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耶稣会士与『希望之城』

第一节 耶稣会士利玛窦的“旷野福音”

一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后期，欧洲人所知北京的情况，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耶稣会士报告。与其他修会相比，这些国家来华耶稣会士人数最多。据法国学者费赖之（Louis Pe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统计，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至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的221年中，来华欧洲耶稣会士超过400名，国籍有葡、法、意、比、德、西。作为“沟通欧洲和远东文化的桥梁”，这些耶稣会士的学术之硕、在华经历之长、交游之广，都是以前的欧洲人无法比拟的，他们将中西文化交流推进到有实质内容的境界。

许多学者型的耶稣会士不仅通晓汉语，也熟悉中国传统习俗，并赢得了中国皇帝和官员的信任。每一位前往异邦传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定期给他的上级写信，报告传教的经历与所在地区的情况。他们对中国的描述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全景式概述到专题性研究。在耶稣会士眼中，“中国不是需被击败的无名的野蛮民族，而是一个不得不回到同一个上帝家园中的‘浪子’”。从这可以看出，耶稣会的人道主义浸透着一个信念，即在非基督教世界也存在着大量的美德善行和拯救希望。

尽管北京严格管制西方人的活动，但作为东方大国的首都，它始终吸引着大批传教士的进入。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这也便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原因。

深入禁城心脏的耶稣会士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书信和报告，这些书信不仅作为耶稣会的内部通讯，还要对其他修会以及广大世俗社会公布。它逐渐揭开了罩在“东方帝都”上的神秘面纱。此时，历史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逐渐渗入帝都形象，作为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的重要代表，它开始扮演西方精英文化中的城市理想，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京都的管理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二

意大利人利玛窦（Ricci Mathew,1552-1610）是第一位到达北京的耶稣会士。自从孟德高维诺所创基业毁于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后，北京近两个多世纪没有出现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因此利玛窦在此传播的依旧是“旷野福音”。利玛窦曾先后两次入京（1598, 1601)，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禁令打开一个缺口，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并成功地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传教点：“圣母无染原罪堂”。

在中国南方生活了15年的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重要的不是传教，而是居留下来，要想福音在中国立足，只有去北京，因为“中国只有一个脑袋和一颗心脏，全在紫禁城”。当他进入北京后，便和后世许多耶稣会士的梦想一样，希望用“福音的光辉照亮北京城”，“住在北京并死在北京，除此之外……别无所求”。由于他深通中国经典，由于他的科学知识和机械学才能，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非常机智圆滑，利玛窦给京城的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死后终于得以安葬北京城。

如上文所述，欧洲以前关于东方帝都的叙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想像的太多，另一类是道听途说的太多。因此，《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的编纂者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57-1628）在序言中主张：“唯一合情合理的就是相信我们最近的这部叙述将取代在它以前出现的那些撰述。”利玛窦通过对北京经纬度的实地测量，断定北京就是“汗八里”，而契丹就是中国北方的一部分，从而解决了困扰西方学术界三百多年的“北京与汗八里”、“中国与契丹”关系的疑团。但遗憾的是，西方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强烈，天花乱坠的汗八里更让他们感兴趣。更何况利玛窦传播给欧洲的并不全是对帝都的赞誉。例如，他认为：“北京城的规模、城中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及城防沟垒，都远逊于南京。”北京的皇宫“也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令人厌烦。即使北京物资丰富，但除了那些富有而无需节约的人以外，这里经常缺乏薪火。

利玛窦特别提及了北京的气候和由此产生的民俗：“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要想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和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这种情形正好可以帮助新来乍到、赤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因为“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

利玛窦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但他内心很清楚北京对外国人是封闭的，这里只允许三种人进入：朝拜者、使节和自愿永久居住者，“福音的光辉照亮北京城的时刻还未到来”。北京每年都要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但这只是“给中国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很显然，在利玛窦眼里，很多人来北京的目的就是想大发横财，因为他们在北京的一切开支都由公款报销，临走还带回皇帝的大量恩赐。对于未来的传教任务，利玛窦也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和暂时的困难：“北京的皇宫整整被四座大墙所围绕。在白天，除了那些剃了发的僧人而外，任何男人都可以通过第一、二座墙。妇女任何时候都被拒于墙外。第三道墙以内只允许皇宫的太监们进入。夜间只有士兵和太监允许停留在外墙之内。神父们获准通过第二道外墙，但不能再往里去。”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许多耶稣会士抵达北京时，适逢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衰落迹象，但他们却对北京做了很多有利的描述，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与欧洲的政治分裂相比，中国却在与欧洲面积相当的领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和欧洲兵事频繁、战祸绵延相比，中国则是一派和平景象，即使是明、清政权交替，也很快恢复了统一局面。因此，来华的耶稣会士大都将北京比作“希望之城”，并通过多种渠道将这一形象传送到欧洲本土。

第二节 基督教的“希望之城”

在西方文化中，乌托邦的形象一直和城市纠缠在一起。这种联系在时间上要比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出版早得多，譬如柏拉图就把“理想国”和城市、市民等概念混淆在一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所描述的费阿刻斯城邦就有莫尔“乌托邦”中的许多特征。此外，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更把天堂定义为一个美好的所在，而这个地方则被比喻成“天堂之城”、“上帝之城”、“永恒之城”、“光辉的山巅之城”等。《圣经》中的上帝毁灭了巴比伦、所多玛、蛾摩拉等堕落的东方城市，也预示着会重建充满希望的新城市，而此时耶稣会士笔下的北京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证明。

一

在耶稣会士的笔下，西方人终于得以看到北京较清晰的面貌。其中，描写最为详细的当属166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Magalhāes,Gabriel de,1609-1677）出版的《中国新史》。安文思于1648年入京，一住29年。该书用五个章节介绍“北京之宏伟”。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大街小巷，边远角落和中心地方都一样。到处都是人群，除欧洲的市集和游行外简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不过，欧洲人也会发现一些不足，由于门窗不使用玻璃，宫室内光线不足，相当昏暗；宫殿虽然雄伟庄严，但是缺乏必要的采暖设备，冬季室内温度很低，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往往冷得发抖。“这里的房屋如果能像我们的房屋一样高，而且建筑在街道两旁，那么城市会显得更壮观。但它们都是矮房，以示对皇宫的尊敬。”北京的街道整齐，商业繁华，但是黄土路面带来许多不便，大队人马经过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看不清五步以外的人和物。最后，安文思总结道：“我们所述的建筑物都盖以黄、绿、蓝色大厚瓦，用钉固定以防风暴，因北京的风很大。屋脊总是从东到西，高出屋顶约一矛的高度。末端饰以龙、虎、狮及其他动物的躯体和头部造型，它们沿着整个屋脊盘绕伸延。从他们的口和耳中，涌出各种花朵及奇形怪状的东西及其他悦目的装饰，一些装饰就依附在他们的角上。由于这些宫殿都漆上上述的色彩，当太阳升起时，从老远看去，如我多次所观察到的，他们都是用纯金制成，至少是镀金，以蓝、绿色作彩饰，产生非常美妙、华丽、庄严的景观。”

此外，我们亦可参见一些散见的描述。1688年来京的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中国现势新志》中这样记述：“当你来到皇帝的住处，这里确实有庄严的圆柱所支撑的门廊，白色的大理石阶引你升入内殿，镀金屋顶，雕工画饰，光彩夺人，室内地面用大理石或瓷砖铺成，但主要地还是他们所包括的大量建筑群的组合，使观者眼花缭乱，看起来确实伟大，适合于一位如此之伟大的君王的庄严。”

1692-1695年间出使中国的俄国使团，公使由荷兰商人伊兹勃兰特（Evert Isbrand Ides）担任，使团还有一位德国随员亚当·勃兰德（Adam Brands)，他们分别写了旅行笔记。伊兹勃兰特赞叹北京城郊有许多官员的豪华宅邸，远望去宛如优美的风景，所行驿道宽阔笔直，大路上车水马龙犹如市内大街。勃兰德补充说北京市民的房子漂亮轩敞、官员私邸装饰华丽、牌楼富丽堂皇，到处高耸着美丽的寺庙和塔。但他们都认为北京城的街道极少用鹅卵石和砖铺路，不仅有损市容，而且在雨天或干燥的刮风天给人极大不便。两人均盛赞金碧辉煌的宫殿，勃兰德注意到殿外有流水环绕，石拱桥洁白如雪，伊兹勃兰特则详细描述了中国皇帝华贵的宝座。两人都观看了北京的戏剧、杂耍，还饶有兴趣地谈到脸谱、服装、道具及演员程式化的动作等异域风情。

1743年11月1日，耶稣会士、中国宫廷画师王致诚于北京写信给达索（Dassant）先生，谈到从澳门去北京的旅途，整个行程“有600-700法里，我们却在那里丝毫未遇到值得注意的东西，既看不到古迹，又看不到大型建筑物”。这只是欲扬先抑，后来作者特别指出：“但我们应该将北京皇宫及其别墅园林作为例外。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且货真价实……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与我们的建筑模式和我们的建筑术有关系的成分……这座皇宫至少有第戎宫（Dijon)那样恢弘。我向您提起第戎这座城市，是因为您很熟悉它。它基本上是由一大批主体建筑群（正屋）组成，彼此之间互相脱离，但却设计成了一种相当漂亮的对称布局，由宽敞的院落、花园和花坛分隔开来。所有这些主体建筑的门面都由于镀金、涂漆和绘画而金碧辉煌。其内部装满了中国、印度、欧洲所有的最精美和最珍贵的艺术品与家具。”从把北京皇宫和第戎宫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城市和皇宫的认知都是以对欧洲宫城的前理解为背景。

1720年，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 1691-1780)跟随俄国使团到达其“仰慕已久”的中华帝国都城，康熙为他们举行了宏伟壮观的入城仪式，贝尔一行人“从北大门入城；前面是一条宽敞的街道，街道笔直，一望无际。我们路过时的扬尘即刻被洒上水，空气非常清新……有五百位骑士专门为我们开路……这些士兵并不像其他一些东方国家那样粗鲁地对待百姓，其态度温和而且有人情味”。贝尔所看的北京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北京宫廷的特点是有条不紊且庄重得体，而不是宏大和奢华”。

由上文可以看出，前人所确立的东方帝都表达方式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几乎每一位西方人都称赞宫殿雄伟，对北京风貌的描述大同小异，只是尽量添加细节和修改前人不正确的信息而已，总而言之，是要再现一个强大、壮丽而富足的东方帝都。

当然，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也有其缺陷之处。1764年11月7日，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神父致信德尔维耶（Dervié）神父，谈到北京的异教状况：“请您想像一下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偶像崇拜者最多的城市，有多少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灭亡啊！我们在城里以及在宫中看到的一切均让我们痛心。天主的仁慈何时才能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中来啊？”但是这种不和谐音并没有引起西方人注意。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情人眼里出西施”，当西方人热衷于中国风物和中国情趣，震惊于中国的古老、安宁和富裕，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目光时，对于中国首都的弊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听而不闻。更何况当时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帝都，不期待一个过于庞杂、斑驳不清的北京形象，他们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帝都，作为超越自身文化的价值典范。

二

在耶稣会士的推动下，中国风尚一时风靡西方，正如英国桂冠诗人怀特海（White Head)所说：“如今又有一种奇怪的风气占了上风，弄得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或者按中国情趣设计的。如用较为谦虚的说法，便是‘半中国式’的，桌子、椅子、壁炉架、镜框，甚至最平常的家庭用具都得屈从这一新奇的标准。中国热真可谓风靡一时。”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人欣赏北京传来的任何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盼望着聆听“从北京来的中国乐队”演奏异域风情的乐曲。北京的传教士则想方设法地去寻找一些能够讨巴黎的保护者和朋友们欢心的东西，譬如：象牙扇子、上等茶叶、山水书画等等。1752年，两位北京青年高（Ko)类思和杨（Yang）德望的法国之行更是一件万人空巷的大事。他们二人在跟随北京的耶稣会士学习了三年后，于1751年7月7日离开北京，赴欧洲继续完成基督教育。1766年1月返回北京，回来时得到了法国国王每年1200法郎的资助。

18世纪下半叶，东方帝都的基本形象已经在欧洲确立。此时真实的北京是封建社会晚期典型的贵族消费城市，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但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北京则是一个历史悠久、富丽堂皇、人口众多、政治开明、道德高尚、宗教宽容的城市。在西方人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北京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乌托邦模式，是他们梦想中的贤君圣城，毕竟能够亲临北京一睹实情的欧洲人太少了。

在此有必要提及18世纪欧洲中国学三大名著，它们从各个角度提供了中国的材料，其中有不少关于北京的描写。1702年起，巴黎耶稣会的总书记卢哥比安（Le Gobien)神父编辑出版《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Tome I-XXXIV)，其中16-26卷为中国寄来的通信。评论者认为这些书简“部分地造就了18世纪的人类精神面貌……中国皇帝甚至变成了开明和宽容专制君主的典型……入华耶稣会士们从遥远的地方，甚至是不自觉地参与了对法国社会的改造”。1735年，《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二位主编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出版专著《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标题为“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该书自出版以来至19世纪末，“都是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标准著作”。第三部为1776年至1814年出版的《中国丛刊》，即“北京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的札记丛刊”，共16卷。在西方启蒙运动的时代，中国北京被塑造成具备精神主体的形象，闪烁着孔儒的光辉。譬如，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序言》中这样谈中国京师的达官显贵：他们“从不侮辱对方，谈吐温文尔雅，很少将其憎恶、恼怒、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在中国，不论邻里之间，还是自家人内部，人们都恪守习惯，保持着一种礼貌。”

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大多只是作为一个朦胧的背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梦幻之感。1723年，法国作家格莱特（Guenette)出版《中国故事集——达官冯皇的奇遇》。作为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它仿照《一千零一夜》的讲故事传统。主人公冯皇游走在北京（作品中称大都）和中国周边国家之间，作者讲述了一个中国国王为了迎娶伊斯兰公主，不惜“摧毁了崇拜偶像的帝国，确立了穆罕默德的宗教”。同年，法国的内斯托（Nestler)剧团在圣日耳曼演出两幕中国剧，名为“小丑、水狗、医士与塔”，全剧以北京皇城为背景，结尾还出现中国皇帝夹杂中法文的滑稽道白。1729年该剧团又在罗隆演出“中国公主”，亦以北京为背景，但剧中角色包括亚洲许多国家的人物。在18世纪的欧洲，这类含有“东方帝都”因素的作品有不少，如昂热·古达尔（d'Ange Goudar）的《为了观察欧洲的状况而来的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的特派使者》(1774年），安托万·佩克凯(Pierre-Antoine Pecquet）的《北京宫廷历史的秘密趣闻》(1746年）等，只不过北京的形象大都如上述作品一样支离破碎、梦幻歪曲。

这一时期，北京给西方带来的另一种梦幻就是园林的诱惑，以“万园之园”(Jardin de Jardins，圆明园）为代表。法国耶稣会士王至诚（让·丹尼斯·阿蒂略，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曾协助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e，688-1766）筹建圆明园中的欧式花园，他对中国的建筑技术和风格也十分推崇。王至诚在1743年致欧洲友人的信中赞美中国园林的特点在于利用人工以接近自然，有一种令人怡悦的天趣：“宫中的一切都是伟大而且真正美丽的，无论是设计还是工程。……对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我要钦佩他们丰富的天才。确实，我不禁要认为与他们相比，我们是缺乏的，枯凝的。”不仅如此，园林里还有着北京城的缩微景观“有城楼、城墙、城栏、炮眼。城里有街巷、广场、庙宇、室内市场、露天市场、商店、法庭、宫殿、码头”等。遥远帝都园林的魅力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到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时任英军工兵上尉的查尔斯·乔治·戈登依然感慨：“你很难想像我们烧毁的宫殿有多么壮丽雄伟。我们点火时，都不免为之心痛。龙楼凤阁鳞次栉比……”英国随军牧师马卡吉（R.J．L. M'Ghee）亦哀叹：“烟青云黑，云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1861年11月，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给巴特雷上尉的信中更是高度评价圆明园，并抨击英法联军的罪恶行径：“圆明园不仅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像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的仙境之后……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

其实，很早之时，门多萨就花了大量笔墨介绍中国园林艺术：“中国宫廷中有花园、果园、公园，还有各式鱼塘，又养着各种飞禽走兽，住在里面如同置身自然山水之中。道路旁还有许多类似古罗马的凯旋门（按：石牌坊）。宫殿里有花园水池、树影婆娑、林木环绕，别有情趣。”大量的赞誉在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园林风。关于中国园林的异域想像以英国人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为代表，他在《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1757)中描写鞑靼帝都的“月宫”景象：“每当夏季天气炎热、光线过强、中国的王子们感到不适时，便带着宠妃来到这里，避暑欢宴，纵情欢乐。”在描绘帝都宫女如何款待游客时，他写道：“鞑靼美女身穿宽大的透明罗袍，袍袖飘拂，香气袭人。她们对来客用玛瑙杯子斟上提神的人参琥珀美酒……”显而易见，这种浪漫和情色描写与《曼德维尔游记》中的离奇想像一脉相承。

第三节 圣城的贤明君主

居住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人物之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希望和预言往往集中在东方君主的皈依上。对传教士来说，为皇帝和宫廷服务包含着双重意义：他们深知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倘若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不但可能被赶走，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首先是为了站稳脚跟；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国家，使大众迅速皈依基督教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上，他应该对该教予以宽容，最好还会颁布圣谕使整个帝国皈依基督教。考虑到这些原因，以及耶稣会士在京城所受到的种种优待，耶稣会士对中国皇帝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欧洲本土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开明君主形象，同时也是西方启蒙时期政治期望的投影。

本来，利玛窦所接触到的明朝万历皇帝根本没有皇帝的样子：他身处戒备森严的紫禁城中，平日很少打理朝政，甚至连听一听大臣们的奏议都不愿意，更为可笑的是，在“一座足以容纳三万人的皇家建筑中”，“从当今的皇帝决定隐退过孤独的生活那时起，所有这些无用的礼节就都在他那空着的宝座前照例举行，并且没有一天不是有许多人来自大帝国的远方以这种或那种原因向皇上致贺的”。金尼阁则描写了皇帝出宫巡游的情况，出于安全的原因，“近世的皇帝们也抛弃了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习俗。即使在从前，每当皇上离开禁宫时，预先都要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这样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宫廷都处在军事戒备之下。皇帝途经的各个道路和与之相通的道路上，无不布置了便衣警察。皇帝不仅让人们看不到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行进行列的许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但是，从《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开始，赞美中国皇帝的言论便不绝于耳，主要称颂其德行、威望与维护集权统治的能力。尽管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ez Seme- do, 1585-1658）认为“三拜九叩”的礼仪太过分，“他们对皇帝的敬重，像在对一位神，而不是对人。他们今天对皇帝的礼拜，更宜于在教堂做，不宜在世俗的宫廷做”，但大多耶稣会士却并不反对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特别是面对清朝的康熙、乾隆等贤明君主。

1686年的荷兰使节巴德斯记述了三十多岁的康熙形象：“皇帝中等身材，是位慈祥、稳重、举止端庄的人，他那威严的外表，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即使放在千人之中，也与众不同，能够立即分辨出来，这是由于他想使自己的容态和举止让人一看便是心地高尚的人所造成的。这一点，就我所见，任何王公权贵也没有超出其上者，最低限度，他能和这些人中任何人相匹敌的。他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位发号施令的人，又熟悉科学的许多领域，每日都致力于钻研，还要处理国务，所以他在上午和下午都定出一定的时间来，专心于学。”就现存资料来看，这是欧洲对康熙皇帝较早的颂扬之辞。此后，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中称赞康熙皇帝具有完美无缺的德行与智慧，公正、勤勉、节俭、仁慈、好学。杜赫德则从诸多传教士的叙述中汇集出中国皇帝在欧洲的主导印象，那就是“拥有最高程度的治国之道，他本人身上汇集了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质”。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是同时代人，比较而言，路易十四骄奢，彼得大帝粗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皇帝由于事务繁忙，为避免出现差错，便从全国挑选最睿智的哲人，委以“阁老”(Kolay）或宰相（KaiSiang）的重任，意为“具有领导权的谋臣”。帝都的皇帝带领着一大批哲学家来治理国家，这一点恰好暗合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

在众多颂扬之辞中，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康熙皇帝（1697）可谓是最有针对性的。在白晋眼中，康熙“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的餐桌是切合一位伟大君主身份的，桌上是按照当地的观念和方式，摆满了金银餐具。但是，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宫廷之大，犹如一座完美的城市，那里可以看到宏伟众多的建筑，上面覆盖着悦目的金色琉璃瓦。人们很容易判断，这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居所。至于它的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净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总之，除了不是基督徒外，康熙皇帝作为一位伟大君王的形象可谓完美无缺。

后来，中国皇帝乾隆也成了人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用热情的诗句歌颂这位哲人王：“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直到1769年，普瓦夫尔依然写道：“中国提供了整个世界将要振奋的前景。到北京去吧！瞧瞧那位最伟大的人！他是天国真正完美的形象。”而耶稣会士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则于同年9月15日写信给布拉索神父，评价中国乾隆道：“这位君主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神情和蔼却又令人起敬。倘若他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我以为这与其说出于其个性，不如说非如此便无法控制中国和鞑靼这样辽阔的帝国。……每次当他让我受宠若惊地跟他说话时，他仁慈的神情总能鼓动起我的信心，对他说几句有利于宗教的话。……愿上帝保佑他长命百岁。”

第四节 关于北京的另一种声音

一

在整个18世纪，一直回响着对中国批判的少数派声音，主要针对中国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此类人包括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以及一些传教士。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就断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传教士们看不出中国的专制是因为其本身就生活在教皇的专制下，况且中国的专制对他们的传教更有利。正如莫哈所说：“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这些背离了同时期社会集体想像的文本更值得关注。

最早的荷兰使团就曾对北京的某些方面留下了不良印象。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特使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前往北京谒见清朝顺治皇帝，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贸易大门，然而这次历时两年的旅途最终却功亏一篑。1665年，纽霍夫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图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此书很快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因此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插图中的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那儿的鱼也长上了翅膀，结队飞行；北京城的壮丽宛如仙境，他还提及在北京城里见到达官贵人豢养的“长着长毛的猫”——其实那是西方人未曾见过的哈巴狗。在盛赞之后，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北京糟糕的饮食：在礼部的招待宴会上，肉看起来又黑又脏，让人忍不住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书中还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举行的招待外国使节宴会上，满族东道主像个裁缝一样盘腿坐在又宽又高的长凳上，满清显贵们“像野兽而不是文明人那样”扑在肉食上。有些官员压根没有餐具或盘子，而是直接就着他们面前的菜盘吃。更有甚者，一位高级官员还问荷兰使节是否想将剩莱打包带回，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翻译立刻将使节桌上的残羹冷炙包卷一空带回家，“在此过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闻之欲呕的可怕气味”。

1670年，葡萄牙人弗朗西斯克·比门特尔（Francisco Pimentel)跟随葡萄牙大使曼努埃尔·达·萨达尼亚（Manuel da Saldanha)赴京拜见康熙皇帝，在中国羁留了三年时间。回到澳门后，比门特尔以写实的手法报道了他在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的见闻。当他漫步在北京贫富悬殊巨大的街头，吃着不甚卫生的“国宴”时，对这个号称世界之都的京师产生了怀疑“夏天温度极高，更苦的是，风沙极大又极细。只要一上街，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房主人一样，全盖上一层白粉。水质很差，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我们之中很多人都有被咬的经验。到处都是苍蝇，而且会紧逼叮人，蚊子就更别提了。东西样样贵。街道什么都没铺，据说以前还有石板，后来鞑子下令挖掉石板，以方便马匹行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马蹄铁为何物。也因此到处都是风沙，一旦下雨，就变得泥泞一片。读者们听说这个城市很大，很可能会联想到里斯本、罗马、巴黎，但是千万别被误导了。我必须警告他，一旦进入此城，他会以为进了葡萄牙的某个穷乡僻壤。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质量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有泥巴或灰泥糊上竹条盖成，很少用到砖头，窗外也没有景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在比门特尔神父看来，北京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里斯本，气候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遇到坏天气，而北京的风沙更是个历史问题。

此外，耶稣会士也不无贬抑之辞，特别是北京的弃婴现象。1703年，耶稣会士魏方济神父（1651-1729）这样向罗马耶稣会总会长汇报：“北京的耶稣会士1694年施洗530人，1695年施洗614人，1696年施洗633人，以后的一年与此相当。这只是成年人的受洗数。至于孩子，我们施洗的人数多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早上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弃婴行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人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紊乱，真令人惊讶。由于北京人口众多，那些自认为无法养活孩子的人肆无忌惮将孩子丢在大街上和广场上，使得一些孩子悲惨地死去，另一些孩子被野兽吞噬，所以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派传教员到城市各个街区为所有他们在路上遇到的、还活着的孩子施洗。每年人们遗弃的孩子达二三万，我们的传教员施洗数约3000人。”

最后再谈一谈此时英国的特殊情况。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大陆，人们普遍相信有着一个强大的东方帝都。相对而言，英国尽管也有个别颂扬的声音，但影响更大的却是无处不在的贬抑之词。关于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许多学者已有论述。钱钟书就认为：在18世纪的英国，对中国的好感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还在继续，但是在文学领域，情况却与实际生活相反，对中国的反感日益加重。除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环球旅行记》(1748)，因受华商的欺骗而对中国大肆攻击外，最重要的就数丹尼尔·笛福（1660-1731)的《鲁滨孙漂流记续编》（1719)。

丹尼尔·笛福对中国北京肆无忌惮的攻击，可以说是当时欧洲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异音。在《鲁滨孙漂流记续编》里，鲁滨孙来到了中国。此时的主人公已经化身为能说会道而又虚荣的绅士，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宫殿根本无法与欧洲相比。在船上，鲁滨孙说：我们既是商人，也是有身份修养的人，很想去北京这样一个“比伦敦和巴黎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城市，看看传说中的紫禁城，不过这也只能算是传说的吸引。他在南京抛锚下船，用25天来到北京，居住了四个多月。他胡乱逛了一阵，主要还是做生意，匆匆离京时，雇了18匹骆驼来装送货物。作者花很少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在北京的行踪，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任何事情会叫我高兴或难过，一点也不会”，“这个城市与欧洲开明城市比较而言，搞得很糟”。过去的西方旅行家来到北京，无不赞叹“北京的城墙远比欧洲城市的城墙雄伟”，可在鲁滨孙眼中这种建筑没有任何用处，就连长城也只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建筑：用两个连的坑道兵就能在十天内弄垮这城墙；或者彻底把它炸飞，连痕迹也不留。笛福之所以将北京和中国贬抑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为一个信奉英国国教者，肯定不愿意相信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的赞美，故反其道而行之；同时，笛福及其笔下的鲁滨孙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旺盛而自信的精神，这决定其不屑欣赏古远而与英国资产阶级眼下利益无关的东西。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日益泛滥。

二

1705年12月，教廷专使铎罗奉教皇克莱蒙特十一世之命抵达北京，要求康熙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约”，不再参与祭祖尊孔的活动。此后，延绵七十多年的“仪礼之争”逐渐改变着欧洲人对北京的看法。

本来，北京的耶稣会士和京城百姓能和谐的相处，譬如红若翰神父致拉雪神父的信描写孝庄太后去世时，在京耶稣会士出席葬礼的情况：“院长神父率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开始跪在大街中央的灵柩前。我们额头碰地深拜了三下，期间，出席这一伤心的仪式的基督徒们痛哭流涕，并发出催人泪下的哀嚎。”这种祭祀亡灵的行为和大清子民没有什么两样。但因为礼仪之争，他们在北京的处境逐渐恶化。如尚若翰神父就1746年爆发的教案给圣一夏欣特夫人写的信中描述：“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在北京还有一种如此之大的自由，那是由于这里的人们丝毫不害怕欧洲人。然而，人们始终在监视着我们，我们需要采取许多防范措施，以保存这种根基。”

以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为例。他1710年到达澳门，在中国待了14年，其中有13年的时间在北京。在初到北京时，他也赞叹宫殿的豪华与宏大。但因为“仪礼之争”，他最终“决心离开这座危险的‘巴比伦城’，越快越好”。“巴比伦城”典出《圣经·新约·默示书》第十八章第二节：天使“用强大的声音喊说：‘伟大的巴比伦陷落了！陷落了！她变成了邪魔的住所，一切不洁之神的牢狱，一切不洁和可憎飞禽的巢穴……’”。耶稣会士一直把北京赞为全球天主教的“希望之城”，马国贤却深恶痛绝地称之为“危险的巴比伦城”，可见“礼仪之争”给基督教会造成的鸿沟有多深。后来它铰接着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逐渐将“希望之城”拉入“东方巴比伦”的泥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都认为“觐见礼仪”是世俗的礼仪，不具备超越人间的神圣性。所以他们能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却不愿尊孔祭祖。

至于传教的归化事业，它最后证明只是一种臆想。耶稣会士们那旨在通过帝都（皇帝及其宫廷）促使中国皈依的方法收效甚微。1753年，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 1689-1759）神父再一次强调了一百多年前基尔歇神父就已预测到的现象：皇帝给居住北京的西方各派传教士册封官号之后，就认为已经做出了可以为欧洲人所能做出的一切，他从来没有想到赐予基督教信仰另一种恩德。

18世纪中后期，持续不断的仪礼之争进入最后时期。雍正即位之初正式下令驱逐在各省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曾觐见雍正帝交涉此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的神圣宗教已在中国完全受到禁止；所有传教士，除了在皇宫有差使者除外，已都被逐出帝国；教堂被拆毁或作非宗教之用。”至此，“希望之城”曾经的光辉完全暗淡了。

1773年7月21日，教皇正式下令取缔耶稣会，命令于1775年传到中国，耶稣会在同年解散。至此，在中国传教二百年的耶稣会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前的这段历史时期，虽然中国和欧洲仅由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相沟通，但他们之间从未如此互相了解和尊重，即便镜像大于真实。当最后一批耶稣会士们死于北京时，在一段时间内掀开的帷幕又长久地落下了。北京在西方视野中更多的是不可理喻，甚至堕落成东方的巴比伦。

北京是座“充满神奇而又破烂肮脏的城市”。城墙拱卫着的城池内是红墙黄瓦的皇城。皇城里又有红墙围着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美不胜地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南海。傈僳人未经批准擅自通过紫禁城的任何一道门，都要鞭刑100下；误闯任何一座宫殿，都要被处绞刑。北京城的城墙有雉堞状的胸墙，是欧洲人散步的好场所，因为你可以远离狭窄街道的尘土。北京城里除使馆区外，到处都没有卫生设施。街道都没铺路面，走起路来尘土飞扬，烂泥没到踝部。

——［澳］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了解中国人对北京的态度如何，你必须到北京来：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城市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北京是我所访问过的唯一一个并不因你是个外国人而对你特别优待的地方。在北京，你是一个操着我国话，穿着外国衣服，举止神态不同于本国人的外国人，这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相反，在这里，人们都敌视你。人们一见到“洋鬼子”就露出轻蔑与不屑。“如果总理衙门被废除的话”，一个北京的外交官告诉我，“在24小时内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人们不来骚扰我们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受到种种的惩罚。”

——［英］威尔士·诺曼：《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刘君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我们去过罗马和雅典，凭吊过那里的宏伟遗迹。如今是北京，这座混杂着各种历史记忆的城市，它的壮观废墟令我们感叹不已……北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而且美丽壮观，即使已经衰败腐朽了。

——［英］立德夫人：《我的北京花园》，李国庆、陆瑾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