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城』的边缘镜像

第一节 大都·北平·北京

明代初期，北京的城市功能出现了短暂的变动。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定都南京，降大都为北平府，使其成为一座军事重镇，用以对抗逃到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由于大都城北部人烟稀少，难于防守，元顺帝逃跑时又曾纵火焚毁许多房屋，所以明初改造大都城时将北部城垣南缩五里，废建德、安贞、肃清、光熙四门。新建的北城墙开德胜、安定两门，并将东城墙的崇仁门改为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改为西直门。

洪武三年（1370)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北平府。这时的元朝宫殿已经被拆除，燕王府是利用元代遗留的西宫改建的。朱棣夺取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府为北京。北京的名称，由此而始，含义为“北方之都”。永乐四年，朱棣下诏营造北京的宫殿城池，展开了大规模的修缮工程。此间，一位来自伊朗的使者这样描写北京：“这是一座全部砖造的巨大而美丽的城市！但城墙正在营建之中，被数以千计的脚手架掩盖着。”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完工，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为陪都。此时的北京城，是由里外三层的“城”构成的“城中之城”，分别为：宫城、皇城、京城（含内城和外城）。其中，宫城又称紫禁城。该命名取法于天象：古人将天空中央星区分为太微（上垣）、紫微（中垣）、天市（下垣）。紫微垣在中天的中心，共15颗星，是天帝所居之处，所以人们称天子所居为紫微宫或紫宫；又因天子所居为禁地，故称紫禁城。宫城的城墙周长3千米，开四门：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皇城周长9千米，亦开四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明北京城的格局具有中轴明显、整齐对称、气魄雄伟的特点，在世界各国封建时代的都城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次修缮在原大都的基础上，吸取了历代都城规划的优点，南北中轴线十分突出。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向北穿过正阳门、承天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的正中心和万岁山主峰，最后止于鼓楼和钟楼，全长约8千米。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全部以这条中轴线对称展开，从而形成了完整和谐的巨大建筑群。当然，城市轴线不只中国有，也不只北京有，巴黎和华盛顿等欧美城市也有，但都比不上北京的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笔直而壮观，将“自然、艺术、生活”有机融为一体，中轴的东西两侧，对称修筑，内城左修太庙，右筑社稷坛，外城左修天坛，右建先农坛，城外则为左日坛，右月坛，贯通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华文化精神。

永乐以后，北京城市建设的主题是逐步恢复原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各项功能。从重新营造宫殿，到进一步扩大城市的整体规模，土木工程量虽然很大，但却不能被称为创举，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

在城墙和城门的改造方面，有如下工程。永乐十七年(1419)，将原大都的南城墙向南推延一里，仍开三门，名称如旧。正统元年（1436）开始修建九个城门的城楼，历时四年完成，将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文明门改为崇文门，顺承门改为宣武门，齐化门改为朝阳门，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嘉靖年间，为防止瓦剌族南下侵扰，开始兴建外城。原设计北面利用元大都北墙，东、西、南三面皆向外扩展，但因工程浩大，财力不足，只筑成南面的外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凸”字平面。工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闰三月动工，十月完工。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又增筑外城永定门等七个城门的瓮城。至此，北京城墙、城门全部建成。从永乐四年算起，先后经历了259年。

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随后，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城，清顺治帝在北京继位。北京再次易主，成为清王朝的都城达268年。清王朝为了便于统治中原人民，保留了明代旧制，对北京城貌则采取继承和修复的政策。现存的北京旧貌，多为清代重建，因此本书略而不述。

第二节 关于“天城”的新消息

元帝国崩溃以后，由于中亚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对中西交通的阻隔，“东方和西方之间比中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隔绝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顿了近两个世纪，“无论是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还是欧洲传教士如孟德高维诺等自中国写给西方的信函，都逐渐被欧洲人遗忘，他们笔下的那个国家逐渐成为了传奇”。这一点，可以从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国王孟纽尔向即将远征中国的舰队司令提出的一连串侦查情报得到证明：“中国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身材多大？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不大？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明朝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而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还是“大汗的契丹”。以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 1451-1506）为例，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远航，其主要动机便是寻找契丹帝都，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前方海面能出现汗八里耀眼的金屋顶。

中国人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开始先走向中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驱的探险者和传教士最先来到中国。明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经海路来华，是欧洲人在明朝经海路来中国的开始。不过，直到16世纪中叶，欧洲关于中国的新消息仅限于葡萄牙王室，并作为宫廷机密而封锁。这也就促成了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当现实中的商人使节被当作番邦贡使，锁在囚笼里游街，禁闭在大明朝的监狱时，欧洲却在传说他们勇敢的骑士爱上了美丽的契丹公主安杰丽卡（Angelica)，并征服了契丹帝都。不仅如此，那些深受大明王朝冷遇或折磨的西方人，在他们所写的中国报道中，非但没有污蔑攻击中国，反而共同描绘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乌托邦的神话此时并未消失，而是随着对中国的接触，西方人更相信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用北京来取代汗八里这一称谓，在消化丰富中世纪文化积淀的同时，逐渐塑造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天朝首都——“天城”。

一

“人们通常都是按照神话化的过程来写作空间的”，在中世纪的游记中，夸张和虚构的成分很大。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理性精神的兴起，游记题材有了较大改观，传奇和想像的因素大为减少，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精确性逐渐提高。随着各种东方信息的传播与普及，中国形象被加入越来越多的历史的、真实的内容。但对于遥远的北京而言，因为持久的心理积淀，文本叙述还是如过去一样有着浓重的梦幻色彩。在有关北京的文本中，有亲历者的叙述，但更多的是在中国沿海听到的传闻，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澄清、完善，甚至推翻了那些传到欧洲的富有想像力的或走样变形的有关中国的记述”。

第一个向欧洲人传播“东方帝都”新消息的是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Tomic Pires, 1465-1524)。1517年，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先至广州。1520年，皮雷斯进京朝觐明武宗，是新航路开辟后首批到达北京的欧洲人。由于葡人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印象，他的使命失败，一行人被驱逐出京，在广州被捕，皮雷斯于1524年死于狱中。

皮雷斯在东南亚一带活动时，曾四处搜集东方各国情报，并于1515年编写《东方诸国记》(Suma Oriental)呈献葡王。该书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第一本详尽描述东方（包括中国）的著作。可惜此书原稿不存，直至1937年才在法国发现抄本，经葡萄牙学者科特桑（A. Cortesia）注释，于1944年在伦敦出版。

作为最先注意到“北京”就是“汗八里”的欧洲人，托梅·皮雷斯时称明朝首都为“Cambara”，时称“Peqim”。因《东方诸国记》写在出使北京之前，所以皮雷斯有关东方帝都的叙述依然属于传说范畴：“城中居民、贵族众多，骏马触目皆是，不可胜数。”当描写紫禁城内的皇帝时，他这样写道：“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平民百姓与贵族们根本见不到皇帝，因为习惯如此……使臣们觐见皇帝时，只能隔着一道帷幕窥视皇帝那模糊不清的身影……如果使臣们献给皇帝的礼物值一千，那么皇帝就会加倍地赐还。”皮雷斯笔下的皇帝不仅保存着大汗的威严，更沾染着遥远神秘的“禁城”色彩。皮雷斯总是不停批评原来的传说（使节觐见时会有四个“皇帝”同时接见，所有人都说话，但不知道哪位是真正的皇帝），但其自身带来的消息也还是纰漏百出的道听途说：中国皇帝不是父子相传，也不传给侄子，而是由常驻北京的王国委员会选举，并经大臣们审议通过产生。

关于中国的女性，特别是京城的贵妇人，皮雷斯这样描述：“她们将长发以一种十分雅致的样式盘绕在头顶上，再插上许多金发卡，有的人还遍缀宝石；她们在头顶、耳朵及脖子上佩戴贵重的珠宝饰物。她们在脸上敷一层厚厚的白粉，描眉修饰，化妆得非常漂亮，就连塞维利亚都望尘莫及。……她们穿着丝织的或以锦缎制作的尖头拖鞋，手中总是握把扇子，她们的肤色像我们一样白皙，有的人眼睛较小，有的则眉清目秀，双瞳似水。”在他的想像中，帝都的女子应当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贵和淑雅。

1527年，里斯本出现了另外两个使团成员——魏莱拉（Vieira）和喀尔沃（Calvo)从明朝监狱中寄出的信。在信中，他们以“Piquim”称呼北京，并较详细记述了这次帝都之行:“北京接待外国使者的方式是把他们安置在一所很高围墙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们关进去，第15天时把他们带到皇宫，可步行可骑马，在皇宫外他们就得双膝跪地，头和脸贴在地上，听候命令，这样面对宫墙起跪五次之后，又被带回那些房子，重新关起来。”这是亲身进入天国禁城后的体验，所以对北京的记述也真实了许多，甚至还看到了北京的软肋：位于北方的天国首都“没有木料、石料和砖瓦，这些东西都要用大船从南京运来。如果南京或其他省区不供应北京食品，那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因为北京人口很多，加上那个地方寒冷不产稻米，其他食粮也很少”。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应知道，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他一度曾有“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1421年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海上事业越来越被忽视。以后，朱高炽曾下令停止下西洋，后来又有闭海关等禁令。18世纪中期以前，除特许进京的使团成员外，来华的西方人只被允许在广州沿海居住贸易。因此，在他们的游记中，经常表现出对“天城”的向往之情，希冀一睹传说中的帝都风采，毕竟过去梦幻般的叙述深深影响着他们。下文便摘评几种较典型的描述：

据一个在中国被囚禁六年的葡萄牙人（1554）讲述：“中国人总是把城市造在汹涌大河边最坚固的地方，特别是利用河道的拐弯处，使之成为天然屏障。如果说河宽半里格（league，相当于4.8公里），那么就再造半里格宽的城墙，以便一旦发生战事，可以在城墙洞里埋伏兵士。”这只是一般的城市，京畿要地更是防守严密：“北京比起其他任何城市，它的人口更多，更繁华，当地人说，如果直穿城市，要走7天，如果绕城一圈，则要走13天。有三道城墙和一条汹涌的大河围绕城市……王宫外有一座奇堡，入宫前要先通过奇堡的七、八扇大门，门口守卫着身材极为高大的巨人。……人们说国王从来不出那个城，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和享受，还有土地，所有的食物都产自围墙内。国王甚至从来不到外面的两道城墙去。人们还说只有那些在内墙里面伺候国王的人才能看到他，他们都是阉人，都是贵族子弟，一旦入宫，活着就不能离开那里。”另外，京城官员在穿衣方面也有规定：“重要人物穿着黑色丝衣，因为其他颜色的衣服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乃至于不穿黑色衣服就不敢走到官吏和贵人面前；如果出门时穿的是一件别的颜色的外衣，而碰巧要和官吏说话时，就从遇到的熟人那里借一件黑色外衣去干他的事而把自己的衣服留下。普通人同有身份的人说话时要脱帽，他们可以不着黑色外衣，只穿其他颜色的短衣。”显而易见，这里的描述大都出于杜撰，魔幻的色彩比比皆是。当然，这也正是“天城”边缘镜像的基本模式。

相似的记述也体现在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中：“我还听说皇帝定都的北京城是那样大，除开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外，从这一头到另一头，骑马按平常的步子要走一整天，而据我所看到的去判断，我完全相信。”关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伯来拉认为“不论在吃的时候还是在应酬时，他们都非常讲究礼仪，在这方面似乎胜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同样，根据其习惯，他们在穿戴方面也非常讲究，超过一切异族及摩尔人，没有理由要来妒忌我们”。对中国民俗一知半解的西方人还特别描述了城市人怎样欢度春节：“每年正月初一，即基督教徒纪念耶稣受割礼的那一天，他们也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持续三天，每天日夜演戏。他们热衷于演闹剧，然后又吃又喝。在这三天里，他们习惯闭城欢庆，三天之内不开城门。对于这一点他们意见一致，因为他们说感到酒意正浓，所以紧闭城门，以免遭到危险。”

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著有《中国志》(1570年），该书是欧洲第一部专述中国的完整著作。遗憾的是，当克鲁斯1569年返回葡萄牙时，正逢瘟疫流行，《中国志》1570年2月出版时，他本人已染病而亡，因而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传播并不广泛。克鲁斯对北京的描写也属于人云亦云的范畴“据说北京城大到一人骑马从早到晚都不能直穿过它（街道是笔直的，由一门通向另一门），这只是在城内，连郊区也都是很大的。”其中皇帝居住的宫城更具神秘感，“为了保持他的伟大形象和权威，国王从不外出。王宫大门里面是一道道高大的围墙，内有很多大房间以及很大的菜园、花园和果园。园子里有很多水池，池中养着很多鱼。里面还有树林，林中有野猪野鹿供狩猎。总之大门之内样样都有，他想要的娱乐应有尽有。除了阉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见到他”。

不仅葡萄牙人在边缘地带“幻想”北京，西班牙人也同样如此。以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为例，他除记述北京城的面积很大外，还着重渲染了紫禁城的神秘：“他们把他（按：中国皇帝）尊为半个神，还讲了些神话，如鸟兽都不在皇宫顶或地上留下粪便等等。”可以想见，20世纪初年，带着这个期望来北京探胜的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何等的失望，因为他所看到的皇宫破败不堪：“在那宽敞的庭院里庄严雄伟的大理石坡道上，野草荆棘丛生；乌鸦和鸽子成群地栖息在金銮殿顶上，金色的屋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鸟粪，像一张怪异而奢华的地毯，任其在那里腐烂。”

从这些报道来看，欧洲人惊讶地发现马可·波罗的叙述得到了证实。这样一来，人们又盲目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一些旅行家在中国沿海口岸停留还不到一两个月就写的报道一概接受。这样便塑造了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北京。

北京在神秘之余，还有着那么一丝不可理解，如16世纪葡萄牙文学家若昂·德·巴罗斯（Joāto de Barros）在《亚洲十年》(1552年）中描述北京对待外国使节的行为：派往北京的“使臣往往四名以上，首先因为觐见皇帝路途遥远，破费时日，使臣一半病死于旅途，幸存者或在某宴席中毒身亡，得到厚葬，墓碑上会刻上其姓名，派遣国名，永垂帝国青史”。北京似乎成了使节的殉葬地。

因为以上关于北京的叙述多有失实之处，后来深入禁城腹地的耶稣会士便经常批评早期葡人的报告，认为“那些游历家们常常欺骗我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已受他人之骗……在他们的记述中充满了道听途说和庸俗的无聊之谈”。真实的北京在这些道听途说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不过，身处殖民初期的葡人，在叙述的口吻上也体现出新的迹象：“虽然城市像我所述的那样庞大，但居民却很软弱，没有什么资财。人们在这一国家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为上帝和我们的君主做很多的事。”和中世纪旅行家的畏惧形成鲜明对比，这里已经有了殖民的意味。而且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将日益突出。

二

另一位到过北京的旅行家是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āo Mendes Pinto，约1514-1583)。他的游记(1576年）在当时的影响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媲美，迄今译本已达170多种，人们更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实和想像于一体的小说。其中关于北京的描述既来自于作者亲眼所见，也有北京人的讲解，还参考了一本介绍北京的中文手册——《亚洲圣都》(Aquesendó)。

平托于1541年10月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已经游历了中国广州、杭州等城市，认为“中华帝国的各个城市宏大壮观，人们可以据此推断整个帝国该是多么辽阔宏伟……我在一些地方看到了数量极大、种类极多的食物，是我们欧洲所望尘莫及的。然而说实话，不要单说每一个地方的东西，就是把所有这些地方的东西都加起来，也不能与中国一地的东西相提并论”。在所有城市之中，他最赞叹的是北京(Pequim):“北京城堪称世界王国的都城”，“两道城墙上共有1060座圆形垛楼和240座坚固、宽敞、高耸的箭楼。楼顶色彩缤纷，光彩夺目。每座楼上都有蹲在圆球上的镀金狮子，这是中国国王的徽记，象征着他是占据世界王座的狮王”。北京不仅富丽堂皇，同时也秩序井然，“中国人告诉我们说，此城四周共有360座城门，正如前面所说的，在每座城门口总有四个卫兵把守，他们手持长戟，注意着出入的一切”。很显然，平托的叙述有很多不符合史实之处，如中国皇帝的徽记应是龙而不是狮子，北京的城门更不是360座。所以，读者应该以读小说的态度来对待平托的《游记》。

在该游记小说中，平托在北京的见闻“不但涉及城市的富庶程度、社会秩序和宏大规模，而且有关治国方式、司法管理、值得称赞的任命全国官吏的方法、根据战争条例对退役将士论功行赏的方法，以及类似的事情”。笔者下面将主要从平托所使用的夸张和虚构两种修辞方法分类论述。

1．马可·波罗夸张口吻的再现

两百年后的平托犯了和马可·波罗同样的毛病，也是不厌其烦的用夸张的数字来吹嘘东方帝都的宏伟壮丽。“仅以王城围墙内的明阿房宫城（按：紫禁城）为例，内有10万阉人、3万女人和1万2千饷银丰厚的卫兵。”在“一条长长的都是平房的街道，居住着国王的24000个船工。还看到另一条类似的街道，街长超过一里格，居住着14000多个宫廷膳房的厨工。还有一条类似的街上住着无数的单身女子（按：妓女），比起城里这种身份的女子，在税赋上享有特权，因为她们也属于宫廷，其中很多人逃离丈夫走上这条不幸的道路”；“城墙内有3800座寺院庙宇，常年用大量的禽鸟野兽祭祀”；“据说120条河上共有1800座桥，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可看到的其他各个方面，座座桥都仿佛是最好最美的”。此外，在一道墙内住着“为人洗衣的佣人，据说人数超过10万。这里大河小溪纵横，深水池塘及湖泊不计其数，均用坚固结实、雕琢精细、打磨光滑的石块或石板筑壁围起”。

平托没有机会看到皇帝举行的国宴，于是他便津津乐道京师贵族的宴会：“宴会场面气派壮观，有许多差役手持银质狼牙棒伺候在侧；餐具精美，包括全套金餐具。那儿的客房里摆放着银质睡床和锦缎床帷。那儿的侍者均是容貌美丽、衣着华贵的黄花姑娘。”更有甚者，“有些宴席按中国习惯持续十天，盛大、华丽、隆重。席间侍者成群，伴有歌舞、娱乐、垂钓、狩猎、竞骑、游戏、闹剧、戏曲、徒步或骑马比武，费用高达二万两白银”。从平托描述的奢侈程度来看，这种宴会甚至超过了皇帝的规格。

海外冒险的人最渴望看到的是金银等财富和繁盛的商业活动，平托当然也不例外。平托一行人在“两个月中，曾逛过十至十二个集市。集市上人流如潮，有步行的，也有骑马的。小商小贩的货箱里摆满了各种能叫出名称的物品，还不算富商巨贾在自己的街上设置的正常货摊，秩序井然，货物丰富，有大量的丝绸、锦缎、布匹、亚麻及棉布服装、貂皮、白鼬皮、麝香、沉香、细瓷、金器银具、大小珍珠、金粉金条等，看得我们九人目瞪口呆”。

当然，帝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不过这座城市有许多“穷人培训院”。“在那里，根据市政府的命令，对失去父母又流落街头的孩子进行教育，所教的不但有伦理，而且还读书写字及其他手艺，直到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平托以为：“这样的机构在城里不会少于200处，可能有500处。”

与前人相比，平托特别关注了北京普通市民居住的胡同，尽管描述的并非完全真实：“城中一般的街道都又长又宽，两旁的房屋，一到两层，华丽讲究。街道两旁还都设有铁栅栏或黄铜栅栏，并有胡同的出入口。每一条街道的顶端都建有拱门，华丽的门扇入夜关闭，拱门顶上装有警钟。豪华大街中的每一条都有官兵分班巡夜，每隔十天须向市政府汇报情况，以便布政使们或察院们根据法律和所发生的情况采取措施。”这些都验证了平托对北京的总体评价：社会富庶、司法公正、秩序井然。

2．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

如果说上面的描述还只是使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那么后来的平托则完全是在讲述一则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平托也预感到欧洲的读者将不会相信他的描述，所以他很大度的表示：“我也不会过多责备那些对我所述之事不大相信或表示怀疑的人。因为我本人也确实承认，即使是我亲眼目睹，一想到北京城的恢弘、异教国王那万人之上的地位、主持司法的察院们以及进行统治管理的按察使们的排场、各大臣那震慑众人的威风、房屋和寺庙本身以及里面一切东西的富丽堂皇等，往往也感到恍如梦境。”

平托重点“虚构”了一些他认为“最突出、最值得记忆的建筑物”。其中的第一座便是牢狱：“牢房占地约两平方里格，长宽相等，由一堵高墙围绕。墙上没有雉堞，只有墙头上布满了尖刺，衬着又宽又厚的铅板。墙外四周是深壕沟，设有一些吊桥。每到夜晚，吊桥便由锁链拉起，悬在一些粗大的铸铁柱上。……根据国王的命令，此牢中常年关押着30万囚犯，年龄不等，从17岁到55岁。”面对如此规模的牢狱，平托惊愕万分，中国人解释道，这是皇帝将全国囚犯集中流放守卫长城的结果：“以便所有罪犯在接到流放长城的判决后能立即被送到此牢集中，一旦长城索要，即可派遣，不需耽搁。”数目众多的囚犯就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下面的叙述就更离谱了，“牢狱的大墙之内还有树木参天的林子，纵横交错的小溪池塘，水流清澈，可供所有的囚犯饮用洗漱。还有不少小寺、不少医院以及12座豪华气派的寺院。总之，一座宏伟富饶的城市应有的一切，大墙之内都有，且数量丰富。囚犯们还在许多方面享有便利，因为大多数人都偕妻儿同住，国王则根据每人的家室提供住房”。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待遇如此高的监狱甚至可以和星级酒店式宾馆相媲美。

平托描述的第二处建筑被称作“亡人宝楼”。它是“与大牢面积几乎相等的另一个大院，四周围以坚固的院墙，外面还有壕沟环绕。……院内有许多精心雕琢的楼塔，镏顶飞檐，五彩缤纷。……从整体上看，整座建筑的形象和布局非常壮观悦目，超出了人的想像”。据平托描述，里面有3000座装饰有风铃的大房子，“每座从地面到房顶都堆满了死人的头盖骨，据估计，用一千条再大的船也难盛下”，“在这些房屋的后面是一座人骨山，其高度超过了屋顶，其长度（从山的一头到另一头）为整整半里格，与这条街同样长，而且非常之宽”。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座死人的坟场有着很高的收入，“没有一座房屋的收入不在2000两白银以上，都是死者为解救灵魂而捐赠的。全年的总收入可达500万金克鲁扎多（按：葡萄牙货币名称），其中400万上缴国王，100万归和尚们，以用于那里的开支。至于国王作为保护人而取走的400万，则用来维持流犯牢中30万人的食用”。之所以会有如此局面，是因为守卫僧人的迷信宣传：“如果不把遗骨放在那里”，平托解释说，“灵魂将遭不幸，所以每天都有2000多不幸者的尸骨被送到那里。那些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将遗骨运来者，则将其一二颗牙齿送来，因为这些牙齿，再加上他们的施舍，就跟送来全部遗骨一样令神满意。”

谈到这里，便无法回避一个基督教徒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为什么异教徒居住的帝都有着如此的繁华？平托在书中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但却无法解答：“因为似乎没有人的理解力能够明白，也没有那么多的词汇可用来称呼上帝向这个敌对的异教民族所赠予的数量和品种如此之多的东西。但他们对上帝的恩赐竟没有谢意，以为物产丰富仅仅是国王的功绩，而不是万能的主的安排和恩赠。”

在对北京作了全面的介绍后，平托总结道：“无论从规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财富来看，还是从其他值得提及的各个方面来讲，北京城都堪称世界都市之都。”“我们不能把北京想像成是罗马、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里斯本，或是欧洲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哪怕这个城市再有名、人口再多也不行。欧洲以外，我们也不能把北京想像成是埃及的开罗……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大北京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伟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等。”众所周知，乌托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社会的公正，有着健全而人性的司法制度。以平托为代表，他虽然是作为囚犯从南京押解到北京的，但依然赞叹北京完美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严明的司法制度，这证明“天城”在其心目中的乌托邦色彩是何等浓重。

第三节 地理学想像中的北京

当年《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许多读者却并不相信其中的叙述。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让他坦白承认游记中的内容纯属伪造。马可·波罗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富有程度的叙述，还不到其实际所见的一半。1585年，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5-1618)《中华大帝国史》的出版则试图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对马可·波罗不再抱怀疑的态度。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应罗马教皇要求撰写的，他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强盛、富裕的中华帝国形象。该书是16-17世纪欧洲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概况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到16世纪末，该书以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不同的欧洲语言重印了46次，其影响绝非皮雷斯、巴洛斯诸人可比。后世许多汉学家对其亦有很高评价，如美国学者拉赫（D.F.Lach）认为：“门多萨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它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中华大帝国史》的问世是欧洲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契丹神话的终结，中华帝国神话的开始，汗八里的梦幻演变成地理学想像中的北京。前世芜杂的材料经过这一次整理与塑造终于变成西方文化传统中可资利用的“他者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典范，一直影响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同曼德维尔一样，门多萨并未到过中国，无法亲眼目睹东方帝都的风采。《中华大帝国史》所引用的材料，大多取自前人的记述。因此，他所描述的北京与其说是实际的北京，不如说是“想像的地理学”。在介绍中国的行政区划时，帝都北京着墨最多：北京（Paguia)，又叫“皇城”（Celestial City)、“天城”(Suntien)、“京师”(Quinsey)；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大的城市，有纳税人口270万4千（不包括255万“骑士”），从一个城门走到另一个城门，要骑上好马跑一日。明王室之所以要迁都北京，是因为那儿离鞑靼最近，中国人和鞑靼人战事不断，定都北京可以应付不测之事。另一个原因是，北京的温度或气候比其他省更有益于健康。在第三卷第二章，门多萨用几乎与马可·波罗同样的口吻谈论北京的皇城：规模宏大、气势开阔，里面的装饰之豪华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这里集中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皇帝都只能望其项背的珍宝。壮丽的宫殿至少需要4天才能游览一遍，它被7道高高的城墙包围着，每道城墙之间可容纳1万士兵，他们护卫着皇帝的日常安全。宫殿里有79个美轮美奂的大厅，许多宫女在那儿伺候皇帝；大殿用纯银或纯金按石工的方式铸造而成，其中有“一把用象牙制成的漂亮椅子，镶有价值连城的宝石和红玉，以至在夜晚黑暗时大殿充满光亮，好像那里有很多火炬和灯火”。总之，北京的宫廷集合了人类所能想像到的所有生活用的东西，它们都提供给皇族人员消遣，因此皇帝很少出宫，以“保留国王身份的威仪，也避免遭受阴谋暗杀”。至于政府官员的住宅，“都很巍峨壮观，令人仰慕，而且是以辉煌的艺术建造的，规模有一个大型村庄那么大，这是因为院内还有大花园、水池、周围还有林地”。总之，该书集合了门多萨所能搜集，并认为正确的所有材料，塑造了一个在地理和物质层面完整的“东方帝都”形象。

因素材所限，门多萨关于北京的叙述充斥着传说痕迹“中国人在谈到这座大城及其中的巨大财富时没有分歧，因他们众口同声，可证实其为真。”书中也有关于中国城市防卫的描述：“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门多萨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毫无目的的。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作为殖民时代的产物，他在书中也多次表达了依靠上帝之助以和平的方式去征服这座遥远帝都的愿望。

在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之后，有关中国的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书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它们给西方人留下的基本印象仍是中国的富饶与帝都的繁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游记的延续，同时这种印象在未来继续强化，虽然在18世纪后期趋于式微，但其碎片却以各种方式长期影响至20世纪。

第四节 误读的帝都传说

所谓“误读”的帝都传说有两类：一方面，中国学权威门多萨的描述就有很多失实之处；另一方面，一些欧洲文学家根据这些资料“以讹传讹”，创作了更多离奇的东方帝都故事。

一

对门多萨错误的纠正以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闵明我（Navarrete,1618-1686）为代表。

庞迪我18岁时在托华多（Toledo)加入耶稣会，1601年和利玛窦一起进京朝见万历皇帝。由于呈献的礼品（包括自鸣钟和西洋琴）博得万历皇帝的欢心，他们被允许留驻北京，并受赐生活津贴。1602年3月9日，庞迪我从北京给他远在托华多的导师古斯曼主教写了一封长信，即《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由于庞迪我已深入中国京师，并多次出入紫禁城，因此他对北京的认识显然是门多萨所无法企及的。庞迪我在信中一方面肯定了门多萨著作中具有真实性的那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又根据他对北京的实地观察，对门多萨记述有误的地方做出了更正。例如，门多萨（以及他同时代人）把北京置于北纬50度左右，庞迪我则通过用星盘实测北京的正确位置应在北纬40度一带；门多萨认为帝都市民穿着丝绸服装，而庞迪我则告诉欧洲人，大多数百姓日常多穿着棉麻服装，只是有身份和富裕的人才满身绸缎。

闵明我于1655年至1669年间在华，著有《中国与东方》(Chinay Oriento）一书。闵明我在该书中多次批评门多萨对中国的错误论述，认为门多萨对北京的描述无异于在编织“梦幻”传奇。例如，门多萨告诉欧洲人，北京城大得惊人，从一座城门到另一座城门，若一个人骑上等好马也要跑上一天；闵明我则指出门多萨的这种说法言过其实。门多萨说皇宫里驻扎有上万人的警卫部队，日夜保卫皇帝的安全；闵明我则说如果中国皇帝认为有必要他完全可以召来比这一数字多得多的人马，但事实上皇帝并不把那么多的卫兵留在宫中，那是件自找麻烦的事。门多萨特别强调北京政府对待来使很礼貌、热情，“遵守世界诸王都遵守的国法”。这有很大的误导性，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国际惯例，是叩头、单腿下跪，还是脱帽礼？半个多世纪以后，荷兰使团在北京见到中国皇帝，他们的感受并不像门多萨想像的那样理想。而后来英国人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出使，几乎是令人难堪。

在门多萨等人的误导下，1625年，法国贵族米歇尔·博迪耶(Michel Baudier，约1589-1685）出版了《中国国王宫廷史》一书。此书综合了前人的资料，对北京宫廷的夸赞遵循着“完美——美丽——财富”的模式：“在这座宽阔的城池中，建造了三座皇宫：一座在入口处，朝东；另一座在城中央；而第三座在最里边，朝西。中国国王选择第一座皇宫作为其寝宫，它如此宏伟宽广，以至人们至少要花四整天的时间，方能看全它的种种特点；皇宫七面环墙，城墙高大宽阔，大到宫内的各个建筑间都相距甚远，可绰绰有余地安置下一万名日常守卫皇宫的士兵。宫中美丽的房间总数达500余间，间间都布满了垂帘和精巧的小屋；另有79间全部雕龙画凤的大厅，工艺精湛，令人赞叹；其中4个厅是在这座宫中最引人注目的：第一间用铸铁造就，制作奇异古怪，并铸有大量的雕像；第二间的地板和护墙板以银为材料，造价昂贵……”对比《中华大帝国史》的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很容易看出博迪耶是在“加工、升华”门多萨关于北京的夸耀。

二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关于北京的新消息通过新航路传到欧洲，但这些消息只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其他国家还是处在遥远的中世纪时代。欧洲其他国家的子民很早就耳闻了“东方帝都”的传说，但却并不清楚北京处在怎样的地理位置上，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就一直认为北京是一座海港。虽然皮雷斯早在1515年就注意到了北京城就是“汗八里”，但其影响甚微。例如，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在《失乐园》(1655）第11卷，写魔鬼撒旦指点耶稣看人间的帝业和荣耀，以此来引诱耶稣（诗句第385至390行）：“在这里他纵目眺望，看到古今有名的城市，最伟大的帝国的都城，从契丹可汗（Cathaian Can）的都城汗八里（Cambalu）的坚固城垣和铁木儿王座所在，奥克塞斯河旁的撒马尔罕，直到西那(Sena）诸王的北京（Paquin)……”这也就等于说从北京到北京。同样的混淆也发生在英国剧作家弗朗西斯·法恩（Sir Francis Fane）的《牺牲》(Sacrifice, 1686）中。这说明当时很多欧洲人还不能分清契丹和中国，更无法确定北京就是传说中的汗八里。在一些细节描写方面，如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 1636-1708）认为北京的“城墙上可以并排行走12匹马，因为城墙由两道砖墙构成，中间填满泥土，夯得十分结实”；北京宛若繁忙的港湾，“除了属各级官府和民用的舟楫之外，这里有成千艘皇船，成年南来北往，日夜不停，专为皇帝运送各种物资”。

在阐述“误读的帝都传说”时，笔者这里主要以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为生发点。该书自1654年问世至1674年，20年间再版21次，记述1644年清军入关前后的战事。中国历史学家赞誉此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书中所描写的北京，主要为两种形象，战火征伐首要之地和背叛混乱之所。明朝崇祯皇帝自杀后，“仿照崇祯的样子自杀的有皇后，有元帅……这种残酷的自杀不仅在宫廷里发生，整个城市中有很多人这样做”。整个北京“在一场巴比伦式的大混乱、大屠杀中，李自成胜利地穿过城市进入皇宫”。北京作为“巴比伦”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西方文本中，只是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且在欧洲本土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巴比伦”直到“仪礼之争”后期才开始成为影射“东方帝都”的套语。

在《鞑靼战纪》的影响下，德国首先出现了几部中国题材的巴洛克小说，代表作为《埃关》和《亚洲的俄诺干布》。《埃关》的作者为哈格多恩（Hagdon,生卒年不详），该小说描写一个亚洲游侠埃关，帮助满洲攻占北京。作者把英雄的骑士传奇和浪漫爱情放在遥远的东方帝都背景中做绘声绘色的描述，人物个性和情节全是欧洲式的，充斥着夸张和雕饰。哈佩尔(Happel, 1647-1690）的《亚洲的俄诺干布》，副标题是：“描述中国当今的执政皇帝顺治——一位地地道道的骑士，并简短地介绍他以及他亚洲王子的风流韵事、他们的骑士业绩、所有地处亚洲的王国和地区的特性以及他们的君主的等级制度和主要功绩。”从标题不难看出，该小说完全是在面壁虚构，作者深受传教士中国报道的影响，把中国看作一个基督教国家，并把北京想像为美好的“上帝之城”。笔者以为，用基督教义与骑士精神重塑中国王族和帝都的形象，展现着了异质文化之间基本的认知模式。“自我”的传统文化对异质文化有着强大的归化和认同功能当两种文化展开最初的接触时，首先总会在自身文化传统视野内对异域文化进行简化、改造。于是，当东方帝都的形象进入欧洲文化视野时，也便会遭到基督教文化的改造变形，因此也更具亲和力。

北京皇宫……至少有第戎宫（Dijon）那样书面通知弘……它基本上是由一大批主体建筑群（正屋）组成，彼此之间互相脱离，但却设计成了一种相当漂亮的对称布局，由宽敞的院落、花园和花坛分隔开来。所有这些主体建筑的门面都由于镀金、涂漆和绘画而金碧辉煌。其内部装满了中国、印度、欧洲所有的最精美和最珍贵的艺术品与家具。

——1743年11月1日，耶稣会士、北京宫廷画师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写给欧洲友人达索（Dassant）的信。见［法］社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耿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88-289页。

请您想像一下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偶像崇拜者最多的城市，有多少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灭亡啊！我们在城里以及在宫中看到的一切均让我们痛心。

——1764年11月7日，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神父致信德维耶（Deville）神父，哀叹信仰异教的北京见［法］社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五卷，吕一民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