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
1．自由主义在西方
伟大的中国五四运动诞生前整整100年，即1819年，“自由主义”一词在英语世界中首次出现。我们未必能从这两个标志年代的数字中生出多么有趣的联想，然而，自由主义之于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却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两个数字的巧合，还能使我们立即产生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联想。这里并没有什么“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话语。因为，自由主义作为人类追求其最高价值理想——自由——的一种学说和运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性，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自由主义的区别显然不在这一个小时段里，一个世纪对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是多么短暂。真正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之于西方，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之于中国，只是中国社会力争汇入世界历史、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过程的显示。“人们在谈论自由主义学说以前，就已经酷爱自由了。”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在其影响颇大的《近现代世界史》中明确指出过这一点。不过，他们在这里指的“人们”，当然是“西方人”的同义语。
古希腊人一开始就把自由视为无上的美德，其民主政治和“自由民”阶层的社会构架中蕴藏着自由主义的基因。自由主义出现在欧洲，有着多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它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争强好胜的性格，个人的能力、个性的发挥、力量的伟美，这些属于“个人”而不是家族的因素被置于突出地位，个体的凸现即是自由意识的凸现。特别是文艺复兴奏响了以人为中心的新价值观的时代强音。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伽利略、牛顿等天才的巨大推动下，改变了人们对宗教、上帝和人的看法。人类发现自己的外部世界是可以用理性来认识的，自然和社会是可以改造利用的。“这样就为产生自由和民主制度的信仰打下了基础”。也正是在这时候，洛克肯定了人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阐明了理性和自由的关系。受惠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18世纪启蒙时代，突出强调了自由的价值。伏尔泰关注思想自由，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卢梭对人道主义和平等观念的阐发，都是激动人心的。“当时一切思想，旨在使人自由。启蒙时代的所有思想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关心自由问题。”
形成于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欧洲的自然法则、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其理论渊源。洛克、孟德斯鸠、伯克和密尔发展了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亚当·斯密和曼彻斯特学派丰富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作为一场社会实践和革命运动，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是它的最大成果。1688年的英国革命，1775年至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使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1689年英国的《权利宣言》，1779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公民权宣言》，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所有这一切，都为思潮勃兴、自由主义勃兴的19世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在19世纪。由于欧洲社会的工业化和法国大革命力量的推动，1815年以后种种学说和运动产生了，并在1848年欧洲大陆的普遍革命中壮大发展。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立宪主义、人文主义、君主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思想大都来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重合亦有分化对立的主义，共同成为推动欧洲向前迈进的力量。
概而言之，延续至19世纪末的古典自由主义有如下特征：
身份：自由主义者大都是新兴的商业阶级和专门职业者。
理念：深信人的自我管理与控制的能力，提倡现代的、开明的、公正的社会生活。相信科学和财富会带来人类的共同进步。
政治：重视议会或代议制政府的作用，通过合理讨论和合法程序建立政府及行政机构。害怕无节制的暴民统治和政治上的过激行为，反对战争，希望一切变革在合法程序上进行。
经济：提倡放任主义，鼓吹国际自由贸易。
舆论：要求政府活动完全公开，坚决要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力。强烈的平民态度，提倡宽容和普及教育。
统摄以上各项主张和思想的最深刻的原则是个人自由。人，或者是人类的每一分子，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或者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人”对于他们说来，意味着人类的任何成员。个人并非单独按人种、阶级、教会、民族或国家构成，而是在更根本点上独立于这些之外有追求自由幸福的能力和愿望。
正是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欧洲自由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1830年的法国革命，在尤金·德拉克鲁瓦的《自由引导着人民》的绘画中得到生动体现。画中的“自由”是一个镇定的有理性的女性，起义者追求着自由的共和国。此时的比利时、波兰也基本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统治。而英国商界则强烈要求着国际自由交换制度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带来信仰自由、立宪主义、商业的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以及一种国际性的亦即非国家的经济体制。“自由主义运动是和生活共同发展起来，它关心的是个人、家庭和国家。它涉及工业、法律、宗教和伦理道德，……自由主义是一支有效的历史力量。它的任务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成，但它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进展。”这是20世纪初叶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豪斯的概括。帕尔默和科尔顿也谈到，尽管从未有过一次，哪怕在一个国家也好，全部自由主义思想同时获胜，尽管纯粹的自由主义除了一种学说以外还没有实际存在过，尽管自由主义在某条道路上取得了进展，在另一条道路上就受到阻挡或遭受挫折，但是，“从整个来看，在1914年以前，欧洲显然是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
这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而它的衰落是与帝国主义的强大相关联的。国际间完全的自由贸易并不存在，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反对暴力和战争的自由主义者无可奈何的。正如霍布豪斯描绘的那样：“当英国外交部与其他国家合谋把波斯自由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最无情的暴政利益而粉碎一个白种民族的自由时，英国自由党人却不得不袖手旁观，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兴盛表明了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道路的新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提供了理论指南又实践出成功榜样，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甚至在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已成为“时髦”的学说。“1900年前后，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是日落西山、一败涂地。甚至连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毫不怀疑社会主义包含着‘合理内核’。”这是汉斯一海尔曼·赫柏的描述。自由主义的衰落除了社会原因，还有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在这个伟大的科学时代，发现了一个令人类尴尬痛苦的关于人自身的事实，即人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动物，理性有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进程并不能起控制作用。上帝死了的年代，人是上帝。人的理性是上帝，而今理性破产了，建立在理性上的秩序、责任与自由就有风雨飘摇之感。现代心理学、哲学和艺术都表现出了反理性倾向。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古典理性的自由主义。
可见自由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有突破性进展亦有挫败。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和思潮，却并未完全挫败和断裂，它仍然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这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时期。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有三大新见或三个突出特征：即强调社会平等和大众福利，强调自由与民主的区别以及承认政府的一定干预职能。但新老自由主义对自由价值和个人自由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霍布豪斯把自由主义诸要素在攻击旧秩序和推动自由主义向前进的几种基本思想作了划分。他分析了九种自由主义的要点：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地方自由、国际自由、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权。认为“自由主义在每一要点上都是一项被其名字充分表示的运动——项解放人民，扫清障碍，为自发性活动开辟道路的运动。”米瑟斯把自由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坚决捍卫市场经济，把它作为自由主义向前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为视点预言了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几十年后社会主义的“虚脱”。哈耶克在东京发表《自由社会秩序的原理》中再次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他说：“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正义行为的普遍原则支配下，范围明确的个人活动受到保护，极为复杂的人类活动便会形成一种自发的秩序（asporitaneous order)，那是任何刻意追求的安排所无法产生的。”哈耶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关于“承认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的观点给自由和宽容原则提供了一个不可摧毁的坚实理论支点。他认为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第一要件，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林毓生极力推崇他为“20世纪以社会理论阐扬自由主义真谛的大家”，并称道他关于自由产生秩序的洞见。
总之，自由主义作为渗透人类各个生活领域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它对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和产权保护的提倡，对法治和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政治的主张，对个人权利观念和自立观念的坚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影响了文学艺术。为了切入本书的题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西方自由主义与文学的关系。
2．西方自由主义与文学
“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生活结构中的一个贯穿一切的要素”。霍布豪斯在他那本十分简明的著作《自由主义》中还提到，“如果篇幅允许的话，不妨说明一下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同习俗、虚假和保护人的斗争，以及它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的斗争。”
视人的自由为至高原则的西方自由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同自由是西方的传统一样，西方艺术中对美和自由的讴歌也有着很早的起源。瑞士著名的古代文化研究者安·邦纳概括道：“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普罗塔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开西方人学之先河。古希腊思想家重视人的自由平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认为国家是人的理性的显现等思想是文艺复兴的直接源泉，并影响至近现代。这种对人的肯定同样表现在古希腊文学艺术中。古希腊人把世界称为cosmos，即美，可见它一开始就带有唯美主义色彩。神话中的爱神、美神和文艺之神合而为一，反映了希腊人的自由天性。古希腊文艺对人的赞美是对灵魂美和肉体美的双重赞美，类似的声音在中国到“五四”才有回响。即使在神学压倒人学的中世纪，仍然是承认意志主体的自由性，人因滥用自由而犯罪才会受上帝的惩罚。文艺复兴是人性的复兴，以人学否定神学，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肯定现世幸福，抨击教会的伪善，赞扬人的自然本能欲求，提倡理性反对奴性。这样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思想家而且在当时的文艺家的笔下处处显现。但丁、薄伽丘、彼得拉克、达·芬奇、拉伯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充盈地体现着大写的人性的光辉。他们是一些身份独立的自由作家，一个以写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社会阶层。他们为自己、为更广泛的人群写作，或论述普遍性问题，或审察自己的内心世界，或纯粹为取悦读者。比如彼得拉克，虽关心宗教和伦理，但视文学为专门职业，他追求文学本身的声望，因而是一种新型的作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基调是追求美的满足。”以优美的艺术表现人性的光辉，以艺术美的创造为精神满足，是创作者们的共同心态。
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其社会思潮的最大特征是在人性觉醒基础上的人的普遍自然权利的觉醒，这是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理性成为社会的最高法官，人成为目的本身。自由、意志自由、心灵自由、言论自由得到进一步确立。启蒙时代的许多作家都是自由作家，他们为大众写作。不少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他们思想与文艺并重，两翼齐飞、声强势壮。在这两百多年的时段里，无论有多少创作方法与文艺思潮，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文艺一以贯之的传统，它充满了自由精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出一个长串的名单，在此以18世纪的歌德、席勒和19世纪的易卜生为例，简要说明一下自由主义精神如何渗透在他们的文艺观和作品中，如何化为艺术之灵魂。在席勒看来，美和自由是统一的，人在创造和欣赏美的过程中，自由自在地显示自己的天性、并为普遍的理性形式和谐展现，所以审美活动是最自由的活动、审美王国是最自由的王国。概言之，美是人类自由和谐的根本体现，人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真正是自由的。在歌德眼里，启蒙就是启发人性，文艺复兴。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从宣传个性自由开始的。真正的自由是一种灵魂，贯通于人的创造和升华中。歌德的伟大就在于他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展现了人类自由的发展，他的《浮士德》正是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艺术写照，其主人公就是一个自由灵魂的高大形象。歌德把《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中的主人公塑造为人道主义的代表，他把《威廉·麦斯特》的主人公描绘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理想形象。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的核心仍然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站在人性的立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他的作品中特别关注个性的解放，强调人的独立性，即使人与社会对立，仍要独立思考，“首先我是一个人”。为了反对虚伪庸俗的社会，他提倡强力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显出勇敢和正义的气概。
匆匆的扫描旨在说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充满了自由主义精神，表现在创作主体的自由独立品格，创作内容以人为中心，充满对个性自由的高扬和对一切束缚个性自由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厚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内涵。
自由主义是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因此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都是自由主义作家。尽管也偶有人单指某位作家为自由主义作家（如19世纪30年代德国“青年德意志派”称席勒为伟大的自由主义作家），雨果在《欧那尼·序》中也把浪漫主义称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但西方文学史上一般不用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作家）等提法，因为在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有它特定含义。笼统地称几百年以来的无数个作家为自由主义作家既显不出阶段性特征也显不出文艺自身的特征。
那么，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我们有自由主义作家这一分类？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它有什么特征？下面我们把目光回收中土，考察中国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及其在文学上的显现，力图作一个尝试性的合理的解说。
1．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上个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强行与中国对话，一次次掠夺、一次次赔款，使清廷破敝、国力大衰，变法图强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是一次悲壮的努力，改良派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同时出击，对西方近现代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学说进行了较多的介绍。中国文化因其早熟性和模糊性，对外来文化有非凡的同化力，几乎每一种西洋学说和名词，都有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在古旧典籍中找到“原版”，这已经成为老大帝国、“世界之中”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然而，自由和自由观念，是无论多么善于圆滑变通的人也无法在古代中国找到对应物的。更可悲的是，“自由女神”一踏上中国就有些近乎女巫、女魔的形象。诚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概念‘ freedom’和‘individualism'，一如在日本，当译进中国时，保留了任性胡为这样一种含义，它们成了人人为自己这一信条的附庸。正经的儒学中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这里，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演变成了一种无责任感的自私放纵。”
这似乎注定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不够纯粹和背运的。近代研究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用力最勤的是严复。这位曾留学英国的思想家，洞察到自由主义与西方进步的实质关系，并由此推出中西文明最大的区别乃“自由不自由尔”。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欧美国家的民主富强同自由意识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看到了提倡自由观念的巨大的历史意义。他译介了西方近代尤其是19世纪自由主义大家的著作，把英美等国关于理性政府、法制、经济、教育方面的自由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是他心目中的西方价值系统中最优秀的东西。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促进科学发达、工业文明的“心力”。康有为在“托古”的幌子下，贩运了西方自由观念的洋货，《大同书》更是集中表达了追求个人自由的乌托邦理想。谭嗣同抨击旧传统的猛烈武器中也包括西方自由学说。梁启超把自由视为“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是，近代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鼓吹，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不仅阐扬的深度不够，而且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圈内，广度也不够。康有为迟迟不抛出《大同书》，因他以为不合时宜，梁启超很快意识到自由主义由于注重个体会削弱国家利益，谭嗣同十分勉强地把古代五伦中的朋友一伦与平等自由观念混为一谈。即使是严复，他的自由主义的形象中仍有一根民族主义的主心骨，他视自由主义观念为改造国人“力、智、德”，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维新思想家既要以新的价值观摧毁旧的封建势力，本身亦免不了传统意识的诸多影响，因而维新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十分微弱的。
如果说自由和自由主义在严复、梁启超那里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层面的宣传的话（他们也有君主立宪，以国会代君权的政治尝试和主权在民的社会思想的宣扬。但很快被摧毁），那么，中华民国——这种至少在形式上应是民主的政体的建立，则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可能性。霍布豪斯在写于辛亥革命同一年的《自由主义》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先是描述了自由主义在欧洲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命运，接着在充满希望地展望自由主义的未来时，写道：“近年来，最使西欧自由主义欢欣鼓舞的，莫过于亚洲国家的政治觉醒的迹象。……亚洲从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觉醒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现实。”
民国头两年，党派组织与党派竞争较为活跃，各种治国方略都有。不少人对代议制政府和联邦自由主义阶段的纲领十分推崇，对宪法的意义也十分重视。作为民国初年自由主义政治尝试的两大标志是1912年宪法的制订和1913年国会的活跃。民国招牌刚挂、参议院组成后，民国第一个根本法产生。“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原则，三权分立的中央制度，是宪法中的重要内容。其表述方式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颇有几分相近。在广大社会阶层，新兴职业阶层兴起，报纸数量激增，自由表达机会增多，对女子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提倡，以及新型的服饰与发饰，也显出自由主义气象。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废弃临时约法，历时不到两年。袁世凯在1913年夏季把自由主义体制和地方自治扫荡殆尽，1914年更是加紧了控制，民选议会和公共生活中的自治领域都被缩小了地盘。“这些做法狠狠打击了那场以社会上层为基础的广泛的政治自由主义运动，使其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袁世凯独裁时期，反袁、倒袁的志士仁人把宪政、代议制、自治等民主自由主义阶段的纲领作为理论依据和号召的旗帜。袁死后，民初的自由主义有复活的迹象。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国会屡被操纵、宪政成为某些人玩弄的把戏等令人作呕的行为，使公众对共和政体的热情明显下降。“没等到自由主义的精神重新伸张并取得某种行政优势，一种非集权化的军事专制主义便出现了。由此，民初的两种试验形式也主要是作为否定的政治样板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一个非常矛盾而有趣的现象是，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反而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大学、期刊及出版业在此期异常活跃，新文化运动应时而生，应势而生。在政治实验中失败的自由主义，又在文化的层面上得到伸张。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以启蒙家姿态领导现代文化潮流，在声势颇壮的反对封建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运动中，自由主义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五四”真正掀起了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潮，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启蒙思想家的价值重建工作，落实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影响也更为深远。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使自由主义成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它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使“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主潮。不仅如此，它不局限于文化界的单纯宣传，而且在政治经济的一定范围内，也有着自由主义的尝试。商会和金融团体对自治和自主的要求，《努力周报》等刊对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的鼓吹，对“好人政府”的呼吁和几个“好人”的临时内阁，对议会权力的强调，都可看出自由主义者的积极行动。如同《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资产阶级的参与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赋予了政治和社会的含义”，“这种自由主义的努力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它与那个以大商业和现代工业为基础并集中于通商口岸的都市社会的崛起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对于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宣传者来说，1919年‘五四’风潮最终爆发前的中国社会，几乎已经笼罩着不祥之兆。事实上，不管《新青年》同人如何高扬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旗帜，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个性抗争者，没有一个纯为解脱个人困惑而寻求意义、评估价值。他们是一群试图通过救个人实现救社会的救世关怀者，或者是以为两者可以自然统一的自由主义者。”此时欧洲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自由主义诞生地的欧美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给中国人民以主权和自由的行为也激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困惑与反感。学生爱国运动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激昂，邻国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又昭示了一条新路。新文化同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分化，胡适对自由主义仍持着乐观态度，李大钊、陈独秀把眼光转向了苏俄。“显然，李大钊和胡适的动向，指陈着1919年后的中国知识界除了将要出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还将从《新青年》中分化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且共同组成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三大主要流派。”
北伐革命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国民党假借三民主义为武器，既攻击共产主义亦抨击自由主义。践踏人权，大肆独裁，鼓吹什么“个人无自由，党要有自由”的谬论。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侵华步伐加快，也为蒋介石提供了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借口。但“五四”以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各阶层各政党希望开放政治、扩大民主、实现宪政。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众传媒更加普及，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相对独立的阶层，也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社会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但缺乏法律保障和和平秩序，自由主义总是处于无序状态，甚至是处在左翼与右翼的夹缝之中。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舆论刊物是《新月》和《独立评论》，先后由上海、北平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前者有轰动一时的“人权运动”的讨论，后者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这些知识分子既有对自由、独立、民主的信仰，亦有对德治、仁政的期待。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无关大局。带有左翼和自由主义双重色彩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的被害，就显现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真面目。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关头，知识分子难有余力关注新的思潮和学术文化，但民族危亡的形势又使更多的人关心政治，要求民主、救亡。国民党的战时集权，极大地限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理探讨和社会化努力。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获得了农民和自由民主派的广泛支持。抗战胜利后，满怀希望的自由主义者自以为迎来了发展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他们组政党、搞联络、办刊物、写文章，要求政治经济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46年9月，《观察》周刊创刊，这是本世纪中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后一块阵地，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宗旨吸引了当时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大公报》、《文汇报》、《民主周刊》、《联合增刊》等宣传自由主义的刊物也广有影响。但战后自由主义运动很快受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他们期待的和平解决方法没有行通，多元政治格局未能出现，和平——理性——改良的运作模式受阻。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及对知识分子的友好政策，使众多自由主义者成了共产党的拥护者。政治自由主义日渐退潮，文化自由主义又有所抬头，部分人又热衷于讨论人的解放、启蒙等话题，试图守住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随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动势力被摧毁了，自由主义者被教育改造了，中国自由主义也就难以为继了。
总的来看，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虽未曾断裂，却始终发展得很艰难。平面地说来，它主要是一次次的知识分子圈内的运动，既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即使涉及政治，也是书生论政，很少实际“干”自由主义政治。其发展具有间隙性。民国时期，自由主义占据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尚未明朗化的和平间隙这一天时地利。在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国民党忙于军事围剿的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政治高压的松动和集权主义政治专注于军事，使文化界的自由主义较有声势；与此相连系，中国的自由主义也以文化自由主义收获较大。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在现代一直处于陪衬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受制于外敌入侵和旧有封建势力，发展断断续续，难以独立前进。而文化自由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崭露头角，30年代自成一家，40年代有较多的理论建树，然而它始终处于边缘状态。民国初年在政治和法律范围内在几声自由主义的呐喊中却很快沉寂。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文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过自由主义学说，但很快转为了社会改造。30年代谈政治的自由主义仅仅限于谈谈而已，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受到左翼文坛和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猛烈冲击。40年代曾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出击，却也很快销声匿迹。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从没有过全面运作的机会。
而且，中国自由主义的失势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从社会现实来说，民国时期，既有外敌入侵，又有封建势力的包围，国破民苦，自由主义没有从容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冲突的暴力年代里，自由主义的理性声音不是被保守的力量所扼杀，就是被革命的激情所吞没。”这是中国学者相当准确和清晰的概括。“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说自由主义对治疗饱经内战以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病症无能为力，这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十分严重，使自由主义无从扎根生长。”西方学者这一总结更为精辟。自由主义的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是“无根”的。陈独秀欲以西方个人本位主义易中国家族本位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在商业化程度低下，农耕文明心态极重的中国，个人主义极难发挥正面的积极价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至今未能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宗法的伦理的集权的儒家意识形态并没有轻易地被自由主义取代。相反，不少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走了一条从亲近到疏离的道路。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了。台湾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这样认为：“虽然，无可讳言地，在分散各地的中国人士当中，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胡适研究专家、美国人格里德也指出：“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生活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诚然，自由主义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在中国是失败了。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中国并没有“死灭”。即便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经历了多少曲折，多少挫伤，然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创作实践仍然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丰厚成果。精神的价值，具有独立性，而文学创造作为一种个体性最强的特殊精神价值具有远较其他精神文化领域更多更强的独立性。我们还将在后面的文字中较详尽地论述：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理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道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创作的一般特征，以及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初步评价。
2．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既因研究对象本身的模糊性，亦因文学史家尚未全方位地深入探讨。当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倡表现个性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开辟“自由的园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提倡自由主义文学，尽管他们本人并没有这样直截的称谓。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称《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指导思想为“人道主义”，称语丝社的思想表现为“自由主义”和“趣味中心”。樊仲云译日本学者厨川北村的《文艺思潮论》是在1924年，该书介绍欧洲文学两大主潮，一是基督教思潮即希伯来思潮（Hebrevism)，二是与之对立的异教思潮即希腊思潮（Heenism )，后一思潮的十大特征是：肉的，本能的；尔当自知；个人的自觉；自由主义；现世，人间本位；自我的满足；自然主义；智识的艺术；科学的，实验的；客观的倾向。这些特征明确包含着自然人性、个人主义、客观理性等自由主义内容。“这些见解，成为我国20年代对西方两大思潮认识的统治思想，常常加以引用。”至30年代，“自由人”、“自由文艺”的提法在文学论争中屡见不鲜。40年代，朱光潜明确表示：“我在文艺的领域内维护自由主义。”在他那里，自由主义文艺理论已较为成熟。以上可见，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及相近提法在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同时空中已存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17年间，随着资本主义思想受到猛烈地批判，对自由主义文艺从未有过真正切实的学理上研究。十年浩劫期间，更是空白状态。“新时期”初，又开始有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现象的零星探讨，但大都从个别作家和社团着眼，且停留在局部肯定的层次上。80年代初，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有了把30年代的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并称的提法，不过所论极短、语焉不详。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闻一多、沈从文称为自由派，与人生派、浪漫派平列。1982年，苏光文发表《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把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30年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40年代的“民主个人主义”等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派别串在一起，分析其“随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升沉而消长”的“轨迹”，并评价了其共同特征及文学史地位。这恐怕是新时期第一篇从整体上论述自由主义文学的文章。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流入大陆后，由于作者对西方文学价值观念的熟稔与认同，该书对不少中国现代作家作出了有别大陆史家的全新评价，尤其是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师陀等自由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肯定，对大陆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明显推动了大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中期（即所谓“后新时期”或“转型期”），既深化了此前对这一文学现象的个体研究或群落研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谈及自由主义文学的文章。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论述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断绝过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甚至在他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人之患》的第三辑“沉沉默想”中，也多次提到自由主义文学现象及对它的评价问题。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对五四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学也有精辟见解。陈思和在借谈周作人道路时，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亦有精彩的阐发。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体研究或群落研究，更有一些出色成果。如易竹贤、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陆耀东先生的徐志摩研究，以及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者注意力的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徐志摩研究，和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海派”、“九叶诗派”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拓展了学术领域，而且冲击了旧有的研究格局。不仅形成了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也是出版界的热门。在这些论著中，研究者采用了“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文学”等等提法。不过，限于研究课题的原因，几乎未见对这一学术概念的深入细致的探讨。
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概念有着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应该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如同“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法西斯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这一概念并注重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对既有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一种调整，一种新的理解。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三个方面。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文学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文学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它拥有现代作家中的庞大阵营，至少下列著名人物属于此列：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原、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萧乾、师陀、宗白华、卞之琳、何其芳、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如“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由于它们通常不具有结社的宗派意义，而更具有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因而笔者不用“自由派”而用“自由主义”这一较宽泛的提法。
本文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自由派文学”、“自由作家”等概念是一个种属关系。“自由派文学”一般用于某一流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只是指其创作主体，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既包括作家也包括作品，既包括社团也包括流派，既包括思潮也包括创作。
这一概念具有两个文学史参照系：就不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而言；就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右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而言。
3．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概观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后者在文学领域的显现。“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民主自由思潮在文坛亦十分活跃，在自由主义老巢欧美国家留学后归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些纯文学的非纯文学的社团，文学与文化并举，也渗透在政治领域。（换届频繁的军阀政府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有一定比重，但往往起不了大作用。）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大兴，左翼文学运动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文学运动（鲁迅语），那些坚持“五四”个性主义的作家们以“保守”对激进，他们捍卫文学的“武器”便是自由主义。但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微弱无力。抗战和抗战胜利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壮大，它的领导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文学文化事业，它的敌手则疯狂诋毁压制自由民主之声，因而自由主义思潮也呈衰弱之势。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它还有过一次“最后的辉煌”。简要说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当然，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更模糊一些。并非所有自由主义作家都直接宣扬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们并非口口声声喊自由。并非所有非自由主义作家都不要自由，他们有时甚至是十分强调国家的、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观有着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如对个性自由的强调、对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文学独立性的肯定、对自由和美的关注等。就写作态度与方式而言，他们不受组织和口号的限制而呈现“自由”的品性。这是最起码的两点。比如这一些作家中，既有视自由为文艺之生命而着力张扬的朱光潜，亦有从不标榜自由旗号从不涉及政治哲学的张爱玲，他们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文学家。
当然，在现代中国文坛，自由主义作家并非是完整全面坚持和宣传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的宣传家，也并非视文学为宣传自由主义的全部教义的工具。自由主义作家往往不把文学当“宣传”工具，他们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的文化、文学活动。有的作家对自由主义政治有强烈向往，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的精髓——个人自由的追求，而且还体现着文学自由的精神，包括自由创造文学艺术、充分发挥创作个性的态度、独立的写作立场等等。
受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熏染的自由派作家，当他们较集中地面向社会和文学发言的时候，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便出现了。
古代中国虽有少数在局部意义上争自由的个体，但并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更无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笔者一般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指代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这一文学现象，只因古中国无自由主义文学可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自由民主思想传入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意识有了较大转换，自由作为一种反封建的新式武器被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广泛运用，有的表述亦有相当深度。但“自由”只是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仍然把文学当作功利的载道的工具，如同把“自由”当工具一样。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萌生。但王国维的光芒被梁启超所掩盖，功利文学压倒自由主义文学，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并未出现。但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艰难发展的伏笔，在近代已深深埋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凸现于历史进程，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成为自由职业者，自由主义文学的局面初步形成，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比近代启蒙思想家更多地强调了个人自由的价值，他们对个人本位主义都十分重视。尤其是胡适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力宣传介绍，使他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文学）的始祖。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追求，他的遭遇，则几乎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缩影和象征。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奠基者。当然，“五四”及二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复合体，民主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和少数提倡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其思想和组织都处于杂陈状况，区别并不特别明显。在反对封建旧文化这一点上，他们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作为思潮流派的自由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以“现代评论派”为先河，但在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争论时期实际上已露出了自由主义与其他阵营分野的最初端倪。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虽同途却殊归，在1927年后的新的社会形势下各有其舞台，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左翼文学适应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形势，自觉继承了功利的载道的文艺观，以文学为斗争的工具，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确也存在着近政治而远艺术、理论先于创作大于创作、集体话语淹没个人话语、声势压倒独思的现象。如果说左翼作家视文学为反国民党政治斗争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工具的话，那么巴金、老舍、曹禺等民主主义作家则视文学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工具。巴金一辈子都在声称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而是为表达“我控诉”而写作，老舍的平民意识和温和的人道主义立场，曹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正世道的批判，承袭着“五四”民主主义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批判锋芒。支配着他们的创作动机的，不单纯是审美创造，而更带有启蒙主义的情怀，当然启蒙也是一种隐性的“载道”方式。至于国民党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更是自甘把文学当枪使，不过他们所持的是一杆破枪、废枪，没有多少力量。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月，这几类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质，虽然程度有异、指向不同。唯有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立价值，梁实秋的以人性论对阶级论，“自由人”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观，苏汶的“第三种人”姿态，沈从文的在文学神庙中供奉人性的告白，林语堂的抒性灵倡幽默，他们之所以几面不讨好，皆因“不合时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阵营分化与对立的阶段。到了40年代，则进入了它的挣扎与断裂时期。作为思潮，仅是沈从文、朱光潜掀起过一点小波澜，但很快偃旗息鼓。在延安，自由主义文艺观受到了严厉清算。不过自由主义文学家在此期也奉献了一些较出色的作品。比如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拷问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躲进公寓的张爱玲挖掘都市男女的心理，都有相当的深度。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散发着自由主义之光的“九叶诗派”，则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后辉煌。在理论建设上，朱光潜的有自由乃有真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也有着不凡的建树。
从以上极为粗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理论上以王国维美学思想为萌芽，但作为思潮则肇始于“五四”。它的演进是曲折的，发展是艰难的。究其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它牵涉到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对中外文学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等问题。
1.“自由主义热”与自由主义文学研究
对中国自由派作家和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研究，一直未能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焦点话题”。某些学者习惯于从文学内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审视文学史，没有采用自由主义思潮这一社会学角度；有的论者不太注意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的区别，要么把二者混称为民主主义作家，要么称之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即使在那些对自由派作家有较深入研究的论著中，也有不少作者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作家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总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右翼文学相平列的现代文学史基本概念，还未能受到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和重视。
这种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改变，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批整体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论著的出现为标志。而推动这一研究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广泛涉及到政治、法律、社会心理的调整和改变，自由主义由此受到普遍的青睐。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理性秩序、法律公正、经济上的公平自由竞争，它被视为诊治商业大潮中的无序状况、摸石头过河状况的良方，也成为重新为政府职能定位、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理论根据。经济学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显学”，既因社会转型的现实召唤，亦有西方经济学的指引。而自由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界，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这是自由主义成为热点的首要原因；其次，国人对建国以来极左思潮的反思深入到了政治、文化、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层面，人们重新发现，曾经作为五四反封建专制和愚昧主义法宝的自由主义也是反对打着革命招牌的极权主义的有力武器。以民主意识和民主建构反专制政治，以法治代人治，以理性代盲从，以个性代奴性，这些自由主义的可贵资源应该大力利用；此外，东南亚的经济风波，警醒了某些迷信“《论语》+算盘”的东方现代化之路的国人，再次正视自由主义理念对各国走向现代化的特别价值。
于是，哈耶克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哈耶克、布坎南、霍布豪斯、胡适、殷海光、林毓生等自由主义闻人的思想被广泛介绍研究。《读书》、《东方》、《方法》、《天涯》、《南方周末》、《开放时代》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大量刊载中青年学者研究自由主义的文章，史学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著作。尤其是最近两年，自由主义的声音异常活跃。当代西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的著作和自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小说家王小波的作品，长时间名列畅销书榜首，海峡两岸学人首次联手举办殷海光学术思想研讨会，北大百周年纪念活动中睿智的学者强化了它的自由主义传统，知识界出版界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复兴运动很感兴趣，从储安平、钱钟书、陈寅恪到顾准、王小波等自由思想者受到广泛重视……可以说，今日中国涌动着一股研究自由主义的学术热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自由主义热”，较之从严复到胡适到殷海光的注重人文学理层面，已推而广之为社会科学的视角，突出了实践、操作的特点，“以为当今社会建制提供切实学理依据”。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的理论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有了更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汲取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有益成果。在这方面做得较突出的是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该丛书洋洋十来册，以点带面，描述与评议相结合，对1892——1995年的中国文学作了一次勃兰克斯式、黄仁宇式的审视。其中好几册都以专章专节探讨了发生在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现象。如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视周作人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时代的悲剧。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否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潮流中，周作人越来越凸现其自由主义立场，失去了与当时历史的结合点。该书揭示了周作人和京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品格，对朱光潜与周作人的不同之处作了有深度的概括。指出：“针对周作人将新文学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分离而使文学走上歧途，因此朱光潜重新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整合。”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对西南联大自由主义文人群的自由主义文学风貌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该书的《延安文事》二章，还把从国统区奔向解放区的自由文人的“自由”习气，如何被肃清的过程作了细致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到革命阵营改造自由文人的常见方式和特殊效果。钱理群先生是知名学者中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用力最勤解析最深的一位，他的《1948：天地玄黄》一册选取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夜的文坛现象，对此期代表革命话语的延安文学、民主话语的胡风派文学、自由观点的自由派文学作了精彩的评述。作者用很多篇幅描述了夹在《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之间的《大公报》自由主义文人群的努力、挣扎与隐忧，勾勒了朱光潜、萧乾、沈从文等的自由主义文艺观，比较了“中国新诗”派的“现代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相容与不相容之处。围绕批判萧军事件，作者敏锐地指出了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而在天地玄黄、炮声隆隆的1948年秋冬，沈从文等北方教授面临抉择，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形成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这本书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意义。它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终结点”上，反观这一派文人的理念、心态和分化过程，正视了其先天不足、不合时宜、与人民大众隔膜的短处，又极力挖掘其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还把思路延伸到1949年后自由主义终结的必然命运上。该书的有关章节在《天涯》等杂志上先行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百年文潮》丛书，以自由派唯美派现代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较多地涉及到了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命运及评价问题。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主要从政治文化入手，概括了从《新青年》到《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散落过程，描述了胡适派文人作为政治自由主义者被国共两党反对、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被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所不容，因此处于“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的角度考察这一派别，并对其独树一帜的文艺思想、创作特色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现代评论派”作家以个人本位、人性自由为创作出发点，有意与现实保持审美距离，注重精神启蒙，提倡宽容态度，是他们共同的自由主义文学风貌。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一书，虽然主要采用了美学视角，但也分明注意到了这一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不少现代作家先前大都信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在艰难时世中易生幻灭恐惧之感，随之对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产生共鸣。这套丛书，虽然不全是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专题研究，但仍可视为这一课题的集束式研究成果，富有启发性。
该丛书有好几种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演化的结晶，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94级博士生在“中国自由派文学”研究方向内，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青年学人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一文学现象，既是知识界自由主义热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回应，亦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重视这一课题的一个信号。这一届博士生在对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梳理、思潮的辨析、创作成就的总结、经验教训的概括和个例作家的研究方面，都力图有所突破，并开始形成系列研究的特色。本文作者把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近代的移植与萌芽；二、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与民主主义文学和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同途而殊归；三、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既对立又互补；四、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挣扎与断裂。而作为文学思潮，它与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远离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精神创造物的特殊价值。认为：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挫折，也包含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挫折；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学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文学实践的较高成就，向人们昭示：它留给文学史的不仅仅是教训，还有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和启示。
但是，文学界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史学界那么广泛和深入。推其原因，也许下述两点当在考虑之列：一、主要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学概念的自由主义，某些文学研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对研究带着极强政治色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价值。当我们从尊重历史出发而使用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等概念时，同样也应该从历史出发正视这一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概念和现象。二、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价值重建大潮中，现代文学研究界披荆斩棘，屡建大功。到了90年代，文学逐步边缘化，不少文学研究者对“学问”的兴趣大于“思想”的兴趣，因此淡化了更具思想穿透力和现实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严重滞后的情形。一个补充例证是，思想界对王小波兴趣盎然，而文学圈内反而几无声息。这一现象是很能引人深思的。
2.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的影响式微，社会主义的运动则风起云涌。本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挫折，自由主义的势力又急剧上扬。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开放声中，人们发现自由主义的某些理念仍有生命力。这就是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纷纷关注自由主义研究的时代原因。尽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还有人对之过于谨慎，尽管某些报刊出版社对这一课题仍然十分敏感、讳莫如深，但可以肯定，研究必将更加深入，影响必将更加广泛。相对滞后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也会从中受益，并得到更多学人的重视。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从下述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和基本特点，从文学的角度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特点与作用。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背景的30多年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在这样的性质界定下，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都是民主性的文学，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没有根本的差异，没有势不两立的矛盾。比如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走向民主社会的方式道路；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来说，左翼文学为现代文学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和壮美激昂的风格，民主主义作家始终坚持反封建专制与外敌侵略，同情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自由主义文学对文学本体观念的探索，对艺术独立性的坚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我们较多地注意和总结了左翼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成就的同时，还应充分注意和总结自由主义文学的贡献，只有这样，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的认识才较为全面。
其次，公正客观地评价自由派作家。如本文开头所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是一个庞大的阵营。在过去50年乃至80年的文学史研究中，他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推入敌对阵营，要么局部肯定其艺术探索整体否定其政治道路文学道路。尽管近些年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变，但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大框架内才能给他们恰当定位。当我们真正理清他们的思想来源、政治观念、艺术观念之后，就会发现以前对他们的评价过于简单化，有不少误解和中伤。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在左右翼之间徘徊游移的中间派，而非右翼的帮闲与帮凶。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不仅从文学上而且从政治上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这也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
再次，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成效得失，有助于反思20世纪中国的文学价值观念，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它对文学本体观的固执的坚持上。它反对各种形式和名义的“文以载道”，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自身价值；也表现在它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挖掘人性拷问灵魂；还表现在它始终关注文学与自由的关系，要求文学“自由地”抒写人的“自由”。这些文学观念既是他们创作出那些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艺术精品的前提保证，也是我们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缺失的重要参照。比如过分强调文学对现实的粘附性而忽略了文学的超越性，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立性，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人性，过分强调文学的从属性而忽略了文学的自由性。这都是自由主义文学极力反对但又无力阻止的现象。我们今天该心平气和地认真总结对待这些问题了。
复次，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命运，有助于我们在创作体制、创作环境方面保护作家的创作。自由主义文学既肯定文学的自由品格，也力主创作的自由。在他们所处的艰难年代，往往“透支”了文学的自由。而到了和平年代，本应是自由创作的良机，从根本上树立创作的自由的观念，并得到法律的切实保证。而这，正是自由主义一贯提倡的。
总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事关对整个20世纪文学格局的认识与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触动现当代中国的根本的文学价值观念，并调整和推动新世纪文学家的创作方向。因此，应该加强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