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
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挫折，也包含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挫折；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学是失败的。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物，它一旦出现，就可用甚至只能用精神创造的价值高低来评价。因此，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文学实践的较高成就，向人们昭示：它留给文学史的不仅仅是教训，还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随着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版业的发达和职业作家的涌现，随着启蒙运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引进，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诞生，而发展。然而，伴随它的这诸多条件中没有哪一项是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因此它的道路不可避免地曲折而艰难。五四时代，自由主义作为启蒙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被介绍进来，并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文学创作力量；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它在与阶级意识的对立和互补中扩大，涌现了众多的作家群落，但仍处于边缘状态；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主题吸引了包括自由主义作家在内的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文学只有零星的闪现。一些自由主义作家投奔延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感召力，也反映出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限度。另一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在建国前后或流向海外，或封笔不作，表明自由主义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拒斥与忽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艰难曲折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是少数派，且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胡适的文化自由主义，长期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力量；周作人退回“自己的园地”，被认为是落后的举动；“新月社”对人性本体的申辩，遭到左翼文学的围攻；“京派”、《论语》派、“新感觉派”远政治近艺术的态度，也受到多次批判；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微弱声音很快消失，他们的主张也如昙花一现。在后来文学史的研究中，对自由主义文学，也是贬多于褒，梁实秋的散文及文论，常是批判的靶子；李健吾、朱光潜、张爱玲、钱钟书、梁宗岱等优秀作家理论家长期被遮掩或被遗忘。
在我们看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命运多舛、坎坷崎岖，既由于时世艰难和传统文学观的重压，也由它自身的局限所决定。
1．艰难时世与文学选择
自由主义文学如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一样，是在艰难时世中生存的。本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真是多灾多难，数不尽的战乱，拂不尽的黑暗。民国以后的军阀混战，两次国内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在充满血腥和疯狂的岁月，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生死较量的严重时刻，以反暴力倡改良、呼吁秩序的自由主义哪有用武之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苏俄的实践，成为救国救民的必然选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潮，自由主义便没有充分发展的空间，这是现代中国的基本现实。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好把五四文学革命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参照系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但相较之下，有几个重要区别决定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短暂的、“变形”的。其一，欧洲文艺复兴建立在它已有的并可与近代相通的传统的基础上，它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本有古希腊文明的源头，因此在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在反神立人的运动中，便有一个复兴的标本。其二，欧洲文艺复兴是重新确立一个文化价值规范的运动。它反对的是宗教神学而不是其他外来力量。他们可以从容地集中地从事启蒙事业，拂去封建神学的尘埃，重视人文主义的光芒。正如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哲学，分析精神上的自然科学，契约秩序之上的法律、国家和社会，与建立在古典主义艺术原则之上的美学精神，已构成了启蒙精神的全部内涵。而在这一切之下起基本作用的，乃是宽容和自然（人性）的宗教基础。
然而，中国的五四启蒙家面对的情形很不一样，古中国并没有一个建立在个性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传统，没有主权在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没有自由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法制之下的秩序保证。他们不是从传统中而是借用它种文明改造和重建价值，横的移植取代了纵的继承。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是“无根”的。尤为糟糕的是，在本无根基的情形之下，山河的破碎、主权的失落、国家的落后，使得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安心的环境从事思想启蒙、文学建设。启蒙的主题很快让位于救亡，自由主义被民族主义所挤压。五四文学中，个性主义的声音一度十分嘹亮，但拿最有代表性的《女神》和《沉沦》来看，它仍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的。郭沫若的《女神》有歌德的《浮士德》的影响，两部作品都高扬“自我”，但后者中的“自我”却是与民族、国家和时代的更生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的《沉沦》有欧洲爱情小说的印痕，但后者往往把男女爱情置于人与人的关系（性格、教养、出身）中，前者更多地与国家民族相连。《沉沦》主人公临死前的呼喊，道出了在艰难时世中爱情自由这个本属于个人的命题的特殊社会性。这样的表现方式在绿原的《人和沙漠》中以诗的调子出现：“我野兽似的两手向地、挖掘泉水给你喝。”血腥政治中的爱情，竟包含着如此沉重的非情感因素。也许正因为如此，爱显出了特殊分量。
1925年，郭沫若，这个在五四最有自由精神的诗人，竟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他宣告说：
“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在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佞妄。”
因此，他主张：“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这不仅是一时的情绪冲动，也不是郭沫若的单个选择，而是创造社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选择。最早揭“革命文学”大旗的竟是“创造社”，或许说明了越是要个人自由的越是要强烈地争国家的自由。自由，在他们那里，是解放的同义语。这，就是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自由观”。林毓生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到目前为止，主要仍然停留在要求解放的层次上。它主要仍然是一个解放运动——一个要求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从传统与现在的压制性的‘权威’与僵化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他具体论述的“自由”的含义与我们这里所指并不完全相同，但他同样看到了自由观的不同层次，实属洞见。
不妨比较一下那位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在五四时期对青年人的呼吁，在总结了易卜生个人主义的内容之后，他说：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 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的思路与郭沫若刚好相反，但谁能说胡适的话 没有道理呢？然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走的是与郭沫若相同的道路。
还有，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在五四说过“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的话，这是充分具有自由主义意味的思想。但谁又能说李大钊不爱国呢？然而，人们只记得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却记不得他也是一个“爱人主义”者。艰难的时代强化了我们对前者的记忆的同时必然淡化了我们对后者的记忆。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是爱自由的。但我们不能笼统地称之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强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文学的独立自由品格，强调改良；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则强调群体，强调民众的解放、国家的解放，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性。他们的区别在于求自由的着眼点不同，方式不同。但求自由本身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论争应该视为新文学内部的分野，自由主义者常常是站在革命和进步一边的。只有把问题摆在人们普遍认为爱国比爱人重要，政治比艺术重要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理解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家对自由主义文学批判中的某些历史合理性，比如左联对人性论的情绪化的批评、抗战时期进步文学界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有意误读，（尽管有时不免简单化了一些），显示出他们对时代主潮的把握显然比自由主义作家要准确、深刻。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在艰难时世中，民主主义作家和左翼作家发出的声音比自由主义作家更有力量，他们的创作也在当时有更大的影响。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那些“诚实的个人主义者”如何其芳等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家，为什么会欢天喜地走出象牙之塔，奔向宝塔山下。
我们才可以理解自由主义作家在尘缝中坚持生存、选择是何等艰难，而他们的理论和创作也是弥足珍贵的。
2．实用理性与艺术探索
五四启蒙文学高举反封建文学大旗，集中批判了“文以载道”的旧观念。“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观念，它包含内容、工具、方法三个层面。内容——“道”，是天道，统治之道，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思想伦理，是统治者的权威意识形态。于是限定了“文”之表现范围也否定了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排斥了自由言“道”的可能性。工具——“文”，是文学，更是文章。文体界线的模糊表明了对文学独特的审美功能的疏忽与轻视。方法——“载”，表明“文”与“道”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从属的。“文”是载体，“道”是主体。于是否定了文学的本体地位。
五四文学反“文以载道”观并不完全从这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它主要反对的是所载之“道”——封建政治文化和“道”的载体——文言文。而对体现了单一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载”的落后性，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只反掉了显性层面的观念，却未深入到隐性的层面，而思维方式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传统的实用理性仍然制约着现代作家，使文学自足观文学本体观未能普遍确立。自由主义文学努力以价值理性取代实用理性，但受到实用理性的强力排斥挤压。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表现在重实际轻幻想、重现实轻未来、重环境轻个体、重人际轻内心等方面。具有价值取向单一，价值之间分等级的特点。封建文学中视载道文学高于闲适文学、尊正统观念，重道德人格忽视人生的丰富性，对礼、情、欲价值的等级式评价等特征就与此相关。实用理性表现在现代文学中，则是强烈的现世态度，普遍缺乏超越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定于一尊，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社会认识意义普遍高于审美意义。这是“文以载道”模式的现代翻版。
实用理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社会认识价值与审美娱乐价值普遍分离的状况。那些被认为内容进步、现实性强的作品不少是缺乏艺术性的作品，只有摆脱形式因素孤立地看“内容”才见出其进步性，且这些“进步性”、“革命性”多少含有抽空和提纯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成分，其倾向性损害了真实性。在不少作家的观念中，审美作用只是扩大文学社会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的附属性手段。
实用理性还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奇特现象。创作方法本是作家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创造艺术的自我选择，在现代文学中却带有过重的时代政治色彩。红色的30年代，曾经“浪漫”过的郭沫若、田汉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中，其要革命就要标语口号、要革命文学就不要浪漫主义的逻辑，现代文学中常在创作方法之前冠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消极的、颓废的等限制词，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现实主义在五四初年被大力推崇，越到后来，越被强化，甚至定于一尊。浪漫主义越来越弱化，而特别关注于个体自由、人与自我冲突、“文明及其不满”的现代主义主题的自由主义作家则没有足够的空间。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是变了调的。在没有个性主义基础的中国，浪漫主义少见个性自由的本能抒发，而多有意与“道”与社会对立的情绪的宣泄。同样，因为理性精神的薄弱，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建立在作家个体对社会人生的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对文学的现实需要之上。因此，总是要指导作家去认识，而不是强调自己去认识。如不符合指导原则，则被认为不真实；如果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则被怀疑不忠实。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越来越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政治性，另一方面则是在如此这般政治化的强调之前的鲁迅小说和离政治较远的巴、老、曹等作家的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最大。一位年轻的评论家分析说：“伪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作品充斥着巨大理念支配下的社会表层冲突（即所谓‘内容’），而这种‘内容’却是建立在对人性尽善或尽恶的过于理想主义和简单化的天真理解之上的。因此，此类作品是在罗列或展开‘社会画卷’方面雄心勃勃，而在深入地切入人性尽处方面功力不足。……由于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过分热情和对于人性自我的内在世界的过于简单化理解，使他们作茧自缚，功败垂成。”
此外，时世的艰难更加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实用理性倾向。由于现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形势，作家们对黑暗社会的愤激情绪、对人民苦难的忧患意识，对革命成功的热切期盼，影响着他们的文学选择和艺术探索。加上黑暗势力的高压，人们自由表达的渠道极不畅通，于是，新文学之所“载”更沉重了，它所“载”的非文学成分更多了。“文以载道”的模式，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
新文学中，文学观念大变，但文学探析人性追求审美价值的本体观始终没有确立起来。自由主义文学家一再努力地超越实用理性倾向，建立起文学自身的价值观。但在体现了实用工具理性的功利文学派的强大声势中，超功利或泛功利的文学观大都是应者寥寥的空谷足音。王国维文学思想的“现代性”应该说远远高于梁启超，但前者的影响远远小于后者。五四时期，周作人最早觉悟到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功利倾向（包括“人的文学”的提法），转而提倡超功利的个人化文学，其反响远没有他参加启蒙主义大合唱时来得大。以后的一个又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派别，无不是强调文学的超越功利、疏离政治、专心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审美创造的。在政治与艺术之间，他们强调艺术；在认识教育作用与审美娱乐作用之间，他们强调审美娱乐；在时代与艺术之间，他们强调不要记着“时代”而忘了“艺术”；而对不同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的是作家个人选择的自由以利于充分表现作家的个性。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为实用理性所累，缺乏超越感，只有极少数自由主义作家能够向“人”而在，向“艺术”而在。但他们常受责难，常被批评为超阶级、逃避现实、不食人间烟火。在实用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候，艺术家探索艺术的空间非常狭小。自由主义作家重视形式的重要性，便被斥为形式主义。重视美的价值，便被斥为唯美主义。其实，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为艺术价值取向，本身并无贬义，如果用文学多元观念来审视则是用不着责难的，但在中国却成了莫大罪名。周作人的个人文学论、闻一多的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论、梁实秋的文学表现人性论、朱光潜的多回到艺术自身论、杜衡的死抱住文学不放论……这些至少在学理的范围内比较正确的观点，一直被斥为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
陈美兰在分析总结现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与论争中的经验教训时说：“应该自觉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调节力，而不应把内部的调节力错当为外部的对抗力，予以扼杀。”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正是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力量，正是对现代文学运行发展过程中的“非艺术”倾向的调节，它主要是促进了而不是妨害了新文学的建设。自由主义作家对艺术探索的努力屡受挫折、屡遭“扼杀”的命运，说明了妨碍新文学进程的，除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也与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相关。
3．自由主义文学的限度
从自由主义文学本身所须要的条件来看，它在现代中国的边缘性、间隙性和终结，也是必然的，这种必然中也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限度。
首先，它缺乏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的强大的背景支援。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弱势地位与自由主义文学是同样的。而且中国自由主义者借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是把它作为人类文化本来的最高价值，而是作为富强立国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的产物。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以胡适为滥觞，以周作人为奠基，中经梁实秋、沈从文、李健吾等的零散的阐发，再到朱光潜的学者式总结，它的发展线索是断断续续的。文学是精神创造物，他们提倡自由主义文学出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但在农耕文明传统和内忧外患的现实中，自由主义没有大力张扬的舞台，缺乏应和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不能普遍确立。
其次，自由主义强调理性，呼吁秩序，但现代中国没有提供他们需要的秩序，自由主义者更无力建立这样的秩序。因此，自由主义文学缺乏它的繁荣所必须要的法律保障下的创作自由。专制的国民党对思想舆论和文学艺术的钳制，主要是针对左翼文坛的，同时也针对着与专制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往往在政治较量的间隙期、夹缝中和相持阶段较为活跃。如军阀混战时期、国共两次对峙时期、抗战相持阶段。当政治势力较少甚至无暇顾及文学的时候，往往是自由主义文学成就较多的时候。这也就说明了它的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缺乏广泛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读者群。自由主义主要代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利益，但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知识分子分化明显，因此，自由主义缺乏足够的读者支持。
第四，从中国自由主义作家的构成来看，他们与现实中国有一种明显的疏离感。他们大都由留欧美的知识分子或深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构成。其民主理想、自由个性、理性原则、绅士风度，对于风雨飘摇的国度和灾难深重的人民无疑是一些奢侈品。他们的精英意识在来不及有较高文化追求的国人面前很容易演变为令人讨厌的贵族意识。尽管自由主义者坚持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平等原则，但在审美上却往往带有贵族味。周作人用“贵族性”修正他的“平民文学”，梁实秋的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的观点，钱钟书对围城中人的嘲讽与超脱，都反映了这一点。应该承认，自由主义作家对民众苦难普遍较为隔膜，他们的艺术也不免过于高蹈。比较一下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人力车夫题材，便可看出这一点。
由于坚持远离功利、远离政治、忠实于艺术的观点，由于他们“近艺术、远时代”的思想倾向，而现实政治又如此地逼视着他们，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关心政治（如胡适、梁实秋、沈从文，还有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徐志摩等），但在艺术的范围内，他们有时也为难地用艺术逃避政治。或堕入古代山水田园，或沉湎西洋文艺中。
自由主义者大都是“诚实的知识分子”（何其芳语），所以他们大都不会为了个人所好而站在时代和人民的对立面，而往往在现实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萧乾回忆说：“在英国，我为他们（指沃尔芙等意识流小说家——引者注。）文学成就所眩惑，有时研究心情中夹杂了过重的崇拜。然而回来不上几个月，接触了中国的黄土，重见了中国的创痕，我评价很自动地修改着了。”
何其芳在宣布要叽叽喳喳发议论的时期，痛苦地说到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我们这民族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方面诚实的知识分子已和罗曼·罗兰一样深切地感到个人主义者的短处，软弱无力，一方面不近人情地忽视着个人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力地存在着。”
对于何其芳、卞之琳、戴望舒们来说，他们何曾完全彻底地抛弃过自由主义？或许他们只是暂时地放弃了自由主义。或许，自由主义真有些不合时宜，但又有其割舍不弃的可贵价值。
在本文中，我们多次谈到自由主义文学伤痕累累，且误伤颇多。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说，毛泽东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背景的多年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在这样的性质界定下，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都是民主性的文学，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没有根本的差异，没有势不两立的矛盾。比如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走向民主社会的方式道路；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来说，左翼文学为现代文学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和壮美激昂的风格，民主主义作家始终坚持反封建专制外敌侵略，同情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自由主义文学对文学本体观念的探索，对艺术独立性的坚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我们较多地注意和总结了左翼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成就的同时，还应充分注意和总结自由主义文学的贡献，只有这样，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的认识才较为全面。
1．坚持文学本体观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它对文学本体观的固执的坚持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和对“独立的艺术美”的强调、闻一多对“文艺的目的就在文艺”的肯定、施蛰存关于以“文学作品本身方面”为标准的《现代》编辑方针、沈从文对写作时的“独断”精神的尊崇、朱光潜关于“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的呼吁、九叶诗人对“诗艺的特质”的追求，都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作家最注重文学自身的特质，以文学本体的属性确立文学的价值观。
文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也被普遍视为文化的一个部门，文学还具有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民俗心理的广泛包容性，因此，以文学为达到某种目的的观点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而这种把文学当作服务性、从属性的工具的观点，往往会造成急功近利、重内容轻艺术的趋向，并取消文学的独立性，它隐含着妨害作家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妨害伟大作品产生的危险。文学的包容性和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文学具有多层面的价值。韦勒克、沃伦谈到：人认为文学有价值必须以文学本身是什么为标准；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为标准。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某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它的惯常的或最专门的或恰当的价值，应当就是由它的性质（或它的结构）所赋予的价值。它的性质存在于潜能中，也就是它那外部表现出来的效用。
擅长理性分析的欧美批评家的这番如何确定文学价值的观点，可以给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一个恰当的标准，至少可以提供一把开启如何清理评价纷繁复杂的现代文学的钥匙。也许我们还记得周作人的“板凳”“墨水”论，他说板凳本是座具、墨水供给书写，但若用它们打人，固然也可以这样用，但已不是板凳、墨水本来的用途了。
承认文学的多重价值，但更应确立文学之为文学的自身价值。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来看，文学不是历史，虽然它存在于历史之中，虽然它可以反映历史。但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必然进程作为文学进程的规定性，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理论，否则我们不能讲清《红楼梦》至今被人喜爱的理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界产生了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阶级性的热烈讨论。鉴于文学为政治服务和阶级工具论，这种20年代即已存在建国以后恶性发展的文学价值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学本体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尚不可能注意到自由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对极左思想的纠偏作用。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重申文学本体价值、重温并总结自由主义文学家的理论贡献。
2．以人为创作中心
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也表现在它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当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进入到了文学革命的关键层次。徐志摩、闻一多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讴歌、梁实秋对文学表现人性的固执的重复、沈从文供奉人性之神的告白、张爱玲对“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的关注、钱钟书对“无毛两足动物”的描绘，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对“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表现的现代的情绪”的挖掘，构成了现代文学中真正有人的分量的文学。人的理性与非理性、行动与心理、自我与他者、意识与无意识、性爱与文明、生活与生命、死亡与孤独，在自由主义作家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们也塑造了一批出色的人物形象。
放弃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在自由主义作家看来，就是作家的失职，就是文学的死亡。以人为文学的中心，即是对文学本体的尊重。不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他们的着眼点是人，是人的存在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李金发的“颓废”诗中，在冯至的晦涩的关于死亡的吟咏中，在戴望舒的“雨巷”中，看到了对古代文人怀才不遇式的消极的超越，引起了超越了伦理目的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形而上思考，看到了惶惶不安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现代情结。当然，在他们的小说中，留给了我们更多的对于人的认识与思考。沈从文的湘西人物系列、“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都市男女系列、钱钟书的知识分子系列，丰富了现代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
当我们说文学是人学的时候，不仅是说文学作品中应该有人，而且是说应该以人为中心。应该把创作的立足点、构思的中心点放在挖掘人性拷问灵魂方面。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因为事件而压倒了人物，因为主题而淡化了人物、因为功利需要而扭曲了人物。
中国古代的人学是仁学，古代文学偏重善恶的道德评价，而忽略人的个体的丰富性。古代文学也承认人的自然性，但极少有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深入表现。而且，古代文学中的人，很少有对非理性成分的挖掘，当作家把人划分为等级身份和善恶的时候，看不到人与自我的冲突，往往会写成性格扁平化、定型化、单一化的人。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存在着重主题轻人物、重阶级身份轻人性自我、重行为过程轻内心冲突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把作品人物当作理念的传声筒，放弃了作家对人性的探索这个神圣职责。米兰·昆德拉在批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对人类生活的侵蚀时说：“现在社会的特点却恶魔般地加强了这种厄运：人的生活被缩减为它的社会职能；一个人民的历史被缩减为若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缩减为有倾向的评注；社会生活被缩减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缩减为仅仅是地球上两大强国之间的对立。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的世界’在漩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昆德拉针对的是当代世界，但他所指出的这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的“缩减”法，在中国某些现代作家那里同样存在着，把人缩减为阶级的代码，把人的一切活动缩减为阶级意识支配下的符号化过程。而且，当他们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时，也仍然操的是“缩减”法。
自由主义作家从不把自己当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只承认自己是探索者。自以为是工程师的作家，其实是盲目地自以为掌握了关于人和社会的真理，他的写作不过是按图施工；自认为是探索者，才会永不倦怠地关注人的世界的复杂与生动，才会矢志不移地挖掘人性的光芒，才会在创作中找到探寻人性的乐趣，才会真正尊重艺术的自由和人创造艺术的自由。
3．文学与自由
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还在于，它始终关注文学与自由的关系，这既包括文学的自由品格，也包含创作自由问题。胡适的政府不应干涉文学论，周作人的文学不能用“多数决”论，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对“文艺至死也是民主的、自由的”的申辩，朱光潜40年代的“有自由乃有真文艺”观，可以说，对文学自由的论辩与呼吁贯穿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从世界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学“自由地”表现人的“自由”，是一个常识性的“真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家坚持的不过是一个常识。但他们的“自由文学”之路却十分艰难，他们为常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收获不丰。
为何在别的文化系统中易了解的常识和真理，在中国新文学中却成为极难贯彻的内容？对此，王富仁曾指出，中国人已经在没有“自我”的情形下生活了几千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和文学，“中国的新文学恰恰是在中国社会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的状况下为自己寻找立足地的，这时不但广大的社会群众并不承认某个异己的纯粹个体性的东西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甚至连绝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也不觉得真正属于自我、不与任何已有价值相重复的东西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他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学创作主体的关系的角度作了简洁而有说服力的概括。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快乐与幸福，而文学以人为中心，因而文学与自由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人性的发展丰富，人性的自由品格，人的审美追求，是文艺存在的唯一理由和至高理由。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为人的自由而存在。简要说来，这是因为——
从文学的本性来看。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人创造的美的存在形式，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品质。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存在。而只有人才有思想（精神），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席勒认为，美和自由是统一的。人在美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自由自在地展示自己的天性，并与普遍的理性形式和谐为一，所以审美的活动是最自由的活动，审美王国是一个最自由的王国。美是人类自由和谐的根本体现，人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真正是自由的。
马克思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可贵性和美的本性及二者的关系。他指出：“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的动物生产领域的彼岸。”这“领域”这“彼岸”是美的世界，自由的世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肯定美和自由的超功利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这样说道。人的自由创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人的最珍贵的特性，它是美的基础。人的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它创造了美，创造了人对美的感觉和审美情感，丰富了人性，发展了人本身。而艺术美是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反映了艺术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去塑造形象。如同高尔泰所概括的那样：“审美的快乐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快乐，审美的经验是一种体验自由的经验。而美，作为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自由的象征。”
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文学有太多的道理。但是，文学自由地表现自由和美才是最根本的道理。忘记和忽视这一点，受伤的不仅是文学而且是人自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强调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相同的认识生活指导现实的功利的观点，往往压倒强调文学作为艺术门类都属于审美形式的观点，体现的是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偏离，因而妨害了对文学与自由关系的认识。此为失误之一。
从文学的产生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来看。无论关于文学起源有多少种猜度与解释，但从心理动机而言，它源于人的审美需求，源于人自由创造美的形式的冲动，它是人逐渐摆脱动物性而更加“人化”（自由化）的方式。作家的创作，是非外力强制的自由选择的劳动，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审美创造的冲动，这是文艺创作与其他任何物质精神劳动所不同之处。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人们之所以爱好和欣赏文学艺术，出自无直接的满足物质功利目的的精神需要，出自对美和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朱光潜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过，艺术活动是艺术家“自由底活动”，“完全服从他自己的心灵上底要求”，“这自由性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尊严。”这是说文艺创作的个体性、自由性特性。他还认为，“艺术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力量，”强调的是文艺对人的自由和精神审美需要的作用。朱光潜还概括说，“自由是文艺的本性”，同时也就要求“创造性”，“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底文艺根本就不能成其为文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往往存在着重文学组织轻作家个体、重理论指导及创作是否符合理论而轻创作的特异性、私人化的偏向，体现的是对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自由化特征的忽视。此为失误之二。
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文艺描绘现实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展现的是人类对真正的生活的渴望。真实的生活的限制，使得创作的繁荣与否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自由度相关；真正的生活（自由的生活）的诱惑，以及作家自由地创造，又使得文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限制而表现出相对多一些的自由。优秀文艺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亦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或者说，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中只有艺术相对而言是最自由的。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也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他们中的某些大师也特别注意文艺与自由的亲和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只认定在文艺学术或曰美学的向度中还保留着一种表达自由。他认为，艺术以现实为对象，可是它不受现实的束缚。艺术取材于现实，但可以而且应该对事实进行改造。艺术可以打破现实的合理性将事实分解为适应于自身的素材，然后又以自由的方式按照它自身的合理性将这些素材改造成为“美学”的事实。艺术可以容有与现实不同的合理性和逻辑，并用它们来改造现实。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服从于对人的奴役，所以“艺术的改造就是解放”，“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尽管马尔库塞等人是针对当代西方物质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对人性的压抑而言，但他对艺术与现实的“改造”关系的认识仍然是适用于整个文明社会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往往存在着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服从关系而反对文艺对现实的“超越”和从“美”的角度进行改造的倾向，此为失误之三。
如果以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并不很高。我认为，这与没有充分认识到文艺与自由的关系的重要性相关，与在此阶段没有充分实践文学独立、人性中心、自由创造的自由主义文学原则相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总体成就也不高，与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主义者自身也难以充分贯彻甚至难以坚守这些原则相关。过分强调文学对现实的粘附性而忽视了文学的超越性，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视了人性，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立性，过分强调了认识教育功能而忽略了审美娱乐功能。总之，过分强调了文学的从属性而忽略了文学的自由性。在艰难的时代，在实用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环境中，左翼文学不得不大量“超载”，而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的贫困中“透支”了。他们在不自由的年代里求“自由”文学，“透支”了在法制和理性秩序下才可能有的真正的自由。
1993年的盛夏，在连续几天近40度的高温中，我为一个200余人的中文本科班讲新诗研究专题课。那天（我当然记得是哪一天，但只愿是一个独享的秘密），上午我讲了自称有“浪漫性而无浪漫力”的闻一多，下午将要介绍集“爱、自由、美”为一体的徐志摩。午休时，我跳上了一辆火车，隐隐约约以为是开向成都的（因为此前我和另3位“胡四氓”成员曾计划到成都观看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第2阶段赛事）。这火车的结构有点怪，节与节的外沿有一个类似阳台的设置，我来到已站有男女老少的“阳台”上，问开往何处。一位不相识的女孩指向火车车厢外壳中间通常的挂牌处说：“你看！”我顺着她的手看去，两个惨白的正楷字在风中闪现——自由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能自已！这时朦胧地听见了室友的呼唤：川鄂，川鄂，两点了，快上课去！
这是我38年里最美的梦！因为这个梦，我的一生是充实的。只要还有这个梦的温存，我不会在乎任何世俗的好处！
是为了寻找我的自由女神吗？这年秋天，我到南方的几个火暴的城市转了一圈。但她就像贝克特的“戈多”、像戴望舒的“丁香姑娘”、像何其芳的“年轻的神”一样，只在虚构的想象的世界中，找也找不到。回到校园，除了教书就是闲混，一副“消极自由”状。这段时间还和几个朋友谈了阵足球、影视、情爱等大众文化，频频在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以“胡四氓”的笔名露面，热闹过一阵，可惜未坚持下去。转眼到了第二年春，一个偶然的聚会场所，武汉大学龙泉明兄告诉我，武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又要招博士生了，并建议我试一试。没几天，他又打电话来说已为我联系好与导师易竹贤先生见面的事情。龙兄的学问好人品好在朋友中有口皆碑，热心助人好像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次为我如此费心，其情可感。老实说，如果没有他的主动帮助，在这些年一直慵懒被动的我是不可能到珞珈山去当一个注册的学生的。
十多年来，作为一个爱好现当代文学的学子，我一直受着易竹贤、陆耀东、陈美兰、冯天瑜、黄曼君、王先霈、周勃、邹贤敏、李恺玲、文振庭、王敬文等本省前辈学人的恩惠，身教言传，授业解惑，即使在我学而有厌时，他们仍诲人不倦。学生在此道谢了！
易先生对我的独特吸引力不仅是他的学识人品，还有他的招生方向：中国自由派文学。就我所知，在全国范围内，以此为博士生研究方向的，仅此一家。当易先生对我谈到中国自由派文学这个研究方向时，我的心头一亮。就是它！我在心中肯定地说。五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易先生说到“中国自由派文学”时给我带来的心理震荡。虽然此前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一派作家，写过一些关于张爱玲、闻一多和其他相关的文字，但从未想到从整体上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把握。所以说，是易先生、是武汉大学给了我这个学习研究这一课题的机会。
我读的是在职博士生，为获得这一学习机会，湖北大学的范际燕、周勃、熊德彪、何新文、王兆鹏、王敬文、谌忠恕，武汉大学的易竹贤、刘传铁、冯黎明、龙泉明、於可训等先生都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因是边工作边学习，在1994至1997的三年里，我是忙乱而充实的。有时在湖大讲完课，又匆匆打的到武大听课。好几次在课堂上睡着了，惹得学友一阵暗笑。在湖大我的工作量一个没少，武大的学习任务也顺利完成。忘不了在易先生家与他对坐对着抽烟时他的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忘不了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师生共同讨论自由派文学、讨论现代派诗的热烈场面，也忘不了与几位本专业学友同窗问学、漫步湖滨山径谈天说地的情景。除了导师易先生，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陆耀东、陈美兰、黎山峣、孙党伯、於可训、龙泉明等先生也对我们这一届几位博士生有很多学业上、人格上的影响。对这些，我心永存感念。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易先生对我的帮助极大。从提纲到初稿，先生费了很多心血。甚至连某些引文的出处，先生都不厌其烦代为查找。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在此就不细说了。黄曼君、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张炯、陈鸣树、许志英等校外专家也对拙作提出过很多指导性意见，说过一些奖励的话，我都一一铭记在心。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武汉出版社张建华、王远彦君在编务极为繁忙之时接受了书稿，并予以多方面的指点。加之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的妻子陈玲珍，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校对得很仔细，本书校稿催得急又恰逢停电，她在烛光中为我校对至深夜，此情此景我不会忘。
本书即是我三年博士生学业的学术心得，部分章节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过，且被人大复印资料多次转载。不当之处恭请各位专家和同好批评。
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的深层心理动机，即出于我受益于五四的“启蒙情结”。尽管本书并不直接探讨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普泛原理，而只讨论了1949年前的近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客观的学术心态，行文也尽量平和。但其间却也融入了我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美学。我自认为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我爱自由！
一本书，对于个人是一段历史，对社会，是某人的一次发言。感谢社会给了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刻一次发言机会，人微言轻，但我的态度是真诚，用心是积极的。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爱到处宣扬自由，他怎么能够沉默？
刘川鄂
1999年12月31日于武昌杨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