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心空间的隐喻

第一节 京城洋隐士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和北京。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宣统帝溥仪正式退位，北京结束了封建王朝都城的历史。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统治着北京，北京仍为中华民国的首都。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次年6月28日，在奉系军阀“易帜”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此后，尽管北京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20世纪前半期的北京似乎成了外国人的“天堂之城”(heavenly city)，一大批西方人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这段时期的北京大写特写。有趣的是，此时的帝都形象与中国的政治时局异常疏离。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以及后来走马灯似的军阀混战中，西方文化中的北京形象却体现着“世外隐士”韵味。

一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北京的地位就开始逐渐升高，如一位北京官员曾对丁韪良说：“从前，你们外国人是受到压制的，而现在你们却比中国人享受的优惠待遇还多。例如，中国不允许女人在城墙上行走，但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会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走的。你们的女士们在那里散步，我们却对此事一字不提。”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北京的西方人就已经过上了逍遥的生活。斯德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慈禧太后的生平与传说》(Dragon Lad y-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开篇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每年春秋的北京，每周三晚上6点，赫德爵士就会在自己家里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100个男人，30位夫人就会来欣赏赫德爵士的铜管乐队演奏的乐曲……外交官谈论着本行的事，传教士脸上现出不赞同的样子，来自上海和香港的记者穿梭其间，探寻着不一定切实的消息。”铺张祥和的景象宛若欧洲大陆。据莫理循回忆，在平时的日子里：“外交官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孤立的生活环境里。……11个国家的使馆挤在一块只有四分之三平方英里大的地方，三面被高高的城墙所环绕。使馆区里有自己的商店、银行、旅馆、教堂、俱乐部、剧院和运动场。……用宴会和舞会、聊天和高尔夫球来减轻思乡之情，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情感完全置之不理。”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外国侨民的北京生活更加舒适。作为192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首善之地”，北京成了一个典型的公使馆游乐场。在北京城内，使馆区是一个很小的“城”，有自己的城墙和管理机构，带有作战地带和坑道。所有重要的外国使馆，都有军事卫队。在这种城中之城的庇佑下，“1901-1937年间，北京任何一位社交广泛的英国人都能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不必担心后果。北京为浪漫角色的表演提供了舞台。在有武装保卫的公使馆区外的城市东南部住着一样外国侨民。他们中有爱喝酒的达官贵人，外交官的遗孀，被时代淘汰的音乐家、受年轻人喜欢的失意诗人、艺术品收藏业的新手、一本正经的学者、家长风度的传教士、附带考古的教士，一群毛姆剧中的角色。这些人虽然动机不同，但都很欣赏北京的景色、声音、食物以及周到的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帮助中国的商人、教师（主要是满族）、马夫、厨子、向导、人力车夫、苦力、小贩、保姆等等。通过这种帮助，他们与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从一个在北京生活的英国学生笔下看出这种悠闲阔绰而又作威作福的生活：“首先进来的是我的先生（教师）。他童颜鹤发，俨然仙风道骨。满头银丝扎成一根长辫，拖在脑后。我让出一间房间给他居住，每月付他20元（大约5英镑）的工资。接着进来的是我的男佣。他年约25岁，十分精明能干。他一人承担了洗衣工、勤杂工、搬运工等工作，还帮我钉纽扣，补衣服。他整日不离我的左右，随时都可以把他召到前面。他的月薪5美元。此外，我还雇了两个‘苦力’打扫庭园，替我浴缸放满水，待我洗完澡后，把我背上安乐椅。总之，他们干我吩咐的一切事。有了这些人，加上我的马夫和马匹，我的佣人队伍可谓‘种类’齐全、洋洋大观。……伙夫包括食堂的管账先生是大家共同聘用的。我们每个月的花销不过18-20英镑，但能喝上好几种果酒、啤酒，吃上各色各样的蔬菜、肉食、鲜鱼、水果。这种异常优裕的生活，许多人闻所未闻，难以想像。”

其实，不只是英国人，其他西方国家的子民同样能够享受着如此逍遥的生活。1918年，美国军官史迪威来到北京，觉得这里是外国人生活的平静乐园：“除了外交使团、记者、教师和传教士以外，北京还吸引着艺术收藏家、汉学家和到了这里就不愿意离开的旅行家，以及因这里的生活舒适、宁静，有钱就能得到一切的缘故而选择在这里隐居的外国人。”就拿史迪威本人在北京的生活为例，他在大使馆区外租了一栋中式房子，“是一幢合院式的平房；窗户上没有玻璃而是糊着窗纸。有四间卧室，一间膳房，一间起居室，外加书房、办公室和客人的住房。包括房主提供的佣人在内的租金是15美元一个月”。此外，他还“雇了一个男管家、一个专管室内的男仆、两个厨子、一个洗衣服的‘阿妈’、一个保姆和一个苦力”。正如莫理循所说：“北京的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但却不乏仆人可用。”1933年来北京的著名摄影师赫达·莫里逊也看到：“尽管首都迁到了南京，但绝大多数外国人仍旧留在了北京，有外交人员、传教士、大学教师、使馆卫兵、商人集团，以及被北京的魅力及在那里能享受到的舒适与有趣的生活所吸引的一小部分流动人口。生活费用很低，住户可以指望得到非同寻常的、有教养的仆人的照顾，这些仆人都是小生意人，他们负责照顾好他们的雇主，反过来可以得到一笔合理的薪水以及一份佣金。”关于北京人容忍和亲善西方人的态度，费正清的解释颇为独到：“由于近一千年来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的首都，所以本世纪初，北京对西方人特别有吸引力。公元947年，辽定都北京，公元1122-1234年金的首都在北京，1368年前北京是蒙古的首都，1644年后清王朝的首都也在北京，1860年，当英法军队行进在北京宽广的街上时，他们与以往的征服者只在外貌上有差别。中国的仆人和商人们用对待过去外族征服者的态度来侍奉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因此，北京人的冷漠和麻木似乎是世界闻名的。

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文化“把上海表现为混乱无序、自由放纵的道德荒野”，但却异常留恋北京这座美丽的古都。他们看重帝都的过去，而不思未来，恨不得北京人的生活状态还是明末清初。在北京的西方人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北京生活中特有的东方魅力。其中一些人，已经培养出对北京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兴趣，后来还成为优秀的汉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北京成了大学中心，是从古典传统到现代西式教育转变的主要场所。此时来北京的还有收藏家，漫游作家，新闻工作者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军阀接二连三的移进迁出漠不关心。他们的思绪激荡在历史古迹（庙宇、城墙、宫殿等）和艺术品中。辉煌的遗迹充满了北京，虽然经历了漫长岁月，但还引人注目地存在着。这正符合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作为原始、作为欧洲古老的原型以及作为欧洲理性发展源泉的富饶之夜，东方的现实存在无法挽回地退缩为一种典型的化石作用。”

二

关于此时的北京城，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两种角度的描写。诚如北京学专家赵园所说“西方游客可以把熟悉感描述得如上引文字（按中国现代作家的描写）那样生动，他们却不可能像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那样，把北京情调与北京人的生活艺术讲述得这般亲切体贴，说北京如说家常琐屑；他们也很难有周作人写《北京的茶食》那类文字时的精细品味，和由极俗常的生活享受出发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把握。”中国人笔下的北京自有其细腻、深邃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譬如，国人视角下的北京旅行指南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地域描述很少，以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1935)为例，该书是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中文版北平旅游指南，曾轰动一时，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再版，销售达数万册。但该书对中国人不愿意接受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外国使馆区，仅以“东交民巷”为题，用两页内容一笔带过，可谓惜墨如金。

与此相对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撰写了一定数量以北京为主题的书籍，或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或记录自己的感受经历，对北京的外国人“势力范围”有详细的描写。如比却林（Father Hyacinth Bitchurin)的《北京概述》(Description of Peking, 1829);芮尼（David Field Rennie)的《北京和北京人》(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1865)；哈珀(A. P.Happer)的《北京游记》(A Visit to Peking, 1879)；布莱斯奈德（E．Bretsch neider)的《北京研究》(Recherches sur Pékin, 1879);艾德肯（J. Edkin）的《北京近貌》(Recent Changes at Peking,1902)；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的《北京旅行指南》(A Tourist's Guide to Peking,1907)；斐文（Emil Sigmund Fischer, 1865-1945）的《京师地志指南》(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1909)；胡琛（C．T. Hutchins）的《北京及其近郊》(Peking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y)；杜博斯科（A ．Dubosco )的《在北京的天空下》(Sons le Cielde Pékin, 1919)；赫伯特·怀特（Herbert White）的《美丽的北京》(Peking the Beautiful, 1927)；R.W．斯威罗（Swallow）的《北京生活一瞥》(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 1927);李讷(J. C. H. Lynn）的《北京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 1928)；西尼德·D·甘博（Sidney D. Gamble）的《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和《北京居民是怎样生活的》(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king）等。这里简单介绍较著名的三位作者及其著作：英国人燕瑞博（Robert Swallow）在宁波出生，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她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方言土语做了详细的介绍；英国人裴式模曾代理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的女儿朱丽叶·布莱顿（Juliet Bredon)从小在中国长大。她以细腻清丽的笔法写出了一系列描写老北京和中国民俗的书，其中《北京》(Peking, 1924)一书曾被一版再版，成为权威的京师指南；法国人布依亚（G. Bouil lard）对于京城的地理和人文历史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在1922至1924年间，以《北京及其郊区景点》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的小册子，专题报道京城著名风景名胜的历史、建筑、典故和文物，并附有大量的照片和地图。这些书对中国的文化习俗介绍极少，内容除包括外国人感兴趣的故宫长城等著名旅游景点外，主要介绍了与外国人生活工作有关的教堂、医院、银行、饭店等，其中有很多是专为外国人设立的机构。因此，只有将中外文两种北京旅行指南的书刊对照起来阅读，才能对当时的北京地理文化状况有着全面的了解。

总体而言，此时对北京的描写开始走向精确的科学考据。如果说，19世纪以前是从西方城市看北京，那么此后则是从北京看北京，专业化、职业化的北京研究正式诞生了。譬如马可·波罗认为汗八里方圆二十四英里，换句话说，每边约六英里长。这大约相当于方圆七十华里。此时的喜仁龙（Osvald Siren）和布莱斯奈德（Bretschneidera）等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数字超过实际的测量。喜仁龙说这个城市“不会超过五十华里”。布莱斯奈德博士在《北京研究》中认为：“汗八里（元大都）的范围应该是约五十华里（从北部到南部不到十三华里，从东部到西部十一点六四华里）。”元代《辍耕录》则估计大都是六十华里。根据现代测量掌握的确切材料，布莱斯奈德的结论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作家创作了以北京为历史背景的虚构作品，如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 1922)，安·布里奇（Anne Bridge）的小说《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 1932)，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的小说《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 1941)；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游记《北京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g, 1902)；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 1922)；皮埃尔一让·雷米（Pierre Jean Remy)的小说《火烧圆明园》(Le Sac du Palais d'été, 1971)；英国作家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的《大内》(The Great Within,1912)；英国作家濮兰德（即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John Otway Perey Bland)和巴克斯（即爱德蒙·特里劳尼·柏克豪斯（Edmund Ttre lawny Backhouse, 1873-1944）合著的探案历史小说《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1914）和《女皇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910，汉译《慈禧外记》）等等。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挑选一些代表作重点论述。

三

第三部分以美国人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L. C. Arlington,1859-1942）的《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 1933)和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 1879-1966）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为例。

阿灵顿来中国时不到20岁，先后在中国水师、海关、邮政等部门工作，1920年退休后在北京居住，经过多年研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1931年写作的《北京的胡同》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连载，使许多外国人对具有传奇色彩的北京胡同心仪向往。1933年出版的《寻找老北京》一书详细描述了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而且还结合文史资料、民间传说等资料对比日渐消失的北京故景。与中国人写的北京导游介绍相比，他更侧重未对公众开放的区域（通过自己特殊的途径得以进去参观），特别是外国使馆区和外国人在北京公墓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了1935年之前，西文关于老北京的游记和研究文献，很有参考价值。

阿灵顿对北京的评价很高，“北京的诱惑力、在世界的声誉和魅力是经世不衰的，近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古老中华帝国的首都，是最有能力、最有文化、最具艺术鉴赏力的地方。为了妆点这座城市，中国人用尽了心机和力量，耗费了巨大钱财。在这里人们创造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远东历史中最优秀的部分，这座城市里曾发生过许多戏剧化的事件，这个伟大城市里没有任何一座建筑没有为国家的历史做出过贡献。北京已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和毁坏，即使在今天，在失去了昔日辉煌的她仍充满了浪漫传说，是世界艺术的朝圣地，对旅游者来说即使不是远东，至少也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地方”。

当然，阿灵顿也哀叹北京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在城内延续着，而且城外也是一样。精美绝伦的寺庙被废弃，极好的雪松、柏木和举世闻名的北京银杏树也被砍伐作为一般木材卖掉！在北京城墙和西山之间约20英里的地方，曾经是极美的旅游点，现在已长满了野草，一片荒芜。”他一语点明北京旧貌受蚕食的真正原因：“这完全因为中国人自己，尤其是政府当局对待如此丰富的北京历史文物的态度。当作者还在记录这些古老建筑、历史文物时，这种破坏文化艺术品和完全忽视它们价值的行为使它们消失殆尽！”最后阿灵顿哀叹道：“对我们这些在北京居住了许多年，且十分热爱她的人来说，这种忽视是和灾难连在一起的。没有什么比我们曾经为她的美丽和拥有古老传统而神往，今天却为她的缓慢衰亡做证而更让人难过的了！”

喜仁龙原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美术史教授。1920年来到北京，并以一个艺术家的独特眼光，发现北京城墙、城楼等古建筑与周围景物交相呼应所组成优美景色的审美价值。为此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为北京各个城楼和各段城墙摄影留念，并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来对各个城门的历史和建筑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文字考证，终于成就了一部附有128张精美照片的权威论著。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这一城市的无限敬仰之情。

喜仁龙将北京的城门城墙作为历史文本来解读，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文化内涵。“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大卫·季德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旧时代的北京人“对城墙的信赖是毫无疑义的，北京人更是一向怀有这种信心。任何人居住在巨大城墙、壕沟和双层城门的后面，就都不会失去那种即使是虚假的安全感”。这些外观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城墙，在喜仁龙笔下体现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在清晨的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被想像为波浪：“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蒙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这些都形象地说明喜仁龙对北京城及其文化的深深眷恋和新颖阐释。从行文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以及帝都重现昔日光彩都寄托以热切希望。

此外，喜仁龙也非常迷恋北京仙境般的环境“如果你曾在北京城墙上度过秋季里风和日丽的一天，你绝不会忘记那绮丽的景色——明媚的阳光，清晰的万物，以及和谐交织起来的五彩斑斓的透明色彩……欣赏那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致：掩映在万绿丛中、黄色屋顶闪闪发光的故宫和庙宇；覆盖蓝色和绿色琉璃瓦的华美宅邸；带有前廊的朱红色房屋；半掩于百年古树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横跨有绮丽牌楼的商业繁庶的大街，以及一片片有牧童放羊的开阔场地——城内种种景象，无不尽收眼底。”

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古都风貌日益被不和谐的建筑所破坏的景象：“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像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蔑视着城墙的庇护……而这些建筑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着。北京的雄奇壮丽和图画般的美究竟还能维持多少年？每年有多少金饰雕刻的店面牌楼被毁坏无存？有多少设有前廊和巨大花园（里面设置着充满奇趣的假山和亭阁）的古老住宅被夷为平地，而让位于半新式的三四层的砖造建筑？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宽，多少皇城周围华丽的粉红色宫墙为了铺设电车轨道而被拆毁？古老的北京城正被迅速地破坏，它已失去昔日皇城的面目，但却没有一届政府去设法保护它那些最值得骄傲、最珍贵的古迹。”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日益加剧的破坏，身为局外人的喜仁龙只能用纸笔来记录着逐渐消逝的北京风姿。

第二节 古都余韵

一

被誉为“世界公民”的林语堂曾将北京与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对比：“北京之成为中国的都城，相当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时代。它不仅是对古老辉煌的记忆，还是建设它的人们丰功伟绩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几英里长的灰色城墙，上面有很多堡垒和垛口，给人以雄浑古远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除了东京的皇宫，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宫殿会如此引人注目，并唤起人们对东方古老荣耀和权力的幻想。当从天津来的火车驶近京城，斜下里向着城墙行进时，便有连绵不断的城堡、炮塔、壕堑，以及80英尺高的门楼从眼前飞快掠过，景象之壮丽令人难以忘怀，惊异不已。北京，似乎是个永不衰老的城市。当此时刻，所有西方文明的记忆都似乎从脑海中消失了，只有古代的梦化作真实的北京，在眼前迤逦展现。”

虽然林语堂后来移居国外，但从血缘和文化渊源上讲，他还应算作中国作家。读者看惯了中国作家笔下的老北京，不妨换个视角，读一读西方作家对北京的描述。这里以英国作家朱丽叶·布莱顿为例，她1924年出版的《北京》被认为是古都北京最典范的英文描述。朱丽叶·布莱顿用细腻清丽的文笔描述了三海区域难以名状的美。“分析北海这块被遗忘的角落的迷人之处……是不可能的。这魅力是一种应仔细品尝的味道，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是我们眼中的色彩，倒映湖中的柳影；是灰色的石堤，如同沿湖岸扭动的巨龙。这魅力存在于南飞的鸭群中，存在于微风吹动的青草中。那青草爱抚着破旧的汉白玉石栏，一如鲜嫩的灌木在金色屋顶中伸展。它们还存于蓝蓝的水中琉璃瓦的倒影，存在于被淡紫色的通道略微染成紫色的乌鸦翅膀上，存在于黄昏站立在岩石上的挺拔的苍鹭，苍鹭们像立在基座上的铜像一样，凝然不动，也存在于对于惆怅地凝视着我们的历史的思忆中，存在于轻柔地融入尘埃的今日之忧伤中。”

再举一例，朱丽叶以诗人般的敏感描写静观天坛时的感受：“在这一游人罕至的静谧角落，你可以不必担心他人的打扰，凝眸注视那大片微微颤动的青草和那些庄严矗立的绿树，纵横交叉的大理石甬道把它们划成大大小小的格子。这些草木似乎吸收了周围空间、光线和空气中所包含的一切宁静与柔和。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在清晨来这里，晨曦薄雾中的天坛顶盖仿佛悬浮在半空，梦境般隐约迷离。正午时分，阳光灿烂辉煌，此刻的天坛又别是一番景色。傍晚，夕阳西下，如一轮火球坠入西山之后，晚霞映红了大理石，色彩格外鲜艳。清晨、正午、傍晚的天坛，风景各异。但若想真正体会天坛的精妙绝伦，你得选择月明星稀或瑞雪缤纷的夜晚，月光是如此的神秘，雪花是那样的轻盈，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切身体验到天坛这人类建筑的瑰宝，与那树木的美妙，与那苍穹的空旷是如何和谐，它是如何准确地反映了生命与永恒的真谛！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领悟这树丛与建筑象征了智慧、爱心、敬畏与无所不在的宁静。神用这些启示教育混沌无知的人类。”除去翻译的润色外，读者应该不难体会朱丽叶·布莱顿对老北京神韵的精准把握，选文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相比，亦丝毫不逊色。

诚如赵园所说：“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作者笔下的北京体现出深深的怀旧情调，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痛惜古都风貌的消逝，就要去“寻找老北京”。他们最希望北京还保持明清王朝京师的模样。如法国人戴妮丝·李一勒布雷顿回忆1935年的北京：“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人来说，那时北京给我的印象还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除坐落在东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以外，五层以上的建筑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市内公共交通有为数极少的有轨电车，黄包车、人力三轮车是运送客人的主要工具。在西直门、前门一带有时还可以遇到驮煤、载人的骆驼群，许多市民还穿着长袍大褂。”这也正是许多西方人朝思暮想希望看到的东方帝都景象。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指出，许多西方人到了北京，见不得这里有任何进步或改变，他们恨不得北京人至今过的还是明末清初的生活。他对这种怀有博物院心理的人是非常气愤的：“你一年到头在自来水、电灯、钢琴的环境里过舒服了，偶尔到点别致的地方，听点别致的声音，当然是有趣。可是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着人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希望北京保持原有的旧貌。老北平的道路破旧失修，“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也是一些外国友人批判的对象。他们迫切希望这种落后的状况得以改观，并为北京所取得的细微进步而欢呼。如莫理循高度评价1912年的北京市容：“到处都在修筑碎石铺的马路，每一座重要的建筑都装上了电灯，街道被电灯照得通明。电话系统相当不错，邮政服务也很好，一天投递八次。警务工作大为改观——工资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整。我昨天亲眼看到一个运粪工（地位最低的苦力）的手推车打翻在路上，一个警察小队长连忙跑过去，帮助他把车扶正。过去你能想到这样的事吗？所有的部办公楼，或已被安置在一些气势雄伟的西式建筑中，或很快将搬迁进去。自来水的供应很好，我毫不怀疑不久将出现有轨电车……你可以见到上千辆的马车，汽车不多，但很快会像上海一样多。全城到处都在修建大楼……”到了1916年，莫理循更吃惊于北京的改变：“除非通过历史遗迹，否则你简直无法认出北京。碎石子铺成的道路，电灯，广场，博物馆，各种形式的现代建筑，其中一两座在规模上可与白厅媲美，汽车（我认为北京至少有200辆）、摩托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毫不夸张地说，已有1000辆自行车。城内各处正在修筑道路，城墙现在有十几处豁口用以通车……”

二

“西方一直关注异国，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寻找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二是寻找原始社会来批评自己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碎了西方人的自信，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再次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作家们逐渐认识到，欧洲需要那个被压抑的‘他者’来阻遏道德和精神的崩溃”。不过，虽然他们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怀着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来到北京，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和北京“融合”，他们无法不受自身视野的局限，也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属性的限制。下文以几位亲身经验“古都余韵”的作家为例。

英国作家高尔斯·迪金森（Gold 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01)是受法国作家西蒙《中国城市》(1886）的启发和激励而写成的。西蒙曾任法国驻华领事，他的《中国城市》把中国描写成一个幸福安康的理想家园。1913年6月8日，留居北京的迪金森给好友E·M·福斯特写信说：北京虽然比较脏，“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贫穷吗？是的。可我从未见过贫穷的人能够如此幸福地活着（随便你说我怎么肤浅）。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它的庭院、树木和花丛、小房间和厅堂，它的纸做的窗子比例大小和设计完美无缺，它的彩绘木回廊”，“环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你可以出城登山，从一座寺院走到另一座寺院，每座都只会比上一座更精美。”“他们是唯一在礼仪和组织上平等的民族——非常自尊、礼貌和友善，总是谢绝做任何他们认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发展到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不失却这些品质，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星球最美好的机会”。以意大利作喻，很显然，这里的帝都叙述已经逐渐恢复文艺复兴时期的色彩。

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途经汉口、北京等地，1920年1月3日回到上海。从1922年起陆续发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作品，如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1923 )、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On the Chinese Screen,1924)、长篇小说《彩色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等。据资料记载，以北京为背景的《苏伊士之东》1923年在伦敦王家剧院上演时，其场面之宏大，令伦敦观众惊叹。该剧第一场布景就是北京皇城附近的一条热闹大街。剧团从伦敦唐人街雇40多个华人做临时演员。“重构已经衰朽破碎的东方‘真理’的西方作家是以一种父辈口吻伤悼真正东方的逝去。”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帝都昔日的荣光，而全然不顾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他笔下的北京是神秘的地方，百姓优雅，风度翩翩，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于是你会设想在那些发暗的龛橱里，到处都出售各式各样的神秘莫测的东方奇珍。”在这条神秘莫测的街道上，就连驶过的北京骡车（the Peking cart）都“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或者载着一位博学的通儒，或者是一位穿着刺绣服装的歌伎。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莫过于在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也正是那种衰落的豪华寄予着他的怀古幽思。

当然，毛姆尽管很欣赏暮色中的东方情调，但也不免感觉到了这里严重的衰颓迹象：“一排通向城门去的茅房，全用泥土筑成，倾斜坍圮，使人觉得只要一阵风吹来，它们准会变为一堆泥土，又回到原来的地面上去。城墙，这渐趋颓圮的城墙，古老而又难堞参然，看去就像是一帧古画上的巴勒斯坦城垣。”（《幕启》）作者将北京城比作“巴勒斯坦城垣”，其中暗含着西方人自古以来对北京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都的看法。不仅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将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城奉为圣城，基督教也一直把耶路撒冷当作重要城市。北京作为西方人一直向往着的“天城”，即使经历了侵略者的蹂躏践踏，却依然毁坏不了几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心理期待。

在一个流浪汉的脸上，毛姆也能感觉到“那在秽浊街上的满洲贵族官邸的一堵空空荡荡的宫墙。在那宫墙背后你知道有彩绘的庭院、精雕的盘龙、天晓得的什么样的生活中微妙的纷纷攘攘”（《流浪汉》）。这里衰颓之景伴随着历史帷幕下的神秘色彩，一种强烈而让人捉摸不透的反差，也许正是北京依然吸引人的原因。这个流浪汉怀着“一种永不知足的寻奇猎异心理”，从北京出发，漫游中国各地，“终于，四年过去了，他用光了最后一块大洋，再一次回到北京”。起于北京，止于北京，在一个环形游戏中，北京成了西方人扯不断的梦想寄居地，一处若即若离的思乡之城。

1920年，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应邀访华。此时他有着从古老的中国文明寻求积极因素以补救西方文明的使命感。罗素感兴趣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以及老庄的思想境界。在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北京古城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楼宇亭台、庙宇回廊，还有那些彬彬有礼、谦虚好学的中国主人，都使罗素陶醉。罗素还特别提及中国革命对皇帝的优待：“当一个西方国家转为共和国时，一般总伴随着将被废黜的君主处死，至少也要将他流放国外。中国人则保留了皇帝的称号，他的美丽的宫殿，他的宦官队伍，以及一笔几百万元的年收入。”在罗素看来，这也是中国文化温文尔雅的优点，和欧洲的战乱屠杀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京“的文化性格对于无数人，早已作为先于他们经验的某种规定，以至它的形象被随岁月厚积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所遮蔽而定型化了。这里又有作为巨大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确定意义的北京”。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西方知识精英大多希冀古都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宁静生活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西方某种启示。

三

东方的作家同样也对此时的北京充满了迷恋之情，许多人玩赏北京犹如玩赏一个大古董，这里以日本现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和鹤见澈辅为例。

芥川龙之介在来北京之前，可谓对中国（支那）的旅行一路批判，但到了北京后却很快转变为对“支那趣味的爱好”了，1921年6月14日，他从北京寄出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写道：“到北京，北京到底还是王宫的所在地。在这里住上二三年，不亦乐乎！夕月啊，加在槐树的合欢花。”1921年6月21日，芥川龙之介从北京寄出另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来北京甫三日，即迷恋于北京矣！虽不能住在东京而旅居北京，乃余之夙愿。昨夜，观剧于三庆园，归途过前门，上弦月高悬，其景色难以形容。与壮大的北京相比，上海如同一蛮市。”

芥川龙之介是以日本《每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北京的，目的是撰写中国见闻记。《每日新闻》北京分社坐落在八宝楼胡同里，芥川龙之介当时就住在这里。穿上中国长袍的芥川龙之介，就像要把北京风貌全部装入脑海一样，整日漫游琉璃厂、古玩街、茶馆、剧院，甚至还经常乘坐人力车或骑着小毛驴到万寿山、白云观、天坛、北海等名胜游览。

芥川龙之介在北京足足游玩了一个月，在最后一站天津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他对北京有着极高的评价：“从南方来到北支那一看，我的眼界大开，所见之物都是大支那，那种在无言之中都好像在向你说明这就是数千年前就已文明了的支那的感觉，那确实是一股使人震撼的雄大的感觉。我想将来去统一的这大支那的都城一定还会是这北支那。我从南到北巡回旅行支那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像北京这样使我喜欢的。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滞留了一个月之久，实在是让人心情愉快的好地方。登上城墙放眼望去，几座城门像是被那苍茫的白杨和洋槐的街道一点一点向内编织出来似的。在处处合欢开放着的花也是好的，特别是看到例如在城外广野上奔走的骆驼的样子等时，会从内心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

1918年10月26日，另一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北京，并一直逗留到11月4日。北京给谷崎润一郎的印象是“幽邃冥想”(《鲛人》的“古老安静的街区”，是“留有前清时代痕迹的和平娴静的都会”（《忆东京》）。在《都市情景》中，谷崎润一郎这样描述：“登上北京的钟楼，远望那一片连绵的屋顶，那座大都会的人家都淹没在浓密的树木之后，几乎看不太出来了，但是仍然让人觉得到底是大国的旧都，那种典雅的东方街区的味道，不去中国大概是难以领略得到的吧。”

此外，谷崎润一郎还在《恋爱与色情》一文中这样回忆北京的生活：“大约在十年前，我在现在的北平，当时还叫北京的城市待了几天，感觉到那里的夜晚真是非常的黑暗。听说最近那座城市也有了电车，马路大概也明亮热闹了不少。但当时正值世界大战，除掉城外的花柳街和城里的戏院一带，太阳落山后可真是一片漆黑。大马路上虽然还不时能够透出几分灯光，但只要一拐进小路，就是漆黑一片，看不到一丝光亮。因为那儿的宅院都由高墙围着，宛如小小的城堡一般，大门是严丝密缝的木板造的，在那之后又有称之为影壁的用来做遮挡的墙，这么三重两重的封锁，家里的灯影自然不会透出一丝，就连人声也没有，只剩下废墟般的墙壁在黑暗中默然连成一片。走在夹在墙与墙之间的曲折狭窄的小路上，一开始还没觉得什么，但无论走多久，都是一片黑暗，一片沉寂，渐渐地感觉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恐怖，好像背后有什么追赶着一样，不由得拼命跑了起来。”今昔对比，谷崎润一郎认为：“走在那时北京的黑暗中，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夜晚，自己原来已经早就忘记了何谓夜晚的黑暗。”他将其与过去的东京相对比，“至少出生于明治初期的人们，应该还记得那时的东京夜晚的街头，大概正和北京相仿佛吧”。在这里，谷崎润一郎特意提到了北京的传统住宅四合院，并指出其封闭性的特征，作为北京的家族性大宅院，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家庭生活方式：通过高墙深院和外界环境相隔离，道路狭小，窗户稀少，古板而威严。

北京城的格局就是一种秩序的象征，有着“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北京人那种对政治的麻木冷漠，“崇和”的心理以及处变不惊的行为，就连外国人也看得分明。王西彦1936年秋写了《和平的古城》，开头引了一个日本人鹤见辅写的《北京的魅力》一文，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了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支那生活的魅力。”鹤见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中山公园里，时常可以见到百数以上的红肩章武士杂在人丛里，蹂踏着草坪，折着花木，而游人们悠然如故，没有道出半分的不调和或不自然。”

第三节 想像的空间

中国当代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指出：“尚未闻有一本题作‘北京’的长篇小说出诸欧美作家之手。即使如克利斯多福·纽居沪那样有居京数十年的阅历，也未必敢自信能读解得了北京的吧。”其实，西方人笔下的北京形象正因为“误读”的存在而精彩，写北京不一定必须对该城市了解透彻，笔者所关注的是他者“塑造”怎样的东方帝都形象以寄托其想像的精神家园。对许多西方作家而言，中国北京主要是一个名义，他们借帝都之题发挥自己对文化相异性的思考。下面便以作家谢阁兰、马尔罗、卡夫卡、朗格纳和弗里施为例，分析其作品中的“内心空间隐喻”。

一

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在中国断断续续住了7年，写了一部潜入皇宫的梦幻小说《勒内·莱斯》和《天子》。小说中的日记叙述者“我”向往紫禁城“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但始终没有机会进人这个“神秘御苑”，而勒内·莱斯，一位神秘的比利时人，不但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而且还是光绪皇帝的朋友，隆裕太后的情人，参与宫廷的政治阴谋，最后自己也被神秘地毒死。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给人一种半真半幻的感觉。

《勒内·莱斯》中的紫禁城是纵欲之城，阴谋之城，也是伤情死亡之城。在谢阁兰的幻想中，紫禁城是关于未知与神秘的象征。迷宫似的紫禁城，像神秘莫测的黑洞。对世间的百姓，它是尊严与华贵的皇宫，而对于皇帝，那个“帝国高贵而谦和的囚徒”，皇宫则是终生囚禁他的牢狱。而且，在它那棋盘一样规整的、梦幻般的宫殿下面，还有一个隐秘的、噩梦般的“地下之城”，即：“这地下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有它的威胁……以至最后竟使我自己不寒而栗起来。”小说最后，当君主制的历史背景消逝时，“我”也离开了北京，它不再是“梦的居所”，“我”甚至怀疑自己曾渴望进入这座城市。毕竟“他者的不可穿透性对他而言丝毫不是攫取的目标，而是快乐和丰富自我的源泉”。

谢阁兰是个百分之百的艺术家，当他走进北京城以后，便彻底被这座古都完美和谐的意境折服了。北京城就是他心目中最佳的一首诗作，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称北京为“我的城市”，他住进天安门附近一座四合院，又把它称为“我的皇宫”，把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书房命名为“我的陶瓷室”（一语双关：我的中国）。清晨，在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之后”，透过纸窗，他看到“……黎明睁开了眼皮，天渐渐的亮了起来……我感到一身的清爽”。黄昏，他欣赏着院子上面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他感到自己“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为“一件神秘的杰作”，也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让我们跟随谢阁兰的足迹再来回望老北京的风貌。谢阁兰首先来到中国上海，参观了徐家汇的耶稣观象台，惊讶地发现耶稣会孤儿院里竟然有“波拿巴路上最肮脏的垃圾”，上海是个“大杂烩”，“灯光闪亮，声音嘈杂”，“殖民地的宾馆气派却又不入流”，令他“厌烦”，最后“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国际性城市”，“去那个极其真切的中国”。随后，谢阁兰溯江至汉口而去北京。1909年6月19日，他终于抵达渴望“朝圣”的东方古国的帝都，第一眼看到北京，谢阁兰“觉得它比我至今为止在中国所找到的一切热情得多。形象、行人、寺庙、屋檐，都是多姿多彩”。“马路宽阔、气派”，“宽敞的城内，熙来攘往地跑着上了铁轮的小车，如骡车、精瘦结实引人注目的马车，还有那些可爱的临街小铺子，好像是一块金子，当人们在加工它时，它已经旧了，人们就在这块金子上雕刻、挖掘……总之，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我们三人在北京的旅行肯定是很令人向往的……”

对于北京人的描写，谢阁兰没有像城市建筑那样一味赞美，而是实事求是地批评指责：“一路上，数不清的人请求搬运一两件，为了几分钱互相争抢”，在贫穷的生活背后，也可以看出城市的穷人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对于北京的文化人，谢阁兰表现出颇为崇敬之情：“一个准时、讲究客套、彬彬有礼的老夫子来了。在两个半小时内，他让我用中文讲、读、写、翻译、谈话、思考。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耐心，而且——出乎我的意料——他确有一套教学方法。”

北京是奇妙的，“人们在那儿与逝去的上千年频繁接触。很明显，北京的这些车是模仿汉朝的车，这车辆的形状与摇篮状的车篷也是。最可笑的是，在真实生活中，你频繁接触的服装和人物就像来自壁画、地毯、图画和花瓶似的”。在北京，他们还接待了一位年轻的满洲女子，她同身为翻译的丈夫一同前来。谢阁兰认为“她的异国情调令人咋舌：花了好几小时整理的发式，头发伏伏帖帖的，嘴唇描得红得惊人，脸颊上贴了一朵标准的莫里斯·德尼（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1870-1943）风格的玫瑰，眉毛修长……总之，与前欧洲主义、前中心主义的描述原原本本……我夹着一半中文的话马上让她眉开眼笑。不过，这种差距真可怕！天哪，这异国情调！”

二

从1912年起，北京就成为了共和国的首都，并且早在20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就已经将北京开展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状况介绍给了西方人，他这样说：“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制，而且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这座门洞之外，坐落着100万人口的城市，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正满怀着新的希望与理想。或许万幸的是，其中许多的理想和希望，从未成为现实。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族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但许多西方作家并不关心这些新的现象，他们笔下的北京依然是亘古不变的天朝帝都形象。

另一位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在长篇小说《西方的诱惑》中勾勒了东方帝都的影子，开头是主人公A. D在“尚波”号船上，面对渐渐远离的亚洲大陆飘荡的思绪：“后宫佳丽成群。一个小窗洞旁，一位丽人（后来成为摄政王妃）正对垂目聆听的太监说话”。犹如电影镜头迅速扫过，后宫、佳丽、王妃、太监等都是东方宫廷的代表性意象！马尔罗接下来写道：“紫色的大殿里，皇帝端详着他让人从帝国各地找来的化石。天气很冷，屋外，冻僵的蝉从树干上落到坚硬的地上，发出石子落地的声音。邪恶的魔法师们被扔到广场中央芬芳的柴堆上烧死。他们用来迷惑公主们的木雕小人也被扔到火中发出了劈啪的爆裂声，并像火箭那样迸飞起来。围观的人群急忙后退，多么愚盲的人群！”对于北京的皇帝，A.D这样想像：“在北方，紫禁城庄严的大殿深处，是敏锐而拥有至高权力的皇上，他正伸出白皙的手指，指着劳作的中国、鸦片泛滥的中国和梦中的中国，那是个戴着黑色罂粟花冠的瞎眼的高个子老人……”不难看出，这里的帝都给人以凄清、愚昧之感。笔者以为，马尔罗对异域情调的描述是为了强调距离，从表面的浮华引向中国的现实，目的是更好地回首西方。这也正如法国现代思想家利奥塔的评价“异国情调给他们两人（凌和A.D）提供了机会，来表现被内部的腐败纠缠和诱惑的西方心灵。”

19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京城皇帝和老百姓关系的一般看法是：皇帝软弱无力，他常常自身难保，在紫禁城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老百姓并不期待得到皇权的帮助，他们也毫不关心遥远的京城。譬如，20世纪初法国作家洛蒂在参观完紫禁城后这样评价居住在这里的皇帝：“谁曾住在这里，囚居于这重重的围墙之内？这墙比我们西方所有监狱的墙还要可怕千百倍！是他，不愿见人的天子，孱弱而稚嫩，他的帝国却比我们整个欧洲还辽阔，他像一个看不清真面目的幽灵一样统治着四五亿的居民”。美国人阿灵顿则写到：“走在高高红墙下迷宫般的宫殿里，让人感到在这‘禁’城里，除了压低声音的流言四传外，多么黑暗的罪恶也能在这里秘密进行！”此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卡夫卡（1883-1924）的《中国长城建造时》(1917)。“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广阔，没有一个童话故事能涉及它，就是天空也几乎遮不住它，——而北京不过只是一个点，皇宫不过是点中之点。”“可是北京本身对村民们来说要比来生来世还陌生得多……他们未能把帝国从北京的梦幻中活生生地、真实地拉到自己臣民的胸前”。北京，“这世界的中心，密密麻麻地居住着社会最底层的沉渣。没有一个人能从这儿冲得出去”。卡夫卡描写的只是一个文本中的北京，他抓住了既是中国的又是普天下的“记忆场所”，并借题发挥自己对世界的思考，留给读者一个恍惚而又破碎的帝都形象。

诚如庄士敦的怀旧情调：“从民国建立的1912年到1924年底，在混乱的中国政治生活之中，有一处地方一直吸引着访问北京的外国人，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奇。”而这个地方就是皇宫，因为“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在首都的中央地区还有一个小小的堡垒，似乎那里还保持着古朴的安宁；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一小块地方，那里至少在外表上还显示出稳定和庄重；中国还有一个从未陷落过的要塞，正在消逝的古老礼仪仍构成这里日常惯例的一部分。象征着古代精神的威严礼仪和宁静的汇聚之所，被筑有城垛的高墙和堂皇的大门所包围。仿佛这种古代精神已在那仍旧显得神秘莫测的大内宫殿里找到了它最后的避难所。”西方人的禁城帝王之梦是一直延续着的，但千年古梦也难免有破碎的时候，当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后，庄士敦哀叹说：“在黄昏中踯躅了13年的紫禁城终于在这一天进入了黑沉沉的夜晚……中国的学童却要把它记住，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忏悔和蒙受耻辱的日子”。

三

德国作家伊瑟·朗格纳（1898-1987) 1933年曾到中国北京旅居，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紫禁城》(1937)，主要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该书在纳粹时代一直禁止出售，作者于战后才再版发行。1984年该小说荣获黑森州的歌德奖。小说大体内容如下：女主人公格罗娅(Gloria）从德国柏林千里迢迢赶到北京看望堂祖父尼古劳斯·拉施法（Nikolaus Raschel)。拉施法在19世纪末作为传教士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却很快放弃了传教，而转向帮助北京百姓改善生活。在北京老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圣人。拉施法在北京生活了52年，他一直在帮助北京的百姓，直到被一名逃兵谋杀。格罗娅的祖父克利斯朵夫·拉施法（Christoph Raschel）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和平王国，他希望格罗娅能从中国北京带回一个上帝，他给北京的弟弟写信说：“受伤的欧洲把那珠母般的希望转移到了东方”。但生活在哲学书中的克利斯朵夫·拉施法认为：北京原有的诗意已消失殆尽，老庄哲学开始死亡，被内战和自然灾害折磨的中国应到西方文明中去寻找拯救。格罗娅在参观紫禁城时遇到了罗伊（Roy),罗伊是德国人，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他在遇到困难时曾得到一个中国女人的帮助，后来便同这个女人结了婚。罗伊是个投机商人，他利用当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发了家。对格罗娅来说，罗伊简直是个谜。他同三个女人生活在北京一座四合院中。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他的妻子，姨太太于姬(Yu Dji)及其法国情妇。在作者笔下，罗伊是一个地道的“最后北京人”，是北京人的模范和标志。

这部小说对30年代北京的介绍充满着诗意，同时作者对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持若有若无的批评态度。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同周围的北京人和中国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小说中有一对荷兰夫妇，他们在北京的住所里到处布置荷兰的东西，女主人非常仇恨北京，对北京的一切都无法忍受。对她来说，北京人时刻都在威胁着她，北京的建筑特别是石狮子则让她感到奇怪、可怕。东西方文化对峙的问题是这部小说论述的重点所在。作者总是把逐渐衰败的北京同现代化的北京相对比。一个广东人主张北京应有现代化的一切，而格罗娅却讨厌现代化，她认为建立在机器声里的中国必将失去它的灵魂和古老的智慧。尼古劳斯·拉施法看到外国人和中国人到北海游泳时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看来，到北海游泳是对圣地的亵渎。他觉得，北京应该保持它古老的传统，一切与“现代性”有关的事物都是对北京这块圣地的亵渎。小说虽然对北京的描写非常客观，但也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北京是梦、童话和情人，这也是19世纪末的德国人对中国及其首都北京的普遍态度。

瑞士著名德语作家弗里施（Max Frisch, 1911-1991）的中篇小说《彬或北京之旅》(1944）意在表现一种向往中国，追求原始东方精神的主题。主人公是一名叫吉廉的士兵，在元帅指定突袭方案的前夕，偷偷离开战场，穿过花园，越过森林，奔向遥远中国的北京，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北京。”北京在小说中是一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美丽意象。作家是这样描摹北京城的：“那闪光的塔楼、屋顶、桥梁和水波荡漾的海湾、风帆，在空中盘旋的蓝鸟”，这里有盛开的莲花、桃花，貌美如花的中国少女，长着“苍白月亮般胖脸的”王爷等。考虑到心生向往之情的是一个参战的士兵，并且该小说写成于1944年，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惨烈的时期，所以，北京在此处“成了战时人们向往和平安宁的象征”。当然，《彬》也描写了一个异国爱情追逐的故事，彬到北京后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子马雅，并将其视为生命和女性的原型，这是一种回归原始状态的主题。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20世纪之初作家对帝都的描摹中便已开始出现，半个世纪中，“北京”仍然是欧洲人心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蚀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纯洁和谐的自我。而这也正是作家让“彬”——那个“具体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动机。

第四节 盛名之下的遗憾

“北平是命运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在这奇妙的城墙中，藏有若干世纪的宝物和掠夺品，在这中间住有一百多万人……在这城市中，有前朝的文武官吏，有学者和地主，有僧侣和匠商，有谈吐高雅的洋车夫。这城市的设计和建造都是高贵的，一个艺术的宝藏。这地方有良家子弟和堕落分子，有狂欢宴席上的外交阴谋，有失去品格的魅力，有过份横暴的恶行。这城市有活泼的温泉，有葱郁的秋果，有在霜雪满树和结冰的湖上闪耀的冬季阳光。这城市有永久的退让和轻易的欢笑，有闲暇和家庭爱，有贫乏和悲惨，有对于垢污的漠视。然而这地方也有出乎意外的壮举，革新的学生们为全民族制造斗争的标语，由戈壁沙漠吹来的大风，使得华美的庙宇和金黄的殿顶蒙有最古老的生命的尘土。”诚如斯诺所说，此时的北京是一个多面的集合体，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所得出的结论也将是完全不同的！

此时对北京的盛赞是主流趋势，如美国作家C.P．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涨潮》中，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法国侨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巴黎和北京”。一些拥有“朝圣”心理的西方人在赶赴北京的旅途上忍受无聊的折磨时，心中想：将会有一个繁花锦簇、遍布亭台楼榭和皇宫神秘的城市在等候他，但当真正抵达之时，也就是幻想的破灭，看到的北京不过是“一个有着肮脏街道与断墙残垣的大一点的村庄”，“街道上到处都是小铺子，一层的平房看起来像住家，所以它是个村子，而不是城镇，更不是城市”。此外，我们还可以参看如下评价：

北京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容乐观。“很少甚至没有维护城市交通的任何规定，所以街上人多为患，几近堵塞。”“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未经任何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

北京许多百姓生活极度贫困，“街道上乞丐很多，但他们很好地分散开来，并有着自己的日常行动路线。这是一个需要别人发善心的职业，但最令人不愉快的是，乞丐故意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伤口与溃疡，以此迫使人们赶快施舍东西，以摆脱他们”。

辛亥革命之后，满族王公的官邸开始衰落，“偌大的庭院长满了野草，屋顶破烂渗水，马厩空空如也，厨房大多没有充足的食物”。“不仅紫禁城城墙内的宁静、礼仪和尊严不及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而且那威严凛凛的城墙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显眼的裂痕，只有那些固执的盲人才看不出它迟早要坍塌。从前被包括在紫禁城内的一部分重要宫宇，如今也已丧失了它颇富于传奇色彩的权力。”

总之，所有的这些失落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西方人想像中的北京和现实的北京有着很大的差距。

关于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我们也可以从日本记者兼外交官内滕湖南（1866-1934）对北京的记述中看出。1899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游历，翌年回国后即出版了这次旅游的见闻录《燕山楚水》。

北京对他而言，仅存的辉煌也许就是城墙和城门了，“余观京城，若其规模，则居然乎大国首都也，若得缮治之宜，其壮观比之泰西诸国首都亦不必相让”。然而就是这崔鬼的城门楼已掩饰不住衰败的迹象：“城壁上虽皆铺设砖石，然杂草茂盛，没过人头，甚至生有高达数丈之树木。城外濠水映照月光，处处人家灯影稀疏，透过如烟杨柳，隐约可见三四中国人徘徊于濠边，哼着小调。眺望过去，难以想像此都城今为君临四亿生灵之大清皇帝居城，无限凄凉，不觉泪下。”

熟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历史的人都知道，贡院是清代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北京及大省凡万余间，小省则数千间，以数十间至百间为一列，形如长巷，每巷用《千字文》编列号数。内滕湖南看到北京贡院“芜秽犹甚”，“好似狗窝一般”，“院之境内，野草高过人头，考官所居房台，守门人粪便狼藉，臭气冲鼻，其污秽实难以言语形容”。

在对北京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后，内滕湖南形容北京为一个大溷囿（厕所）。“北京人家无溷囿设备，大街与胡同之角落、胡同屏侧，到处可为粪便堆撒之处。故行于北京街头，空中隐约飘过粪便臭气，觉整个北京城乃一大溷囿。然明时都城建筑旧规，有壮大下水设备，比之文明国都府亦毫不逊色，清朝文明如何，则由此可以推想矣。”

第五节 古都生活百态——赫达·莫里逊的历史镜头

许多外国作家都曾描写此时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譬如，美国作家乔治·凯提斯曾在这段时间生活在北京，1952年在纽约出版了《丰腴年华，北京，1933-1940年》（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一书，向美国人展示了北京幽远怀古的生活气息。该书大量选用了一位叫赫达·莫里逊的摄影作品，其中罕见的老照片给读者形象感知北京的可能。因此，本节笔者主要探源这位著名摄影师对老北京的文学介绍和形象记忆，并借此回望老北京市民的生活百态。

赫达·莫里逊出生在德国，1933年到1946年在北京从事摄影工作，住在紫禁城和南海之间的南长街。在北京的十三年间，她带着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拍摄下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在赫达·莫里逊眼中，“北京保留着它独一无二的特色。作为一个教育与艺术中心，许多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工艺继续存在”。一九四六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她才离开中国北京。一九六七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

1．建筑景观

“北京的建筑，除了一些西方风格的办公与公共设施外，都是平房，用灰色的砖砌成，屋顶是灰色的瓦。墙壁围成家庭院落，富有人家的大门涂着吉利、明亮的红色。你不能够看到里面的房屋，因为在院子里面经常有影壁面对大门，一个人进门后不得不绕过它。这道墙用来阻挡恶魔。从任何角度来看，你都很难想像自己正身处一座伟大的城市；树都种在庭院之中，这使得这座城市一片乡村景象，仅仅有皇宫与寺庙金碧辉煌的屋脊和气势宏伟的城墙角楼点缀其间。”

“北京的城墙大约有四十公里长，墙高九到十二米不等，城墙中间有十六座突出的城门，每一座上面盖有一座城门楼，它们是一座座象征中国过去帝制时代的辉煌的纪念碑。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别的有城墙的城市，但是从未有能和北京的城墙相媲美的。”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城墙和城门仍经常维修，很多地方允许人们在上面行走。这里，高居城市之上，一个人能散步数英里，受打扰的仅仅是在矮木丛和杂草中吃嫩叶的山羊，而那些草木就是在城墙上面长大的。在护城河边有许多鸭舍。冬天，人们从护城河凿下冰块运出，以便来年夏天使用。在城边，坐落着一些房屋、院落和小型的加工作坊，还有许多开阔的草地、耕地。站在城墙向城内望去，地平线上有紫禁城的金色殿宇以及其他许多反映老北京特色的建筑，例如：佛塔、城楼和位于紫禁城北面的高大的钟楼、鼓楼。”

天安门：“在1949年革命胜利以前，天安门平时很平静，那里树林成荫，一些小贩向参观者和过往行人兜售点心。”美国汉学家阿灵顿则描述道：“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天安门前的广场已举行了多次政治集会，与其说是‘天安’，不如说是政治波动。游行中激烈、民主的演讲，在过去大明朝和大清朝的皇帝听来一定非常惊异！”

2．声音的艺术

“北京的生活不仅娱目，而且也有许多悦耳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货物和食品都沿街道和胡同叫卖。每一种小贩都有自己特别的‘器物儿’，或是锣或是喇叭，一般都配有旋律美妙的叫卖声。婚礼和丧葬队伍都有自己的乐队班子。许多街巷娱乐活动都伴有音乐。人们喂养一些美丽的鸣禽，特别是百灵和画眉，因为它们有美妙的叫声，甚至尖声鸣叫的蟋蟀也有人喜欢。蟋蟀养在小笼里，整个夏天叫个不停，直到寒冬到来它们死去为止。北京人也饲养许多家鸽，用绳子在鸽子尾梢拴上很轻的竹哨，当鸽子从鸽笼放出、在城市上空盘旋的时候，竹哨能发出一种颇令人悲伤、像笛声一样的鸣响。”

“即使在夜间，北京也有属于她自己的、有特色的声音。寂静的夜晚，守夜人出入胡同，常常伴随着木梆发出‘梆梆’的声音。这对于防止住户被奸人偷盗很难有什么实际效用，但毫无疑问，听到这种声音，人们会睡得更为香甜。实际上，在北京很少有严重的犯罪，人身安全颇有保障。”

无独有偶，另有许多外国作家记录了老北京的声音艺术，如日本人青木正儿（1887-1964）曾于1922年和1924年来北京考察。在杂感录《竹头木屑》中记载了北京的声色：“北京为音乐之都，睡懒觉的早晨，枕上便听见卖水的推车的轧轹声，比邻居浪荡公子的小提琴声还悦耳；剃头挑子与磨刀担子互相唱和，比对面时髦女郎的钢琴声还动听；裁缝摇着拨浪鼓，哗朗哗朗恍如《雨打芭蕉》之曲；卖炭的堂鼓，扑通扑通赛过击鼓骂曹……收旧货的小鼓就像唱滑稽小调的。种种叫卖之声，有如老生，有如净，有快板，有慢板，收废纸的一声‘换洋取灯儿’，有如老旦的哀切，深夜叫卖悖悖的长腔使馋鬼们几欲断肠。”

萧乾在《北京城杂忆》中提到一位20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呲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味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拨浪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

此外，上文提到的美国人阿灵顿在《寻找老北京》一书中也记述了北京的声色艺术：“无论白天黑夜，街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黄包车夫敲着小铃，司机不断地按喇叭，小贩不停地叫卖。个人的行为上升到最高的程度，吵闹声直到清晨还没有结束。饭桌上不断地划拳声、卖唱女的高唱声、各种乐器演奏的吵闹声很远就能听到，却没有人在意这些。”

3．市井百姓

古都百姓平凡而又略显琐碎、温馨的生活最为吸引人：“在北京的魅力与能够体味到的快乐的生活下面，却是沉重的苦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乞讨者并不是贫穷的真实的写照，因为许多人是被专门组织起来行乞的。正是那些不要饭的人才真正反映出最极端的贫穷。不论是捡废纸破布还是在夏天为养鸟的人捉蚱蜢，这种谋生手段常常被人忽视了。冬天许多人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人们。”

“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得到了最友善和最诚挚的款待。拍照要求有耐心，因为那时电子闪光灯还没有出现，我不得不经常帮人们摆姿势，要求他们保持非常静止的状态。我发现人们乐意做摄影对象，以良好的情绪及耐心满足我的要求，至今我很感激。我曾给数百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拍过照，却记不得有被拒绝的时候。”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北京人的描述：“不会将严厉、悲伤、焦虑、仇恨、逆反和不悦等各种情绪表现在脸上。他们不会为自己的不幸哀伤不已，也不会为自己的成功欢呼雀跃，他们把所遭受的一切都看成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对于他们在北京的仆人，“我们的男仆看上去都像是单身小伙子，但实际上都已结婚成家。他们遇事冷静，做事专注细心、一丝不苟，行为举止温文尔雅，不像一般男人那样粗心，倒更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

4．节日庆典

赫达·莫里逊非常喜欢北京的春节活动：“在爆竹声中人们迎来新年。人们宴请不断，参拜寺庙，走亲访友。春节庙会很多，位于外城西部的琉璃厂尤其有趣、好玩，这里是由所有经营书画以及其他的艺术品的重要的商人们开办的古玩交易市场。”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日本作家青木正儿对北京春节更详细的记述：“小吃铺的蒸笼里正蒸着年糕，冒着白茫茫的蒸汽，好像菱饼一样的糕上点缀着干枣、核桃、瓜仁、杏仁、青丝等等各种配料，正中染上红印，陈列在店铺前。点心铺店头圆圆的月饼堆积得像百万塔（按：日本的一种供养塔）；纸铺用捉恶鬼的门神和给亡者在阴间的零花钱纸钱招徕顾客；香蜡店里驱散恶鬼用的威力无比的烟花爆竹正等着买主；小吃摊上锅里正翻滚着正月十五的元宵；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上摆着青皮萝卜或红皮萝卜，正月中妇人女子为辟邪气吃萝卜，俗称‘咬春’；小摊的毡子上天女散花一般堆放着装饰在月饼上的剪纸和贴窗户用的窗花；那边又摊开着廉价的俗唱本、日历和升官图之类……”

5．吃的艺术

“作为曾经伟大而又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中心，北京保留了精湛的烹饪传统，每一种不同地区的烹饪都可以在那里找得到。那里各种各样的烹饪可以迎合每一种口味。许多饭店都是以前的老建筑，自从中华帝国最兴盛的时候就已开张营业。大饭店当然是为有钱人提供服务的。但沿街叫卖的和街道的饭馆也提供非同寻常的可口食物。烹饪技术已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赫达·莫里逊最喜欢的食物“是一种简单的、任何人都可以吃得起也买得起的食物：烧饼。这是一种完全由粗糙的面粉做成的扁平的、圆的小面包，有些像油酥点心那么硬，上面有一层芝麻。它是面包中最好吃的一种，即使是在它单独吃的时候。不过也可以在里面填上肉，这是在北京的欧洲人早餐中的一种美味。像许多美好的东西一样，因为这种食品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充分享受它的美味”。

关于声名远扬的北京烤鸭，莫里逊作了重点介绍：“外国人非常喜欢烤鸭。北京鸭个儿大、毛白。上餐桌的鸭子注定很短命，因为从很早就被填塞食物，在它们十到十二周时肉最好吃。它们非常肥、非常嫩，烤烧在一个很大的砖砌炉中进行，直到鸭皮变成褐色、油亮而且香脆时为止。鸭肉是一顿饭的主菜，还包括鸭肝、鸭舌、鸭掌和鸭汤。鸭肉会被特别仔细地用刀片下，鸭肉片包括一点皮（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一点脂肪和一点肉，蘸上甜面酱，配点葱头，卷在小面饼里吃下去。最后上桌的是鸭头，它被均匀地片开，这样贵客就可以吃到鸭脑。”

6．休闲娱乐

“北京有着无穷无尽和丰富的娱乐项目，对街道、集市、庙会的人一律免费。每一个季节有属于自己的、使人羡慕的东西和活动。人们总是可以看得到舞台表演。”

“前门南面，有一座精美的汉白玉石桥——天桥，桥下面的水道通往天坛。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常年固定的集市，许多货物都在这里出售。每逢节日这里就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有精彩的杂技和变戏法的表演，许多表演者都是年纪很小的孩子。这里还有踩高跷的、说书的和流动的戏班，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草垫与棚子里表演。表演者不是常年呆在北京，他们还在中国北方的城镇与乡村巡回演出。这种流动的戏台给那些支付不起到正规戏院看戏的人提供了娱乐的机会。”

“北京有些常年演出戏剧的戏院，那些戏剧是中国舞台剧的伟大遗产，这一行当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戏剧的演出与西方戏剧结构一致，以同样的方法分为幕和场，但舞台的技术有极大的差异。老的中国戏院几乎没有什么后台背景，没有幕布，座位是简单的木制长椅。舞台服务人员当众来回走动，伴奏乐师坐在舞台边上，公众一览无余。演出一直进行到很晚，主要或最好的节目放在最后一个。演员们身穿光彩夺目的传统戏装，脸涂油彩，但是场景和舞台道具以及大部分的动作都是通过人们所熟知的习惯方式表现出来的。”

7．工艺美术

“长久以来，各式各样的工艺品一直吸引着我。北京作为伟大帝国历史悠久的都城，仍旧有着特别精湛的工艺传统，而且，手工技艺还是千年前的样子。一些技术与工具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工匠们的技能是卓越的。即使是最简单的活儿，例如捆扎一个包裹，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利落与优美。”

“整条街道及其附近地区常常都从事同一种特定的行当。从中央的大门——前门向南穿过外城的大路，它的西面是许多手工艺聚集区。前门大街的前头是玉石街，相连的店铺出售玉器和其他石雕作品。在店铺里面进行交易，同时在附近，常常是店的后面，即是工匠制作物品的作坊。”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照日本记者兼外交官内滕湖南对北京店铺装饰的描述：“家屋装饰极尽华美繁缛乃为中国一大特色，其中以北京店铺为甚。记所售物品名称之招牌，均施以雕刻，悬以龙首，似寺院幢幡，轩头施以细密精巧之装饰，卖场之台，恍如须弥坛（按：佛像底座）。行走于北京市中，犹如穿行于寺观之间，而其寺观则更极尽绘绮，其趣致无异于通常人家。盖我寺院之装饰殆太过移用中国普通装饰，然通常人家则极为质朴，此种装饰反被看作为寺院之特有。”

北京是自行车城。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到处看看的最好方式是骑自行车，这样可以避免聚集在人群中，足够慢的速度又可以与其他的骑车人聊天……

北京人是有礼貌的，互相让谇，在车上很少骂人。

这个城市的外观……条带般的小巷已经是可去的了，对于最近刚到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小巷是离奇有趣的。那儿的生活似乎一直这样进行着。如大家所说，这个城市是干净的，尽管也有孩子们习惯地穿着开裆裤和中国随地吐痰这些事实……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春天的）灰尘——尤其是来自于镶嵌在这个城市中的地铁灰尘。灰尘四处吹散，有时升到空中遮住了太阳。每个人都在灰尘的笼罩之下，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人。 ——1973年6月1日，美车驻中国联络处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主题是“骑自行车的北京”见［美］普里西拉·罗伯茨编辑：《紫禁城之窗：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张颖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8-100页。

12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有一股对于一座未曾见过的城市的强烈怀旧感。而我心目中的北京却久已不复存在了。如果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它被战争风暴和空前浩劫——连年的内战、日本的古领、革命战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行为一打而光。我想来得太晚了，整整迟了半个世纪。

——1985年，美国著名记者合里林·索尔兹伯里第二次访华，他深为遗憾地写道，见《编译参考》，1985年第8期。

粗犷、温柔、美妙，很多相对的细微和诗意飘散在风中，从遥远遥远的过去开始就是这样。云彩的棉絮，散发香气的花朵，变幻的天空，摇动的荷花和月亮的阴影……所有这些都同时出现在北京干冷的空气，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结了霜的地面，还有那个巨大的红太阳，每天早上都在升起，升起……所有这些，都像那些中国古画上的风景，与其说它是地上的景象，不如说更接近天上的梦幻。

——［法］贝尔纳：《中国情人：一个外国女人在北京》，尹兵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也许你是这里的常客，也许你还是第一次造访，不管怎样，你会被北京——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所深深吸引！

——2001年，全球传媒巨头国际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见霍增龙、周大海编著；《魅力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