小说《北京来信：一部关于中国内战的小说》。托宾年轻时曾是美联社驻华记者，在中国采访内战的消息，对围城时期的北京有一定了解。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北京物价便宜，生活舒适，是他们在自己国内所享受不到的。一位在使馆任秘书的人员能够居住在豪华公寓中，雇佣仆人服务。一位青年外交官有足够的美金挥霍，租一卖身女同居，还有余款前往琉璃厂购买廉价的古玩。小说主人公名埃瑞克·金森，是位在北京研究道教的美国学者，他更是非常迷恋北京的传统文化韵味。

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博迪终于找到了11年前所认识的北京：“大多数北京人，都洋溢着一种获得新生后的希望和乐观”，“总之，我在散步的路上所遇到的那些人，全没有我们刚到北京的那六个月中所看到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神色。他们随时想笑，想唱（新的歌曲相当流行），想自由自在地与人交谈，他们又重新拥有了那份无忧无虑，那份亲切友好的心情。我记得很清楚，在过去的那年代，人们是拥有这种怡然自得，善良友好的心情的，而我们这次回到北京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人们有这份好心情。现在，他们又重新拥有了。”

建国以后，北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近六十年来，为了适应全国局势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北京政府先后多次对北京城进行了总体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规划。

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到1954年间，经过综合中外专家多种方案，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7年又在1954年规划的基础上，对总体研究方案进一步完善。该规划的主要特点是：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的一张“大饼”，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当时，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已经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道路则是环线和放射线结合，从规划图看去，整个北京未来规划颇似一张缜密的“蜘蛛网”格局。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要求弱化大城市的作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间的发展。此时的北京城开始了第二次规划，主要特点是：压缩中心城市的规模，从600万人减少到了350万人，把中心城市这张“大饼”的模式改变为“分散集团式”，中心城市变成了几十个不同规模的集团，同时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伴着改革开放的大潮，198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的第三个总体规划。这次规划的主要特点是：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转移到广大郊区，大大强化了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的部署，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并赋予卫星城相对独立新城的概念，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要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珍贵的革命史迹、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建筑遗址，要妥善保护”。

这三次规划对北京城面貌影响是深远的，其印记不仅镌刻在北京百姓的记忆里，也同样体现在外国人关于北京的印象中。

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

雄雄赳赳，礴礴磅磅；轰轰烈烈，炜炜煌煌。

国风浩浩，文采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

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屹立，极建中央。

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灼烁，万丈光芒。

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

全民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

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郭沫若创作了这首《颂北京》，传达了人民首都童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红色北京成了全球共产主义者梦想朝圣的城市，然而，在对北京日新月异发展赞叹的同时，此时来华的西方人也多有微词，主要针对这里无所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和难以理解的各种行为。下面以时间为序，略举几个案例供读者参考。

1950年，一位法国作家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一篇报告文学。其中写道：他来北京参加国际会议，住在一家宾馆里。一天子夜时分，他被扩音器响亮的声音和锣声吵醒，这是叫北京居民起床打麻雀。北京人认为，麻雀像人类一样，一连几个晚上不得睡觉，它们就会本能地放弃生存斗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麻雀吃谷子，是社会的天敌，所以它们必须被无情地斩尽杀绝。这种行为让这位作家想到一位奢侈的中国皇后曾经让农民杀尽她宫殿里的青蛙，因为它们夜间干扰了她睡觉。1954年，世界闻名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发表新作《北京信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美混血儿，他的美国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孩子返回美国，而他出于爱国主义激情留在了北京，希望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和富强的国家。结果他被新政权迫害得无法忍受，只得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出境，但不幸被击毙。赛珍珠曾经以《大地》等小说热情地歌颂中国和中国人民，而如今也开始诋毁北京的新兴政权。

60年代初期，德国作家克吕格（Michael Kruger）从北京回国后创作了小说《北京，为什么？——一个中国故事》。作品的叙述者“我”，到北京参加一次孔子会议，他看到了一个和传统文化分裂的北京。“我”在北京只逗留了两天，而且仅仅在动身当天的晚上才离开过下榻的饭店，为了去德国大使馆做宣传现实中国的报告。除了自行车、旗帜、毛泽东的画像等这些人尽皆知的东西之外，主人公在北京什么也没有看到。中国的负面形象集中折射在了北京城市上。“我”一踏上北京土地便不由“黯然神伤”，接着便陷入了一种受迫害的幻觉中，因为在机场，“我”的学术报告稿子被取走复印，并且复印的报告不停地改变着标题，再也没有回到本人手中，于是“我”也就没有能够参加会议。与此同时，饭店成了“拷问场”，成为“牢笼”，周围的人不是特务便是敌人。“在这犹豫之海中”，一切都糟透了。关于北京，没有一句正面的话，这个地方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根本不值得外国人去认识：“我在这儿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相反，作者更关注想像中的中国北京，即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城市，它带有“世界之谜”，它是远古的、一体的世界。而现实的中国北京则是一个危险的异国首都。这也许正验证了斯诺1965年北京之行时所发的牢骚：“任何国籍的外国人，没有旅行许可证，是不能离开北京或者允许他访问其他城市的。许可证的颁发和时间、距离限制都很紧……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国际旅行社的向导或者某类官员或干部（党或政府工作人员）陪同他进行事先排好日程的访问。”

另外，法国作家皮埃尔一让·雷米（Pierre-Jean Remy）的小说《火烧圆明园》(Le Sac du Palais dé té,1971)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北京。小说把北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主要的人物都是西方人，如在北京工作的法国专家西蒙·安格拉德，英国外交官大卫·阿伦，荷兰大使让·凡·奥特里克等等。因为文革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他们都被隔离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少能够和外面的中国人接触，如小说中人物所说：“北京、中国，我在这碰不到中国人，而你、你们，我天天碰到。”在北京的外国人只能够仪式性地举行一些涉外活动，如打桥牌、在明皇陵旁边郊游、吃野餐，或者举行外交鸡尾酒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北京成为群众游行的场所，红卫兵也开始干预在京外国人的生活，对那些有“逾越”行为的人进行惩罚：非洲学生摩波托因为有个中国女友而挨揍，摩波托的中国女友则被从北京赶到乡下劳改；贝诺瓦斯和吉洛姆分别找了个中国和缅甸情妇，结果立即被遣返欧洲。另外，小说也以感伤的笔触描写了北京拆毁旧城墙和旧城门的盲目行为，将其改建为大马路，进而接受“这成群的得意洋洋的汽车，这同时是消费社会的噩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美梦”。

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生活面貌是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生活的标准情景：“蓝蚂蚁”般的人流，天一擦黑大街上便杳无人迹，“人们在高墙后面静悄悄地生活”。英国人尼尔·阿谢森这样评价文革时期的北京：“北京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在长安街上，穿蓝衣服的骑自行车的人川流不息，他们的铃铛响个不停。那里没有私人小汽车，电车挤得要命。这是帝国风格吗？完全不是。这是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的地方。建筑物的周围是有一些亚洲式的小四合院的街道。现在只剩下了一些经过选择的几个历史区，如紫禁城、天坛等。”

当然，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此时的北京也有其质朴、可爱的一面。1973年，美国在北京建立了对华联络处，戴维·布鲁斯出任第一任主任，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在北京18个月的经历。初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古都北京是一个“美丽的历史名城”，他对北京和北京周边的主要名胜如紫禁城、天坛、颐和园、长城和明十三陵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地方他都游览了多次。在参观紫禁城时，他写道：“这些建筑如此宏伟以至于无法用语言形容，对于西方人来说简直太奇特了，它们似乎是梦想的产物，除了塞缪尔·柯尔律治，西方人无法想像出来。”对于北京人，他也给予了表扬：“都很整洁而且很有礼貌；甚至孩子都不吵闹”，“无论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女人们的指甲都很清洁，这尤其使我吃惊。她们不涂指甲油也不磨光指甲，但是指甲被小心翼翼地修剪并且不被弄脏”。

北京旧城是中国封建时代国都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封建帝都无法企及的，千年古都的城市风貌和规划历来在西方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丹麦城市规划学者罗斯缪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在专著《城镇与建筑》中评价道：“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北京，古老中国的都城，可曾有过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的先例，比它更庄严、更辉煌的吗？”

美国现代城市规划学家E. N．培根（Edmund N. Bacon)在《城市设计》一书中认为：“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城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处，意图成为举世的中心标志。城市深受礼制和宗教观念所束缚，这已经不是我们今日所关心的事情。可是，在设计上，它是如此辉煌出色，对今日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亨瑞·S·丘吉尔（Henry S. Churchill）坦言，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和巧为构图”，“整个北京城的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得住所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

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西方人将北京古城誉为“奇迹”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为了和“西方现代化”接轨，一段接一段地拆毁北京的城墙，破坏古都的风貌。历史给国人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我们最终认识到断壁残垣乃是“国之瑰宝”。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对北京城墙的描述还历历在目，他用疑问结束全书：“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果然一语成谶言，数十年后，环绕北京的城墙和“内九外七皇城四”的雄伟城门已基本被拆毁。这说明历史文化不必总是毁于兵燹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本人誉为“古都恩人”的梁思成，曾成功地劝阻美军轰炸奈良和京都，终无力保护自己的古都。

1972年5月24日，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城墙已被基本拆尽，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费正清很是伤感：“对于4年以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全北京市民一直在挖防空洞备战，以防苏联的入侵。”1973年，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也看到无数的防空洞：“在北京，人们会经常发现街道两侧横放着大量的混凝土石板。这些混凝土石板是用来在几乎所有新的建设项目中修建防空洞的。与抵御核轰炸相比，这些防空洞也许对于营造士气更为有效。在我们的新房子也将有一个防空洞，我打算将它用作酒窖。”在他们看来，北京城的标志似乎已经由城墙换作了比比皆是的防空洞。

1979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应美国匹兹堡大学邀请代表北京大学出访，并赠送给匹兹堡大学一份礼物——北京城的城砖。北京城砖每块重约14公斤，这两块城砖上面刻有“嘉靖三十六年分窖户王保造”的字样。在赠送仪式上，当师生们得知这两块砖造于1557年时，全场沸腾了，因为城砖制造的年代比美国的独立（1776)早219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第65年。他们为收到这样珍贵而特殊的礼品而欢呼。恰巧，也是在70年代末，一个来自北欧的城市规划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当他们看到北京城墙已荡然无存的时候，问导游：“你们北京的城墙是谁批准拆掉的？”面对导游闪烁其词的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北京只是你们中国的，它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北京城墙拆掉，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生活在老舍时代，天天享受蓝天白云的北京人怎能想到，数十年后北京蓝天的天数是要有指标的。如当代作家张承志在《GRAFFTTI——胡涂乱抹》中所言：“北京还是一个港口，一个通向草原和沙漠的港口。”北京不仅深受沙尘大风的骚扰，后来修建的大量工厂更是污染了空气和水源。

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戴维·布鲁斯批评北京的环境污染道：“北京的天空通常笼罩着像雾一样的气体。控制污染被多次提到，但是我猜想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并不是件迫切的事情。在我们房子后面是一家医院，医院的烟囱上喷出黑色的浓烟，当风吹向我们的时候，这种浓烟弄得我们的窗子和窗台满是灰尘。不远处的化肥厂喷出浓黄色的带状的带有蒸汽的物质。从我的办公室能看到6家冒着大量浓烟的工厂。”

1979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哈里·埃利斯来北京，重点评论了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北部平原上建设起来的北京城也有自己的问题，北京市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不得不戴上口罩来保护自己的鼻子和口腔。几年来，由于北京有组织地开展‘大扫除’运动，市内绿草减少了，因为许多居民把敢于长出地面的草统统拔光了……在我们抵达中国后从北京机场驱车前往市区的途中，我们的向导自豪地指给我们看路旁成行的树木。这些树木是他们认识到北京要想控制住飞扬的沙尘就必须建设绿色林带之后才种植的。”这里透露了新的信息，北京已经开始了整治环境的工程。

3．岌岌可危的古建筑

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一大批西式风格的建筑就在北京出现了。从使馆到军营，从医院到学校，散落在北京的街巷之中。这些建筑有的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能够与北京城市的原有风貌融为一体；有的却是典型的“洋式”产物，多少给古都北京带来了不协调色彩。只是因为这种“洋式”建筑的数量还比较少，不足以对整体的城市风貌构成破坏。经历了文革之后，北京的古都风貌更遭到严重的破坏。

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戴维·布鲁斯认为“不能发现北京仍尚存什么古代建筑是令人沮丧的事情。除了紫禁城、颐和园、天坛和几个其他对公众开放的景点外，现在中国旅行指南没有记载旧的旅行指南提到的许许多多的庙宇、宫殿和游乐场的命运。大多数在战争和革命中被毁，或者为现代住宅区或者办公区让路”。

赫达·莫里逊于1979年来到北京，她看到三十年未见的北京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现在的北京是一个大都市，它正向每一个方向上拓展，占据了过去曾是农业的用地。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现在当你从过去喜爱的景点望去，会看到这样一幅全景：冒着浓烟的高高的工厂烟囱耸立在数不清的高层建筑之中。辉煌灿烂的城墙已被铲除，为了修建城市环线公路，护城河已被填平”。“我在北京度过的岁月是我人生的成长阶段。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有机会目睹了中国往日的风采，那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永远消逝了”。

美国作家大卫·季德于1946年至1949年在北京作为密西根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交换生来北京求学，对北京甚是迷恋。1981年，作者重回北京，看到“在举世闻名的北京城墙的墙基上已建起了快速公路，两旁盖起了新的但并不是很漂亮的楼房”。看到这种情形，他“产生了一种为古老文化惋惜的情绪”。此外，到处是“年久失修的旧屋。原来的北京的特征、店铺的金红色门脸已经消失。居民住宅前和大门上的红漆字被灰浆盖住，甚至北京的天空也变成灰白色”。“胡同里的旧式住宅依然如故，那宽大的门洞只表明早先庭院里的建筑的气派，如今那里到处都搭盖着简陋的小屋和狭窄的厨房，严重破坏了旧式院落的格局。人们聚居在此，繁衍生息，已失去了往日独处的清静景象”。“只有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年轻人五颜六色的衣服给城市增添了不少生机”。

1982年10月，北京举行纪念圆明园被毁123周年活动。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评论颇为尖锐：“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他曾经沿着红军长征经过的线路走完全程，写下了《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索尔兹伯里在《捕捉新北京的故都余韵》一文中表述了他对老北京魅力的独特感受：“旧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座神秘莫测、色调微妙、差别细微的城市。它灰中泛青，褪色的黄围墙内檀木清香缭绕，在朱门绣阁间飘浮。”“这自然是生活中的梦幻，即便在当时也并不存在，其实也许根本不曾有过。但是这种印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能磨灭。我似乎还能够听到深宅大院里的绸衣窸窣声、泉水溅泼声和走在石板地上拖鞋的劈啪声——我想这些都是一种如同蜘蛛网一般匀称精美的文化所发出的声音。”1985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第二次访华，一切恍若隔世一般，他对北京古都风貌的消逝深为痛惜：“12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有一股对于一座未曾见过的城市的强烈怀旧感。而我心目中的北京却久已不复存在了，如果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它被战争风暴和空前浩劫——连年的内战、日本的占领、革命战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行为一扫而光。我想我来得太晚了，整整迟了半个世纪。”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去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而他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

1979年，埃及《今日消息》副主编穆罕默德·坦塔维来到北京，对这次旅行感觉很好：“我没有感到对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我去过北京的主要街道，拍了我想要拍的照片，中国内部生活的形象开始露出它的面貌。在一般老百姓眼中，外国人不再是魔鬼了，过去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被称为‘鬼子’，即外国的魔鬼，这个词已经消失了。当我在街上走着时，发现行人们都微笑地望着我，如果我问什么事，就会有人设法让我明白，哪怕是打手势。当我走进拥挤的商店时，老百姓便主动把我让到前边。”

意大利裔加拿大人李莎（Lisa Carducci）从1991年起，在北京的大学和电视台工作，荣获在华外国人最高奖——“友谊奖”。1985年，李莎第一次来中国北京，“从夜空中往下看，北京就像一片荒漠，一个巨大的黑洞”，她将其与欧洲和北美的不夜城相比，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一个大国的首都”！当时的北京，晚上9点以后，公共汽车就停运了，基本没有夜生活，酒吧、迪厅基本不存在，戏剧演出也很少，没有几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人们都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北京的自行车大军让李莎印象深刻，“红灯亮时，几百辆自行车齐刷刷地停在白线后；绿灯亮时，又同时出发”。而在来北京之前，她只见过孤零零的自行车，还从没有见过成群成队的壮观景象。更让她吃惊的是，北京百姓可以“在几百辆一模一样的黑色自行车中毫不费力地找到自己的那辆”。李莎刚到北京时，大部分北京百姓还戴不起手表，“总是借口问时间与外国人聊天交友”，结果，李莎也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而当她90年代再来北京时，发现“戴一块手表已经毫不新鲜了，应该买轿车了”！

李莎认为北京人很诚实、淳朴，有一次李莎生病了，一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老师来看望她，还为她买了药。这位老师在交代完药的服法后就离开了，等到了自己家中才发现忘了还李莎“一毛三分”的零钱，结果他蹬上自行车火速赶回，还不停地向李莎道歉，以免给她带来不诚实的印象。李莎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北京百姓强烈的道德观念，也更对北京有了好感。李莎将北京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作了比较，虽然蒙特利尔比北京人口少，但在这个城市“走夜路时，觉得没有北京安全”。“在蒙特利尔，每天都是可预见的；而在北京，每天都是新奇的。也许这恰恰是我选择北京的原因”。

德国作家洛依藤格（Gertrud Leutenegger)的长篇小说《大陆》也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北京形象。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1981年9月一次中国旅行的产物，主要情节在瓦里斯和北京两个城市展开。作者对中国和北京表达了一种要求解脱的向往之情，而这种情感在细致的中国生活描写中再现：帆船、塔、骆驼、自行车、鸟笼、小商贩、西山等。除了这些场景之外，还叙述了一些真实的事件，如胡耀邦在1981年9月4日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1981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马拉松长跑比赛。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对于瓦里斯和北京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瓦里斯被描绘为危险和死亡之地，而中国北京则被大大拔高，是“终于”到达的目的地，是“令人感到忘乎所以”之地。这里也体现出一种对原初状态的向往和回归之情。

法国作家贝尔纳（Susanne Bernard) 1986年出版的小说《中国情人：一个外国女人在北京》也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有所描写：这是一座古老与现代、童话与现实相结合的城市。法国女孩瑞莉1978年到北京一家对外发行的中国杂志编译部门工作，初到北京，北京的柳树和阳光都是她迷恋的对象：“从来没有见过像北京这样的柳树就像纤细的长发在飘动，又像是和风在说着情话。”“北京的阳光具有明代瓷器般的微妙和温柔，脆弱和透明，在瞬间即逝中永存。北京阳光的光线有一种奇特的柔情，它不像欧洲的阳光那样生硬和惨白，倒有些接近印象派油画的色彩——粉红和蓝色的融合，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这层光线后，还有一层光线，像是从一个燃烧的火炉里散发出的那种珠光般的金黄色。北京的阳光，用它那种独特的温柔在冬天的寒冷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在瑞莉的感觉中，北京就像一首缥缈的诗歌，“粗犷、温柔、美妙，很多相对的细微和诗意飘散在风中，从遥远遥远的过去开始就是这样。云彩的棉絮，散发香气的花朵，变幻的天空，摇动的荷花和月亮的阴影……所有这些都同时出现在北京干冷的空气，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结了霜的地面，还有那个巨大的红太阳，每天早上都在升起，升起……所有这些，都像那些中国古画上的风景，与其说它是地上的景象，不如说更接近天上的梦幻”。工作场合虽然只有“那陈旧的墙皮，那堆满旧书、摇摇欲坠的书架和冰冷的水泥地”，但却是朴实无华的。瑞莉觉得“在她的双脚踏上这片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地的时候，她似乎重新找回了她童年时的天真、纯洁。又像一个走进童年世界的女孩子，面对着的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边无际的珠宝”。

贝尔纳同样也描述了北京的跨文化交流管制状况：“北京的小胡同儿像一座迷宫。无数交织错落的巷道旁边是那些灰色的土墙后面的四合院儿和房檐高挑的平房。在北京总会有这种感觉：从宽敞到窄小，从开放到封闭，从院外到院内。”跨文化交流管制的焦点集中在瑞莉下榻的友谊宾馆里，贝尔纳这样写道：“中国，它存在于瑞莉上班、工作的地方，停止在旅馆周围的栅栏边。旅馆住着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以及一些游客和生意人，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也一样，与外界隔绝了。旅馆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因为它看起来哪儿都不像。如同各种国籍的人相遇在一个巨大的方舟上，行驶在时而宁静、时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这是在北京的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封闭的国中之国。”“旅馆同时也是一个产生流言蜚语的地方，产生着激情和艳遇，是一个人造的临时金色地狱。”在瑞莉眼中，友谊宾馆以“为了你们的安全”的名义，用“栅栏隔开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世界”。

当然，瑞莉眼中的北京也在前进和发展之中：“北京与其说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太空中的场所，宽阔的大道就像大海的臂膀，到处是高高的大吊车和脚手架，高耸的大楼拔地而起，顶端上的工人就像小小的蚂蚁。”北京的进步不仅在城市风貌上，也在文化上。瑞莉爱上了同事林，但由于文化的隔阂和历史的阴影（他们的一个同事老邓曾经因为和一个巴西女大学生相恋，而被下放到北大荒，巴西女孩则被遣返回国；北京某大学一个阿拉伯男生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相恋三年后，因男孩来自一个与中国关系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女孩父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最终，两人选择了相拥自杀。），二人最终没有结合。故事的结局虽然有些遗憾，瑞莉离开了北京，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同事理解并支持瑞莉大胆的爱情举动。

当然，即便是来到改革开放后的北京，仍然有一些西方人对这座城市颇为不满，这里以英国作家柯林·萨布伦为例。

1986年，萨布伦来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地游历，回国后随即出版《大墙之内》，一时成为畅销书。BBC广播电台曾经连播过整部游记，在英国影响很大。该书的基调比较阴沉，其中有不少丑化北京的笔墨，这里仅辑录要点，以备读者参考。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萨布伦身后“懒散地坐着群北京商人，他们敞着衬衫的口子，闭着眼睛”。作者突然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对我隐瞒着某个秘密——某个简单至极却又极富启发意味的秘密。”在萨布伦看来，也许每一位从东方帝都出来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着间谍的活动。在飞机即将在北京着陆时，萨布伦望着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感觉到“有种非人格的和未结束的东西，弥漫于这整个大都市北京。我老感到自己所置身的，根本不是一座城市，而不过是一个也许有一天会在那里崛起一座城市的建筑工地”。

萨布伦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居民是“不可理喻”的。他“漫步在北京缺乏东方风味的街道上”，看到“沿着静谧的街道，公共汽车蠕动在穿着橄榄绿或蓝色工作服，性别特征不明显的人群中。……每个人都做出一副怪模样……看着一张张经过我面前的脸，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逐步地了解他们。他们仿佛暗合西方的一句格言：不可理解，众皆相类（Inscrutable and a alike)……我对着这些‘绅士般’的脸微笑着。他们显得很茫然，表情迟钝地对我回以一笑。没人过来与我搭话”，“迎接我的，只有沉默、虚空和茫然”。

城墙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萨布伦看到“取而代之的是些像烤肉架一样拓宽为六或八车道的大道，几乎没有汽车在上面行驶。北京的马路犹如不可废除的法律，切过了胡同小巷和大杂院”，除了少量的政府官员用车之外，“这些道路便让给了五百万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军”。

萨布伦离开大街，拐进“迷宫般的小巷和大杂院。这些中国话叫做‘胡同’的地方，依然是北京充满生气的肌肉筋骨。一旦你置身其中，那么它在你眼中就会收缩为一个枝蔓丛生的村庄”。在这里，作者看到了古老和衰败，“每条街最终都是衰朽的即兴之作。层叠的屋顶蜷曲于正在腐朽的屋檐之下。世纪与世纪的时光在此彼此支撑。现代的砖墙已然倒塌，封住了古老的门廊，而那包着锡片或露出里面的松木的扇扇古老大门，则依然转动于精雕细琢的石制门框中”。有时，作者会悄然走进四合院中，“透过被烟熏黑的窗户可隐约地看到他们的空荡荡的卧室和厨房。由玻璃和格子木建成的墙，就像纸一般薄。我猜想一阵大风就能将这些‘布景道具’(mise-en-scenes )给一扫而光”。

本来，城市内巨大空间尺度的建筑，从来都对应了伟大、崇高、庄严、权威的审美要求，记录相应时代的理想、价值和观念。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则展示民族新生和解放的自豪感，以及作为中国和世界革命中心的宏大气派和抱负。但萨布伦却有着另一番另类评价：“在我所到过的城市广场中，没有一个能像它那样，给我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与其称之为广场，毋宁呼之为石场——一个占地一百英亩的空荡荡的、由远处矗立着的建筑物圈起来的石头场。”

最后作者总结到，虽然北京也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开放现象，比如穿着裙子，试着涂口红的姑娘，临时小贩摊位，时装广告的橱窗等等，但“从外观上看，北京犹如村庄般僵滞。没有电话号码簿，也鲜有街区示意图。出租车很少或不情愿移动，而公交车则挤得快要爆炸了。买火车票可能得花去一个早晨的时间。似乎有种合力正在阻止整个北京人的流动。唯一省事的，就是待在原地不动”。

1988年《北京日报》举办了“威力杯外国人看北京”征文活动，短短两个多月就收到来自五大洲43个国家的330篇文章。文章对北京有热情的赞扬，也有中肯的批评和积极可行的建议，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对北京的挚爱。后来，北京日报总编室将其结集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时期，北京在外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眼中的形象。

正如老舍所言：“北京的秋天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还要美。”日本留学生成濑隆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秋色”，“一到北京，眼前就浮现出那碧蓝透彻的天空与火红的香山红叶相互映辉的景色。同时也联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小学时代画风景画时的情景，当时用来涂抹天空的天蓝色蜡笔和颜料的原色在北京的天空上得到真正再现”。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驻京记者伊拉里奥·菲奥雷引用著名美国作家葛特鲁德·海明威的话：“美国是我的祖国，巴黎有我的家”，他将其改写为：“意大利是我的祖国，北京是我的家”。尽管作者认为利玛窦曾在游记里说，北京风沙漫天，是“灰尘世界的首府”，但作者却总能看到“北京湛蓝的天空清澈明朗”。

日本留学生大岛光雄感触最深的是北京古朴而又悠闲的生活，“来往行人不多的小路上，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奔跑追逐；院子大门口，老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林荫树从马路两边把树枝遮天盖地伸开。阳光透过树叶，斑斑驳驳地在柏油路上撒下无数光点”。“看惯了日本城市马路两边鳞次栉比高楼大厦”，他感到非常新奇，并认为北京在现代化加速的进程中，很可能抛弃那种自然、传统和悠闲的心境，他“从心眼儿里希望”北京不要抛弃灿烂的传统文化和风格。

法国留学生何美聆说：“如果让我来选择一个长久的住地，毫无疑问，北京对于我，则更有亲近感。”她羡慕北京四合院邻里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并买了一处四合院，经常邀请朋友们来小院里“喝茶、谈笑，有时还跳舞”。此外，作者也非常喜欢故宫，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精华的凝结，一种权利的象征和体现。气势恢弘，造型之精巧，绝对无与伦比。故宫，这一东方建筑的艺术构思，其想像力是永远也不会失去它的光彩。尽管人山人海，可是天安门广场总给人一种肃穆、宁静的感觉。我想，那是因为故宫，那金光灿烂的凝重感造成的。它有一种无形慑服力。尽管这几年高楼林立，将故宫置于盆地之底，但故宫的气势是无论怎样也压不住的”。

美国人甘嘉林在北京生活了六个月，感触最深的就是“北京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忍耐精神’和‘幽默感’的混合，这是北京人民的骄傲”。作为一位此前“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没有进行过正规系统学习”的美国人，能在短时间内认识到这一点，诚为可贵。

意大利留学生贝雷尼切在《北京何以最迷人》一文转引法国诗人莱克多的评价：世界上有三个最迷人的城市，它们是塞维利亚、威尼斯和北京。贝雷尼切都亲身体验过这三个城市，他觉得：“要是说威尼斯和塞维利亚的迷人之处你第一眼就能很快发现，那么北京的迷人之处却是十分细腻的，它们几乎隐藏在城市宽阔的街道上，弯曲狭窄的小巷中。”“北京将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完整无缺地保存在那数不清的古老建筑内、和平宁静的公园里和金碧辉煌的故宫中。在我们外国人眼里，这些宏伟的建筑构成人间奇迹，是伟大天才的见证。”对那些打算来北京旅游观光的外国人，他建议道：“北京的迷人之处首先要从那细腻、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北京的市民把生活同时间结合得十分和谐，而不受时间的支配。北京的街头上，自行车汇成的长河滚滚流过，秩序井然，丁零的车铃声奏出了行进的节奏。”总之，北京的美无处不在，只要游人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美国留学生赵浩生认为：“以批评的眼光看北京，人们可以提出：都市规划、交通拥挤、住宅缺乏、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能源物资不足”等问题。此外，北京已经逐渐失去原来的“老北京”风味，“外来人看北京最感失望的，是看到北京的一些事物像外国（外资旅馆、外国汽车），像香港（文娱节目、许多外资旅馆只有广东菜），像台湾（流行歌曲和歌星）。中国特色和北京风味却在北京几乎失踪或黯然失色。”

泰国留学生徐年认为北京“部分服务员和青年人的作风粗俗，欠缺教养，每次上街都让我头疼。商店的服务员态度不好；上公共汽车，乘客争先恐后，没有秩序；要坐出租汽车吗，司机要先问到哪里，近的不去，远郊不拉，并且对‘黑头发’与‘黄头发’两种态度”。

美国教师韩杰放弃了在美国的教书职业来到北京，印象最深的“是来自于北京人所表现出的友好、热情、助人的精神”。韩杰认为：“作为西方人，一个从发达国家来的人，观察正在发展中的中国人的生活道路，我自然更感兴趣。这可以给人一种历史感。我从拥挤不堪的大栅栏胡同来到有着现代化商店的西单，这里有古老的宫殿，木门的小院，旧城的胡同。这一切使我感到新鲜。这些及其他的东西使我感到北京比我所到过的任何城市都迷人。当我听到无线电台中的迪斯科音乐，或是通过天桥，我常有受骗的感觉。尽管我知道，那种变化给北京人生活带来更多的愉快和好处。我无法接受这种强加给这座古城的现代化。”他认为北京发展的所有问题在外国人看来，可以“归结一点，北京能否保持她自己的特色”。作者在离开北京时依依惜别，“希望将来能在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中找到古树参天的北京、四合院里那种邻里和睦的北京”。

美国作家罗宾·弗莉女士的访谈《我们是来寻求异国情趣的》主题非常鲜明，罗宾女士认为，每一个去外国旅行的人无不是去寻求异国情趣的，到北京来的外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当我漫步在北京街头，看到朴实友好的中国人民，见到迎面而来的自行车大军，欣赏到中国古典建筑时，我感到自己真正到了中国。”但当她一回到下榻的饭店，看到的却都是西式的装饰，“又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又过起了在国内的生活”。因此，她非常希望北京兴建旅游饭店时，也一定要注意建筑形式的民族化和内部装饰的地方化，甚至连服务员的衣着也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另外，她还指出北京兴建了太多的高档饭店，但却缺乏中低档饭店，这是一项不明智的决策，因为“旅客千里迢迢来北京不是为住饭店来的，他们是为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游览北京名胜古迹来的，不会有人愿意把太多的钱花在住超豪华的饭店上”。罗宾女士还希望北京不要盲目扩大汽车的规模，否则会造成环境污染和交通秩序混乱的恶果。北京既然素有“自行车王国”的美称，而且“不少各国游客在拟定去北京旅行计划时看自行车大军是必有的一个项目”。因此，北京人最好坚持自己便利而环保的交通工具，不要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重蹈西方城市的覆辙。

其实，罗宾·弗莉女士的意见也代表着西方学界主张发展城市人文、环保精神的声音。以《后汽车时代的城市》一书而誉满全球的美国学者莫什·萨夫迪曾分别于1973年和1999年来北京访问，但是短短二十几年的变化却是巨大的。1973年的北京之行令他兴奋：“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紫禁城作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纪念性的建筑群隐现于环绕它的低尺度的邻里中。许多街道都十分开阔并绿化成林阴大道……大道是拥挤的，却不是因为汽车。成千上万的自行车穿行在城市街道上。汽车的数目很少，而且只是偶尔才被自行车流所打断。”1999年的重返北京却让他很是惆怅，感觉自己“几乎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又好像是相隔了几代人之久。很难相信像这样巨大规模的发展会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我们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旅行被交通阻塞延迟了，那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汽车超过了新建的立交桥的负荷功能。一条条排列着高楼建筑的大道代表着一种新的都市密度与发展模式：写字楼、公寓、酒店和无处不在的汽车。当然，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试图在汽车的洪流中穿行。许多历史区域已经消失了，大量的四合院被拆除而代之以高层塔楼。北京在几十年之后重蹈了许多西方、南亚和拉丁美洲城市进化的过程。同样的发展模式，同样的对汽车的依赖，同样的忽视公共交通，以及随处可见的对历史区域的毁损和混乱布局的高层建筑。而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拥有良好建制的、集中式规划当局的城市”。

国际学界一般认为，根据国际性的大城市在国际化的程度所表现的差异，一般可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对全球有巨大国际辐射力和全面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一层级的城市现在仅有四个城市：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第二层级是对世界某个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一层级的城市代表有罗马、布鲁塞尔、柏林、莫斯科、首尔、新加坡等二十多个城市，中国只有香港进入了这一层级。由此可见，首都北京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城市形象有待进一步提高。

就目前而言，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建筑艺术魅力集中体现在旧城核心的紫禁城上，它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在都城建设上的最高成就。如美国作家大卫·季德的盛赞：“这座城中之城，据说曾经是岿然不动的北极星和天地间的垂直轴，整个地球绕此旋转。皇帝在巨大建筑物的主殿内，威风凛凛地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处在城市水平轴线的中央，帝国的权力通过神圣的子午线和一座座雄伟的拱门伸展到全中国，以至世界。” 纵观全球，北京的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庞大最完整的帝王宫殿群，共有宫殿近9000间，被誉为“宫殿之海”，与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凡尔赛宫、美国的白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并称“世界五大宫”。比较而言，北京“皇宫之瑰丽与雄伟，使欧洲所有皇宫都相形见绌”，法国的凡尔赛宫面积不到紫禁城的四分之一，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号称欧洲最大的宫城，其面积还不足紫禁城的一半，英国的白金汉宫面积仅仅相当于紫禁城的十分之一。

如果说紫禁城等建筑是北京千年帝都的最好诠释，那么，北京中央商务区、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区则力图显示北京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北京中央商务区占地面积3.99平方公里，最早崛起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国际贸易中心，总建筑量200多万平方米，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进驻北京的绝大多数企业都落户在这里。现在，北京中央商务区正在大规模扩建，等全部完成后，北京国贸将超过纽约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也不甘示弱，大步向前，努力与国际接轨。2002年5月，以“商机、交流、发展”为主题的“北京王府井国际著名商业街峰会”在王府井召开，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第五大道、柏林库达姆大街、伦敦牛津大街、维也纳克恩顿大街、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东京都新宿大街、汉城明洞大街、新加坡乌节路、悉尼皮特大街、雅加达格劳道科大街、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大街、蒙特利尔地下城共十三条世界著名商业街代表汇聚北京王府井，十四条商业街的代表签署了表达国际著名商业街交流、合作、发展愿望的《王府井宣言》，承诺加强交流商业街的管理、经营和发展经验，以期共同繁荣发展。

近年来，北京的艺术演出市场同样非常发达，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着世界大都市的脚步。各种异国风情的歌舞演出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仅2002年一年，北京的演出场次就一万三千场，其中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演出团体3290场次，并不乏国际顶尖的外国艺术团体。

2001年7月，在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北京一大批重要的里程碑性项目纷纷上马，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位于北京中轴线与北四环交叉点、占地面积1215公顷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它包括了奥运村、记者村和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国家游泳中心等14个比赛场馆以及国际新闻中心、国际广播电视中心等群体建筑。因此，我们可以说，新世纪的北京将是古老与现代，四合院与摩天大厦、文化古城与现代化都市结合在一起的东方大都会。

在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下，北京也赢得了一些外国人的高度评价，譬如巴西的留学生罗蒙亚说：“看到北京那些新建的高层建筑，走进北京繁荣的商业区，所有现代化的信息告诉我，北京正在飞速地发展。”韩国籍建筑师承孝相指出：“北京正在变化。潮水般汇聚世界中所有力量的北京，将从中国的城市变成亚洲的城市，变成世界的城市。”2001年，全球传媒巨头国际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这样评价北京：“也许你是这里的常客，也许你还是第一次造访，不管怎样，你会被北京——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所深深吸引！”

当一些人为北京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骄傲不已时，也有一些知识者和外国的朝圣者却为此伤心不已。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导游图推荐的现代路线，一头扎进故宫、北海、胡同等古迹，去搜寻、体验八百年古都的陈迹遗韵。这就暴露了一个北京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新老城区的矛盾。是保留富有老北京风味的老城区、老建筑，以凸显北京的传统文化特色，还是迅速建立现代化新城，以赶上国际化城市的规模。这也是所有的发展中城市在壮大时所必然要面临的两难问题。

关于北京的旧城，特别是胡同和四合院去留的问题，国内争得不可开交。以文学界为例，陈建功为旧建筑的拆除而欢呼，著文“拆”赞颂到：“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告别。”反对的一派则以萧乾和冯骥才为代表，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中写道：“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垂暮之年的萧乾呼吁：“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冯骥才甚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呼吁保护北京古城的胡同和四合院，认为这也是保护一种物质文化遗产。

与国内莫衷一是的争论相比，国外友人的声音却是那样的整齐划一。如今，被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为了拓展国际空间，提高国际化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理所当然要注意听取国际友人们的建议和意见。

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易史文斯说：“在北纬四十度上下的世界各大城市，只有北京是历经三千年而不衰的都城。古迹之多，胜过罗马；气魄之大，胜过巴黎……我希望北京要永远保持自己的古都风貌；因为，这是一笔无法再创造的财富！”

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认为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将旧城和新城分开：“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认为“四合院是我们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所谓四合院的落后，是因为基础设施没接进去，其实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我去过几个四合院，我知道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院子里阳光明媚，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四合院是因为北京的气候而产生出来的建筑造型，是最适合北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保留。”

1995年1月3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一位德国学者的文章《无所顾忌的狂热建设使北京变成了一座没有特色的城市》，惋惜北京上个世纪令人着迷的魅力已不存在，而千篇一律的小亭子、大屋顶建筑使人觉得好像巨人头上戴了一顶小儿帽。2000年9月1日，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的“旧城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研讨会”上，88岁的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感慨道：“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 kong（可怜的香港）。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记得中国作家老舍曾有意识地将北平与巴黎作了比较：“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和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于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如果老舍生活在今天，看到往昔欣赏的景色逐渐消失，将是何等的遗憾啊。

国际友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批判和惋惜，更有许多人将保护的行为付诸于实践中。来自荷兰的Tom M. Wolters的家坐落在北河沿大街钟鼓胡同1号，2006年他和中国妻子李文君用240多万元人民币买下一座280平方米的四合院。Wolters对自己的居所赞不绝口：“这里有最完美的生活……四四方方的院子，抬头能见蓝天，既私密又开放，不像荷兰的别墅，绿地都在房外，你的生活完全一览无余……我们睡在北京的‘心脏’，安静得却只能听见猫和鸟的叫声，仿佛是睡在郊外，闹中取静，太不可思议了！”Wolters的这番话颇能代表一些洋房东的心情。在外国友人看来，这里每一座老宅都有自己的故事，一砖一瓦都体现着中国文化，这里不是豪华别墅，却胜过所有别墅。在翻修四合院之前，Wolters特地请来了古建筑专家，对诸如门墩的大小、门簪的多少等专业问题进行了逐一了解。“翻修时把瓦一块一块从旧房上揭下来，翻盖时再盖上去，南北房的梁、柱、椽、坨、门全没有动，保存得非常好。翻修花了40万元，这比全部推倒重来还要昂贵得多。”由此可见，Wolters对北京四合院的保护确实做得很到位。

然而，与这种小范围的维修、保护相比，“拆”毕竟是主流。拆毁这些旧建筑，是为了给现代化的高楼、洋房腾出地方。为了和国际接轨，北京为西方的建筑师提供了难以想像的优厚待遇，这座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帝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现代建筑试验场。譬如，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了国家大剧院，荷兰设计师库哈斯中标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德梅隆拿下奥体中心，美国设计师诺曼福斯包下首都机场新站楼，英国设计师哈迪德、鲍赞巴克入主物流港的主体工程，日本人叽琦新取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设计方案……国际招标和洋大师的到来，带来的全部是昂贵而又怪异的后现代建筑。2004年8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北京在一步步设计自己的新形象，以适应奥运的舞台，为此，什么都要现代化，什么都要“酷”，什么都是世界顶级设计师操刀，至于花多少银子倒是其次。“这个城市形象正被改变得不同以往。北京未来的新形象就是一大批外国建筑师设计的炫耀工程：奥运主会场被描绘成‘动感城市’，呈鸟巢形状；中央电视台的新楼设计成Z字形，好像要挑战重力定律。它们都是出自名师之手。著名建筑师Zaha Hadid表示，有什么新设计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不会被允许。”

这是一个何等的讽刺和感叹，有着数千年建筑文化的古国首都就这样匆匆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让位于古怪的外来建筑。这就连一些外国人也看出了不妥，美国规划协会院士级规划师苏乐（Jeffrey L.Soule )认为：“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其悠久的建筑历史应足以激发起它对自己身份的信心。自信铸造着一个民族自尊和自豪的核心……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由于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为什么中国人多次从战争的炮火中挽救出来的古城北京，现在却一砖一瓦地将它清除出地图，面对这座“失去记忆的城市”，就连外国人也觉得很遗憾、费解：“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弘的城市了。北京的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身份和特征。北京失去了都市感，成为杂乱无章，遗弃着建筑师和工程师青春期冥想的景观。”这似乎正验证了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加辛在其长篇小说《信鸽的飞行》(2000)中所描述的“后现代北京”。20世纪末期，北京在极力“模仿西方”，表现出消费主义倾向，并受到香港文化模式影响。在这里，涌动着城市建设的热潮，西方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如摇滚音乐、酒吧、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文化”征服东方帝都的胜利似乎就要来到了。

笔者以为，忠言逆耳利于行，唯有挚友方才陈直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趋同的现象，大都在模仿国外城市的发展和模式，给人“千城一面”的印象，这样就丧失了中国城市的风格和个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必须呈现出自己的风格：保留其独特的中轴线布局、胡同、四合院、皇城、王府、古刹等等，因为他们都凝聚着醇厚而又精深的帝都文化。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主要来看一看近年来“外国人眼中的北京”相关调查和统计数据。

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一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据2004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最新统计，在2004年来华留学生110884人中，北京市共接受留学生37041人，保持占全国比例三分之一的优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以接近1万名留学生人数高居全国高校榜首。不过，北京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柏林等国际大都市所拥有的留学生人数相差很大，国际上一些著名大学的外籍学生所占比重往往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有4万余人，他们在北京外籍人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长住北京外籍人员的主要来源。

2005年8月，北京市政府外办和信息办联合举办首届“我眼中的北京”征文大赛。参赛选手以在北京高校的外国留学生为主体。他们就北京的方方面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到城市的建设，小到衣食住行等等。这项活动不仅调动了外国人对北京的热情和关注，也为北京相关决策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渠道。借助外国人不同的审美视角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颇具特色的帝都文化。

在首届“我眼中的北京”征文活动中，共入围500篇文章。不同的留学生看北京文化，有着不同的关键词，比如“人情味”、“交通”、“的哥”、“自行车”、“胡同”、“紫禁城”等。在调查外国留学生对北京城市的整体印象时，调查结果显示，52％的留学生认为北京的城市环境是“不太好”，41％的留学生认为“一般”，而认为北京的城市环境是“很好”的，仅仅占7%。对于“北京的城市环境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的回答，大多数的留学生举出“交通设施与交通秩序”、“空气和水质的污染”、“卫生问题”，可以看出这三项是北京城市的最大不足。

当问及北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时，65％的留学生认为北京的传统文化保护一般，22％的留学生认为非常不好，只有13％的学生认为保存得非常好。另外，有53％的留学生认为北京的国际化程度一般，31％的学生则认为不高，仅有16％的留学生认为非常高。在调查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优势时，有45％的留学生认为北京能举办的原因是由于它最能代表中国形象，20％的留学生认为是由于北京是历史悠久、名胜古迹荟萃的城市。

在最后的自由问题时，请留学生借助只言片语勾勒出他们眼中的北京文化。调查结果显示，有29％的留学生认为北京与其他城市相比，有很多的“传统建筑”，代表了“传统文化”，并表现出一种独特风味——“京味儿”，19％的留学生认为北京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很多名胜古迹，还有10％的学生认为北京有一种首都气派，它的文化有一种自尊、自信和自我认同的特点。总体来看，这些数据真实反映了留学生眼中的北京风貌。

2006年秋，《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第一届世界新闻媒体大会，并对出席的部分外国记者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外国记者表示对中国北京的政治和外交（50%)以及文化遗产（53%）最感兴趣，将近五分之二（38%）的人选择了经济发展和商业机会，五分之一（21%）的人选择了自然环境，另外还有16％的人对体育和涉奥内容等感兴趣。在受到口头访问的记者中，65％的人认为北京最吸引他们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55％的人选择北京的文化，44％的人选择现代北京的风貌，有28％的人对北京的经济和商业感兴趣，另外，有9％的记者对北京的建设、交通和其他内容感兴趣。这里虽然没有涉及批评性意见，但北京的域外形象特征亦很明确地彰显出来。

“知辱则勇，见贤思齐”，在倾听国际友人的热心建议和合理意见后，北京市这几年在环境治理、文物保护方面投入的力度是前所罕见的。根据北京市政府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奥运行动规划》，北京将斥巨资全面实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根据“保用并举、恢复景观、成片整治、形成风貌”的指导方针，重点保护旧皇城、传统城市中轴线、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城市水系和古都基本风貌。笔者以为：“人文北京”、“人文奥运”提得好，它结合了中国人文精神和奥运“以人为本”的宗旨：“绿色北京”、“绿色奥运”提得好，过去的北京城因为四合院里有许多大树，从高处望去，北京城一片绿色，所以当时的外国人称其为“Green City”(绿城），如今我们要抓住奥运的契机让新北京恢复绿色、更多人文关怀，只有如此，首都北京才可在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不失近八百年来东方帝都富丽、绵长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