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世纪晚期的『帝王之城』
第一节 汗八里：北京域外形象的起源
汗八里（即元大都）是北京城市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即金中都），并下诏以燕京为中都。三年后，又决定在其东北以太液池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建设新城。1274年，新都城基本建成，蒙古人称其为“汗八里”，意取“大汗之城”，汉人则称其为“大都”。而后，忽必烈将在金中都旧址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通政院等中央官署和店铺等均迁置于汗八里城。
汗八里城是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的“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规制修建的，有着周密设计和整体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汗八里城虽然并不是正方形，北面城墙上也不是三个城门，而是仅有两个，但总体来看，城内主要建筑群的布局和安排，基本上是合乎“匠人营国”的设计要求。汗八里中心部分为鼓楼和钟楼。其城墙周长为28.6千米，基部底宽24米。如马可·波罗的记载：“（此城）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汗八里城为土城，易被雨水冲塌，因而用芦苇披在城墙上，外面抹白灰。
就城市功能而言，汗八里与前代都城相比，变化并不大。但就其文化传承而言，却是截然不同的。汗八里城在民居方面完全打破了汉唐时期的坊里制度。虽然仍有坊里的名称，但又高又厚的坊墙被废除了，整座都城变成了开放式的城市。这个变化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汗八里城内除皇城外，划分为50坊。胡同东西向整齐排列，一般距离为50步（约77米），胡同宽约6米。这些胡同仍是今日北京内城的基础。现在的鼓楼东一带，就是当时遗存的街巷。
汗八里的宫苑在全城中央偏南，皇城将宫城、太液池、兴圣宫和隆福宫包围起来，宫城富丽堂皇，“虽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莱，尤不足以喻其境也”。在元代以前，宫廷广场一直处在宫城正门的前方，汗八里却把它安排在皇城正门前面，这在城市规划上是个极大的变化，它强调了从汗八里正门到宫城正门之间建筑上的层次感，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为突出、门禁更为森严。
整体上看，汗八里的城市规划遵循着传统的农耕文化原则，但在具体的建筑上，则体现着集百家之长的精神。据文献记载，汗八里宫殿内的布置风格完全是游牧文化的体现，地上铺着厚厚的毛毡，墙上挂着各种名贵的兽皮；宫殿外面，则种满青草，环境宜人，宛若草原。从现存的建筑来看，白塔寺的大白佛塔，体现了西藏建筑风格。此外，还有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风格的建筑，只是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因此，汗八里的城市面貌融合了三种不同的建筑文化（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以及从西方传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另外，汗八里人口有数十万众，除汉族外，还有蒙古、回、维吾尔和色目人等，加上遍及欧亚大陆各国的商业网络，从而真正成为了一座国际化大都会，让当时的罗马、巴黎等欧洲都会望尘莫及。来自阿拉伯和欧洲旅行家、传教士、商人等，或在此城居留任职，或作考察旅行，无不折服于汗八里的壮丽和富足。
然而，遗憾的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率兵北伐大都，七月攻占通州，元顺帝北逃。八月初，明军进至齐化门，“一鼓而克全城”。至此，北京易主，改称北平府。为了除掉元朝的“王气”，元宫城被明军全部拆除，汗八里城门亦被改建。
第二节 马可·波罗的发现
在以传说为主体的阶段，京都镜像必然以帝国（契丹）的想像做依托。早在10世纪初，欧洲人便开始以“契丹”(Cathay、Khitai)来称呼中国北部的辽王朝。第一个以“契丹”称中国者，为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John de Plano Carpini, 1182-1252)。他受教皇之托，于1245年离欧赴华，次年7月到达蒙古都城喀喇和林。在返欧后写有《蒙古行记》，提到契丹处仅占全篇的百分之一。1253年，法国人鲁西鲁克（Rusruck, 1217-1270)出使元廷，在喀喇和林晋见大汗。回国后撰写的《东行记》(1255)虽涉及契丹的篇幅不足全文的百分之二，但明确了契丹即中国。柏朗嘉宾、鲁西鲁克的游记中几乎没有对东方城市的描写，因为他们所见到的草原帝国首都不过是一片大帐篷。见过罗马、威尼斯和巴黎的欧洲人，不会对此有兴趣。只有等西方人来到汗八里，才发现自己的城市视野太狭隘了。
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作为“沟通东西交流的第一人”，马可·波罗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风姿多彩的中国”。1275年马可·波罗抵达上都（即开平府），而后在中国生活游历达17年之久，于1292年经海路回国。在其口述、鲁斯梯谦笔录的《游记》（约1299)中，他称中国为契丹（Cathay),但多指中国北部，南部则称为“蛮子省”(Manji, Manzi)。“东方帝都”第一次以“汗八里（Cambaluc )”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意译为“帝王之城”。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下，“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当然，这里的描述大多只限于词语上的提及。
一 有关城市的叙述
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丽的都城强烈震撼着马可·波罗。“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魅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物产与贸易、城市与交通、政治与宗教习俗。而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地方”——汗八里。
尽管马可·波罗来自欧洲名城威尼斯，仍称赞“汗八里新城”为世界奇观：“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全城地面规划犹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这确实点明了汗八里设计规划的一大特色。自古以来，中国王城多采用经纬涂制道路网，即以“九经九纬”组成的三条大路为道，配以与之平行的次干道，结合顺城的环涂而构成。所以，典型的中国传统式城市道路网是“棋盘式”的。关于这一建筑特点，后来的许多欧洲人也看到了，他们认为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都建有很好的街道，又宽又直。看到它们如此之直，没有任何东西凸出来，真是令人赞叹”。利玛窦甚至在1584年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城市说：“似乎整个中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总之，这与欧洲许多城市街道，多以河流走向而弯曲，以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形成放射状大相径庭。
在记述汗八里的建设艺术时，马可·波罗重点介绍了紫禁城和皇家苑囿。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足容千人聚食，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辉煌”。在宫城和皇城两墙之间有“一极美草原，种植种种美丽果树，不少兽类繁殖其中，带麝之兽为数不少，其形甚美，而种类甚多”。这反映了蒙古皇族虽入主中原，但仍多少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
当然，马可·波罗的记述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譬如他说：“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24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6哩。”马可·波罗故乡意大利的一哩相当于2.77里，由此推算，全城超过六十六里，这肯定是夸大了北京的面积。此外，大都的平面图并非正方形，而是北端呈抹角形的长方形。书中另有记载：“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这里也可看出马可·波罗记述城门的失实，实际上，汗八里只有三面城墙是各开三门，北城墙仅开二门。
因为马可·波罗描写的失实，尾随其后的欧洲人也就难免出错了，这里以欧洲人画的汗八里地图为例。传统的观点认为，地图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城墙、宫殿、坛庙、苑囿、寺观、街道胡同、河湖水系等客观物象，有着很高的真实性。但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崛起，人们则认为“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15世纪中叶，欧洲人依据马可·波罗的叙述，绘制了一张汗八里地图。其中的建筑多为哥特风格，中部的大汗宫殿则是以伊斯兰建筑和蒙古帐篷作标记。正如美国地理学者丹尼丝·伍德所说：“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这张想像的地图正体现出汗八里在西方人心中的“镜像”。虽然汗八里曾一度保留专供忽必烈使用的“毡帐”（蒙古包），但城市建筑却主要体现汉文化的精髓，以商人视角观察的马可·波罗是无法体验并表述出来的。这也正说明“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和徇私。在描述世界时，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及其他特质的限制”。
二 模式化的东方想像
作为先行者，马可·波罗也是用西方文化的期待视野阐述东方帝都的第一人。“在游记中，作者——旅行者是叙事的生产者、叙事的主要对象、叙事的组织者和他自己的导演”，他只有使用自己文化行李中携带的工具才能去“经验”异国。马可·波罗将大汗的禁卫军比作西方的骑士，禁卫军“命贵人为之，数有一万二千骑，名称怯薛丹(Quesitan)，法兰西语犹言‘忠于君王之骑士’也。设禁卫者，并非对人有所疑惧，特表示其尊严而已”。马可·波罗想得很天真，汗八里的禁卫森严只是为了帝王的尊严。后来，他又补充了另外一个理由：“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盖因君主驻跸于此，礼应如是，且不欲盗贼损害城中一物也。”这种解释的合理与否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马可·波罗重点叙述了汗八里经济的繁盛。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都会”：“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汗八里作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从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对中国帝都的记述便充斥着夸张的数字，这既是旅行者随意猜想的结果，也体现着当时西方人的艳羡想像。在描写王宫“宴飨”时，马可·波罗一再强调大汗赐予一万两千名贵族同样的衣服，“此中袍服上缀有宝石、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每年并以金带与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金带甚丽，价值亦巨”，着力渲染场面的豪华。从这种炫耀中，西方人不难想像大汗的穷奢极欲是世界上其他君主所望尘莫及的。不仅如此，汗八里皇城之瑰丽与雄伟，也使欧洲所有皇宫都相形见绌。契丹帝国一切稀世珍宝，皇城里无不应有尽有。另外，国外进贡的所有珍宝也都收藏在这里。所以，整个皇城犹如一座宝城，拥有的珍宝璀璨夺目，举世无双。
当然，汗八里城内也有贫民，但大汗对他们甚是体恤，绝不让天子脚下的子民缺衣少食：“大汗在此城中，选择贫户，养之邸台之中，每邸舍六户、八户、十户不等，由是所养贫民甚众。每年赈给每户麦粮，俾其能供全年之食，年年如此。此外凡欲逐日至宫廷领取散施者，每人得大热面包一块，从无被拒者。盖君主命令如是散给，由是每日领取赈物之人，数逾三万。是盖君主爱惜其贫民之大惠，所以人爱戴之，崇拜如同上帝。”
此外，《游记》对汗八里的宗教、婚葬等习俗，也有着繁简不同的记述。由于元朝对各种宗教持“兼容并蓄”的态度，佛、道、伊斯兰、基督教都有一定的发展。元朝统治者除了保留金中都原有的寺观外，还新建了许多宗教建筑，以佛教寺院最多，其次是道观，还有伊斯兰教礼拜寺、基督教教堂等。严格的城外丧葬管理制度保证了城内卫生。帝都中的百姓“语言和善互相敬礼，见面时貌现欢容，食时特别洁净。礼敬父母”。在科学文化上，“汗八里之星者”记叙了北京在天文历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有些叙述颇具魔幻色彩，如把天文学家与巫师相提并论，认为天象甚至可以预测人间祸福、事业成败、叛乱谋反等现象。
自古以来，在西方人的东方想像中，总少不了女性化的幻想，这“为打破西方的禁忌提供了可能性或想像的余地”。马可·波罗的“东方帝都”同样如此：大汗后宫佳丽数以千计，并每隔两年到民间选取美貌女子进宫；帝都附近则居住着无数多情而迷人的风尘女子：“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夥，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无数商人和旅客被汗八里吸引，来往不绝。娼妓数目如此庞大，还不够满足各色旅客的需要。并且，每当外国专使到京城，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时，皇家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所有成员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每夜更换。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这种描述暗合着“东方／女性”的想像模式，使得汗八里的异域情调对西方人更具诱惑力。它有着“文化上、时间上和地域上的距离深不可测、神秘难寻、充满性的诱惑：像‘东方新娘的面纱’或‘神秘莫测的东方’一类的词语已经进入到了公众语言之中”，而“东方帝都”的表述便是这种思维定势的集中体现。
第三节 到汗八里拯救灵魂
“最早对中国的叙述确实唤起的只是无法置信，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成见是那么相反，那么像神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虽广为流传，但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相信书中的叙述。人们把马可·波罗当作取笑对象，朋友甚至在他临终时请他收回谎言，以拯救其灵魂。毕竟经历蒙古铁骑的噩梦，欧洲人一直认为鞑靼就是人间的地狱。“西方世界的古代理想城市是耶路撒冷，最不理想的则是巴比伦”，而“东方帝都”作为尚未发现的地方，则充满着神秘色彩。《圣经·新约·马可福音》告诉信徒“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为了拯救更多的受难灵魂，最初的一批传教士开始了漫长的“东方帝都”之旅。
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列边·扫马，知道中国大汗对基督教的态度，遂决定派遣约翰·孟德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 1247-1328）出使忽必烈。1294年，这位方济会士在忽必烈死后才到达汗八里，并在数年之内组建一个基督教团，教士由元朝政府支付宽裕的衣食津贴，并被获准在皇城外面修建一座教堂。但遗憾的是，他与西方的联系因为交通不便而切断了，直到1307年，罗马教廷才知道他的存在，并将汗八里提升成为主教区，派助手前来传教。
1328年孟德高维诺卒于北京，其生平遗札有三件，对北京的描述仅限于片语。以1305年1月8日从汗八里发出的致教廷书简为例：“虽然皇帝本人极端执著于偶像崇拜，但他仍不失慷慨地对基督教广施浩荡皇恩。……我在汗八里城（Khanbaligh )筑一座教堂，皇帝的主要皇宫恰恰正是在汗八里城。迄今为止，我在那里已为大约六千人施行了洗礼。”次年，孟德高维诺又在书信中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Mile)半，盖汗八里城之大，莫与比拟也。”教皇克莱蒙特回复说：“汗八里城为此王国伟大光荣之首府，该城系遵照伟大鞑靼国王的旨意而建成。你的努力……使天国之歌声得以在此块陌生土地上回荡传播。”对答措辞对汗八里的辽阔壮观赞颂不已。
1322年，另一位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约1286-1331)来华。他同马可·波罗一样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他在北京居留3年，就住在孟德高维诺的教堂里。鄂多立克返回意大利后口述了《东游录》(1330)，此书不仅使西方人了解到汗八里传教的成功，而且还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叙述。因其经南亚从广州进入中国，鄂多立克称北京为大都（Tay do)，是一座“高贵的城市，有十二门，两门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这样算来，大都的“周长超过了四十英里”；“宫廷确实雄伟，世上最井井有条者，有诸王、贵人、奴仆、书记、基督徒、突厥人及偶像教徒，都从宫里领取他们所需的东西”。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游记，中间充斥着很多奇迹故事。和马可·波罗的想法相似，他也担心读者不会相信其中的内容，所以事先声明：“有意”略去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没有记录，因为人们除非亲眼见到，否则是不会相信的。
基督教传说东方有美好的伊甸园，此时的旅行家则在现实的契丹发现了一块世俗乐土。鄂多立克认为东方契丹（蛮子）有二万座大的城市，“其中任何一个规模之大都绝非特雷维索（Treviso)或维琴察(Vicenza)所能相提并论”。其笔下的广州相当于一个威尼斯，并拥有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船队；而杭州则是他从未见到过的大城市，方圆足有一百英里，郊区更大，城内有一万一千多座桥，每一座桥上都驻有一定的士兵，日夜不停地替身为契丹国皇帝的大汗守卫着这座城市。在所有的城市中，大汗的宫殿“悉全世界之最美者……宫墙内还有布满各种野兽的丛林；因之他能随意行猎，再不要离开该地。总之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鄂多立克还像马可·波罗一样描述了大汗规模庞大的盛宴：“当大王想设筵席的时候，他要一万四千名头戴冠冕的诸王在酒席上侍候他。他们每人身披一件外套，仅上面的珍珠就值一万五千佛洛林。”为了表现宫廷人数的庞大，鄂多立克列举了一个细节，仅“给御体看病的医师是四百偶像教徒、八名基督徒及一名撒刺逊人。所有这些人都从皇帝的宫廷领取他们需要的供应”。在解释大汗之所以能够支撑帝都大量的开销时，鄂多立克也同马可·波罗一样将原因归于纸币：“因为在他整个国土内使用的，不过是当作金钱流通的纸钞，同时有无穷的财富到他手里。”
在使用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之后，鄂多立克逐渐转向神话般的描述：“宫廷中尚有很多金孔雀。当鞑靼人想使他们的君主高兴时，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拍手；孔雀随之振翅，状若舞蹈。那么这必定系由魔法驱动，或在地下有机关。”故事说到这里，已经从奢华转向离奇不经了。更有甚者，在大汗的宴会上，“伶人带着狮子进来，让狮子向君王致敬礼。魔术士把盛满美酒的金杯飞过空中，送到愿喝者的嘴上。这些事和许多别的事是在君王面前做的。该君王之威风，以及他宫中发生之事，说起来必定使那些没有亲眼看见的人难以相信”。对比而言，此前的马可·波罗只是说：“节庆举行之日，引一大狮子至君主前，此狮见主即俯伏于前，似识其主而为作礼之状，狮无链锁，未见此事者，闻之必为奇也。”从二人离奇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浓重的世俗情怀，这和理应恪守方济会托钵僧艰苦生活的修士风格明显相悖。修士偏作俗人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帝都文化对西方人强大的影响和同化作用。笔者以为，当鄂多立克以这种传奇的方式称赞大都时，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也许便是他的潜意识背景，同样地虚无缥缈而又令人心驰神往。
此后，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生卒年不祥）于1338年12月从亚未农城出发，1342年8月19日到达北京。元朝安排了隆重的接待仪式。元顺帝对献给他的法兰克战马十分喜爱，并接受了马黎诺里在宫中代表教皇给予的祝福。当时的中国文人写了不少诗文赞赋此事，所谓“佛郎国献天马”的奇事轰动一时。《奉使东方记》(1354)中还有详细记载：“契丹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无不胜数。京师最为著名，面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汗八里“乃东方帝国之首府，雄伟无比，其人口之众和军容之庄严，无须赘述……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唯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然后我们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彼等侍候我们约四年，始终备恭备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马黎诺里在汗八里居住四年，一切费用都由元廷供应，宫馆的生活十分安逸。但马黎诺里在繁华中看到了奢侈，在强大中看到了腐败，或许是预感到元朝的末日，作为使节的他才不愿意像孟德高维诺那样耗尽一生在汗八里传教，最后经泉州由海路返欧。
1368年，汗八里被起义军攻陷，城中的基督教修会未能经受住考验而生存下来，孟德高维诺所有的努力均湮没于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教皇乌尔班五世于1370年任命了一名汗八里主教吉约姆·德·普拉托(J. de Prato)，但他未能到任，离开欧洲后就下落不明了。等到17世纪初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北京站稳脚跟，传播的依旧是“旷野”的福音。
第四节 大汗的“黄金城”
“东方……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13-14世纪西方视野中的汗八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一些旅行者带回的真实信息，受到普遍怀疑，而一些符合基督教传统与英雄传奇的虚构故事，却被当作真实广为流传。《鄂多立克东游录》和《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便是鲜明的对比。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手抄本《马可·波罗游记》有140余种，《鄂多立克东游录》70余种，而《曼德维尔游记》却多达300余种。直到17世纪，欧洲依然有人相信《曼德维尔游记》的真实性，譬如英国学者萨缪尔·珀契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就固执地认为曼德维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
《曼德维尔游记》在游记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首次或几乎是首次尝试把世俗主题引入英语散文领域”。曼德维尔其实是“英国散文之父”须约翰(John the Beard）的托名，人称“座椅上的旅行家”。作者没有到过中国，书中关于帝都的描写，多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只是更加离奇，赞叹之情也更为强烈。当时的欧洲人不相信马可·波罗的叙述，但却很少有人怀疑曼德维尔虚构游记的真实性和天花乱坠的帝都镜像：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在这神奇斑斓的幻境里，真实与传奇紧密交织、难以分辨，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东方帝都。因其虚构，这部浸润基督教教义和骑士精神的散文小说，才能更真切地反映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帝都想像。
曼德维尔有着一种将素材神奇化、戏剧化的本领，他成功地将西方关于东方帝都的零碎传说整合成型。如鄂多立克告诉人们：大汉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人心，转而引入了能够制造白昼和黑夜的巫师，他们“从天而降，带来一片光明，好像太阳、月亮照着每个人。然后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又是白昼，太阳令人愉快地照耀着。他们又带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少女跳舞，其他少女端着金杯装满不同动物的鲜奶，恭敬地递给领主和女宾人享用。骑士们手持长枪，跨马比武。他们先是一路奔跑，然后猛烈地互相攻击，粗暴地打断对手的矛，碎片飘散大厅。还有许多其他奇异的东西均出自他们的魔法，令人惊叹不已！”曼德维尔的描述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娇媚可人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豪侠的骑士厮杀比武，而这一切都只是巫师的魔术幻象！
大汗的宫殿最能撩动西方人的浪漫幻想，他们几乎要穷尽一切堂皇缛丽的辞藻来刻画帝苑奢华。在描写帝都内最雄伟的宫殿和最美丽的园林时，曼德维尔大量使用兽皮、黄金、钻石、珍珠、美酒、水晶、玛瑙等物品来装饰渲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方帝都流光溢彩、珠动玉摇，叫人眼花缭乱。或许正是这童话般的幻想强烈地刺激着西方人的神经，满足了他们心理上对权势、财富、珍宝的贪恋与艳羡。因此，尽管曼德维尔的游记经不起推敲，但时人仍视之为奇文，为之洛阳纸贵，其深层的人性欲望是不言自明的。
曼德维尔时代关于北京的描述已经演化为一种传说。一般来说，传说有着可信性、有中心点和纪念物、叙述自由可变等特征。基于此考察，《曼德维尔游记》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汗八里，而是一个在西方广泛流传的幻象。在充满奇迹的故事中，东方帝都的真实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变为神话与传说，如何作为“他者”体现着西方中世纪晚期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最后需要指明的是，曼德维尔此时还无法区分大都和汗八里，他特意写道“大汗夏天住在北方的名为上都的城市中，那里天气凉爽。冬天则住在人称汗八里的城市里，那相当温暖，但大多时候他住在大都，因那不是太远。”这是当时欧洲人的普遍错觉。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欧洲人一直以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国家，“汗八里”是前者的都城，“大都”则是后者的京师。直到新航路开辟，利玛窦来到北京，这一误解才得以澄清。
第五节 世俗欲望的异托邦
1984年，福柯在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在1967年写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他空间》(Des Espaces Autre)，这篇文章是他在建筑界的演讲稿。福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s)，该概念与乌托邦（Utopia)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如花园、迪斯尼主题公园、海船、度假村、汽车旅馆、殖民地等等。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这些地方往往是独立的、超然的，即使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于现实，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从这个角度我称其为异托邦”。当然，异托邦这一空间概念并不是福柯的发明，因为从中世纪的等级空间，直到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在构筑自己的异托邦——既在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正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阐述的哲理：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他统治下的无数城市，整个叙述过程就是一个隐喻——作为异托邦的城市是一个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地方，在这里，真实的空间和想像的虚妄相互交融。就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言，西方文化关于中国城市的异托邦构想当首推《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所带来的关于中国城市的正面宣传或隐或显地持续了数百年。
对于没有到过北京的中世纪人，流传的文本就是唯一的真实。跨文化的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各种意义都是由先在的幻想代码规定的。任何一个清醒的个人，一旦进入大众传媒所塑造的群体之中，就会被无意识的原型感染。正巧，“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安德烈的《基督城》等，都借想像中的神圣城邦来对比批判现实世俗社会。所以从马可·波罗开始，汗八里就被誉为“世界都市之都”，繁荣的帝都给西方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约翰·柯拉在其《大可汗国记》中称：“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及佛罗伦萨者，不计其数。人烟稠密之地甚多，至若小城市，则更不可以数计。”他们不仅羡慕“大汗”这位王者之王，称他为天下最强大的君主，更向往其梦幻般的帝苑奢华，把这个遥远而又缥缈的汗八里想像成一座“黄金城”。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中世纪文本中的东方帝都形象既沾染了这一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着弃绝世俗欲望的宗教偏见。对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去“帝王之城”的旅行犹如一场“朝圣”，只不过这里的“圣殿”（紫禁城）更多财富的诱惑，而少了精神的升华。汗八里作为尘世中最繁华的帝都，展示着中世纪晚期人们的世俗理想。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压抑着人的现世欲望，而在这种种关于“东方帝都”的叙述中却无不体现着社会无意识的释放。此时的人们需要有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帝都，以此作为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某种启示。汗八里的范围广袤、戒备森严、门阙重叠、庭院深邃、楼阁连云，并且还隐藏着无数神秘的故事。作为世界大帝国的心脏，它向百万铁骑发号施令。无论是权力的巅峰，还是生活的奢华，都对来这里的西方人有着摄人心魄的影响。
旅行者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审视着自我，并且把两者进行比较。几乎所有描述中国的游记、报告、史书都特别关注中国日益发达的城市文化，不惜笔墨地介绍汗八里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在叙述时流露出一种不自觉地比较意识。西方中世纪的最后200年，是以鞑靼入侵的恐惧拉开序幕的，不久黑死病就开始横行欧洲，意大利的城市陷入无休止的战火中，英国人为了红白玫瑰的旗帜大肆屠杀，英法百年战争让鲜血染红了英吉利海峡。西班牙的基督徒更是不幸，摩尔人的城堡已经占据了大半个版图。而此时欧洲的城市则被认为是“散发着诱惑魔力的城堡，到处充溢着贪婪和放纵的气息，大街小巷流动着的是行骗者、杂耍师、妓女等诸如此类的人物，特别在中世纪的晚期，灯红酒绿、赌博成性的生活随处可见”。与西方的兵荒马乱相反，此时的旅行者却发现了强大的契丹帝国，这里的人虽然不信仰上帝，却生活在乌托邦中，其人口、财富和城市均超过了欧洲的规模。
此外，他们对中国城市交通和卫生的赞颂，让我们联想起此时欧洲的道路交通是何等的糟糕，城市卫生又是怎样让人哭笑不得。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洗澡为例，马可·波罗等人都记述了汗八里数量众多的澡堂，并且澡堂总一直在烧着热水，市民每星期到澡堂洗三次澡。而此时的欧洲却盛行不洗澡的风俗。虽然基督教并不反对洗澡，但修道士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年只准洗两回：圣诞节和复活节。年轻人也应以此为榜样，因此，不洗澡，甚至不洗手脸成了一种风俗。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对汗八里澡堂的颇多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不仅是10世纪以后的一种世界性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前夜的表征。或许对于旅行者来说，这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叙述，但它所表现和鼓吹的那种城市生活气息，无疑对走出中世纪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可惜，当时人们还谈不上对这一问题有任何程度上的自觉性。
诚如萨义德所说“每个朝圣者按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但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的朝圣会是什么样子，揭示出什么真情，都是受到制约的。”与西方社会风俗迥然不同的中国礼俗，是来华外国人最先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它不像了解中国的思想学说、历史地理、语言文字那样，需要外来观察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表面的城市建筑和市民生活，则容易给“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提供更多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尽管对北京的人文深层文化缺乏了解，却对那里的奇风异俗津津乐道的原因。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富丽堂皇，来自西方的游人都佩服得顶礼膜拜。和中国的大批城市相比，欧洲京城则显得如小镇一般。西方人在中世纪晚期世俗文化背景下构筑的东方帝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在其中，他们体验着自身的缺憾、压抑和不满，并表达了欲望和向往。不管是虚构的传说还是真实的描述，都在改变着西方人的世界观念和城市想像，甚至诱发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西方中世纪晚期的文化心理，幻想着世俗精神、商业热情、君权思想和城市观念，并将这一理想寄托于异域的帝都镜像。
我们不能把北京想像成罗骊、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里斯本，或是欧洲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哪怕这个城市再有名、人口再多也不行……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大北京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处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等。
——［葡］平插等著：《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208-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