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东方巴比伦』

第一节 使团的新发现

从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侵人中国沿海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期，欧洲国家从陆地和海上围绕中国布下了一个包围圈，中国极像一个陷入重围中的城市：来自远方的侵略者还无力冲垮城墙，而守卫者也未认真做努力把他们赶跑。在“城市”的中心（北京），天子继续以君权的威仪统治着“天朝上国”，以为皇宫便是世界的中心。由于到帝都的许多使节都拒绝承认这种自封的最高权力，所以此时的北京只是少数人涉足的土地。只有叩头的朝拜者、带着贡品的顺从者，才被欢迎到紫禁城，这使它逐渐成为招惹敌意的城市。

从19世纪开始，北京在西方成了贬值的东方偶像，鄙夷与批评之声纷至沓来。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不是北京的现实，而是西方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耶稣会士因“礼仪之争”在北京遭受迫害，他们不再一味颂扬那片“宁静和谐、公正有序的王道乐土”，责难之声不绝于耳，北京从此失去了它在欧洲最有力的赞美者；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充满怨恨的报告，也逐渐改变了北京的形象；古老北京的衰落对比欧洲城市文明的进步，他们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促成重大反差的导火索便是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访华。

1793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达到顶峰。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马戛尔尼率使团出访中国。这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整整耗费两年时间(1792.9.26-1794.9.5）却无功而返，唯一的收获就是使团成员出版的中国见闻报道：马戛尔尼有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连一位仆从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托马斯·希基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和素描。

如果仅从欣赏风景的角度而言，使团大多数成员都得到了视觉上的满足。他们惊叹于中国的山川富饶和风光秀美。白河两岸有广阔的草场、丰饶的田亩和极为美丽的花园；鞑靼地区风光迷人，北运河两岸平坦富饶，农业欣欣向荣；在赣江两岸，江水、广阔的田野、成群的牛羊和远处的大山相映衬托，构成一幅迷人的画卷。然而，使团成员并不是来中国旅行观光的，他们日夜兼程赶往大清朝的京师还有着更重要的外交任务。

一 建筑景观

在没有到北京之前，使团成员对北京充满着憧憬，毕竟数百年的口耳相传给了他们很大的诱惑，斯当东这样写道：“据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距离越近，心里越急于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北京的东郊，他们看到了外围的北京城，“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使节团从此处经过，群众多离开自己的本位跑来围看，但很短时间以后，他们又分散回到每个原处，说明这么多的人聚在这里并不是专门为看外国人，他们各有各的事务”。此时的北京市民还有大国子民的气象，对金发碧眼的英国使团能够见怪不怪。

用了十五分钟穿过郊区，使团终于看到了北京城墙：“城墙是砖砌的，城门附近是石头建筑的。城门上有一个几层高的守望台，每层都有炮眼露在外面。”帝都城墙没有变，但观察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却改变了。尽管北京城墙在高度和厚度方面，都给使团成员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城墙上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射眼，其中很多还是假射口。斯当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斯当东一行穿过城门进入了北京内城。“初进北京大门，第一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一百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从街的这一头向那一头望，两边房子好似彼此互相倾斜靠近一起。”与欧洲道窄楼高的大城市相反，北京的街道路面宽阔，而房屋低矮，这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迹象，但此时还没有过多影响使团对北京的评价。

心情兴奋的斯当东一路行走，一路观光：“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经常洒水以免灰尘飞扬。许多漂亮的‘牌楼’横穿街道。按照字义，牌楼相当于凯旋门，但上面并没有拱门。……牌楼上面共有三层顶盖，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在路过皇城时，他更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些黄色琉璃瓦顶，当中没有烟囱，在边上和背脊上搭成调和的凹形线条。这样比一条整个长直线好看得多。瓦上面刻着各种事物形象或者幻想式创造，在太阳下面发出闪闪金光，确是伟大壮观。”

对于清政府提供的下榻馆舍，英国使团也颇为满意，斯当东写道：“使节团在北京的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这所官邸的建筑结构同一般中国大官的府第相同。整块园地由一个高的四边形砖墙围起，在一边的角端由一个小门通过一个小窄便道进到里面。从外面看很简单朴素，里面却非常富丽堂皇。”

使团成员在穿越北京城的时候抓住这次难得的亲临机会，交换了对北京城的看法和印象，当然，他们也很诚实，认为“这样匆促的走马观花无法得出一个恰当的判断。不过大家共同感觉是，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宫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像的那么美好。”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确证无误，还推测：尽管“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但“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由此可见，北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滑坡，大不如以前了。

同所有来到北京的西方人一样，马戛尔尼等人也最关注帝都核心——紫禁城的情况：“虽然北京距离鞑靼区山脉很近，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但皇宫之内却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另一个天地。里面的山和谷，湖水和河水，断崖和斜坡，这样配合，这样协调，任何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进到皇宫之后都会自然怀疑到这究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胜景还是人工的创造。整个这块小天地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万人的劳力，最后用来供一人的享乐。”在惊叹之余，随从人员也流露出批判和不屑的情绪：“宫殿同在城里围绕着它的狭小的建筑物相比较，显得堂皇庄严；可是我也看不出什么足以使我相信，如我所听到的或者阅读到的，在北京皇宫里有异乎寻常的神奇的地方。”这已经和过去神秘色彩十足的艳羡性描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 民俗风貌

任何一位来北京的西方人都会惊叹于这座城市稠密的人口。安德逊觉得从白河口一直到北京每一英里路上的人都多得不可言喻，更不用说庞大的北京城了！在北京城内熙来攘往的大街上，“拍卖旧货的、卖药的、算命的、卖唱的、表演魔术的、说评书的等等摊子面前都围了一群听众，根据杰美利·卡尔利所转述耶稣会士格里马尔在17世纪的估计，北京有一千六百万人”。斯当东认为这言过其实了：“全北京的人口约有三百万人。按照北京的矮房子，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

斯当东的评价颇为公正，他认为，与人口众多相比，这里的环境还算可以。“北京居民虽然住得这样挤，但并不影响人们的健康。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根据天气冷热增减衣服。此地天气干燥，不产生腐败性疾病。纵欲的行为也很少发生。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事件很少。同英国古代十家联保制度差不多，在北京每十家中有一家必须对其余九家的行为负责，实际上也就是九家归一家管。城内打更守夜制度严格执行，全城好似一个兵营，人们住在里面享受安全，但也受一点限制。”

当然，斯当东对北京也有一些误读，譬如，他认为“北京也不是一个追求娱乐和享受的地点。欧洲许多繁荣兴盛的大都市同北京情况不一样。在那里住着许多吃祖先遗产或有政治靠山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量消费金钱来追求享受。……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仆人，以及一切供他们驱使、为他们服务的人对欧洲各国首都的繁荣起着重大作用。但北京的繁荣兴盛与此迥然不相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所司，或者服务于有所司的人。除了少数皇帝宗室外，很少人在大家都各司其事的时候整天没有事做，专门追求享乐。”如果斯当东结识了北京众多终日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他就不会有这种简单的想法了。

东方帝都的女性再次成为使团成员关注的焦点。对于马可·波罗所夸大其词的北京风尘女子，斯当东在这里给予了纠正，他认为北京“只在城外有一些发给登记执照的妓女。由于住在本地的单身汉，及在外地来到北京的离开家庭的丈夫人数很少，妓女人数并不算多”。此外，他还注意到中国女子的缠足，上层社会女子以缠足为高贵的标志，但北京的女子（应是旗人）不缠足，下层社会从事繁重劳动的女子也不缠足。在内城，斯当东看到一些鞑靼妇女：“她们不是小脚，脚上鞋的厚底有一寸多高。穿这样鞋走起路来的不方便恐怕同小脚妇女也差不多。这些妇女身上穿的很好，脸上有很浓的脂粉。口红只涂在下嘴唇的中部，似乎是这里涂施脂粉的方法。……也有几个骑马的鞑靼妇女，她们的骑法同男子一样，也是两腿分开，跨骑在马背上。”

三 异质文化间的冲突

使团成员当中对北京批评最多的当属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的《中国游记》(Travel in China and in Tartar of the Embassy of Lord Macar tney, 1804)。首先是对城市建筑的不屑：“这个中国的著名都城呈现给我们的第一个景象并不与其享有的赞誉相符；而且我们对它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盲目崇拜。当我们走进一个欧洲城市时，我们的目光总是被种类繁多的建筑物所吸引，如塔楼、钟楼、圆屋顶、方尖碑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物……我们可以快乐地想像这些种类繁多的建筑物的形状、装饰及其用途。但是，在北京我们甚至看不见耸立在其他屋顶上的烟囱，房屋几乎都是一种高度……就像一个广阔的军营。”其次是对北京人的敌视。在他眼中，北京人缺少人权、歧视妇女、抛弃婴儿、冷漠高傲等等还处在中世纪的时代，比西方人更应该接受文艺复兴的洗礼。

斯当东则特别批评了北京皇宫内为数众多的太监：“在一个国家里，只是疯狂的猜忌心理才想到要戕贼一种性别的主意，使其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护卫者，并且可以不怀疑，同时也只有无限制滥用权力才能把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主意付诸实施。……这种人一旦得势，他们将以全人类为对象来进行复仇，往往能招致国家灭亡的大灾难。也有把他们驱逐出宫的事例。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放逐了六千名太监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从那时到现在，太监人数又逐渐增多，北京和圆明园内的宫殿里又充满了这种人了。……土耳其也有这种人，他们称之为黑阉人，意思是所有性别的痕迹都消失了，在欧洲少数地方也有自动施行这种手术的，但他们是为了节育和改善自己的声调。”值得注意的是，使团成员此时还没有贬损中国皇帝的形象。马戛尔尼把乾隆比作“荣耀的所罗门王”，认为他就是人类伟大和幸福的最高境界代表，确实有欧洲传说的那份风雅、勤政，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皇帝。随从也认为“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

我们可以将英使团的记述和同时期朝鲜使者对北京的描写相对比。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以军官身份出使北京，在《湛轩燕记》中描写京城元宵佳节：“元宵看灯，中国之胜赏，三夜金吾弛禁，鼓乐达朝，以饰太平”。“小路而北，达于大路，车马游人填咽，不可行。夹道朱窗绮户，千百宝灯，摩挲晃朗，金翠增其色，明月失其光，可谓升平也，盛世天下之胜赏也”。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正中为使团随从访问北京，在《燕行录》中这样夸赞紫禁城：“古人云仰望天子宫阙之壮丽，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而后知天下之巨廉，可谓先获我心也。”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番邦国的朝鲜使团对北京还是盛赞有加的，并没有“大英帝国”使团那么多的批评。

一个国家的外交开放是国力雄厚的表现，但当时的清政府还做不到这一点。进京使节“被严格看管，甚至在城里走动都要派人跟着”。所以，马戛尔尼使团虽然受到了较高规格的接待，但也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在特使去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留在北京的随从人员“过着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离的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们抱着一种流放人在异域遇到本国人的心情，也颇愿和他们来往。最初每天有神甫多人到馆舍去和他们谈话，因而引起了中国人对双方的疑心。这些教士虽然长期住在中国，但仍然处于被疑的地位。中国政府最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之间互相来往，尤其不愿意他们和广州澳门通讯”。

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引发了包括跪见礼仪在内的一系列冲突，英国使团最后被冷眼相待，甚至到了被驱逐的边缘。在北京居留期间，马戛尔尼一行人深受冬季寒冷的折磨。“北京到了严冬季节，日间温度永远在零度以下，夜间一般是零下二十几度。”几个使团成员因不适应气候而病倒。再加上外交上的失败，他们自嘲道：“我们如同乞丐一般地进入北京，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这也证明了门多萨关于中国朝廷款待来使的说法是何等的天真而又不符实际。

马戛尔尼离开不久，一支荷兰使团来到北京。有了前车之鉴，他们为了生意，愿意行三跪九叩之礼。可惜他们并没有通过谦卑的方式获得英国人因为傲慢失掉的东西。在北京停留的1个多月里，除了参加几次庆典，耐心地等待几个时辰“看御驾经过”并叩头致敬外就无所事事了。最终，他们比马戛尔尼更狼狈地离开了北京。其实，这一遭遇已经出现在一百多年前，1656年7月17日，最早的一批荷兰使团由哥页（P. de Goyer）和凯泽（J. de Keyser)率领，携带贡品经天津到达北京。虽然他们对北京城大唱赞歌：“由于学问的浅薄，我不能全面地描绘这个城市”，“我们从未到过如此漂亮的地方”，这个“举世闻名的皇宫，所有的建筑都造得金碧辉煌，壮观无比”。10月2日，在经过85天的焦急等待以后，荷兰使节终于在太和殿按三跪九叩之礼晋谒了顺治皇帝，可最终还是毫无结果地离开京城，仅仅得到八年一次、每次四艘商船的“朝贡”机会。

1816年，由议员威廉·皮德·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的第二个英国使华团，用了100天从伦敦赶到北京，结果只在北京停留10个小时，吃一顿饭，行李没卸就被驱逐了。这次访华失败完全是因为阿美士德勋爵拒绝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勋爵秘书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和医师克拉克·埃布尔（Clarke Abel)都记录了对北京的评价，其中否定和批判的内容明显多于斯当东等人的著述。此后，英国对使团外交彻底失望了，也不愿意再去纠缠礼节问题，开始酝酿派炮舰远征北京的计划。

第二节 幻象的延续

在19世纪初期，“整个欧洲文学中很少有作品花整段章节描写中国，只有在一些诗歌或者其他作品的零散段落里可找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简短的隐射”。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逐渐被蔑视所取代。不过，北京政府“闭关锁国”的时候，因为历史影响的积淀，西方依然把中国看作一个远东大国，帝都形象尚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一 使团材料的再利用

1797年，马戛尔尼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花掉英王大量钱财，却空手而归的使臣们，在报告和画作里甚至不敢过多暴露在北京看到的混乱和贫困。因为英国百姓仍然把大清国的首都看作是遍地白银，人人绸缎，天天看戏的城市。英国商人都在等着和中国通商，说中国的坏话，岂非得罪舆论。为了让花了大量资助却一无所得的英王不至于太恼火，也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英国民众失望，斯当东等人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继续维持着东方帝都风雨飘摇的体面形象，并不时让它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此时有许多读者对使团成员的材料进行了再创作，以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建人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最具代表性。阿罗姆是个有心人，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和北京，却借用了使团成员的文字描述和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素描稿以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n Nieu hoff）的部分作品，发挥自己的想像，再现了欧洲文化传说中的东方帝都。1843年，他的画作配上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后，由伦敦“费塞尔公司”出版，英文书名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史地教科书。尽管中国刚刚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但阿罗姆画册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丑陋国度，虽有负面形象，但却并非故意的丑化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死气沉沉，却还井然有序，保持着帝国最后的体面。这里特挑选几幅与北京相关的画作以飨读者。

二 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调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欧洲中国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形成，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范型，但对东方帝都的叙述还多少保留原来感情色彩浓重的特征。这特别体现在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调中。

以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为例。其断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 or, a Vi-sion in a Dream, A Fragment, 1797)就通过梦幻的方式展现了大都风景，体现了幽婉浓郁的异域情调。179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柯尔律治在睡前读到萨缪·珀切斯（Samuel Purchas）编的《游记大全》(1613年）中马可·波罗描述忽必烈汗的段落。按柯尔律治的说法，梦中诗句有两三百行，醒来后因客人打扰，只记下54行。开篇为：忽必烈下了一道旨令：

在仙都建造一座堂皇的欢乐宫；

那里有条阿尔夫圣河，流经

深不可测的洞穴，然后注进

见不到阳光的大海之中。

于是周围十英里肥沃的土地，

周围墙和塔楼把四周围起；

这里花园处处，小溪弯弯，波光粼粼

到处是芬芳的花儿开满枝头，

还有古如山峰一样的老树林

拥抱着葱绿草地，阳光幽幽。

这种叙述让人想起《圣经》中上帝创世的过程。柯尔律治笔下的御苑，充满了神秘、美艳、荒蛮、伤感甚至恐怖的景象。柯尔律治试图描绘出他体验到的幻美与神秘交织在一起的幻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流入深渊的圣河，幽暗的山谷，残月荒野中的泣妇，柔媚幽怨的琴声等。正如美国学者M·艾布拉姆斯所说：“《忽必烈汗》的梦幻性质是不可分析的，它像彩虹映在蝴蝶翅膀上的幻影，一触即逝。”柯尔律治借用蒙古大汗的名义，让自己的想像力自由驰骋了一番，没有多少帝都主题，只有异域的情调和神秘。

1802年，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改编的剧本《图兰多》在魏玛公演。剧中减少了对中国的模糊神秘感，消去了阴森恐怖的氛围，赋予了人物诗意般的生命。该故事出自《一千零一日》，但男女主人公活动的舞台却在北京——主人公鞑靼王子卡拉夫，历时六个月才流亡到的城市，公主图兰多则在皇宫广场边欧式风情的阳台上招选驸马。本来，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中国公主是“一个窈窕活泼的美女”，“她的面孔像灿烂的珍珠，眼睛像明亮的太阳”，中国的皇帝也是一个圣君明主，但此剧中的中国公主却是一个美丽又冷酷，聪明又高傲的妙龄女子。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认为此剧描写“奇异的北京”及“爱好和平、生活随便而幽郁的皇帝”，对德国舞台有很大价值。1818年他在《假面游行》中说：“在处理这样多的严肃的事物之后，浏览一段轻松的神怪故事，也许是很愉快的。我请推荐中国神话中的皇帝阿尔敦和他喜欢谜语的女儿图兰多的故事。”此外，德国作家霍夫曼（E. T. A. Hoffmann）也通过描写中国的首都北京来讽刺德国混乱的城市，他于1822年发表《虫子师傅》，主人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中文，穿中国睡衣，甚至想穿着这种睡衣到北京的大街上溜达。

三 禁城皇族的落日余晖

尽管中国曾经在战争中败北，但北京的皇族还多少保留着些许神秘，这里以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笔下1872年同治皇帝的婚礼大典和1909年荷兰记者亨利·博雷尔（Henry Borel)笔下的慈禧太后葬礼为例。

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作为《伦敦新闻画报》的特派记者，在1872年10月婚礼开始的前几日到达北京。他看到中国各地源源不断送来的贺礼“都是放在黄色的桌子上抬着的，但必须都被缚住。它们是用黄色或红色的丝带缚住的，这是一种皇家和婚礼的色彩组合”。

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在沿途两旁和通向那条街道的每个街口都竖起了竹栅栏，最后在那些栅栏又蒙上了蓝色的布和垫子，以便阻断人们的视线。经过打听，有人说这是管这些事的官员为了不让民众看到婚礼行列而布置的。除此之外，清廷还将请求给了各国驻京的公使馆。要求每一位公使禁止自己的公民在15日或16日上街去看婚礼的行列——这个请求招来各种各样的嘲笑。人们自然要问，假如礼仪的计划确实如此的话，那这么富丽堂皇的婚礼行列又表演给谁看呢？”辛普森在知情人的安排下，在“一个简陋而肮脏的鸦片馆”，用指头在窗纸上戳一个洞，观看街上的婚礼。

正当辛普森小心翼翼地窥视时，发生了让他哭笑不得的怪事：一个士兵因忍不住鸦片瘾偷偷擅离岗位，进入西普森等人藏身的鸦片馆，可是后来当一位官员前来巡视街道情况时，询问这个兵勇，问他有人向街上窥视吗？他大声回答说没人“胆敢如此放肆”，屋里的人全都“哑然失笑”。在子夜时分，西普森终于看到了婚礼队伍：在空旷而凄凉的大街上“那些白马、旌旗、高高的华盖和扇子在幽暗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惨白和鬼影幢幢，因为月亮躲到了云层的后面，似乎它已经听说了不许窥视的禁令。尽管如此，那惊鸿一瞥也足以撼人心魄”。在辛普森的笔下，鬼魅般的婚礼犹如华丽的葬礼。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者兼译员亨利·博雷尔来到北京。在出行之前，他万分激动，意识到梦想已久的“天城之行”就要开始了。北京在博雷尔的想像中犹如神秘而高贵的新娘，“北京，神圣、神秘的皇城，它时常闪现在我脑海最悠远的背景深处，遥远而不可即，炫目而不可视。它意味着辉煌与恐怖，美与死亡。进入北京就像通过了一道金门进入神秘的世界。……那是一种大理石式的神秘，像百合花一样黄金一样金光闪闪，那里住着天之子的皇帝。那里有无数神秘的宝藏，青铜、丝绸和瓷器，那里有东方童话般的精美富丽。在这座万神之城、帝王之城、大理石、青铜器与瓷器之城中，寺庙林立，孕育出最伟大的文学与最高妙的智慧”。但是，博雷尔来得太迟了，东方帝都的神秘一经西方列强的染指就荡然无存了。博雷尔不仅惊叹于北京的破败，更为随处可见的“西洋”景观（酒吧、建筑等）而失落，以为自己来到了巴黎城郊，而不是那个朝夕梦想的东方帝都。在他眼中，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的葬礼正是北京作为帝都日薄西山的最后证明。

如萨义德所说，“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是被描述为女性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清王朝的慈禧正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博雷尔评价道：“这最令人恐惧和最受人崇拜的女人，上世纪最伟大的女皇，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利之酸甜苦辣的女性。当她藏匿在灵柩中从我身旁经过时，我尊敬地脱帽致敬，向这个敢于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高雅艺术家鞠躬敬礼。”

和同治的婚礼一样，慈禧的葬礼也是要街道戒严的：“城里所有的交通都已中断，在送葬行列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门窗都得关闭，而大街两旁的所有岔道都要用蓝布遮挡起来。普通老百姓是绝不允许以围观的方式来亵渎这个神圣的送葬仪式的。”在西方人看来，慈禧太后的葬礼有着浓重的东方色彩，原始而遥远，体现着十足的东方奢华，视死如生：“笨重的金棺由84名杠夫抬着才能通过城门，但在城外，换了一个更大的、由120人抬着的棺材。前面走着摄政王、王公贝勒和军机大臣。后面是一队慓悍的骑兵，再往后是蒙古人赶着的一大群骆驼，上面载着帐篷及行宫用具。前往东陵需四天行程，因此需要在晚间搭起帐篷，以便暂时安放金棺。”

博雷尔在结尾处点明了北京皇族的衰败对中国的新生意义：“虽然我因这个浪漫神圣皇权梦想的破灭而眼眶里含着眼泪，但一想到现代的新思想正在把这个信息传播给亿万刚脱离愚昧和黑暗的人民，使他们从内心感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神，我的嘴角便又露出了一丝微笑。”

第三节 黑暗东方的堕落中心

“1840年是西方人旧的中国观念瓦解和新的认识逐渐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新认识是由19世纪的零碎观念慢慢积累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描写北京的作品大量涌现（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涌现出大批游记以及从游记中汲取灵感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本进行清算，因为它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学者塑造的理想帝都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西方曾经羡慕北京历史悠久的文明，但此时他们却发现北京是永远处于停滞衰败的状态，帝都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只是埋葬历史的坟墓而已。这是一种与西方历史不断进步相“对立的、可怕的、纹丝不动的东方性”。尽管培根通过《新大西岛》中的国王指出：乌托邦城市已经实现了一种完美的状态以至于不需要再进一步社会变革了，但曾经作为乌托邦的北京现在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城市。西方对北京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

一 北京的各种弊端

文本作为一种话语霸权，只要叙述者参与表述，就必须在既定的话语体制和策略下进行。“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一旦成为套语，就会渗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 1840年6月，英国舰队陈兵广州海面。舰队司令懿律同马戛尔尼一样想同北京政府谈判，但此时的北京在他眼中只是一片不具备防御能力的“空地”。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抵挡他们的只是神旗、纸龙和符咒。这段历史时期，北京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大都是沦落的。总体而言，包含有以下几个丑陋的侧面：

其一，残酷的刑罚。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Archibad Little)在《旅华五十年散记》(Gleaning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910)中谈到19世纪末期北京大街旁的凌迟酷刑：“我路过的一条大街被人群堵塞着，他们聚拢来观看一个罪犯受‘凌迟’肉刑。这次吸引了更多的人观看，因为犯人曾是个高级官员……一个观看了极刑全过程的欧洲人事后对我说那场面惨不忍睹。刽子手一板一眼地严格按照既定程序实施肉刑，他每割下一块肉就向人群抛去，任由他们争夺这份邪恶的纪念品。”在立德看来，这种疯狂的行为就像是一群疯子在肢解、哄抢狩猎到的动物。

其二，肮脏、破败的城市环境。1859年，后来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陪同英法使团出使北京。在丁韪良眼中，北京“在各方面都显得腐朽肮脏。……商店十分简陋，街道尽管十分宽敞，却异常肮脏。没有一座建筑超过一层楼高，正对街道的围墙挡住了那些公侯富贾们的豪宅。我在日记里描写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时，没有什么比《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里的字句更为恰当了。虽然这些句子对里斯本是一种诬蔑，但用在北京身上十分中肯：此城光耀万里，宛若天庭，而进入之人，将徘徊于孤独愁苦之间。其中肮脏之万物不堪入异客之目；腐土里繁殖着龌龊的市民，无论高贵，抑或鄙贱，于纯净之衣着茫然无知。所受之罚甚如埃及之瘟疫，粗野、凌乱亦毫发未损！”

丁韪良用拜伦诗作中对里斯本的“诬蔑”来形容北京的境况，并认为北京比里斯本还要差，可谓是对北京徒有其表的最低评价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后来，英国作家郇和（Swinhoe）曾跟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他在《1860年华北战记》(1861）中描绘了一个“野草灰尘中荒败的帝都”。北京在经历了战火的洗劫后，到处是残破景象，商业和交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到了19世纪末英国公使夫人苏珊·汤利在《中国笔记》中评价：“北京是世界上最脏最臭的城市……‘气味浓烈的北京’真是个恰当的外号。”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Waldersee, 1832-1904）也认为：“北京城在各种旅行笔记中，常被认为世界上第一污秽之城市，可谓一点不错……北京街上之污浊，真是令人可怕，城中并无公家清道夫之设，所有一切残物皆随意抛在街头，以听犬鸟前来为之扫除。”

其三，混乱不堪而又排外的官场。英国外交官弗里曼一米特福德在《北京专员》中批评北京官员“害怕改革，因为改革必然带来其剥削、奴役人民的特权的丧失”，此外他们还极端仇视带来新事物的外国人，“这个城市里那些最肮脏的乞丐可以毫不受限制地到处走动，而这些欧洲最强盛国家的外交使臣却被看作一种污染”。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美国人丁韪良甚至认为，19世纪末期“北京已经成为堪与君士坦丁堡相媲美的阴谋中心”。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考日本记者兼外交官内滕湖南（1866-1934）对20世纪初期北京政局和外交情况的描述：“正如严又陵在天津曾告吾，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敢出气息者，故在北京不得可与会谈之人。据在留诸氏之言，政变前翰林院人人喜与邦人往来，今全阻绝，尽避会面。朝廷排外热尚时时发作，事情甚不明朗，报纸所传，多揣摩之谈，殆难措信。”

其四，北京民间的种种陋习。譬如，围观入京的西方人。1859年，丁韪良陪同英法使团出使北京，遭到路人围观，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卑鄙的对待”，即：“京师的街道上列队站立了数千人，他们肯定是预先就站好了位置，趾高气扬地等着看那些被打败的蛮夷。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囚徒或者是来摇尾乞怜的溃败之敌。我们被安排在一所装饰十分豪华的住所里，但却像罪犯一样被看守着”，不能外出，也不能会见其他国家的使团。此外还有对女性的歧视。美国驻北京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在《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 1909)中这样评价自己寓居了七年的北京：“从表面上看，北京是一座只看得见男人，尤其是普通男人的城市。……根本见不到女士。我多么渴望能走进这高墙后面的世界，看一看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北京生活久了，康格夫人也有些“入乡随俗”了，她建议来北京的外国女子道：“在北京，女人是不能单独出门的，如果没有外国男士陪同，外国女士在出门时也应该有个中国仆人或马夫随行。”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部小说的描写来综合上述特征。葡萄牙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埃萨·德·克罗斯（Ea de Queiroz, 1845-1900)曾创作一部小说《达官》(Mandarim, 1880)，故事在现实的里斯本和虚幻的中国之间展开。埃萨没有亲历过中国，《达官》所描写的北京完全是当时西方的流行想像：如蚁的人群、蜂拥的乞丐、肮脏的街道、愚蠢的迷信、凶恶的官吏、残酷的执法等。主人公特奥多罗看到的北京已经从理想化的乌托邦堕落为令人不齿、胆寒的地狱：

“路两旁——时而看见空地，那儿有一群群饥饿的狗在叫，时而是一排排褐色的小破房子，时而是用根铁棍挑着五颜六色细长招牌的寒酸商店。远处是得胜拱门，紫红色的托梁，高处有闪闪发亮蓝色琉璃瓦的椭圆形顶连接着。大多是穿灰色和浅蓝色衣服的嘈杂拥挤的人群川流不息；尘土使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微黄色；黑黑的污水沟里发出一种酸臭味；时不时有一队由穿着羊皮忧郁的蒙古人赶着长长的驼队缓缓穿过人群。”

“我们一直到了运河的入口处，这里有衣衫褴褛的卖艺人戴着可怕的鬼怪面具，在那里滑稽粗野而灵巧地表演着；而我长时间观赏的是穿长马褂的占星术，他们后背贴着纸做的盘龙，正在大张旗鼓地卖占星用具或为人占星。噢，多么神奇奇特的城市呀！”

“突然，响起一阵喊叫声！我跑过去看：是一群犯人，一个戴着大眼睛的士兵正在用阳伞驱赶着他们，他们的鞭子是互相捆在一起的！就在这儿，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喧闹的清朝官员出殡的队伍，打着各种旗子，送葬的人手提火盘烧着纸，披麻戴孝的女人倒在毯子上悲痛地哭嚎；后来，她们起来，又笑了起来，一个穿着白孝服的苦力马上拿一把鸟状的大茶壶为他们倒茶。”

“路过天坛时，我看见一个广场上聚集着一群乞丐，腰上用绳子吊块砖权当遮羞；女人们头发上插着各种旧纸花，在那儿安静地啃着骨头；他们身旁是腐烂的儿童尸体，上面牛蝇飞舞；再往前，我们碰到一个牢笼，里面一个犯人从笼子里伸出枯瘦的双手在乞讨……后来，萨托恭敬地指给我看一个窄窄的广场：在那儿，石柱上放着小笼子，里面是砍下的人头：从上面一滴滴地往下滴着浓黑的血……”

二 俄国作家眼中的北京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68)是俄国作家兼外交家，1849年10月9日随俄国使华团抵达北京，在京生活7个多月，对道光末年的京城生活百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刚到北京时，他看到了北京的繁华，也看到了北京的混乱：“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最主要的是，这是我见过的最喧闹的城市！……眼前的人群、嘈杂以及叽里咕噜的说话声，很容易让人想起其他的东方城市。但当你仔细体会之后，又觉得是另一种风情。……所有这些都闹哄哄地交织在一起，与马车冲撞着，与猪群和鸭群搅在一起。饥饿的野狗耷拉着脑袋，在人群中乱窜。”在这乱哄哄的北京街头，科瓦列夫斯基特别留心观察路旁鳞次栉比的店铺。“许多店铺非常漂亮，造型奇特。药店和杂货铺的装饰尤其精美夺目，金光闪亮，色彩夺目，特别华丽妩媚，像巨大的玩具，点缀在首都街头”。当然，他“也看到了一些糟糕的小铺子和破旧的小房子”。在科瓦列夫斯基眼中，北京在繁华背后隐藏着衰败，原因则在于腐朽的统治：“太监、后宫、奢侈、美景，北京宫廷在这些方面与其他东方国家别无二致，只是名称上可能会略有不同。这里有东方宫廷特有的阴谋倾轧，明争暗斗。”

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些关于堕落东方的套语，如“‘阴性的’异国情调，熙来攘往的集市，腐败的专制统治，不可思议的宗教狂热，等等”。从科瓦列夫斯基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西方，而将北京所看到的一切均打上东方的烙印。“东方最令旅行者震撼的是轻盈而高耸的塔，气势冲天。北京随处可见雕花的顶子，大门、房屋、寺庙，所有带顶子的建筑都是如此。……在东方的其他城市最招人厌恶的是狗，而在这里却是猪。这里的猪浑身污浊，比狗更让人生厌。它们哼哼唧唧在你脚下蹭来蹭去，在装运它们的车上凄厉地嚎叫，并最终成为餐桌上的菜肴。北京的狗也不少，但都很安静，这与东方其他城市的不太一样。这些狗安静而朴实，不仅不咬人，甚至都不吠。”

在评价完街头肮脏的猪群后，他又开始点评北京街头的百姓：“北京的大街上，看热闹的人比其他任何东方城市的都多。它与意大利、法国的首都相比也毫不逊色。日常事务都是在家中或店铺中进行。这些房子全都深藏在迷宫般的小院子里，你从街上根本看不到，没有一扇向外的窗户。这才是真正的东方人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永远对外人关闭着，家族是社会的单元，沿袭着父权制的传统。”在作者眼中，北京人的素质很低下，游手好闲者比比皆是，“在北京城要想揍个什么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件难事。只要雇个打手，就能把你的仇人随心所欲地揍一顿。通常给两卢布的价钱他们就干”。

在更多的时候，许多浅尝辄止的旅行家并不是汉学家，他们缺乏北京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科瓦列夫斯基也不例外，他直言道：“我从未想过要为天朝帝国之都写一个详细的导游手册。因为我确信绝大多数的读者不会亲临北京。至于有多少座桥，多少条街道，多少处名胜古迹……最好让他们远离那些不胜其烦的数字吧！我要带你们去最引人入胜、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看看。”结果，科瓦列夫斯基向我们介绍了天坛、寺庙、皇家园林、戏园子、琉璃厂、鸦片馆、店铺等地方。总体而言，正面的赞叹之语只有不多的几处。譬如他非常欣赏北海的五龙亭，认为：“北京的这些亭子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东方奇异、鲜艳、璀璨、迷人的美丽和神秘。”作者也赞赏北京友好、热情的一面，是一个重礼仪而好客的城市，“在北京的店铺里，所有顾客都很受欢迎。不喝尽杯中斟给的茶，你是决迈不出店门的”。不过，更多的时候，科瓦列夫斯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北京逛了不少的戏园子，然而与其说他来欣赏京剧，不如说是来窥视看戏的贵族女子，作者在看戏时一直心神不定：“占据过廊的那些女眷们穿着富丽的宽袍，头上的各色头饰比我们欧洲人的要漂亮许多。她们的眼睛乌黑发亮，脸庞异常洁白，脸上的妆容由于距离远而不着痕迹。这一切都令我们倾倒，我们不由自主地频频抬眼观望。”由此可见，虽然北京衰落了，但其性的诱惑力却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

三 英国社会学家笔下的北京

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北京，对帝都阴暗面的了解也逐渐深入。一种自信而又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个陪衬的异域形象——一个停滞落后、肮脏可鄙、邪恶堕落的东方帝都。如黑格尔和萨特的阐释，“他者”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此时，曾经神秘的帝都在西方人面前赤裸裸地展示其病态的躯体：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历史上是停滞的，政治上是专制的。

19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学家亨利·诺曼来中国考察，先后游历了上海、香港、北京等城市，其中对北京的着墨最多。同所有朝拜者的心情一样，诺曼也向往着历史传说中的东方帝都。诺曼刚开始是饱含激情的，“认为到北京旅行，你将经历两次巨大的兴奋与满足，这对旅行者来说是真正的兴奋与满足。第一次让你兴奋不已的就是当你初见这座伟大城市的城墙的时候……一幅惊人的图景展现在你的眼前。一座高耸入云的城楼盘踞在高大城墙的一角。在这个城楼的每一层，都有许多大炮张着大口虎视眈眈。城墙笔直地延伸了大约一英里左右，上面有1000个炮眼，100个支撑城墙的扶墙。当你勒住缰绳，在马背上坐稳，你都不敢相信你人生中的诸多祈望中又有一个实现了。千真万确！……你终于来到了旅行者马可·波罗所说的仙境之中。你终于就要开始探索天朝大国的首都与心脏了。这是你游历北京时要经历的两个珍贵时刻中的第一个”。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从兴奋的顶峰跌到失望的深渊，“当你继续驱马前行，你发现那些大炮口不过是涂在木板上的黑白相间的圆圈而已。而这种被欺骗感，总而言之，将就是你北京之行的全部（很幸运你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地方简直让人失望之极”！

北京肮脏的环境是作者重点批判的对象。“在北京的所有特征中，有一点非常突出，也非常可怕。我指的是北京的污秽。北京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为肮脏的地方，这种可怕之极的肮脏真是无以形容。……说到北京的气味，真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这座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臭水沟。”不仅如此，北京的交通状况也令人堪忧：“雨水冲击的泥土和污水沟塑造了北京的每一条街道。……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著名的北京骡车，这些骡车非常结实，方形、两轮、有车篷。只有这种车才能经受住崎岖不平路面的考验，然而在这样的骡车中摇晃颠簸简直就是纯粹的折磨”。

诺曼非常看不起北京人，北京街头的人们“嘴里吃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身上长满了寄生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臭气，并且极可能患有天花。……人群挤在你的身上，用他们那肮脏的手抚摸你的衣服，把他们的鼻子凑到你的脸上，并且说些污秽无礼的话”。北京人对外国人的敌视也是作者讨厌的缘由。“要了解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如何，你必须到北京来：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城市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北京是我所访问过的唯一一个并不因你是个外国人而对你特别优待的地方。在北京，你是一个操着外国话、穿着外国衣服，举止神态不同于本国人的外国人，这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相反，在这里，人们都敌视你。人们一见到‘洋鬼子’就露出轻蔑与不屑。‘如果总理衙门被废除的话，’一个北京的外交官告诉我，‘在24小时内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人们不来骚扰我们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受到种种的惩罚’。”山雨欲来风满楼，诺曼的描述多少透露出义和团“灭洋”运动的一触即发。

关于北京的名胜，诺曼认为：“坦白地说，北京几乎没有什么名胜。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建筑，就是英国使馆入口处的亭子了。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那么肮脏也不那么破败的建筑。”他还站在紫禁城附近最高的建筑上，用望远镜眺望紫禁城，认为“里面的宫殿看起来也不过尔尔”，就连盛大非凡的皇帝退朝，他引用一个曾亲历者的评价：“就像任何中国的东西一样，它俗艳而肮脏，让人失望。”所以诺曼反过来质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道格拉斯教授对北京的描述，该教授认为皇宫中所有宫殿“壮丽辉煌，比例匀称，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筑可以与之匹敌”。诺曼则讽刺道：不管道格拉斯教授的话如何权威，北京的任何建筑都没有他所说的这种壮丽与辉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它们体现了‘瑰丽东方’的魅力”。当然，作者也提到了北京几处还让他满意的地方。其一是“保存得还很完好”的天坛，“确实是一座令人难忘的美丽建筑”。其二是北京的城墙。“站在城墙上放眼望去，北京城的屋瓦连绵起伏，在树叶丛中半掩半映；时而有一座座宝塔或屋顶高耸的教堂穿出树丛，直指天空。根本看不到它实际上存在的肮脏、不适与贫穷。”这是一种从高处看城市的审美效果，而且看到的都是掩盖肮脏的绿色和耶稣教堂，所以诺曼认为“天朝的都城这样看起来，真是最美的了”。

总而言之，诺曼认为“尽管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像马可·波罗那样，对这个地方的奇妙之处作一番描述。然而，真实地情况确实是你不值得来北京旅行。北京，很值得你来研究，而不适合你来观光。它的景色甚至比不上汉城美丽，它也远不及旧金山有趣”。而“一旦你在这里住上几天，你连笑都笑不出来了，你迫不及待地数着时间，直至你终于离开了那里”。离开北京之际，游览者将像诺曼那样体验最兴奋的第二个时刻，“就是当他转过身，背对着北京城——这座‘刺痛人的身体与灵魂的城市’（柯尔律治语）的时候”。这也正符合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断：殖民地的“原来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这一类型并非幻象，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

第四节 庚子之乱中的“北京末日”

中国古代都城往往辟有专区供外来使节居住。之所以采取这种划定固定区域，聚族而居的办法，一方面是给外族人提供必要的活动空间；一方面也是便于监管、防范种族矛盾的扩大。譬如，东汉洛阳有白马寺，供东来的佛僧居住。北魏都城洛阳有“四夷馆”，居住在这里的外族人“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明朝北京亦设有“四夷馆”，随着朝贡人数的增加，1442年又建立了“会同馆”。

清朝外来使节的居住地为东交民巷，元代初期称作“江米巷”，为南方漕运大米的集散地。清乾隆、嘉庆年间，在此建有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当时，清政府不允许洋人常驻，一般以四十天为限。鸦片战争后，北京开始有常驻的外国使节。几十年间，这一地区内先后建立了英、俄、德、法等国使馆，东江米巷随之更名为东交民巷。现在泛指东到崇文门大街路西，西达历史博物馆，北起东长安街路南，南止于二环路北，方圆1.31平方公里的地区。一百多年前的夏天，义和团拳民在清王室的支持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于此，在西方人心目中，北京的“末日”似乎来临了。

一 围城之战

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时候，使馆成员认为其情形“就像乘着一叶孤舟，航行在未知的茫茫大海上，同时还要和可怕的风暴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新闻界普遍采取了对北京事件肆意污蔑的态度。例如，《每日邮报》(Daily Mail）在1900年7月16日刊登了题目为《北京大屠杀》(The Peking Massacre）的文章，不无歪曲地夸张了义和团的“暴行”，即：“密集的炮火袭击着欧洲人，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们。早晨……幸存的小部分欧洲人在太阳升起时站在一起，坚定地迎接死亡……一个个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英国《泰晤士报》也加入其中：“面对嗜血、狂热的野蛮人的进攻，欧洲人沉着冷静、勇敢地战斗到底……为那些无助的、就要在他们尸体之上被杀害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死得其所。……我们要做的是哀悼和为他们复仇。”此外，一些作家也借此机会发挥其想像力，一时关于北京拳乱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指责中国暴民，赞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之英勇的作品比比皆是，将此时的北京描写成地狱之城，城市是匪徒的天下，而被围困的使馆区则是文明和圣洁的地方，守卫的西方人则是天使般的基督徒。例如丁韪良的《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The Siegen Peking: China Against the Word)；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的《北京使馆围困日记》(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islation in Peking)；阿兰（R. Allen)的《围攻使馆》(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的《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汤姆森夫人（E. S. L. Thompson)的《北京之荣光》(Old Gloryat Peking)；裘丽亚·豪（Julia Ward Howe)的《应时之作：拳乱》(A Word for the Moment: The Boxer Rebellion）等。

在众多报道中，笔者主要以英国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arrison, 1862-1920）和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e，原名Bertram Lenox Simpson, 1877-1930）提供的文献资料为例。

莫理循从1897年至1918年以《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身份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也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他曾居住在王府井大街路西一所四合院里，由于他的名气，这条著名的商业街曾一度被称做“莫理循大街”。北京使馆解围后，他向《泰晤士报》发去了3万字的报道，比较真实地说明了使馆被围后外国人的处境。莫理循特别提及了翰林院焚毁事件，因为翰林院建筑群中有几座房子离英国公使馆只有几英尺远，义和团为了把洋人从壁垒中烧出来，便趁着风势放火点燃了“北京最神圣的建筑物和学术中心”。莫理循对这种无知和野蛮的行为甚为心痛：大火过后，“这座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变成一堆废墟，飘散着撕毁的书页和木灰。世界上其他大图书馆，如罗马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毁于征服者之手，但是我们难以想像一个国家，为了报复外国人，竟然牺牲了自己最神圣的建筑、国家的骄傲和光荣以及数百年有学之士的智慧结晶。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是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罪行”。有亲华倾向的莫理循能理解义和团围攻使馆，却无法理解他们自焚翰林院这一愚蠢至极的行为。

此外，英国记者普特南·威尔的《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汉译《庚子使馆被围记》）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也较有代表性，美国汉学家阿灵顿称其为“可能是最浪漫、最生动的”。普特南·威尔开篇即写自然环境，此地虽为大清的京师，但“灰尘极重，且以质黑著名，每起大风，则由地直卷而上，仰视天日，顿成惨淡之色，扑人口鼻，衣履皆满，此初至中国北京者无不言之而攒眉者也”。北京在他的笔下异常破败、脏乱，同时也是一种不祥的象征，暗示着将要发生的动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普特南甚至将北京比作恐怖的地狱：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土漫天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样，涌入这个黄土弥漫的死亡之城。他们发疯似的嚎叫“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噜着，这不是战争，它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而义和团拳民就是地狱里的恶魔。相似的描述也体现在法国作家洛蒂的追忆，它将北京描述成撒旦般的城市：在公使馆四周，“成千上万的人拼命地嘶吼着——这些吼声应该不是难以想像的那种嗓音，光那种音调就能叫你冰入骨髓”。这种模式的描述源于西方人无意识深处对东方的恐怖记忆，他们第一次被蒙古骑兵围攻时，就产生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和地狱幻象，认为中国的龙就是魔鬼的象征，而鞑靼(Tartar）则同拉丁语中的地狱（Tartare)相似。此时，“启示录”中的末日预言似乎在北京应验了：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魔鬼，在撒旦的带领下爬了出来，“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

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下令重重打击被太后遗弃的“北京孤儿”，在北京杀、抢、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经联军和强盗的烧掠之后，北京城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当外国人能再次进入北京街道时，跃入眼帘的就是破坏。死亡士兵的尸体堆得高高的，有的上面盖着一块破草帘子，都成了野狗的美食。死狗和死马的尸体污染着每个地区的空气，大池子里的死水因士兵和动物的尸体而发着难闻的味道。”从公使馆解围出来的康格夫人在参观完正阳门楼写到：“看着那道城墙，再从那儿看整个城市，我们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我们看到周边的城区已经成了废墟”。此时的紫禁城变成了八国联军的旅馆、食堂和娱乐场所。瓦德西看到的是光华尽逝的紫禁城，失望之余，他认为“此处表现出一种昔日庄严伟大之态，但亦久已趋于颓废凋残。……若此种熟视颓败不加修理之皇室，而竟具有大宗财产，此实为余所不敢相信者也”。面对这种惨淡情形，就连把持中国海关数十年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也哀叹：“一度人烟稠密的北京城，在外国军队占领的头几天，便一下变为空城，人们看到了诸多不应发生的事，有一天，总会有人因这一切而懊恼。”

二 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的《北京末日》

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 )将他在北京的见闻写成一部畅销书《北京末日》(1902)。因战争缘故和作者忧郁的创作风格，作品中有许多死亡、尸首和腐烂的意象。在这部纪实和虚构相结合的著作中，他哀叹的不是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是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将东方帝都最神秘的核心暴露于天下，那种奇妙而神秘的美感便永远失去了。

洛蒂在第一次看到北京时发出了这样的惊叹：“当那前所未见的高大城墙肃穆哀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立刻感受到这个说出口的名字（按：Peking）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力量。……我们来到这城堡和稚堞的城墙脚下，我们为眼前的一切所震慑，恨不能有起伏的地面藏身。”然而，经过列强军队的烧杀掳掠，北京成了“只有瓦砾和灰烬的都市”，洛蒂用“巴比伦”、“大公墓”、“迷宫”等来比喻北京。在洛蒂眼中，北京所有的一切都展现着异质文化的蛊惑和魅力。

首先，来看洛蒂笔下北京的城市风貌。

苍茫而寂静的北京“好像一座海市蜃楼般的城市，没有真实的根基”，“这座齿形屋檐和镀金饰物集合而成的城市，处处装饰着兽角和鳞爪”。“穿过滚滚的沙尘，在阳光照射的浮尘中，在视野的尽头，我们看到有样金色的东西在闪烁，看到蛟龙和麒麟在张牙舞爪。一道道出奇轻盈的拱门横跨街道的上空，那木制的拱门如空气般轻盈，像撑起在船桅上，在空洞而惨淡的蓝天里用敌意的形状重复着那挥之不去的怪诞梦魇，还有那兽角鳞爪的恐吓和魔幻怪兽的狰狞。”在洛蒂看来，“所有这些盛大浮华的东西对于我们西方人都是无法想像和难以猜透的”！“如果不是看到宫殿或宝塔那比例夸张的雄伟屋顶，不是看到那明晃晃的琉璃瓦的屋脊每隔一段距离就从迷雾中十分清晰真实地浮现而出，人们宁愿相信这是海市蜃楼”。

洛蒂在衰败中也看到了往日的繁华：“在那荒原和废墟上空永不落定的尘埃中，在那层罩在破败不堪的街道和卑污肮脏的人群的尘雾沙幔里，北京城往日的辉煌依稀可辨。”“没有一座西方的都会有这样的设计，规划得如此恢弘且齐整；尤其是没有这样的主导思想——极力渲染仪仗的华美，烘托帝王驾临的威仪。宝座于此是万物之中心。这座城市规则得像一个几何图形，似乎修来只是为了妥藏并光耀四万万灵魂的主人——天子。至于那殿前的楹柱，那通向大殿的皇家大道则让人联想起巴比伦或底比斯。由此可知，为什么那些中国的使节，在他们强大的祖国锦绣繁荣的时代去到我们的王宫，走在我们凡尔赛、卢浮宫或当时的巴黎街头而不会感到眩晕了！”

第二，洛蒂笔下的紫禁城。

洛蒂来到紫禁城参观，在进入“一扇开启美妙奇观的神秘之门”后，他看到了无人迹的树林，“那整个地方无疑是非常华美，然而，在阴暗的天空下，又是那般忧郁、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这里是绝对孤寂冷清的，好像死亡之国”。在洛蒂眼中，破败的紫禁城“总像那么一座巨大的坟冢。荒草疯长的护城河上方，绵长笔直的城墙，消失在模糊昏黄的地方。越靠近它，越发沉寂，静得像凝固住了，完全给那可怕的——沉寂和死亡之墙封住了”。大理石的怪兽狞笑着，盘龙的巨石龇牙咧嘴，好像在狂吠，宫城的城墙一重又一重，穿越“陷阱般”的三重门，洛蒂看到一条“荒凉”而“空阔”的长路，“其尽头处便是这座戒备森严的北京的中心，天子的老巢”。这是一座“庞大而奢华的城堡”。洛蒂最后感叹道：“哦！这一切的厚重与庞大，这屋顶图案的吊桅，将这‘黄色巨人’的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紫禁城死气沉沉，但却并不影响洛蒂欣赏残存的美景。夕阳之下的紫禁城“是一天中最奇幻的时分”，“虽然宫殿老旧，但那金字塔顶弧形的黄色琉璃瓦在红彤彤的阳光照射下熠熠放光，呈现出我们从未领略过的华美”；“那黄色琉璃瓦的金字塔顶闪闪发亮，衬着远处永远漂浮着尘埃的灰蓝色的天际，简直像一座金的城市”。洛蒂反观欧洲的城市批评道：“我们欧洲城市的鸟瞰图呈现的却是一个多么荒蛮的丑态——一堵堵丑陋的山墙，粗糙的瓦片；烟囱林立的肮脏的屋顶，此外还有纵横交错的黑压压的恐怖的电线网。”

有时，洛蒂也深感军队入侵的蛮横，“我们出现在这里，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因为在三个月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歌舞升平的乐土，“仙乐飘飘，花团锦簇，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这空荡荒芜的四周曾站满了锦衣华服的朝廷官员及仆从，一身神仙装扮的皇太后，身后跟着一群宫女，袅娜地行走其间”！

第三，洛蒂对北京居民的描写。

洛蒂也花了较多笔墨刻画了所能见到的北京百姓。战争结束不久，“北京城挤满了穿着蓝布长袍，长着浑浊的小眼睛的市民，并且人数迅速增多，摩肩接踵，人头涌涌，掀起黑旋风一样的灰尘和细菌”。作者对北京百姓的麻木很是惊异：“街道上所有人都那么敦厚！在这战争和轰炸刚刚结束的日子，他们竟然让我这样经过，而全然没一个敌意的眼神！”

最能引起洛蒂兴趣的是北京的大家闺秀和贵妇人，他特意在弥撒结束时抓住了“看北京城里漂亮女子的唯一机会”，“她们三三两两，优雅地聚在那里，然后开始抬起那穿着高底鞋的小脚缓缓地一个接着一个走出去。哦！那长着奇特的涂了脂粉的甜美面庞和身穿怪异服饰女子们从右侧的门里鱼贯而出。那裤衫的裁剪，色彩与款式的搭配，应该和中国一样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吧——距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啊！这些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漂亮宝贝像是从古老画屏和彩瓷花瓶上走下来的，在四月清晨的这轮美艳的朝阳中活了过来。……她们脸上化的妆是按照蜡像的方式上色的，非常之白，每个脸颊中间都涂着一个粉红色的小圆点，完全是合乎礼仪和习俗的装扮，而非空想造物。她们在窃窃私语，偷偷浅笑……多数女子模样都很不错，甚至是特别漂亮；她们每个人的举止既含蓄又得体。”弥撒结束后，“所有的漂亮女子，仪态万千地登上马车，好像是舞会刚散场……”。

最后，洛蒂解释了之所以称“北京末日”的原因。

1901年4月19日，洛蒂第二次来北京时，乘坐的是穿越城墙而过直达皇城的火车，这使他“大吃一惊”，认为“铁路侵入北京”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动荡”，“西方野蛮人”“干了这样一件亵渎圣物的事情——他们炸毁了城墙，令这颠覆性的机器长驱直入”。面对这被毁坏的城市，洛蒂发现“北京比我去年秋天所见的还要衰老得多，衰老了起码有一或两个世纪；四月明媚的阳光更加重了这座城市的不堪，将它彻底地投入到无可挽回的废墟之中；谁都感觉得出它的终结，不再有恢复的可能”。

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洛蒂参加了一场“怪诞、颠覆及亵渎的晚宴”，他和其他一些法国军官充满着伤感之情，认为“这场刚刚结束的晚会是在以一种无法挽回的方式宣告着北京的沦陷，或说世界的沦陷。无论如何，即使那亚洲的朝廷奇迹般地重现于此，这里的一切也不会再有丝毫恢复的可能。北京完了，威严扫地，毫无秘密可言。这座‘皇城’曾是地球上那些未知的神奇事物的最后一处庇护所，也曾是那于我们而言几乎难以置信的不可理解的古老人类的最后一条大街”。而如今，所有这些神秘都已经荡然无存，并无可挽回的永远失去了！

三 英国作家立德夫人笔下的北京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1845-1926）是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在中国生活20余年，多次到访北京，先后出版了10本著作，皆以中国为背景，在英国有较大影响。立德夫人描写北京的文字主要集中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和《我的北京花园》(1905）两部长篇游记中。作者除了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外，字里行间还时时流露出对中国古老文化遭到战乱洗劫的痛楚，以及对中华民族在未来崛起的信心。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开篇便是作者的评价：“在所有我到过的地方中，北京是最奇妙的。”初读以为是赞语，其实这有着反讽的意味。作者认为北京与当时的天津相比差距很大，尽管天津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和欧洲相比只能算小孩的玩意，“但仍使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要知道，三天前我们还骑着马儿颠出北京城”。《我的北京花园》开篇则说：“我们去过罗马和雅典，凭吊过那里的宏伟遗迹。如今是北京，这座混杂着各种历史记忆的城市，它的壮观废墟令我们感叹不已。”这样立德夫人便为将要详细描述的北京定了位：一个令西方游客梦想失落的“遗迹帝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北京令立德夫人失望的一面。

北京人安分守己，落后保守，“他们是如此顺从，随时准备为乘坐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更随处可见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这些老百姓，肢体不全，身上长着疮，衣服破破烂烂仅能勉强蔽体，却用他们的保守和落后去抵制任何改变他们处境的努力”。虽然立德夫人承认，“每个民族都对自己的缺点熟视无睹，却对邻居睁大了双眼”，但她依然将北京与阿尔马非相比“在阿尔马非，我仿佛走入了中世纪。那里的街道通常很暗，街上全是很窄的石阶，每层石阶都是藏在暗处的坏人打埋伏的好地方。高贵的女士们走在石阶上都很小心，生怕遇到坏人或弄脏雪白的裙子。北京只是更大规模的阿尔马非，并且属于一个更野蛮的时代。”面对“大车店”一样住着各色人等的北京，立德夫人认为：“一眼看去，一切都那么令人无可奈何地感到格格不入和反感，北京现在的状态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榜样。”“北京城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遗憾：构思完美、规模宏大的北京城竟会如此破旧。”

对于北京严格的等级空间管制，立德夫人也深为反感：“整个北京其实也就像是个营地，它的大部分如今成了废墟，而位于这个伟大城市中心的一切美丽动人、赏心悦目的地方，都与世人无缘而专供一个女人独享了……能想像如果深受爱戴的亚历山德拉王后（按：爱德华七世之妻）把白金汉宫、圣詹姆士宫和肯辛顿宫，还有圣詹姆士花园、格林公园和海德公园都关闭，除了她自己和随从以外，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通行或漫步，甚至堵上皮卡迪利大道，伦敦会是什么样吗？慈禧在北京的所为与此类似，只是她独占的空间范围可能更大。”

另一方面，立德夫人也看到了北京残存的魅力。

身为旅行者，立德在启程来北京之前就已经有着对异域帝都的想像。“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像密不可分”，记忆中的美丽传说促使立德夫人对北京的描述并未完全与殖民话语并轨。她喜欢北京“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皇家楼阁的琉璃瓦”，“牌楼、小亭儿、明净的空气——在这明净的空气里，泥墙也很美。牌楼上盘着威严的金龙，深蓝色、鲜绿色和朱红色的十分和谐”。立德夫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站在城墙上看北京城，此时的“北京像个大公园而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城里到处是树。事实上，如果北京是像它规划的那样——或许它曾经就是那样——我想不出有比北京更雄伟的城市。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规模宏大，特别是站在钟楼往鼓楼或站在鼓楼往钟楼看，其透视和比例的安排极佳，既有距离感又注重细节……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得比北京更宏伟，它的骨架庞大而壮观。作为历史的遗物，北京城极其引人入胜”。

立德夫人对紫禁城的评价更高，认为其规模和形制都是雄伟壮观的，自己在没有进入之前心里就已经充满了敬畏。“相比之下，杜乐丽宫太逼仄，圣詹姆士宫则像是玩具了。唯一能够与此相比的只有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参观完北京的紫禁城之后，立德夫人对北京的印象逐渐改变：“现在想起北京，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城里老百姓住的那些地方，路上讨厌的车辙和迷人的眼睛、让人窒息的尘土。可是这种印象每天都在削弱，脑海越来越多地被那些如童话般的万花筒里的颜色所占据——黄、绿、深蓝，以及皇家专享的宫苑里那些更为美丽的蓝琉璃砖瓦。”

在《我的北京花园》最后，立德夫人总结道：“对那些喜欢北京的人来说，她绝对是一个让人流连并会喜爱日深的地方！”这比法国作家洛蒂的“北京末日”评价中肯许多，此时的东方帝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而且美丽壮观，即使已经衰败腐朽了”。

1901-1937年间，北京任何一位社交广泛的英国人都能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不必担心后果。北京为浪漫角色的表演提供了舞台。在有武装保卫的公使馆区外的城市东南部住着一群外国侨民。他们中有爱喝酒的达官贵人、外效官的遗孀、被时代淘汰的音乐家、受年轻人喜欢的失意诗人、艺术品收藏业的新手、一本正经的学者、家长风度的传教士、附带考古的教士，一君毛姆剧中的角色。这些人虽然动机不同，但都很欣赏北京的景色、声音、食物以及周到的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帮助中国的商人、教师（主要是满话族）、马夫、厨子、向导、人力车夫、苦力、小贩、保姆等等。通过这种帮助，他们与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袁晓梅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1919年3月3日是，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仅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制，而且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这前的古老中国。在这座门洞之外，坐落着100万人口的城市，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正满怀着新的希望与理想。或许万幸的是，其中有许多的理想和希望从未成为现实。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关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族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众城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

北平是拿去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在这奇妙的城墙中，藏有若干世纪的宝物和掠夺品，在这种间住有一百多万人……在这城市中，有前朝的文武官吏，有学者和地主，有僧介和匠商，有谈吐高雅的洋车夫。这城市的设计和建造都是高贵的，一个艺术的宝藏。这地方有良家子弟和堕落分了了，有狂欢宴席上的外交阴谋，有失去品格的魅力，有过分横暴的恶行。这城市有活泼的温泉，有葱郁的秋果，有在霜雪满树和结冰的湖上闪耀的冬季阳光。这城市有永久的退让我轻易的欢笑，有闲暇和家庭爱，有贫乏和悲惨、有对于垢污的漠视。然而这地方也有出乎意外的壮举，革新的学生们为全民族制造斗争的标语，由戈壁沙漠吹来的大风，使得华美的庙宇和金黄的殿顶蒙有最古老的生命的尘土。

——［美］斯诺：《斯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集，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